《黄淮往事》 第1章 腊月里的三声啼哭 腊月里的风没有准头，从淮河边上刮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子湿冷，穿过村子的时候又干了，灌进谁家的门缝都往里钻。 张家院里那盏煤油灯点了快一个时辰了。 灯芯是建国爹剪的，剪得不齐，火苗忽长忽短，把土墙上的人影扯得一晃一晃。接生婆赵婶蹲在里屋的炕沿边上，两只手刚从搪瓷盆里捞出来，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那个搪瓷盆底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黑的铁，赵婶使了好几年了，从东头张家的媳妇生、到西头李家的媳妇生，端来端去的，那块掉瓷的地方始终没有人补。 炕上的女人咬着嘴唇没有出声，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子，一颗接一颗往枕头上滚。那是条旧枕巾，建国娘出嫁时候的嫁妆，边上的线已经散了，但洗得干净。炕烧得不够热，灶膛里塞了最后几根玉米秸，火舌舔了两下就矮了下去，建国爹蹲在门槛上，背对着里屋，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袋。 天还没亮透。 腊月的天亮得迟，过了卯时外头还灰蒙蒙的。鸡叫过了两遍，院里的鸡笼上结了一层薄霜。建国爹把烟袋锅子在门框上磕了磕，烟灰落了一小撮在地上，被门缝里灌进来的风一卷就没了。 里头忽然传来一声哭。 建国爹站起来又蹲下去。 赵婶撩开帘子探出来半个身子，嘴一咧：“是个带把的。“ 建国爹把烟袋往腰间一别，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他在里屋门口站了一下，没往里走。炕上女人把孩子搂在胸口，脸色白得像窗户纸，嘴角动了一下——那就算笑过了。 “像谁。“ “像你。“ “嗯。“ 赵婶在旁边收拾东西，把搪瓷盆里的血水端出去泼在院角。外头冷得紧，那盆水泼在地上，热气只冒了一小会儿就被腊月的风吞了。她搓了搓手，放在嘴边哈了两口气。 建国爹把灶膛里仅有的一点红糖找出来，冲了碗水端进去。红糖水在煤油灯底下颜色暗沉沉的，看不清是红是黑。建国娘接到手里一口一口地抿，建国爹在旁边站着，站了一会儿又蹲下去了。 “叫个啥。“ 建国爹闷了半天。 “建国。“ 他顿了顿：“叫建国。“ 建国娘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孩子。孩子皱巴巴的脸上眼睛还没睁开，嘴巴动了一下，又不动了。 “有吃的就行。“ 建国娘说完把红糖水又抿了一口，这一口比刚才抿得少。她知道灶台上那个搪瓷罐里没剩多少红糖了。 日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村东头的树梢，七点多钟的样子，腊月的太阳是白的，挂在半空像个没煮透的蛋。 张家院里安静下来的时候，村东头王家的院里狗叫了一整天了。 王家那条黄狗从早上叫到快中午，嗓子都哑了，还在摇着尾巴往屋里拱。院里挤了满满一院子人。王家老爷子坐在堂屋里，腿上盖着一件旧棉袄，手里的烟杆比建国爹那根长一截，铜烟锅擦得亮晃。他身边的几个妯娌端着盆、拿着布、提着热水壶，里里外外地走，没有一个人闲着，也没有一个人走得急——人多，用不着急。 灶房里的灶火从清晨烧到现在没断过，大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蒸汽顶得锅盖一起一伏。有人往灶膛里添柴，是劈好的槐木，火旺，烧得锅底都红了。旁边的小锅里煮着鸡蛋，满满一锅。鸡蛋是各家送的——王家在村里辈分大，人丁旺，哪家不卖这个面子。 王威他娘是第三个生的——她男人排行老三，院里的热闹有她一份。但孩子一哭，整个院子都静了一瞬。 妯娌探出头来，还没开口，嘴巴已经咧到了耳根：“小子！“ 堂屋里老爷子把烟杆往桌上一搁，“嗯“了一声，又拿起来抽了一口。 院里的黄狗又开始叫了。有人笑了一声，有人接了一句，接着院子里的人声重新扬起来，比刚才更亮。几个女人抢着进去看，门帘被掀了一次又一次，帘子边上的灰被抖落下来在午后的日光里飞。 王家老三站在院里，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根烟，他接过来别在耳朵上，又有人递过来一根，他接过来夹在手指缝里，没点上，就那么夹着。他朝他爹的堂屋看了一眼，老爷子正从烟袋荷包里往外掏烟丝，掏得很慢，手指头是稳的。 “老爷子给起个名吧。“ “威，“老爷子头也没抬，“就叫王威。“ 老三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对着灶房里的火光点上了。 院里有人说了句吉利话，旁边人跟着笑。煮鸡蛋的蒸汽越来越浓，灶房门口站着的几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锅里那堆白壳蛋，被自家大人拽走了又溜回来。 热汽在腊月的风里白花花地散，散了一院子。 腊月的天黑得快，不到五点太阳就沉到淮河那边去了。村西头的黎家到了掌灯时分才把煤油灯点起来，比王家晚了将近一个时辰。 黎家的院子里没多少人，就一个本家的婶子在灶房里烧水。黎海龙他爹在门口站着，隔一会儿往里屋看一眼，什么也看不见，又转回去站着。 里屋只有一盏灯，火苗瘦。接生婆赵婶重新搓了手——她从张家出来以后回家换过了一身衣裳，手上裂了口子，在煤油灯底下看着像几条细线。黎家的搪瓷盆比张家的新一些，但也不到哪儿去。 炕上女人攥着被角，额头上也是汗，但她没有张家女人那么安静——她喊出来了，一声接一声，接生婆按住她的肩膀说“别喊，省着力气“。喊声在黎家小小的院子里闷着，黎海龙他爹在外头听得一清二楚，他的肩膀跟着每一声喊动一下，最后不跟着动了——他转身进了灶房，给灶膛里塞了一把柴火。柴是湿的，塞进去先冒了一股青烟，呛得他咳了两声。 接生婆后来跟人说，黎家这孩子生得最快。从里头传出第一声喊到孩子哭出来，前后不到一刻钟。 哭声从里屋冲出来的时候，黎海龙他爹手里的柴火还没塞完。 赵婶擦了把脸，说了句：“嗓门真大，像急着要出去看看。“ 海龙爹放下柴站起来，往里头走了两步又停住了，掸了掸膝盖上的灰，又掸了掸膝盖上的灰。 海龙他娘浑身湿透了，像从河里捞出来的，头发贴在脸上脖子上。但她没看自己，先看孩子——嘴张得老大，闭着眼睛嚎，比张家那个大了不知道多少，比王家那个也大。 “跟他说别喊。“海龙娘说了一句，说完把眼睛闭上了。 孩子照哭不误。 灶房里的本家婶子端了一碗红糖水进来，海龙娘接过去才想起来——糖不是自己家的，是海龙那个远方表叔上次回来的时候带的。表叔走南闯北，不知道在哪儿弄了罐麦乳精，也一并搁在灶台上了。那罐麦乳精上面的铁皮盖子还在，上头印的字让水汽泡过，有些糊了，但罐子是满的。 海龙爹站在门口往外看，天彻底黑了。 他说：“表弟知道该高兴。“ 海龙娘没接话。她把红糖水喝了，又把孩子往怀里拢了拢。孩子的哭声从大到小，最后变成断断续续的哼哼。 黎家的煤油灯又亮了一小会儿，灯花跳了一下——那是油灯芯该剪了，但没人顾上。 腊月的夜黑得瓷实。村子收起了所有的声音，狗也不叫了，鸡也进了笼。 三扇窗户亮着灯。 最东头的张家那扇窗，灯光最暗。煤油灯的灯芯调得很低，怕费油。火苗在灯罩里头不安地跳，穿堂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灯苗往左边歪一下，又弹回来。建国娘侧躺着，把孩子放在枕边。孩子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一只小手蜷在耳朵边上。建国爹把灶台擦了，把搪瓷盆归置好，又走到院里看了一眼天上——星星出来了，明早会结霜。他转身回屋，把门关严。 村中间的王家那扇窗，灯光最亮。院里还有人没散，但声量压得很低。老爷子在堂屋又抽了一袋烟，把烟灰磕在烟灰缸里。老三和他媳妇说着话，王威躺在他娘身边，脸上的胎红还没退，但睡得踏实。灶房的灶火终于熄了，铁锅里的水凉下来，明天一早还要烧。几个妯娌把碗筷收拾干净，各自回了屋。 村西头的黎家，灯光居中。煤油灯的油还够烧到下半夜。海龙终于不哭了。那罐麦乳精被海龙爹拿进来放在床头的矮桌上，海龙娘看了一眼那罐子，眼皮慢慢合上了。海龙爹把灯芯调暗了一点点，只一点点，然后脱了鞋坐在炕沿上，对着那盏煤油灯发呆，发了很久。 村口老槐树的叶子在腊月的风里落了满地。那些枯叶被夜风卷着贴着地面打旋，碰到墙根又弹回来。 树皮裂了，裂了十几年了。树底下有一口井，井盖子盖严了，辘轳上头挂着一根绳，绳在风里晃。 三扇窗户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灭了——先是张家，后是黎家，最后灭了的是王家。 老槐树在黑暗里站着。腊月的风穿过树干，带下来两片还没落尽的叶子。风过去了，树还在。 第2章 奶香与泥土 春荒是悄没声来的。 不是哪一天突然没粮了——是灶台上的搪瓷罐子底越刮越响，是建国娘舀米的时候手越来越稳，多一粒都不多。1976年的春天来得晚，过了清明地里的麦苗才泛了点青，但那青是嫩的，离收成还隔着整整一个夏天。 建国醒了。 他没哭，先是哼了两声。建国娘从灶房转过身来，手上的水在围裙上蹭了两下，把孩子从炕上捞起来。她解开衣襟，建国的小嘴凑过来，吸了两口，松开了——奶水不够。建国娘把他放下，从灶台上端过来半碗米糊。 米糊是昨天晚上剩的，在碗底凝成了一坨。她用热水冲开，拿筷子搅了两圈，坐到炕沿上。一勺，建国张开嘴咽了。再一勺，又咽了。建国娘的手没停，眼睛也没离开孩子的嘴。米糊见了碗底，她用勺子刮了一下碗边，刮下来最后一丁点，送进孩子嘴里。 碗空了。 建国娘站起来，把碗放进灶台上的搪瓷盆里。搪瓷盆底那块掉瓷的地方还在，露着黑的铁。她往锅里添了两瓢水，往灶膛里塞了几根玉米秸，火起来了。锅里的水烧开的时候，她舀了半碗，又倒了回去——米罐子里剩下那点粮食得撑到麦收。她把剩下的那碗汤端起来喝了。汤是清的，看不见米粒，在碗底晃出来的光能照见碗底的花纹。 她喝完把碗放下。建国在炕上又睡了，两只小手举在耳朵边上，手指头蜷着。建国娘看了一眼，转过身去刷锅。 建国爹是傍黑才进的门。 他把锄头靠在门框上，蹲下来解鞋带。鞋是旧的，鞋底磨薄了，踩了一天的泥和草，他解得很慢。建国娘把一碗粥端到桌上，稠的那碗。桌上还有一碟腌萝卜，切得不匀，有几片厚有几片薄。 建国爹端起碗，没动筷子。他看了一眼炕上的建国，喝了一口粥，又把碗放下了。 “今年的春荒不知道要荒到什么时候。“ 建国娘把筷子往他跟前推了推。她没接话。 建国爹又把碗端起来。这回收底的时候他把碗沿舔了。腌萝卜剩了两片，他没夹。建国娘收拾碗筷的时候把那两片萝卜片盖在了粥碗上——那是明天早上的。 麦子割了一茬。夏天过了。秋天来了。 王家院里那年春天也紧，但不是建国那种紧法——人多，端碗的人少，但挣工分的人也多。王家老爷子算过：老大在队里赶大车，一天记十个工分；老二在生产队当记工员，不用下地也记八个；老三和几个妯娌都下地，各记七个。一天下来，王家加起来五六十个工分，换成粮食是满满一簸箩还有剩。老爷子不看工分本，他心里有数。 王威的婴儿期是在人堆里过的。 早上建国被他娘一个人从炕上捞起来的时候，王威已经被三个妯娌轮着抱了一圈。他哭了有人接过去，尿了有人换片子，饿了有人把他往他娘怀里一塞。王威娘身边永远不缺搭手的——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有人烧水，给孩子喂米糊的时候有人递勺，她腾出手来能把自己的饭吃了。热饭。 “给我抱会儿。“二嫂从灶房里探出半个身子，手上还沾着面。 “刚睡着。“ “睡着了更好抱。“二嫂把面手在围裙上擦了，接过来，“你去吃饭，面要坨了。“ 王威娘去灶房端了一碗面，坐在门槛上吃。面是杂面的，掺了玉米面，颜色灰扑扑的，但碗里有油——王家养的猪年底杀了一头，炼的荤油够吃半年。她吃面的时候院里的狗蹲在她跟前，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她把碗里最后一口面汤倒进狗食盆里。狗凑上去舔了两口，舔完趴下了。 王威在他二娘的怀里睡得很沉。二娘低头闻了闻孩子的头发，说了句“一股子奶香味“，把他放在了炕上。炕上铺着旧的棉褥子，但褥子是两层，比建国那床厚。 那年冬天，老爷子在堂屋分了鸡蛋。 王家的鸡养了七八只，每天能捡三四颗蛋。鸡蛋攒在一个瓦罐里，攒够了就分。老爷子分蛋的时候不是按户分——是按人分，大人一颗，孩子一颗半。王威虽然不会说话，但每回分蛋他都有一份。老爷子说：“小子长身子，得多一口。“ 没有人有意见。 王威的第一口鸡蛋是煮的，他娘把蛋掰成指甲盖大小，塞进他嘴里。他嚼了两下咽了，嘴巴又张开了。他娘笑了一声，又掰了一块。 黎家的1976年跟张王两家都不一样——黎家多了一个“外面的人“。 海龙那个远方表叔是春天走的，秋天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背着一个旧帆布包，帆布边磨毛了，但包里鼓鼓的。他走进黎家院子的时候天快黑了，海龙娘正在院里收晒了一天的尿布片子，抬头一看是他，手上的尿布差点掉地上。 “嫂子。“ 海龙爹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嘴角动了一下。他不说“回来啦“——他递了一根烟。 表叔接过烟，没点上。他从帆布包里往外掏东西：一包报纸包的东西，裹了好几层。海龙爹接过来打开，是白糖。报纸黏在白糖上，扯下来的时候带下来一小撮糖粒，海龙爹用手指头沾了放进嘴里。 “白糖。“ “白糖。“表叔把烟点上了。 海龙娘把那包白糖放在灶台最高那一格——孩子够不着，自己用的时候也得垫脚拿。她打开报纸又包上了，包了三层，放在搪瓷罐子后面。 海龙尝到白糖是在第二天早上。 他娘用小勺舀了一丁点，只一丁点——比她往碗里放盐的时候还要少。她把勺尖上的白糖点在海龙的舌头上。 海龙的舌头顶了一下，缩回去，又伸出来了。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老大，等着第二勺。 海龙娘看着儿子的样子，噗地笑了一声。她又舀了一丁点，放进自己的嘴里。 海龙爹站在门口，看着这娘俩，把烟掐了。“表弟说，那边现在有人在跑生意，什么布啊糖啊都往这边带。“ 海龙娘没说话。她把白糖重新包好，放回灶台高处。 “跑生意能挣多少。“她说。 “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别往外说。“ 海龙爹不说话了。 那包白糖吃了很久。海龙娘每次只舀一小勺，剩下的用报纸包严，布绳子扎两道。春天吃到了夏天，夏天吃到了秋天。 1977年的春天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开始学走路了。 建国是在自家屋里的泥地上迈出第一步的。他扶墙根，站起来，蹲下去，又站起来。建国娘蹲在两步远的地方，两手张着，没出声。建国看了他娘一眼，往前迈了一步，晃了一下，又迈了一步，扑进他娘怀里。建国娘把他搂住，他的脸磕在他娘的肩胛骨上——硌得慌，骨头隔着棉袄还是硌得慌。 建国爹站在门口，手里的锄头还没放下。 “会走了。“ “会走了。“ 王威学走路是在院里的泥地上。院子里围了四五个人——他娘、二娘、三娘、大嫂，还有蹲在堂屋门槛上的老爷子。王威站在中间，二娘在两步远的地方拍手，他摇摇晃晃迈出一步，院里的女人同时喊了一声“哎——“，他吓了一趔趄，一屁股坐在地上。 没人去扶。 王威坐在地上愣了一瞬，自己爬起来，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次没人出声，他看着二娘的手，一步一步走到了她怀里。 老爷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烟灰，说了句：“走得稳。“ 海龙是在自家门口的泥地上站起来又蹲下去的。没人扶墙，没人伸手。他爹在院里翻那两畦菜地，翻一锹土，回头看一眼孩子。海龙先蹲着，两只手撑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然后慢慢地把自己撑起来——站不稳，往前栽了一步，踩在了一块松土上。 他的第一脚踩的不是硬地，是菜畦边上刚翻过的土，软的。 他的脚在松土上印了两个小坑。那两个坑第二天海龙爹翻地就翻没了。 海龙爹拄着锹把看着他，把手上的泥在裤子上蹭了蹭，没说话。 天黑了。 张家院里的煤油灯又亮了，火苗比两年前更瘦了——油不多了，建国爹把灯芯往下压了压，建国娘在灯底下补一件建国的小褂子，褂子是从大孩子的衣服改的，针脚不齐，但缝得结实。她已经不喝那种看不见米粒的汤了——今年的春荒比去年好一点点，碗底能捞着几粒米了。 王家院里灯最亮，灶房里的灶火熄了，但堂屋还亮着。老爷子在看工分本，老大在旁边站着，说队里今年要改算法。老爷子把本子合上，说了句“怎么改也不怕，人多就是本钱“。老大点了根烟，出去了。 黎家的灯灭了又亮了。海龙爹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了句“表弟说那边缺人“。海龙娘翻了个身，没说话。窗外的风吹了一下，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又稳住了。 村口的老槐树又过了一年。树皮上的裂口比去年深了一点，树底下的井盖子盖得严实，辘轳上的绳换了新的——旧的磨断了。新绳在春天的晚风里轻轻晃了一晃。 三扇窗户的灯灭了。三家院子里各有一个孩子在梦里翻了个身。 第3章 大喇叭里的声音 1978年的春天来的时候，大队的喇叭还没响。 村子的日子跟往年一样——种麦、锄草、浇地、收麦。工分本上的数字一年一年记，纸边都卷了，但没什么人翻它——记多少分换多少粮，换不了别的。 建国爹在春耕的时候崴了脚。不严重，歇了两天又下了地。他家的地在村东头最边上，不大，从地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半袋烟。地边上长了一片野蒿子，他拔了又长，拔了又长。建国娘说那蒿子根深，得挖。建国爹没挖——他蹲在地头说，土底下的事，挖了也不一定挖干净。 建国能说话了，话不多，跟他爹一个脾性。他蹲在自家门口拿草棍在泥地上画道道，画一道、再画一道、再画一道。建国娘从灶房出来，看了一眼那些道道，没看明白，进去了。 夏天热得早。 六月里的日头毒，晒得村路上裂了口子。生产队的大青骡子热得不干活，赶大车的老王头骂了两句，骡子甩了甩尾巴。王家的老二——就是那个记工员——蹲在队部门口的树荫底下，手里捏着半截铅笔。工分本摊在膝盖上，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末了说了一句：“改算法了。“ 旁边的人问改啥了。 “以前一天记八个的，现在记十个。以前记十个的，现在记十二个。“ “那不一样吗。反正还是工分。“ “不一样。“王家老二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十个比八个多。“ 没人再接话。工分多了意味着什么——粮食还是那些粮食，但纸上的数字先变了。这变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没人敢说。 立秋那天下了雨。 不大，淅淅沥沥下了半天。村口的泥路泡软了，人走过去脚底下带一坨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海龙爹从地里回来，鞋上的泥在门槛上磕了半天，磕不干净。 海龙蹲在院里玩水，两只手拍地上的水坑，拍得水花四溅。他三岁了，比他爹小时候爱动。海龙娘在灶房里探出头喊了一声“别拍了，裤子湿了“，又把头缩回去了。她在灶台上把那包白糖的报纸重新包了一道——报纸旧了，包了两年了，有些地方破了，她补了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撕下来的烟纸。 海龙爹脱下鞋晾在门槛上，光着一只脚蹲下来点了一根烟。 “表弟今年秋天回来不。“ 海龙娘没回头。 “谁知道。“她把白糖罐放回灶台高处，“他两年没回了。“ 院里静了一小会儿。雨停了。海龙把手从水坑里抽出来，低头看着自己湿透的裤腿。那裤腿是旧布改的，湿了以后颜色比干的地方深出一大截。 海龙爹把烟抽完了。烟头在门槛上摁灭了，他站起来往院子外头看了一眼——路是泡软的泥路，天是灰的。 腊月里，大喇叭响了。 1978年12月，冬月十九。那天没下雪，干冷。天是青灰色的，像一块冻住的布。日头还没从淮河那边爬上来，村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先响了——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声，然后是有人拍话筒的声音，噗、噗、噗，像在对着一块铁皮吹气。 “喂。喂。“ 声音从喇叭里出来的时候闷着一层，不是人说话的声音，是铁皮夹着人说话的声音。村里的大喇叭绑在老槐树最高的枝杈上，绑了好几年了，线皮破了一截，下雨天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念个文件。“ 生产队长在喇叭那头清了清嗓子。他念之前先咳了好几声，咳完才把纸摊开。纸是新纸，硬，拉平的时候在话筒边上刮了一下，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树底下的鸡吓得扑了一下翅膀。 村民开始往老槐树底下走。 先来的是端着碗的——早饭还没吃完，端着碗出来的，碗里是稀饭，碗沿上搁着一片腌萝卜。接着来的是扛着锄头的——本来要下地，听见喇叭响了就站住了。然后是抱着孩子的，王家的妯娌抱着王威出来的，王威穿着一件厚棉袄，脸被风刮得发红，被二嫂用衣襟遮了半边脸。 建国爹也来了。他本来已经出了院子，锄头在肩上，听见喇叭响了，把锄头放下，靠在自家门框上，远远地朝老槐树那边看。他没走过去——他从来不往人多的地方凑。 海龙爹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他没拿锄头，没端碗，就站着。 大喇叭里的声音还在断断续续地往外冒。 “……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队长的念法是把每个字都念出来了，但连在一起他自己也像是没太搞懂。他在“现代化建设“后面停了一下，纸翻了一页，又翻回来，旁边有人问了句“你翻啥“，他说“我看后面还有没有“。 有人笑了。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搞活……搞活农村经济……“ 喇叭里的声音在腊月的风里忽清忽糊。一阵风灌过来的时候，最后三个字被吞掉了，只剩下一个“搞活“飘在空气里。风过去了，声音又出来了：“包产到户……试点……“ 这两个字让树底下的人互相看了一眼。 包产到户。 有人小声重复了一遍。有人问“啥意思“，旁边的人说“就是把地分到户“，问的人愣了一下，又问“真分假分“。 没人答得上。 建国爹靠在自家门框上，离得远，他只听见了“包产到户“四个字。这四个字他听懂了，但没说一句话。他蹲下去，在地上用手指头画了一道，又画了一道。画出来的跟建国在泥地上画的那些道道一模一样。他画完站起来，把锄头重新扛上，往地里走了。 王家老爷子那天没去树底下。 他坐在堂屋里，腿上盖着那件旧棉袄。老大从树底下听完了回来，站在堂屋门口，把听到的断断续续说了一遍。老爷子没抬头，只说了句：“叫老二来。“ 老二来了——就是那个记工员。他把工分本也带来了。三个人在堂屋里坐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老爷子的话很少，但每一句都问在点上：地怎么分？按人还是按劳？上面说了算还是下面说了算？老二能回答的只有一半，另一半他自己也没听清。 老大说：“喇叭里说先试点。“ 老爷子把烟袋端起来，没点上。 “试点。咱村是试点不是。“ “没说。“ “没说就是不是。“ 老二把手里的工分本翻了两页，又合上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老爷子。 “爹，要是按人头分地——咱家占便宜。“ 老爷子没接话。他把烟点上了，抽了一口，慢慢地吐出来。烟雾在堂屋里散得很慢，像舍不得走。 “占便宜也得先有地可占。“老爷子最后说了这一句。 他把烟袋搁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院里。院里几个女人围在灶房门口择菜，王威在他二嫂怀里拽着一根菜叶子往嘴里塞，被二嫂夺下来，他嘴一咧嚎了两声又停了。老爷子在院里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先把明年的种子留够。“ 说完他转身回了堂屋。 黎家院里那天只有一句话。 海龙爹从树底下回来以后，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烟。海龙娘从灶房出来，把一碗粥递给他。他接过来没喝。 “表弟说那边缺人，“他把烟掐了，“喇叭里说要搞活。“ 海龙娘手里的抹布停了一瞬。就是那么一瞬——抹布从灶台上擦过去的速度慢了一下，然后接着擦。 “搞活跟缺人是两码事。“ 海龙爹把粥端起来，喝了一口。 “也许是一码事。“ 海龙娘没再接话。她把灶台擦完，把搪瓷盆里的水端出去泼了。院里海龙在追一只鸡，追到墙根又跑回来。鸡从海龙的两腿中间钻过去，海龙一屁股坐在地上，愣了一瞬，爬起来继续追。 那年冬天，三家父亲的院门关了以后，灯亮的时间都比平时晚。 建国爹把锄头立在墙角，没回屋。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一眼天。天上没月亮，星星比平时密。他蹲下来，又站起来，最后进屋的时候建国已经在炕上睡着了，建国娘坐在灯底下补棉裤，棉裤的膝盖处磨薄了，她在上面多缝了一层布。建国爹说了一句：“喇叭里说分地。“ 建国娘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分多少。“ “没说。“ 针又动起来了。两个人都没再说话。灯苗在煤油灯罩里跳了一下，建国娘没抬头，把针从布的另一面穿过来，抽紧，再扎下一针，再抽紧。一针一针，把布缝死了。 王家那晚的灯是老爷子屋里的。 几个儿子聚在堂屋里。老大说了一遍，老二又说了一遍，老三站在门口没进来。 老大蹲下来，拿手指头在地上画了一道：“地多了能多打粮，多打粮就能多养牲口。“ 老二把工分本合上又摊开，没接话——他想的不是地，是本子上那些数字以后还算不算数。 老三靠在门框上，看着院里的黑，忽然说了句：“这世道怕是真的要变了。“ 老爷子把三张脸看了一遍，没问问题。他把烟袋磕了磕—— “变？咱家这么多人，怕啥变。“ 说完站起来，回自己屋了。他走的时候步子不快，但稳当。他这辈子见过地改了好几回，有些改了又改回去了，有些改了就没回去过。他分不清这次是哪种，但他信一条：人多了，怎么改都扛得住。 黎家的灯最暗，灭得最晚。 海龙爹坐在炕沿上，没脱鞋。海龙娘把海龙哄睡了，也坐下来——她没问他怎么了，她嫁给他这么多年，能从他坐姿看出一件事来：他有话，但不知道怎么说。 “表弟两年没回了。“他终于开了口。 “嗯。“ “他回来过，带了白糖。“ “嗯。“ “他说那边缺人——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喇叭里说要搞活。“ 海龙娘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他眼皮垂着，看着炕头上一块磨毛了的炕席。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音调没变，像在说今晚的粥稠不稠。 “你想去。“ 海龙爹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我把菜畦翻了，今年多栽两畦。“他说。 海龙娘把手里的针线搁下，吹了煤油灯。 黑暗里，海龙在梦里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冒了一个字——听不清是“糖“还是“汤“。 没人接他的话。 三个村子暗下去的时候，老槐树在腊月的风里站着。树杈上的大喇叭没声了，但线还连着——连着大队部那个扑了灰的话筒，连着话筒前面那张没念完的纸，连着纸上没翻过来的那一页。 那页上写的东西，村里还没人听懂。但灯灭了一盏又一盏，村里的日子明天照样会亮。 老槐树底下，喇叭线在风里轻轻荡了一下。夜把村子收进怀里——三家院子、三个睡着的孩子、三个醒着的大人，各自对着黑暗睁了一小会儿眼睛，又闭上了。 第4章 第一段记忆 1979年夏天来的时候，建国第一次跑出了自家的院子。 他娘在灶房里烧水，门虚掩着，他从门缝里挤出去，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的鞋是反的，后跟踩着前头。他没管。院门外头的土路被日头晒得发烫，他踩上去缩了一下脚指头，又踩上去了。 路两边是矮墙。一只黄狗在墙根底下趴着吐舌头，看见他走过，抬了一下眼皮又闭上了。建国走到村口的时候停住了——那里有一棵树。树很大，比他家院子里的任何东西都大，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上头爬着蚂蚁。 他蹲下来，捡了一根草棍。 草棍是干的，一头尖一头钝。他在地上画了一道。又画了一道。第一道是直的，第二道歪了。 “你画啥。“ 建国抬起头。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从树后面钻出来——穿着短褂，脸上有汗，膝盖上蹭了一块青。建国没说话。 “我问你画啥。“那孩子蹲下来看他画的道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画。“ 建国把草棍递给他。那孩子接过来，看了一眼，在地上也画了一道。那一道比建国的都粗，画的时候草棍断了，他愣了一下，把两截都扔了。 “我叫王威。“ 建国看了他一眼。 “你叫啥。“ “建国。“ 王威嗯了一声，把手上的泥在膝盖上蹭了蹭。他的膝盖上本来就蹭着青，再蹭一块泥，青和泥混在一起。 老槐树底下的蝉叫得正响。 海龙是被他娘牵到老槐树底下来的。他娘跟村里的一个女人站在树荫里说话，说了好一会儿，海龙蹲在地上拽她的裤腿，她低头拍了一下他的手背——“别拽“——又接着说了。海龙不拽了，蹲着看地上的蚂蚁。蚂蚁从一个树根底下的洞里往外爬，排成一长溜，往树干上爬，有的掉下来又爬上去。 他顺着蚂蚁的队伍爬过去，看见两只光脚——一只是建国没穿鞋的那只，一只是王威的。 王威蹲下来看他。“你蹲着干啥。“ “蚂蚁。“ “蚂蚁有啥好看的。“ “蚂蚁搬家。“海龙指着地上那条线。 建国也蹲下来了。三个脑袋排成一排，对着地上一溜蚂蚁。蚂蚁从左边爬到右边，从树根底下出发，翻过一根草棍，绕过一块小石子，爬到树干上不见了。海龙用一根手指头在蚂蚁的路上拦了一下，蚂蚁绕了个弯，又继续爬。 王威站起来，仰头看了一眼老槐树。 树很高。最低的枝杈离地比他爹高了两个头。王威往上一蹿，两手扒住了枝杈，脚蹬着树干往上蹭。树皮扎手，他咧了一下嘴没松手。一条腿甩上去了，然后另一条腿也上去了。 “你会爬树不。“王威骑在枝杈上往下看。 建国仰着头。海龙也仰着头。 “上来啊。“ 建国摇了摇头。海龙没说话，又蹲回去看蚂蚁了。 王威自己坐在树上，脚晃了两下。树枝上的叶子擦着他的耳朵，他伸手拽了一片，撕成两半，扔了。又拽一片，又撕。撕到第三片的时候他不撕了——因为他透过叶子看见海龙从兜里掏出来一包东西。报纸包的。 “那是啥。“ “花生。“海龙低头把报纸拆开，拆得很慢，报纸旧了，有些地方黏在花生上。 “炒的。“他说。 报纸打开了，一捧炒花生。花生壳上还沾着细盐粒，在日头底下反着一点点光。海龙把报纸摊在地上，三颗脑袋又排成一排。 王威从树上跳下来，脚后跟蹬了一下地面，腿一弯又站直了。 海龙用手背擦了擦鼻子，开始分花生。 第一把放在报纸左边。“这个给你。“他看着建国。 第二把放在报纸中间。“这个给你。“他看着王威。 第三把放在自己跟前，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把最少。花生壳碎了的、瘪的都在他自己跟前。 建国看着自己跟前那堆花生，又看了一眼海龙跟前那堆。 “你少。“ 海龙已经在剥花生了，他先把碎壳的挑出来，用两个拇指一压，壳裂了，露出两粒花生仁。他放进嘴里嚼，嚼完了才开口说话。 “你吃。“ 他把最大粒的那颗花生仁塞到建国手里。王威自己抓了一把，连壳带仁一起嚼，壳和仁混在一起，嚼了一半吐出来一半在手上。海龙说：“壳不能吃。“ “你咋知道。“ “我表叔说的。“ 建国把那颗花生仁放进嘴里。他嚼得很慢，花生在舌尖上没了以后他还在嚼，像在等那个味道再回来一点点。 “你表叔干啥的。“王威又往嘴里塞了一颗花生。 “在外面跑的。“ “外面是哪儿。“ 海龙想了一下，没想出来。“就是外面。“ 王威把花生壳吐了，又问了一句：“外面的人都有花生吃？“ “我也不知道。“ 三个孩子同时安静了。花生壳堆在地上，像一小堆撕碎的旧纸。树上的蝉叫了一声又停了，隔了一小会儿又叫起来。 建国把没吃完的花生攥在手心里。 那天下午老槐树底下很热，但树荫是一大片，遮住了三个人还有剩。 1980年秋天，表叔又回来了。这次他带回来的炒花生多——一大包，报纸裹了两层，外面还用细绳扎了一道。海龙娘在灶房里炒菜的时候，表叔站在院里跟海龙爹说话，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海龙在门口只听清楚了几个词：“那边““路子““明年“。他听不懂，跑回灶房从灶台上摸了一把炒花生塞进兜里，兜太小，装不下，掉了一颗在地上，他捡起来吹了一下又揣进去了。 村口老槐树的叶子开始落了。黄的绿的一起落，铺在树底下，人踩上去沙沙地响。 建国蹲在树根上，用一根新草棍在泥地里画字——他不是在写字，是在照着墙上的标语画。标语上的字他不认识，但记住了形状，用草棍在地上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描。描到一半草棍断了，他换了一根，从断的地方接着描。 “你天天画。“王威蹲在旁边，手上拿着半块玉米饼，一边啃一边看。 “嗯。“ “画了有啥用。“ 建国没抬头。“我爹说会写字就不是睁眼瞎。“ 王威不问了。他把玉米饼的最后一口塞进嘴里，站起来又去爬树。这棵树他爬了一年了，现在不用甩腿——手一攀、脚一蹬，三下两下就上了最低的那个枝杈。他又上了一格，再上一格，坐到了去年够不着的高度。 海龙到的时候兜里揣着花生，但是没拿出来——他先蹲下去跟建国一起画字。他不会画，拿着草棍在建国画的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画到第三个圈的时候，王威从树上喊了一声：“你俩在底下画啥，上来。“ “上不去。“海龙仰着头。 “你试试。“ 海龙走到树干跟前，两只手攀住树皮，往上蹭了一下，脚离了地不到一寸又掉下来了。他拍拍手不爬了。 “以后就上去了。“他说。 他把兜里的花生掏出来。花生还热着，揣在兜里捂了一路，壳上微微出了点潮气。这次他分花生的时候没摊报纸——直接用手抓，一把给建国，一把给王威，自己抓了一把跟去年一样少。 王威从树上伸下来一只手。海龙够不着。王威又往下探了一下，树枝弯了弯，海龙踮起脚把花生放在他手上。王威收回手的时候有一粒花生掉了，落在树根底下的叶子里，海龙蹲下去翻了两片叶子才找到。 “你表叔又回来了？“王威在树上剥花生。 “嗯。“ “这次带啥了。“ “炒花生——你手里这个。“ “还有别的没。“ 海龙想了想。“有。他说还带了糖。我娘收起来了。“ 王威把花生仁扔进嘴里，嚼了两下，手又伸下来了。“再给点。“ “你自己的呢。“ “吃完了。“ 海龙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几颗——碎壳的多，瘪的多——从里头拈了一粒最圆的递给王威。王威接过去的时候手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那颗花生。 “你把好的给我。“ 海龙把剩下那两三颗全塞进嘴里了，含含糊糊地说：“你吃。“ 三个家庭那年秋天收成不一样。 建国爹蹲在地头，把一捆玉米秸拎起来抖了抖。玉米棒子不大，穗子稀，掰下来的时候有些粒是瘪的，他一个一个捡进筐里。包产到户分了地，但地少还是地少——他家的地在村东头最边上，土薄，下了肥也存不住。他从地这头走到那头，手里捏着一穗瘪玉米，站了好一会儿。建国娘在院门口等他，看见他手里的玉米就明白了，没问，转身进去把灶台上的搪瓷罐子盖紧了一点。 王家院里堆着玉米、麦子和豆子。不是特别多，但院里堆满了——人多地多，收了粮以后按工分分，分到每户头上的虽然不比往年多太多，但地是自己的了，剩下多少都是自己的。老爷子站在院里把每家的粮堆看了一遍，看完了说了句“冬天的种子留够了，剩下的给各家分了“。老大搬粮的时候脸上是笑的，老二在旁边记着数，老三扛着一袋麦子往灶房走。院里的狗跟着他转，尾巴摇得整个屁股都在晃。 黎家的收成不算多也不算少。海龙爹把自己那几畦菜地翻了，种了萝卜和白菜，长势不错。他知道粮食的事不是一年两年能变的，但院里那两畦菜是个信号——除了地里长的粮食，他还能种别的。海龙娘把收下来的萝卜切成条晒在院里，一长溜，从门槛摆到墙根。海龙蹲在旁边看萝卜条在日头底下慢慢缩，缩了一点点，又缩了一点点。他伸手去摸，他娘说“别动，没晒好“。 太阳快落的时候，村口的蝉叫得比中午轻了。 王威他娘的声音先响起来——从村那头，短促，带着一点急：“王威——回来吃饭——“ 王威从树上滑下来，树皮在他手心里蹭了一声。他手心里全是树皮渣子，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跑了。 然后是建国娘的喊声。她的声音比王威娘轻，喊了两遍，第一遍在院里，第二遍在院门口。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他把手里的草棍放在老槐树的树根旁边——那儿已经攒了好几根草棍了，干的、半干的都有，长短不一。 他站起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 老槐树的叶子在晚风里翻着背面的灰白色。日头还剩最后一截，把树冠染了一层红。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是那种很碎的、一块一块的声音，像有人在翻一本旧书，翻得很轻。 他又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往家的方向走。 海龙娘是走过来的——她没喊，端着空碗过来收海龙。走到树下看见海龙蹲在地上把花生壳拢成一堆。 “回去了。“她说。 海龙把花生壳拢得更拢了一点，拢成一个小堆，然后站起来。他走了几步，停下，又跑回来，从兜里掏出最后一把炒花生，放在树根旁边的石头上。他娘等着他，没催，也没问。 天边的橘红色褪成了灰，又褪成了青。 三家的烟囱都冒了烟。张家灶台上多添了一瓢水——玉米粥，稀的，但比去年春荒的时候能捞着几粒玉米碴了。王家院子里几房的人围着几张矮桌，筷子和碗磕在一起，声音脆，王威嘴里塞着饭还在说话，他二嫂说“咽了再说“。海龙坐在自家门槛上，把手上最后一点花生壳捏碎了，凑到鼻子跟前闻了一下——手指头上还沾着一点炒花生的咸味和焦香。他闻了闻，又闻了闻。他娘在灶房里说“洗手“，他说“等会儿“。 老槐树在暮色里黑下去。树根旁边石头上那几颗花生被晚风吹凉了，但没人去动——那不是没人要的花生，那是有人留给明天早上来的人。 明天早上，太阳会翻过淮河那边升起来，照到老槐树，照到石头上的花生，照到蹲在树下拿草棍画道道的那个孩子。今天的味道还在他指尖上——炒花生、泥土、槐树叶子和晚风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明天洗了手就没了，但今晚，他还没洗。 第5章 建国的灯 1981年春天，建国爹去了一趟镇里。 他去镇上是因为生产队要办什么手续——包产到户以后每家的地要重新登记。早上走的时候天还灰着，建国蹲在门槛上看他爹把鞋带系了两道，站起来扛上锄头。锄头不是去镇上的——他先绕到地里看一眼再走。 “爹你去哪儿。“ “镇里。“ 建国没再问了。他爹走出去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晌午回来。“ 建国坐在门槛上等。他娘在灶房里烧水，灶膛里的火映在墙上，一明一暗。建国拿手在门槛旁边的地上画了一只鸡——不是画出来的，是用手指头沿着门框的木纹描过去的，描了两遍，把木纹描深了一层。 太阳爬到天中间的时候，建国爹回来了。 他把锄头立在墙角，把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东西不大，比建国的两个巴掌大一圈。纸做的东西，但不是报纸——报纸建国认识，表叔包花生的那种。这个是硬的，封面没了，露出里面发黄的纸。边角卷着，有些地方缺了角，有一页上面有一摊水渍干了的痕迹，颜色比别处深一块。 建国走过去，低着头看。 “啥呀。“ “书。“ 建国伸手摸了一下。纸是粗的，比报纸硬那么一点点，边上的毛茬戳着手心。他翻开第一页。字。一排一排的字。他不认识，但他认得那些笔画——跟他用草棍在地上画的东西一样，只是比他的好看，比他的整齐。像很多只手同时在上面画的，横是横，竖是竖。 他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停住了。 那上面有两个字。比其他字都大，写在这一页的最上面。左边那个字是两瓣的——一瓣竖着，一瓣歪着带个钩。右边那个字上头一点一横，中间一个方口，底下的笔画挤在一起，他没看清。他不认识这两个字，但他看了很久。 建国娘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粥。她走到桌边，看见建国趴在那本书上，手指头停在第三页。 “写的啥。“ 建国没抬头。“不知道。“ 他把手指头按在第一个字上。“这个好看。“ 建国娘看了一眼那个字。她不识字，看了等于没看。她把粥碗搁在桌角上，粥碗下面垫了块抹布。书是捡来的，放在桌上，垫块布才算妥当。 那天晚上，建国第一次在煤油灯下翻开那本书。 他娘把那盏煤油灯从灶台上挪到桌上。灯芯本来就短，挑了两挑还是那样子——火苗瘦，在灯罩里跳，把他的脸照得一明一暗。建国把书凑到灯跟前。纸在灯底下泛着黄色，那个水渍印子透过去以后更明显了，像一朵云落在纸上。那两个好看的字还在第三页——他认准了那个位置，不用翻就能找着。 他娘给他找了半截铅笔。 铅笔是从缝纫机抽屉里翻出来的，尖子磨秃了，笔头上还沾着一点点蓝布丝。 他在地上找了一张废报纸，铺在桌上。他把那两个好看的字描上去。第一笔歪了。他擦掉——擦不掉，笔印留在报纸上。他在旁边重新描，横、点、撇、竖。他不知道笔顺，是从上往下照着画的。描完右边的字用了不到十下——不，他描了不止十下，他描了很多遍。报纸边缘渐渐被一个字铺满了，全是同一个“北“字。那个字的形状慢慢在他手里变得顺了——不是他认识了，是他手记住了。 他娘在灯的另一边补棉袄。 棉袄是旧棉袄，去年冬天穿了一个冬天，袖口磨薄了，磨出了一个洞。建国娘拿一块碎布往上缝。她的针很快，从布这边穿过去、拉出来、再穿回去，中间不带停。建国描字的时候，她的针在跳；她不看针，她看着建国。 “该睡了。“ “等会儿。“ 她没再催。她把补好的棉袄叠好放在炕上，又回来坐下，拿起来另一件。这一件没有洞，但膝盖那块薄了，她拿布往上贴了一层，一针一针缝。缝到一半她又说了一句：“明天再画。“ “还有一行。“ 她手里的针慢了一下。然后继续。 第三个晚上，建国娘没说第二遍。 她把粥端到桌上，把灯芯往上挑了一点点——就挑了一下，火苗蹿了一下又稳住了，比刚才亮不了多少，但她挑过了。建国低头趴在那本书上，鼻尖离纸只差一点。煤油灯的光把他的脸拢住，墙上映出来一个蹲着的小孩的影子——头低着，肩膀缩着，手指头在纸上一动一动。 他娘站在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没过去。她靠在门框上看了他一会儿。 建国描完了一横，把铅笔换到左手——他右手手指头捏笔的地方勒了一道红印。他在红印上搓了一下，又把笔换回右手。 “这上面写的是啥。“建国指着那两个好看的字。 他娘没接话。她不识字。 建国自己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他把手指头按在第一个字上，又从第一个字描到第二个字，描的时候嘴里跟着动了一下——是想发出一个声音，但不知道发什么。 “北——京——“ 是建国爹说的。他从外头进来，肩头的锄把还没搁下，站在建国背后，弯着腰看那两个字。他不认识别的字，这两个字他认识——有一年队里开识字班，他在黑板上见过这两个字，布谷鸟叫了一整季，他记到如今。 “北京。“建国重复了一遍。 “那是京城。“ 京城。建国在嘴里念了一遍——跟上一次念“北京“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他记下了这个声音，把这两个字又描了一遍。 他把那两个字又描了一遍。这回描的时候嘴里念出来了——“北京。“声音很小，压着嗓子，像怕被别人听见。铅笔在报纸上划过的时候留下了一道不深的印子，但印子是干净的——报纸太旧了，铅印在纸面上反而比纸白了一点点。 从那天起，建国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 不是他爹要求的。不是他娘要求的。是他自己——吃过晚饭就把书从炕沿底下抽出来。书放在炕沿底下一块干净地方，上面盖了一块他娘剪剩的旧布。他把布掀开，把书捧到桌上，铺开报纸，摸出铅笔。铅笔越用越短，建国娘拿一根线缠在笔尾巴上——不是没别的铅笔，是这支拿惯了，用别的笔画，手不听话。 春天过了。夏天来了。 煤油灯的灯芯换了新的。建国娘从油罐子里舀油——油罐子快见底了，离下次赶集还有好几天。她舀满了，端到桌上。建国趴在桌上，没看见她把油罐子放回去的时候罐子底磕了一下灶台。 那天晚上建国娘对建国爹说的话，是在院里说的。 建国睡了。他在灯下描字描到后来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还攥着那半截缠着线的铅笔，书翻在第三页——那是他翻到第三页以后就没再往后翻的城市，书上只有两个字对他有重量。 建国娘把他手里的铅笔轻轻抽出来，又轻轻拿起书。书脊已经被翻得软了，一拿起来就会自动翻到第三页。她把书放在桌上，没吹灯。她走到院里。 建国爹蹲在院里抽烟袋。烟袋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映在他脸上——他的表情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建国娘站在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擦了三遍。 “这孩子不能像咱。“ 建国爹把烟袋端起来，又放下了。 “得让他念书。“ 建国爹没说话。他蹲在那儿，看了半天院墙的影子，看了半天地上的烟灰。烟灰是灰白色的，被晚风吹散了，剩下一点点还粘在地上。 “嗯。“ 他只说了这一个字。然后他把烟袋端起来，发现烟灭了。他没再点。 建国娘转身进去的时候，建国在梦里翻了个身。 他侧过来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就是动了一下，像看见了他白天没有见过的东西。他的手松开了铅笔，但手指头还蜷着，是握笔的姿势，没完全松开。 煤油灯的火苗还在跳，灯芯往上蹿了一点，又稳住了。灯光把他的脸、他蜷着的手指头、和那本翻在第三页的旧课本拢在一起——纸是黄的，字是黑的，他的手指甲缝里嵌着一道铅笔灰。 建国娘站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她走过去，伸手想把书合上。她的手指碰到封面——那本没有封面的书——又缩回来了。她没合。 她嫁给建国爹那年十九岁。她爹送她到村口，说了一句“嫁过去了就是那家的人“。她走的时候没回头。她知道她这辈子不会识字，不会走出这个村，不会看到北京。她没想过这些事——今天之前没想过。今天她站在煤油灯底下看了建国一眼，就想到了这些。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不是排好的，是挤过来的，把她的眼皮往下压了一下。 她吹了灯。 黑暗里她听见建国在梦里说了个字——是“北“还是“白“，没听清。然后屋子里就只剩下呼吸声了。 煤油灯熄了以后，灯芯的焦味散了一会儿才散干净。夏天夜里的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把那本旧课本吹开了一点点——不是翻到第三页，是翻到了第四页。第四页上还有字。等哪天早上建国自己翻开，他会看见。 那两个字写的是“天安门“。 第6章 村小的一天 1981年9月1日，建国穿了干净褂子。 褂子是旧的，但洗过了。他娘昨晚在水盆里搓了两遍，领口上那一道汗渍搓淡了，没搓干净，但比平时干净一截。褂子挂在院里晾了一夜，早上摘下来的时候还带着夜风的凉气。 建国把布书包挎在肩上。书包也是旧的——他娘用两块碎布拼的，针脚不齐，但背带宽，勒进去不硌人。书包里装着那本没有封面的旧课本，翻到第四页折了一个角。第四页上多了三个字——“天安门“。建国早上翻书才看见的，他念了三遍才出门。 他走到村口的时候王威已经到了。 王威蹲在老槐树底下，书包扔在地上，手里捏着半块玉米饼正在啃。他的褂子比建国的新，但袖口上蹭了一道泥。他啃完最后一口把饼渣子往地上一掸，站起来。 “走不走。“ “走。“ “海龙呢。“ 刚说完海龙就从家里过来了。他走得不快——不是不急，是他的步子是那种“去哪儿都不赶“的步子。他背着个蓝布书包，书包带子一边长一边短，他一边走一边把短的那边往上拽了一下，没拽动。 “你书包里装的啥。“王威扒着海龙的书包口看了一眼。 “馍。“ “还有啥。“ 海龙把书包口合上了。“没了。“ 三个孩子一起走在村路上。土路两边的玉米已经收了，地里的玉米秸还站着，叶子干得卷了边，风吹过来沙沙地响。路上走着别的孩子，有的比他们大，有的比他们小，都往一个方向走。 村小学在村子最北边。从老槐树走过去要经过一条土沟、一片打谷场、和一片还没收完的豆子地。 土坯房。三间。窗户是木头的，有的格子空着，有的糊了报纸。门开着，门框上靠着一把扫帚。 教室只有一间——另外两间一间是放杂物的，一间是老师中午休息的地方。三排课桌，桌子是旧课桌，有的缺腿底下垫了砖，有的桌面裂了缝，裂到一半被一根钉子钉住了。凳子不配对——长条凳、矮板凳、还有一把破椅子，从东头到西头什么式样都有。 老师在门口站着。女的，三十来岁，穿了一件蓝布褂子，袖口往上卷了一道。她手里拿着点名册，纸是旧的，边上卷起来了。她抬头看了一眼走过来的孩子，没笑，但表情是淡的。 “一年级新生坐第一排。“ 建国坐在了第一排最左边。他把书包放在腿上，手按在书包上——那本课本在包里，硬硬的一小块。他坐得直，两个脚后跟并在一起。 王威被安排到了最后一排。他走到最后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前面——黑板上的粉笔字模模糊糊的。他坐下来，凳子有点矮，他把腿伸开，又收回来，把书包塞在凳子底下。书包塞进去的时候磕了一下凳子腿，凳子晃了一下，他拿脚踩住了。 海龙坐在第三排靠窗。窗外是一片豆子地，豆荚还没摘完，绿的黄的交在一起。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歪着头往里看了一眼，飞走了。海龙看着那只麻雀飞了一小段又落下来，被老师叫了一声名字才把头转回来。 “一年级——把石板拿出来。“ 十二个新生一起低头翻书包。石板是学校发的——灰黑色的，巴掌大，边角磨圆了。粉笔头是老师从讲台上的一个纸盒里抓出来的，一个人发了一截。建国拿到的粉笔头太短，捏在手里只剩一截指节。他捏了捏紧，没说什么。 “跟我念——a——“ “a——“ “o——“ “o——“ “e——“ “e——“ 教室那头，二年级在做算术。一个男孩子拿粉笔在石板上列竖式，列到一半粉笔断了，他从石板底下摸出另一截续上。三年级在角落里读课文，读的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首都，北京，天安门“。 建国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头抬了一下。他往三年级的角落看了一眼——那个比他大了两号的孩子正低着头念书，念得磕磕绊绊。她把“安“念成了“按“。 老师从黑板那边转过身来——她在黑板上写了三个拼音字母，粉笔摁得很重，往右歪了下去。她让新生自己在石板上写。建国写了一个“a“，又写了一个“a“，又写了一个。他写了不止一遍——横着写满了第一排，又从右往左折回来写满了第二排，全是小小的、不乱的“a“。他写完用手指头沾了一下嘴唇，又在石板上补了一笔——那一笔没什么可补的，他只是想再写一遍。 老师走到他旁边的时候停下了。 她低下头看了一眼他的石板。又看了一眼王威的石板——王威的“a“画得老大，尾巴拖出去很长，像一只蝌蚪。然后她又低头看了一遍建国写的。她没说话——把石板拿起来给全班看了一眼。全班没人出声，因为新生还不懂什么叫表扬，二年级在算算术，三年级在读课文。 老师只说了一句：“照着张建国那样写。“ 建国低下头继续写。他写的下一个“a“跟前一个一模一样。他书包里那本旧课本硌在他的腿上——今天早上翻到第四页，折的那一角还在。 教室最后一排，王威趴在桌上睡着了。 他从“e“念完以后就开始犯困。昨晚他爹说第二天有雨，让他和他二姐把院里晒的玉米全剥了。他从掌灯时分剥到斗转星移，两只手的虎口都剥红了，最后靠在玉米堆上被他娘拎起来扔到炕上。今天早上他娘扯了三次被子他才坐起来，眼睛睁开的时候还是糊的。 老师在黑板前面写第二个拼音字母的时候，王威把下巴搁在课桌上。他的眼皮往下搭了一下，又弹起来，又搭下去了。窗外有风吹过来，把他前面那个孩子的头发吹起来了，他没看见——他已经睡着了。 老师走过来，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下。 不重。就一下。 王威猛地坐直，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先把手在脸上擦了一下——口水在嘴角干了，擦不掉。他茫然地往前看了两秒，不知道老师叫他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昨天晚上干啥了。“ “剥玉米。“ 老师看着他停了一会儿，没骂他。她转身回到黑板前继续写拼音字母。粉笔摁在黑板上的声音比刚才重了。 王威把腰挺直了，挺了三秒又弯下去了。他把石板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写，正面那个蝌蚪大的“a“还在。他摸了一下那块石板，凉的。 海龙坐在窗边。他的石板上一共写了五个字——四个歪的，一个是他重写的，也不怎么正。 窗外的豆子地里有人在摘豆荚。一个弯着腰的人影，看不清是谁。海龙看了那个影子一眼，又低头写了一个字。他写的速度不快不慢——不急不连，也不停下来。每个字写完他都要侧过头看一眼窗外，不是发呆，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又写。麻雀在窗台上跳了两下，他把粉笔头换了个手，没追那只麻雀。 老师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写了半板，但字是散的——不挤在一起，不排成行，每个字之间隔着一小块空白。老师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海龙也没抬头看她——他把粉笔头放在石板上，又往窗外看了一眼。那个摘豆荚的人走了，豆子地空了。 下课的时候老师没敲铃——没有铃，她走到门口喊了一声“下了“。 三个年级的孩子一起往外涌。王威走得最快——从最后一排到门口只用了几步，他是第一个出去的。到了外头他站了一会儿，搓了一下后脑勺被老师拍过的地方，好像才发现那个地方被拍过了。 建国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把石板擦干净，粉笔头放进书包外面的小兜里，包好课本。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师看了他一眼。 “你拿的是几年级的课本。“ 建国把书掏出来。“我爹捡的。“ 老师翻了两页，看见了那个水渍印子，又看见了第四页折角的地方——“天安门“。她把书合上还给建国。 “你爹捡了本好书。“ 建国把书放回书包里。他说了声“嗯“就往外走了。走到外头的时候太阳正毒，他的脚踩在地上的影子里——他特意踩的。 放学的时候太阳已经过了毒劲儿。三个孩子从学校出来，书包比早上来的时候重了一截——石板和粉笔头搁进去多了一点点分量。 王威走了两步就蹲下来了。“腿麻了——那凳子太矮。“ 海龙回头看了他一眼。“你睡了一下午还腿麻。“ “我没睡。我就眯了一下。“ 三个人走到老槐树底下坐下来。土还被白天的日头晒着，坐上去是温的。建国从书包里掏出石板。石板上还有他早上写的那些字母，但他翻了个面用背面了。 “你的名字怎么写。“ 王威蹲在旁边。“你写给我看。“ 建国在石板上写了两个字——都是他会的，以前在煤油灯下描的：先是“北京“，擦掉，又写了“王威“。 “王威“两个字在石板上安安静静地躺着。他的竖是竖，横是横，间架不紧不松。他把粉笔头递给王威。 “你写。“ 王威接过粉笔头。粉笔头太短，他捏不住，换了个手还是捏不住，最后用食指和拇指夹着写。他在石板上先写了一横，又写了一横。第三横长了——长到了石板外面。他把石板挪了挪，接着写第四横。写到“威“的那个斜钩的时候，他的手一偏，整个字歪了。他把石板往外一推。 “太难了。“ “再来一遍。“ 王威在石板边上又写了一遍——这次前三笔还行，写到斜钩的时候又歪了。他把粉笔头一扔，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不写了。“ 粉笔头滚到树根底下，海龙弯腰捡起来，放在石板上。 “你会不。“建国看着海龙。 海龙摇了摇头。他没碰那截粉笔头。 王威已经走出两步了，回头喊了一嗓子：“走吧，天快黑了。“ 建国把石板装进书包，站起来。海龙也站起来。 三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霞是橘红色的，烧了一整片天边，土路被照得像是铺了一层锈。三个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都是布书包，装了石板以后往下坠了一点，走起来书包底磕着后背，噗嗒噗嗒的。 “上学真没意思。“王威说。 他没对着谁说。他看着前面的土路，脚踢了一块石子。石子滚了两滚，停在路中间。 建国没接话。 海龙走了两步，踢了一下脚边的石子。 “起码比在家干活强。“ 王威没再接这个茬。三个人在岔路口分开了——王威往东拐，海龙往西走，建国直走。岔路口有一棵比老槐树小的槐树，树干上有被牛蹭过的痕迹，树皮缺了一块。 建国走回了家。走进院门的时候他娘从灶房出来，围裙上沾着一片面叶子。 “学了啥。“ “a。o。e。“ “啥意思。“ “a-o-e。“建国念了一遍。念的时候他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书包带子在褂子上勒出了一道印子。他把书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桌上——还是第三页，不用翻就知道。 他娘看着他把石板擦干净——石板上“王威“两个字已经被擦掉了一半，“王“还在，“威“只剩最后两笔。建国把那两笔也擦了。 “明天还去。“她说。 “嗯。“ 建国把那本旧课本翻开。翻到第四页。手指头按在“天安门“三个字上，停了一下，又翻回去了。他还没描过那三个字——那是明天的。 第7章 铅笔头与玉米棒 1981年冬天，建国的那截铅笔剩了不到两寸。 铅笔是开学的时候老师发的——一人一截，用完了自己想办法。建国从发到手那天起就开始省着用。他在石板上写得差不多了才用铅笔——课本空白的地方、包书皮的旧报纸边角上、他爹从镇上捡回来的那一张烟盒纸。铅笔头捏在手里的时候虎口要往里收，食指和拇指掐着笔杆最上端，写在纸上只有一小点力，不重，但笔迹不抖。 那年入冬以后，建国家的煤油灯每晚都比别人家多亮一截。他娘没说过费油，只是在灯芯往上窜的时候拿针往下压一点。建国趴在桌上用铅笔写字——他描的不是课本上的字了，他把课本上每一页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开始往包书皮的旧报纸上写。报纸不吸铅，写上去的字浅浅的，侧着光才能看见。他把报纸反过来又写满了，每个字都挤在一起。 铅笔还剩不到两寸。他把铅笔头放在桌上比了一下——到食指第一个指节。他想了半天，找了一截小竹管套在铅笔头上。竹管是他从院里的扫帚上抽的一根，比铅笔粗了一圈，塞进去有点松，他从书包里撕了一条布边塞在缝里。套了竹管的铅笔长了一截，捏着不那么硌手了。 他娘在旁边纳鞋底，抬头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竹管铅笔，又低下去了。过了很久她说：“等开了春，让你爹去镇上给你买支新的。“ 建国“嗯“了一声。他把竹管铅笔小心地放进布包，包口的布折了两折，压在书包最底下。书包放好以后他又看了一眼——书包角上鼓起一小块，那是铅笔头硌出来的。 1982年秋收，王威爹在早饭桌上说：“今天别去学校了。“ 王威正往嘴里扒玉米糊。筷子停在半空。“今天讲新课。“ “讲啥新课。“他爹站在门口，肩上搭着一根麻绳。“南坡的玉米还剩三亩，再不收要烂在地里了。你哥去你姨家帮忙了，你二姐一个人掰不过来。“ 王威把筷子搁在碗上。碗里的玉米糊还剩一半。他看了一眼他娘——他娘在灶台边上盛第二碗，没回头。他把书包从桌腿边拎起来，放在炕上，又从炕上拿到桌上，最后放在了门槛外面的台阶上。 他在地里从早上掰到天擦黑。玉米叶子割在脸上，汗一浸，辣疼辣疼的。掰到中午的时候两只手的虎口都红了——跟去年一样，但又比去年厚了一些。他把手套摘了——没有手套，是一双破袜子套在手上——破袜子磨通了，手指头从洞里露出来，指甲缝里全是玉米须。 天黑以后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把鞋脱下来磕土。鞋里倒出来一把土和一截玉米须。他娘端着一盆水从灶房出来，放在他脚边。他把脚伸进盆里——水是温的。他坐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书包还在门槛上，过去拎起来的时候书包底下已经潮了——早晨的露水。 书包里的石板还在。他把石板翻过来——背面是三天前老师写的生字，他没来得及抄完就让家里叫走了。石板上的字已经花了，剩了一半“田“，另一半被书包里的什么东西蹭掉了。他把石板放回去，书包搁在炕尾。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学校。坐到最后一排的时候他发现黑板上换了新内容——老师昨天教到第十三课了，他走的时候才第十课。他翻到十三课，不认识的字比认识的多。同桌把石板推过来让他抄，他抄了两行停下了。 “算了。“ 同桌看了他一眼。“啥算了。“ 王威把石板放在桌上，没再抄。他看着窗外——操场上有两个年级在跑操，脚步声齐的。 那年秋天他一共缺了七天课。每次回来的第二天他爹又叫他走了。到第七次的时候他早上没等他爹叫，自己把书包搁在桌上，扛着扁担出了门。 入冬以后，海龙的表叔回来了。 他回来那天下午海龙正趴在桌上写作业。窗外的狗叫了一声，海龙抬头——一个穿皮夹克的人站在院子里。皮夹克是黑的，肩膀上落了一层灰，拉链没拉到顶。表叔手里提着一个帆布袋子，袋子底下磕在门槛上，发出铁碰铁的声响。 “海龙——长高了。“ 表叔进了屋，把帆布袋放在桌上。海龙他娘倒了碗水，表叔喝了一口，放下碗，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一包白糖，一罐麦乳精，一双解放鞋，还有一个铁皮小汽车。 汽车是绿的。车门打不开，轮子能转，车顶上印着几个白字——海龙不认识，但他认得出来那是字。他把小汽车拿在手里翻过来看——底盘上有四个螺丝，一颗在左前轮旁边少拧了半圈，轮子转起来有点歪，往右偏。他用手把歪轮子扒了一下，轮子转了三圈停了。 表叔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喜欢？“ 海龙没抬头。“这螺丝松了。“ 表叔愣了一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你咋知道的。“ 海龙没回答。他把小汽车放在桌上推了一下——车子往右偏，偏了两次都撞在碗边上。他用手指头按了按那颗松的螺丝，抬头看了表叔一眼。 “有扳手不。“ 表叔笑了。他从帆布袋里摸出一把小扳手——不是玩具，是正经的铁扳手，柄上还沾着机油。海龙接过来，扳手在他手里有点大，他换了两个手才捏住。他把小汽车扣在桌上，左手按住车身，右手拿扳手套住那颗螺丝——拧了两圈，拧紧了。翻过来又推了一下。车走直了。 他把小汽车放在桌上看了很久。轮子不歪了，四个轮子一起转，在桌面上走了一截直线。表叔把烟掐了。 “这小子灵性。“ 那天晚上海龙把小汽车放在枕头边上。他娘喊了两遍他才把灯吹了。屋里黑下来以后他伸手摸了一下枕头边的铁皮汽车——冰的，轮子上有一点没擦干净的机油，滑的。 第二天他带着小汽车去上学。上课的时候他把铁皮汽车搁在课桌底下，两只手在桌兜里慢慢转轮子。老师在前面讲课文，他的眼睛看着黑板，手在底下——前轮转了后轮转，后轮转了两个轮子一起转。语文课上他一个字都没写。数学课上他写了三道题，剩下的时间把铁皮汽车翻过来看底盘——那条他拧过的螺丝还在，没松。 老师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他拿石板盖住了铁皮汽车。老师走过去了。他又把石板挪开。 那天放学以后他没跟建国和王威一起走。他一个人拐到了村口，在修自行车的铺子门口站了一小会儿。修车的老赵蹲在地上卸链条，卸完了往柴油里泡。海龙在旁边蹲下来。老赵抬头看了他一眼，没理。链条泡在柴油里，油黑得发亮。 1983年春天，建国的铅笔筒里攒了四个铅笔头。 一个是他自己的，剩下三个是前后左右的同学扔了又被他捡起来的。有一个只剩指甲盖长，用手指头掐都掐不住了，他还在写。他在旧报纸边上写了一个句子——“春天来了“，然后把铅笔头搁在桌上，用力闭了一下眼睛。从去年冬天开始他就觉得黑板上的字有时候是虚的——老师写的生字，他坐第一排也看不清楚，要把眼睛使劲眯一下才行。眯完能看清一会儿，过一会儿又虚了。 他把眼睛闭了两秒，睁开，又往黑板上看。字清楚了。 期末考试那天他穿着他娘过年给他缝的褂子——袖口长了一截，他娘说留一截明年还能穿。卷子发下来的时候他把卷子翻了两次，正反都确认了一遍——他怕漏题。然后他从文具盒里挑了一支最长的铅笔——三寸，是他从所有的铅笔头里挑出来的。他削铅笔之前先比了一下卷子上的空，每一行有多宽，然后照着宽度削。笔尖不尖不圆，写出来的字有骨头有肉。 卷子做到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下。这道题他没见过——课本上没有，老师也没讲过。他把题目念了三遍。然后他在手心里戳了一下笔尖——不疼，但凉了一下——他翻到前面把一道不太确定的题检查了一遍，又翻回来看最后那道。他写了两个字，划掉。又写了一行。铅笔在卷子上停了两次，最后还是写完了。 交卷的时候他把卷子搁在讲台上。老师往下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建国转身走的时候听见老师翻卷子的声音。 成绩出来那天老师在讲台上念名字。念到他的时候老师停了一下——不是看名单，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第一名——张建国。语文九十六，数学九十八。“ 教室里有几个孩子回头看他。建国坐在第一排，后面的人只能看到他的后背。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石板。石板上什么也没写。他的手指头在石板边上划了两下——石板边有点毛，他把那一点毛刺按回去了。嘴唇抿住了，抿了两秒。 “张建国这个学期——“老师还在说。建国没听全，他听见了“进步“和“认真“和“全班“。这些词他有些懂有些不完全懂，但他知道自己考了第一名。 他把卷子放进布包的时候手有点抖。他把书包带子勒紧，低着头走出教室。走到操场中间的时候他蹲下来系鞋带。鞋带没松。他蹲了三四秒，站起来继续走。 王威考了倒数第三。他把卷子卷成一个筒塞进书包。筒太粗，把书包撑出一个角。他走出教室的时候用手在书包上拍了一下。“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旁边没人接话。 海龙考了第十七名。全班三十八个人。他把卷子折了两折放进书包——折的地方有一条长线，刚好盖住了分数。他摸了一下背包底下的铁皮汽车，摸了两个轮子。 考完试那天三个孩子不约而同走到了老槐树底下。 树上的叶子刚出全，嫩得透光。树下还是那块地方，只是三个人有一阵子没一起来了。建国先到，然后是海龙——他从书包里掏出铁皮汽车搁在树根上。王威最后来，手里捏着两块玉米饼。 “家里蒸的。“王威递了一块给建国。建国掰了一半，把另一半还给王威。王威望了一眼海龙。海龙摇了摇头。 建国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课本翻到第二十八页——这个学期教到的最后一页，页脚折了一个新的角。“这学期教了这么多。“他把课本放在树根上。 王威没看课本。他咬了一口玉米饼，嚼了两下。“你考第一。我倒数第三。“ “你缺了七天课。“ “嗯。“王威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七天，够老师讲完两个单元了。“ 海龙把铁皮汽车放在树根上推了一下。轮子转了三圈，比去年多了一圈——他在老赵那里偷学了一手，往轮轴里加了一点缝纫机油。车走直了。 “我考了第十七。“海龙说。“不上不下。“ 建国把课本翻开，从课本里拿出一支铅笔——新的，三寸半，笔杆上还带着木头的毛边。“这支给你。“ 他把铅笔放在王威手边。 王威看了一眼铅笔。铅笔是新的。不是捡的，不是铅笔头套竹管的，是不知什么时候攒下来的。他拿起来看了一眼——笔杆是淡黄色的，六角形，笔芯正中的。他把铅笔放回树根上。 “给了我也没用。“王威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又不是读书的料。“ 建国看着那支铅笔。铅笔搁在树根上，风把笔杆上的一点木屑吹掉了。他伸手把铅笔捡起来，放回课本里。 海龙把铁皮汽车翻过来，用手指头按了一下底盘上的那颗螺丝——还在，拧得紧紧的。他把小汽车放在背包里。 三个人坐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王威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饼渣。“回去了，明天还要下地。“他走出两步又回头，看着建国手里的课本。“那个——二十八页。啥意思。“ “就是学了二十八页。“ “二十八页。“王威念了一遍。他转过身走了。 远处玉米地刚翻过一茬土，还没撒种子。日头已经把地面晒干了。老槐树上的叶子在风里翻了个面，沙沙响了三四声。 建国把那支新铅笔又放回布包里。他把布包折了两折，压在书包最底下。书包角上鼓起一小块——上次是铅笔头，这次是一支没人要的新铅笔。 第8章 土地说话了 1983年秋天，消息是从村口传进来的。 不是大喇叭——大喇叭已经哑了半年了，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响。消息是走村串乡的人带来的。一个人过来说包产到户在别的地方已经搞了两年了，另一个人过来说合同的事还没定，再一个人说快了。每次说的都不完全一样。建国爹蹲在院门口听隔壁老孙讲这些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根旱烟，烟灰落了一截也没弹。 “说是地分到户。交够公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老孙的声音不高。建国爹把烟灰弹了，站起来看了看自家的院墙。墙头站着一只麻雀，歪着头往院子里看。 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屋后一排杨树，门前一块菜地。建国爹在村口蹲了这么多年，每一家的地有多宽、哪块地打多少粮、谁家的界石往左偏了一寸——他不用想就知道。他把烟掐了。 “地是好东西。咱家地不多。“ 他说完就进屋了。建国娘正在灶前添柴，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坐在炕沿上，把鞋脱了，脚趾头在鞋面上蹭了两下。 “外面都在传。“ 建国娘把柴往里推了推。“传什么。“ “说地要分到户了。“ 建国娘的手停了。停了很短的一下，又把一根柴塞进去。灶膛里的火光在她脸上跳了一下。 “真的假的。“ 建国爹没回答。他弯腰去够床底下的一双旧鞋——弯腰的时候腰顿了一下，右手撑了一下炕沿。他把旧鞋捞出来，翻过来看了看鞋底，放回去，又把新鞋——建国娘纳了一半的那双——拿起来，用指头摸了摸鞋底的针脚。 “管他真的假的。先听着。“ 那年秋天，三个家庭里的三个父亲都在等。 王威爹不等人传消息。 他自己去了一趟公社。回来的时候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捆旧报纸——上面印着文件。他把自行车往院门口一靠，进了屋，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第一页，用铅笔头在上面划了几道。 “咱家十一口人，七个劳动力。“他跟他爹——王威爷爷——说的时候声音不小，不是吵，是底气。“按人头算，咱家能分到村里最多的。“ 王威爷爷坐在炕上，手里转着两颗核桃。他闭着眼听，核桃在掌心里转了两圈。 “地还没下来。“ “快了。“王威爹把本子合上。“最迟开春。“ 王威爷爷点了点头。核桃又转了一圈。 王威从院里进来——他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全是泥，肩膀上的扁担还没放下。他站在堂屋门口，听见他爹在跟他爷说地的事。他没进去。他把扁担靠在门框上，用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汗。 “爹。“他叫了一声。 王威爹回头。“地里那边高岗上的玉米收了没有。“ “南边的收了，北边的还差两亩。“ “明天你跟你二姐去。我去一趟村部。“王威爹把本子放回布包里。“分了地以后，咱家的这块得自己管了。你哥说过开春想去镇上打几个月工——到时候家里的活你多担着点。“ 王威把扁担拿下来，在地面上磕了一下。泥土落了一小摊。 “知道了。“ 他没问多担着点是什么意思。他把扁担放回墙角，坐在门槛上脱鞋。鞋底磨薄了的地方已经能看见袜子了——袜子上有三个洞。他扯了扯鞋帮子，把鞋搁在门边。 院子里他娘在喂鸡。鸡围着她转，咯咯咯地叫。王威看着那些鸡，想起去年秋收他缺了七天课——黑板上从第十课跳到第十三课。他把鞋磕了磕，站起来进了屋。 入冬以后，海龙爹开始在村口转。 他不是闲转。每次有人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抽烟——生产队的、外面回来的、走过江湖的——他就凑过去，先递一支烟，再开口。他话不多，问得也简单。 “外面有活干不。“ “干什么活。“ “一个月能挣多少。“ “包不包住。“ 这些问题他问了不止一个人。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有人说省城那边有工地，一天一块二毛五。有人说镇上缺搬运的，工钱低但离村近，天天能回家。还有人说跟着工程队走——哪里有活去哪里。 海龙爹把每一句都记在了心里。他不识字，但他记得住。谁说的、哪天说的、说的是哪个地方——这些在他脑子里像一张地图，每个地名都是一个点。他把这些点串起来，看哪条线最好走。 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海龙娘给他留了半锅玉米粥，他坐在桌前一边喝一边想。海龙在旁边端着碗——碗比他爹的大了两圈，但他只盛了碗底一点。 “爹，你今天又去村口了。“ 海龙爹“嗯“了一声。他把碗放下，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玉米粒。 “光种地，“他把筷子搁在桌上，“种不出个啥。“ 海龙没说话。他想起了表叔——皮夹克、帆布袋、铁扳手。想起了那天他把松掉的螺丝拧紧以后表叔看他那一眼。他不是在怀念什么。他是在想：表叔也种过地，表叔后来不种了。 海龙爹站起来去院子里洗手。盆里的水冰了，他把手伸进去，洗了几下，捧了一把水泼在脸上。 海龙从书包里翻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不是作业本，是一截铁丝。他把铁丝折弯了，弯成一个能挂东西的钩子。这是今天放学后在修车铺门口蹲着看老赵干活的时候顺手折的——老赵把一根铁丝扔在一边不要了，他捡起来，往车后座的钢管上绕了一下，一弯，扣住了。 他把铁丝钩子挂在桌腿上。钩子吃住了。 腊月里，三家的年过得不一样。 王威家杀了一头猪。院里支了一口大锅，水烧到滚，热气往上蹿。王威爹站在梯子上挂灯笼——不是买的，是用红纸糊的，糊了三个。王威跟他哥一起把猪肉分成堆——一块给姨家，一块给老丈人家，两块留着过年，肥膘炼油能吃到来年秋天。 王威蹲在灶台前添柴。柴火烧得噼啪响，屋里热得跟春天似的。他爷爷坐在堂屋最中间，面前摆了一碗扣肉。王威爹站起来给老爷子倒酒——自己酿的红薯酒，度数不高。老爷子喝了半碗，把碗放下，看了一下满桌的人。 “咱王家在这村里站了五代了。“老爷子的声音不高，但桌上的人全都在听。“地是根。有了地，不怕人骑在头上。“ 王威爹站起来又给他倒了一碗。“爹——开春签了合同，咱家这块地就名正言顺了。“ 老爷子把核桃转了一下。没说话。喝了第二碗酒以后拍了拍桌子。 “好。“ 建国家也过年。桌上比往年多了一碗肉。 建国爹坐在桌边，用筷子夹了一块肥肉放在建国的碗里。建国看着那块肉——肥膘厚，透明得跟冻子一样，瘦的那一条只有小拇指宽。他夹起来咬了一口，油从嘴角流下来。 他娘从灶台那边端了一碗汤过来——萝卜丝汤，上面飘着几星油花。她把汤放在建国手边，然后在他爹旁边坐下。她没端碗。她看着建国吃了一会儿，又把目光转到他爹身上。 建国爹在揉腰。揉的位置在后腰正中间，偏右。他揉的动作很轻，像是怕人看见。右手的四个指头按在腰上，掌根往上推了一下，停住。 建国娘看见了。她把汤往前推了推。“腰又疼了。“ “不疼。“建国爹把手从腰上拿下来，拿起筷子。 建国娘没再说话。她去灶台边拿了一把火钳，从灶膛里扒出一块烧了很久的砖——砖烧到通红，她用湿布包了两次，放在建国爹的椅背后头。 建国爹靠上去的时候身子先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松下来。他靠在热砖上，闭上眼睛。 建国把碗放下。他看着那碗萝卜丝汤——他娘没喝，他爹也没喝。 外面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吹得桌上的煤油灯晃了一下。建国伸手去护灯。灯稳住了。他爹睁开眼睛。 “开春了签合同。“建国爹说。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桌子上的三个人听得见。 建国看着他爹。 “签了合同，咱家的地就写在纸上了。“ 建国没懂这个纸有多重。他只知道他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笑。他把碗里的饭扒完了。 海龙家的年饭桌上只有海龙他爹、他娘和他。没有酒。 海龙爹把一碗饺子推到他面前。“吃了。“ 海龙拿起筷子。饺子是胡萝卜馅的，皮厚。他咬了一口，抬头看了看他爹。 他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窗外除了院子就是墙，除了墙就是天。天已经黑了，但还能看见远处别人家灯笼的余光——王威家的灯笼亮得最远。 “你表叔开春要回来一趟。“ 海龙的筷子停在碗边。 “回来看你爷。“海龙爹点了一支烟。“顺路。“ 海龙他娘从灶台那边开口了。“你少在孩子面前抽烟。“ 海龙爹把烟掐了。但他没动——一直看着窗外。 “开春签了合同——“他顿了一下。“我就去一趟省城。“ 海龙娘转过身来看着他。“去省城。“ “你表弟的那个工程队，年前捎了口信过来，说开春缺人。“海龙爹把掐了的烟放在桌上。“我去看看。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回来。“ 海龙把碗里的饺子吃完了。他没看他爹，也没看他娘。他把筷子横在碗上，站起来往自己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了。 “爹。“ “嗯。“ “外面——是不是也有修车的。“ 海龙爹愣了。愣了两秒。 “有。到处都有。“ 海龙点了点头。他进去了。桌上剩下一碗饺子汤，汤面上飘着一层猪油，已经开始凝了。 开春以后，生产队长把各家各户喊到了村口。 他站在老槐树底下，手里拿着一叠纸。纸是白的，上面的字是油印的，每个字都往右偏了一点。队长的嗓门大，但风也大——他把纸举起来，风把纸吹得啪啪响，他用另一只手按住。 “各家注意听了——“ 他念了文件的开头。一开始用的是文件上的字——“经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念了两句发现有人在底下嘀咕，就把纸放下了。 “意思就是——地从今天起分到你们各家。种什么、怎么种，你们自己定。收成交一部分给国家，剩下的全是你自己的。“ 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一些。底下的人没人说话。有人在看队长的脸，有人在看那张纸，有人在看自己脚下——在看脚下的泥地。 “有什么话你们说。“ 人群里没人出声。站在后面的一个老汉把旱烟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队长——这个政策，不会再变了吧。“ 队长看了他一眼。“文件上写的。“ 老汉把烟又塞回嘴里。“五八年也是文件上写的。“ 人群里有人笑了。不是笑这句话，是笑这句话里面的东西——不好笑，但除了笑也不知道怎么办。队长没笑。他把烟纸卷往嘴里塞，划了一根火柴，火柴被风吹灭了，他又划了一根。 “五八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队长把火柴扔在地上，踩了一脚。“这次不一样。别的地方都已经搞了——咱隔壁乡去年就签了。签了的一年比不签的多打了三成粮。“ 底下的人不笑了。三成这个数字比什么文件都好使。 队长把合同纸举起来。“哪家先签。“ 王威爹从人群里走出来。他不是突然走出来的，他一直站在最前面。他往纸上看了看，眼睛在纸上从左到右扫了一遍——他不完全认得完，但关键的数字——亩数、地界、上交比例——他全看明白了。 “咱家先签。“ 他把笔接过来。是一支蘸水笔，笔尖上有一层墨痂。他把笔尖在墨水瓶里涮了一下，在纸边上划了一道——墨没下来——又涮了一下。然后他弯下腰，在本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王德厚。三个字，一个字往右歪，一个字往左歪，中间那个横平竖直。 签完了。他把笔递给旁边的人。 建国爹接过笔。他的手指比王威爹短一截——不是短，是骨节粗，指头往掌心里扣，攥笔杆的时候像是攥着一把锄头。他看着纸上边的字看了很久。队长把手指按在签字的地方。“这里。写上就行。“ 建国爹弯下腰，写了一个张，停住了。他抬起头。 “队长。分给我家的是哪一块。“ 队长往纸上一指。 建国爹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南坡下面的一小块水浇地，加上西边的一片旱地。两处加起来也不到王威家的三分之二。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腰弯下去，接着写——写了“张文“两个字，第三个字顿住，再写——写了一个歪的“川“。张文川。三个字全都偏了，偏的方向不一样。 他把笔搁下。搁下以后手指还在桌上弯着——攥笔杆的姿势。 海龙爹是最后签的。他拿到笔以后没看队长，也没看合同——他看的是自家的地界。他认得那几块地：村东头沿沟的三亩旱地，靠路的一亩半半坡地。沿沟的地每年夏天被水冲掉一截地头，半坡的地石头多，犁下去能听见牙酸的声音。 他把字签了。把笔搁在纸上。转身走的时候队长叫住他。 “黎树海——你不问问你那块地？“ 海龙爹站住了。回头看了队长一眼。 “就是那块。我知道。“他声音不高。“地是好地——就是石头多了点。“ 他走了。风吹过来，把桌上那张合同纸的一角吹起来。队长用手按住。 王家分了村里最大的一片水浇地。 王威爹在地头走了一圈。不是背着手走的——是蹲下来捏了一把土，又站起来往前走，走到地头蹲下来再捏一把。地是黑色的——那种黑不是脏，是润。跟河滩边的泥不一样，河滩的泥抓起来是一坨，这块地的土抓起来是散的，从指头缝里漏下去。 “好地。“王威爹说。 他站起来，往地中间走。走到一半停下来——这块地的南北方向偏长，阳光从东边过来能照到每一垄。地西边靠着一条引水渠，开闸就有水。他把这些全都算了：这边种麦，那边留点棉花，靠渠的那一排种菜。 他把步子从地这头走到那头，一共走了九十三步——每一步是成年男人的步子。在地头站住以后他在心里过了一个数字：今年光这一块地，打的粮够全家吃一整年，剩下的还能卖——卖多少要看天。 “王威。“他叫了一声。 王威从地垄上跑过来。他刚才在地边上搬石头——他爹走着量地的时候他已经在干活了。他把一块压在地界上的大石头搬起来，搬到路边放好。 “这块——“王威爹拍了一下王威的肩膀。“以后就是咱家的。你爷爷说得对。地是根。有了这块地，咱王家在这个村里的根算是扎稳了。“ 王威看了看脚下的地。地里的麦茬还是去年的，干得发白。他蹲下去，把一株麦茬拔起来。根断了，带上来一撮黑土。 他把土放回去。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爹——这块地今年能打多少。“ 王威爹看了看地的尽头。水渠的水在远处流着，能听见一点声音。 “风调雨顺的话——三成。比去年多打三成。“ 王威没接话。他心里算了一下——三成是多少。他没算出来。但他想起了去年的玉米——那些烂在地里的玉米，一个人从早掰到晚也掰不完。以后都是自家的了，掰多少都归自己。这个念头在他心里亮了一下。很快就灭了。但他记得它亮过。 建国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了。 张家分的两块地都不大。水浇地一共三亩半，旱地两亩。水浇地还算平整，旱地是一块坡地——从北往南斜，斜了差不多小半个田埂，每年浇地的时候水存不住，都往低处流。建国爹第一天下地的时候在地头上站了一袋烟的工夫。他没叹气，也没抱怨——他把地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先从坡上开始整治。把坡上的土往下移——不是一次移完的，是每天干完地里的活以后多干一袋烟的工夫。他在坡上面挖一筐土，挑下来倒在坡地上，再回去挖一筐。筐是他自己编的——柳条编的底，能漏土但不能漏太多。一天两筐，第二天再两筐，第三天还在两筐。两筐土在整块地里显不出来，但他天天在挑。 建国放学以后有时候去地头找他。建国远远地站着，看着他爹蹲在地里——不是在干活，是在看地。他爹蹲在那里，把手插进土里，往上一翻，看土的颜色。翻出来的土是黄的，翻到第二铲的时候变深了——他爹用手捏了一下土，放在鼻子底下——没闻，只是看。然后他把土放回去，站起来，往下一截走。 “爹——回去吃饭了。“ 建国爹回头看了他一眼。站起来的时候腰顿了一下——这次顿得比冬天的时候长了。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停了两秒才站直。往家走的时候他走得不快——不是不想快，是他的腰在春耕开始以后每天都僵。 建国跟在后头。他看见他爹的后襟上全是土——不是沾上去的，是汗浸透了布料以后土糊在上面，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结了一层硬壳。 到家以后建国爹坐在门槛上脱鞋。他身子往前倾，倾到一半停住了——不是不想再往下，是腰顶住了。他用手撑着门槛，把身子往下压。压到一半脸上皱了一下。他挺住了，把鞋脱了。 建国娘把热水端过来的时候他爹已经在泡脚了。他弯腰把裤腿往上卷——卷到膝盖的时候发现裤腿上糊了一层泥，泥干了，硬得跟布长在了一起。他把裤腿扯了两下才扯开。小腿上有一条青筋鼓着——不是血管凸出来，是筋，从脚踝一路往上到膝盖，在皮肤底下绷直了。 建国娘把热布巾放在他后腰上。他闭了一下眼睛。这次没说不疼。 春耕播种结束以后，建国爹把自家的地从头数到尾。种子下去了，肥施到位了，坡上的土还在每天移两筐。他蹲在地头算了一遍——麦子能打多少，玉米能打多少，交了公家还剩多少，够不够吃到来年开春。 他又算了一遍。这次算得更慢——他在心里把每一垄的苗数都点了一遍。算完了，他站起来。 够吃了。第一次够吃了。 他蹲在地头，从怀里摸出一根旱烟。划了一根火柴，没点，又把火柴晃灭了。 “地是好地。“他把没点的旱烟夹在手指头中间。“就是太少了。“ 建国站在他身后。建国是在他爹蹲在地头的时候走过来的。他手里还拿着课本——刚才在家里描字。他听见了他爹说的话。他没说话。他把课本夹在腋下，顺着田埂往回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爹还蹲在地头。远处的田里，王威爹正在大声喊人放水浇地。再远处，海龙爹挑着一根扁担往村口走——上面挂着铺盖卷，下面是解放鞋和一只碗。 建国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风从田野上刮过来，吹得地头的草弯了腰。他转过身，往家的方向走。他爹说“就是太少了“的时候没回头——但建国听见了。 第9章 各自的玩具 一九八四年夏天，建国从学校抱回一摞旧课本。 是学期末发下来的下学年教材——语文、算术、自然，还有一本薄薄的写字簿。建国把这些书摞在炕角，又翻开语文书，从第一页开始看。第一课是《春天来了》。第二课是《燕子飞回来了》。他看完的时候，窗外知了还在叫。 他翻到最后一课，又从第一课重新看了一遍。天还亮着。他爬起来，从母亲针线筐里摸出剩下的那个铅笔头，套上竹管，在写字簿的扉页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张建国。 字太小了。他又写了一遍，大了一点。 整个暑假，建国把旧课本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书页已经发黄发脆，翻的时候沙沙响，纸的边角翘起来，他用手指按回去。铅笔头短到只剩半寸，竹管套着的那一截握在手里刚刚好。 八月底开学前，他又考了一次自测——所有课后题全部能答。他把课本摞整齐，压在炕席底下，然后坐到门槛上看天。 他爹张文川从地里回来，看见他坐在门槛上，说了句：“又看书了？眼睛还要不要。“ 建国“嗯“了一声，站起来进屋去了。 --- 王威的暑假在地里。 他爹王德厚从南坡下来那天下午，手里拖着一根柳木枝——比锄把细一点，比擀面杖粗一点，两头截得齐齐的。王威蹲在院门口看。“爹，做啥。“ 王德厚没答，进灶房取了柴刀，坐在门槛上开始削。刀口贴着树皮，先刮掉外面那层褐的，再一刀一刀往下削——削到木质露出来，泛白，带着生木头的涩味。 王威蹲在旁边看。木屑一片一片落在王德厚脚边，卷起来的，白的。 削了半个时辰，一根小锄头把子出来了。一头粗，一头细，中间拿刀背刮过两遍，比大人的锄把短一截——刚好够一个九岁孩子握。 王德厚把锄头递给王威：“明天试试。“ 王威接过来。手握着粗的那头，刚好扣满。 第二天天没亮透，王威扛着小锄头跟在他爹后面下了南坡。露水还没干，裤腿走几步就湿了一截。王德厚在前面走，没回头。 到了自家水浇地，王德厚指了地头一小块——草多，苗稀，大人弯腰进去费力的地方。王威蹲下来，双手握住锄把，学着大人的样子往下刨。 第一锄太浅，只刮掉一层草皮。第二锄偏了，把一棵麦苗给刨倒了。王威把麦苗扶起来，用土培了培根。第三锄下去正好——锄刃入土那个力道从掌心传到胳膊再传到肩膀，闷闷的一声。 他直起腰，回头看了一下。巴掌大的地已经翻出了新土的颜色。 晌午收工时，王威的手心磨红了一块。他把锄头扛在肩上往回走，跟在他爹后面。锄把上已经沾了土，干的湿的混在一起。王德厚回头看了一眼那把小锄头，没说话。 --- 海龙的收音机是八月末到的。 他表叔黎树明从省城回来，挎着个帆布包进了院子。海龙正蹲在灶房门口洗土豆，抬头叫了声“表叔“。 黎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外壳塑料的，上面的旋钮少了一个，天线断了半截，外壳边上有道裂，裂口边缘扎手。 “收来的，你看能不能弄响。“ 海龙接过来，翻过来看。背面写着“春雷牌“。他把旋钮都拧了一遍，没声音。又摇了摇，里面有东西在晃——松掉的螺丝。 他跑进里屋，从炕柜底下翻出那把扳手——是上回修铁皮小汽车用的那把。不新了，但还能拧。他蹲在院里的石板上，把收音机翻了个个儿，一颗一颗卸下背面的螺丝。 壳子取下来以后，里面是个小世界。铜线绕成的线圈、大大小小的电容、一块绿色的电路板——电路板上面的焊点一个一个银白的小圆点，密密麻麻地排着，像天上的星按某种顺序码好了。有几根线的焊锡开了，线头翘着。 海龙蹲在那里看了很久。手指沿着每根线的走向摸过去，记住哪根连着哪里。然后他用扳手的尖端把开焊的线头一根一根按回去。焊锡凉了按不上，他就把线头塞回原来的孔里，用劲儿压住。 壳子装回去的时候，裂缝卡不严。他拿手摁着接缝，一颗螺丝、两颗螺丝、三颗螺丝——拧到最后一颗的时候他嘴唇抿着，手指使着劲儿，扳手一圈一圈转到拧不动为止。 他装上电池，开了旋钮。 一阵沙沙声。 他拧着旋钮慢慢转。沙沙声忽大忽小，中间夹着人声的碎片——有人在唱戏，有人在报数，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然后停住了。 不是唱戏——里面那个人说的是分田到户以后怎么办厂、怎么把农产品卖到城里去，说有个地方叫温州，那里的人在搞小商品。 海龙听不明白。但那个声音跟村里的不一样——不是喇叭里念文件的那种腔，也不是戏台上的。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话的语气。 他把收音机放在腿上。沙沙声还在，那个声音有时候被杂音盖住，有时候又浮上来。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还在听。 --- 冬天来的时候，建国开始抄课本。 是腊月里最冷的那几天。煤油灯点上了，火苗在灯罩里跳——灯芯歪了一点，影子在墙上跟着晃。建国把语文课本摊开，从第一课开始抄。铅笔头在纸上走得很慢，一笔一画。 手指上沾着铅灰。手心也有。他抄到中间停下来，把手往裤子上一蹭，继续抄。 腊月二十三，小年，他把最后一课抄完了。 课本的页脚被翻卷了边，他用指甲一道一道刮平。然后翻到课本空白的地方——扉页的背面、课与课之间的空隙、最后一页的下面。这些地方已经有一些字了。 是他写的。 不是课文。是他编的故事。 他写了一个小孩上山打柴遇见一只会说话的鸟。鸟说，你以后能去很远的地方。小孩说，我们家没有路费。鸟说，你走着去。 建国写完这一段，铅笔顿了一下。他把“走着去“三个字又描了一遍——描得重了一些，纸凹进去了。 过了半天，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小孩说，那我从明天开始走。 --- 腊月二十三，老槐树光秃秃的。三个孩子碰巧都在树下——建国去代销店买煤油回来路过，王威给他爹送水壶回来路过，海龙从表叔家回来路过。 他们没说几句话。建国手里攥着空煤油瓶子，王威肩上搭着水壶绳子，海龙怀里抱着一台破收音机。 海龙把旋钮扭开。收音机里放出一个女声，在唱评剧。唱了两句，又被杂音盖住了。海龙伸手去拧天线——断了的那半截，他往上接了一根铁钉子，用黑胶布缠着。转了几下，声音又出来了。 “能响了。“建国说。 “嗯。“ “你修好的？“ “就是线开了。“海龙说，“按回去就能响。“ 王威看了一眼收音机，又看了一眼海龙的手——那双手上还有下午装耙子的泥。他说：“你真会弄。“ 海龙把收音机关了。风从槐树光秃秃的枝子中间穿过来，建国眯了眯眼——看远处的时候这个动作比夏天又重了一点，先眯一下再慢慢睁开。 他们散了。 --- 腊月三十，除夕。 建国趴在桌上睡着了。煤油灯还亮着，灯芯已经歪到一边，火苗小了一圈。竹管铅笔从手里滚出来，停在翻开的课本上——那一页是写字簿的最后一页，被他写满了。不是课文。是他写的字。 王威把那把小锄头靠在门框边。锄把上沾的土已经干透了——是今下午又跟爹下了一回地，不是干活，就是翻了翻。他说去“看看麦苗“。锄把被他握了一个夏天半个冬天，粗的那头褪了生木的白，变成了手的颜色。他把锄头靠稳了，吹了灯。 海龙抱着收音机坐在炕上。屋里没点灯，他爹在外面生炉子准备烧水。收音机里的杂音嗡嗡响着，他拧着旋钮慢慢找台——人声断断续续地浮上来又沉下去。 然后有个声音出来了。 不是戏。不是评书。不是大队广播站念通知的那种声音。 那是一个男声，语速不快，说的不是村里的话——不是种地的事，也不是天气。他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讲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推进——乡镇企业可以办起来了。农民不只是种地，还可以加工、运输、销售。温州那边已经有人搞起来了。 后面听不清了。杂音又涌上来。 海龙的手指停在旋钮上。 他没拧过去，也没拧回来。就那样停着。 外面的炮仗响了一声。再响一声。第三个没响。 那个声音又从杂音里浮出来了一点点。他听不懂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乡镇企业“长什么样。但那声音的质地——那是一个人在认真说一件事的语气。不是念给人群听的，是说给一个人听的。 他把收音机往怀里抱紧了一点。炕是凉的。外面的光从门缝里漏进来。 一年到头了。 三个孩子各自在自己的家里。同一片冬夜盖住了整个村子——槐树的枝子在风里碰了两下，王家南坡的麦苗在土里缩着根，张家的煤油灯灭了，黎家的收音机沙沙地响着。 他们手里的东西不一样了。 第10章 万元户的传说 消息是赶集的人带回来的。 1985年秋天的傍晚，村口老槐树下聚着七八个人。收工早的蹲在露出来的树根上，锄头靠在身旁。有人从集上回来，扁担还没放下，嘴里的话先出来了。 “听说了没，石头沟出了个万元户。“ “万元户？“ “一万块钱。“ 老槐树下安静了。旱烟锅子含在嘴里忘了往外吐。一万块钱——在场的人种一年地，年底分红撑死两百来块。一万块是五十年的分红，是五十年不吃饭不穿衣。 “干啥挣的？“ “听说是养鸡。“ “养的啥鸡能挣一万块？“ “说是养了上千只。“ 有人把烟灰磕在鞋底上，没说话。有人问了一句“政策让不让“，没人接茬。消息就这么在槐树下传开了。 秋收刚过，玉米进了仓，麦种进了地，人闲了，嘴就闲不住。万元户的事从老槐树下流到各家的灶房里，从灶房流到井台上。打水的人在井台上多站了半袋烟的工夫，打出来的水洒了一路。 传的消息越来越走样。有人说石头沟养了两千只鸡，有人说不是养鸡是跑运输，有人说他家院子里停着摩托车。最后谁也不知道万元户到底干啥了，只知道那个数字是真的——一万块。 王德厚是在自家地里听到的。 不是他主动打听，是老孙头扛着锄头从地头过，停下来说了句：“德厚，听说了没，石头沟有人发大财了。“ 王德厚把锄头杵在地上，听老孙头把事情说了一遍。他问了三句话——“干啥的““多少人““政策管不管“。老孙头答不上来，王德厚没再问。 那天晚上他在地头蹲得比平时久。旱烟锅子点了两回，地上的土被他用树枝划了又抹掉。王威从家里跑来叫他吃饭，看见他爹蹲在地头，面前的地上划着一排数字。 “爹，吃饭了。“ 王德厚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把那排数字用脚抹平了。 “走。“ 王威没问。他爹不爱跟人商量，这事儿他从小就知道了。他跟着他爹往家走，路过老槐树下的时候又听见几个大人还在说万元户的事。有人声音高：“那不是正道。“王威听出来是他爷爷的声音。 他没停。万元户是谁他不知道，但一万块是多少他算不出来。 黎树海的反应比王德厚慢了一天。 消息传到黎家的时候是第二天中午。海龙端着饭碗蹲在门槛上吃，收音机放在身旁的石台上，天线早断了，接了根铁丝，滋滋啦啦响着。他爹从外面回来，饭也没端，坐在板凳上出神。 “咋了？“海龙娘把筷子搁在碗上。 “石头沟出了个万元户。“ 海龙的筷子停了。 万元户。他在收音机里听过类似的词——乡镇企业、运输专业户、温州。那天晚上他调的台，那个男声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他没听懂，现在也没完全懂，但这个“万元户“把他听过的所有词串起来了。 “养鸡？“ “听说是跑运输。“ 海龙把碗放下，凑过去问：“跑运输是干啥？是不是跟表叔一样——“ 他没说完，因为他发现他爹脸上有个他没见过的表情。不是生气，不是高兴——是被人用针扎了一下。他住了嘴。 黎树海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走回来。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光种地种不出个啥。“ 这句话海龙听过了。他爹之前说过一回，后来也提过要去省城。到现在还没走成。 “爹，你去不去？“ 海龙问的是省城。 黎树海没回答。他走到屋外去了。 那天晚上海龙抱着收音机在炕角里调台。铁丝天线晃了两下，收音机忽然收到了一个清楚的声音——又是关于乡镇企业的报道。他把脸凑近收音机，听着那个男声说某地出现了一批“万元户“。收音机里说完，换上天气预报。海龙把收音机关了。 收音机里说的那些地方，跟石头沟只有二十里路。 冬天的时候，海龙的表叔回来了。 黎树明是腊月二十三到的。身上穿了件皮夹克，在村里走了三圈。不是故意走给人看——他在外面就是这样穿的，回到村里没换。 海龙跟在他后面。第一圈走到村口老槐树下，有老人抬头看了一眼皮夹克，又低下头去。第二圈走到井台边，打水的人多看了两眼，没人搭话。第三圈走到供销社门口，黎树明买了一包烟，点了一根给供销社的人，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供销社的人笑了一声。 “你表叔在外面干啥？“有人问海龙。 “做生意。“ “挣了多少？“ 海龙不知道。他只知道表叔上次回来穿的是一件旧的深蓝色工作服，这次换了皮夹克。皮夹克上有金属拉链和两个斜口袋，袖口收紧的，走起来有轻微的摩擦声。 夜里海龙问他爹：“表叔是不是万元户？“ “不是。“ “那他是——“ “睡你的觉。“ 海龙没睡。他在黑暗里把收音机旋钮又转了一圈，铁丝天线碰在墙上，冷冰冰的。收音机里什么也没有，刺啦刺啦的电流声填满了屋子。他想到他爹刚才说“不是“的时候，声音和他爹自己说“开春去省城“用的是同一种语气。 1986年的春天，建国在课本上看到了一句话。 “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印在自然课本的扉页上，不知道谁写的——没有署名，字是铅印的。建国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他认识每一个字。但他试着把这句话和万元户连在一起，发现连不上。 建国的爹蹲在地头算过三遍麦子的账。第一遍是中伏的时候算的——麦子一亩打多少斤，留多少口粮，卖多少余粮，能剩多少钱。第二遍是秋后算的，缴了公粮、提留，剩在手里的比第一遍少了一块四。第三遍是腊月里算的，手里的现钱买了盐买了布买了煤油，又没了。 张文川第三遍算完后什么都没说。他把划在地上的数字擦掉，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建国看见他爹拍土的姿势和以前一模一样——先拍左膝盖，再拍右膝盖，最后两只手互相拍一拍。这个动作他从四岁看到现在。 “爹。“ “嗯。“ “知识就是力量。“ 张文川看着他。 “书上写的。“ 张文川站起来，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建国手里的课本。他识字不多，没看懂那六个字，但他看到建国脸上的表情和往年不一样了。 “看完早点睡。“ 建国点了点头。他把课本合上，压在枕头底下。窗外有风刮过去，院里的枣树晃了一下，又不动了。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有两件事轮流翻——一组是万元户（一千只鸡或者一辆车），一组是那六个字（知识就是力量）。他翻来翻去，发现这两组东西之间有一块空地。 他以前想过读书是为了去很远的地方。那个在课本空白处写的、用铅笔擦了好几次的故事他记得——小孩说没有路费，鸟说你走着去。 现在他多了一个问题：走着去，到了以后呢？ 夏季收麦前夕，三个人在老槐树下碰上了。 不是约好的。海龙过来得早，收音机搁在树根上，他在调台。王威从地里回来，肩上搭着条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毛巾，路过槐树的时候一屁股坐下了。建国从家里出来，手里没拿课本，走过来的时候在眯眼——远处的东西还是看不清，但这天他没急着去辨认远处有谁，只是走过来，蹲下。 “万元户是干啥的？“海龙先开口。 这个问题在村里飘了大半年，该议论的大人早议论过了。现在轮到他们了。 “应该是很有学问的人。“建国说。他想起自然课本扉页上的那六个字。 海龙把头从收音机上抬起来，眼睛亮了一下：“我表叔说了，万元户是会做生意的人。他认识石头沟那个养鸡的，人家把鸡卖到外县去了。“ “那不算种地。“王威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土，画出的线和他在犁地时学会的那条直线一模一样。 “本来就不是种地。“海龙的收音机忽然响了——一个男声在报新闻，三个字三个字往外蹦，然后又变成滋滋啦啦的电波声。他把铁丝天线往上推了一下，声音又清楚了。“种地是种地。赚钱是赚钱。“ “那是两回事。“建国说。 他以前没这么想过。种地就是活法，活法就是种地——这是他从会看东西以来就懂的规矩。但现在他说“那是两回事“的时候，语气里有了一种他自己没察觉到的东西。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忽然发现脚下有两条路，两条都能走，但方向不一样。 王威把画在地上那条线抹平了。 “管他呢。又不给咱钱。“ 他站起来，把毛巾从肩上扯下来擦了把脸。毛巾上全是汗味和土味，他把毛巾搭回去的时候没多看一眼。夏天天黑得晚，西边还有一片红的，照得地里刚灌浆的麦穗发亮。 “你不羡慕啊？“海龙问。 “羡慕啥？“ “有钱啊。“ “我家的地今年收了粮，够吃。“王威把毛巾搭回去，看了一眼西边那片红光。“够吃就行。“ 去年打下的麦子确实够了一年的口粮，比包产到户以前多。他手里的锄头从一块生铁磨成了能反光的东西，地里的活从被人叫变成了自己的，这些变化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大了。至于万元户——太远了。 海龙没再问。他把收音机抱在怀里，那根铁丝天线的末梢在晚风里晃了一下。收音机里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天气预报说黄淮地区明天有雨。 建国蹲在那儿，眯着眼睛看远处那片火烧云。他看不清云的具体形状，但他知道那是云，知道云后面是什么。 王威先走了。走之前把地上的土印用脚抹平——这是他跟他爹学的，走了以后不留下痕迹。海龙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小了，声音从“清楚“变成了“气息“，像个在角落里跟自己说话的人。 建国最后一个走。天完全黑透的时候，远处田野上起了风，刮得玉米叶哗哗响。他听见风声里有三个声音——一个是收音机里滋滋啦啦的电波声，一个是锄头在地里磕了一下石头的脆响，还有一个是课本翻页时纸张摩擦的沙沙声。都是他认识的，都是村里的。他把这三个声音在耳朵里放了一会儿。 他走到家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屋里没点灯，门框的阴影盖住了他的脸。 远处的玉米地还在哗哗响。三个孩子都回家了，这个夏天还没过完。 第11章 五年级的秋天 1986年的秋天是从教室后窗灌进来的。风把玉米地里干燥的土腥味吹进土坯房，把粉笔灰吹得到处都是。黑板右上角趴着一只灰蛾子，从上课趴到下课，没有飞走的意思。 开学第三天，老师在下课前说了件事。他把粉笔头搁在黑板槽里，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乡初中明年要考试入学，“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建国的方向，“你们谁想读初中，得考。考不上就回村。“ 建国的笔停了。他的铅笔头停在田字格纸的第三行，那个“学“字的最后一横还没写完。 教室里的声音还没散——后排有人在收凳子，窗边有人在拢课本，王威在后面打了个哈欠——但建国耳朵里这些声音都远了。他盯着黑板上还没来得及擦的板书，想了一下如果不去读初中他的书能读到哪儿。五年级读到明年夏天就没了。这本田字格本写到最后一页就没了。他手里那截不到两厘米的铅笔头用到捏不住了就得扔掉。 王威从后排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走不走？“建国把铅笔头收进布包里，背上书包，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黑板。 回去的路上他没怎么说话。王威在前面蹬自行车，建国坐在后座，书包搁在腿上。九月的玉米地在路两边比人还高，叶子干透了在风里发出硬邦邦的响声。他们从玉米地里穿过去的时候，夕阳把叶子边沿烧成了红铜色。 王威说：“你听见老师说的没？要考试。“ “嗯。“ “你肯定能考上。“ 建国没接。他低头看着自己踩在脚蹬子上的布鞋——鞋面打了两块补丁，左脚那块补丁的边缘已经磨得起毛了。 王威在岔路口把他放下来。建国家在西头，王威家在东头。王威把车龙头往左一掰，说了句“明天见“，没等建国回话就拐进了自家的土路。建国站在原地，看着王威的背影被玉米地吞进去，只听见链条咯吱咯吱地响，越来越远。 晚饭是玉米糊和腌萝卜。煤油灯搁在桌子正中间，灯芯剪歪了，火苗往一边偏。建国爹张文川坐在上首，碗端得很低，快贴着桌面了。建国娘在灶台和桌边之间走了好几趟，最后才坐下。 建国扒了几口糊糊，咸萝卜嚼在嘴里咯嘣响。他筷子伸出去夹了一块萝卜，夹住了，没往嘴里送，又放回碗里。 “爹。“ “嗯？“ “我想上初中。“ 这四个字说完，他的筷子停在碗沿上，不动了。不是放下的，是捏在半空中，离桌面两指高，不碰碗也不碰桌。煤油灯的火苗往他这边歪了一下。 建国娘手里的筷子没停，但夹菜的动作慢了。她从碗里夹了一根萝卜丝，夹到一半断了，掉回盘子里。她没再夹。 张文川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糊糊。碗放下来的时候磕在桌面上，闷闷的一声。他看了一眼建国面前的碗——糊糊还剩大半碗。 屋里只有煤油灯芯滋滋的声音。火苗把那截歪了的灯芯烧出一滴黑油，沿着灯盏的边缘淌下来，淌到底座上凝住了。 “吃饭。“张文川说。 建国把筷子放下了。他端起碗，把剩下的糊糊喝完了。腌萝卜还剩两片，他没碰。 那天晚上建国在煤油灯下写作业。他翻开课本，那本他从村小用到现在的课本，书角全卷了，封面上的字迹磨得只剩“语文“两个字还能勉强认出来。他把作业写到一半，听见院子里有响动——板凳腿在泥地上拖了一下。 他透过门缝看了一眼。他爹坐在院子里，跟前一盏灯都没有，就着一地的月光。月光照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他爹正好坐在树影子里，看不清脸。 建国转回去继续写作业。他把“知识“那两个字描了三遍——第一遍是在描字的笔画，第二遍是在描那两个字在他脑子里的样子，第三遍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描什么。他想起上学期在课本上看到的那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六个字在一张书页上，黑体印的，很整齐，很好懂。但“力量“能不能变成学费，书上没写。 他把铅笔头写钝了。削笔的小刀找不到了，他用手把铅笔尖上的木头一点一点撕下来，露出里面小半截铅芯。继续写。 院子里没有动静了。板凳在，人也在，就是没声音。 他等了一会儿，等不到他爹进屋的声音。他把作业本合上，把铅笔放在课本上，吹了灯。 第二天早上起来，建国发现院子里枣树下面有一小摊烟灰——不是碎烟叶，是烟叶烧完后最细的那层白灰，被夜里的露水打湿了，贴着泥地糊成一小片。旁边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像是有人拿树枝在地上划了又抹平，划了又抹平。 他爹从屋里出来，在井边洗了一把脸。水从指缝里漏下去，打在地上的泥浆里，溅起来的泥点子沾在裤脚上。他擦完脸抬头的时候眼圈是黑的，不是肿，是没睡的那种颜色。 “爹。“ “嗯。“ 建国等了一下。他爹把毛巾搭在井沿上。 “让娃念。“张文川说。他嗓子是哑的，音量压得很低，像是这个决定不需要大声。“大不了我再多种两亩。“ 建国看着他爹的背影——背微微弯着，肩胛骨顶着洗到发白的中山装。他爹没回头，往地里走了。锄头扛在肩上，锄刃在天光里闪了一下，然后被院墙挡住看不见了。 建国站了一会儿，背上书包出了门。 王威家是另一张饭桌。 王威家的桌子比建国家的宽，摆的东西也多。王威爹坐在上位，碗筷的摆放都是规矩——筷子要搁在碗的右手边，正对着桌腿。王威爷爷去世之后，这个家的规矩都是他爹在守，守得一丝不差。 “小学念完就行了，“王威爹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下咽了，才把下半句接上，“回来帮你哥。“ 王威坐在桌子另一头。他面前是一碗捞面条，面已经坨了，他也没翻。他爹说这话的时候他在摆弄手里的一颗玉米粒——拿拇指搓了两下，搓不掉皮。这颗玉米粒是他从早上掰的几百根玉米棒上捡的，很圆，颗粒很饱。他把玉米粒放进兜里。 他哥王虎在旁边扒面，吃得很响。王虎十七了，他爹干活走第一，王虎走第二，王威走第三——排了三年的顺序，谁都没改过。 “听见没有？“ “听见了。“王威把筷子插进面坨里，搅了两下。面化了，他捞起来吃了一口。 他爹没再说什么。王家的规矩是话说一遍就够了。王威知道这不是商量，他爹也没当商量说。他手里的那颗玉米粒在兜里硌着膝盖，他没拿出来。 吃完面他收了碗，在井边压了一桶水。水打上来的时候手臂的肌肉绷了一下——跟去年打水的时候不一样了，去年他要用两只手，今年一只手就能把桶提上来。 海龙家的饭桌在厨房角落里。灶台和饭桌之间只隔了两步，他娘端着锅直接往桌上舀。海龙爹从外面回来晚了，进门先在门槛上跺了两下脚，跺掉鞋上的泥，然后坐下。 “你们老师说的那个，“海龙爹夹了一筷子咸菜，没往嘴里送，悬在碗上面，“考初中。你怎么想的？“ 海龙正在用筷子戳一块没搅开的玉米面疙瘩。他把疙瘩戳散了，筷子在碗里搅了一圈，然后把筷子往碗上一架，靠后仰了一下。 “上初中也行，不上也行。“ 他爹筷子上的咸菜放下了。 海龙说的不是气话，也不是假装不在乎。他眼睛没看他爹——他在想表叔上次走的时候说的那几句话。“外面现在有搞汽修的，缺人。“表叔说这话的时候拍了拍海龙的肩膀，手很重，像在掂这块料值不值。海龙记住了，不是因为文字记住了，是因为那种被当成有用之人的感觉——跟学校给他的感觉不一样。 “你就没有想头？“他爹问。 海龙想了一下。他的想头不是初中，也不是分数，是表叔那件皮夹克上汽油的味道，是收音机拆开以后那些花花绿绿的线和元件，是铁皮汽车模型底盘上的四个螺丝——他拆了三次装回去，螺丝一次比一次拧得紧。 “有，“海龙说，“但我还没想好。“ 他爹不说话了。他娘在旁边给海龙碗里又舀了一勺面糊糊，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吃你的。面要坨了。“ 海龙低下头继续吃。 那天下午放学，三个人还是一起往回走。秋天日头短了，放学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歪。王威推着自行车走在中间，建国走在左边，海龙走在右边。 走到岔路口的时候三个人都慢了半拍。六年前他们第一天从村小走回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路口——王威往东，建国往西，海龙往南——那时候他们还停下来在老槐树下坐了一会儿。六年过去了，路还是这三条路，人还是这三个人，但停在路口的几秒钟越来越短了。 “明天见。“王威说。 建国说：“明天见。“ 海龙没说话，举起手晃了一下，往南走了。 建国回到家的时候他娘在院子里缝东西。她手里拿的是建国那件蓝布棉袄，左肩的补丁又开了线，她在把新的线穿过旧的针孔——穿了两回没穿上，第三回伸舌头舔了一下线头，终于穿进去了。 “娘。“ “嗯？“ 建国想说今天老师讲的——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想起早上他爹在井边说的话，想起他爹扛着锄头走出去的那个背影。 “没。“ 他把书包放下，在娘旁边蹲了一会儿。院子里的老枣树落了几颗枣，砸在泥地上没有声音。他娘往棉袄上走了一针，针脚很密，线是白的，布是蓝的，白线在蓝布上不显，得凑近了才能看见。 “你爹跟你说了。“他娘低着头缝，声音很平——不是在问他，是在告诉他她知道。 “嗯。“ “念就好好念，“她把针咬断，多余的白线绕在手指上绕了两圈，“你爹能种。娘能缝。“ 建国坐在门槛上。秋天傍晚的风从麦田的方向吹过来，凉的，干净的，不带土腥。他听着他娘在背后穿针引线的细碎声响，看着远处他爹的锄头在一小块麦地里起起落落——那块地去年种了玉米，今年翻出来种麦子，明年他爹说还要再多种两亩。 他不知道两亩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他爹说了“让娃念“。这句话跟他以后要还的东西之间，隔着很长的一段路。那段路他现在还不走，但他知道他得走。 他把课本从书包里拿出来，翻到新的一课。这篇课文的标题他之前在目录上看了好几遍——叫《秋天》，第一句是“秋天来了，天气凉了“。 他念了一遍。然后合上课本，看着远处的麦地。 起风了。 第12章 同一张毕业照 照相师傅是公社派来的，骑一辆二八大杠，相机盒子绑在后座上，用一件旧雨衣裹了两层。 他进村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太阳已经升到槐树顶上了。村小的土坯房前面，一六年级的学生全被老师赶了出来，在墙根底下站成了三排。一年级的蹲在最前面，三年级的站在中间，五年级和六年级的站最后一排——说是排，其实也歪歪扭扭的，有人在找自己的鞋，有人被太阳晒得眯眼睛。 建国蹲在第一排左边第三个。他的位置是被老师安排的——“张建国，你蹲这里，不要动。“他就没动。蹲着的时候裤脚往上提了一截，露出脚踝。他穿的是一双布鞋，鞋面洗得发白，右脚大拇指的位置有个小洞，是去年秋天磨破的——他娘说今年过年给他做新的，还没到过年。 他回头看了一眼。 王威站在最后一排靠右的位置，半弯着腰，因为站直了会比旁边的人高出一个头。他看见建国回头，冲建国挤了一下眼，嘴刚张开想说点什么，又闭上了。他的右手拇指上缠着一小截布条——割麦子的时候被镰刀带了一下，不深，但天热，有点化脓。他爹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海龙站在最边上。他没有往队伍里挤，站在边上也不觉得有什么。太阳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在看天——天上什么都没有，就是蓝。一只鸟飞过去，他的眼睛跟着那只鸟从左移到右。 “站好了啊——“照相师傅把相机从盒子里取出来，架在一个三条腿的木架子上。他弯下腰，把黑布盖在头上，手伸进相机后面捣鼓了半天。 “不要动。“ 没有人动。土坯墙上的裂缝在太阳底下很清楚，墙根底下长着一丛灰灰菜。歪脖子槐树在院子边上，叶子一动不动的。 “一——二——三——“ “咔嚓。“ 建国挺直了腰。王威咧着嘴笑。海龙在看天。 那个瞬间被锁进了一个黑盒子里。 --- 拍完照，照相师傅开始收架子。学生们哄地散了——一年级的小娃往墙角跑去抓蚂蚁，三年级的女生凑在一起看谁辫子散了。老师没有喊他们回教室。 他站在土坯房门口，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看了这些学生一会儿。他在这个村小教了十几年书，教过拼音、算术、自然、思想品德——一个年级一间教室不够，他就把两个年级放在一间教室里，左半边上语文，右半边上算术。复式班，他一教就是十几年。 “进去坐一会儿。“他说。 学生们一个一个地走进教室。光线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木课桌上，桌面被磨得发亮——那是袖子蹭出来的。墙上贴着的拼音表边角已经卷起来了，用一颗图钉勉强钉着。 老师站在讲台上，没拿粉笔，没翻课本。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以后不管是回家种地还是继续念书，都要好好做。“ 下面没有人说话。有人低头看桌面上的刻痕，有人把铅笔头在手指间转。 老师没再多说。他走下讲台，在座位之间慢慢地走了一遍。走过王威旁边的时候，王威正在把铅笔头往桌缝里塞——他低了一下头。走过海龙旁边的时候，海龙往窗外看了一眼——操场上空空的，旗杆上的绳子在风里轻轻晃。 他走到建国面前，弯下腰。 “你一定要考高中。“ 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建国抬起头，老师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话说完嘴唇抿了一下——就没了。建国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他把头低下去，看着课本的封皮——那本旧语文课本的角已经磨成了圆形。 老师直起身，走回讲台，拿起黑板擦。 “下课吧。“ 没有人站起来。黑板上还有上午写的算术题，粉笔灰被阳光照着，慢慢往下落。老师开始擦黑板，从左往右，擦得很慢。他把黑板擦干净了，转过身。 “你们走吧。“ 他站在讲台后面，手撑着桌沿。学生们一个一个往外走。建国站起来，把课本收进布包里。王威从最后一排走过来，在他旁边停了一下，没说话，先走出去了。海龙从窗边过来，拍了拍建国的肩膀——手上还带着上午挖泥巴留下的土。 教室里空了。老师还在讲台上站着。 --- 王威回到家的时候，院子里他爹正在磨刀石上磨镰刀。石头发出一声一声的“沙——沙——“，铁锈水沿着石头流到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照完了？“他爹没抬头。 “照完了。“ 王威蹲在水缸旁边，从缸里舀了半瓢水，对着瓢口喝。水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滴在衣领上。他用袖子擦了一下。 “初中——“他爹把镰刀翻了一面，石头上又响起沙沙的声音，“你去念。“ 王威端着瓢，没动。 “多认几个字总有用。“他爹把镰刀举起来，对着太阳看刀刃，“念完初中再回来。村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认几个字不吃亏。“ 王威喝完瓢里的水，把瓢放在缸盖上。他蹲在那里，看着地上的铁锈水慢慢往低处淌。他知道“念完初中再回来“的意思——多认得几个字，然后回来干活。不是供他念书，是给王家多一个识字的人。 “嗯。“他说。 他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爹又说了一句：“别跟以前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王威没回头。他走进屋，在炕沿上坐下来。右手拇指上的布条松了，他重新缠了一下——缠得不太紧，伤口被太阳晒了一上午，边缘有点发红。他把手翻过来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了。 桌上放着他那个布书包，里面有一本算术书和一本语文书，还有半支铅笔——他用指甲在铅笔上刻了一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刻的是什么意思。 --- 海龙的表叔是麦收前回来的。 他骑的不是自行车，是一辆旧摩托车——嘉陵牌的，排气管拖着长长的一道烟，从村口一路响到海龙家门口。村里的狗追在后面叫，追了一半跑不动了，站在路中间喘。 海龙正在院子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东西——他画的是上午看见的那个相机，三脚架、方盒子、黑布。不怎么像，但他觉得有意思。 摩托车的声音他从村口就听见了。 他扔下树枝跑出去，表叔已经熄了火，把摩托车停在了门口。表叔穿着那件皮夹克，脸被风吹得发红，头上没戴帽子，头发往后倒着。 “表叔。“ “哎。“表叔把头盔摘下来挂在车把上，看了海龙一眼，“又高了。“ 海龙爹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旱烟杆。他跟表叔打了个招呼，语气淡淡的，旱烟杆往摩托车那边指了一下，算是让座。 “什么时候走？“海龙爹问。 “过两天。“表叔蹲在摩托车旁边，从兜里掏出一块布擦油箱盖，“去省城拉一批货。那边有个汽修铺缺人，让我带个徒弟。“ 海龙站在摩托车旁边，盯着那个油箱盖看——表叔擦的那个位置，他看到了一圈松了的螺丝。 “那几个螺丝松了。“海龙说。 表叔的手停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油箱盖下面的螺丝，用拇指推了一下——确实松了。他抬头看了海龙一眼，没夸他，但嘴角动了动。 “听说你要上初中了？“ “上。“ “好。“表叔站起来，把布塞进兜里，“念完初中来找我。不念完也行，但念完好——多认几个字，跟人打交道不吃亏。“ 海龙没点头，也没摇头。他把表叔说的那个“好“字收住了——收在耳朵里，收在心里，没有让它漏出来。 表叔拍了拍摩托车的座垫，去院子里跟他爹说话去了。海龙蹲在摩托车旁边，伸手摸了摸那颗松掉的螺丝。他想起四年前表叔开拖拉机回来的时候，他也摸过一颗松掉的螺丝。那时候他的手小得多，拧不动那颗螺丝。现在他拧得动了，但他没有拧。 他站起来，往村口的方向看了一眼。槐树的叶子在风里翻了一面。 --- 放学后，三个人一起从村小走出来。 路还是那条路——从学校门口往西走一里，经过水井和水渠，两边是望不到头的玉米地。这条路他们走了六年。一年级的时候王威的鞋带开了，建国蹲下来帮他系——他也不会系，系了个死疙瘩。二年级的时候海龙在水渠边抓到过一只青蛙，攥了一路，回家发现青蛙在兜里不动了。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他们记得每一段路上的坑，知道哪一段路下雨的时候会积水，哪一段路旁边的玉米地里有野西瓜可以摘。 但今天没有人提这些。 王威走在最外面，脚踢着路边的土块。海龙走在中间，手里拿着那根画过相机的树枝，一边走一边在玉米叶子上划。建国走在他旁边，布包带勒着肩膀——包里有那张照片的底版，用一张旧报纸包着，夹在课本中间。 “你那道数学题做完了没有？“王威问。 “做完了。“建国说。 “最后那个答案是几？“ “四十八。“ 王威“哦“了一声。他算了半天算出来四十七，差了一个。但他还是问了一句。 海龙拿树枝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敲了两下。“放假了，你们还做题？“ “他做，我不做。“王威说。 建国没接话。走着走着他听见远处有摩托车的声音——海龙也听见了，他的步子快了半拍。 前面是岔路口。往东是王威家，往西是建国家，往南是海龙家。 王威停了一下。他用脚把路边一块土块踢到了水渠里，然后往东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声：“哎——过两天去河里不？“ “去。“建国说。 “我也去。“海龙说。 王威点了一下头，转过身继续走。他肩膀很宽，走起路来已经不太像小孩了。他走了没多远就被路边的玉米地挡住了——只能看见玉米叶子动了一下，然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海龙往南走了几步，又停住了。他把那根树枝插在路边的土里，然后看着建国说了一句：“我表叔说念完初中去找他。“ “好。“ “你的自行车以后坏了我修。“海龙说，说完就转身走了。步子比平时快，背有点驼——他瘦，走快了像一根被风吹斜的竹竿。远处那辆摩托车的排气管响了一声，像是咳了一口烟，然后突突突地远了。 建国往西走。西边的路长一些，要经过水井，再拐一个弯才能看见家门。他走到水井旁边的时候停了一下——井沿上的青苔还是去年那一层，冬天冻死了，夏天又长出来。他想起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三个在这口井边喝水，海龙趴在井沿往下看，王威在后面拽着他的裤腰带。那次海龙差点栽下去。后来王威说“你要是掉下去了我以后就叫建国一个人来喝水“，海龙笑了，说“你要是拉不住我我就拖你一起下去“。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建国在井沿上坐了一会儿。他把布包打开，从课本中间抽出那个旧报纸包。底版是一张带花边的厚纸，印着——村小全体师生合影，一九八七年七月。 他看的是正中间那个蹲着的自己。蓝布棉袄，袖口接过一截，颜色不一样——他娘为了省布料，接的那截是从她自己旧棉袄袖子上裁下来的。他想起那天晚上吃完饭他爹在院子里坐到半夜，第二天一早嗓子是哑的——“让娃念。大不了我再多种两亩。“照片上他眯着眼睛，太阳光正好打在脸上。他旁边蹲着两个三年级的男生，一个头歪了，另一个闭了眼。后面站着王威，笑得露出了牙齿。边上站着海龙，脸朝的不是镜头，是天。 他把底版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翻回来。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重新用旧报纸包好，夹回课本中间。 --- 傍晚的时候，建国爹从地里回来，在院子里拿凉水洗了一把脸。建国娘在灶房里煮玉米糊，锅盖一起一落地响。 “照了？“建国爹问。 “照了。“建国说。 “什么时候拿相片？“ “说是过几天拿到学校去。“ “嗯。“建国爹拿布擦干了脸，把毛巾搭在绳子上。他没有再问。他蹲在院子里的石头上，点了一锅旱烟。烟从他嘴里出来，被晚风吹散了。 建国坐在门槛上。门前的路已经暗下来了——天上的云把最后一点光遮住了。这条路他明天还要走，去地里帮他爹拔草。暑假开始了。 屋里他娘在叫他吃饭。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他把门槛上放着的那本课本拿起来——里面夹着一张底版，底版上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在看天。 他把课本放在桌上，往灶房走了两步。经过桌边的时候目光扫到了课本角上磨成圆形的那一圈纸。他没停。 院墙外面，风从玉米地那边吹过来，叶子哗哗地响了一阵。老槐树的叶子在更远的地方响——那些叶子沙沙的声音，像一扇门在背后轻轻合上了。声音不大，但之后院子里的光线确实暗了一点。 第13章 乡中第一天 八月的最后几天，天高了一层。 不是变凉了——黄淮平原的八月尾巴还闷着，玉米地里蒸上来的热气能把人蒸熟。是光线变了。太阳从东边出来的时候不那么红了，白亮亮地挂在村口的槐树上头。 王威蹲在自家院子里磨一把镰刀。刀刃贴着磨石，来回的声音像拉锯。他爹从正屋里出来，看了一眼，没说啥。 他也没说话。镰刀磨好了，拿拇指刮了刮刃口，往墙角一搁。明天就开学了。 建国在他家那间土坯房里整理布书包。书包是暑假里他娘拿旧蓝布缝的，针脚密，边角叠了三层。他把上学期用完的铅笔头从抽屉里倒出来——一共五支，三支短得使不上力了，剩两支能握的，他拿小刀削了削，插进书包侧袋。别的学生换新铅笔，他不换。够用。 他往书包里放好书本，在底层摸到一个纸角。没拿出来。是那张照片——“一九八七年七月“，他从村小领回来的那张合影。纸角在指尖停了一下，他把书包合上了。 海龙在院子里蹲着，跟前是一辆旧自行车。不是他买的——表叔夏天回来那次留下的。车把是歪的，脚踏板只剩半边，后胎打一次气只能撑三天。海龙修了一整个暑假，换了链条，拿铁丝拧紧了前后泥板。收音机的事教会他一样东西：东西坏不坏，跟它值不值钱没关系，跟你会不会修有关系。 他把车推起来，摁了两下前轮。充的够。拍掉手上的黑油，往屋里喊了一声算是交代。 吃晚饭的时候，三家三盏灯，照在村子的三个角落里。 建国娘往他碗里多拨了一块粉条底下的油渣。没说话。建国吃了。 王威爹蹲在门槛上扒饭，说了一句“明天早起“。王威应了一声。这顿饭就吃完了。 海龙家里桌上收音机开着，他爹没关。电流声嗡嗡嗡地夹在碗筷声里，像一个外人在抢话。 --- 九月一号早上，天还没亮透，村子边上的土路上推出来三辆自行车。 王威骑的是他爹那辆加重二八，后座横着一根铁管。建国坐在上面，脚够不到脚踏——王威脚底下的链条咔咔响了两声，轮子就动了。 海龙骑在另一边，他那辆旧车后胎没完全打满，压在路上扑扑地响。车铃是坏的，过坑的时候自己会响。 路从家门口拐出去，绕过打谷场。稻田已经收过一茬了，地里剩下一排一排的稻茬子。再往前骑，过了桥，就出了村。 桥下的水比夏天浅了，露出两边的泥滩。建国低头看了一眼。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六年——不对，是坐在王威后座上走了六年。桥头那棵歪柳树还在，树底下那条狗还是那只狗，趴着没动。但路不一样了。过了桥，土路接上一条柏油路——通往乡里的那条县道。 三辆自行车拐上柏油路，轮子底下一下子静了。 早上六点半，路两边的玉米地密得只看得见天和路。偶尔过去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的烟把三个人吞进去，又把他们吐出来。建国把手里的布书包往怀里抱了抱，眯着眼看前面的路。 海龙骑在最外面，他看见路边停着的一辆报废三轮——发动机已经拆了，车身歪在田埂上，铁皮上长满了锈——多看了两眼，没吭声。 王威骑在最前面，脚底下的链条一格一格地咬过去。他两只手搭在车把上，掌心的茧子经过一个夏天已经硬了。镰刀是早上刚磨的，书包是昨晚才找出来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没换过。书包里除了两本新课本，还有他爹塞的半袋炒面。 骑到一半的时候，路边开始出现砖砌的屋子。先是零散的两三间，接着是一排，然后厂房——乡砖瓦厂的大烟囱在玉米地头顶上冒了出来，灰白色的一柱，戳在天上。 建国望着那根烟囱。他以前只从村口远远地看过它——那时候它看起来很小，像一个缝在远处的标记。现在近了，才发现它比想象的高得多。 路边开始有别的学生了。先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后座带着书包；接着是两个并排骑车的男生，书包挂在车把上，一边骑一边互相喊——口音不是他们这边的，尾音往下掉。 再往前骑，人越来越多。有的从旁边的岔路拐进来，有的从田埂上推车出来，有的穿着明显没下过水的白衬衫，有的裤腿上还沾着泥。自行车有大有小，大多数和后座之间拿粗铁丝或者麻绳加固过——后座横梁的磨损深浅不一样。 王威减了速，让旁边两辆车先过去。 “人咋恁多。“他说。 --- 乡初中在镇子东边。门口两棵泡桐，树荫底下站满了学生。大门是铁的，漆成蓝色，上面焊着“镇初级中学“五个字，铁皮已经凹了。门槛是半截水泥台，车轮过的时候磕一下。 王威把车停到操场边上的自行车棚。棚子是几根水泥柱支的石棉瓦顶，地上用白灰画了停车区。他们到的时候，棚子里已经停了二十几辆自行车，车把排成歪歪扭扭的一排。 海龙把车推进去，支起脚撑。他转过身的一瞬间，视线被操场的另一边勾住了——一辆车。 不是自行车。是一辆旧吉普，停在操场边上，挨着传达室墙根。车身上溅满了泥点子，底盘上的泥还没干透。车轮不是新的，胎纹磨得剩下几道深的。车身本来该是绿色的，年头久了退成一种说不上来的色儿——介于灰白和淡绿之间。 海龙没跟建国他们进教室。他拐了个弯，朝那辆车走过去。 他先看前脸。保险杠的漆掉了一半，右边的雾灯碎了。发动机盖有两处凹陷——不大，但圆圆的，像被人反扣了两个碗。 他蹲下来，侧着头看底盘。排气管锈了，但没裂缝。变速箱底壳边沿有一道不该有的划痕——不是石子刮的，石子刮出来的纹路是乱的，这道痕是直的，像被什么硬角蹭过。 他站起来，绕到车后面，看车牌。牌子是外地的——省会的。 省会来的车，停在乡初中操场边上，而且不是临时停车——车身上的泥是至少两天前的。 他看了一圈，又看了一圈。 “铃——“ 上课铃响了。海龙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一眼车牌号，记住了。他转过身朝教学楼走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一个问题：这辆车是谁开来的。 --- 新生报到在二楼走廊尽头的一张课桌后面。一个戴眼镜的老师坐在那里，面前摊着一本花名册，纸张白得泛光。 建国的书包里收着全乡统考的成绩单。他把通知单从书包侧袋抽出来的时候，纸边被铅笔头戳了一个小角，他捋了捋，递给老师。 老师低头扫了一眼名单，又抬头看了他一下。建国没注意——他在看桌上那本花名册翻开的页面。上面已经签了十几个名字。紧挨着他要签的那一行上面，有个名字写得很规矩——横平，竖直，折角是顿过的。 建国拿起桌上的蘸水笔，笔尖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他写自己的名字——“张建国“三个字，每一个字都压着格子的底线。写完看了看，还行。 他把笔搁下，推回本子。老师低头看见他写的字，顿了一下。那三个字比上面的名字更工整——但上面那个名字也不差。老师又多看了建国一眼，在一个格子里画了勾。 建国站在走廊上，手里握着那张通知单，没往教室走。他站在栏杆边上往下看——楼下操场上有二十几个学生，三三两两的，说着他听不太习惯的普通话。刚才那个把他名字挤下去的人，他不认识。 他从没想过名字会被挤下去。 走廊上人越来越多。旁边有两个男生并排走过去，一个人手里拿着新笔记簿，另一个背上背的是带拉链的书包——不是布的，是人造革的。 建国把手里的通知单叠好，塞进书包侧袋。他的布书包在人堆里显得很旧。他拉紧袋口，走进教室。 --- 教室比村小的大。 水泥讲台，两面黑板——前面的刷了墨汁，后面那面是粉笔手抄的黑板报。课桌一排八张，一共六排，桌面上被历届学生刻着深浅不一的痕迹。建国的课桌在第三排靠窗——座位是按全乡统考成绩排的。但这个“靠前“不是他在村小那个“靠前“了。身边坐满了全镇各村来的好学生。 他坐下去，把书包放在桌面上，抽出语文课本翻开。封面是新的，纸页上的油墨味道浓得有点呛。 班主任进来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男老师，姓孙，戴一副银边眼镜。他在黑板上写下“孙老师“三个字——和建国刚才看见花名册上那个“好字“不是一个人写的，孙老师的字更瘦。 孙老师点了一遍名。点到“张建国“的时候，他的目光在名单上停了半拍，抬起来找到建国的位置。这个停顿比别的名字稍长一点。 建国把视线移到课本上。他的手指压住书页下角，指节发白了一瞬。他翻开的是上学期语文课本第一篇课文。他在想旁边那个同桌翻开的课本里，有没有他也读过的课文。他收住了这个念头，把课本合上。 开学第一堂课他其实听了，也记了笔记。但中间有个地方他没听懂——孙老师讲一道数学题的时候用了一种他从没听过的解法——比他的方法快。他想了一下，没想通。他手里那支短铅笔在草稿纸上划了两下，没写下去。他抬头看两边——旁边那几个人低着头在算。 他没举手。他把那道题的空白留在了草稿纸上。 --- 王威坐在最后一排靠窗。 他进门的时候一个老师看了他一眼，往最后一排指。不用踮脚，他比班上所有人都高半头——一个暑假在地里晒出来的高度。坐在教室最后面，他看得见所有人的后脑勺。 桌板底下有一个洞——是上一届拿手指抠的还是钥匙挖的，圆圆的。他把炒面袋子从书包里掏出来，往桌板底下一塞。粉笔灰落在他鞋面上，他也没拍。 孙老师在黑板上讲什么他没听清。窗口开着，外面操场边上的那根旗杆底座的铁链在风里晃，咔嗒咔嗒。 远处的田在太阳底下绿着。 他把胳膊搭在窗台上，脸侧过去。黑板上那道数学题的答数他写对了——用他自己讨巧的算法。老师让写过程，他只写了答数。老师没说他，也没表扬他。 下课的时候，他站起来伸了伸腰，后脊梁骨咔了一响。旁边那个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王威“。他问了句“你是哪村的“，那人说“刘庄的“。他说“哦，你们那边井是甜的“。那人愣了一下。“我姑嫁到你们庄，“王威说，“过年我去吃过酒。“ 那人对这个新来的高个子有了第一个印象：他不说废话。 --- 海龙一进教室就扫了一遍。 四十六个人，三十多双胶鞋、布鞋和解放鞋，脚底下只有一双皮鞋——是班主任的。他一眼就过滤了课堂上该注意的东西，脑子里还挂在那辆吉普上。省会的车牌，车身有刮痕，底盘有划痕，不是新伤。 上课铃响的时候他坐在第三组第四排，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桌面刻着一行歪扭的字：“啥时候毕业。“ 他在心里数：吉普车是省会的牌——省会到这里至少两百公里，不走高速的话得开一整天。车停在传达室旁边，不是校长室门口。那开车的人不是来找校长的。 他拿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框——方方正正，前脸上两个灯，一根保险杠。画到雾灯的时候，他把碎的那只标了一个小叉。 孙老师叫他名字，他听到了。他站起来，说了自己的名字。坐下后，继续看那张纸。 下午课间的时候，他去操场上走了一圈。先在吉普车旁边停下，伸手摸了一把车身上的泥——已经干了，手指搓下去是全硬的。泥里有沙子，不是黄淮平原的土。这里的土是黄的，这个泥偏红。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走到传达室门口。门开着，传达室老头在喝茶。 “大爷，“海龙问，“院里头那辆车谁的？“ 老头看了他一眼。“刘老板的，来镇上办事的。你问这干啥。“ “不干啥。“海龙说。“车不错。“ 他走回去的时候在心里更新了信息：姓刘的老板，省会的牌，来镇上办事——办事却停了几天。红泥巴。这台吉普身上有很多窟窿，不是撞的——是没人补的。这个“刘老板“不是一单生意人。是一个跑动的人。 他回到了教室，坐在椅子上，把草稿纸上的那辆车又多画了一道线——车底的划痕。他看着那道直线，在边上写了两个字：跑车。 --- 中午饭三个人蹲在操场边上吃。建国带了杂面馍，王威带了炒面，海龙带了一个白面夹酱——他爹给他换的，开学第一天。 王威把炒面倒在碗里，拿热水和了，筷子搅成坨。建国咬了口馍，嚼得很慢。海龙蹲在旁边，白面夹酱咬在嘴里，眼睛还看着那辆吉普。 “那车是外地的。“他说。 “你蹲那半天就看这个？“王威夹了一筷子炒面，噎了一下。 “看了。“海龙说。“省会的。“ 建国没搭腔。他把馍咽下去，喝了一口水。他的视线停在对面的教学楼墙上——墙上刷着标语，字已经褪色了。他的脑子里还装着上午那道没做出来的数学题——步骤写到一半的草稿纸折在书包里。 有个路过的男生跟王威点了个头。上午在厕所里认识的——也是最后一排的，也是个大的，隔壁村的人。 “那个，“海龙突然说，“你们说说，省会的车来咱这镇上干啥。“ 建国把嘴里的馍咽完了。“来镇上又不是来找你的。“ “我就是想知道。“海龙说。 “知道了能咋的。“王威把碗搁在膝盖上。“知道了你又不会修汽车。“ 海龙没接这个话。他又看了一眼那辆吉普。 三个人蹲在操场的土埂上，秋天中午的太阳仍不算薄。王威又咬了一口炒面，建国把最后一块馍塞进嘴里。海龙把手指上的酱舔干净，站起来，朝那辆车走了一步。没走远——只是换了个角度，从侧面看过去。他看见了车后箱盖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前头是区号，后面跟了一串数字。 “传呼号。“海龙说。 王威把碗扣过来磕了磕。“啥是传呼号。“ “就是那种——有人找你，机器响了，你得找个电话拨回去。“海龙走回来，蹲下，眼睛还是看着那个方向。“这东西不便宜。村里还没人用。“ “那又怎样。“王威说。他站起来准备去操场那边转转。 建国站了起来。他把布书包拍了拍，夹在腋下。他没说话。上午那道没做出来的数学题还搁着，他没跟任何人提。他的位置还在前面——第三排靠窗——但他知道轮到他跟旁边人问那道题的时候，他得想好怎么开口。 --- 下午上课的时候，建国把草稿纸上那道数学题又翻出来看了一遍。他拿笔尖在草纸上重算——这次他用了那个快方法，算到中间又停了一下。他没问旁边同桌。他用的是他自己的方法，算出了同一个答数。 孙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背着手在过道里转。走到建国旁边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建国桌上的草稿——纸上是两排算式，第一排是笨的，写了一半划掉了；第二排是巧的，算到一半还在往下走。 孙老师站了两拍。什么都没说，走过去了。 建国把手里的铅笔换了个握法，继续往下写。他算完了。答数对上了。他把草稿纸翻过来，在背面继续做下一道。握笔的手没有停，但指节还是发白。 ---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教室里不太静——有人在问别人借笔，有人在传纸条，最后一排有人在后窗外头抽烟。窗外的玉米地开始发红——太阳把西边烧穿了。 王威坐在最后一排。黑板上新留的数学题他做了两道——只写答数。然后他的注意力就不在黑板上了。窗外操场边那根旗杆的铁链还在响，风比上午大了。远处那片玉米地里有人在走动，看不清是谁。他盯着那里看了一会儿，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条路，弯弯曲曲的，尽头是一个圆——他画的不是太阳，是那口井。然后他把纸揉了揉，塞进桌板底下那个洞里。放学的铃快响了。 海龙在倒数第二排。他在课桌底下拿铅笔描那辆吉普的轮廓——这次画得更细，连雾灯的方位和高低都重画了。然后他在驾驶位的旁边写了一行字，又划掉。他写的是：“来镇上办事的省城老板，开旧吉普，车上有红泥。“划掉之后换了一句：“刘老板，车挂外牌，红泥巴不是本地的。“他把纸折好，塞进裤兜。他打算改天再去传达室问一趟——不是问车，是问镇上最近有没有工地。 建国从午休回来就没再翻过那道数学题。他坐在课桌后面，手里转着铅笔。新同学从他身边走过，有人说了句什么——他听见了，但没接上。在村小的时候他不用想这个——他是第一名，谁都认识他。在这里，他旁边人做题的速度不比他慢。 他看着黑板上那个新同学的名字，和他自己的名字挨着排在座位表上。他盯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翻开语文课本看下一篇课文。但他的手指停在纸面上没翻过去。 --- 放学铃响了。 四十几个学生呼啦一下拥出教室，走廊上全是搪瓷杯和铁笔盒撞在一起的声音。建国把书包收拾好——布书包叠了两下，作业记在一张纸上夹在课本里——站起来的时候，看见王威已经站在门口等他了。 海龙在三组那边喊了一声等一下他的铅笔找不到了——结果在裤兜最底下掏出来半截。 三个人一起出了校门。 王威去车棚推车。自行车棚已经空了一半，那辆加重二八停在原处，后座的铁管被西边的太阳打了一道亮边。海龙找到自己那辆旧车，后轮又瘪了一半——他蹲下去按了按，站起来推了。瘪就瘪，先骑回去再说。 建国等在车棚外头。他的视线穿过操场——傍晚的光把最后一批学生往门口赶。校门口有人在校门等家长，有人推着车往外走。东边那个泡桐树影把校门盖住了半边。 这么多生面孔。 从建国家的村子到乡初中，不过十来里路。但村子是他出生以来从头走到脚都知道的每一道沟渠、每一家院子里的狗叫、每一张脸。这所乡初中是他活到十一岁踏进来的最大的一个有屋顶的地方。 他收回视线，抱着布书包，朝车棚走过去。 王威蹬上了脚蹬。建国坐上后座，一只手抓住车座底下那条弹簧。书包放在膝盖上，压着那支只剩下半截的铅笔。 三辆自行车推过了那道水泥门槛——铁皮招牌上的“镇初级中学“在夕阳里退成了一道剪影。 --- 回家的路比来时长了。 不是因为天快黑了——虽然天确实在暗下去。是因为路上的人散了。来的时候七八个村的学生像小溪汇进河，回去的时候各走各的岔路。骑过砖瓦厂之后，路上就只剩下他们三个。 王威在前面蹬着车。他的背把迎面来的风劈开了，建国坐在他身后，风是分开的。建国的耳边只有链条咬合的声音和脚蹬子的嘎吱声——后座这根铁管，他已经坐了六年，铁管上他屁股常坐的地方漆磨没了，露出一段滑的铁。 海龙骑在旁边。他那辆旧车扑扑地响，车胎半瘪，车身在碎石路面上晃。但他骑得不算慢——出校门之后他一直微微落后半个车身。 王威先开的口。 “最后一排挺好。离老师远，风吹着舒服。“ 建国没应。 过了半晌，海龙在后面说了句：“那个吉普不是本地人开的。是省会的牌照，车上泥是红的，不是咱们这边的土。“ “你说的第二遍了。“王威没回头。 “因为我想知道。“海龙说。“省会的车为啥停在我上的初中操场上。“ “跟你也没关系。“王威说。 海龙没再说话。过了两分钟，他又说了一句——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像是自言自语：“其实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想离开这儿。“ 王威的脚蹬子停了一拍。然后又转起来了。 建国看着路边的玉米地。玉米杆比他高，黑压压地往两边退。天在西边还剩最后一条红。 上午那个和他分数差不多的名字忽然冒了出来。那个人的字也写得很齐。不是村里人，也不是镇上的——是另一个方向的，一个他从没去过的村子。他从没见过那个人，但那人就坐在他前后。上午那道题他最后算出来了——但他不是唯一算出来的。旁边有两三个人都算出来了。 他把手里的布书包紧了紧。 王威脚底下使劲，车子往坡上蹬。路两边是玉米地，晚风从地垄里刮过来，带着土和庄稼熟了的味道。远处有人在喊——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贴着地面传过来，被风撕成几截，听不清叫的是谁。 光线暗下去。 三辆自行车在路上骑着。王威在前面，建国在后面后座，海龙在旁边半瘪的轮胎扑扑地响。他们之间隔着两辆车的距离。六年来他们每天都走同一条路，那时候路短，三里地，眨眼就到了。现在路长了——路上的时间够他们讲很多话。 风从他们中间穿过。建国望着远处的村庄轮廓，想着明天还有一堂数学课。王威想快点骑，趁着天彻底黑之前把建国送到村口，回去缸里的水还没挑。海龙在脑子里把那串数字默了一遍——他记住了五位数，还差六位。 村口的老槐树在暮色里变成一个影子。三辆车拐过最后一道弯，车轮压过土路上的石子和草籽。 黑暗从玉米地里漫上来，把路和影子盖住了。 第14章 从七个村来的人 教室的门关不严。深秋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坐在靠门那一排的学生把脚缩了缩。窗户上糊的报纸边角翘了起来，被风掀得嗒嗒响。 四十多张课桌，四十多个学生。 张建国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前面两排是女生，后面三排是男生。讲台上语文老师正在念课文，声音不大，后排有人趴在桌上打瞌睡。建国在本子上记生字，笔尖在纸面上走得很慢。他旁边坐的是刘庄的一个男生，叫刘顺利，圆脸，上课不讲话，下课也不怎么讲。 课间铃响的时候，语文老师合上课本走了。教室里一下子炸开。 后排有人拿粉笔头扔人，粉笔头弹在黑板上又滚到地上。靠墙角几个男生凑在一起，头碰头在看什么东西。窗边两个女生在翻一本没了封皮的杂志。七嘴八舌，各村的方言混在一起——刘庄的口音尾音往上翘，李庄的语速快，王庄的说“中“，张庄的说“管“。 建国没动。他把上节课的算术题重新看了一遍。 “你这道题的解法不对。“ 建国抬起头。说话的人站在他桌边，瘦高个，颧骨突出，眼睛不大但很亮。建国认得他——第一堂课老师点名的时候他记住了两个名字：一个叫陈远，一个叫李茂才。这人叫陈远，入学成绩排第一。 “哪不对？“建国把本子转过去。 陈远拉过旁边空着的凳子坐下来，手指点在第三行。“这里。你直接用了分配律，但前面括号里的符号你没反过来。“他说话不快，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建国低头看了一会儿，铅笔在纸上划了两道。 “对。“ “你自己算的？“ “嗯。“ 陈远看了他一眼。建国也看了陈远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比较，也没有不服气。两个人就接着往下做题了。 旁边有人插话：“陈远你又在教人了。“ 说话的是李茂才，个子比陈远矮一截，脸白净，外套上没有补丁。他是镇上小学出来的，说话带着镇上的腔调。他拉了把椅子反跨着坐下来，下巴搁在椅背上，把建国本子上的数字扫了一遍。 “厉害。“他说。这话是对建国说的，不是对陈远。 陈远没吭声。建国也没吭声。李茂才趴椅背上看着他们做题，看了一会儿又凑进去说了几句——他思路比陈远快，有时候题还没读完他就张嘴了，但说得不一定对。说到对的地方，陈远会点一下头；说错了，陈远就再讲一遍。 上课铃响的时候，李茂才把椅子拖回自己位置。陈远站起来，走之前把建国的铅笔拿起来看了一眼——铅笔头削得很短，铅笔身上的漆磨掉了一半——又放了回去。 后排的王威没在教室里。 他在操场上。 操场是夯土压的，秋天没雨，地面硬得像石板。篮球架上的铁圈锈掉了一半，没人打球。王威和几个男生站在墙根下，那里避风。 “再来一把。“ 说话的人叫赵大勇，张庄的。他刚才输给了王威，右手现在还发红。他比王威矮半个头，但肩膀宽，手臂粗。 王威没说话，把右胳膊肘重新支在石台上。赵大勇握住他的手——手背上的青筋鼓起来。 旁边围了七八个人。 “压下去。“有人喊。 “撑住。“ 两个人的手都没动。王威看着赵大勇的脸，赵大勇也看着王威的脸。王威的手臂纹丝不动，赵大勇的脸开始涨红，嘴唇抿成一条线。 王威的手往下压了一寸。 赵大勇的胳膊开始抖。 “别抖。“旁边一个叫刘国庆的男生说。他也是张庄的，个子很高，上章花名册上字写得很规矩的那个。他只是看，没有帮任何一方喊。 赵大勇的指节发白了。王威的手又往下压了两寸。 赵大勇的手背终于贴到了石台上。 王威松开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什么也没说。赵大勇甩了甩手臂，骂了一声。输了总得说句什么。 “你跟谁练的？“赵大勇问。 “没跟谁练。“王威说。 他在家掰了一整个暑期的玉米。那不是练，是干活。 赵大勇看了看王威的手臂——袖子卷到肘关节上面，前臂的肌肉一棱一棱的。他摇了摇头。 两个人在旁边看热闹的——另一个刘庄的学生叫刘旭的，从怀里掏出半个杂面馍啃了一口，边嚼边说：“下次扳之前你先帮他掰一暑假的棒子。“ 围着的几个人都笑了。笑声在干冷的空气里散得很快。 “还有谁？“王威问。 没人说话了。赵大勇推了一把旁边的刘国庆：“你去。“ 刘国庆摇了摇头。“我手劲不行。“ 王威把袖子放下来。他往回走的路上，赵大勇跟了过来，走在他旁边，也不说话。刘旭啃着馍跟在后面。操场上风大，几个人缩着脖子往回跑。 教室里的炉子还没生火。 黎海龙蹲在教室后排的地上，手里拿着削铅笔的小刀。 他前面是一把凳子。凳子的腿断了——榫头松了，整个凳面往一边歪。凳子主人坐在旁边的课桌上，脚踩着凳子面不让它彻底散架。 凳子主人叫马小军，小刘庄的，个子矮，坐在第一排靠门的位置。下课的时候凳子终于撑不住垮了，他差点坐了个屁股墩，教室里笑了一阵。 海龙路过的时候看见了，蹲下来看了看断口。 “有刀。“ 马小军没听懂。海龙已经把削铅笔的小刀打开了。刀片很窄，刀刃磨过很多次，木柄上有一道裂纹。他把凳子翻过来，用刀尖把松动的木楔子撬出来——撬得很轻，怕把木头撬裂了。 “你会修？“马小军问。 海龙没回答。他把撬出来的木楔子修了修形状，又在凳子腿的榫眼边上刮了一圈。木屑落在泥地上，刮的声音很细。 马小军不说话了，趴在桌面上看着海龙的手。 海龙从地上捡了一小片薄木片垫在榫眼里，再把凳子腿装回去，最后用小刀的刀背敲了三下——第一下轻了，第二下调位置，第三下用力。凳腿吃紧了。 他站起来把凳子放了回去。 马小军试着坐了坐。凳子没晃。 “好了。“ 马小军又坐了坐，这回用了力气。“真好了。“ 海龙把小刀合上，放回口袋里。他手里还拿着那片撬下来的碎木楔子，想了想，扔进了墙角。 “你从哪儿学的？“马小军问。 “看就会了。“ 马小军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海龙已经转身往外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往传达室的方向看了一眼——那辆旧吉普还停在老地方，前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灰。他口袋里有张叠成小方块的草稿纸，纸上又多了两笔。 晌午打饭是大棚子底下最热闹的时候。 放学铃一响，整个教学楼都在震动。踩木楼梯的脚步声像打雷。海龙从中间排站起来，建国从前排回头看最后一排的王威——三个人不需要约，各自都往食堂方向走。 食堂其实是个大棚子。打饭口只开一个，排队的队伍扭成了蛇形。最前面的人已经端上了碗，最后的还在大棚子外面。 同村的人自然排到了一块。刘庄的几个男生在前面，李庄的在后面，张庄的在中间。插队偶尔发生——熟人搭着肩膀挤进去半个身位，被挤的人骂一句，挤的人笑一声，这事就过了。 建国的饭盒里是杂面馍和咸菜。王威带的是白面馍——今天是第一天，家里给装的好的——和一块咸豆腐。海龙的饭盒盖扣不严，用一根皮筋箍着，里面是杂面馍和几片腌萝卜。 三个人没找到桌子。端着碗蹲在棚子外头的墙根下吃。 刘旭端着碗过来，蹲在旁边。他什么也没说，就是蹲过来。赵大勇也过来了，端着一碗稀面条。刘国庆站在棚子底下吃，没出来。 七八个人蹲在墙根下，手里的碗冒着白气。馍掰开了蘸菜汤，面条吸溜吸溜地响。 “你那个算法是对的。“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蹲到了建国旁边。他吃饭很快，馍已经吃完了，碗里还剩几根萝卜条。他说话的时候不嚼东西，嚼完了再开口。 建国掰了一块馍塞进嘴里。“你怎么老盯着我的算法。“ “因为你不用老师教的方法也能做对。“ 李茂才端着碗凑过来。“你们又在聊题？吃饭呢。“ 陈远把碗里最后一根萝卜条夹进嘴里。李茂才把碗举到嘴边，说了一句“放学一块走“，嘴皮碰碗沿上，声音闷在碗里。 天黑得早。最后一节课的窗外，天色已经从灰白转成暗蓝。 放学铃响了之后，整个学校往外涌。 车棚里挤满了人。自行车把勾在一起，后轮和前轮别着，铃声和喊声混成一片。建国爹把家里那辆旧加重二八收拾出来让他骑了——车在最里面，王威替他拦着别人的车把让他先推出来。海龙那辆后胎半瘪的车压在刘旭腿上，刘旭骂了一声，海龙笑了一声。 校门外的土路上，自行车队开始成形。 四十多辆自行车从校门口涌出来。车灯大多不亮，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在暮色里晃。骑在最前面的是李庄的几个男生，骑得很急。刘庄的在中间，七八个人排成一列，刘旭骑在最后面还在往嘴里塞东西。张庄的在后面，赵大勇骑得慢，后座上搭着一只快散架的藤编书包。 到第一个岔路口，李庄的几个人往右拐了。车队短了一截。 到第二个岔路口，刘庄的往左。刘旭喊了一声“明儿见“，声音被风刮散了。赵大勇也跟着拐了。 车队越来越短。到第三个岔路口的时候只剩十来辆了。路两边的玉米地已经砍倒了，地里的茬口在黄昏里看着像是密密麻麻的短桩。远方的村子亮起了第一盏灯，豆子大的光。 到第四个岔路口，还剩下五辆。 到第五个的时候，只剩三辆了。 建国、王威、海龙。 三人的车压过村口那座小石桥。桥下的水不深，秋天水位下去了一大截，石头桥墩露出来半截。老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车轮碾过去嚓嚓响。 建国回头看了一眼。 校门口的方向，一个骑车的女生正往南边拐——那边是李庄。她骑得不快，也不慢。风把她的车铃吹响了一声，很轻。建国想起那是今天下午最后一堂地理课上，老师问淮河的支流有哪几条，没人举手。教室里安静了大约三秒。然后一个声音从女生那边传过来，把四条支流的名字说完了。声音不大，但一字不错。 建国当时回头看了她一眼。现在他又看了一眼。她已经拐过了路口，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布书包，包上绣的花看不清颜色。 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走。“王威在前面喊。 建国转回来，踩了两脚脚蹬，追了上去。 三辆车的尾灯在暮色里越来越小。过了老槐树，拐过村口的水井，就看不见了。黑暗从玉米地里漫上来，井台上的石沿还留着一点天光。远远的，村子里的狗叫了一声。 风从淮海平原上吹过去。这是1987年的深秋。 第15章 建国的对手 寒假过了。 建国整个寒假除了帮家里劈柴挑水，其余时间都趴在煤油灯下。他把初一上学期的课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在草纸上把做错的题重做了三遍。他爹在腊月里从镇上收破烂的老张那里给他弄了一辆旧自行车——加重二八，比上学期骑的那辆还破，但算是他自个儿的了。链条松了，建国自己紧了两扣，骑起来还是哗啦哗啦响。开学前一天他擦了一遍车架子，铁锈没擦掉，但泥是洗干净了。 开学第一天，教室里闹哄哄的。李茂才从后排蹿过来跟建国说镇上过年放了烟花，陈远坐在自己位子上翻新课本，头都没抬。王威在最后一排趴在桌上补觉——他寒假比上学还累，家里的活从早排到晚。海龙的位置空着——建国回头看了一眼，心想大概又去操场看有没有新停的车了。 班主任走进来的时候，建国正把上学期期末的排名表从书本里抽出来。那张纸他已经看了很多遍——全班第五，全校第十二。不算差，但也不算好。他把纸折好放回去，抬起头，看见了门口的人。 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站在班主任身后。 班主任走上讲台，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说：“这是新来的同学，从镇上转来的。“ 那个男生自己走了进来。他的白衬衫没有补丁，领口是干净的。他站在讲台前，看了一眼底下四十多张脸，说：“我叫周铭。“然后就没话了。 班主任给他指了靠窗的第三排——建国右手边隔了两个位置。周铭走过去的时候，建国注意到他的鞋。一双白色的运动鞋。鞋帮上有三道蓝杠，鞋带是白的。建国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布鞋——鞋头磨出了毛边，右脚大拇指的位置鼓了一个包，是上次下雨走泥路踩出来的。 班主任开始讲新学期的课程安排。建国看着课本上的字，看了半天发现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周铭来的第三天，数学老师做了一次随堂测验。 题不难，建国做得顺。他写到一半的时候，余光扫到了右边——周铭在草稿纸上写字，动作很快，手里的笔杆子细得不像铅笔。建国多看了一眼。 那不是铅笔。是一支自动铅笔——银灰色的笔杆，笔头是锥形的金属，每写完一行字周铭就按一下笔帽，啪嗒一声轻响，新的铅芯就出来了。 建国盯着那支自动铅笔看了很久。久到旁边的同桌咳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低头继续做题。但他的注意力已经散了——他发现自己一直在听右边传来的按动声。啪嗒。啪嗒。啪嗒。 交了卷，建国坐在位子上没动。他用的铅笔是一根木杆铅笔，削得只剩了半拃长，笔杆上的绿漆早就磨没了。昨天晚上他用菜刀削了半天，笔芯断了两次，最后只剩下这么一节。 建国把那半截铅笔放回布包里，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下。桌面上有一道很深的刻痕——不知道是哪一届学生留下的，已经磨得发亮了。 周铭考了全班第一。 分数公布的时候建国正在翻课本。他听到了周铭的名字，然后是分数——九十七。他的眼皮跳了一下。然后他听到自己的名字——九十三，第二。 下课的时候陈远过来坐到他旁边。陈远考了第三，八十九。 “那个周铭，字写得真好，“陈远说，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作文那块，老师给他多加了三分，说卷面整洁。“ 建国没接话。他在想那支自动铅笔。 从那天之后，建国开始注意周铭。 不是刻意的——他自己也没反应过来自己是在观察一个人。他只是发现自己课间的时候总往右边看。周铭的笔盒里躺着那支自动铅笔，旁边还有一支圆珠笔，笔帽是金属的，和铅笔同一个牌子。他穿的鞋每天都是白的——建国不知道他怎么洗的，村里没有一条路能保持白鞋超过半天。周铭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也不结巴，跟老师说话和跟同学说话是一个语气——不躲闪，不讨好的那种。 午饭的时候，建国坐在自己位子上吃娘给他带的玉米饼。周铭打开一个铝饭盒——白米饭，上面铺着一层炒鸡蛋。建国低下头啃自己的玉米饼，嚼得很快。 有一天下午上课前，李茂才凑到建国旁边，眼睛往周铭那边瞟了一下。“哎，那个周铭，我问了，他爸在镇上供销社上班，“李茂才小声说，“他妈是镇小的老师。怪不得写字好看。“ 建国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李茂才本来是镇上小学毕业的，对镇上来的人天然有一种亲近感。他往后几天常去找周铭说话——问镇上有没有新的连环画卖，问那个录像厅还在不在放。周铭一一答了，语气平平的，但也不冷淡。建国在旁边听着，听得很认真，但一个问题也没问。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问。 煤油灯的火苗比以前晚了半个时辰才熄。 建国把初一上学期的课后习题从头做了一遍。做完之后又找出他爹从镇上收破烂处捡来的一本旧参考书——书皮没了，前几页也被撕过，但后面的题还在。他一题一题做下去，做对了就翻页，做错了就在草稿纸上重新写三遍。煤油灯的光抖了一下，他伸手拨了拨灯芯。手指把草稿纸的角捏皱了，他赶紧松手，用手掌把纸压平。 他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快睡吧，不早了。“ “快考试了。“建国没抬头。 娘没再说话。她转身的时候建国听见她叹了口气——不是不高兴，也不是心疼，就是那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叹气。 建国继续写字。嘴唇抿得紧紧的。 春末夏初的那几个月，建国瘦了一些。不是瘦了很多——就是脸颊往里收了一点，眼睛下面的皮肉颜色深了一点。他自己没觉得，每天照常骑车上学，照常帮家里干活，照常在吃饭的时候跟爹娘说学校的事。但他说的学校的事里没有周铭。 有一天放学，王威在车棚等建国推车。建国架好车，弯腰紧了紧后座的绳子。王威靠在自己那辆没有后座的车杠上，看着建国的动作，说：“听说你们班新来个镇上的？“ “嗯。“ “怎么样？“ 建国把绳子打了个结，拽了两下。“不怎么样。“ 王威没再问。两人推着车走出校门，一路上王威说地里今年的麦子长得不错，建国听着，时不时嗯一声。 海龙那天没跟他们一起——他放学后在校门口蹲了一会儿，看见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眼睛跟着转了半条街。 期末考试的那天早上，建国穿了他娘缝的那件新衬衫——还是粗布的，袖口的针脚歪了一针，但领子是挺的。他站在门口，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布鞋。鞋头那个鼓包比三个月前又大了一圈。 他深吸了一口气，推着那辆哗啦响的自行车出了门。 最后一科考完的时候，建国走出教室，在走廊的墙边站了一会儿。太阳很大，操场上起了一层灰。同学们从他身边走过去，有人在说暑假要去哪儿，有人在讨论最后一道大题。建国听见一个声音说最后那道题的答案是四分之三。他想了想，自己写的是二分之一。 王威和海龙在校门口等他。海龙递给他一颗水果糖——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建国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是橘子味的。三个人推着车往前走，谁也没问考得怎么样。 王威说：“明天去不去河滩？水涨了，能摸鱼。“ 建国说：“去。“ 成绩公布那天是七月十二号。 班主任拿着排名表走进教室的时候，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蝉叫。他开始念——从第十名往上。建国坐在第三排，双手放在课桌上，右手拇指按着左手虎口。念到第五名的时候不是他，第三名的时候也不是他。 “第二名——张建国，九十四分。“ 建国的手指松了一下。然后他听见了第一名的名字。 “第一名——周铭，九十七分。“ 周铭的名字从班主任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建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耳朵里砸了一下。然后就不响了。教室里有人在给周铭鼓掌——李茂才拍了两下，陈远没动，建国也没动。 下了课，排名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建国走过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围在那里。他从人缝里看过去——表的最上面一行写着“周铭 97“，第二行是“张建国 94“。中间隔了一行空格。 三分。 建国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他记得每一道他没有把握的题——数学最后一题他改了又改，最后写了二分之一，答案是四分之三。那道题值五分。他又看了一遍排名表，目光从上往下慢慢移动。他赢了所有农村来的同学。陈远第三——八十八分，李茂才第八。王威和海龙的名字在表的下半截，建国看了一眼，没有去找。 放学的时候人走得很快。建国把课本放进布包里，最后一个走出教室。他推着自行车经过操场的灰土地，经过校门口那棵歪脖子杨树，经过那条他和王威海龙骑了无数遍的土路。 他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一件事。 开学第一天他注意到周铭的白衬衫没有补丁。现在他知道了——镇上孩子的白衬衫都没有补丁。他还知道了镇上孩子的铅笔不用削，他们的鞋能一直保持白色，他们的铝饭盒里装的不只是白米饭，还有炒鸡蛋。这些事他一直不知道。不是因为这些事有多大——每一件都很小——而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在村小的时候，全班的孩子都是穿布鞋的。 建国把自行车倚在院墙上，走进堂屋。他娘在灶房烧火，听见脚步，问了一声：“今天放榜了？“ 建国站在灶房门口。“嗯。“ 娘转过身看了他一眼。灯太暗，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看得见他没有笑。 建国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布鞋。鞋头的鼓包已经把布撑开了一个小口子，脚趾头露了一点出来。他站了一会儿。 “娘，我想买一双解放鞋。“ 娘手里的火钳顿了一下。她看着建国——他从小到大没跟家里主动要过东西。连小时候王威给他一块糖，他都要先看娘的脸色才敢接。现在他说想买一双解放鞋。 娘愣了一下。火光在她的脸上跳了两下。她把火钳放回灶膛里，嘴动了动，没出声。 建国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煤油灯还没点，屋里是暗的。他在床沿坐下，听见灶房那边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娘把锅铲放下了，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 外面起了风，村口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建国坐在暗处，没点灯，坐了很长时间。 第16章 王威的缺席 开学第一天王威没来。 建国坐在第三排，回头看了一眼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空的。桌面上落了一层灰，板凳翻扣在桌上，是暑假里值日生架上去之后就没放下来过。班主任点了名，念到王威的时候没人应，在名字后面画了个圈，没说什么。 海龙的位子在窗边，他也没看课本。窗外操场上停着一辆农用车，蓝色的车斗掉了一半漆，他看了很久。 初二换了教室。还是那栋两层楼，从一楼换到了二楼，窗户朝南，下午的太阳打在黑板上反光，前排的同学得歪着脖子看。开学第一堂课是班主任的数学，他翻开花名册，扫了一眼空着的那个位置，说：“有同学没来的，互相通知一下。初二了，课程紧。“ 建国放了学骑车去了王威家。 王威家的院门开着。院里的玉米堆成了山，王威爹蹲在玉米堆旁边剥苞叶，手上没戴手套，剥得很快。建国叫了声“叔“，王威爹抬头看了他一眼，手里的活没停。 “王威呢？“ 王威爹往地里努了努嘴。“地里还有。今天是去不了学校了——苞谷不等人。“ 建国站在院门口，看着王威爹剥玉米的动作。他剥得很快，几张苞叶一起扯下来，玉米棒在手里转一圈，苞衣就脱干净了。他手背上全是干了的玉米须，灰色的，黏在皮肤上洗不掉的那种。 建国推着车子往王威家的地头走。路两边全是玉米地——比人还高的玉米秆子密匝匝地挤着，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碰，燥热的空气里飘着苞叶晒干的土腥味。他走到地头的时候看见王威，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两条胳膊被玉米叶划了一道道红印子。他掰玉米的动作跟他爹一样快——左手抓住棒子往下掰，右手扯苞叶，掰完一个往背后的竹筐里一甩，转身去够下一个。 筐子已经满了一半。 “王威。“ 王威转过身，看见建国，眨了眨眼。脸上全是汗。 “开学了。“建国说。 王威把手里刚掰的玉米扔进筐里。“知道。“他又伸手去掰下一个。“过两天吧，地里的活干完就去。“ 建国靠在自行车把上，看着王威的手。手指在掰玉米的过程中几乎是机械地在动——抓住、掰下、扯叶、甩进筐。重复了不知道几千遍的动作，不需要脑子参与了。 “今天班主任说初二课程紧。“ “嗯。“ “你上学期期末——“ “知道。“王威没让建国说完。他直起腰，拿胳膊肘擦了一下脸上的汗，看了一眼筐子——快满了。“你回去吧，天快黑了。我明天看看能不能去。“ 建国没再说什么。他推着自行车往回走，经过玉米地的时候叶子刮了一下他胳膊，留了一条白印子。他低头看了看——白印子上没血，就是皮肤被划了一道，发干。他想王威胳膊上那些红印子不是一道两道，是一整天在地里钻出来的。 王威第二天也没来。 第三天也没来。 第四天建国没再去他家。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在数学课上往笔记本上抄例题，手很稳，字很工整。老师在黑板上讲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板书写了一黑板又一黑板。建国一个字没落，全抄下来了——他想王威来了可以借给他看。 第五天，王威来了。 教室门口的光暗了一下——他的个子已经把门框快塞满了。班主任停下粉笔，转过身看了他一眼。王威站在门口，肩上挎着那个旧布书包，书包瘪瘪的，里面没装几本书。他穿着前一天在地里穿的同一件灰布褂子，袖口上沾了泥点子，干了之后硬邦邦地支着。 “进来吧。“班主任说。 王威走到最后一排，把板凳翻下来，坐下。他翻开课本——语文，不是数学。他把语文书合上，又从书包里翻出数学书，翻到正在讲的那一页。页面上画着两条直线交叉在一个点上，旁边写着“两直线的交点“。他看了半天，发现课本上的方程式跟黑板上写的已经不是同一页了。 老师翻到下一页的时候，王威把课本放下了。他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桌子下面，手指还保持着掰玉米的那个握力——指关节发白，手掌上的老茧蹭着桌板，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下课的时候建国从前面走过来，把一个笔记本放在王威桌上。“这几天讲的。你先看，不懂的我再跟你讲。“ 王威看着那个笔记本——建国的字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每道例题旁边用红笔画了重点线。他翻了两页，合上了。“行。谢了。“ 放了学，王威第一个走出了教室。 他没有直接回家。他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加重自行车，拐进了村后的土路。路边是他家的玉米地——还有三亩没收完。他在路边停下来，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玉米秆在秋天的风里晃着，叶子互相摩擦的声音像很多人在说话，又像没一个人在说话。 他走进地里。玉米秆高过他的头顶，把他完全罩住了。他蹲下来，摸了一把土——干得裂了缝。今年秋天雨水少，苞谷长得矮，但结得比往年多。他爹说这是老天爷讲道理——少了哪样就多了另一样。 王威坐在地上。周围的玉米秆把他围了起来，看不见路边，看不见天，只能看见头顶的一小块蓝。玉米须落在肩膀上，他没拍。他坐在那里，手搭在膝盖上，看着自己那双手——掌心的老茧比开学前又厚了一层，右手虎口上有一道口子，是前几天掰玉米的时候被苞叶割的，现在已经合上了，留下一条深色的疤。 他想这大概就是他以后的日子了。春天耕地，夏天锄草，秋天收玉米，冬天等着——然后又是春天。学校的黑板、方程式、那些他看不懂的画在纸上的两条线——这些东西跟他之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不是墙，是距离。走不过去的距离。 他没有叹气。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拎起地头的竹筐。筐子很重，他往肩上一扛，玉米秆被他撞得哗啦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了。 期中考试的前一天，建国在车棚拦住王威。 “明天考试。“ “知道。“ “你复习了没有？“ 王威把自行车的脚撑踢起来。“看了两眼。“ “我放学去你家。“ 王威没接话。他跨上车，骑出了校门。建国看着他的背影——他在所有人里面骑得最快，路上再颠也不减速。车后座没有坐人。 那天傍晚建国骑到了王威家。王威在院子里剥玉米——院里的玉米堆比开学时又多了，还没剥完。建国把自行车靠在院墙上，走过去，在王威旁边的地上坐下。他摊开数学课本和笔记本。 “从第一单元开始。二元一次方程组。“ 王威手里的苞叶扯了一半，停住了。他看着建国翻开书，手指点在例题上，开始讲——代入法、消元法、怎么从两个方程式里解出两个未知数。建国讲得很认真，声音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时一样——不大，但每个词都咬得清楚。 王威听了大概三分钟。 他的手放在玉米上没动。眼睛看着建国的笔记本——那些整整齐齐的字，蓝色的墨水，红色的重点线，一排一排往下排。每一行他都认识——单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 “算了。“王威说。 建国停住了。手指还按在例题上。 “反正也听不懂了。“ 王威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也没什么起伏。他把手里剩下的苞叶扯完，玉米棒在手里转了半圈，扔进竹筐里。玉米撞在筐底，咚的一声闷响。 建国看着他。王威没看建国——他在看手里的下一个玉米，手指已经在剥了。院子里只有苞叶被扯断的嘶嘶声，和偶尔几声狗叫从隔壁院子里传过来。 过了很久，建国把课本合上了。他把笔记本从中间抽出来——是全新的本子，开学到现在记了半本——递给王威。“你先留着。什么时候想看再看。“ 王威接了过来。他看着笔记本的封面——建国的名字写在右上角，三个字，一个比一个工整。他把本子拿在手里翻了翻，然后放在板凳上。 “行。“王威说。 建国站起来，把自行车推出院子。他没有回头。 期中考试考了两天。 第一场语文，王威坐在最后一排，把选择题勾完，剩下的题目写了一半，停笔了。不是不会写——是他读着读着就走了神。他把笔放下来，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监考老师从旁边走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叫他——大考的时候后排学生睡觉，她见得多了。 第二场数学，建国坐在第三排奋笔疾书，笔杆子握得很紧，写字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王威在最后一排把选择题填了，然后在填空题的第一格空白处画了一道竖线。他把卷子翻过来，背面是应用题——读了一遍第一题的题干，读了第二遍，又把卷子翻回去，在答案栏里填了一个数，擦掉，填了一个别的，擦掉。最后他把笔放下了。 他把卷子压在胳膊下面，看窗外的天。天很蓝——收玉米的好天气。 期中考的成绩是三天后公布的。班主任拿着排名表走进教室，先念了班级平均分，又念了年级平均分，然后开始念排名。建国坐在第三排，手指搭在课桌边缘，指关节掐得发白。 “第一名——张建国。“ 建国的手指松开了。他听见自己的名字悬在教室里，然后身边的陈远拿手肘推了他一下。他没有笑——但他的喉结动了一下，是咽了一口口水。他的目光往右边扫了一下——周铭不在这个班，那个穿白衬衫的人在隔壁教室，他已经是另一个班的第一名了。 班主任念了第二名，第三名，一路往下。建国看着排名表，不找自己的名字，也不找前排的人。他的目光往下走，往下走，走过了全班四十个人的名字。最后一行——全班第四十二名。 王威，语文五十三，数学二十一。 建国看了一眼就移开了。不是不忍心看——是他觉得那行字不是王威，是别的东西。 王威把卷子从课代表手里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数学卷子上那个红色的分数。卷子的纸张是薄的，劣质的，红色的墨水印子在数字的笔画上洇开了一点——那个“2“和“1“的间距比正常的大，因为用的是老式钢板刻印的卷子，油墨不均匀。王威把卷子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应用题那块几乎全空着，只有几道潦草的算式写在边上，他自己也看不清哪一步是哪一步了。 他把两张卷子叠好。 同桌伸头过来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嘴巴张了张，没说。王威没有理他。他把卷子对折了一下，折痕压得整整齐齐，然后塞进书包的最底层——压在那一包建国给的笔记本下面。他把书包上的扣子扣好。扣子是铁的，表面磨得发亮，按下去的时候咔嗒一声。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站起来，椅子推拉动桌腿的声音挤满了教室。王威坐着没动。他把书包塞进课桌抽屉。抽屉里的东西挤了一下——半块橡皮，一支笔芯断了的圆珠笔，一个咬了一口的玉米饼——他把所有东西往里推了推。抽屉关上了。 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手背上。他手背上有三道新鲜的玉米叶划痕，红褐色的，还没结痂。他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看着虎口上那道已经变深的疤。 王威站起来，走出教室。操场上有人在打闹，有人在往校门口走，有人在大声喊着明天的事。 他把手插在裤兜里，一个人往车棚走。身后教室里有人擦黑板——板擦拍在黑板上的声音，闷闷的，一下接一下。 第17章 拖拉机的声音 海龙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正在灶房帮他娘烧火。 锅里的水还没开。海龙的手停住了——不是停了一瞬，是停了好几秒。他歪着头，耳朵往门外侧了一下。灶膛里的火噼里啪啦地响，但他把火声从耳朵里筛掉了——他在听远处那个突突突的声音。不是手扶拖拉机。手扶的节奏比这个碎，是单缸的，拧一下冲一下。这个声音是双缸的——低沉、均匀、每一冲之间隔的时间比手扶长。 他把火钳往地上一搁，站起来就往外跑。 他娘在身后喊了一声，他没应。院门是开着的，他跑出院门的时候肩膀撞了一下门框，没停。村口的土路冻硬了又化开，被白天的太阳晒出一层薄泥，踩上去咕叽咕叽响。海龙跑到村口老槐树底下的时候喘出来的气在空气里是白的。 拖拉机拐过最后一个弯，从两排杨树夹着的土路上开过来了。 蓝色的车头。车头的蓝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铁锈色的底漆。拖斗是空的，铁板上有干了的泥巴印子，一层叠一层。柴油机的声音越来越近，海龙站在路边，耳朵里全是那个突突突的节奏。他闻到了柴油——不是煤油灯烧煤油的那种呛，是另一种呛法，更浓、更冲、带着铁和机油的味道。 开拖拉机的人戴着皮手套，脸被风吹得红通通的。他看见海龙，把油门收了一点，拖拉机的声音低下去半度。 “海龙。“ 海龙认出了皮夹克。那件皮夹克是黑的，袖口磨破了，领子上的皮子翻了一小块毛边出来。 “表叔。“ 表叔把拖拉机停在村口的空地上。柴油机没熄，怠速突突地响着，水箱里冒出一股白汽，在冬天的风里往一边歪。表叔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拍了拍皮夹克上的土，看了一眼海龙的个子。 “又长了。“ 海龙没听见。他在看那台拖拉机。从车头的散热格栅看到水箱盖，看到发动机缸体上的油泥，看到高压油管的走向，看到皮带轮上转得飞快的皮带。他的眼睛走得很快，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 “别碰。“表叔说，已经转身往村里走了。 海龙没碰。 他蹲了下来。 冬天的泥地被拖拉机压出两条深辙子，辙子里的泥翻了起来，带着冻土被碾碎之后的那股生土味。海龙蹲在右边前轮的旁边，看着车轮和轮毂上的螺丝——六角螺丝，每个螺丝头上的棱角磨圆了，有一个螺丝跟别的螺丝颜色不一样，是后配的。 他换了个位置，蹲到发动机旁边。柴油机的缸体上全是油泥，黑糊糊的，最底下有一根管子贴着外壳通过来，用铁丝捆着，铁丝也生锈了。海龙看着那根铁丝，又看了看旁边那根管子的走向，想了一下这根管子是干什么的。 他没想明白。但他记住了。 冬天的太阳慢慢往西边挪。海龙蹲着的地方原来是泥地，后来觉得腿麻，换了个姿势——坐在了地上。地上是冷的，冷透过棉裤往骨头里钻。他站了起来，换了个方向，又蹲了下去。这次他蹲在发动机的另一侧，看着高压油泵——他不认识那叫高压油泵。他看见四根铁管从同一个铁块里伸出来，弯成相同弧度，往四个方向分出去，通到发动机缸体上四个整齐排列的接头里。他数了一下——一、二、三、四。四个缸。每个缸有一根管子。他又数了一遍——没错，是四根。 他抬起手，在空气里比划了一下——手指沿着四根管子的走向悬空划了一道弧线，从铁块这一头划到缸体那一头。他的手没碰到管子，连近都没近。 表叔从院里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斜了一大半。 他看了一眼海龙——还蹲在拖拉机旁边，位置换了，从发动机右侧换到了变速箱旁边。手揣在棉袄袖子里，脖子缩着，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盯着变速箱外壳上的螺丝孔。表叔走过去，站在他身后，没说话。海龙也没发现他。 “你不冷的？“ 海龙转过头，仰着脖子看表叔。表叔的影子把他整个罩住了。 “不冷。“ 表叔看了他一会儿。看了他的蹲姿——不是看热闹的那种蹲。看热闹的蹲法是一会儿就换一个地方，眼睛到处扫。海龙不换地方，他在同一个位置蹲了不知道多久——刚才蹲在发动机那边，现在蹲在变速箱这边。每一蹲都是一片区域，不看完不换。 “看了啥？“表叔问。 海龙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膝盖上的泥印子已经干了。他想了想，指着高压油泵那个方向：“那四根管子，是一个缸一根吧？“ 表叔看了他一眼。嘴里没烟，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一下，掏了个空。“嗯。“ “这块是变速箱。“海龙指着脚边上那个铸铁壳。 “嗯。“ “这个螺丝——“海龙指着变速箱外壳上一个螺丝孔。那个螺丝孔是空的。旁边三个螺丝孔都有螺丝，就这个没有。 表叔蹲下来看了看。他用手摸了一下那个螺丝孔，指腹上沾了一层黑油泥。“掉了一个。不打紧，还有三个。“ 海龙没说话。他记住了——那个位置少一颗螺丝，口径大概是十毫米。 表叔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油泥。海龙还蹲着。 “里头吃饭了。“ “我等一下。“ 表叔没再叫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海龙又蹲在了原来的位置，脸几乎贴着变速箱外壳上的另一个螺丝孔，眯着一只眼睛往里面看。表叔把皮夹克的领子翻起来，走了。 第二天下午海龙又来了。 他放了学没跟建国和王威一起骑车回村。建国在车棚等他的时候，海龙说“你先走，我有点事“，说完就骑着他那辆没后座的破自行车往村口方向蹬。建国在后面喊了一声“什么事“，海龙的车子已经拐过了校门口那棵歪脖子杨树。建国看着他的方向——不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是往北拐，海龙往东走了。 建国骑到王威旁边。王威今天也没上课——他爹早上说地里的白菜要去镇上卖掉。两人推着车出了校门，建国一句话没说。 海龙骑到了村口。拖拉机还停在昨天那块空地上。柴油机是熄的，水箱里的水结了薄薄一层冰。他用手指戳了一下——冰碎了，手指上沾了冰水，冷得他甩了一下手。他把手在棉袄上蹭干，蹲下来看发动机。熄了火的发动机是凉的，外壳上一层白霜。他沿着昨天的路线又看了一遍——从水箱到发动机到油泵到变速箱，停在那个掉螺丝的位置。他往那个螺丝孔里看了一眼——里面的螺牙还在，没滑扣。他从地上捡了一根干草杆子，伸进去探了一下深度，然后用手指量了量草杆上的泥印子。 表叔在院子里洗脸。他抬头看见海龙蹲在拖拉机旁边，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脸。 海龙看了一下自己量出来的长度，站起来往院里走。“表叔，那个螺丝是啥样的？“ 表叔把毛巾搭在脸盆架子上。“你小子，还真看进去了？“ “我就想知道。什么尺寸的？“ 表叔看着他。海龙站在院子中间，背着光，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不是在显摆自己发现了什么，就是真的想知道。表叔把手伸进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几颗螺丝，六角的，头上磨得发亮，每一颗都不一样大。 “自己比比。“ 海龙接过纸包，在手里颠了颠。螺丝碰螺丝的声音是叮叮的，不是铛铛的——他知道不是铁，是钢。他把纸包拿到亮光底下，一颗一颗对着看，挑出一颗螺纹最细的，放在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指尖碰了碰螺纹。然后他跑回拖拉机旁边，蹲下来，把那颗螺丝往空螺丝孔里送去。 螺丝滑进去，顺顺当当的。他拧了两圈——对上了。螺牙咬合的时候有一种轻微的涩感，但越拧越顺。他把螺丝拧到头，用手指试了试紧固——紧的，不晃了。 他把手从变速箱底下抽出来。拧螺丝的时候手背蹭到了变速箱外壳上还没化的霜，蹭掉了一块皮。皮下面没出血，就是红了一片。他看了看手背，又看了看那颗螺丝。螺丝的六角头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黄油——表叔螺的螺丝都有这层黄油。 “拧上了？“表叔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 “拧上了。“ 表叔走出来，站在拖拉机旁边，弯下腰看了一眼变速箱上那颗新拧上去的螺丝。他用手指摸了一下螺丝头——拧得正，没有歪扣。他直起腰，没说什么，用手背敲了一下那个螺丝的位置。 海龙在旁边站着，手指上还有黄油。 “表叔，你打火试试。“ 表叔看了他一眼。然后他上了驾驶座，踩了两脚油门，拉了风门，拧了钥匙。柴油机哼了两声，没着。表叔从驾驶座上探出头来，看着海龙。 “你来听。“ 海龙蹲到发动机旁边，耳廓对着缸体。柴油机还在哼——起动机带着发动机在转，转速够了，但就是不爆燃。 “有电，有力。“海龙说。 表叔又拧了一把。这次柴油机多哼了一声，爆了一响，突突了两下，又灭了。一股黑烟从排气管里喷出来，海龙被喷了一脸，咳了两下，没往后躲。 他的耳朵在柴油的声音里捕捉到了一个东西。不是发动机的事情——是另一个震动。柴油机怠速是突突突的，很规律。但在每一轮突突之后，最后一个突和下一个突之间，有一丝不规律的抖动——很小，像是某个铁件应着震动产生的共振。不是缸体的共振，是外面的——比发动机频率低，比底盘频率高。 海龙抬起手，示意表叔再打。 表叔拧了钥匙。柴油机转了三四秒，没着。海龙闭着眼睛在听。然后他睁开了眼睛。 “有什么东西松了。“他说。 表叔从驾驶座上看着他。一大一小，中间隔着一台没发动的拖拉机。冬天的风吹过来，蓝烟散了一条斜线。 “你再打一下，我不敢——“ 表叔又拧了一把。 这回海龙趴了下去。他把脸贴在地上，耳朵对着发动机下方的底盘缝隙。他的耳朵里灌满了柴油机和冷风的声音，但他把那两个声音分开了——柴油机是柴油机，风是风，在风和柴油机之外还有一个小得几乎没有的、高频的振动。振动来自发动机右侧——高压油泵的方向。 他爬了起来，棉袄上全是泥印子。他指着那四根高压油管中间的位置——在那个弯成弧形的铁管交叉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松的，肉眼看不出来，但震动在空气里传过来的时候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表叔下了驾驶座。走到发动机右侧，蹲下来，顺着海龙指的方向摸过去。他的手挨着那几根管子，一根一根摸，摸到中间那根的时候停住了。 他把手按在那个弯管接头的位置上，手掌压住管子，再拧了一把钥匙。柴油机转了——震动传到手掌底下的时候，那个接头上一个固定螺帽在掌心里跳了一下，很小的跳，但很确实。 表叔把钥匙拔了。 他站直了，看了海龙一眼。然后他伸手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梅花扳手，弯腰摸到那个螺帽，扳手卡进去，逆时针拧了两圈——螺帽松了。他拧紧，又试了一下旁边几个。都紧的。就这一个松了。 他把扳手放回去，往地上拍了两下手上沾的泥。然后他又看海龙——这次看的不是个子。看的是他的耳朵。 “你怎么听见的。“ “听不太清，“海龙说，“就觉得那儿的声音跟旁边不一样。“ 表叔没再问了。他上了驾驶座，拧了钥匙。柴油机哼了半声，突突突地就转起来了。排气管吐出一口蓝烟，发动机的声音稳得像拉磨的老牛。表叔坐在驾驶座上听了一会儿，把油门踩了两脚，声音往上蹿了一下又落回去。 他从驾驶座上下来，拍了拍皮夹克上的灰。看着海龙。 “晚上你爹在家不？“ “在。“ “我去跟他喝一杯。“ 海龙的爹打他的时候用的是鞋底。 不是拖鞋——是那双冬天穿的解放鞋。鞋底是胶的，打在身上是闷的，不是脆的。海龙的同桌记了笔记——今天晚上回家作业是数学练习册三页——海龙没听。他在想那个螺帽拧紧之后的震动声音和拧紧之前的差别。鞋底落在背上，他缩了一下，没哭。不是因为忍得住，是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那个声音——柴油机突然稳住了，四个缸全着了火，突突突的那个节奏从散的开变成了收的紧。 “逃学！我让你逃学！“ 他爹骂人的时候嗓门很大，但下不去狠手。打了两下就把鞋扔在地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喘气。 表叔在旁边坐着。小桌上一碟花生米，两个搪瓷缸子。他没拦，也没劝。海龙的爹打完了，表叔才开口。 “这孩子有个事儿，我跟你讲一下。“ 海龙的爹没看他。 “他今天把我拖拉机上松的一颗螺帽找着了。我开了十来年车，没听出来。他听了。“表叔把搪瓷缸端起来抿了一口，放下。“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就是他那双耳朵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海龙的爹坐在门槛上，背对着屋里。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海龙跪在屋角，背上的疼已经开始往里头走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爹说：“念书呢？“ 海龙的嘴动了动。他没说“不念“，也没说“念“。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说出来的只有三个字。 “能念。“ 他爹没回头。 表叔在旁边剥了一颗花生。他把花生米扔进嘴里，嚼了两口，对海龙的爹说：“这孩子是个干活儿的料。念完初中来找我。“ 声音不大，语气不重。既不是郑重其事的宣告，也不是随意敷衍的客套。就是夹在花生和烧酒之间的一个交代。说完他端起搪瓷缸又抿了一口。 海龙跪在墙角，背上的疼慢慢地往里头沉。表叔的话进了他的耳朵，没经过脑子，直接在身体的什么地方落了进去。 他低下了头，看着自己跪着的地面。地上有两颗花生壳，他爹的鞋底印子，和一块他刚刚流下来的鼻涕印。 吃完饭海龙又出去了。 他娘喊了一声“这么晚了还出去“，他爹没说话。海龙出了院门，把手揣进棉袄袖子里，往村口走。天是黑的，月亮只有一牙，挂在老槐树的树梢上，照不了路。但他认得路——从家门口到村口这条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走到第十三个步子的时候左边有一块鼓起来的泥疙瘩，走到第三十个步子的时候右边有一个被雨水冲出来的小坑。这些他从来没记过，但他的脚记得。 拖拉机停在村口。月光照着车头的轮廓。他走过去，在发动机旁边蹲下来，侧着耳朵听——什么也听不见。熄了火的拖拉机是死的。但他把手指伸出去，摸了摸高压油管上那个被拧紧的螺帽。螺帽是凉的，拧紧之后纹丝不动，手指蹭上去只有铁的触感，没有一丝松动。 他把手缩回来。站了一会儿，又坐了下来。他仰面躺在地上，把肩膀钻到拖拉机底下。拖拉机底盘离地面大概一尺半，刚好插进去一个人。他的鼻子离底盘还有一拳，柴油和机油的味道从上面压下来，不是在风里闻到的淡味，是积在底盘上的、沤久了的、铁和油互相渗透的那种味道。他不觉得呛。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摸出一样东西。 表叔走之前把那个松掉的螺帽给了他。螺帽是钢的，六角，头上有拧过的痕迹，螺纹里还嵌着一点点黑色的油泥。他在手心里握着，螺帽被他的体温捂了一会儿，慢慢地不冰了。 他躺在地上，透过底盘的缝隙往上看。底盘上方是发动机缸体的底部，再往上是一小条天空——冬天的夜天不是黑的，是一种很深的蓝。有一颗星在那一小条天里闪了一下。 他把螺帽举到眼前。星的光照在上面，六角头上有微弱的反光。 身后的泥地冻得硬邦邦的，但他后背贴着的地方，那一小片土被体温捂得化了。棉袄的布料受了潮，凉意慢慢透过来。他没动。 屋里爹和表叔还在说话。声音从院里断断续续地飘过来，他听不清说了什么。但他知道表叔那句话还在桌上搁着——“念完初中来找我“。四个字是“念完初中“，不是“现在“。他知道。 那颗螺帽在他手心里攥紧了。不是他知道这颗螺帽会改变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在他手心里有重量。不是多少斤两的重量，是比它本身更重一点的那种重量。六个角每一个角都硌在掌心的肉里，不疼，但你能感觉到它是真家伙。 他躺在地上，看着底盘上面那一小条星空。柴油味还没散尽。 他把螺帽从眼前放下来，搁在胸口上。胸口的感觉隔着棉袄还是传了过来——一个圆的冷的东西，正在变暖。 他把眼睛闭上了。不是要睡觉。是在听——发动机没响。拖拉机是死的。但他耳朵里还有那个突突突的声音。双缸的，低沉的，每一冲之间隔的时间比单缸长。这个声音以后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 地面冻硬了又被他捂热了，他的后背和他身下的土地中间隔着的那层棉袄正被汗水慢慢地浸透。冷是从身体下面往上走的，但他觉得踏实。 他把螺帽攥紧了一些。虎口上的皮被磨得有点疼。然后他睁开眼睛，从底盘下面钻出来，站直了，拍了拍身上的土。月光比刚才亮了一点，拖拉机车头上那层白霜还没化。他往院里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脚步放慢了——屋里已经没声了，爹和表叔大概是喝完了。 他绕过堂屋，走进自己那间屋。灯没点。他把螺帽放在枕头旁边，躺在铺上。过了很久，他伸手摸了一下螺帽。还是温的。然后他翻了个身，睡了。 第18章 初二那年夏天 放暑假第一天，三人还是去了老槐树下。 是海龙先到的。他坐在树根上，拿一根干树杈在地上划拉——不是乱划，是在画一个东西的轮廓，有圆的，有长的，还有几个小方块排列在边上。王威第二个到，扛着锄头——他早上已经下了一趟地，回来路过村口就拐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海龙画的那些道道，没问画的什么。建国最后一个来，手里夹着一本书——初三的语文课本，他找了隔壁村上届初三的人借的，书角卷了，封面上有别人用圆珠笔写的名字。 “这才刚放假。“海龙说。 建国在树根上坐下，把书搁在膝盖上。“反正在家也是待着。“ 王威把锄头靠在树干上，蹲下来，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蹭掉手上的泥。 三个人在树荫下坐着。蝉叫得很响，从村口那排杨树上往下灌，一阵接一阵。地上有蚂蚁在搬一粒炒花生壳——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丢的，壳已经干得发白了。 “暑假什么打算。“海龙问。 “干活，看书。“建国说。 “跟没说一样。“海龙笑了一下。建国也笑了一下——笑得很浅，嘴角动了一下就收回去了。 “你呢。“ “我想去镇上一家汽修铺看看，“海龙说，“上次跟表叔聊天，他说镇上那个铺子活儿接得多，忙不过来。“ 建国看了海龙一眼。海龙说“聊天“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跟平时说学校的事不一样。建国注意到了，但没说什么。 王威蹲在地上，手在拨地上的蚂蚁——蚂蚁被他的手指拦住，往左边绕，他又往左边拦。建国看着他手上的动作——指甲缝里全是干了的泥土，手指关节上有一层洗不掉的灰。 “你呢。“建国问他。 王威抬起头。他想了一下，说：“地里的活排满了。“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把锄头从树干上拿下来。 “这么急。“ “过两天要上肥，今天得把垄起了。“ 王威扛着锄头走了。从来到走，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海龙看着王威的背影在土路上越走越小，手里的树杈在地上划拉了一下。“那改天。“他站起来，树杈往地上一扔——原来那个图不是画，是他在描汽修铺从镇上到村口的路线。他也走了，走的方向和王威相反——往东，回家。 老槐树底下只剩下建国一个人。他把膝盖上的书翻开，翻到目录那一页。“代数的复习“、“几何“、“物理“。他翻到第一单元，又翻回目录。把书合上，站起来，往家走。经过海龙画的那个路线图，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圆的应该是镇中心的转盘，线是从镇东边出去往汽修铺的方向。他看了两眼，没看明白，也没问就走了。 蝉还在叫。 建国整个暑假只去了镇上两次。 一次是跟他爹去卖鸡蛋，在供销社门口站了不到十分钟，他爹交了鸡蛋领了钱，父子俩就回来了。另一次是去供销社买煤油，路过新华书店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玻璃柜台里摆了七八本书，他能看清书脊上的字，有一本叫《初中物理题解》，他想买，问了价钱，站了一会儿，没买。售货员看了他一眼，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走了。 剩下的日子，就是干活和看书。 他把隔壁村那个上届初三的人的课本全都借来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和英语借不到。物理课本缺了最后一章——那个人说那章老师没讲，撕了叠了纸飞机了。建国把缺的那章记在了一张纸上，想着开学了找老师问问。 每天吃完早饭，他先把家里的活干完——挑水、劈柴、喂鸡、帮他娘洗一回菜。然后搬一个小板凳坐到院子里的树荫下。那棵是槐树，比村口那棵小得多，才种了没几年，树荫刚够罩住一个人。 他把课本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往下读。数学课本上二元一次方程那章他已经预习完了，暑假开始做配套的习题——题是那个人抄在一本练习本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但题是对的上。建国每做一道就在旁边画一个小圈——做对了画圈，做错了画三角，等全部做完再把三角的题重新做一遍。本子快写完的时候他的三角越来越少。 院子里只有知了叫。偶尔他娘在灶房里喊一声：“歇歇！“ “就看一会儿。“他嘴上应着，书没放下。 到了下午日头最毒的时候，他搬进屋里。屋里比院子更闷，煤油灯点起来更热。他把背心撩起来擦了一把脸上的汗，背心前襟是湿的，后背也是湿的。他把煤油灯调暗了一点，往课本上凑了凑。书页上有汗滴上去的印子——一个个圆的，洇开了字，但不影响看。 有一回他做到一道力的分析题，做了三遍答案都不对。他把书翻到前面，重新看例题，重新在草纸上画受力分析图。画了四遍。第四遍画完他盯着图看了很久——不是答案不对，是他在想这道题的解法能不能用到另一道题上去。最后他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试“字，翻开了另一本练习册。 吃晚饭的时候他还在想那道题。筷子拿在手里没动，他娘拿筷子敲了一下他的手背。“吃饭。“ 他扒了两口饭，又把筷子停了。 “妈，你说一个东西从斜坡上滑下来，它——“ “先吃饭。“他娘没看他。 建国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低头扒饭——吃得比平时快，吃完把碗往灶台上一搁，又回了屋。桌上的煤油灯还没凉，他重新拿起笔。 他娘在灶房洗碗，碗碰碗的声音隔着墙传过来，水是凉的。 王威的暑假是在地里度过的。 天还没亮他爹就起来了。不是叫他——叫他起床是有声音的，他爹每天起床后先在院子里洗一把脸，拧开压水井的时候井把嘎吱嘎吱响，那个声音飘进屋里就是闹钟。王威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还是灰的。他套上衣服，在院里舀了一瓢凉水泼在脸上，跟着他爹出了门。 1989年的夏天热得比往年早。进了7月，玉米地里的土干得裂了缝，踩上去嘎嘣响。王威掰玉米的时候弯腰弯得比去年更深——他的个子又长了，玉米秆的高度没变，所以他得弯得比以前更厉害。掰完一垄站起来的时候腰要响一下——不是疼，是骨头复位的声音。 手上的老茧比春天的时候更厚了一层。掌心最厚的那块茧子已经从黄变成了灰白色，洗不掉了。有一天他掰玉米掰到一半，右手的虎口突然一热——不是疼，是血。苞叶上有一根晒干了的硬刺扎进了虎口，他看了一眼，把刺拔出来，在衣服上蹭了一下，继续掰。 那天晚上回家洗澡，他娘看见他手上那块干了的血痂。“怎么弄的。““苞谷叶子。“ 他娘没再问。 7月最热的那几天，地里不透风。玉米秆子比人高，空气就像被扣在杆子之间走不掉。王威在地里掰了不到一小时，汗就从头发里往外淌，流到眼睛里辣得睁不开。他拿袖子擦了一下——袖子也是湿的，擦不干净。他把眼睛在肩膀上蹭了一下，继续干活。 他爹在地的另一头。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整片站着的玉米。他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地里只有玉米被掰下来的咔嚓声，和玉米秆被撞得哗哗响的声音。父子俩的节奏是一样的——每一下掰动中间间隔的时间几乎一样，像是同一个人掰的。 有一天下午，他爹走过来，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水是温的，带着铁腥味。王威大口大口地灌，水顺着下巴淌到脖子上，在灰色褂子上洇了一片深色。 “家里四亩地不够，“他爹说，看着眼前的玉米地，没看王威，“我跟你叔说了，冬天跟他去砖窑帮工。家里的地你顶一顶。“ 王威把搪瓷缸子递回去。缸子空了。 “学校——“ 他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顿了一下。不是犹豫，是换气。好像后面的话已经在嘴边了，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空隙。 “——暑假过后就不用去了。“他说完了。 王威站在地里，脚底下踩着干裂的泥土，周围的玉米比他还高。 他没有说话。 他爹也没有等他说话。他爹走了，继续掰下一垄。玉米咔嚓的声音从左边又响起来——节奏没变，一下拍一掰，跟他从来没停过一样。 王威把手伸出去，握住一个玉米，掰了下来。苞叶在手指上扯开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不是生气，是手劲大了。他自己没注意到。他把玉米甩进筐里，去掰下一个。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在地头坐着歇了一会儿。天边是红的，玉米地的影子在落日下被拉得很长。他坐在地上，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手心朝上，那层灰白色的老茧在余晖里发着很淡的光。他把手指收拢，攥成一个拳头。松开。又攥紧。然后站起来往回走。 晚饭他比平时多吃了一个玉米饼。他娘看了他一眼——不是看他吃得多，是看他的表情。他表情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累了。 海龙第一天坐在汽修铺门口的时候，老板没理他。 汽修铺在镇东头，两间平房，门口的土路被车轮压得坑坑洼洼。铺子前面停着两辆拖拉机——一辆是卸了轮子的，一辆发动机拆了一半。地上洒着柴油和被压扁的螺丝垫片，空气里全是机油味。 海龙蹲在门口左边的空地上，双手揣在裤兜里，后背靠着铺子的砖墙。他从上午蹲到中午。中午太阳晒到脚边，他往旁边挪了一下，换了个姿势——坐在了地上。过了大概一顿饭的工夫，腿又麻了，他站起来，走到铺子门口的拖拉机旁边，蹲下去看那个被拆了一半的发动机。 发动机缸体上全是黑油泥，高压油管拆了两根，喷油嘴躺在旁边的布上。他看了很久——不是看热闹，是在看每根管子的位置和走向，跟他记忆里表叔那台拖拉机做对比。 “小孩，别碰。“老板在里面喊了一嗓子。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手上永远有一层机油洗不掉的印子，头发是短的，说话的时候不抬头。 “我不碰。“海龙把手往口袋里插深了一些。他退回到门口左边那个位置，继续蹲着。 第一天就这样了。太阳下山的时候海龙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回了村。 第二天他又来了。 老板从铺子里出来拿扳手的时候踢到了海龙的鞋。“怎么又是你。“ 海龙站起来。“叔，我就看看。“ 老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拎着扳手进去了。海龙又蹲了回去。 下午的时候来了一辆农用车。车主说油门踩不上去，踩到底了车子不走。老板掀开车盖，探进去，拧了两把手——没弄好，又拧了两把。海龙在旁边站着，眼睛跟着老板的手走。 “油管里面有东西堵了。“海龙说。 老板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 “听声音，踩上去的时候发动机在吸，但是吸不上油。油管里堵着的地方有——“ “有气。“老板替他说完了。他把油管拆下来，用气枪吹了一下——堵了一截积碳。装回去，踩了油门，嗡的一声车走了。车主递了五块钱，老板接过来塞进围裙口袋里。 海龙站在原地。 老板走进去的时候路过他，停了一下。“你刚才怎么听出来的。“ “空气过不了管子的时候管子会吸瘪。吸瘪的管子不震——旁边那根过油的震。“ 老板看了他三秒钟。这三秒钟里没说话，但他在想事情——不是在想“这小孩在说什么“，是在想“他说得对不对“。然后他走进去了。 第三天海龙来的时候，门口多了一辆坏了的拖拉机。发动机跑起来的时候突突得不行，柴油机抖得厉害，听着像是有个缸没着火——但到底是一个缸还是两个缸，他隔着门口听不出来。海龙蹲近了，耳朵贴着空气，眼睛闭了一下。 “缺了一个半缸。“ 老板从铺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砂纸在擦手里的铁件。“一个半什么意思。“ “有一个缸完全没着火。还有一个缸着了一下灭一下——着一下灭一下。所以声音不是少一个缸的闷，也不是少两个缸的空。是一半闷一半空。“ 老板停下手里的砂纸。他把铁件往旁边凳子上一放，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烟点着了他没怎么抽，就夹在手指上。他看着海龙。 “你多大了。“ “十四。“ “念书呢？“ “初二念完了。“ 那根烟夹在老板手指中间，烟雾拉了一条细线往上飘。他把烟灰弹了，烟往嘴里叼了一下又拿开。 “把那个扳手递过来。“他朝旁边凳子上的扳手努了努下巴。 海龙走过去，拿起扳手。扳手握在手里比他想象的重——不是手感的重，是当了真东西在手里之后你会下意识握得更紧的那种重。他把扳手递过去。 老板接过扳手，没看海龙。“明天还来不？“ “来。“ “来就带着这双手。“ 海龙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 这天傍晚他骑车回村的路上，把车停在路边，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太阳在左边往下沉，右边的田里有人在收麦子。自行车链条上有油——是铺子地板上的油沾上去的。他把手举到鼻子前面闻了一下手指——扳手上的机油、柴油混合的味道还没洗掉。他没觉得臭。他把手放下来，在裤子上又蹭了一下，可这次蹭得轻多了，像是怕蹭掉什么。 第三天晚上海龙回家晚了。他爹在院门口等他——上次挨打之后他爹对“晚回来“这件事的耐心比以前更短了。但这次他爹看了他一眼，把他沾着油污的手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回屋了。 第二天海龙的枕头旁边多了一块肥皂。不是新肥皂，是洗衣服用的那种，已经用掉一半了，切面还是干的。海龙拿起肥皂看了看，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肥皂味，什么也闻不出来。他把肥皂压在枕头下面，起来洗脸。洗了脸，他拿起枕头下面那半块肥皂，放到脸盆旁边。刚放下又拿起来，放回了枕头下面。 暑假最后一天下午，三个人在老槐树下坐了一会儿。 是建国先到的。他手里还是夹着一本书——但这次不是初三课本，是一本他在镇上书摊上花两毛钱买的旧。封面破了，有几页折了角，他在家已经看了一半。他把书搁在膝盖上，没看——在等。 海龙第二个来。他裤腿上还有机油印子——不是今天沾的，是前几天沾上去洗不掉的。他在树根上坐下，没画东西。 王威最后一个到。今天他没扛锄头，走路的姿势比放假前松了一点——不是不累了，是身体已经习惯了那种累。 三个人坐在老槐树下。暑假前他们在这里坐过。那时候建国刚考了第一，王威刚考了倒数第一，海龙刚发现自己对机械的耳朵。现在暑假过完了——建国的草稿纸写满了半本，王威的手掌上新添了一层茧，海龙每天往镇上跑。 “明天开学了。“建国说。 “嗯。“王威说。 “初三了。“海龙说。 然后就没什么话了。 不是不想说——是每个人活了一个暑假的东西，找不到话传过去。建国做了一本练习册、预习了三科、看了半本。王威种了四亩地、他爹说不用再去学校了、他在心里把“不用去“这三个字团成了一个不用打结的团。海龙在镇上每天递扳手、听发动机、手上沾油、回来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机油印子。 这些东西怎么用话说。 坐了一会儿。不知道多长——比半个小时短，比去年暑假的任何一次都短。 “走了，“王威站起来，手在膝盖上撑了一下，“明天还得上地。“ 海龙站起来，往镇子方向瞥了一眼。“那我也走了。“ 建国看着他们俩——王威往北，海龙往东。他站起来，把书夹在胳肢窝底下，往西边的方向走。 走了一段，他回头看了一下老槐树。树下的地上有三个人坐过的印子——土凹了一块，草被压歪了几根。明天就没有了。 建国转过身，继续往家走。手里的书滑了一下，他夹紧了。 以前他们在老槐树下会坐一下午。 第19章 初三 教室的门还是去年那扇门，推开的时候铰链咯吱一声，但坐进去的人已经不是初二那批了。 黑板上没擦干净，上一届初三走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被一个暑假的灰盖住了大半，只剩右下角一个“考“字还依稀看得出。建国在第一排坐下，把布书包挂在课桌侧面的钉子上——那个钉子是他初一时刻上去的，钉帽已经被磨亮了。他拿出课本放在桌面上，手指从封面滑到书脊，压平了卷起来的角。 讲台上放着一盒粉笔，新的，还没拆。窗户外面的老槐树离得远，只有树尖冒在土坯围墙上面。阳光斜斜地从窗户打进来，粉笔灰悬在半空，慢慢地飘，不急。 今天是初三开学的第一天。 教室里的座位比初二少了四个。有人没来——不是请假，是以后再也不会来了。靠窗第四排空了一个，后门边也空了一个，靠墙倒数第二排空了两个。那些空座位上的课桌还在，桌面上还刻着名字，但不会再有人坐。 建国数过。 后门又响了一声。王威走进来，脚步不快，肩也比去年宽了一圈。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教室，然后往后排走——他的座位还在最后一排。路过建国的时候，王威在他桌角上拍了一下，力道不重，也不轻，像是打一声招呼又像是不小心碰到的。建国抬头，两个人对着看了一秒，王威嘴角动了一下，然后就走到后面去了。 建国的笔停了半拍。他看见王威的手——指关节上的茧比初二那年厚了一圈，虎口的位置磨出一块白。王威坐下后趴在桌上，脸埋在胳膊里，像是在补觉又像是不想看黑板。 他暑假在地里。建国知道。 海龙是踩着预备铃进教室的，不紧不慢，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机油味儿。他在窗边坐下后先往窗台上摆了个小铁片——形状像齿轮，边缘磨得锃亮。他放好东西，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建国，又朝最后一排瞟了一眼。建国跟他点了点头。海龙也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班主任走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叠纸，还有一盒新的粉笔。班主任姓周，四十出头，教数学，戴一副黑框眼镜——镜架左边的腿断过一次，用白胶布缠着。他把粉笔盒放在讲台上，然后把那叠纸放在粉笔盒旁边。 “同学们。“ 教室里安静下来。王威从胳膊上抬起头。 “你们现在是初三了。“周老师推了推眼镜，“暑假歇够了吧？“ 没人回答。后排有个人咳嗽了一声。 周老师没等回答。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路“。粉笔是新的，写下去太硬，笔划的边角崩出碎屑，簌簌地落在讲台上。 “今天我讲一件事。“他把粉笔放下，手掌在裤子侧面擦了擦白印。“不是数学。但比数学重要——你们还有不到一年。“ 他把那叠纸拿起来。教室里所有人都在看他的手。 “这是中考志愿表。“周老师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地。“你们现在填的是预报表——填了，就定了方向。考高中的，往后不到一年就是复习、考试、等结果。不考高中的——“他顿了一下，“路也不会断。但路是会窄的。“ 教室里没有声音。 “你考上了，路就多几条。考不上——不是说你考不上就是完了。但你的选择就少了。十五岁的选择，三十岁的时候还会在。“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在几个空座位上停了一瞬，然后收回来。“你们自己想清楚。“ 他把志愿表分成几摞，从第一排传下去。 纸传下来的时候带着油墨味，刚印的，字迹还发潮。建国接过表格的时候手指按在纸的右下角——他注意到自己的指腹磨出了一块薄薄的茧，那是暑假里握笔磨的。 他低头看那张表。 「升学志愿预报表」 上面三行。 第一行：升学——高中/中专/师范/不填。 第二行：其他志向——自填。 第三行：不升学——勾选即确认。 建国把表格放在桌面上，用手掌压平。纸面干净，没有折痕。他从笔盒里拿出那支黑色圆珠笔——笔芯换过两次，笔杆的漆掉了一半。他用拇指擦了一下笔尖。 教室里静得很。每个人的笔都在纸上走，或者停着。翻纸的声音此起彼伏。 建国握好了笔。 那三个字他写得很慢。先是“县“——横折钩撇，他写完后停了一下，确认没有歪。然后是“高“——点横竖横折钩横竖横折钩横，笔画密，他每一笔都压实了。最后是“中“——竖横折横竖，最后一横拖了半毫米，他用手背擦掉，重新写了一遍。 「县高中」 两个字，一个完整的学校的名字。他把笔放下，纸面上有三个墨迹未干的凹印。 他想起爹说“让娃念“那天晚上的嗓子。想起娘拿出攒了一个月缝好的新书包。想起他把初三课本预习完的那个下午——窗外蝉在叫，远处的拖拉机突突地响，他合上书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黑的。 手在发抖吗？ 他的手放在桌上，手指并拢，指关节微微发白。不是抖——是握得太紧了。 他把志愿表翻到正面，用手指把纸角压实。教室里前面的风扇嗡嗡地转，扇叶的影子从地板扫到墙上，又从墙上扫回来。 最后一排。 王威低头看着那张纸。纸上的字他读得慢——不是不识字，是他需要确认自己没看错那个“升学“后面的括号：（须参加中考，分数达标方可录取）。 他的笔——一支磨掉了半截漆的圆珠笔——放在桌上。 他拿起来的时候手指上还带着一丝干泥——上午刚掰了一筐玉米才来报到的。他在“不升学“那一栏的方框里画了一个勾。 勾很小。只占方框的一半不到。 然后他把笔帽盖上，把志愿表翻过去放在桌角。 王威把目光转向窗外。操场上有人在搬新桌椅，两个低年级的学生抬着一张课桌从窗户下面经过，桌腿在地上蹭出咯吱的声响。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胳膊叠在桌上，下巴搁上去。 他后脖颈的皮肤晒脱了皮，翻着白边。 海龙的笔悬在纸面上方。 他已经写完了“升学“那一栏——空的，什么也没填。他不在意那个。他的笔移到第二行：「其他志向」。 括号里写着：（自填）。 他在这空里写下了“学技术“。 三个字。 “学“字的最后一笔拖得有点长。“技术“两个字比前一个字大，墨迹更重——他在“术“那个点的时候笔尖压了一下，纸面上留下了一个肉眼可见的凹痕。他写完后又看了一眼。 然后他把笔放下，手指在那个小铁片上摸了一下。铁片是凉的。暑假最后一天，汽修铺的老板给他的——“拿着，比扳手好用。“ 海龙把志愿表放进桌斗里。桌斗里除了课本，还有一把扳手。 周老师在教室里走了一圈，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一张一张收。每一张拿起来的时候他会看一眼——有的人写得多，有的人什么都没写，有的人把纸揉皱了又摊平。每个递回表格的手都不一样：有的手迟疑，有的手很快，有的手把纸捏得发皱，有的手平平整整地递出去。 收到第一排。建国双手把表递上去。 周老师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秒，然后抬头——他看着建国。没说话。视线停了大概两个呼吸那么长。 他知道建国家的情况。这个学生从初一就是班里最认真的，字写得最工整，眼睛离课本越来越近——他知道这个学生是铁了心要考出去。他看了建国一眼，然后把他的志愿表放在左手。 建国垂下眼睛。 收到最后一排。王威把纸递给周老师的时候没抬头。纸是背面朝上的。 周老师翻过来。 方框里一个小勾，不出格。纸的其余部分全是空白。升学栏空着，志向栏空着，什么都没写——画了个勾就完了。他看了王威一眼。 只一眼。 王威低头看着桌面，手指一下一下地按着课桌边缘那道刻痕。那道刻痕是初二下学期他刻上去的——那天他在课堂上睡着，醒了以后用圆珠笔在桌沿刻了一道印，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周老师的嘴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然后他停了。 他把王威的志愿表翻过去，叠在左手上。 海龙把表交过来的时候没抬头。纸从桌面到周老师手里，中间没有停顿。周老师扫了一遍——升学栏空着，“其他志向“里，“学技术“三个字一笔一划，墨迹比旁边的字要重。他把海龙的表翻过去，也叠在左手上。 周老师站在讲台前。左手三张纸，右手还有一摞——全班四十多张表都收齐了。 他把所有的志愿表理了理，对齐，在台面上轻轻磕了一下。 然后他把那叠纸放在讲台上，那张有“考“字残迹的黑板下面。 三份表叠在一起。 最上面是建国的：字迹工整，“县高中“三个字的笔划压得很深，纸背上能摸到凸起的字痕。 中间是海龙的：升学栏空的，“学技术“那个“术“字的点压出了一个凹痕。 最下面是王威的：除了那个勾，一片空白。 建国看着讲台上那叠纸。 他左边第三排的座位空着——那个人初二没读完就回家了。他后面有一个女生在擦眼泪，不知道是谁，没有声音，只有纸擦过脸的时候簌的一声。有人已经趴在桌上了。有人开始收拾课本。窗外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操场上还有人在跑步，听不出是谁，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越来越远。 周老师把粉笔盒的封条撕开，拿出一根新的白粉笔，转过来在黑板上写下明天的课程。他没有再提志愿表的事。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粉笔灰落在裤腿侧面，落成一小片白。 那叠纸就放在讲台上。三份表，三种笔迹，三条路。 建国的桌面上还有字痕——填表的时候笔压得太重，字印穿过了纸背留在课桌上。“县高中“三个字，反的，要在另一个方向才能读出来。他用指腹擦了擦，没擦掉。 凹痕是擦不掉的。 窗外起了风。槐树叶在远处的墙头沙沙响了一阵，然后又停了。 那是1989年的秋天。 第20章 冬天的距离 一月底的村口，地是硬的。 建国从学校方向走过来的时候，看见王威站在老槐树底下。王威肩上扛着一捆麻绳，绳子在肩上勒出一道印。他的手揣在袖筒里，袖口磨得发亮。建国书包里装着复习资料，带子把肩膀往下拽。 “刚回来？“建国走过去。 “嗯。“ “地里？“ “收粮那边。“王威把麻绳换了个肩，“有个收粮的今天过来谈价。“ 建国点了一下头。他想问谈得怎么样，但话到嘴边觉得问不太对——他不知道收粮的价格怎么算。王威也没往下说。两个人站在树下，中间隔着几步路。树叶子早落光了，树枝在风里不动。 远处有自行车的声音。海龙骑过来了，后座绑着一个小布包，车架子上有油渍——深褐色，盖在铁锈上面。他单脚撑地，没下车。 “你俩站这儿干啥。“ “刚碰上。“建国说。 海龙看了看王威肩上的麻绳，看了看建国的书包。他手上有一道黑——不是泥，洗过但没洗干净的机油。 “周六又去了？“王威问。 “嗯。老板让我试了换机油。“ “自己换的？“ “自己换的。“海龙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然后收住了。 建国想问他换机油是怎么回事，但话到嘴边又觉得问不太对——他不知道机油在车的哪个位置。他握着书包带子的手紧了一下。手指背上有一片红紫色——冻疮，刚裂了一个口子。 “你手咋了。“王威说。 “冷的。“ “拿热水烫烫。“ “嗯。“ 海龙看了一眼建国的书包。书包比上次见又鼓了一点。“还学呢。“ “快考试了。“ “哪天。“ “快了。“ 海龙点了一下头。风从上冻的田里刮过来，三个人都把脖子往领子里缩。王威说走了，扛着麻绳往北边去了。海龙蹬了一脚自行车，往西边骑。建国往东。 谁也没说老槐树下坐坐的事。 --- 建国把煤油灯往近处挪了一点。 火苗跳了一下，墙上的影子跟着晃。他趴在桌边，课本翻在数学那一章。手冻得发僵，笔在纸上走的时候有点歪。写到第三道题他把笔放下，哈了一口气搓手。冻疮裂口的地方被另一只手搓过去——疼了一下，但不厉害。他又拿起笔。 桌上除了课本还有一沓卷子。卷子是周老师上周发的，说“做完的拿回来改“。建国做了三遍。第一遍用铅笔，第二遍用圆珠笔，第三遍不用笔——拿手在纸上比划。卷子边已经起毛了。 搪瓷缸搁在桌子角上。缸子里泡着紫药水——他娘去卫生所要的，说治冻疮。水凉了。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他娘在灶房那边。灶膛里的火还没熄，从门缝透过来一线光。娘没催他。以前催。现在不催了——不是不想催，是她知道催也没用。 “建国。“ “嗯。“ “鸡蛋在锅里。“ “知道了。“ 他把灯芯往下拨了一下。火苗小了，但够用。卷子翻到背面。背面是几何题——画辅助线。他把尺子压在纸上，线拉出去，笔尖在纸上轻轻走。辅助线不能画歪。画歪了整道题的证明就偏了。 画完他把尺子拿开。线是直的。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冻疮比上周又多了两个，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上。他在学校不给人看手。写字的时候把手腕藏进袖子里。 灯芯又跳了一下。他抬头，窗户外头是全黑的。腊月的天黑得早，也黑得透。屋里只有煤油灯那一圈光是活的。 他又想起白天在村口。王威扛着麻绳。海龙自行车上的油渍。他们站的那几步路。 他低下头继续做题。 --- 收粮人姓冯，隔壁乡的。每年冬天来一次。 他写字用的是一支圆珠笔。冷天里圆珠笔不容易出水，他写几个字就把笔揣进怀里焐一下，再拔出来接着写。纸上的字一深一浅。 王威在旁边蹲着。 他爹站着。爹跟冯收粮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一句是一句，说完就等。冯收粮说了个价，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爹说了一个数。冯收粮摇头。爹也不急，蹲下来抓了一把粮食，摊在手心里。王威看见那把粮食——晒得透，粒粒饱满，在爹手心里滚了一下。 “你看这粮。“爹说。 冯收粮也蹲下来。他没看粮食，看了爹一眼。爹把粮食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里，谷粒落下去的声音沙沙的。冯收粮说再加五厘。爹又没接话。 王威把手从袖筒里伸出来，也抓了一把粮食。他没说话，就学爹的样子摊开——粮食在他手心里，掌心的茧子硌着谷粒。冯收粮看了他的手一眼。 “你这娃多大。“ “十五。“ “干多久了。“ “一直干。“ 冯收粮站起来，把圆珠笔又焐了一下，在纸上写了个新数。爹看了，过了几秒钟，点了一下头。 冯收粮走了以后，爹把麻绳从地上捡起来。王威帮着把过完秤的粮食袋子扎口。扎完最后一袋，爹回头看他。 “听懂了没。“ “差不多。“ 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扛起一袋粮食往板车上放。王威也扛了一袋。袋子压在肩上，麻绳勒的位置和白天在村口时一样。 回去的路上爹走在前面。王威在后面推板车。天快黑了，地头上冻的土在脚下嘎吱响。王威把手重新揣进袖筒里。袖子里头有刚才抓粮食时夹进去的一颗谷粒——他摸到了，没掏出来。 --- 汽修铺的卷帘门拉了一半。 周六下午，铺子里只有老板和海龙两个人。老板姓齐，四十来岁，手上永远有一层洗不掉的油。他话不多——该说的一次说完，说完就动手。海龙喜欢这种。学校里的老师话太多，讲来讲去他听不懂；齐老板一句话，他听一次就记住了。 今天齐老板让他换机油。 “这辆。“齐老板拍了一下一辆农用三轮的车头，“机油底壳螺丝在下面。拧的时候手要稳——滑了牙就是大麻烦。“ 海龙蹲下去。地上是水泥地，冬天凉——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冷气往上渗。他把扳手卡在螺丝上，试了一下角度。螺丝紧——锈了。他换了个方向，左脚蹬住轮胎，右手发力。螺丝松了。油从底壳里流出来，黑稠黑稠的，落在接油盆里——咕嘟咕嘟，然后细了，嘀嗒、嘀嗒、嘀嗒。 他等油沥干净，把新垫片换上，螺丝拧回去。拧到最后一圈的时候他放慢了——刚才齐老板说滑了牙是大麻烦。他一点一点紧，扳手在手里压到刚吃住力就停了。 “行了。“齐老板站在他身后，拍了拍发动机盖，“下周你来早一点。“ 海龙站起来，膝盖上印了两块灰。他把扳手擦干净放回工具箱。工具箱不是他的——是铺子里的——但扳手上那点油他擦得仔细，擦完放在最顺手的位置。 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把自行车蹬得比来时快一点。车架子上新溅了几滴机油——盖在旧油渍上面，一层叠一层。他把手伸到面前看了一眼——指甲缝里还有黑线。洗不掉的。他不在意。 路两边是冬天的麦田。麦苗趴在地面上，灰绿色，在暮色里不好辨认。海龙的自行车灯不亮——没有灯——他凭着习惯往前蹬。这条路他骑了一个冬天，哪里有个坑、哪里拐弯，不用看也知道。 风从麦田上刮过来。他把脖子往领子里缩了一下，继续往前蹬。 --- 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三个人又在村口碰上了。 建国从学校回来——周老师给他加了一套模拟卷。王威从地里回来——今天把过完秤的粮食全入了库。海龙从镇上回来——齐老板让他下周早点去。 三个人站在老槐树底下。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 建国书包比早上更沉了。王威肩上没有麻绳——扛了一天，放回去了——但勒痕还在，肩上那片衣服压出一道深褶。海龙的手比早上干净了一点，但指甲缝还是黑的。 “今天那个收粮的，“王威先说，“姓冯。加到最后比隔壁村多五厘。“ 建国说那挺好的。 王威说嗯。 海龙说齐老板让他下周早点去。建国说那挺好。海龙说嗯。 然后有一会儿没人说话。老槐树的树枝在风里不动。冬天冷到了这个程度，树枝也懒得动了。 “走了。“王威先说。 “走了。“建国说。 海龙把自行车掉了个头。建国往东，王威往北，海龙往西。三个方向，三条土路，在冬天的暮色里往不同的地方伸。 没有人说去老槐树下坐坐。 建国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王威的背影已经远了——他走路还是那个样子，肩往前塌，步子不快。海龙的自行车越来越小，车链子嗒嗒嗒的声音一点一点被风吹散。 建国转回来，往自己家的方向走。 推开家门的时候灶房里有热气。他娘在灶台边，锅里煮着红薯。娘回头看了他一眼。 “吃饭了没。“ “吃了。“建国说。 他在桌边坐下，打开书包，把新的模拟卷拿出来。煤油灯还没点——他坐在暮色的最后一点光里，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然后不自觉地，指腹在桌面上划了三个横竖——他写的是“县高中“，但他没发现自己写了这三个字。 他把灯点上了。 第21章 倒计时 黑板上的粉笔字换了。 值日生擦掉昨天的“距中考还有61天“，在同一个位置写上“距中考还有60天“。粉笔灰顺着黑板槽往下落，落在那道用红粉笔画的横线下面。 建国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抬头看了一眼那行字。 60。 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看桌上的卷子。卷子是上一届的县中招生模拟题，班主任从县教研室托人弄来的，全乡只此一份。建国用铅笔在上面写，写完用橡皮擦掉，再写。这样一份卷子能用三遍。 窗外的杨树还没发芽。三月里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在他右手背的冻疮上。冻疮从上个月起就没有好过，从手指背爬到了指关节，写字的时候铅笔硌在肿起来的地方，比冬天还疼。 他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 班主任在讲台上批作业，批到一半抬起头，往建国这边看了一眼。建国没注意到。班主任又把头低下去。 下课后班主任把建国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的炉子刚灭了火，铁皮炉筒子还是热的。班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是去年县中录取的分数线和各科成绩分布表，用复写纸誊的，字迹模糊但数字能看清。 “你看看这个。“ 建国接过来，从头看到尾，又从头看了一遍。 “你是咱们乡最有希望考上县中的。“班主任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他，在看窗外，“你自己心里有数吗？“ 建国把那张纸叠好，装进棉袄口袋里。 “有数。“ 他说完就走了，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朝班主任鞠了一躬。班主任挥了挥手，意思是别来这套，回去上课。 建国回到座位上，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压在铅笔盒下面。铅笔盒是铁的，上面印着一只仙鹤，是他上初一时爹在供销社买的。 他把铅笔盒挪开，又把那张纸挪了挪，让它正好对齐桌沿的刻痕。 然后他翻开卷子。 --- 王威的手被犁划伤的那天，是个晴天。 春耕已经开始了十来天。地里的冻土翻过来，带着一股铁锈味的潮气。王家种了八亩地，三亩冬小麦，五亩春玉米。冬小麦不用管，春玉米要翻地、施肥、起垄。他爹王德厚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 王威跟在他爹后面扶犁。犁是铁犁，前年才换的，比老木犁沉得多，在土里走得也深。王威的右手握着犁把，左手扯着牛绳。牛是老黄牛，走了十来年的地，不用吆喝自己知道走直线。 犁头撞上一块石头。犁把猛地一偏，王威的右手从犁把上滑下来，虎口撞在犁铧的侧刃上。 血从虎口往手腕流。 他没吭声。低头看了一眼，血顺着手指滴在新翻的土上，颜色比土深。 王德厚在前面没回头。王威把破棉袄的袖子往下拽了拽，盖住虎口，继续扶犁。 手上的茧子是去年冬天才开始长的。以前握笔的地方，现在握犁把。茧子不够厚，犁把的铁管磨得手心发烫。虎口上的血没过多久就不流了——袖口的棉布把血吸干了。 晚上回到家，王威在井边洗手。井水冰得骨头疼。他把虎口翻开看了看——伤口不深，但口子边上已经泛红了。他把袖子放下来，进灶房盛饭。 第二天早上虎口肿了。 不是肿一点——整个虎口鼓起来，按上去热乎乎的，手指弯不到底。伤口的地方结了黄色的痂，痂底下有东西在动。 他娘看见了。 “你这手——“ “没事。“ “什么没事，化脓了——“ 王德厚从里屋出来，看了王威的手一眼。 “怎么弄的？“ “犁碰的。“ “碰的你不吭声？“ “碰的时候不疼。“ 王德厚没再说话。他转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半瓶碘酒和一截纱布。碘酒瓶子上的标签已经磨没了，里面的液体只剩瓶底浅浅一层。 “把手伸过来。“ 王威把手伸过去。碘酒浇上去的时候他没动——指甲缝里的泥还没洗干净，和碘酒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楚的颜色。 王德厚把纱布缠在王威虎口上，缠了三圈，系了个结。 “明天别下水了。让你弟替你。“ “不用。“ “化脓了还不用？“ “下午就好了。“ 王德厚看了他一眼，把碘酒瓶子搁在灶台上，走了。 王威低头看着手上的纱布。白色的纱布没过多久就被渗出来的东西洇黄了。他把纱布解开，重新系了一遍，系得更紧了些。 虎口上的那道口子，后来留下了一道疤。 --- 表叔来的那天晚上，海龙刚洗完手。 手上的机油要用洗衣粉才洗得掉，灶房里的洗衣粉袋子只剩个底，海龙倒了三回才倒出够用的量。他蹲在井台边上搓手，搓到手背发红，指甲缝里还有一道黑印子。 表叔骑了一辆摩托车来的。摩托车停在院门口，发动机熄了火以后还在嗒嗒嗒地响。表叔穿着皮夹克，脚上是一双翻毛皮鞋，后座上绑着一个帆布包。 海龙爹正在院子里修锄头把子。看见表叔进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木屑。 “吃了没？“ “没吃。“ “坐。“ 海龙娘赶紧去灶房添菜。桌上本来只有一盆白菜炖粉条和几个杂面馍馍，她又切了一盘咸菜，把过年剩下的最后几个花生米端出来。 表叔坐下，没动筷子。他从帆布包里掏出来一个东西，搁在桌上。 是一个化油器。 不是新的，但擦得锃亮，铜嘴子的地方反着黄光。 “你看这个。“表叔对海龙说。 海龙拿起来，翻了个面，用手指摸了摸进气口里面的壁。 “铃木的。“ “行啊。“表叔笑了一下，“光看外边就认出来了？“ “我拆过。“ 海龙爹一直没说话。他给表叔倒了杯酒，又给自己倒了杯。酒是高粱酒，从镇上打的散酒，装在搪瓷缸子里。 表叔喝了口酒，把筷子放下来。 “我跟你爹说过了。中考完了，海龙跟我走。“ 海龙爹端着搪瓷缸子，没喝。 “先去省城干两年。“表叔用筷子头蘸了酒，在桌上画了一条线，“省城——咱这——一趟火车，小半天的事。学成了你自己开铺子。“ 海龙看着他爹。 他爹还是没说话。 “爹。“ 海龙只叫了这一声。他爹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 “多快？“ “考完就走。“ “不是还没考吗？“ “考不考都一样。“海龙说。 海龙娘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的抹布不绞了。海龙爹又喝了一口酒。高梁酒辣嗓子，他咳了一声。 表叔没催。他又拿起那个化油器，用袖子擦了擦铜嘴子。 “这孩子在汽修上有天分。“表叔把化油器放回桌上，“手上有感觉。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 海龙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刚用洗衣粉搓过的手。指甲缝里那道黑印子还在。 他爹把搪瓷缸子搁在桌上。 “去吧。“ 说完起身进了里屋。门没关严，从门缝里能看见他站在窗户跟前，后背冲着外头。 海龙把化油器重新拿起来，用手指在进气口的内壁上转了一圈。铜嘴子在煤油灯底下亮了一下。 表叔又喝了口酒，夹了一筷子白菜。 --- 四月的第一天，黑板上的数字变成了30。 建国已经不记得上一次一觉睡到天亮是什么时候了。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不是不想睡，是躺下去脑子里还在解题，一条辅助线在黑暗中从A点画到C点，怎么也擦不掉。 他坐起来，拿起笔，发现笔帽还盖着。 又放下。 再躺下去的时候，他把脸埋在枕头底下，脑子里那道辅助线还在走。 他瘦了一圈。棉袄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袖口挽了两道还嫌长。他娘每天早起给他煮一个鸡蛋——家里三只鸡，两天下一个蛋，这个鸡蛋她要攒两三天。建国把鸡蛋揣在口袋里带到学校，课间吃。他不爱吃蛋黄——他跟他娘说不爱吃。每次吃完蛋白，把蛋黄用纸包好，放学带回去。他娘第二天把蛋黄切碎了拌在面条里，建国不知道。 四月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建国考了全乡第一。 班主任在班上念成绩的时候，建国在底下做题。念到他名字的时候他抬起头，愣了一秒，又低下头继续写。同桌用胳膊肘撞他，说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吗。建国说知道。又写了两个字，然后把铅笔放下，把橡皮拿起来。 他把卷子上的辅助线擦掉了，重新画。 窗外杨树的芽在阳光里是透明的绿色。 --- 王威手上的痂掉了。留下了一道疤，颜色比别的地方浅，形状像一条干涸的河。 春玉米已经起垄了，一行一行的土埂从地这头排到那头。王威蹲在田埂上，看牛在田边的水沟里喝水。 手上的伤口好了，但他握犁的时候虎口的疤会发白——那块肉使不上力气。他把犁把握得更紧了些。 田埂那边的路上有人走过。王威直起身，看见海龙骑着他表叔的摩托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工具箱。 摩托车停下来。 海龙把脚撑踢下来，没熄火。发动机突突突地响。 “手怎么了？“ “犁碰的。“ “还能干吗？“ “能干。“ 海龙看了他一眼。王威把手上的疤翻过来给他看。 海龙点了点头。 “你呢？“王威问。 “下个月走。省城。“ “定了？“ “定了。“ 王威看着摩托车后座上的工具箱。箱子上印着“齐记汽修“四个字，漆是新的。 “那你去吧。“ 海龙把脚撑收起来，拧了一下油门。摩托车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你呢？“海龙回过头。 王威站在田埂上，身后是刚起好垄的春玉米地。地里的土是新翻的，在太阳底下泛着湿光。 “我就在这。“ 海龙没再说话。他把油门拧到底，摩托车沿着土路开走了。 王威低下头，看着虎口上的那道疤。 然后他蹲下身，继续扳地边的土块。 --- 是黄昏。 教室里的灯还亮着。建国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张数学卷子。他已经在这道题上卡了二十分钟——辅助线怎么画都不对，草稿纸上画满了又擦掉的痕迹。 他抬起头。 黑板上的倒计时牌——30。 粉笔字是早上值日生写的，写得很用力，“30“的两个数字比之前的字都大。粉笔灰在黑板槽里积了一层。 建国看着那个数字。 他看了大概有十秒。 然后他把头低下去，把草稿纸翻到新的一页。 他的字比两个月前小了。铅笔在纸上划过的痕迹很轻，像是每一笔都在节省什么。 窗外的杨树已经绿了。春天正在过去，夏天快到了。 在建国低头继续做题的同一时刻——王威在田里直起了腰。天色正在变暗，远处的村庄里冒起了炊烟。他看了一眼自家的八亩地——玉米苗从垄上冒出来，一行一行地排到地头。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虎口上的疤在天光底下忽明忽暗。地里还有一半的活没干完。他弯下腰，继续。 在县道上往镇上方向走的海龙，把摩托车骑到了汽修铺门口。铺子已经关门了，卷帘门刚刚拉下来，底下还留着一道缝，缝里透出灯光的暖黄色。海龙蹲下身，把工具箱从后座上解下来，从卷帘门底下的缝里推进去。金属箱子划过水泥地面，发出一声尖锐的声响。灯灭了——大概是齐老板听见声响关了灯。然后卷帘门里头彻底安静了。海龙直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家的方向走。 三个人在同一个黄昏里。 第22章 王威的账本 那天傍晚王威刚从地里回来，在井边洗手。虎口的疤沾了水发白，他搓掉指甲缝里的泥，把袖子放下来。 王德厚坐在门槛上卷纸烟。烟叶是自己烤的，切得粗，卷烟纸是旧报纸裁的条。他把烟卷好了叼在嘴上，没点。 “进来。“ 王威跟着他爹进了里屋。屋里暗，窗台上搁着一盏煤油灯，还没点上。 王德厚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布是粗蓝布，四角磨得发白。他把布包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个账本。 账本封面是牛皮纸，边角被人翻烂了，用浆糊粘过好几回。第一页上写着一行毛笔字——王家坪村公账，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记，到现在翻了十七年。王威认得他爷爷的字，也认得他爹的。两个人的字体不一样，但每一页的“结余“都对得上。 “坐。“ 王威坐下。 王德厚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页面上是去年的账——种子、化肥、水渠工料，每笔后面都有数字，数字后面有经手人的手印。王德厚没翻到新的一页，把账本合上，推到了王威面前。 “你字写得不好看。“ 王威没吭声。 “但算账不能算错。“ 王威低头看着账本的封皮。牛皮纸上有三个人的手汗——爷爷的，他爹的，现在该他的了。 “嗯。“ 王德厚把烟点着了，起身出了里屋。 王威一个人坐在桌前。他把账本翻开。第一页是他爷爷的笔迹——小五号毛笔录的，每个数字都端端正正地站着。他接着往后翻，翻到他爹接手的地方，字体变了，但格式没变——支出在左，收入在右，每月一结，年底汇总。 他翻到最后一页，又翻回第一页，从头到尾把所有的“结余“栏过了一遍。 然后他把账本合上，去灶房盛饭。 --- 三天后是村里开账的日子。 王家坪每个月对一次公账。村里的水渠、机井、公田租子，这些都得算清楚。算账的地方在村委会——村头三间平房里的最大一间，墙角堆着农具，桌上摆着一盏灯和一把算盘。 王威到的时候屋里已经有四个老人。打头的是孙大爷，村里的老会计，管了十几年公账，去年因为眼睛不好退了。他坐在桌角，面前摊着一本泛黄的旧账册。另外三个是村里有头脸的长辈——李二伯、赵三爷、钱叔。 王威把布包放在桌上，解开，把账本和算盘拿出来。 孙大爷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王威把算盘摆在正前方，账本翻到新的一页。李二伯开始念——“三月份水渠工料，一百三十六块。“赵三爷报人工——“用了十一个工，每工四块，四十四。“钱叔报机井电费——“二十三块五。“ 王威的手指在算盘上走。 他先拨了个“一百三十七“。手指顿了一下，把这一行抹掉，重新拨。 孙大爷低头看他的旧账册。旧账册上是去年三月的数字——去年三月没修水渠，但修了机耕道。孙大爷没说话，只是看着旧数字，摇了摇头。 王威把水渠工料拨好了，接着拨人工。十一个工，四十四块，这个简单。电费二十三块五。 他停下来，从头核了一遍。 “合一百九十一块五。“ 孙大爷把旧账册往前推了推。“你再算算水渠那块。“ 王威低下头又拨了一遍算盘。 “一百三十六。“ “你爹去年修机耕道花了两百出头。今年水渠加人工加电费，能不到两百？“孙大爷说话声音不大，语气也不冲。他的质疑不是质疑王威，是质疑数字本身，“你这账不对。“ 屋里的空气静了一拍。 “水渠工料是一百三十六，没错。“王威说。 “你把收据拿来。“孙大爷不看王威，看他自己的旧账册。 王威愣了一下。收据——他爹交代过他，算账要对着收据算，不能只听人报。收据在村委抽屉里锁着，钥匙在他爹那里。他刚才觉得几个数字拿脑子算就行，没去要钥匙。 “我去拿。“ “算了。“孙大爷把旧账册合上，“今儿就到这。“ 另外三个人站起来。孙大爷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让你爹来吧。“ 桌上的算盘珠子不动了。 王威坐在原位上，听着四个人往外走。赵三爷走在最后，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又继续走了。 王威把账本合上。封面上的牛皮纸被他的手汗洇湿了一小块。 他站起来，把算盘和账本装回布包，出了村委会。 ---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王威没吃饭。他把灶台上给他留的饭端到一边，在里屋点上了煤油灯。灯芯短，火苗缩在玻璃罩里，他把灯芯往上拨了拨。 他把布包放在桌上，解开。 收据在他爹那里。他爹去镇上还没回来。没有收据就对不了三月的账——但他可以对之前的。 他翻开账本，从第一页开始。一九七三年的账——他爷爷的笔迹。支出栏第一行：修井，一百二十块。下面列了明细：石料八十，人工三十，烟酒十块。每一个数字都端端正正，像刻上去的。 他拨了一个一百二。 拨掉。重拨。 又拨了一个。 算盘珠子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蛙叫了一会儿停了，不知道是被算盘声盖住了还是自己歇了。 王威的手在算盘上走了两个多钟头。虎口上的疤在灯底下忽明忽暗。握算盘和握犁把使的是同一块肌肉——这块肉之前刚长好，现在又开始泛白了。 他把一九七三年的账走了一遍——收入、支出、结余。他爷爷的结余是对的。一九七四年的结余也是对的。一直算到一九八三年，他爷爷的最后一年——笔迹开始发抖了，但数字还是对的。 他爹接手的年份是一九八四年。数字比前页多了一倍——水渠重新分段承包之后账目变复杂了。王威在这里停了一下。他发现一九八七年三月的结余跟四月的结余之间差了一笔十四块的支出，没有备注。 他在旁边用铅笔打了个小小的问号。 继续往下走。 煤油灯的灯芯烧短了，他把灯芯又拨了一下。油瓶里的煤油剩下不到一半，他倒油的时候手稳了——不像算第一次那样紧张，也不像算到凌晨三点那样机械。他的手已经记住了算盘——食指拨上珠，拇指拨下珠，无名指和中指管进位和退位。 夜里有人骑摩托车从土路上经过。声音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 王威的手指在算盘上停了一拍。 然后继续。 --- 第二次算账是在六天以后。 王威到村委会的时候手里拿着收据——水渠工料，一百三十六；人工，四十四；电费，二十三块五。收据上都有章，每张纸的边角都被他捏出了折痕。 孙大爷和另外三个人已经在了。这次多了一个人——村支书老刘，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面前摆着一个搪瓷缸子。 王威把账本翻开，收据压在本子旁边。他看了一眼孙大爷。 “开始吧。“ 李二伯念了三月的支出，赵三爷报了人工，钱叔报了电费。王威对着收据一个字一个字地走。收据上的数字跟报的数字对上了，他才拨算盘。 水渠工料，一百三十六——拨。 十一个工，四十四——拨。 电费，二十三块五——拨。 他又从头核了一遍。从头到尾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地走，走了两遍。 “一百九十一块五。“ 孙大爷没说话。 他又加了一项——“上个月结余转过来，三十四。“ “加上结余，总账是——“ 他拨完最后一颗珠子。 “二百二十五块五。“ 孙大爷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他看了一眼王威面前摊开的收据——每张都在，每张都有章。他又看了一眼算盘，算盘上的数字他已经在心里对过了。 他没说“对“。 他把自己的旧账册合上，站起来。 “下回还是你来。“ 他说完就走了。另外三个人跟着往外走。孙大爷走到门口没回头——但他停下来，在门口站了一拍——那半秒的停顿比点头更重。 村支书老刘站起来，把手里的搪瓷缸子搁在桌上。他看了一眼王威的账本。 “行。“ 然后他也走了。 王威一个人坐在屋里。他把算盘上的珠子一个个拨回原位，把账本合上，把收据夹在三月和四月两页之间。 桌上只剩一把算盘、一本账本、一叠收据。搪瓷缸子里的水还冒着热气。 --- 那天晚上建国来了。 王威家的院门没关。建国走到堂屋门口的时候看见里屋亮着灯。门没关——是虚掩的，半开半合，留着一道缝。 建国往里看了一眼。 王威趴在桌前。面前摊着账本，右手在算盘上走。煤油灯搁在桌角，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影子很大，算盘珠子的声音在夜里一格一格地往前走。 王威没发现有人。 建国站在门外。他的手已经搭在门框上了——准备推门，门没关，推一下就能进去。以前推王威家的门不用想。现在是晚自习回家路上——路过王威家的时候他发现灯还亮着，就不自觉地拐了进来。 他站了大概有五秒。 王威在灯光里翻了一页账本。他把算盘上的珠子清掉，重新开始拨。食指拨上珠，拇指拨下珠，虎口上那道新疤在灯光里一明一暗。 建国把手从门框上收回来。他的手缩进袖子里。右手背上的冻疮还没好全——四月的天气回暖了，但教室里坐久了还是冷。 他退了一步。脚踩在院里的泥地上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转身走了。 王威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很轻，走了两步就远了。他从账本上抬起头往门口看了一眼——门虚掩着，门外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脚步声已经过了院墙。 他低下头。手指在算盘上停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拨。 --- 月底，王威把当月的账走完，合上账本。 他把算盘归位——珠子全部拨到上方，上珠靠框、下珠靠框。算盘放在桌角，和煤油灯并排。 明天要下地。春玉米该追肥了。 后天还有一笔机井的账要对。 下个月—— 他站起来准备吹灯，手指已经捏住灯芯旋钮了，又松了一下。 下个月建国就中考了。 他在灯前站了两秒。煤油灯的火焰在玻璃罩里跳了一下，屋里所有的影子都跟着晃。 他把灯吹了。 屋里黑了。窗户外面的月亮还是半个，跟每个晚上一样。远处蛙声响着，田里的玉米苗在黑暗里长着。 王威坐在床沿上把鞋脱了，躺下去。虎口上的疤在黑暗里不疼，也不痒，也不发白。 他只是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算盘声——耳朵里的声音，不是真的。等这个声音也散了，他才睡着。 第23章 最后一堂课 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个晴天。 建国到教室的时候比平时早了半个钟头。教室里只有班长一个人，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捏着一截粉笔。 黑板上已经写了一行字——“最后一堂课“，下面是日期：1990年5月31日。字写得很用力，粉笔在“最“字的最后一横上断了一下，留下一道白印子。 建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第三排靠窗。桌面上刻着历届学生留下的字——有的是名字，有的是年份，最深的一道是“一九八七级二班“，被人用圆规尖刻的，笔画里嵌着黑色的墨水。 他把铅笔盒从书包里掏出来。铁皮铅笔盒，仙鹤的翅膀已经磨掉了一半。 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闪了两下才亮。窗外的杨树叶子已经密了，五月的风从窗缝里进来，不冷了。 --- 人到齐的时候班主任还没来。 教室里比平时吵。不是那种被压着的吵——是真的在说话。有人在传本子，有人趴在桌上，有人把课本翻开又合上，翻得比平时慢。 海龙从后门进来，走路带风。他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桌斗里塞着一个帆布包——里面是扳手和一块换了新铜嘴的化油器。他把包往里头推了推，抬头找建国。 建国在第三排低头做题。 海龙没叫他。 王威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从前门进来，手里什么都没拿——没有书包，没有课本。身上穿着一件旧的蓝布褂子，袖口还沾着地里的泥。他走到倒数第二排靠墙的位置——那个位置他已经坐了三年。 他坐下来，把手搁在桌上。虎口的疤在日光灯下颜色很浅。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动了一下——上上下下，像是拨算盘珠子。 建国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王威没看建国。建国又把头低下去。 --- 班主任进来的时候教室里静了一下。 他夹着一本硬皮本子，不是教案——教案上个月就讲完了。他把本子放在讲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左边镜腿上的白胶布。胶布边上又翘起来了，他用指甲按了两下，没按下去。 “今天不上课。“ 教室里没人说话。 “三年了。能教的都教了。“ 他把硬皮本子翻开。里面是空白的——他从第一页开始撕，一页一页撕下来，撕了四十二张。每张纸的大小刚好够写一句话。 “一人一张。写什么你们自己定。我写我的。“ 他把纸从第一排往后传。 建国的纸条传到他手里的时候，纸边对齐桌沿的刻痕。他把纸压平。铅笔盒里的铅笔削得很尖。他在草稿纸上试了一笔——笔尖在纸上只留了一道浅灰色的线，他怕写坏了，换了支圆珠笔。 班主任从第一排开始走。他走到谁面前，谁就把纸条递给他。他看一眼纸条上的名字，低下头，在纸上写几个字，递回去。 走到建国面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建国把自己的纸条递过去——纸条上空着，他没写名字。班主任低头看了一眼空白的纸，拿起粉笔在讲台上写过的那个姿势——停了一下，然后落笔。 三个字。 他把纸条折好，放在建国桌上。 建国打开。纸上是班主任的字——“路很长“。三个字，每个字都端端正正，像他写在黑板上的板书。没写抬头，没写落款，没写日期。 建国看着那三个字。 他把纸条对折了一下，又对折了一下，压在铅笔盒下面。 班主任继续往后走。 --- 第二节课间的时候不知道谁先开始的——把课本的封二翻开，递给同桌。 “写一个。“ 同桌写了。然后他把自己那本往前排传。 建国在算一道几何题。一本语文课本从右边递过来，封面朝下，翻开的那一页是空白的扉页。上面已经写了三行字——“前程似锦““加油““祝你考上县中“。 他拿起笔，在第四行写了两个字。“保重。“ 他把课本传给左边。 过了一会儿又传过来一本。这本更旧，封面上的字都快磨没了。翻开的那一页已经写了大半页——有人写“别忘了我们“，有人写“兄弟“，有人只写了个日期。 建国看了一遍那些字。然后他在最下面写了一行——“明天老槐树下坐坐“。 他写的时候没停笔，写完就把课本传回去了。 --- 王威手里转着笔。 笔是圆珠笔，笔芯快没水了。他已经给三本课本上签了——“王威““王威““王威“，每次都只写名字，什么也不加。 李二伯的孙子把建国的课本传过来了。 王威接过来。封面上的名字是张建国——三个字写得很小，挤在封面的右下角。他把课本翻到扉页。扉页上已经写了七八行，有“前程似锦“，有“加油“，有“保重“。 他看见了建国写的那行字——“明天老槐树下坐坐“。 他看着扉页上剩下的空白。 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在桌面上拨了两下——上珠，下珠，跟打算盘一样。 然后他落了笔。 “保重。“ 两个字。他把课本合上，起身走到建国桌前。 建国在写卷子。王威把课本搁在他桌角。建国抬头看了一眼封面——是自己的课本。他翻开，看见扉页最下面“保重“两个字，墨水的颜色比别人的浅，笔芯快没水了。 他看了一眼王威。 王威已经走回自己座位了。建国把课本合上。 没说话。 --- 海龙是最后一个拿到建国课本的。传到最后一排的时候扉页已经快写满了。 他看了一遍上面的字。看见了“保重“——王威写的，字很正，比王威平时写字好看。看见了“路很长“——班主任写的。看见了“明天老槐树下坐坐“——建国自己写的。 他从兜里掏出一支笔。笔是圆珠笔，笔帽上印着“齐记汽修“四个字，漆还没掉。 他在扉页最下面的角落里写了几个字。 写完了又看了一遍。 然后把课本往前传。 课本从最后一排传回第三排，经过六个人的手。建国接过来，翻到扉页。 在最下面的角落——字很小，挤在“保重“旁边。 “以后你的车我修。“ 建国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 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是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他把课本合上。放进书包。继续做题。 海龙在最后一排看见了。他在自己的课本上随便画了个圈。然后他也笑了——笑得很短，嘴角一动就收了。 --- 放学铃响的时候没有人动。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日光灯管还在闪，黑板上“最后一堂课“几个字被下午的光照得发白。粉笔灰在窗户投进来的光柱里慢慢往下落。 所有人站起来。 但没有人走。 教室里站着四十二个人。有人低着头，有人看着窗外，有人把课本抱在胸前。后排有个女生在擦眼镜——镜片上全是雾。 班主任看着他们。 他站了很久。嘴张开了一下，又合上。他把眼镜摘下来——左边镜腿上的白胶布又翘起来了。他没去按。 “你们走吧。“ 他说完转过身去。 拿起黑板擦。 从左边开始擦。“最后一堂课“从“最“字开始消失——粉笔灰扬起来，落在他的袖子上。然后是“后“，然后是“一“，然后是“堂“，然后是“课“。 他把日期也擦了。 然后继续擦。擦黑板上并没有字的地方。一圈一圈地擦。擦了很长时间。 第一个走出教室的人从后门出去了。然后是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 人群在往外走，没有人说话。 建国站在座位前。他把铅笔盒装进书包——铁皮铅笔盒，仙鹤只剩一半。他把桌上那张“路很长“的纸条从铅笔盒下面抽出来，夹进课本的扉页里——夹在“保重“和“以后你的车我修“之间。 然后他往外走。 王威从他靠墙的位置上站起来，跟在建国后面。海龙从最后一排往外走，经过讲台的时候看了一眼班主任——班主任还在擦黑板。黑板已经擦了三遍了。 --- 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西边的窗户斜进来，落在水泥地上。三个人的脚步叠在一起——建国在前面，王威和海龙在后面。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建国停了一下。 不是回头看——只是脚步慢了半拍。 王威也停了。海龙也停了。 三个人站在走廊尽头。教室的门还开着。阳光穿过窗户打在黑板前的空讲台上。黑板上——在右下角，挨着黑板槽的地方，多了三个字。 “再见。“ 字很小，是粉笔写的，笔画很轻。不是班长的字，也不是班主任的字。不知道是谁趁大家都往外走的时候悄悄写上的。 建国看着那三个字。 王威看了一眼建国。 海龙把双手插在裤兜里。 “明天。“建国说。 “嗯。“王威说。 “老槐树。“海龙说。 三个人谁也没说“什么时候“。 建国转过身往楼梯下走。脚步从走廊转到楼梯，从楼梯转到操场。 操场上的土在太阳底下发白。校门口的铁栅栏上锈迹比三年前多了。出校门的时候建国往左拐，王威和海龙往右——王威回家要下地，海龙要去汽修铺。 三个人谁也没说话。 走出了几步，建国回头看了一眼。教室的窗户还亮着灯。日光灯管还在闪。 他转回去，继续走。 第24章 靠前三天 准考证是班主任送到家里来的。 那天下午建国在屋里做题。他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班主任的声音，他娘的声音。他站起来，膝盖磕在桌腿上。 班主任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递给建国的时候没多说什么。 “后天。别迟到。“ 建国接过信封。班主任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骑的是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的教案夹子用皮筋勒着，皮筋已经老化了，上面缠了两圈黑胶布。 建国站在院里把信封打开。 准考证。 纸是硬的，比课本纸厚。左上角贴着照片——黑白一寸照，是上学期照的，那时候他还没瘦成这样。照片上的钢印压在他右边脸颊上，名字旁边盖了一个红章。 张建国。 他站在院子里把那三个字看了三遍。翻过来看了一遍背面——空白。又翻回来看了一遍照片。又看了一遍名字。 然后把准考证夹进课本的扉页里。扉页里已经夹了三张纸条——“路很长““保重““以后你的车我修“。他把准考证压在它们上面。 他娘在灶房门口搓围裙。 “谁呀？“ “班主任。送准考证。“ “说啥了？“ “后天。别迟到。“ 他娘把围裙解下来，在手里叠了两道。 “你进来。“ 建国跟着他娘进了里屋。他娘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布是老粗布，包了好几层。打开最外面那层，里面是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布料。月白色，棉布的，在柜子里放了半年，拿出来的时候还有樟脑丸的味道。 “试一下。“ 是一件衬衫。针脚细密，领子上了浆，扣子是白色的小圆扣，每一颗都缝了双线。 建国把衬衫拿起来。袖口的折边比他平时穿的衣服宽了一指——他娘留了放量，怕他再长。 他脱了外套，把衬衫套上去。领口刚好，肩膀宽了一点点。他娘伸手在他后背比了一下，手指在肩胛骨的位置停了停。 比去年宽了。 她把多出来的那一寸掖进侧缝的缝份里。然后退了一步看。 “考试那天穿新的。“ 建国低头看胸前的扣子。月白色的布在窗前的光里显得很干净——不是那种刺眼的白，是洗过两水之后的那种软白。他用手摸了摸领口的浆——硬硬的，还没下过水。 他把衬衫脱下来，叠好。他娘叠的比他叠的齐——她又重新叠了一遍，叠成一个方块，放在枕头底下压着。 “吃饭。“ 建国把筷子拿起来。碗里是一碗手擀面，上面卧着一个鸡蛋。他把鸡蛋夹起来咬了一口——蛋白是咸的，蛋黄还是热的。他把蛋黄放在碗边。 他娘在对面坐着，手里没端碗。 “蛋黄也吃了。“ 建国把蛋黄夹起来吃了。 --- 海龙和他爹吵起来的那天，是中考前一天。 起因是帆布包。 海龙在里屋收拾东西。他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塞进帆布包里——包是表叔给的，旧的，上面印着褪了色的“省城客运站“几个字。他又把一颗螺丝帽放进去——是齐老板让他带回去练手的，尺寸是十二毫米，螺纹已经磨平了一半。他把帆布包的拉链拉上，放在床脚。 他爹从地里回来，进门喝水。喝完水往屋里走，看见床脚那个帆布包。 他站住了。 “这是干啥。“ “后天走。“ “走哪。“ “省城。“ 海龙爹把搪瓷缸子搁在桌上。缸子底磕在木头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说让你去了？“ 海龙正在系帆布包的带子。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系。 “你答应过的。“ “我反悔了。“ 海龙把带子系好。他从床沿上站起来。他比你爹矮半个头，但他站起来的时候没有缩肩膀。 “你喝了三回酒才答应的。“ “酒桌上的话不算。“ “我算。“ 海龙爹的脸涨红了。他的手指在桌上找不到地方放——先是攥成了拳头，又松开，又攥上。 “学什么汽修，回来种地！你表叔在外面跑了十年才站住脚——你以为外面是黄金铺的路？“ 海龙没说话。 他的手还攥着帆布包的拉链。指节发白。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你倒是回句话！“ 海龙松开拉链。他把帆布包的扣子解开。又扣上。又解开。 “爹。“ 他叫了一声。声音不大。 “我已经走到这里了。“ 海龙娘在灶房里站着，手里的抹布不绞了。灶上的水烧开了，壶盖子在蒸汽里嗒嗒嗒地跳，她没去关。 海龙爹看着海龙。 他看着海龙的帆布包。看着那颗螺丝帽从包口的缝里露出来——十二毫米的螺纹磨平了一半。 他转身出去了。 不是摔门——是走出去的。门没关，在风里来回来去地晃。 --- 王威是来修自行车的。 海龙的自行车链条断了——后天要骑去镇上，海龙本来打算自己修。王威蹲在院门口，把链条拆下来一节一节地过。手上全是油。 他蹲的位置离堂屋不到十步。争吵声从头到尾他都听见了。 海龙爹说“酒桌上的话不算“——他听见了。海龙说“我算“——他听见了。海龙爹说“外面不是黄金铺的路“——他听见了。海龙说“我已经走到这里了“——他也听见了。 他把链条装回去。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走进堂屋。 海龙还站在里屋门口。海龙爹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卷烟纸——烟丝撒了一地。 王威在海龙爹面前站住了。 “叔。“ 海龙爹没抬头。 “让海龙去吧。“ 海龙爹把卷烟纸揉成一团。 “你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王威说。“但我知道海龙。“ 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疤。虎口那道——犁划的，已经长好了，颜色比旁边浅，像一条干了的河。手上还有链条的机油，糊在疤上，黑了一道。 “他有那个命。“ 海龙爹抬起头看王威。王威站在他面前——十五岁，跟他儿子同岁，手上有犁的疤、算盘的茧子、链条的机油。他说完这句话就没再开口。 他转身出了堂屋。蹲回院门口，继续修链条。 堂屋里只剩下两个人。 海龙站在里屋门口。帆布包的扣子被他解开了三次又扣上了三次。最后一次他没有扣上——包口敞着，能看见里面叠好的衣服和那颗螺帽。 海龙爹坐在门槛上。手里还攥着那团揉皱的卷烟纸。 灶房里的壶还在烧。水已经干了，壶盖子不跳了，只有蒸汽从壶嘴里嘶嘶地往外冒。 海龙娘慢慢走进灶房，把火关了。 --- 天快黑的时候海龙爹站了起来。 他在门槛上坐了快有一个钟头。中间划了两根火柴——第一根划断了，第二根划着了，但卷烟纸是揉皱的，卷不起来了。他把火柴头摁灭在地上。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 他走到海龙面前。海龙站在里屋门口，从王威走了以后就没动过。 海龙爹看着他。 “去了别给你表叔丢人。“ 海龙没说话。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海龙爹把手里那团揉皱的卷烟纸丢进灶膛里。纸团在余火上黑了一下，缩成一小撮灰。 “去吧。“ 他转身进了里屋。门没关——不是忘了关，是没力气关。他走到窗户跟前，后背冲着外头。窗外是天快黑了的院子，鸡已经上架了，院门口的自行车翻倒在地上——链条还没装回去。 海龙站在原处。帆布包的扣子还敞着。他把包口的衣服往下压了压，把拉链拉上。拉链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响了一路。 他转过身，面冲着墙。 没有声音。 他把手按在帆布包上。指节已经不白了。 --- 吵架那天晚上，王威修好了链条。 他在院门口蹲到天黑。链条的卡扣锈了，他用煤油泡了两遍才拆开。装回去的时候手指已经冻得不太听使唤——六月的晚上不冷，但他的手在煤油里泡久了，指头尖是凉的。 海龙从屋里出来，肩上挂着那个帆布包。包口的拉链没拉到头——刚才被他解了三次扣了三次，最后一截忘了合上。他蹲在王威旁边的时候，那颗螺帽从包口滑了出来，在泥地上滚了半圈，停在王威脚边。海龙没注意到。 “修好了？“ “嗯。“ 王威把链条拉紧，在后轮上转了一圈。齿轮咬着链条一格一格地走，声音顺了。 他从地上站起来，在裤子上蹭了蹭手。机油蹭不掉，在粗蓝布上拉出几道黑印子。 “我先走了。“ 他走到院门口，停下来。没回头。 “明天你走？“ “后天。“海龙说。“先送建国进考场。“ 王威点了一下头。 他出了院门，往村东头走。村路上没人，两边的玉米已经长到半人高了，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他把手插进裤兜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在动，上上下下，像在打算盘。虎口的疤在暮色里颜色很浅，不太看得出来。 走出一截路以后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 是颗螺丝帽。十二毫米，螺纹磨平了一半。刚才修链条的时候在地上捡的——大概是海龙的，从帆布包里掉出来了。 他把螺丝帽攥在手心里。看了一眼海龙家的方向。 然后转身继续走。 --- 建国躺在床上的时候没点灯。 屋里是黑的。窗户外面的杨树叶子把月光切成一片一片的，落在被子上。他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摸到枕头底下——衬衫叠得方方正正，四个角都还压着。 他把手缩回来。 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 坐起来。把灯点上了。 煤油灯的火苗缩在玻璃罩里。他把准考证从课本扉页里抽出来——那张硬纸被他的手指翻了三遍以后边角已经有点软了。他摊开，看照片上的自己。上学期照的——头发比现在长，脸比现在圆，眼睛里没有血丝。 他把准考证放下。下面露出那三张纸条。 “路很长。“ 班主任的字，端端正正，像板书。 “保重。“ 王威写的，墨水的颜色比别人浅——笔芯快没水了。 “以后你的车我修。“ 海龙写的，字很小，挤在角落。 他一张一张翻过去，手指在每一个字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三张纸条叠在一起，和准考证并排夹进课本扉页。 他把灯吹了。 屋里又黑了。 他在被窝里闭着眼睛，把明天第一科要考的公式从头到尾过了一遍。过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不是忘了公式，是有什么别的东西插了进来。 老槐树。昨天下午他们三个人在树底下坐了一袋烟的工夫，谁都没说什么。只是坐着。 他停了几秒。 然后从头来过。 窗外的杨树叶子还在沙沙地响。明天要下雨——他闻得出来。空气里有土腥味，是雨前翻地的那种味道。 他转过身把脸埋在枕头里。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 第25章 中考 第一天早上下了雨。 建国醒的时候天还没全亮。雨打在窗外的杨树叶子上，声音很轻，像有人在翻书。他从被窝里坐起来，脚踩在鞋上——布鞋，鞋底是娘纳的，昨天又被她拿出去晒了一遍，鞋帮子是硬的。 枕头底下压着那件月白色衬衫。他拿出来——四个角还是方的，叠印还在。他把衬衫抖开，套上去。领口的浆硬硬的，扣子一颗一颗往上扣，扣到第二颗的时候手指滑了一下，又扣了一遍。 他把准考证从课本扉页里抽出来。扉页里那三张纸条还在——他没翻看，只是手指在纸边上停了一下，然后把准考证单独抽出来，装进衬衫口袋里。 他娘在灶房里。灶膛里的火光从门缝透进来，把堂屋的地照出一条橙色的线。 建国走进去的时候他娘正往碗里盛面。手擀面，汤是清的，上面卧着一个鸡蛋。建国坐下来，把鸡蛋夹起来咬了一口——蛋黄流了出来。他吃了蛋白，把蛋黄放在碗边。 他娘在灶台前面站着，手里还拿着勺子。 “蛋黄也吃了。“ 建国把蛋黄夹起来吃了。 他娘把伞递给他。油布伞，竹骨，是他爹用过的，伞柄上有一道裂口，用细铁丝缠了好几圈。他接过来的时候他娘又伸手——把衬衫领子后面的折边按了一下，那块布刚才被衣架挂出了一道印子。 “中午回来吃不？“ “不回了。考到下午。“ 他娘点了一下头。 建国撑着伞出了院门。雨不大，是那种下了一夜的细毛雨，路面上有一层薄泥。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娘还站在院门口，围裙没解，手在围裙上来回搓。 他转回去继续走。 雨没有要停的意思。 --- 考场在镇上的中学。 建国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站了很多人。有的撑着伞蹲在墙根底下翻课本，有的把课本顶在头上挡雨，有的在吃从家里带的馒头。雨把所有人的衣服都打潮了，空气里是一股湿布料和油墨混在一起的味道。 建国在门口贴的红纸上找自己的考场。第三考场。他往里走的时候看见墙角站着一个人。 海龙。 海龙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不是平时干活穿的那件，这件没有机油印子。他没打伞，头发是湿的，贴在额头上。 建国看见了他。 海龙也看见了他。 “先进去吧。“海龙说。 建国点了一下头。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王威呢？“ “那边。“ 海龙用下巴往校门口的方向指了指。建国顺着看过去——王威蹲在校门对面的树底下，手里拿着两把伞。一把是他自己的，一把没撑开——大概是给建国备的。他没往这边看，在跟旁边一个蹲着的人说话，说了什么听不见。 建国收回目光。往考场楼里走。 在教学楼的走廊上他把伞收了。伞骨上的雨水滴在水泥地上。他把伞靠在墙根底下，旁边已经靠了十几把伞，有的在滴水，有的已经滴完了，地上淌着一小片水。 考场是二楼最里头的一间教室。他找到座位——第二排靠窗。桌子是双人桌，但今天只坐一个人，旁边那个位置空着。他把准考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角。准考证上已经有了一道折痕——是他的手指反复捏着同一个位置捏出来的。 他把铅笔盒打开。里面有三支削好的铅笔，一块橡皮。橡皮是切过的——半块白橡皮，边上用刀切了一道印子，用了一半，还剩一半。 窗外还在下雨。杨树的叶子被雨打得往下坠，又弹起来。 监考老师进来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了。卷子从前面往后传，纸页在传递中发出窸窣的声音。 建国把卷子接过来。第一页——语文。 他拿起笔。在姓名栏里写上三个字。 张建国。 然后翻到第一页。雨声远了。他听见自己的笔尖落在纸上的声音。 第一道题。 第二道题。 他写下去。 作文题目发下来的时候他看了一遍。写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他把草稿纸翻过来，在第一行写了三个字——王家坪。写到老槐树的时候他的笔速慢了。他写了夏天树底下的荫凉，写了树皮上刻的字——那些字一年比一年模糊，但因为一直在被刻，又一年比一年多。他没写那些字是谁刻的。写到树底下坐过的人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窗外的雨变大了。 他继续写。写完了最后一个字。翻过卷子检查了一遍前面的题。然后把笔搁在桌上，手放在膝盖上，等着铃响。 --- 第二天是数学。 建国的右手虎口上方起了一个小水泡——不是做题磨的，是昨天攥笔攥得太紧了。他在水泡上贴了一块胶布，胶布是从家里带来的，剪成一小块，粘在皮肤上，写字的时候胶布硌在笔杆上。 卷子发下来的时候他从前到后翻了一遍。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 最后一道大题占了半页纸。三道小题。 他从第一题开始做。前五页的题都做完了——会的全做了，不会的留了空，打算回来再看。翻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时间还剩四十多分钟。 第一小题。做完了。第二小题。做了一半——他在草稿纸上画了三条辅助线，擦了，又画了两条，其中一个思路好像对，但他不确定。他把能写的步骤都写上去，写到写不动的地方停了。第三小题他没来得及做全——写了开头几步，后面空了三行，在第三行下面画了一道横线——表示做到这里了，不是忘了。 铃响了。 他把卷子交上去。坐在位置上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他还在坐着。铅笔盒里的铅笔昨天还是三支，今天有一支钝了，一支断了，还剩一支尖的。他把断的那支用卷笔刀削了——木屑落在桌上，他用手指把木屑扫进铅笔盒里。 --- 第三天考理化。 雨在第二天傍晚停了。第三天早上路上还是湿的，但天边已经透亮。 建国穿着那件月白色衬衫——洗了一水，领口的浆没了，布料软了，袖子上的折痕淡了些。他走到考场的时候衬衫背后汗湿了一小块——不是热的，是走路走的。他把伞放在走廊上。走进考场。坐下。 理化合卷。物理在前，化学在后。物理的电路图题他画了三遍——第一遍画错了方向，第二遍画对了但电流标反了，第三遍才全部对上。他用手指按着电路图从头走了一遍电流的方向，然后合上卷子。 化学的最后一道是配平。他把方程式列在草稿纸上，左边右边一项一项地加，加到最后发现多了一个氧原子。从头核了一遍，在左边补了一个二，加了一道横线——平了。 铃响的时候他把卷子放在桌角。监考老师收卷子收到他面前，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准考证。 “同学，考完了。“ 建国站起来。他把铅笔盒装进书包——铁皮铅笔盒，仙鹤已经掉了大半，盒盖合上的时候咔嗒响了一声。他把准考证拿起来，边角比三天前更软了——在衬衫口袋里贴身装了三天，又每天拿出来放在考场桌角，纸边已经有了毛。 他走出教室。走廊上的伞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只剩下几把破的没人要，靠在墙根底下一动不动。他的那把还在——伞柄上的细铁丝缠得紧紧的，油布面上淋过三天雨，颜色比原来深了一圈。 他没打开伞。外面不下雨了。 --- 他走出校门的时候看见他们了。 王威和海龙站在校门对面的树底下。王威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海龙还是穿着那件干净的蓝布褂子——三天没见他，他肩膀上的布被太阳晒得发白了。王威的袖口上还有一道黑色的机油印子。 建国走过去。 王威把手里的塑料袋打开。里面是两根冰棍。一根完整的，一根已经化了一半——纸皮被水泡软了，冰棍棒从纸皮底下戳出来一截，往下滴水。 “化了一根。“王威说。他把那根好的递给建国。建国接过来。冰棍是绿豆的，冻得很硬，纸皮上结了一层霜。 三个人蹲在树底下。 冰棍在建国手里开始化了，绿豆汤顺着手腕往下淌，滴在新衬衫的袖口上。他把手举高了一点，用嘴接住。 海龙把化掉的那根冰棍从王威手里拿过来，把纸皮撕开，仰头往嘴里倒。绿豆汤从嘴角流下来，滴在蓝布褂子上。他拿袖子擦了一下嘴。 王威蹲在中间，手里没有冰棍。他看着建国吃了一口，又看了一眼海龙。 “考完了？“ “嗯。“建国把冰棍从嘴里拿出来，“考完了。“ “你不是昨天走吗？“王威看着海龙。 “明天。“海龙把空纸皮揉成一团，往树底下的水沟里一丢。纸团在水面上漂了一下，沉下去了。“想看他考完。“ “走。“王威站起来。膝盖上沾了树底下的泥。“回去。“ 建国把冰棍棒上的最后一口咬下来。冰棍棒是木头片，上面印着“绿豆“两个字，字已经泡得看不清了。他把冰棍棒攥在手里。站起来。 三个人谁也没说考得怎么样。谁也没说以后。 王威在前面走，海龙在旁边，建国跟在后面。 下午的太阳从云层里露出一道缝，照在刚下过雨的路面上。水光晃眼睛。建国眯着眼走了一会儿，把手里的冰棍棒装进了衬衫口袋里。 跟准考证一起。 第26章 等 考完第一天建国睡到了中午。 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被光。太阳从窗户东边挪到正中间，光从被子上爬到他脸上。他睁开眼，看见头顶的房梁，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他爹在院子里跟邻居打招呼，鸡在墙根刨食，风吹杨树叶子的声音跟以前一样，但又不一样。 他躺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不用去学校了。 他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右手虎口上那块贴水泡的胶布还在，边角翘起来了。他把胶布撕掉——水泡已经瘪了，留下一小圈白皮。 衬衫口袋里的冰棍棒露出半截。他把冰棍棒抽出来——木头片，上面印的“绿豆“两个字已经泡得看不清了。昨天吃完了还攥在手里，不知怎么就装进口袋了。 他把冰棍棒搁在枕头边上。跟“路很长“那三张纸条放在一起。 他娘在灶房里听见动静了。 “起来了？“ “嗯。“ “中午了。“ “嗯。“ 他坐起来穿鞋。布鞋的鞋底昨天沾了考场门口的水泥灰，今天干了，鞋底上是一层浅灰色的粉。 --- 考完的头三天建国没怎么出门。 在家帮娘舀水、劈柴、喂鸡。他劈柴的时候斧头偏了，劈在木头边上弹起来，把他手指弹了一下，没破。他把斧头搁下，蹲在柴垛上坐了半根烟的工夫。 他爹从地里回来看见他坐在柴垛上。 “砍不动了？“ “歇会儿。“ 他爹没再说话，把斧头捡起来接着劈了。 第四天他出门了。 去镇上的路不用想——走了三年，初一初二初三。今天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停下了。校门口的铁栅栏锁着，操场上的草已经长了脚踝高，厕所旁边的歪脖子柳树还是歪着。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转身的时候看见海龙从对面走过来。海龙穿着那件蓝布褂子，上面新添了两道机油印子，袖口挽到胳膊肘。 “去铺子了？“ “嗯。“海龙把手翻过来给他看——手心是黑的，手指缝里全是油泥，“今天换了三个刹车片。“ 建国看了一眼海龙的手。那双手的指甲缝里有一道永远洗不掉的黑线。 “走不走？“ “走。“ 两个人沿着镇上的路往回走。走了一截谁都没说话。走到村口的岔路口，建国往左拐，海龙往右。海龙走了两步回过头。 “老槐树。“ 建国站住了。 “去不去？“ “去。“ --- 那天下午三个人在老槐树下坐了一下午。 王威来得最早。他蹲在树底下，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用草尖在泥地上画圈。地上已经画了十几个圈，一个套一个。 海龙第二个到。他把脚撑踢下来——骑的是表叔的摩托车，后座上绑着工具箱，箱子上“齐记汽修“四个字被机油洇了一块。 建国最后一个到。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娘问他去哪，他说去外面走走。 六月下旬的天已经热了。树底下的荫凉刚好够三个人坐着——王威坐树根上，海龙坐石头上，建国蹲着。后来建国也坐下了，后背靠着树干，能感觉到树皮的疙里疙瘩硌着脊梁骨。 三个人一开始都在看地上。王威画的圈还在——十几个圈被风吹散了一半，还剩几个能看出来是圆的。海龙用脚把剩下的也蹭掉了。 “还记不记得四岁那年。“建国说。 王威抬头看他。 “就在这。分花生。“ 王威想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 “你分了六颗。“ “一共就十八颗花生。“海龙把脚边的土块踢开，“你数了三遍。“ “不是我数的。“ “你姐数的？“ “不是。你娘数的。“ 海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短，一声就收了。 “我娘那天穿的红棉袄。“建国说。不是在看他们，是在看树干上那些刻字。“花生是用旧报纸包的。报纸是前一年的，上面印着——“ “印着什么？“ “不记得了。“ 王威从旁边揪了一根草，搁在嘴里咬着。草茎在他嘴角一上一下。 “后来呢？“ “后来你抢了我一颗。“ “不是我抢的。“王威把草从嘴里拿出来，“是你自己掉了一颗，我捡起来吃了。“ 建国看了他一眼。 “你吃了？“ “吃了。“ “我哭了没有？“ “没哭。你站起来走了。走了三步又回来，说剩下一颗给你。“ 三个人都没再说话。 树上的知了叫了一阵。田里有人赶牛过去，吆喝声从土路上传过来，牛脖子上的铃铛一荡一荡的。远处的玉米地已经比人高了，叶子在风里翻着白边。 海龙把背靠在石头上。王威用指尖在膝盖上按——一下一下，跟打算盘一样。建国靠在树干上，能看见头顶的树枝从树干上分出去，越分越细，叶子密得漏不下来多少光。 蚊子开始在脚踝上咬。谁也没动。 天黑下来的时候王威先站起来。 “明天要下地。“ 海龙也站起来。建国最后一个站起来——后背离开树干的时候树皮带走了他衬衫上的一根线。月白色衬衫，后背上多了三道树皮的印子。 三个人往三个方向走。 “明天还来？“ 没谁说“好“，也没谁说“不来“。 --- 海龙每天早上去汽修铺。 表叔那边来过一封信。说省城那边铺子还在谈，让海龙先别急，等消息定了再动身。海龙把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照常去了镇上。 六点半出门，骑那辆王威修好的自行车——链条上好了油，齿轮咬着链条一格一格地走，顺得没有声音。铺子在镇上的十字街口，卷帘门拉上去，里面是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齐老板蹲在最里面拆一个发动机，抬头看了他一眼，下巴往左边一指。那辆车归他了。 一辆幸福二五零，化油器堵了。海龙把袖子挽到胳膊肘。拧螺丝。拆滤网。洗油嘴。装回去。启动——发动机突突了几声又灭了。他蹲下去又拆了一遍，这次把油针调高了一点。再启动——着了。发动机的振动顺着车架传到他手上，他的手压在油箱盖上，能感觉到发动机在底下喘气。 “行了。“齐老板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丢，“下午还有个活儿。桑塔纳。换机油。“ 桑塔纳。海龙在心里重复了一遍——不是铃木了。铃木是摩托车，桑塔纳是小汽车。 他把手在抹布上蹭了蹭。机油蹭不干净，指甲缝里的黑线又深了一层。 --- 建国每天早起帮家里干完活以后去村口公告栏看一眼。 公告栏在村口电线杆下面，一块木板钉在两根柱子上，上面蒙了一层透亮的塑料布。里面贴了几张纸——化肥通知是上个月的，征粮通告是上周的，乡政府的开会通知被雨水泡过，字迹洇成一片。没有新东西。 他把塑料布按回去，转身回家。路上遇到邻居婶子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还没出。婶子说别急。他说没急。 第二天他又去了。公告栏上的化肥通知被风吹反了一个角——还是那张。他看了一眼，继续走。 第三天他没去。下午在家劈柴，劈到一半停下来——放下斧头，出了院门，走到村口。公告栏上多了一张纸——是乡里贴的灭鼠通知。他把灭鼠通知从头看到尾。回去继续劈柴。 第四天他又去了。 他娘在灶房里跟邻居婶子说话，他听见她说“这孩子这两天老往村口跑“。婶子说“等成绩吧“。他娘顿了一下——“没问。让他去。“ 第十天。公告栏上的灭鼠通知被太阳晒得发黄了。征粮通告被撕掉了一个角。他在回去的路上碰见王威从地里回来——肩上扛着锄头，虎口上那道疤在夏天的太阳底下颜色很浅。王威看见他，没说话，脚步也没停，只是用下巴往村口方向偏了一下。 建国没回答。他走过去的时候王威在后面说了一句。 “出了会有人跟你说的。“ 建国站住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它出了以后不用看公告栏。“王威说。“整个村都会知道。“ 建国没回头。他继续走。 第二天他没去公告栏。睡到天亮被鸡叫醒，睁眼躺了一会儿，起来去井边打了一桶水，从头浇到脚。井水冰得头皮发紧。 然后他擦干身上，穿好衣服，去了老槐树下。 没人。 他坐在树底下。和上次同一个位置——后背靠着树干。树皮被太阳晒了一天，不凉了，温热地硌着脊梁骨。他低头看地上——王威用狗尾巴草画的圈早就不在了。上次海龙用脚蹭掉的印子也早没了。地上只有树影，风一吹树影就晃。 他坐了一下午。什么也没等。只是坐着。 --- 收音机放在堂屋的条桌上。条桌是高粱秆打的，四条腿不一般齐，底下垫了一块碎瓦片。收音机是红灯牌的，旋钮的刻度磨没了，天线拉到最长用细铁丝撑着。 七月的晚上热。建国坐在门槛上扇蒲扇。他娘坐在堂屋里搓麻绳。他爹在院子里磨锄头——磨石的声音一下长一下短。 收音机里放着豫剧。建国没听进去，手里的扇子一下一下，风不大。 豫剧完了是天气预报。明天多云转阴。 然后是新闻。 “下面播报一则通知。“收音机里的声音变成了女播音员，语速比唱戏快了半拍，“县教育局通知——“ 建国手里的蒲扇停了。 “——中考成绩七月二十日公布。请各乡考生届时前往所在学校领取成绩单。再播送一遍。中考成绩七月二十日公布。“ 蒲扇没再扇。 王威从院门口走进来——他本来蹲在院墙外面的，手里拿着一根烟，没点。他进来的时候建国还在看收音机。收音机里已经在播化肥价格了——尿素每吨多少，二铵每吨多少。 王威看着建国。 建国的手指在蒲扇柄上动了一下。 然后他把扇子又扇起来。扇得比刚才慢。蒲扇带起来的风吹在他脸上，把额头上的头发掀起来又落下去。 “七月二十。“ “嗯。“ “还有几天？“ 建国在心里数了一下。 “十一天。“ 王威在他旁边蹲下来。两个人并排坐在门槛上。收音机还在说化肥价格。院子里的磨石声停了——他爹大概磨完了。远处有狗叫了一声，又停了。 建国手里的蒲扇还在扇。不快，也不慢。风把烟从王威手里那根没点的烟头上吹散了。 第27章 放榜 七月二十号早上，建国吃了半碗稀饭就吃不下了。 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剩下的半碗端走了。建国站在院子里，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手心全是汗。今天是放榜的日子。收音机说的日子就是今天。 他把晾衣绳上那件月白色衬衫扯下来。洗了三水，领口的折痕还在。建国把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又解开了——脖子勒得慌。最后系到第二颗，把领子按平了。 村口那边有人按铃铛。建国把自行车推出了院门。 王威一条腿支在地上，另一条腿踩着脚蹬。他穿了件灰色背心，肩膀上搭了条毛巾。“走。“ 建国跨上车。两个轮子一前一后滚上了村路。 去县上的路他们走过很多次——送粮、赶集、中考那三天。但今天路面上的石子好像比平时多，每个坑建国都看得清清楚楚。车把在他手里晃了一下，他攥紧了。 王威在前面骑。他骑得比平时慢，但没说为什么慢。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两人背上。建国衬衫后面开始洇汗。路两边的玉米地里有人在锄草，锄头落地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不快不慢。建国听见自己的心跳比锄头快得多。 骑到半路的时候王威停下来了。他把毛巾从肩膀上扯下来，在脸上擦了一把，然后把毛巾递给建国。建国没接——他两只手都在车把上，指关节发白。 “你腿在抖。“王威说。 建国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腿。膝盖以下在抖。他把脚重新踩稳了。 “走吧。“ 王威把毛巾搭回肩上，蹬了一下脚蹬。后面十几里路两个人一句话没说。 县教育局的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铁栅栏门开着，公告栏就在进门左手边——铁皮框子，玻璃后面贴着两张大红纸，红纸上是铅字打印的名单。建国把自行车撑在墙根下。他撑了两下才撑住——第一下没对准。 人群里有穿着和建国差不多衬衫的乡下孩子，有穿裙子的城里姑娘，有替孩子来看的爹娘，声音嗡嗡的。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生从人群里挤出来，脸上是哭过的。建国没看他。他往公告栏那边走，王威跟在后面。 建国站在公告栏前面的时候，手指是凉的。 名单按成绩排的。前面几十个名字是中专和师范的——分数高的先被中专提走了。建国的手指从第一行开始往下划——他不敢直接找自己的名字，只能一行一行来。 第一行不是他。 第五行不是。 第十行不是。 手指停在第十五行，还是没看到。建国的喉咙开始发紧。 然后他看见了。 手指先碰到那几个铅字，然后眼睛才跟上去。第三十八名。张建国。县高中。 建国把手指按在“张“字上面。铅字的油墨被太阳晒了一上午已经半干了，他的手指蹭了一点黑。他把手指收回来，又放上去——数了一遍笔画。弓字旁，长字边。是他的姓。他心里又把“建国“两个字也念了一遍。 没错。 他把手从公告栏上放下来。腿真的软了——膝盖窝里像被抽走了一根筋。他蹲了下来，蹲在公告栏底下，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王威从后面挤上来，顺着建国刚才指的位置看了过去。 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第三十八名，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但下面还有两百多个名字——那些名字里没有王威。 王威把名单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又从下到上扫了一遍。然后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 “行。“他说。“真行。“ 建国蹲在地上，没抬头。他听见王威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是稳的——跟平时说话的调子一样。但他也听见王威把手插进裤兜的时候，拇指在裤兜外面来回搓了两下。 “县高中。“建国说。嗓子有点哑。 “嗯。“ 王威往旁边挪了一步，把公告栏前面的位置让给后面挤上来的人。建国站起来，腿还是软的。两个人站在人群外面，看着公告栏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女生找到自己名字后哭了，她娘在旁边拍她的背。一个男生从人群里挤出来，把自行车踢开了——没考上。 “走吧。“这次是王威说的。 建国又回头看了一眼公告栏。玻璃反光，他站的位置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名字了。但那个位置他记得——从左边数第三张纸，从上往下第十五个。 回程的路比来的时候长。 王威骑在前面，比来的时候快了一些。建国在后面看着王威的背影——灰背心已经被汗湿透了，贴在肩胛骨上。毛巾搭在车把上，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 路上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车轮碾过石子的时候蹦出一声脆响。头顶的太阳晒得路面上浮着一层热气。建国想喝水。 他想起上次来县里还是中考的时候，比现在更热。那三天考完走出考场的时候腿也没软过——那时候累得顾不上软了。 他想起王威刚才说“行，真行“。两个字。一个“行“是“你考上了“，第二个“行“是“挺好的“。但王威说的是“行“，不是“好“。建国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区别——王威夸人从来只说到“行“，不说“好“。说“好“需要笑一下，“行“不用。 快到村子的时候，王威把车速放慢了。 “放假了你回来不。“ 建国愣了一下。“回。“ “嗯。“ 王威又蹬了两脚。“海龙知道了肯定高兴。“ 建国没接话。他知道海龙在齐老板的汽修铺里。放榜的消息迟早会传到镇上。海龙听了一定会笑——他笑起来是三个人里最大声的。但建国今天看不到他笑。海龙在镇上，他在村路上，王威在自行车上。 村口的老槐树先出现了。 槐树叶子在正午的太阳下翻着白边，风不大，叶子只是翻一下又落回去。然后建国看见了树下的人。 娘站在老槐树下面。她穿着那件蓝布衫，一只手扶着树干，另一只手搭在眼睛上面挡太阳。她站在树荫边缘上——半个身子在荫里，半个身子在太阳底下。她往县里的方向看着。 建国不知道她站了多久。 他把车把攥紧了。脚在脚蹬上拼命蹬了两下，链条咬合的声音在村路上响起来。车从王威旁边超了过去。风灌进衬衫里，领口鼓起来又瘪下去。 娘看见他了。她把搭在眼睛上的手放下来，往前走了两步。她没跑，没喊，只是把两只手叠在一起搁在肚子前面——那个姿势建国见过很多次，每次爹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娘都是这个姿势。 建国在槐树前面五步远的地方捏了刹车。车还没停稳他就从车上跳下来了，脚在地上踉跄了一下。 “娘。“ 他说了这一个字。 娘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他衬衫领子按了按——领子折进去了，建国自己没发现。 “考上了。“建国说。 娘把手收回来。她的手指在蓝布衫上擦了擦。然后她说：“回去吃饭。“ 建国推着自行车跟在她后面。王威在村口拐了个弯，往自己家骑了。建国回头看了一眼——王威的背心已经消失在大槐树后面了。 饭桌上摆了一盘青菜，一碗稀饭，还有一个咸鸭蛋。咸鸭蛋是切开的，蛋黄流着红油。建国记得上一次吃咸鸭蛋是过年。 娘坐在他对面，什么也没问。建国把稀饭喝干净了，把咸鸭蛋夹起来搁在碗底的米粒上——米粒沾了蛋黄油，他多嚼了两口。窗外知了在叫。是这个夏天最响的一只。 吃完饭后建国把碗洗了。他蹲在井边把碗冲干净，水泼在地上，泥地洇了一片深色。然后他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是他从县教育局旁边的小铺子里买的一张县高中入学须知。他把纸摊开，上面的铅字和公告栏上用的一样。 县高中。 他把纸重新叠好，放回兜里。井边的水迹已经快干了。 建国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槐树上的知了还在叫。村路上没有人。他想起王威说的那句话——“放假了你回来不。“ 他会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他只想把今天的稀饭消化掉。 第28章 各自的行李 放榜之后的几天，建国家的院子里多了一样东西。 娘把旧被面拆了，泡在木盆里洗了两遍。灰蓝色的布在水里泡软了，她蹲在井边搓，搓完拧干，搭在晾衣绳上。七月的太阳毒，晒一个中午就干了。被面是几块布拼的，接缝处的颜色比别处浅一点——洗的年头多了。 娘把被面铺在院子里那张木板上。木板是爹卸了门扇临时架起来的。她从针线筐里翻出顶针，套在中指上，又从线轴上扯了一截白棉线。太阳在西边，她背对着光坐着，穿针的时候眯了一下眼——没穿进去。又穿了一下。 建国蹲在门槛上看她。手里端了一碗凉水，没喝，碗底搁在地上。 娘终于穿好了针。她先缝被面的拼缝——针从布的背面扎进去，从正面出来，再扎回去。针脚密，差不多一粒米一针。她缝过很多被子了，建国的、建国爹的、她自己那床早就没了棉花的。 “县里不比家里。“娘低着头说了一句。 建国把碗端起来，没喝。 “别省着吃不饱。“针又扎进去一针。“冷了要加衣服。被子潮了就晒。“ 建国“嗯“了一声。 娘没再说话了。她的手一直没停——理线、穿针、扎布、拔针、拽线、再扎。缝到被面正中间的时候她的手停了一下。这块布是建国出生那年做襁褓剩下的。布边已经起了毛，针扎进去的时候比别的布料吃针。她把针脚放得更密了些。 建国端着碗站起来，进了屋。 屋里炕上摊开了他的铺盖卷——铺的是旧褥子，盖的就是娘正在缝的那床被子。他在铺盖卷旁边蹲下来，打开了那个蛇皮袋。袋子是爹赶集用的，里面的东西他已经归整了三天了。 课本在最下面。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他都留着，语文、数学、政治、英语。英语书皮上画了道道——不是乱画的，是记单词的时候描的横线。他把课本一本一本码好，然后从枕头底下抽出了那本语文课本。 封面上的名字是他自己写的——“张建国“三个字挤在右下角。他翻到扉页。扉页上已经写了十几行字——“前程似锦“，“加油“，“保重“。最后一行是海龙的——“以后你的车我修“。字歪在角落，墨水和王威用的一样浅。 扉页里夹着一张纸条。 建国把纸条抽出来。纸已经折了好几道，折痕处的纸纤维发毛了。他打开。上面是班主任写的字——“路很长“。三个字，端端正正，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跟那天写在黑板上的格式一样。 他把纸条重新折好，夹回扉页——夹在“保重“和“以后你的车我修“之间。 他把课本合上，放在所有课本最上面。 手指在封面上搁了一下——搁在王威写的那行字背后。 建国家的院子里，娘的针还在走。 王威从地里回来的时候，他爹蹲在门槛上抽烟。 那本牛皮纸账本搁在桌上。封皮边角还是烂的，用浆糊粘过的地方又翘起来了。从村公所拿回来以后，王威每天翻。翻到有些页的手汗叠了三层——他爷爷的、他爹的、他的。 他爹从门槛上站起来，走到桌前。他把烟头掐了，手指在账本封皮上点了一下。牛皮纸上又多了一个指印。 “以后村里的进出，“他爹说，“你说了算。“ 不是第一次说这话。上次是在村委会，这次是在自己家。上次是当众交账，这次是私下认账。 王威把账本翻开。他爹的字他从小看到大——村小黑板上、记工分的本子上、村公所的账本上。但以前看的是别人家的账，现在看的是自己手底下的账。 “上次磨面的账，“王威说，“八月的还没记。“ 他爹“嗯“了一声。“你记。“ 王威坐下来，翻到最新一页。算盘搁在账本旁边——有一档少了一颗珠子，他用铅笔头拨了过去。窗户开着，外面的虫鸣一阵一阵。院子里他娘的脚步声走了两趟——一趟是喂鸡，一趟是收衣服。她没问，也没进来。 他拿铅笔头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八月，入项。 字大，跟王威在课本上写的不一样——每一笔都压着纸，比他给自己写名字时更用力。 海龙的行李袋是军绿色的。 帆布的，表叔用过的——边角磨出了线头，正面有一块洗不掉的机油渍。海龙把袋子撑开，撑了两下——第一下没撑到底，袋子里面还有去年的报纸。 他把报纸抽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了。 海龙收拾行李的方式跟建国不一样。建国是分门别类码好的，海龙是想到什么塞什么。衣服塞进去三件，卷成团——不是叠的。袜子塞在衣服团中间。毛巾塞在袋子侧面的小兜里，露出一截白边。牙刷用纸包了一下——纸是齐老板记账用的那种纸——塞在毛巾旁边。 他娘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鞋带够没。“她站起来去翻衣柜。翻了半天找出一双新的布鞋，鞋底是她纳的。她比了一下海龙的脚，放了回去——小了。她又找了一双，大了点，塞进袋子最底下。 “大了总比小了强。垫个鞋垫。“ 海龙“嗯“了一声。他继续收拾。袋子里已经塞了一半——衣服、毛巾、牙刷、鞋。他把手插进袋子里按了按，又掏出两件衣服重新塞。 然后他走到床脚。床脚搁着那把扳手。 十二寸活口扳，开口处有一层薄锈。这把扳手是齐老板给他的——不是送，是海龙要的。“带一把，路上有地方用得着。“齐老板没说“以后当个好师傅“之类的话，从抽屉里拿出这把旧扳手，放在海龙手边。 海龙拿了块旧棉纱，坐在门槛上擦扳手。棉纱上沾着机油，擦到的地方铁亮了——哑光，不是锃亮的那种。他擦了一遍，换了一面又擦了一遍。然后他把扳手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开口处的锈擦掉了大半，还剩一点铁锈嵌在螺纹里。 他又擦了一遍。 然后他把扳手放进行李袋侧面的口袋里。手柄露出一截。他用手掌拍了一下袋口——拍得很轻，是让东西落稳的意思。 天黑以后，海龙还没睡。他躺在床上，行李袋立在床脚。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截扳手手柄上。铁的，发着暗光。 建国家的灯还亮着。 建国把入学须知纸条摊在炕上，又看了一遍。纸是他从县教育局旁边小铺子里买的，已经折了五六回，折痕处纸发白了。他把纸按原来的折痕叠回去——叠了又打开，打开的纸有点皱了。 然后他把纸条夹进了那本语文课本里——夹在王威写“保重“的那一页。 窗外他娘的脚步声还没停。她在收拾院子——把鸡赶进笼，把晾衣绳上的布收进来，把木盆立在墙根底下。建国听着她的脚步从井边走到灶房，又从灶房走到院子里，然后停了一会儿。 娘在外间叠那床缝好的被子。叠了两下，又抖开了——被角没对齐。她重新叠。影子从门帘上漏进来，建国看着那个影子一低一高的。 虫子在窗外叫。是这个夏天最响的一只——比放榜那天中午那只还响。建国把课本挪到铺盖卷旁边，排成一排。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这回不带了。他只带县高中要用的东西——还有那本语文课本。 他把课本从铺盖上拿起来，放进书包里。书包是新的——蓝布，娘缝的，针脚和被子上的针脚出自同一只手。 海龙把扳手往里推了一下，手柄上的月光移了一寸。 王威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账本合上了，算盘珠子归了位，窗户还开着。他爹刚才进来往外看了一眼月亮，说了句“明天有雨“，出去了。院子里他娘的脚步声也停了。 他把手搁在账本封面上。牛皮纸封皮，边角烂的，纸页的边在黑暗里看不见——但他的拇指还搁在刚才翻过的那一页边上。 窗外月亮被一片云遮了一下，屋里的黑暗又深了一层。然后云过去了，月光重新打在他放在账本上的那只手上。 三家的灯先后灭了。 建国家的灯最后灭。建国在黑暗里躺了很久，眼睛睁着，枕边搁着铺盖卷和新书包。他听见娘在外间翻了一个身——她还没睡着。木板床咯吱一声，然后又咯吱了一声。 然后整个村子都安静了。只有虫还在叫——远处的近处的一起叫。月亮照着三个院落的屋顶——建国新书包搁在铺盖卷上，王威的账本摊在桌子上，海龙行李袋侧面一截扳手手柄还亮着。 第29章 出发前一天 建国出门的时候娘没问去哪儿。 她把被子卷好了，用麻绳捆了两道，搁在铺盖卷旁边。建国从她旁边走过去，她手里的麻绳顿了一下，又继续绕。 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八月中旬的天，早上还有些凉。建国站在院门口往两边看了一眼——村路是土的，早上的露水还没干透，路面颜色比中午深。他往左边走了。 先到的是村小。 操场上的裂缝比他们念书的时候又宽了一些。旗杆还立着，铁皮旗杆底下的水泥墩子裂了一道口子，里面长出一丛草。教室的门锁着，窗户玻璃上糊了一层土，建国把手搭在眉毛上往里看——黑板还在，桌椅排得整整齐齐，只是比他印象里的小。他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脚够不着地。那天下雨，王威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合用一本课本——王威的书包忘在家里了。 建国把手从窗户上放下来。他绕着操场走了一圈。沙子地上有鸟爪印，细细的，从旗杆那边一直排到墙根。他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海龙在这面墙上画过一个粉笔画——画的是拖拉机，四个轮子画得不一样大。王威说他画得不对，海龙说以后他自己造一台，就是这个样子。 墙上的粉笔画早被雨冲干净了。只有墙角还剩一道白印子，不知道是不是。 建国从村小出来，顺着村路往西走。 水井在村中间偏西的位置。井台是青石板铺的，石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青苔，颜色比石头深。井口上盖着木盖，木盖边缘磨得发亮——是井绳磨的。建国蹲下来，手在井台的青石板上按了一下。石头是凉的，手心贴上去能感到那种从地底下渗上来的凉。他记得七岁那年开始跟着爹来挑水，水桶比他膝盖高，扁担钩子他够不着，爹帮他挂上去。后来他十岁，能自己挑了，半桶半桶地挑。再过两年，王威开始帮家里挑水——王威个子比他高，挑水的时候腰不弯。又过了一年，海龙也来了。三个人排队打水的时候海龙总是在最后面——他要撩起水来往别人身上弹。王威回头骂他一句，海龙就笑。 建国把手从石板上收回来。指尖上沾了一层细细的青苔屑。 他继续走。村路从水井往南拐，经过王威家的地头。玉米长到半人高了，叶子墨绿，风一过哗哗响。王威不在这一片——地在村东头。 建国没往村东走。他往北，过了老槐树。 老槐树的树皮是灰褐色的，竖着一道一道的裂纹。树根从土里拱出来，有一截露出地面——海龙刻的那个印子还在。是一个歪歪扭扭的三角形，边角已经被树皮裹进去了一层，小了很多。建国蹲下去，拿手指抠了一下印子旁边的树皮。树皮硬，抠不动。 他没有站太久。从老槐树底下出来，沿着村路继续走了一圈——从村北走到村东，从村东走回村口。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这条路明天就要从这头走到那头了——出了村口，上桥，往东，去镇上搭班车。 然后他转身往回走。 太阳已经走到正头顶了。 王威一早就去了地头。 不是去干活——他扛了一把锄头，但锄头一直搁在田埂上。他坐在田埂的草上，两条腿盘着，手搁在膝盖上。眼前这片地他从小看到大——春上犁地、夏天锄草、秋里掰玉米、冬里翻土。以前他是在旁边帮忙的，拿不动锄头的时候跟在爹后面捡玉米棒子，一上午能捡半蛇皮袋。后来他能拿锄头了，爹说“你锄一垄试试“，他把一垄锄完了，手掌磨出两个水泡，爹看了一眼说“明天再锄一垄“。 现在这垄地以后都是他一个人的了。 王威把手从膝盖上拿下来，按在身边的地上。土是松的，指头能插进去。他捏了一撮土，拇指和食指来回碾了两下——土粒子从指缝漏下去，落在草根旁边。土是干的，这个夏天雨水不多。他心里记了一笔——入秋以后得把水渠的引水排一下，先浇东头再浇西头，上次浇地的顺序反了，西头的苗没喝够水。 他往远处看。地头南边是李二伯家的地，北边是赵三爷家的，再往北是一块荒地——以前也是庄稼地，但地势洼容易积水，种了两年就荒了。他爹说过那块地可以改鱼塘，但一直没人牵头。王威想了一下。改鱼塘要挖土方，至少三个工。他算了算年底账上的结余——大概够。 他站起来，把锄头扛起来。肩膀上的老茧硌在锄把上，不疼。他往地里深处走了几步。玉米叶子擦着他的肩膀过去，留下一道浅绿色的印子。他走到地界边上，弯腰把界石旁边的草拔了几根——草长到界石那么高了，明年春天要清一下。 他从地里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田埂上他坐过的地方草倒了，还是他起来的那个印子。 他往村里走。路上碰到海龙。 海龙刚从镇上回来。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布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他看见王威，捏了一把刹车，一只脚支在地上。 “去过铺子了。“ 王威“嗯“了一声。 “齐老板给了我一包工具。“海龙拍了拍后座上的布袋子，“套筒、梅花扳、内六角——比扳手好用。“ “行。“ “明天的。“ 王威点了一下头。“老槐树。“ 海龙蹬了一下脚蹬，车走了。王威站了一会儿，然后往自己家走。 海龙去镇上的时候是上午。 齐老板的汽修铺门口停了一辆拖拉机，发动机盖子掀开着，修了一半。海龙把自行车撑在墙根——撑了两下，第一下没对准，他把车把扶正了又撑。 齐老板从拖拉机后面直起腰来。他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脸上有道机油印子。 “明天走。“海龙说。 齐老板把螺丝刀搁在发动机盖子上。他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走进铺子里。海龙听见里面翻了一阵，然后齐老板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工具袋。袋子是旧的，上面有机油印子，边角磨得发毛。 他放在海龙手边。 海龙打开袋子口往里看了一眼。套筒扳手，梅花扳手，内六角扳手。还有几把海龙叫不出名字的。 “拿着。“齐老板说。“比扳手好用。“ 海龙把袋子口合上了。袋口的绳子拉紧的时候发出一声涩响。 “铺子里的活——“ “还有别的学徒。“齐老板打断他。“走吧。“ 海龙把工具袋夹在后座上。他骑上车，出了镇子，没回头。后座上工具袋里套筒扳手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响了一路。 傍晚的时候海龙去了建国家。 他站在院门口，没进去。建国正蹲在井边洗脚——走了一天，脚上全是土。他抬起头看见海龙。 海龙把自行车靠在墙上。“明天。“ 建国站起来，脚还在滴水。 “老槐树。“ “几点。“ “早点。“ 建国“嗯“了一声。 海龙骑上车走了。建国站在院子里，脚没擦，水一滴一滴落在井台上。他看着海龙的背影拐过村路弯口——背还是窄的，跟四岁那年分花生的时候一样。那年海龙把自己那份大的塞给建国，抓了剩下的小的，一溜烟跑了。现在他骑在自行车上，后座夹着一个工具袋，低着头往前蹬。 天开始暗了。村路上最后一道太阳光从槐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土路上，碎成几片。 建国转身进了屋。铺盖卷和书包还在炕上——被子是娘缝的，书包边上还看得到针脚。他把书包挪了一下，挪到铺盖卷旁边，排齐了。然后把鞋脱了，脚搁在炕沿上。 窗外虫叫。明天天一亮就要出门。 海龙回到自己院子里，把工具袋跟行李袋放在一起。行李袋侧面的扳手还亮着。他把工具袋打开，里面的套筒扳手新沾了灰。他把工具袋也塞进行李袋侧面——扳手在左边，工具袋在右边，两个都露出一截。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行李袋一眼——鼓鼓囊囊立在床脚，影子投在墙上，像个站着的人。 天全黑了。 王威把账本翻到新的一页，没写字。他把算盘清了一遍，珠子归了原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没有灯，月亮还没升起来。他爹在门槛上蹲着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灭的。 “明天早上。“王威说。 他爹没出声。烟头亮了一下。 “老槐树。“ 烟头又亮了一下。 王威转身进屋了。 三家院子各自暗着。建国在炕上躺着，眼睛睁着。海龙把行李袋又往床脚推了推。王威在黑暗里把算盘珠子拨了一颗——嗒的一声，又拨了回去。 虫在远处近处一起叫。这个夜晚和过去的每一个夜晚没有区别。只是三个人都在等天亮。 第30章 老槐树 天还没全亮的时候王威就到了。 他把锄头搁在树根上，在槐树底下的石头上坐下来。石头被露水打湿了，他拿手抹了一把，手掌上沾了一层水。槐树叶子在头顶翻了一下——没有风，是鸟蹬了一下枝条。 东边的天刚开始发灰。村路上还没有人。 王威把手搁在膝盖上，没动。他看过这里每一个时辰的样子——早晨的、正午的、傍晚的、深夜的。小时候三个人在这棵树上刻过字，海龙刻的印子还在，建国刻的“张“字被树皮裹进去了一半。王威没往上看。他盯着自己脚边的锄头——锄刃上沾着昨天的干土。 村路上有人走过来的声音。步子不快，脚后跟在土路上拖了一拍。 海龙背着他的行李袋走过来。军绿色帆布袋鼓鼓囊囊的，侧面露出一截扳手手柄和一个工具袋的角。他把袋子卸下来搁在树根旁边。 “还没吃饭。“ 王威往旁边挪了一下，给海龙让出半块石头。海龙没坐。他蹲在行李袋旁边，把袋口的绳子紧了紧，又松开了。 建国是第三个到的。 他拎着铺盖卷。被子是娘缝的，麻绳捆了两道，勒进被面里一截。书包挂在铺盖卷上面——新的，蓝布，沿口的针脚是昨天他娘的针走的最后几针。他把铺盖卷靠在槐树根上，竖着放的——麻绳那头搁在树根上，被面那头贴着土。 三个人都到了。 太阳还没升起来，但东边的灰色里透了一点黄。槐树叶子开始翻白边。 海龙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报纸叠的，四角折得整整齐齐，鼓着一个包。他把纸包放在三人中间的树根上，打开。 炒花生。花生壳有一点焦，盐粒子粘在壳上还没化完。 “我表叔走的时候给我带的。“海龙拿了一颗，没剥。“跟咱四岁那年吃的一样。“ 王威伸手拿了一颗。他用拇指和食指捏开花生壳——嗒的一声，壳裂了，花生仁从壳缝里滚出来掉在他手心里。他把花生仁塞进嘴里嚼了一下。盐还没化完。 建国拿了一颗。花生壳被早上的露水打潮了一点，捏开的时候没响。他把花生仁吃了，花生壳搁在树根上。壳上的盐粒子沾在他手指上，他在裤子上蹭了一下。 海龙把纸包重新叠好。剩下的花生没分——他把纸包搁在三人中间的树根上，口开着。 安静了一会儿。 王威站起来。他从锄头旁边拿起一样东西——一本旧书，书皮不在了，封面上的字迹有点糊。是那本《新华字典》。建国初三的时候带过去的，中考完了留在家里——王威替他收的。 “你以后用得着。“王威把字典递给建国。 建国接过来。字典的纸页受潮了，拿在手里有点胀。他翻到封面——他写的“张建国“三个字还在，墨水淡了，但笔画没变。他把字典合上，放进书包里——搁在语文课本上面。 “我放假就回来。“建国说。他说话的时候没看王威，也没看海龙，看着树根上那包开着口的花生。 王威“嗯“了一声。 海龙蹲在行李袋旁边。“到时候你的自行车我修。“ 三个人都没再说别的。 村外响起了拖拉机的声音。不是路过——那声音停在村口没熄火，突突突地在土路上震着。海龙站起来，把行李袋甩上肩膀。行李袋撞在他背上闷响了一声——扳手和套筒在里面碰了一下。 “走了。“ 他从槐树底下走出来。走了三步，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建国，也不是看王威，是看树上他刻的那个三角形印子。印子还在，比小时候小了，被树皮裹进去了一半。 海龙转过身往村口走了。拖拉机的声音嗡了一下，然后远了。 王威把锄头扛起来。锄把落在肩膀上——那个位置他扛了半个夏天，已经没有第一天的水泡了。他把锄把从肩膀这头换到那头，没看建国。 “地里的草该锄了。“ 他往地里走了。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踩在土路最硬的辙印上——是拖拉机轮胎压出来的那道。他没有回头。锄刃在肩膀上晃了一下，反的光闪过槐树干，然后他的人和锄头一起被玉米地挡住了。 老槐树底下只剩建国一个人。 树根上的炒花生还开着口。建国蹲下去，把纸包折好——海龙叠的四角还留着折痕。他把纸包放进口袋里。然后他拎起铺盖卷。 铺盖卷从他手臂上滑了一下——麻绳勒进被面的那道印子比刚才又深了一点。他把书包带子收紧，被面贴着胸口。 他往村口走了。 经过村口的时候他没有往王威家方向看。他往地头那边看了一眼——王威的背影已经在玉米叶子中间了，能看见锄头在一上一下。海龙的拖拉机早没声了。 村口的路往东是去镇上的。班车停在大桥头，从村里走过去要小半个钟头。建国把铺盖卷换到另一边肩膀上，往下按了一下——肩膀上的肉还嫩，没长过茧。 太阳这时候升起来了。光从槐树叶子中间漏下来，落在他刚才坐过的那块石头上。石头上的露水已经干了。 建国没有回头。 他走出村口，上了桥。桥下的水深了一个夏天，比春天的时候急了一点。过了桥路就直了。两边的玉米地往后退，风从东边吹过来——不是村里的风了，是从镇上方向来的。 他走了一段，在路边蹲下来。铺盖卷搁在脚边，麻绳的绳头垂在土路面上，被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个纸包——炒花生的壳硌了一下他的手指。 远处的地里，有人弯腰下去，没再直起来。 班车还没来。 老槐树的叶子在他身后沙沙地响——他已经走远了，听不到了。还是能听到的只是风声。 建国蹲在路边。他的手搁在铺盖卷上，手指按在麻绳勒进被面的那道印子里。路往前是一片平地，再往前是县城。他还没见过县城长什么样。 第31章 县高中 班车在县城车站停稳的时候，建国从座位上站起来，头碰到了行李架。 他没出声。铺盖卷从行李架上拽下来的时候麻绳钩住了旁边的铁扣，他扯了两下才扯开。车上的人已经下去了一半，他最后一个出的车门。 脚踩到水泥地上的时候，地面是硬的。比村里的土路硬，比镇上的柏油路也硬。他拎着铺盖卷在原地站了一下——车站外面的路牌上写着县城的街名，每条街都比镇上的宽。 他问了一个站在车站门口的人县高中怎么走。那人往东指了一下。“一直走，过两个路口，右手边。“ 建国把铺盖卷换到另一边肩膀上，往东走了。 县高中的大门是铁管焊的，两根门柱上贴着红纸——“欢迎新同学“。红纸被太阳晒褪了色，四个字还是能看清。门口有几个学生拎着行李往里走，有的身后跟着爹娘帮提东西。建国一个人拎着铺盖卷从门口走进去的时候没有人看他，也没有人不看他。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铺盖卷从肩膀上滑下来，搁在脚边。麻绳勒进被面的那道印子还在——是娘缝好被子那天早上捆的。那天早上天没亮娘就在院子里了，现在他在另一个院子里，离那个院子六十里。 他把铺盖卷重新拎起来，往报到的地方走了。 教学楼是四层的，灰色的外墙，窗户一排一排。建国在楼下往上数了一下——四层。村里的学校只有一层。他把铺盖卷靠在墙根下，从书包里翻出入学须知纸条，摊开。纸已经折了太多回，折痕快断了。上面写着分班信息和宿舍号——一（三）班，男生宿舍楼 204。 宿舍楼在教学楼后面，三层的，窗户比教学楼的矮。 204 的门开着。屋里摆了四张上下铺铁架床——八个人。铁架上的绿漆掉了几块，露出里面的铁锈。靠窗的下铺已经有人占了——一床毛巾被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搁了一个随身听，银灰色的，上面插着耳机线。 建国站在门口。屋里已经有五个人了。 靠门的上铺一个穿蓝条纹背心的正在铺席子。他对面下铺坐着一个戴眼镜的，手里翻着一本杂志，封面是彩色的。靠窗上铺一个胖胖的正在往墙上贴什么——贴歪了，他撕下来重新贴。 建国走进去。靠窗的上铺空着——被子已经有人在铺了，是送孩子来的家长。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女人站在床前，正在给她儿子的铺位上叠被子。她的儿子站在旁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没有人跟建国打招呼。他把铺盖卷放在靠门下铺上——只剩这一个下铺空着了，上铺还没人。 他把麻绳解开。绳子在手里绕了两圈，勒过的地方被面有点皱，他用手掌按了一下又松开了。被褥铺好，枕头搁好，书包搁在枕头里侧。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摸了一下——那包花生的纸还在，海龙叠的四角折痕还是原样的。 “哎，你哪的。“ 建国抬头。蓝条纹背心的从上面探下来半个身子。 “下面村里的。“ 建国把书包拉链拉上了。蓝条纹“哦“了一声，把身子缩回去了。 对面下铺戴眼镜的翻了一页杂志。穿白衬衫的中年女人把她儿子的被子拍了最后一下，对他儿子说了句“有事去传达室打电话“，然后拿着空袋子出门了。门在她身后虚掩着。 建国把月白衬衫的领口按了一下。这件衬衫洗了很多水，领口的浆早没了，但比别人的新衬衫软——贴在脖子上一动就皱了。他把袖子往上卷了两道，袖口有一块淡黄色的印子，是洗过的汗渍。 晚饭的铃声响了。 食堂在教学楼后面，是一座平房。打饭的窗口一溜排开，每个窗口前面都有人端着饭盒排队。建国的铝饭盒是娘塞在铺盖卷里的——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时候铝皮上还沾着铺盖卷的棉絮。他站在队伍最后面。 排在他前面的人手里拿的是搪瓷碗——白底蓝边，上面印着厂名。再往前的人手拿铝饭盒，但比他的新。最前面的几个用的是一种圆形的瓷碗，带盖子的。 建国往窗口挪了两步。 轮到他了。他把饭盒递进去，里面的师傅舀了一勺菜扣在饭盒里，又舀了一勺饭。递出来的时候油汤洒在建国手指上，烫了一下，他把饭盒换了只手，拇指在裤子上蹭了蹭。 他端着饭盒往墙边那张空桌子走过去。饭盒底薄，菜是热的，透过铝皮传到手心里，烫手，但没烫到要放下的程度。他把饭盒搁在桌上。 隔壁桌坐着几个男生，用的是搪瓷碗——碗外面有花色，碗里是同样的菜和饭。其中一个人从兜里掏出一叠纸票——菜票，薄薄的，裁得跟车票一样大，橡皮筋捆着。他把菜票抽了一张放在桌上，同桌的另一个男生接过来看了一眼，又推回去了。两个人推了两下，笑了。建国在旁边看着那些菜票，手里的铝饭盒比刚才又烫了一点。 他低下头开始吃。菜是白菜炖粉条，有几片肉，肉切得薄，肥的多瘦的少。饭是白米饭——不是家里吃的小米稀饭。他把菜汤拌进饭里，筷子在饭盒里搅了两下。 有人从他背后走过去，肩背擦了他一下。建国搁在桌边的粗瓷碗——他在宿舍接水用的——被碰了一下，在桌上转了两圈。他伸手按住了碗。那个人没有回头。 建国把粗瓷碗往里挪了一寸。碗边有一道裂纹，是家里带来的旧碗。旁边桌上都是搪瓷碗和铝饭盒。他的碗是粗瓷的，碗口的釉已经磨掉了一小片，露出里面灰白的胎。 他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水。碗挡着脸的时候，他把嘴里的白菜嚼烂了咽下去。 碗放下来。桌上被碗底印了一圈水印。他拿手指把水印擦了一下——手指按在桌面上的时候水渍洇得大了一圈，擦不掉。他把手指收回来了。 开学后的第一节英语课在第二天上午。 英语老师是个中年男的，头发从左边往右边梳，盖住了一道发际线。他走进教室的时候腋下夹着一台录音机——双卡的，黑色，上面有一个提手。他把录音机放在讲台上，插上电源，按了一下出仓键，带仓弹开了。他把一盘磁带放进去，关上仓门，按了播放。 磁带里念出来的英语跟村小老师念的不一样。吐字是连的——“How are you“三个字中间没有停顿，像一个字。“Fine, thank you“那个“thank“后面有一个很轻的“k“音，村小老师从来没念过。 英语老师把录音按停。“新学期的第一课。大家回去以后要多听多说——英语最后是要说出来的。“ 他翻开课本。教室里有翻书的声音，新课本的纸哗哗地响。 “第三排左边第三位同学。“ 建国愣了一下。他旁边的人往他这边看了一眼。 “你来读一下第一段。“ 建国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他把课本端起来——是那本新英语课本，书皮还没包。第一段的句子他认识——中考的英语单词他都背过。“My name is——“他开口的时候嗓子里像塞了一团棉絮。 后面的句子他念了。每个单词都念了，但每个单词中间都有一个很短的停顿。“My——name——is——Li——Lei.“不是磁带里那种连在一起的声音。 旁边有人笑了一声。 很轻，一口气从鼻子里喷出来的那种。建国没有转头看是谁。他的手指在课本上按了一下——指甲压进纸页，纸面上多了一道浅浅的指甲印。他继续念完了剩下的三行。 英语老师等了几秒。“请坐。“没有纠正，也没有说什么。 建国坐下来。他把课本往自己这边转了转——转得不多，只是不再朝着旁边那个方向了。他拿手指把课本上的指甲印抹了一下——印子还在，纸纤维翘起了一点白。 晚上宿舍的灯关了。 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地上投了一格一格的窗框影子。对面下铺的随身听亮着一个红色的小灯。耳机线从枕头下面伸出来，银灰色的机身上面有个磁带在转——透过透明的小窗能看到磁带在一圈一圈地走。 建国躺在自己铺上。娘缝的被面拉到胸口，手在被子底下搁着。 磁带里的声音从耳机里漏出来——很小，但在安静的宿舍里能听清。是一个女人在念英语，吐字清晰，连读流畅。每一个音都比他白天念的准确。 隔壁铺的呼吸已经匀了。上铺翻了一个身，铁架床咯吱一声，又安静了。窗外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一声，远过去了。 建国闭着眼睛。眼睫毛没在动。呼吸平稳。他装得很好。 被子里他的手指攥着被面——攥的那一块正是娘缝被面时最后一针扎过去的地方。针脚比旁边的那几针密。他把手指从被面上松开，又攥住了。 磁带咔嗒一声停了。随身听的小红灯灭了。 宿舍里只剩呼吸声。建国的眼睛还闭着。没睡着。窗外是县城的夜晚——路灯昏黄，比他村里最亮的那盏还亮。 他的铺盖卷压在枕头下面——没压在头下，压在铺盖底下，铺盖底下是枕头。娘缝的被面露出一截蓝布边。他把那截布边往里掖了掖，掖到枕头底下看不到了。然后把手重新放回被子里。 眼睛还是闭着的。 没睡着。 第32章 省城的柴油味 省城的热跟村里不一样。村里的热是太阳晒土路蒸上来的，省城的热夹着汽油味和柏油路面烤化的焦味。路边的杨树叶子蒙了一层灰，绿得不干净。 海龙从表叔的卡车副驾驶座上跳下来。铺子门口是一条水泥路，路面上有一条裂缝，缝里长着一丛草。空气里有柴油味——不是拖拉机没烧透的那种黑烟味，是更薄、更呛的，混着汽油和机油的底子。 表叔把行李袋从车厢里拎下来，搁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进去吧。“ 铺子里暗了一截。窗户朝东，上午的光只能照到门口三尺远的地方。一辆轿车架在升降机上，肚子朝外，发动机盖子掀开着。一个穿灰蓝工装的人蹲在车轮旁边，手里拿了一把扳手，没抬头。 “老孙。“表叔冲那个人说。 穿工装的人站起来。四十出头，头发理得短，耳朵旁边沾着一块干了的黑油渍。他看了表叔一眼，又看了海龙一眼。 “你侄子。“ “嗯。“ “多大了。“ “十五。“ 师傅把扳手搁在工具箱上。工具箱是铁皮的，三层的抽屉全拉开了，里面码着各种扳手和套筒——有些海龙见过，有些没见过。 “住后面。吃饭自己在街口买。“ 表叔在海龙肩上按了一下。“我跑长途，一时半会回不来。听师傅的。“他转身出了铺子。卡车发动，排气管喷了一股黑烟，然后声音远了。 海龙站在铺子里。空气里的柴油味又浓了一层。他把行李袋搁在墙根——袋子里齐老板给的工具袋和扳手撞在一起，轻轻响了一声。 “那袋子，“师傅头也没抬，“拎后面去。别搁这儿碍事。“ 后面是一间小屋子——一张铁架床，床板上搁了块硬纸板当垫子。海龙把行李袋塞进床底下，返身出来。 师傅已经把轿车的前轮卸下来了。 “扫帚。门后面。“ 海龙拿起扫帚。扫帚柄上卷着一层黑垢，扫帚毛已经磨下去了一半。他弯下腰，从墙角往门口扫。灰尘扬起来，在门口投进来的那束阳光里翻了一层。水泥地上有多年机油渗进去的深色印记，一圈一圈的，扫不掉的。 他扫到师傅脚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师傅往旁边挪了半步，没看他。 扫完之后师傅让他倒废油。 墙角搁着一个铁桶，里面是换下来的旧机油，桶底积了一层黑的黏稠的东西。海龙把铁桶提到铺子后门的废油桶边上——每桶废油都要倒进那个两百升的大铁桶里。铁桶盖锈住了，他拧了两下没拧开。手掌在裤子上蹭了一下，重新使了一回劲，盖子松了。废油倒进去的时候咕嘟咕嘟的，油从桶口溢了一小股出来，淌在他鞋帮上。 洗抹布是第三样活。水龙头在铺子后门外边，拧开的时候先抖了一阵才出水。铁盆里泡着七八条抹布，都是黑的，水一泡更黑。海龙把手伸进去——水是凉的，凉到骨头缝里。他搓了一下，抹布上面的油泥没掉，只是从这一块移到那一块。他把抹布拎起来对着水管冲，搓了两把，拧干，搭在铁盆边上。再拿了一条，继续洗。 门口有人按喇叭。 进来的是个中年男的，穿着夹克衫，腋下夹了个公文包。他的车停在门口——一辆深绿色的轿车，车漆在太阳下反着光。 “老孙，我这左前门有点松，你给看看。“ 师傅从车轮旁边站起来，擦了把手，走过去。海龙放下抹布跟在后面。 师傅拉开左前门试了一下铰链。“铰链松了，垫片的事。“ 夹克衫男的眼光扫到海龙身上。海龙正把手往车前盖上撑——不是要去碰，是换了个站姿。夹克衫男的眼皮往下一耷拉。 “你这学徒哪来的？“他看了海龙一眼——看他袖子上的灰、鞋帮上的油、手指上还没搓干净的抹布水。“手这么粗，别把漆给我刮了。“ 海龙把手从车前盖上缩回来。手指在裤缝上蹭了一下——蹭的是抹布水，不是别的。他往后退了半步。夹克衫男的没等他退完，已经转过头跟师傅说话了。 师傅没说什么。他把铰链拿螺丝刀撬了一下，说“下午来取。“ 夹克衫男的夹着公文包走了。海龙回到后门外边继续洗抹布。水还是凉的。他搓到第三条的时候手指僵了，停下来把两只手互相搓了一下——搓的是手背，不是手心。然后他把手重新伸进凉水里。 晚上铺子打烊以后师傅锁门走了。 他住在铺子后面的街上，每天晚上锁门走的时候把卷帘门的钥匙扔给海龙——“别忘了插门。“ 海龙没插门。他蹲在零件架前面。 零件架是角铁焊的，五层，每层都码着东西。他在第四层前面蹲下来，这层搁着各种螺帽和垫片和弹簧垫圈。他把手伸过去——不是乱翻，是一件一件摸过去。圆的是螺帽，扁的是垫片，带齿的是弹簧垫圈。螺帽有六角的、四方的、大的小的。他把六角螺帽拿起来，手指在六个面上各停了一下。M6、M8、M10——今天下午他听见师傅跟客人说了这几个字。他不知道 M 是什么意思，但他记住了。 他拿起一个垫片。垫片中间有个孔，外圈是圆的。他又拿起一个弹簧垫圈——跟垫片差不多大，但有一道切口，切口的两头错开一层——是斜的，带一圈弹性。他手指按在弹簧垫圈上压了一下，垫圈弹回来，在他指甲上打了一下，不疼。 他把弹簧垫圈放下，从第四层往上移了一层。 第三层是油封和O型圈，橡胶的，拿在手里比螺帽轻。他把一个油封翻过来——正面是平的，反面有一个凹槽，槽里嵌着一道橡胶唇。他不知道这叫什么，但把它放下的时候记住了它的形状。 他在零件架前面蹲了很长时间。头顶的灯泡是四十瓦的，电压不足的时候微微暗一下又亮回来。他嘴里没出声。铺子里没人，他也已经习惯不出声了。 第二天一早师傅来了，看了一眼零件架。架子上的东西码得跟昨晚打烊前一样。第四层螺帽的排列顺序跟下午是一模一样的。师傅没说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往下走了。 海龙每天早上第一个到铺子门口把卷帘门推开，下午最后一个走把门拉下来锁上。他还是扫地、倒废油、洗抹布。抹布换了一盆又一盆，凉水洗了他的手整整一个礼拜。手背上的皮干了一层，虎口旁边起了毛刺。 他每天看着师傅拆车、装车、调发动机。看着师傅把扳手伸进发动机舱里面某个看不见的位置，只靠手腕的转动就能把螺丝拧下来。看着一辆车被举升机举到头顶，师傅站在车底下往上看——那个角度海龙看不到师傅在看哪里。 他有一回张开嘴想问，但师傅正好拧了一个满手的油污零件出来，他闭嘴了。 他把零件架上的东西摸完了。五层、一层一层摸过去的。摸完之后又从第一层重新摸。第二次比第一次快了一点——手碰到一个件，脑子里能先跳出三个可能的名字，然后手指确认到底是哪一个。错了就多摸两下：这个是六角螺帽不是方螺帽，因为手指在角上是六个面。 第二个礼拜有一天下午，铺子里难得没有客人。师傅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手边搁着他的搪瓷茶杯。杯盖盖着——盖子中间那个小疙瘩碎了一块，用胶布裹了一圈。师傅没看杯，看的是外面马路上来往的货车。杯里的茶已经空了。 海龙看见了。他拎起墙角的暖壶，走过去，把师傅的杯盖拿起来。杯底剩着一小口凉茶。他没倒掉——把暖壶塞拔了，热水冲进杯子里，茶叶在杯底翻了几翻，水倒到杯口往下一个指节的位置，停住了。他把暖壶塞按紧，壶放回墙角。 师傅没看他，也没说话。 第二天师傅来得比平时早。海龙刚推开卷帘门，师傅已经在门口了，手里提着一个油壶。 “过来。“ 海龙走过去。 师傅把油壶搁在地上。“看好了。“他蹲在一辆面包车前面，拿扳手拧松了油底壳的螺丝——很慢，每一下都让海龙看清扳手的方向。螺丝松到头，他拿手指按住螺丝头转完最后两圈，旧油开始往外流——黑的，黏稠的，嘀嗒嘀嗒落进接油盆里。 师傅站起来。“等油淌干净了螺丝原位上紧。垫片别丢了。“ 海龙蹲下去。他拿手指接了一滴旧机油——油是热的，手指上黑了一片。气味刺鼻，跟空气里平时飘的那种不一样，是热的、浓的、刚从机器里吐出来的。 他把手指在抹布上擦了擦，又从抹布上蹭回手指——蹭不掉，黑印子渗进指纹里了。 他蹲在车底下——旧油还没淌完，嘀嗒声从接油盆里传上来。接油盆是铝的，每一滴落下去都带着一点金属的回响。师傅在旁边的工具箱前面翻扳手。铺子外面有辆货车按了一声喇叭，过去了。 海龙看着油往下滴。手指上黑了一截。这是他在省城学的第一个活。 第33章 暑假 建国是坐班车回的。 班车在村口桥头停下来的时候，他闻到了土路被太阳晒过以后的那股气味——干的，有一点灰尘飘在鼻腔里。县城的路上也有土，但和村里的不一样。县城的土混着水泥地上扫过来的灰，村里的土就是土。他拎着书包从车上跳下来——铺盖卷留在学校了，暑假只带了课本和两件换洗衣服。 老槐树还在原来的地方。 树叶子比去年走的时候密了一层，把半截村路罩在树荫里。海龙刻的那个三角形印子快看不到了——树皮又裹进去了一圈。建国在树下站了一下。树上没有人等他——去年那天早上娘站在这里，半个身子在太阳里。今年娘在地里。 他把书包换到另一边肩膀上，往家走了。 下午的时候海龙回来了。 他是搭一辆拉化肥的卡车回来的——省城到镇上的班车只跑到五点，他赶上了末班，到了镇上又拦了一辆回村的卡车。从车厢里翻下来的时候膝盖着了一下地——他在省城爬了一年车底，膝盖先着地是习惯。 行李袋还是那个军绿色的帆布袋。袋口磨破了一道口子，用黑线缝过了——缝得不好，针脚大小不一，是他自己缝的。侧面露出一截扳手手柄。 村路上有人认出了他。“海龙回来了？“他点了一下头。没有停。 从村口走进去的时候他往老槐树那边看了一眼。 晚饭后王威从地里回来了。 他把锄头靠在院墙上，在水缸旁边洗了一把脸。水从下巴滴到衣领上，他拿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还沾着土。他爹蹲在门槛上抽烟，还是那个姿势——去年也是，前年也是。 “建国回来了。“他爹说。 “嗯。路上看见了。“ “海龙也回来了。“ 王威把毛巾搭在肩上。他站在院子里往老槐树方向看了一眼——槐树尖在屋脊上面露出一截。“明天我去地里。上午就回来了。“ 他爹没出声。烟头亮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三个人在老槐树下聚齐了。 王威先到的。他坐在树根那块石头上——石头被太阳晒热了，坐上去暖的。他手里没拿东西，锄头搁在家里了。手搁在膝盖上，指节上有一道干了的泥印。 海龙第二个到。他走过来的时候手插在裤兜里。在省城修车的时候手永远有地方搁，到了村里反而空落了。他在王威旁边的树根上蹲下来——在铺子里看师傅修车的时候就是这么蹲的。 “海龙。“ “嗯。“ 建国从村路那边走过来。他走得不快，脚踩在村路上——路面硬，比去年走的时候更硬了，夏天晒的。他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洗得有点皱。走到槐树底下的时候他把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 “到了。“ 王威往旁边让了让。建国在石头上坐下——石头上还剩一块位置。 三个人坐在一起。槐树叶子在头顶翻了一下。没有风——是鸟蹬了枝。 安静了一会儿。 “县里，“海龙说，“人多不。“ 建国想了一下。“一个班四十五个。比乡初中多一倍。“ “嗯。“ 王威伸手从树根旁边拔了一根草，草根带着一小团干土。他拿拇指把土碾掉了——他现在手闲不住，草茎在他两个指头之间转了两圈。 “高中的课本跟初中一样不。“王威说。 “不太一样。多了物理和化学。“ “物理是啥。“ 建国顿了一下。他在脑子里搜了一遍土话里有没有对应“物理“的词——没有。然后他说了一个例句，用的是课本上的话：“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王威把草茎从手指间放到地上。他看着地上那根草，没问后面的话。建国也没有再解释。海龙蹲在树根旁边，拿手指在一截露出来的树根上来回划了一下。手指想碰东西。 “修车呢。“建国看向海龙。 海龙把手指从树根上收回来。指腹上沾了一层树皮屑，他在裤子上蹭掉了。“换机油。换轮胎。调气门间隙。拆变速箱。“他说得很慢，一样东西是一个**。说完一句停一下，像在想下一句说不说。 “师傅教的？“ “自己看。看了半个冬天。“ 海龙把右手伸出来，手背朝上。虎口旁边有一道疤，不深，粉色的——扳手打滑的时候蹭的。手指甲缝里有一道黑线，洗了一年了，洗不掉的。他把手翻过来——手掌上有三个茧，一个在食指根，两个在掌心上。位置跟握锄头磨出来的不一样。 建国看了一眼那三个茧。他把自己的手举起来——手心是白的，只有中指侧面有一个写字的茧。在县高中握了一年笔，茧子比初中的时候厚了一层，但是软的。 海龙把手收回去了。 “你呢。“王威说。他看着建国。 建国把树根上落的一片叶子拿起来——槐树叶子是卵形的，边上有细齿。他的手指在叶子边缘走了半圈。 “宿舍八个人。上铺下铺。食堂打饭要排队。“他把叶子翻了一面。“菜票。每个月发一叠。花完了自己买。“ “比村里吃得好不。“ “差不多。菜里肉多两片。“建国把叶子放在石头上。叶子被风掀了一下，没走，贴着石头不动了。 王威没问了。 建国在石头上挪了一下。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那个叠成四方块的纸包，报纸包的。海龙去年叠的四角折痕还在，但纸已经起毛了，折叠处快断了。他把纸包打开——里面是空的。花生早吃完了。只剩盐粒子沾在纸上，干了以后留下几个白点。 “吃完了。“建国说。 海龙看了一眼纸包。他把纸包从建国手里拿过来，叠好，把折痕处按了一下——力道比去年叠的时候轻。他叠好以后放回建国手里。建国把纸包重新放进裤兜。 三个人都没说话。槐树上的知了突然叫了一声，然后又不叫了。 “你书包呢。“海龙说。 “在家。“ “你自行车呢。“ 建国愣了一下。“没骑。在学校没地方停。“ 海龙点了点头。去年他在老槐树下说“到时候你的自行车我修“，过了一年了，建国根本就没骑自行车回来。海龙把这句话记住了——他没有再提修车的事。他把手插回裤兜里。 王威从兜里摸了一样东西出来。不是烟——是一本叠成窄条的账本纸，他展开了。纸是从账本上撕下来的，边角不齐，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数字。八月的入项——磨面收入、水渠工料分摊、鱼塘土方预算。 建国接过来。他看了一遍。看的是字，不是数字。王威的字比一年前好看了。以前横不平竖不直的，现在每一笔都站在该站的地方。铅笔写的，笔画有轻有重——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是稳了。 “你字比以前好看了。“建国说。 王威把账本纸拿回去——他拿纸的时候食指和中指夹住纸的左上角，拇指按住左下角，跟握算盘珠子的手势一样。“不写好看点人家看不懂。“ 他把纸重新叠好，塞进兜里。建国又看了一眼王威的手——虎口上的老茧比去年又厚了一层。那是握锄头的位置，不是握笔的。 海龙从蹲的姿势站了起来。蹲久了腿麻了，他站直的时候左脚在地上跺了一下。 “地里今年怎么样。“海龙说。 “还行。“王威也站起来了。“玉米比去年密。东头那块地改种了麦子。鱼塘的土方挖了一半了——年底能蓄水。“ “养什么。“ “草鱼。链子鱼。“ 海龙“嗯“了一声。他在省城修了一年车，见过有人开轿车来修，后备箱里拉过鱼——但他没跟王威说这个。说了也没用。省城的鱼用泡沫箱子装着，村里的鱼用草绳串鳃——同一条鱼，路不一样。 建国还坐在石头上。他往东边看了一眼——村路一直伸到桥头，桥那边是去县城的方向。去年那天他拎着铺盖卷从这条路走出去的，蹲在路边等班车的时候身后的槐树叶子沙沙地响。一年了。槐树还在响。 “该回去吃饭了。“王威说。 建国站起来。他把裤子后面沾的树皮屑拍掉了。海龙伸手在他后腰上拍了一下——帮他看还有没有没拍掉的。建国转身让他看了一眼。“行了。“ 王威已经走出去了两步。他往地里走了——往玉米地那边，没往家。锄头还在院墙上靠着，说好了上午回来的，下午还有半垄地没锄完。他的背影在玉米地边上一晃就进去了，玉米叶子从他肩膀旁边擦过去。 海龙往村口方向走。走了一段，在槐树底下停了一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槐树——树上那个三角形的印子已经快被树皮裹没了。他没有再往前凑。转过去，继续往自己家走了。 老槐树底下又只剩下建国一个人。 他把石头上的槐树叶子捡起来——刚才那片被他放在石头上的叶子还没飞走。他把叶子夹进裤兜里——夹在那个空纸包旁边。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他往村口走了几步。风从玉米地那边吹过来，叶子哗哗的声音灌满了整条村路。他回头看了一下——不是看老槐树，是看王威和海龙离开的方向。地头那边的玉米还在动——王威已经进去了。村路上没有人。 他站了三四秒钟。然后转身往自己家走了。 裤兜里那片槐树叶子被他的腿隔着，纸包的盐粒子硌在叶子上。建国在门口站了一下——院子里的井还在院子的老地方。娘在灶房里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跟以前一样，一下一下的。 他推门进去了。 第34章 有人下海了 冬天的时候村里没什么人。 地里没活了。玉米秆早就砍了，麦苗趴在地上不动弹，土路上的车辙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王威每天早上去村委会——不是开会，是算完去年冬天的账。炉子生了火，他把算盘搁在桌上，一笔一笔走，手冻了就搁在炉子上方烘一会儿。算盘珠子凉透了以后碰在手指上发木。 正月的尾巴上出了一件事。 村委会的收音机换了台——以前一直锁在县广播站的频率上，每天播天气预报和农技讲座。那天管广播的老刘没调对，拧到了省台。收音机里一个男声正在念一段新闻。王威蹲在炉子旁边烤手，听见了，没从头听，从中间开始听了一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后面的被电流干扰搅了两秒。 老刘又把台拧回去了。天气预报的熟悉口音响起来——“明天白天，淮北地区，多云转阴，北风二到三级——“ 王威把手从炉子上拿开，在裤子上捂了一下。他没问老刘刚才那是什么。他站起来把算盘清了一遍，然后收了账本回家。 二月过完，三月的杨树开始发叶子。 消息是一截一截传进来的。先是镇上赶集的人回来说上面的政策好像松了——“南方那边的讲话“，他们只说这几个字，不说全，因为谁也不知道该不该信。然后村口公告栏上贴了一张通知，是乡里发的，说鼓励乡镇企业发展。通知的纸很薄，浆糊没抹匀，第二天被风掀开了一角，又被人按回去了。 王威从地里回来看见通知了。他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一会儿。“乡镇企业“——他以前没听过这个词。他在嘴边念了一遍，没出声。 三月中旬他去村委会送水渠的账。村长老刘在办公室里跟两个人说话，其中一个是从乡里来的干部，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黑皮本，说话的时候手在比划。另一个是隔壁村的赵老三，靠墙站着，只带了耳朵。 “叫乡镇企业。“乡里的干部把黑皮本翻开指给村长看。“村里自己办厂，自己卖。农副产品加工也行，砖瓦厂也行。南边已经搞起来了。“ “以前不是不让吗。“村长说。 “现在让了。“ 村长把搪瓷缸子搁在桌上。“那政策，明年又变呢。“ 乡里的干部说这次不会变，说南巡说的。他说到南巡的时候声音突然大了——不是激动，是那种终于有上级文件撑腰的大声。他说完了，村长没接腔。赵老三从墙上直起身来，“让我回去想一下。“ 王威站在门口。他该走了，但他又站了一会儿。乡里干部说的那个词他在公告栏上见过——乡镇企业。 他晚上回到家里把账本翻开了。他把铅笔拿在手里——削得只剩半截的铅笔，拇指在笔杆上来回搓了两下。他把账本翻到背面，在最后一页上写了四个字。 铅笔画在纸上有一点涩。横笔先落，竖笔跟上。“镇“字的结构第一次写的有点散，左边的金字旁和右边的真字中间空了一截。他拿铅笔把间距重新走了一遍——没写新的字，是把“镇“字的架构在脑子里改了。 他把账本合上了。 建国是在课堂上听到的。 政治老师姓周，四十多岁，教了十几年政治课。那天下午他进教室的时候走路比平时快了两步，腋下夹着教案和一张卷着的报纸。他把报纸摊在讲台上——不是往常那种“今天我们来学习“的开头。 “今天不讲课。“他把报纸举起来。“听我说。***同志南巡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后排有个男生在翻课本，手上突然停了。建国坐在第三排——还是第三排那个位置，入学第一节英语课被点名的位置。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周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发光。他说了很多——发展、机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的都是课本里起着的词但比平时讲得要快。他说到“你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的时候把报纸放下，看了一眼教室里的人。教室里没有人动。前排几个城里来的同学在交头接耳，建国左边靠窗的男生拿笔在桌上画了一杠，画完又擦掉了。 建国把老师的话记住了。不是每一句都记住，是记住了“南方“和“机会“，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对他来说还不太顺——南方的机会，他的家在北方。下课铃响了，周老师把报纸卷好夹在腋下，走到门口突然停了一下。“大家回去想一想。“他说完走了。 走廊里几个男生在议论打工的事。“深圳那边一个月能挣两百多。“有人说了一句。另一个说“那坐火车就得五十“。建国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他听见了，没插嘴。他往宿舍走了。路上他想起去年王威在海龙面前说的“地里今年怎么样“——二百多块钱一个月，王威在磨面和水渠之间来回算，一年下来的结余不够一个月的深圳工资。建国把这个数字记住了，但他不知道这个数字有什么用。 海龙的消息是从信里来的。 表叔跑长途的时候顺路捎回来的——一张纸，信封是汽修铺的公用信封，上面印着铺子的地址。信写得短。海龙说他换了一家修理厂，比原来那家大，修的是小轿车和面包车。“这边两条街过去就是火车站，每天从广东来的货车一溜一溜的，车上下来的人穿的皮鞋。“他说那些人不讲河南话，讲广东话。“我听得懂一句——'过海'——就是去海南。有些人到了省城没停，又继续往南走了。“ 他说他现在能独立修化油器的活，能调点火正时。后面说了一句：“这边师傅说，南方修进口车的工资是这里的两倍。“ 信的末尾他问建国和王威怎么样。只有这一句，没有更多。 王威是在村口见到那封信的。王威爹把信递给他的时候说“海龙来的“。王威站在槐树底下看完了——冬天槐树叶子落光了，树根凸在土上。他把信叠好，放进口袋里。海龙在省城看到的那些东西——皮鞋、广东话、去海南的人——离王威有多远他算不出来。他只知道海龙在信里问了他和建国怎么样。他想了半天，没想好怎么回。他连怎么写信都没学过。 三月下旬开始有人走了。 先在村口传出来的。孙家老三——小名叫二蛋，比王威大两岁——把行李袋往肩上一甩，说了句“去广州“。他爹站在院门口骂了一句，没拦。他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娘追了出来，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布包——是烙饼。二蛋把烙饼塞进行李袋里，没回头。 村口围了几个人。老槐树还是那个树，树枝光着，树根上坐了一个老人——是看热闹的。王威从地里回来正好碰上了。他扛着锄头，锄刃上的土还没干。二蛋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脚步很快。 “走了。“二蛋说。 王威在村口站住了。他认识二蛋——小时候在玉米地里一起剥过玉米。二蛋手快，一垄能剥两袋子。秋天收玉米的时候他从垄这头走到那头不带直腰的。现在他背上背的不是玉米袋了——是蛇皮袋，袋子瘪的，只有两件换洗衣服。 二蛋在村口等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冒着黑烟往镇上方向去了——镇上才有火车站，有铁轨通向南边。拖拉机拐过桥头就看不见了，黑烟在麦田上面散了。 王威扛着锄头往回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把锄头靠在墙上——院墙是土垒的，锄把蹭上去的时候掉了一小块干土皮。他把手插进兜里，手指碰到那封海龙的信。信纸已经软了——是他看了太多遍。 他把信掏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海龙说南方修进口车的工资是省城的两倍。他看完把这句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信重新叠好，放回口袋里，推门进去了。 晚上他在账本前面坐了很久。算盘没动，珠子全归在左边。他把账本翻到背面，在“乡镇企业“那行下面又写了一行——“二蛋去广州“。字很小，跟他写正账的字一样稳。 他把铅笔搁在本子旁边，去了院子里。 院子里的月亮是白亮的那种。地里的麦苗在月光下是一片灰绿色。远处铁轨的方向没有声音——火车已经走了。王威站在院子里，手还是插在兜里，拇指按在信纸叠好的边上。院墙外面是村里的路，路上没有人。明天天亮了路上还是会有人的——但不是同一些人了。 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去，关上门。算盘珠子还在左边，没有一颗动过。 第35章 加速 高二下学期的分班通知是三月底下来的。按成绩划——前五十进快班，剩下的留在原来的班上。建国的名次够。他把课桌里的东西收进书包，从二楼搬到了三楼。 新教室窗户朝南，从窗户往外看能看见县城的全貌。 新教室窗户朝南，从窗户往外看能看见县城的全貌——灰的屋顶、窄的街道、远处县政府的院子。在二楼的时候只能看见操场和围墙。黑板上面的墙上新贴了一张红纸——“距高考还有一年“。贴的人把“一年“两个字用粉笔描粗了。建国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不是自己挑的，是按上次考试的名次排的——全班第十二名。 分快班的名单贴出来的时候建国在名单前面站了一会儿。名单上五十个名字，他在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旁边有人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的松了口气，没找到的又找了一遍。建国没继续看。他把书包带子收紧了，上了楼。 快班的节奏比原来快了一截。老师不讲基础了，一节课讲三道高考大题，中间不停。后排有人问问题——问的是老师刚讲过的步骤，问完了，老师没答，拿粉笔把那个步骤在黑板上圈了一下。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了一道——笔记上每一个字都还是端端正正的，但页边角上多了一些他自己画的箭头，把一道题的另一种解法连到课本上的另一道题。 第一次月考的成绩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建国从后排往前走，在第十二名的位置停了一下。他的手指在名字上划了一下——不是确认是自己，是看上面那十一个人的名字。前面几个是县城和镇上的，其中有两个是以前初中快班升上来的，还有一个是老师的孩子。每个人的分数段差三四分——要在下一次翻过一个人去需要多做对一道大题。 他把手从墙上放下来，坐回了位置。 窗外操场上有慢班的男生在踢球。建国往窗外看了一眼——那个球场一年前他还会去跑几圈。现在他只在窗户里面看了。 县城的天到了五月开始热起来。教室里的风扇在头顶转，吹下来的风是温的。 省城的夏天来得比村里早。 海龙蹲在举升机旁边拆一个变速箱的壳体。壳体螺丝锈了，他用梅花扳手套上去，手腕一别一松，螺丝动了。旁边的工具箱上新贴了一块胶布——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海龙“。 铺子上个月来了两个新学徒。一个姓高的、一个忘了姓什么——海龙没问过。两个人都十九二十的样子，比海龙大两三岁。他们来的时候手里拎的不是行李袋，是人造革的挎包，包的侧面塞了一卷纸。高个子的那卷是技校的毕业证。 他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师傅让他们把零件架上的螺帽按型号重新排一遍。姓高的那个蹲下去，先拿卡尺量了一个M8的——然后从架子上准确抽出所有同型号的。海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认螺帽是用手摸——圆的是螺帽、扁的是垫片、带齿的是弹簧垫圈——姓高的不用摸，他看。他看六角螺帽的时候能报出牙距。海龙把手里的扳手换到另一只手上，拇指在扳手柄上蹭了一下。 两个新学徒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学校的事。姓高的说他读的技校在郑州——省城最好的——两年制，出来后算技术员。“现在光有手艺不行，“他把搪瓷碗搁在桌上，“得有本。有本到哪里都是技术员。“ 海龙蹲在旁边吃自己的。饭盒换了——从粗瓷碗换成了铝饭盒，跟建国在县高中食堂用的一样。他把饭和菜拌在一起，筷子在饭盒里搅了两下。身后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是新到的学徒搁在墙边的挎包被风吹倒了。 他晚上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四十瓦的灯泡。桌上搁着一张信纸，压在工具箱下面。信纸上写了三行字——“建国，“——然后是两行刚开了头就划掉的句子。最后一行写到一半:“我现在修的已经不是拖拉机了“。 海龙把笔搁在桌上。他看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信纸从工具箱下面抽出来，揉在手心里——纸团不大，揉皱了以后只有半个拳头大小。纸团掉进墙角那只捡来的铁皮垃圾桶里，在桶底滚了一圈。没有声音。 窗外是省城的夜晚。对面街上一家舞厅的霓虹灯招牌亮着——红蓝绿轮着闪。红色的光照在出租屋的窗框上，停三秒，然后换成蓝的。在村里，天黑了以后只有月光和煤油灯。建国没见过这个。 海龙把灯关了。霓虹灯的红光又从窗户漏进来一点，照在工具箱侧面的扳手上——手柄亮了一下，又暗了。 村里六月又走了两个人。 一个是李家的老二，比王威大一岁，去了福建。一个是钱家的老四，跟王威同岁，去了东莞。走之前都没在村口站——不是坐班车走的，是骑自行车到镇上转火车，一个人，行李袋绑在后座上。王威是从村委的出入名单上知道的——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下一次水渠工料分摊表上了。 王威爹蹲在门槛上，把烟灰往门框外面磕了一下。“走了好。地不够种。“他抽了一口烟，烟头亮的时候照了脸下半截。“早些年下地的都得排队等活，现在地在那搁着没人种了。“ 王威没接话。他蹲在院子里，把算盘搁在腿上，一颗一颗地拨珠子，拨完一行又用拇指把珠子全推回去。算盘珠子归位的咔嗒声在院子里响了一阵，然后他停手了。 他把手搁在算盘上，往院墙外面看了一眼。村路是空的。夏天的太阳把路面晒得发白，路面比前两年更白了一些——走的人多了，土被磨细了。他在心里想了一下——以前走这条路的人多、还是现在多——他没有结论。他只知道路上那些脚印的方向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朝地里去的、朝村里去的，现在有一部分朝着村口外面。脚踩下去的时候带起来的土粒子往桥头那边飞。 他站起来，把算盘放进屋里。桌上的账本翻开在最新一页——上面的“乡镇企业“和“二蛋去广州“还在。他拿起铅笔，在二蛋那行下面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铅笔的笔尖钝了，字的笔画比上午写的粗。他写完了没把铅笔削——他把铅笔搁在本子旁边，看了看本子上这三行字。三个不在村里的人。 窗外的蝉叫了一声。 晚上他在院子里搬了把椅子坐着。椅子是爹做的，四条腿有一条短了一截，坐上去会往左边斜一下。他爹进屋了。头顶的月亮是半边。村路一直伸到桥那边——桥那边还是村子，过了村子才是铁轨。铁轨往南。 他坐在椅子里没动。手搁在膝盖上。虎口上的茧比去年又厚了一层。明天一早还要去锄地——玉米快抽穗了，今年雨水不算好但也不算坏，跟前年差不多。他算了一遍——跟前年差不多。他算了第二遍。 然后他不算了。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站起来，把椅子拎进屋里。 七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海龙又坐到了桌前。 工具箱从桌子底下拉出来了——扳手还在，齐老板给的套筒也在。他从抽屉里重新抽了一张信纸。不是修车铺的公用信封，是他在街口杂货铺买的一本信笺，封面上印着一枝梅花。他把信纸铺平，拿起铅笔。 他写了三个字。“建国。“ 然后他搁下了笔。 窗外霓虹灯还在闪。红灯。蓝灯。绿灯。红灯。 海龙把信纸对折了一下——没有字，只有“建国“和后面一大片空白。折好以后他把信纸夹进了工具箱里——压在扳手下面。工具箱盖子合上了。他关了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省城的夜晚比村里亮——霓虹灯的光从窗帘边上漏进来一条线，细的，在墙上走了三圈颜色。 然后他也躺下了。 第36章 煤油灯的尽头 高三开学那天黑板上重新贴了倒计时。 红纸换了新的——“距高考还有一年“变成了“距高考300天“。贴的人把“300“写得很正，粉笔描了三遍。建国坐在第三排，把倒计时看了一遍。300天。他把手从桌上拿下来，翻开课本。教室里的风扇关了——九月的天用不上了，窗户开着，风吹进来的时候带着操场上沙子地的味道。 高三的节奏从第一节课就定了。 上午四节，下午三节，晚上两节自习。课间没人出去了——以前二楼的时候还有人踢球、有人在走廊上聊天，三楼的走廊下课以后只有接水的人。建国每天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他把今天的卷子按科目叠好，先做数学，因为数学最花时间；然后英语，做完了对答案，每一处错都用红笔在旁边做了记号——记号不大，一个叉，旁边一行小字写错误原因。然后关了灯回宿舍。 宿舍里的铁架床还是高二那张。上铺的人已经睡了，建国把鞋脱了，坐在床沿上又背了十五个英语单词——不是课文里的，是从题库里抄下来的生词。月光从窗户漏进来一点，他把单词本搁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十月底第一次月考的成绩贴在墙上。建国从后排开始找自己的名字——前面还有八个人。他把那八个人的名字看了一遍，把他的分数和第八个人之间的差距看了一遍。六分。他把手指在墙上点了一下——点在那六分上面，不是自己名字上面。然后他坐回第三排。 冬天的天亮得越来越晚了。 早自习六点半，六点天还没亮。建国从宿舍走到教学楼的时候路灯还亮着，路上没有人。教室里已经有一两个人在翻书了——坐在后排的，面前摊着卷子。建国把灯开了，日光灯管闪了几下才亮稳。他把英语课本翻开——三个单元的单词各背了一遍。天亮起来的时候窗玻璃上有一层水雾，他把手在玻璃上抹了一道——外面的操场是灰白的，跑道边上的草结了霜。 十二月的倒计时换了——180天。 贴的人换了一个，数字不是粉笔描的，是用红纸剪好了贴上去的。教室后面墙上那些被撕掉的旧纸痕还看得见，边缘的胶带印子摞了三四层。建国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数字。180天——半年前还是300。他把头转回来，把桌上的数学卷子翻到第二面。 一月中旬志愿预填表发下来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班主任把一叠表格放在讲台上，说回去好好填，下周交。表格是油印的，纸薄，油墨味还没散干净。建国把表格摊在课桌上。第一志愿那一栏的空白格子不大，刚好够写一个学校的全称。他拿铅笔在草稿纸上先写了几个字——省城大学。写完了，他把铅笔放下，又拿起来，在“省城大学“前面加了一个地名——省城两个字后面跟大学两个字。这所大学在他心里存了快三年了——从他第一天进县高中开始，从他在宿舍里听到随身听里的英语磁带开始。他知道省城大学的分不低。 他把油印表格上的第一志愿一栏填上了。纸薄，铅笔一压就透。最后一笔是“学“字的竖钩——他把钩挑起来的时候纸破了针尖大的一个洞。他把表格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纸背隆起来一个铅笔尖大的白点。他把表格重新放好，没擦。 班主任是在走廊上叫住他的。建国从食堂回来，手里还捏着铝饭盒。“志愿考虑好了？“ “嗯。省大。“ 班主任顿了一下。时间不长，但建国感觉到了。“嗯。“班主任说。“省大分不低。“建国把饭盒换到另一只手上。“知道。“班主任看了他一眼，没再说。建国走回教室的时候走廊里是空的，他的脚步在水泥地上踩过去，声音比平时轻。 一月底的信是王威写的。 信封是普通的黄色信封，上面贴了八分钱的邮票。信是从村委捎过来的——村里有人来县城赶集，顺手带到了传达室。建国认出信封上的字——比王威以前的字稳了，横平竖直，每一笔都站在线上。 信纸是两页。第一页是王威的字——村里的事，地里的收成，没提自己。第二页前半还是王威的字，后半是建国娘的话，王威代写的——“你娘说你爹的腰上个月扛化肥的时候犯的老毛病。弯不下腰。说你爹让你别操心好好考试。说等考完了再说。“信纸最后一行是建国娘补加的——“你爹说别让你知道，我想了想还是跟你说了。“ 建国坐在宿舍的床上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从头读到尾。第二遍只读了最后一行——“我想了想还是跟你说了“。他把信纸叠好，放进枕头底下一个铁盒里。铁盒里有入学须知纸条——折痕已经快断了，还有花生纸包空了的旧报纸——海龙折的四角还在。他把铁盒盖子合上，枕头压回去。 窗外路灯的光漏进来，在墙上落了一格一格的窗框影子。他没回信。躺下来的时候眼睛睁着。爹的腰——他脑子里这三字没走，但他没让自己接着往下想。他闭上眼睛，把明天的复习计划从头过了一遍。 二月初建国发现看黑板开始模糊。 不是突然看不见的。是这一行字比上一行字多了一眨眼的工夫——眼珠要重新对一下焦，像用手指调收音机的频。他坐在第三排，离黑板不算远。他把眼睛眯了一下——清楚了。松开——又毛了。他又眯了一下。然后他把眼睛睁开，没有眯——拿手在眼角按了一下，翻开笔记本继续写。 后排的男生凑过来借削笔刀。建国从桌斗里摸出来递过去。“黑板上第三行那个公式你抄的对不——括号里面那个——“建国把笔记本递给他。后排看完了，说“嗯，一样“。 建国把笔记本拿回来。第三行那个公式是眯了一下以后抄的。 他没跟任何人说。 晚上他站在宿舍窗户前面往外看。对面的教学楼窗户是黑的，路灯照在楼墙上。他把远处路灯的灯泡盯着看了一会儿——灯泡边缘有毛刺，光晕比他半年前看到的宽了一圈。他把手举起来，把路灯从手指缝里挡掉——光刺从指缝漏过来少了一点。但他不能举手挡着黑板。 他把窗帘拉上了。 三月倒计时翻到了100。 最后一个月，教室里的安静变了——不是没人说话的那种安静，是所有呼吸都轻了半截的那种。前后排的人翻卷子的声音都慢了一拍。黑板上的倒计时旁边新贴了课表——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两节，排满了。 建国的座位从第三排搬到第二排——老师调的。前排有个男生退学了，空了一个位置。他搬到前面以后发现黑板近了——但那些毛边还在。他比刚开学的时候瘦了一圈，颧骨比以前突出了。 最后一个晚自习的灯是建国关的。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他把自己的卷子收好——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大题做了一半，列出了步骤，答案没算完。他在步骤旁边画了一个小箭头，指向下一行空白——意思是明天接。 然后他把灯关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停住了。走廊上有风灌进来，三月末的晚上还有点凉。他转身回去，从桌斗里摸出了一截东西——白蜡烛，体育委员从器材室翻出来的，本来预备春游用的，春游没去成。他把蜡烛立在课桌左上角，划了一根火柴。火苗晃了一下，稳住了。烛光不大，刚够照亮半张桌面。他把卷子重新摊开，把最后一道大题的下一行空白补上了。 窗外走廊上有脚步声。停下了。巡查老师站在门口玻璃外面——隔着那扇小窗。里面一点烛火，蜡烛边上是一个学生在做题。老师站了一会儿。没进来。走了。 建国没有抬头。 烛火晃的时候他的影子在旁边的墙上也晃。黑板上的倒计时看不到了——烛光太远照不到。他把最后一道题的答案算完，在数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把卷子翻到第一页——从头检查。 窗外是1993年春天的凌晨。树梢上还没长叶子，月光稀薄，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把跑道上的沙子往前推了一点。教室里没有别的光，只有那根蜡烛。烛火跳了一下，又稳了。 建国没有检查完。他把笔搁在桌上，坐了一会儿。面前是蜡烛，烛油沿着蜡烛侧面淌下来一条，在桌面上凝成白色的蜡渍。他把手搁在卷子上，拇指压着最后一道题的横线。然后他把蜡烛吹了。黑暗一下子涌进来。他坐在黑暗里，没动。 第37章 七月 七月七号早上，建国把那件月白色衬衫从枕头底下抽出来。 衬衫洗过了——昨天晚上在宿舍水房搓了两把，晾在床架上，早上还没全干，领口那一块有点潮。他把衬衫抖开，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的浆早洗没了，布料贴在脖子上是软的。袖口的折痕还在，淡了。他把袖子往上卷了一道，卷到手腕上面一点。 准考证搁在枕头旁边。他把准考证拿起来——上面的考号是打的铅字，他眯了一下眼才看清最后三位。他把准考证放进衬衫口袋里。口袋是娘三年前缝的——中考那年缝的，针脚还在，线褪了一点色。 考场设在县一中——不是建国的县高中，是另一所。校门口的铁栅栏开着，门口站了一个戴红袖章的人。建国把准考证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了，走进去。操场上有考生蹲在地上翻书，有的站着，把课本捧在脸前面，嘴在动。建国没带课本。他把手插在裤兜里，站在走廊下面等铃响。 铃响了。教室里的桌子拉开成单排，桌面上贴了考号。建国找到自己的位置——靠窗，第二排。他把准考证搁在桌角。监考老师在前面拆卷子的封条——牛皮纸信封，拆的时候撕开了一道锯齿边。卷子发下来的时候纸是凉的。 建国把钢笔拿起来。笔帽拔开——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开始写。 三天的考试像一个很长的白天。 第二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建国没做出来。他把题目看了两遍，在草稿纸上列了三行步骤——写到第三行顿住了。他把笔搁下，又重新拿起来，在第一行步骤旁边画了一个小箭头——指向另一个方向。没有走通。铃响了。他把卷子合上，草稿纸压在下面。那道大题的空白格还空着最后三行。 走出考场的时候太阳正好在头顶。校门口站了很多人——家长、老师、从镇上赶来接人的。有人蹲在墙根底下哭，旁边的人拍她的背。有人从考场里跑出来，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建国走到校门外面，在墙根下面站住了。他把准考证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的照片是报名时照的，那时候脸比现在圆。他把准考证放回去。手在裤兜里没有抽出来。 太阳晒得路面上的柏油发软。他站在墙根下面没走。旁边有人在跟人对答案——“那道选择题你选的什么——“建国没听。他把脸往太阳的方向抬了一下。眼睛眯着。然后他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往宿舍方向走了。没有腿软，也没有欢呼。就只是走。脚步跟平时一样——不快不慢，鞋底擦着地面过去的时候带了一点沙子。 放榜那天是七月二十六号。建国坐早班车去的县教育局。公告栏还在原来的位置——铁皮框子，玻璃后面贴着一张名单。这次名单上的名字比中考那次少得多。全县考上省城大学分数线的只有四十几个。 建国的手指从第一行往下划。他不敢直接找自己的名字——跟三年前一样，只能一行一行来。第一行不是他。第五行不是。第十行不是。划到第十五行——手指停住了。“张建国“三个字在第十五名——后面跟着分数，比省城大学分数线高了八分。 他把手按在“张“字上面。铅字的油墨被太阳晒了一上午已经半干了——跟三年前一样的触感。但是手指上没有蹭到墨——只按了一下。他把手放下来。膝盖窝里又空了——跟三年前不一样，这次他没有蹲下。他只是站着，手从公告栏上放下来，在裤缝上擦了一下。站了很长时间。 旁边有人在哭，有人在笑。建国没有。他把公告栏上的名单又看了一遍——不是看自己，是看下面的名字。有几个是跟他一起在快班里坐了两年的人——他们的名字在更下面。有一个不在上面。建国把那个人的名字在心里念了一遍。不是庆幸，也不是失落。 他走出教育局大门的时候太阳比刚才更亮了。他往车站方向走，走到一棵杨树底下的时候把手指伸到眼前——五指张开了看了一下，又合上了。 建国回到村子是下午。他在村口站了一下——老槐树还在，叶子还是密密的。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娘正蹲在井边洗菜。她没抬头。 “考上了。省城大学。“建国说。 娘的手在菜叶上停了一下。水龙头还在淌——她把菜叶子从盆里捞出来搁在盆沿上。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考上了。“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不是问，是又说了一遍。然后她转身往灶房走了。走了两步——又回来，把菜盆端起来。“晚上多炒一个菜。“ 王威是第二天下午来的。 建国在院子里听见自行车铃铛响——不是按的，是车在村路上颠了一下，铃铛自己撞了一下。王威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他裤腿上沾着草籽，脚踝上有一道玉米叶划的红印子——还没结痂。他把自行车撑住，没说话，手伸进裤兜里。 掏出来的是一张五十块钱。票子旧了，边角起了毛，中间有一道折痕——是叠了很久的。他把钱放在建国手里。“我攒的。“ 建国的掌心往下坠了一下——钱不重，是手没接稳。五十块钱从手指间滑下去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钱沾了一点土，他拿拇指把土抹掉了——抹的时候手指在纸币中间那道折痕上又用力折了一下。 “省城比县城远，“王威说，“多带点。“ 建国把钱对折了一下，放进衬衫口袋里。口袋是娘缝的——中考那年缝的，针脚还在。“嗯。“ 王威推着自行车转了个身。车轱辘在院子里的土上碾了一道印子。他骑上车，脚蹬踩了两下——腿抬起来的时候裤腿往上提了一截，脚踝上的红印子又露出来了。自行车拐过村路弯口，铃铛又响了一声，然后远了。 建国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钱。纸票在指腹下面有一点硌——折痕的地方比别处硬。 通知书是八月初到的。 邮递员的自行车停在院门口，他从帆布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印着红色的校名——省城大学。建国在院门口拆开信封的时候娘从灶房里走出来，手在围裙上擦着。 通知书是一张硬纸。建国把它摊在手上。纸上有字——他被录取了，专业是政治教育系。他把纸翻过来——背面是新生报到的注意事项。报到时间是九月一号。 娘站在旁边，看着那张纸。她不认识字。但她看见了上面盖的圆形红章——印泥是鲜红的，章面盖得很平，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她伸出一根手指，在红章旁边指了一下——没碰到纸，指头在纸面上方半寸远的地方停住了。然后她把手收回去，在围裙上擦了擦——围裙是干的。 “给你爹看。“ 建国走进堂屋。爹坐在椅子上——他的腰最近犯得厉害，站起来的时候要拿手在椅子扶手上撑一下。建国把通知书放在他手里。爹把纸接过来，摆正了——纸是横向的，他转了一下，转成竖的。看了看正面。翻过去看背面。又翻回来。正面那个红章他看的时间最长。他拿手指在章上按了一下——不是摸，是按，像按一个手印。然后把手指收回来，指尖上没有印泥。 他把通知书放在桌上，站起来——手在椅子扶手上撑了一下，背上绷了一下。然后他把通知书拿起来，走到柜子前面，把纸平着搁在柜子顶上——柜子顶上平时放着户口本和土地承包证。他从柜子抽屉里翻出一块干净布，蓝布的，原先用来盖酱缸的。他把布抖开，盖在通知书上。布面的四个角被他按平了。 然后他转身。从堂屋走到灶房门口的时候把一只手撑在门框上——腰又绷了一下。他没停，走进去了。 建国站在堂屋里。柜子顶上的蓝布被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打透了——布纹底下能看见一个模糊的红印子轮廓。他没有去掀开布再看一眼。 他转身走出堂屋。院子里娘蹲在井边又开始洗菜——还是那盆菜，还是那个姿势。阳光从老槐树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地上，晃了一下。 建国站在院子里往西边看了一眼。老槐树的方向。树看不见——被屋脊挡着。但他知道树在，叶子还在响。他把手伸进衬衫口袋里——手指碰到那张五十块钱，折痕还在。他把手抽出来，往灶房走了。 第38章 出师 九月的省城天开始凉了。铺子门口的杨树叶子往下掉，风把叶子从树底下吹到卷帘门旁边堆着，每天早上开门的时候要拿脚拨开。 海龙蹲在举升机旁边，手里拿着油底壳螺丝——拧紧、再回半圈、再紧到位置。他做这个动作已经不用想了，手腕知道什么时候到。师傅从工具箱旁边走过去的时候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不是夸奖——是让他往旁边让半寸。 “从明天起你的工钱按师傅算。“ 海龙把螺丝拧完，扳手搁在地上。“嗯。“ 师傅没再说什么。他端起他那搪瓷茶杯喝了一口——盖子上还是那块胶布，三年前的。海龙在铺子里学了三年。三年前他坐上表叔的卡车副驾驶从村里到省城，路边的杨树叶子蒙了一层灰。三年后他的手跟三年前不一样了。虎口旁边的疤还在——扳手打滑蹭的，粉色的。指甲缝里那条黑线三年没褪。不是没洗掉，是油渗进指纹里了。他现在不需要摸零件架了——零件在自己的工具箱里码得整整齐齐，闭着眼睛能抽出正确号数的套筒。 但师傅那句话他听进去了。按师傅算。这三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一下，没停。 十月中旬海龙接了第一个独立派的活。 是一辆面包车，变速箱从二挡进三挡打齿。车主把车停在铺子门口，说师傅介绍他来的。海龙把工具摊开的时候师傅在旁边看了两眼——不是看对错，是看流程。海龙把变速箱壳体拆开的时候手上没有犹豫，每一个螺丝的松紧顺序都是对的。 变速箱壳体打开以后里面的同步器齿圈磨平了。海龙蹲在地上拆了两个小时，午饭没吃。把新的同步器齿圈装进去的时候拿手指在齿面上走了一圈——确认没有毛刺。然后把壳体合上，螺丝按对角线一顺一顺地吃紧。装完以后他把车打着了，踩离合挂挡——二挡进三挡的时候发出一声干净的啮合声，没有打齿。 车主的夹克衫上别着一支钢笔。他绕到车前盖旁边听完那声啮合。“手艺不错。“海龙把手在抹布上擦了一下。师傅站在后面，没凑过来，等车主付了钱走了以后才说了一句:“他自己干的。“ 海龙把扳手放进工具箱里，蹲下去把工具箱拖回墙角。手在工具箱的盖子上停了一下——盖子上新贴了一块胶布，圆珠笔写的“海龙“两个字已经旧了，胶布的四个角翘起来，他又按了一遍。 表叔的来信是十一月到的。信是从深圳转过来的——表叔把车队开到了南边，说那边的路比北边宽。信封的邮票是一张新式的，画面上的楼比省城最高的楼还高几倍。海龙蹲在出租屋门口拆的信。 信上表叔的话还是老样子——短，不客气，末尾才有一句有用的。那些港资的、合资的修理厂，很多都在深圳，进口车的配件好弄。工资是省城的两倍。“那边缺人手，你会修进口车的话。你这手活行。“ 海龙把信看完了一遍。他把信翻到背面——背面没有字。他站起来，走进屋里，在床沿上坐下来。又把信看了一遍。这次看得比第一次慢，手指在“两倍“两个字的旁边停了一下——那根手指的指甲缝里还是黑的。 他把信放在枕头下面。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来——不是看，是叠。他把信纸按原来的折痕折好——折痕是表叔寄的时候折的，他对齐了以后又叠了一次，边角压平。然后把信压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还有别的——一张纸，没有字，只有“建国“两个字在上面，下面是一大块空白。是去年写的那张信纸，折了好几次了。他把表叔的信和那张空白的纸并排放好。枕头重新搁上去。他躺下来，眼睛睁着。窗外霓虹灯的红光照在床脚的工具箱上。过了很久翻了一个身。第二天早上把工具箱拎起来的时候表叔的信没从枕头底下拿。 十二月初海龙骑了四十分钟自行车到了省城另一边。 那家修理厂比他待了两年多的铺子大一倍。车间里有两台举升机，墙角堆着的轮胎全是新的牌子——上面有洋文。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人蹲在发动机舱前面，手里拿的不是扳手，是一个海龙没见过的小仪器。新老板坐在办公室里的转椅上，办公桌上摊着一本电话簿。他看了一眼海龙——看手，看脚边的工具箱，看肩膀的宽度。 海龙把推荐信放在桌上。信是一张纸，师傅写的——不短，字是圆珠笔写的，每一笔都下手很重。新老板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信末尾师傅的名字。他把信放在桌上。 “先试一个月。“ 海龙把信拿起来，叠好，放回工具箱侧面的口袋里。工具箱侧面的口袋里还有一把扳手——齐老板给的，手柄被他的手磨光了——还有齐老板给的工具袋，边角磨出了线头。这些是他在省城从头开始的全部家当，现在多了一封师傅写的推荐信。 晚上他在出租屋里把工具箱打开。灯光是四十瓦的，从他来省城的那天晚上到现在没换过。他把推荐信从侧面口袋里抽出来——放在每一层抽屉的最上面不合适，因为上面已经放满了东西。他把信垫到工具箱最底下那层，压在铁盒子上面。铁盒子里搁着他的私人物品——不多，几样东西。铁盒盖子上有一颗螺帽。 这颗螺帽是三年前表叔从拖拉机高压油管上拧下来给他的——那时他手还没有茧，把螺帽放在手心里掂了一下，铁的，凉的，六角面上有一点锈。螺帽的六角面上有一点锈，旧机油干了以后结了一层深色的膜。他把螺帽拿起来，拇指和食指捏着，对着灯泡看了一下——螺纹里的油垢还在。他把螺帽放回铁盒盖子上，然后把推荐信平铺在螺帽上面。信纸比螺帽大很多，把螺帽完全盖住了。 他把铁盒盖子合上，再把工具箱的每一层抽屉都推进去。最上层是套筒，第二层是扳手和螺丝刀，最下面那层是铁盒子——里面是过去的东西。他蹲在地上，两只手搁在工具箱的盖子上——盖子的铁皮已经凹了一个小坑，是他去年搬工具箱时撞在举升机柱子上碰的。他的手指在那个小坑上停了一下。然后盖上盖子。扣子嗒的一声搭上了。 窗外霓虹灯灭了又亮。省城天黑得早，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明天是新厂的第一天。 海龙站起来，把工具箱拎到后门口——后门边上的墙根是工具箱搁了一年的位置。他把工具箱靠着墙放下。墙上的灰蹭了一块在工具箱侧面——蹭在胶布上“海龙“两个字的旁边。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片灰，没擦。然后他推门出去，往街口走了。街口有盏路灯，下面是卖馒头的摊子。他走到摊子前面站了一下。 “两个。“ 他把馒头接过来的时候馒头是热的。塑料袋被热气蒸得发软。他拿着馒头往回走——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街上的风是冬天的风，从他来省城那年开始，每年冬天都是这个风。他拿了三年的工钱从明天起变了。工具箱搁在后门口，墙根的影子遮住了它的一半。 他咬了一口馒头。然后推门进去了。 第39章 1994 1994 年春节建国没有回村。 省城大学的宿舍楼空了六层，只剩二楼靠楼梯那一间还有人。建国把寒假零工排满了——白天去离学校三条街的一家粮油店帮人卸货，晚上回来的时候肩膀上的印子跟当年王威扛完锄头一样，红的一道，睡一觉第二天变紫了。除夕那天他给店里卸了最后一批米，老板多给了十块钱。他拿着钱在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去邮局买了信封和邮票。信写到一半搁下了——“爹，娘，今年过年不回去了。这里——“后面的话没想好怎么接。他把信纸折起来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那个铁盒——入学须知纸条折得快断了，花生纸包上盐粒子早干了，王威写的信叠在最上面。 窗外有人在放炮仗。省城的炮仗比村里的响——在楼与楼之间弹回来，炸了两遍。建国把窗帘拉上了。宿舍里的暖气片是凉的——寒假期间学校停了供暖。 春天开学以后建国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不是看书——是把还回来的书按编号插回架子上。图书馆的书架是铁的，五层，跟他记忆里海龙在汽修铺摸的那套零件架一样高。他把书一本一本推进书脊之间，推的时候手指在书脊的编号上走一遍——确认没放错。每个月二十块钱，够吃饭。 食堂里那个粗瓷碗早就不用了——去年冬天磕掉了一个豁口，建国换了铝饭盒。但还是有人在用粗瓷碗——新一届的大一新生从各乡各村考上来，坐在食堂角落，手里端着一样的碗，碗边有一道裂纹或者一小片磨掉的釉。建国从他们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多看。他吃完饭把饭盒洗干净，扣在宿舍窗台上沥水，然后去图书馆上工。 夏天的傍晚建国在学校操场边上坐了很久。手边搁着一封信——是王威从村里寄来的。他没有拆开——不是不想看，是操场上没有灯，看不清字。他把信拿在手里翻了一面，信封上的字还是王威的笔迹——比以前更稳了，横笔收得比以前利索。他把信放进口袋里，准备回宿舍再拆。站起来的时候往操场西边看了一眼——那边的围墙上有一排杨树，树叶被晚风吹得翻了过来，露出白底。他站了一下，然后转身往宿舍走了。 信上说村企批下来了——做粮食加工。王威在信里没多说，只说“批下来了“三个字，然后列了一串数字——机器的型号、功率、价格。建国看完信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在王威那年给的五十块钱上面。钱还剩二十几块。 夏天王威第一次穿了西装。 西装是他哥的——他哥在镇上给人开货车，结婚那年做的，只穿过两回。袖子长了一截，王威把袖口往里卷了一道，从外面看不出来。他去乡里开会那天早上在水缸旁边照了一下——水面上的人穿着不合身的灰西装，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他到了乡政府门口的时候把领口又按了一遍——领子是硬的，浆过的。 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每个村的代表都有。王威是最年轻的一个。他坐下的时候把文件夹放在桌上——里面是村里的粮食加工项目申请、预算表和半年的出勤记录。乡里的干部让他发言，他站起来，把预算表上的数字念了一遍。念到“预计年收入“的时候顿了一下——下面有人在翻纸。他把那个数字又念了一遍，这次没有顿。坐下去的时候西装后背湿了一块。走回乡里车站的路上，他把西装脱下来搭在胳膊上，袖口那道卷边松了，耷拉下来一截。他没注意到——他在算刚才念的那几个数字，哪一个还需要再跑一趟县里。 秋天海龙修了厂里第一辆进口车。 三菱帕杰罗。奶白色的车身，右舵——方向盘在右边。车主是从福建开过来的，说这车在南方已经跑了好几年了。厂里没人敢碰。海龙站在车前面看了一会儿，把工具箱拎过来。打开发动机舱的时候他手停了一下——舱里的布局跟国产车完全不一样。发动机横着放的，进气歧管的走向不是他脑子里那张图。他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然后弯下腰，从最外面的管路开始一根一根往上摸——手指顺着管路的走向走，走完一根在脑子里给它编一个号。管路走完了走线路。线路走完了蹲在轮胎旁边看悬架。 他在这辆车前面蹲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饭没吃。下午两点他把工具摊开，开始拆。拆下来的螺丝按顺序排在硬纸板上——每一颗旁边用粉笔画一个圈，圈里标上序号。粉笔是跟厂里会计借的。拆到第三天下午，他把最后一个螺丝拧回去，打火——发动机转了，响声是闷的，底盘下面那个漏油的点干了。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车主绕到车前面又听了一遍。“这车南方才有人会修。“ 海龙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他在工具箱前蹲了一会儿。铁盒里那颗螺帽还在——表叔给的，压在三年前师傅写的推荐信下面。他把螺帽拿起来在拇指上转了一下，放回去。盖子合上了。窗外霓虹灯还是红蓝绿轮着闪。省城的天到了十月就凉了，他把床上的薄被子换成了厚的那床——还是娘缝的那床，针脚还在。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建国在省城街头看见了一块路牌。 他刚从邮局出来——给家里寄了信，说寒假还是不回去了，学校有实习。路牌是蓝底白字，挂在路边一根水泥杆子上，箭头往右指——“海龙汽修——前方 200 米“。字是用油漆写的，不是打印的。油漆沿着笔画淌过一道痕，干了以后留了一条细的突起。箭头旁边画了一个扳手——歪的，两个叉不一般长。 建国站在路牌下面。风从街口灌进来，他把手往棉袄口袋里插了一下——口袋底是破的，手指从破洞里顶出来，碰到的也是风。海龙在省城——他一直知道，但他不知道在哪。现在知道了。路牌往右指的那条巷子不深——能看见巷子尽头有一盏灯，是修车铺那种挂得很低的灯，灯光是白的。 他在路牌下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指从破口袋里抽出来，转身往左走了——回学校的方向。地上的雪化了一半，踩上去是水。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不是看巷子，是看路牌上那个歪的扳手。海龙画的。然后他继续走了。没有进去。 1994 年最后一天三个人在三个地方。 建国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书少了一层——学生们都回家了，还书的人少了。他把最后一本还书推进架子里，手指在书脊上按了一下——编号是对的。然后他把手推车推到角落里，关了灯。阅览室里没有人了。窗户外面是省城——路灯从东边亮到西边。他把棉袄裹紧了一点。桌子上的台历翻到最后一页——十二月三十一号，下面是他用铅笔写的一个字：寄。信还没寄。他把台历合上了。 王威在村企厂房里。机器停了三天了——年前加工的粮食已经运走了。他一个人蹲在地上，拿扳手把传送带的螺丝紧了一遍。扳手不是海龙那种——是水管工用的那种活口扳，手柄上缠了黑胶布。他把螺丝拧完，站起来，走到墙角那台旧柴油发电机前面。发电机是二手买的，发动的时候冒黑烟，每次都要拉七八下。他伸手在发电机盖子上拍了拍——不是检查，是手想碰一下。厂房外面的雪停了。他把灯关了，把门锁上，踩着雪往家走。 海龙在修理厂。最后一个客人下午来取车，取完以后厂里没人了。他把工具箱打开——每一把扳手拿出来擦了一遍，擦完按顺序放回去。最上层是套筒，第二层是扳手和螺丝刀，最下面那层是铁盒子——盖着螺帽和推荐信。他把铁盒打开看了一眼。螺帽还在。信还在。空白信纸——他只写了“建国“两个字的那张——还在。他把铁盒合上，工具箱的每一层抽屉都推进去。然后关了灯。修理厂的卷帘门拉下来发出一声闷响。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下——对面的霓虹灯灭了，街上没有人。然后他往出租屋走了。 1994 年过去了。 建国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远处有炮仗响。王威推开家门的时候门轴叫了一声。海龙在出租屋里把被子拉上来——娘缝的那床被面洗了三年了，蓝布的颜色淡了一些，但针脚还是在的。窗外有人在放烟花，光打到天花板上亮了一下就灭了。 三个人都没有在跨年那一刻想到彼此。但他们都做了差不多的动作——把灯关了，把门带上，把被子拉上来。好像1995年来了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仪式。 就是过了一年。 第40章 西装 村企的机器从正月十六开始响，响到四月底没停过。 王威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厂房。他把电闸推上去——机器嗡一声，传送带开始在滚轴上转。然后他蹲到那台旧柴油发电机前面，把油门手柄往里推两格，听声音——转速够了。这台发电机是二手的，发动的时候冒黑烟，王威拿扳手在排气管接头的地方紧了两遍，黑烟少了。他蹲在发电机旁边，把当天要加工的粮食看了一遍——哪家的麦子、多少斤、分几批。然后他走到墙角那张桌子前面，翻开账本。厂房的账本跟他村里的账本不是同一本。这本的封皮是红色的，第一页写了三个字——“加工厂“。 四月底第一季度的账出来了。王威算了两个晚上。算盘珠子在厂房里响到天黑——入项是加工费，出项是电费和柴油和零件损耗。入项扣掉出项，还剩两千三百四十六块。他把笔搁下，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一季度结余“。他在数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手指按在横线上停了一下。去年下半年机器刚装上，调试加试产，入不敷出——到今年才算稳下来。这是村企账上第一笔真正算得上的利润。 第二天他去乡里送报表回来的时候，在村口碰见他二婶。二婶说：“听说厂里挣钱了，家家户户是不是该分一下。“王威说还没定。二婶说：“以前生产队打粮都是按户分，你爹那一辈也是这个规矩。“王威没接话。二婶走了以后他站在村口看了一下槐树——槐树的旧叶子还没掉光，新叶子已经冒尖了。 风声比会议跑得快。王威还没召集族老，几家人的意见已经从不同方向传到了他耳朵里。一派是老辈人——“按户均分，王家几辈子都是这个规矩。“一派是参与了加工厂日常劳作的几户——“我们干了那么多的活为什么要跟没干活的分一样。“两派没有直接吵架——农村不这样吵。但赶集的时候互相不打招呼了，水井边碰见一个人，另一个人就把水桶换到另一个井台上去打。 王威决定开会。 会是在五月初的晚上开的。地点在王威二爷家堂屋——二爷是族里岁数最大的。堂屋里摆了八把椅子，从门口到供桌下面排成一个圈。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闪了几下才亮稳。王威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是账本、出勤表和三个月的计件单。 他把布袋子放在八仙桌上。然后从袋子里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先出账本，再出出勤表，再出计件单。三样东西依次摆在桌上，摆齐了。出勤表是用圆珠笔画的横格纸，每一格里填着一个人名和一个日期——某人某日某时在岗、加工的什么活、重量多少。三个月下来，画了六张。有些人的名字密密麻麻排在每一格里，有些人的名字只出现三四次。 二爷坐在供桌旁边那把太师椅上。椅子是旧木头做的，靠背磨得发亮。他把出勤表拿起来，凑到眼前——眼睛花了，看了半天，放下来。然后他看了王威一眼。 “按户分。“二爷说。声音不大，但屋子里没有别的声音。 王威把计件单推过去。“二爷。这三个月的干活的记录全在这儿。谁干了多少天、干了什么活、加工的斤数——每一笔都有。按户分的话，第一是没有干过一天活的也在户里，第二是——“ “第一是什么。“二爷没看他，看的是桌角。“王家几辈子都是按户分的。你爷爷当年分粮食是按户，你爹分地也是按户。到你这就变了？“ 王威把出勤表上“三个月在岗天数合计“那一栏指给二爷看。“二爷，不是我要变。是机器在那搁着，机器不吃大锅饭。“ 二爷把出勤表往桌上一搁。纸在桌面上滑了一下，碰到算盘才停住。 “机器是你买回来的。规矩不是你一个人定的。“ 屋子里另外几个老人点了头。靠墙坐着的三叔公把手里的烟袋在凳子腿上磕了一下——不是说话，是磕烟灰。坐在窗户下面的王威堂哥看了一眼王威手里的出勤表，又看了一眼二爷，没说话。堂屋里静了几秒。日光灯管的镇流器在嗡嗡响。 王威把手从出勤表上收回来。他翻开计件单——最下面一排是他用铅笔算的汇总——每个参与加工的人三个月累计的工时和对应的产量。“按劳分的话，干得多的多分，干得少的少分，没干的按投入的机器本钱给固定的——“ “那就得让不干活的人拿得少，“二爷打断他，“对不。“ “对。“ 二爷把手搁在椅子扶手上。那只手是种了一辈子地的手——指节粗，手指上全是裂口。“咱王家从你太爷爷那一辈开始，不管收成好坏，每家分到的一样多。年成好的时候一样多，年成不好的时候也一样多。饿的时候一起饿，饱的时候一起饱。那时候要是有人按谁干的活多来分粮，你爷爷那一辈有一半人过不了那个冬天。“ 王威低头看着桌上那张出勤表。表上的名字有些在二爷家的户头下——二爷的儿子儿媳都在厂里干过活，出勤率排前三。 “二爷，“王威把声音放低了，“那时候是那时候。那时候地是大家的，粮也是大家的。现在是机器是村里集资买的，但活不是每户都干了。“ “集资的时候你是带头人。“ “对。所以我才要把账算清楚。不然谁投了钱谁没投、投了多少——以后更扯不清。“ 二爷没说话。他把王威推过来的出勤表又拿起来，看了很久——不是看数字，是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日期。三叔公把烟袋锅子重新装了一锅烟丝，划了一根火柴。火柴头在砂纸上擦了两声才着。他抽了一口，把烟吐出来——烟往天花板上飘，日光灯管的周围绕了一层薄薄的青雾。 “试一年。“二爷把出勤表放下来。他的手在纸面上按了一下，纸上多了一个干手印。“按你说的办法试一年。明年这时候看——要是比今年差，就按老规矩来。“ 王威把出勤表从桌上捡回来，按原来的折痕折好，放回布袋里。布袋的口子系紧了。“行。“ 会散了。老人们一个一个站起来。二爷最后一个走——站起来的时候太师椅嘎吱一声。他没跟王威说话，从王威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拿手在王威肩膀上拍了一下——拍得很轻，手落上去的时候轻，收回来的时候更轻。然后他走到门口——门框矮，他低头的时候颈后的皮肤叠了两道褶。 堂屋里只剩日光灯管的嗡嗡声。王威一个人站在桌前。他把桌上的算盘清了一遍——珠子归了位，然后关了灯。 院子里月光很亮。王威走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爹蹲在门槛旁边。烟头在黑暗里亮着——还是那个姿势，从他十几岁开始就没变过。 “你刚才说的话，“王威爹把烟头在门框上按灭了，“你爷爷当年也说过。“他把烟头丢在地上，拿鞋底碾了一下。“没做成。“ 王威爹站起来。从王威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没有拍他的肩膀。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不是回头，是站住。“后来你爷爷就不说了。“ 他走进去了。门在他身后虚掩着——门轴叫了一声。 王威站在院子里。月光在水泥地上铺了一片。他把西装前襟上沾的一根线头扯掉了——这件西装是他哥的，袖子长一截，领子是浆过的，开了一晚上会，浆被汗浸软了。他把线头搁在手指上看了一眼——灰的，跟他哥当年结婚时的西装颜色一样。他把线头放在掌心里，手指合了一下，然后松开了。线头被风从掌心里吹走了。 他往厂房的方向看了一眼。厂房黑着，机器停了，那台旧柴油发电机蹲在墙角——明天早上七点他还会推上电闸，传送带还会转，机器还会响。他在院子里蹲下来——今天没扛锄头，虎口上的疤还在，月亮照在上面是白的。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然后他推开院门，往屋里走了。 第41章 省城的教室 成绩单贴在教学楼一楼公告栏上。 建国站在人群外面等了一会儿，等人散得差不多了才走过去。名单是按学号排的，他的手指从第一行往下数，数到自己的名字，停住。 十一名。 手指在那一行停了两三秒，然后收回来，插进裤兜里。公告栏的玻璃右下角有一道裂纹，他的影子在裂纹里断开半截。 旁边还有两个男生在看成绩，其中一个用胳膊肘撞了撞另一个：“走了走了，食堂去晚了没菜。“建国等他们走远了，才从兜里掏出笔，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抄了自己的分数。折起来的时候折痕没对齐，他又打开重新折了一遍，放进上衣口袋。 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窗外的梧桐叶子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里抖。他站了片刻，往楼梯口走。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几乎没有声音。 他在中文系借书处排了半天队，轮到他时把书证递过去。管理员翻了翻：“《现代政治思想史》？这本书就一本，被你们系一个老师借走了，下个月才还。“ “那《西方哲学史》呢？“ 管理员查了一下卡片：“在库，你等一下。“她转身进了书库，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把一本封面边角磨白了的书放在柜台上。建国翻开扉页，借书卡上前面只登记过三个名字——都是同一个人。他认识那个名字，隔壁班的，父亲在省政协。 他把书夹在胳膊下，穿过阅览室往门口走。阅览室靠窗那排桌子坐着几个人，桌上摊的不是课本——是打印出来的材料，纸面比学校发的讲义干净得多，有些页角还带着复印时的黑边。一个女生用红笔在上面画线，旁边放着一沓订好的试题。试题封面上印着“内部资料“四个字，下面一行小字：仅供本校教职工使用。 建国的脚步慢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些东西他知道有，但不知道从哪来的。没有人说过不能看，也没有人说要给谁看。它们就这样出现在一些人的桌上，在另一些人面前不出现。 外面起了风。他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沿着操场边的小路往宿舍走。操场上有几个体育系的在跑步，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远处锅炉房的烟囱正往外冒烟，灰白色的，在灰白色的天空底下很快就分不清楚了。 宿舍门没关严，里面有人在说话。 “反正我爸说那个单位还行，“老周坐在上铺，腿垂下来晃着，“一个月工资不高，但是有编制——暑假先去混个脸熟，毕业了直接分过去。“ “你那个好歹在省城，“下铺的刘志强靠着被子，手里翻一本《读者》，“我二叔帮我找的那个在县教育局，我都不想回去。回去了就出不来了。“ “那也比自己找强。你听说了没？上一届中文系的有个人毕业分配去了下面乡里的中学，到现在还在那个乡里。“ “至少你俩都有地方去。“说话的是赵卫东，坐在靠窗的桌子前面，面前摊着考研英语词汇。他没有回头。 建国推开门进来。老周低头看了他一眼：“老张回来了？成绩看了没？“ “看了。“ “怎么样？“ “还行。“他把书放在自己床上，弯腰脱鞋。鞋带系得紧，他解了一会儿才解开。老周没再追问。 赵卫东转过来：“你暑假什么打算？回村？“ “还没想好。“建国把鞋放整齐，抬起头。“你呢？“ “考研。不考研能去哪。“ 刘志强把《读者》翻了一页：“老张你们村不是搞了个什么……村企？你那个兄弟不是在弄？“ 建国顿了一下，然后说：“嗯，他在弄。“ “那你回去正好看看呗。“ 建国没有接话。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汽，外面的人影和树影模糊成一团。他把《西方哲学史》翻到目录页，看了一遍，又从第一页开始翻。 晚饭他一个人去的食堂。不是不想和室友一起吃——他们在讨论晚上打牌——是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食堂里人不多了，他端着铝饭盒在靠门口的位置坐下。馒头是凉的，菜里的油已经凝了一层白色的膜。他把馒头掰开，蘸着菜汤吃。 王威上次来信是十月份的事。信里说村企的营业执照批下来了，面粉加工和饲料加工都开始做，第一个月的账目还没算出来。又说爹在村企里管仓库，干得挺踏实，不像以前那样整天闷在屋里了。信的末尾问他在大学里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他把那封信压在枕头底下的五十块钱上面。五十块是王威随信寄来的——“不是借，是给你用的。“ 回信写了好几次都没写成。 第一回是成绩出来之前，他写了三行就撕了。第二回是成绩出来那天晚上，他在宿舍人都睡了以后，借着走廊里漏进来的灯光写了大半页，第二天早上看了觉得不对，又揉了。今晚是第三回。 他拉开抽屉，拿出信纸，拧开钢笔。 “威哥： 收到你的信，一直没回，事情多。 村企批下来了，很高兴。爹在那边干得好就更好了。“ 笔停住了。钢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墨点，越来越大。他抬起笔，看着那个墨点渗进纸里。 他想告诉王威自己排了第十一名。想解释这不是自己不努力——他每天晚上图书馆关门了还在宿舍走廊背外语单词——但有些东西不是努力能解决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内部资料，那些别人家里帮忙联系的单位，那些他连听都没听说过的门路。 他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些东西。 它们不是欺负，不是歧视，甚至不是不公平。它们就是存在，像空气一样存在。你呼吸不到不是空气不够，是你站的地方不一样。 他把笔放下，看着写了一半的信纸。墨点已经干了，周围皱了一小圈。他拿起信纸，折了一道，停住，又打开——这次没有揉掉，只是放回了抽屉里，压在王威那封信的上面。 窗外有人走过，踩着落叶，沙沙的声音从窗下一直响到路口，然后消失了。 三月快结束的时候，省城下了一场雨。不是那种哗哗的雨，是细密的、刮在脸上像针尖的那种。建国从图书馆出来，沿着学校外面那条街往回走。 街上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地上，扳手在手里转了两圈，往车轮的辐条上试了试。扳手碰到辐条的时候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叮。 建国的脚停了一下。 然后他继续走。雨落在他的头发上，聚成水珠，顺着鬓角往下淌。 他想起高二那年夏天，海龙说要去省城学修车。说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省城的修车铺有多大，他没想过，但省城两个字本身已经够了。后来海龙真去了，在省城一家汽修店当学徒，后来又自己开了店。建国看到过那个路牌——“海龙汽修——前方200米“——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了。 他没进去。那次是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这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过。没跟爹说过，没跟王威说过，也没在给海龙的信里写过——他后来也没给海龙写过信。 雨越下越密。他把外套上的帽子翻起来戴上，加快了步子。 五月中旬，系里贴出了毕业班的分配去向。一张大红纸贴在教务处的玻璃窗外面，名字后面跟着单位——省直机关、市属中学、县教育局。建国经过的时候看了两眼。有个人名后面写着“待分配“，三个字比其他的字看起来更黑一些，可能是写的人用力重了。 走廊尽头那面墙上挂着优秀毕业生照片。黑白照片，每个人都在笑，或者不笑——但都看着镜头。没有人皱眉，没有人看起来像有过什么难处。建国站在照片前面，从左往右看了一遍。 他不知道四年后自己的照片会不会也贴在这面墙上。就算贴上了，他能不能也笑得这么从容——这个问题他还没想清楚。 上课铃响了。 走廊里的人开始往教室方向涌。他被人流推着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照片里的人还在原来的位置上看着他，或者看着别的什么东西。他转回去，跟着人流往前走，布鞋底磨薄了的地方能感觉到水磨石地面的凉意。 他没想好。但他知道今天晚饭后还有一封信要写——不写给王威，写给家里。爹上个月来信问暑假什么时候回去，能不能帮忙买点化肥带回来，省城的价格比县里便宜。这封信他得回。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第42章 进口车 那辆丰田皇冠在举升机上停了两天。 厂里的师傅都来看过。空调不制冷，电路图贴在车门上，六个人轮着看了一圈，没人敢碰。老板从外面请了个电工来，那人打开引擎盖看了二十分钟，撂下一句话：换总成。两千块。车主把车钥匙拍在老板桌上——“换了就行。“ 老板没应。他走到外面抽了根烟，回来的时候看见海龙站在皇冠的引擎盖前面，手电咬在嘴里，手指在保险丝盒上摸线路。 “你看得懂？“ 海龙把嘴里的手电拿下来：“试试。“ 老板看了他一眼，走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海龙蹲在车前盖下面，从上午一直蹲到下午两点。电路图上有三根线接到压缩机——他顺着这三根线往回走，一根一根地用万用表测。车间里的电风扇嗡嗡转，他脖子后面的汗流下来浸进领口里。午饭他没吃，别人在遮阳棚下面扒饭的时候他还在摸线。 问题不在压缩机。一根地线在防火墙后面的弯角处磨破了皮，铜丝露在外面，碰到车体的时候短路——空调压缩机自我保护跳掉了。他在工具箱里翻了一截电线出来，把破损那段剪掉，焊了一截新的，缠上胶带。然后从一个小铁盒里翻出一个电容——不是原装的，是他从一辆报废车上拆下来一直没扔。 他把电容焊上去，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朝驾驶室探进半个身子，拧了一下钥匙。压缩机“咔“一声吸合的声音。他把空调出风口的百叶窗拨了一下，冷气吹在脸上。 遮阳棚下没人说话。 车主是下午三点来的，穿一件灰色夹克，手里拿着大哥大。他绕着皇冠走了一圈，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关上门窗等了两分钟。再出来的时候，他脸上多了一个笑了。 “你这手艺——“他看了看海龙手上还套着的线手套，手套食指上烧了个洞。他没有把话说完，转身对老板说，“比外面那个电工强。“ 老板笑了一下：“他是我们厂里的。“ “你这手艺在这干活可惜了。“ 车主走的时候按了一下喇叭。皇冠的引擎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车身平稳地滑出修理厂的水泥地面，转进路口后消失。 海龙把手套脱下来，在手上折了两折，塞进工具袋里。他蹲在水龙头底下洗了把脸。水是冰凉的，从后脑勺流进领子里。他洗完脸直起身，看见老板在小屋门口的凳子上坐着，端着茶杯看他。 “下午还有一辆桑塔纳，刹车片该换了。“ 海龙应了一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往桑塔纳那边走。经过老板跟前的时候，老板没说什么。他也没停。 晚上他在出租屋里算了一笔账。 铁盒从工具箱最底下拿出来。盒盖有点瘪——是刚到省城那年在黑修理厂干活时摔的，一直没换。里面的东西按固定的顺序码着：一颗螺帽在最上面（那是表叔给的，从黄淮老家带出来唯一一件跟修车没关系的东西），一封师傅的推荐信（折了三折，纸边已经磨毛了），一张写了“建国“两个字的信纸（笔迹压得很重，但只有这两个字，信纸其余部分是空的），一沓钱——最大面额是一张五十块的，剩下的有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用橡皮筋捆着。 他把钱全倒出来，一张一张理平，从裤兜里摸出刚才在小卖部买的烟盒纸——背面是空白的。他把铅笔削了一下，开始写。 门面：？ 举升机（二手）：八百左右 配件（头一批）：？ 执照：？ 押金（一个月）：？ 他把铅笔横过来压在纸上，停了一下。 门面租金他不知道。他骑车去省城东边看过几间街边的平房，门口能停一辆车的那种。有一间门上贴着出租，他推了一下，锁着的。从窗口往里看，大概二十来个平方，地上有一层灰。他没打电话问价格。 举升机他知道价。废品站有一台旧的，老板说八百块，不还价。他看了两次，手动的那种，立柱上有锈，但底板没变形。八百块是他两个月不吃不喝的工资。 他在烟盒纸上写下“八百“，又写下“400“。工资四百五，住宿五十。米是批发市场买的，菜是收摊前买的剩菜。煤气、水电、肥皂——哪一样都不是白给的。他把这些一项一项从四百五里减掉，最后剩下来的数写在烟盒纸的角上。 八十。 他把“八十“圈起来。 不是开店的钱——是按现在的工资，攒够开店的钱要多久。一个月攒八十。八百加配件加执照加押金加门面——他算不出确切数字，但最少最少要三千。 三千除以八十——三年多。但三千是低得不可能的数——门面押金就要三个月，还得装修、还得买配件、还得给人递烟。真实的门槛，四千往上，五千都不一定打得住。 他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停了一会儿。铅笔在烟盒纸的角上画了一条又一条短横线。 五年。 他把烟盒纸折好，放进铁盒里。手指碰到那张写了“建国“的纸，没停顿，把盒盖压上了。螺帽放在最上面。铁盒放回工具箱底层，工具一件一件码回去。 第二天是周六。他把工具箱提到出租屋门口。巷子里有风——不是凉风，是夏天快要开始的那种闷热的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在墙之间拧来拧去。他把一块纸板靠在墙上，上面没写字。 巷口开小卖部的老陈推着自行车过来。 “海龙，帮忙看看——这链子老掉。“ 海龙把自行车支起来，扳手在链条接头上松了两扣，把链子重新挂上，拧紧。手指在脚踏上转了半圈——链子没松。 “行了。“ 老陈拿出两块钱来，海龙摇摇头。“没费什么劲。“ 老陈看了看他摆在地上的工具箱，又看了看那块空白的纸板，把钱揣回去。走了几步又回头：“你要是摆摊搞这个，我跟邻居们说一下。“ 海龙点了下头。 下午来了一个人。是隔壁巷子的，踩三轮车拉货的，刹车松到了底。海龙蹲在三轮车前面，把刹车线紧了两扣，又在夹器上换了一个垫片。收了五毛。 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来了一辆面包车。金杯，化油器的，怠速不稳，一松油门就熄火。车主是个头发有点乱的中年人，说是朋友跟他说的——“巷子里有个修车的，技术好。“ 海龙把化油器拆下来，在油盆里洗了一遍，用细铁丝通了怠速量孔，装回去，打火。发动机闷了一下，接着稳住了，怠速在仪表盘上轻微摆动，没熄。 “好了。“ “多少？“ 海龙想了一下：“七块。“ 车主数了七块钱递给他。钱是皱的，带着汗的潮气。海龙接过来放进裤兜里的时候手指碰到了铁盒——铁盒下午又数了一遍——还差很远。七块钱补不了那个口子，但方向是对的。 他收摊的时候巷口的灯亮了。他把工具箱拖进屋，铁盒打开，七块钱放进去——纸钞不够平整，他用手掌压了一下。烟盒纸拿出来扫了一眼，折好放回。铁盒盖上，螺帽压在盖子上。 周一上班的时候，修理厂的一切照旧。海龙早上先换了一辆夏利的机油，又给一辆昌河面包调了前束。中午在遮阳棚下面吃馒头，同事老马坐他对面。 老马咬着馒头说：“听说你周末在巷子里接活？“ 海龙嚼完嘴里的馒头：“帮邻居换了个刹车片。“ 老马没说别的。咬了一口馒头，嚼了一会儿。 下午老板叫他去换一个排气管。他扛着排气管钻到车底，扳手在螺丝上拧了三圈。车间里有人喊——“海龙的电话！“他把扳手往地上一放，爬出来，手在棉纱上蹭了两下，拿起工棚墙上的电话。 “喂。“ “师傅——我朋友说的那个，我有个面包车，化油器不行了——“ “你是哪个？“ 那人说了个名字，海龙不认识。电话是从巷口小卖部打来的。 “我下班过去。“ 挂电话的时候他往老板的小屋方向看了一眼。十米不到，隔着一个举升机和一辆车的距离。老板在屋里喝茶。车间里太吵，电话里的声音听不见，但他知道接电话的时候背上有一层汗。 周末的活排到了下一周。 巷子里摆摊的第二个周六，老陈推了一辆永久自行车过来——这次不是自己骑的，是他老婆的，刹车有异响。海龙调完刹车，老陈没掏钱，而是放了一包大前门在工具箱上。 “我说了你的事。“ “谢了。“ “你也不用谢。你在这修，我这小卖部门口人多，你看着点。“ 海龙拆开那包烟，抽出一根，夹在耳朵后面。他不会抽，但有老板来的时候递一根是规矩。 第三个周六是一辆松花江微型车，里程表不走。海龙把仪表盘拆开，线重新接了一下。五块钱。第四个周六是一辆夏利，空调不凉——他从下午两点搞到天黑，重新充了冷媒，收了二十。 天黑了他坐在门槛上，把当天的钱叠好。手指上有黑色的油渍，在钱的边角上留了个印。他用手背擦了擦，印子在纸面上洇开了。 这天晚上他没再算账。铁盒已经比上个月重了一点——不是很多，但掂在手里能感觉到。他还差四年多的钱。还是很多，但已经不是“永远“了。 他躺在铺上，屋顶有一块瓦片露了条缝，能看见外面路灯的光。他听见巷子里有人推自行车走过去，链条磨着链盒，吱呀吱呀地响。声音从他门口经过，往巷子深处去了，远了，没了。 他把铁盒从床头拿过来，在手里掂了一下。打开，烟盒纸在最上面。他没有把纸打开——他知道上面的数字还是五年。他把盒盖好，放回床头。螺帽在盒盖上滚了一下，碰到墙，不响了。 第43章 裂痕 年终分配表贴在厂房外墙上的时候是上午九点。 浆糊还没干透，纸边被风掀了一下，有人伸手按住了。纸上是按户头排列的数字——每户出工天数、加工量、应分数额。王威用钢笔抄的，每个数字都对齐，纸面干净。贴表之前他把账本又看了一遍——账簿是对的。 来看表的人站成了三层。外面的看不清，从人缝里往里面挤；里面的看完了一组数字，没说话，转出来换下一批。村企会计老孙站在表旁边，手里攥着一截粉笔，随时准备核账。 “我家怎么比隔壁老五家少了二十块？“ 说话的是三婶，挤到最前面，手指点着她家那行数字。 老孙看了看：“出工少嘛——你家小儿子十月份去了县城学木匠，少了十一个工。“ 三婶的手指还停在纸上：“少十一个工就少二十块？一个工两块？我们家出的少，但干的活是不是少了？面粉照样磨出来了——我哪里少做了？“ 老孙想解释按劳分配怎么算，三婶已经转过去对着旁边的人说：“你看看，看看——当初说按劳分配的时候我就说了，算来算去就是欺负出工少的。“ 旁边有人点了头，但没出声。站在外面一圈的是一直出工多的几户，他们没往里面挤——等三婶走了，才陆续上前看自己的数字。 二叔家的大儿子二壮，排在全村出工天数第一个。他看自己的数字，没出声，又看了旁边王老五家的——自己比王老五多了三十七个工，分配多八十四块。他盯着那两个数字看了有半分钟，嘴动了一下，像在算。算完了，转身挤出人群，走到墙角蹲下去。没骂人，也没跟别人说话。 老孙跟王威汇报的时候说：“三婶说了几句就回去了。二壮蹲了半天，最后走了，没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王威把账本合上。二壮不说话比三婶骂人更让他不安——三婶骂完了没事，二壮把话憋在肚子里，憋久了就是事。墙上分配表的浆糊已经干透了，纸角在风里拍着墙，啪——啪——啪。 腊月二十三，族老在二爷家堂屋开了年终会。 这一次堂屋的摆设跟去年开会时一样——供桌上的祖先牌位，墙上的“天地君亲师“，太师椅挪到了靠供桌的位置。日光灯管比上次多了一根，照得屋里的每一张脸都很清楚。王威坐在长条凳的中间位置，没有往供桌那边靠。他爹坐在门边的一条矮凳上，后背靠着门框。 先报了全年账。老孙把账本摊在桌上，从一月份开始一路念到十二月份——收入、支出、利润、分配比例。账目全部刷齐，一分不差。念完的时候老孙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上的水汽。 没人鼓掌。也没人点头。堂屋里只听见炭盆里的木炭裂开的声音。 二爷把拐棍在地上顿了一下。 “产量是涨了。“他停了一会儿，火盆里的木炭又裂了一声。“但不是因为你那套办法要按劳，是因为今年收成好。老天爷给脸——谁种地都一样。“ 王威没有说话。他爹在门边动了一下，脚挪了个位置，板凳腿刮着地面。 “按劳分配是你提的，村企是你办起来的，这我不说不是。但产量涨了别觉得是自己的功劳——这村这地这几百张嘴——产量是天给的。“ 二爷的指节搭在太师椅扶手上。光线从日光灯管打下来，照见他手背上凸起来的青筋和裂口里嵌着的面粉灰——上午他还在加工厂里帮忙装袋。 “按劳分配是族老会同意的。“ “同意试一年，“二爷把第三个字咬得很实，“不是一辈子。“ “产量涨的也不是因为收成——隔壁老张家今年少磨了四成，同一片地同一茬麦。“ 二爷的指节在扶手上紧了一下，又松开了。 “老张家是地不行。“角落里有人接了一句。王威转头——是二爷的三儿子，常年跑县里供销社的。他不种地，但他姓这个家族的姓，坐在这间堂屋里。“他们的麦田在北坡——今年北坡缺水，跟加工厂没关系——跟他们自己的地有关系。“ 王威没有接声。他把目光从那人身上移开，落在桌面上的算盘上，拨了一颗珠子。 “那边说的也有道理。“声音从更角落里出来。 王威转头——是堂弟。坐在长条凳的最末尾，后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着的烟。他没看王威。 “今年北坡确实缺水。老张他自己那块地没收起来跟村企没关系——但不能说整个村都靠老天爷。“ 堂弟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一下。火柴在他另一只手里攥着，攥得紧，但没划。 “他说的是今年。“王威开口说话了——不是对着堂弟说，是侧过半个身子，让堂弟听见但不让二爷觉得是在顶撞。“第一年可以说收成好。第二年第三年如果产量还是往上走——那就不是天了。“ 堂屋里没人接。木炭又裂了一声。 腊月二十六，王威骑自行车从村企去了一趟老张家。老张的地在北坡——麦茬还在地里，矮的矮密的密，土是干裂的。他蹲在地头抓了一把土，土从指缝间漏下去——确实缺水。今年的北坡和南坡差了一个目测的准度。 回去的路上他经过村口，看见堂弟站在小卖部门口跟二爷的三儿子说话。两个人站在一棵槐树下面，槐树的叶子全落了，树枝把两个人的影子切成好几块。堂弟看见王威骑着车过来，嘴闭上了。二爷的三儿子没闭嘴，还说了两句什么，声音不高但王威骑过去的时候听见了几个字。 “——账本是他算的，他又不拿——“ 王威没有停。自行车拐过槐树继续往前骑，链条在链盒里均匀地响。他骑进了村企大院，把车支在车间门口，进去把发电机又检查了一遍。油路畅通，电压稳定。他把发电机上的一颗螺丝又紧了一下——是紧过的，他重新拧了一圈。 年一过，王威从乡里开会回来，自行车在村口停住了。 国道对面，离他厂不到三里地——一块空地上有几个工人在放石灰线。线是方的，比他的厂房大一圈。一个工头模样的人举着水平仪蹲在石灰线中间，手往左比了一下、往右比了一下。几根竹竿插在地角，被风刮得往一个方向斜。旁边立了一块木牌——朱家沟粮油。 王威单脚撑在地上，看了有一袋烟的工夫。 朱家沟是隔壁村。在乡里开会时有人提过——说朱家沟也申请了集体企业执照，但王威没想到这么快。石灰线比他当初放线时画得工整——一个方方正正的地基，门口对着国道，位置比他的厂离路口更近了有半里。半里不算远，但外地来拉货的车先看见哪家，哪家就多接一单。 他把撑脚踢开，继续往前骑。 回家以后他坐在堂屋门槛上，把乡里发的通知从头看到尾。通知上说：朱家沟粮油加工有限公司已经核准登记。登记日期是上个月。他折起通知，放进账本夹层里。他爹从厨房端了一碗稀饭出来，放在他旁边的门槛上，没说话，转身进去了。 立春以后地基浇了水泥。 王威每天骑车去厂里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个路口。先看到的是一台搅拌机——手摇的，两个工人在摇，匀了倒进模板里。模板是木头的，钉得不太直，但柱基的位置已经能看出来了。再过几天是砖——第一层砖码在地基上，墙齐腰高了。 他每次经过都会减一点速度——不是停，是滑。自行车在国道上滑十几米，眼睛往地基那边看三四秒。三四秒就够了——今天墙又高了半米，今天工地上多了两个人。 自家厂里的工人也看见了。 “王威，朱家沟那个——“老孙有一天在车间里提了一嘴。 “看见了。“ “他们位置比咱们好。“ “是。“ “咱们得想个办法。“ “先把这一季的麦子收了再说。“ 王威没接话。他办村企学会了算账，学会了开会，但没有人教过他——对面多了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厂，该怎么办。晚上他骑车回家的时候绕了一段路，从朱家沟的地基那边经过。天色已经暗了，地基上看不见人，模板拆了一半靠在砖堆上。他骑过去，没停。 三月的一天，地基上的厂房封顶了。屋顶是红瓦的，比王威的灰石棉瓦显眼得多。 王威站在自家厂房门口，身后机器的声音从车间里涌出来——筛粉机均匀地震动，皮带轮上有节奏地转，铁皮管道里面粉刷刷地过。这种声音他听了快两年——每个零件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加油、什么时候跑热了声音会偏——他闭着眼都能听出来。 现在这声音被远处另一种声音压住了一些——打桩。不是柴油打桩锤那种重击的声音，是人力夯——几个人抬着一块四方的铁夯往上抛，落下来，砸在地上。砰——砰——闷闷的，隔着三里地还是能感觉到脚底的震动。 他站在厂房门口，两手插在裤兜里。机器扬起的灰尘在落日里是黄的。灰尘往上升，被风撕开，飘到国道另一边的麦田上。 身后老孙出来喊他——说晚上的机器该停了。他说知道了，站了一会儿才转身。机器在他转进去之前还在响，打桩的声音也在响。两个声音在国道上空交了一会儿，哪个都没停。 第44章 派遣证 派遣证是六月下旬发下来的。 辅导员把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按学号叫名字。叫到的人上前，从一堆牛皮纸信封里翻出自己的那个。建国排在第二十七个。前面的同学拆信封的时候有人笑了，有人跟旁边的人对了一下眼神没说话。轮到他时桌上还剩七八个信封——他把自己的抽出来，手指在信封口停了一下，没拆。 “不打开看看？“辅导员看了他一眼。 建国把信封拆开。红头文件，抬头是省教育委员会的章，正文两行——“张建国同志，分配至××县粮食局报到。“落款处盖着另一个章。 他把派遣证重新折好装回信封，放进上衣口袋里。辅导员已经叫了下一个名字。 毕业聚餐在食堂二楼。两张圆桌拼在一起，菜是食堂师傅炒的，比平时多了两个荤的。啤酒是用班费买的，绿瓶子在桌上排成一排。 “我那个单位在深圳，“坐在建国对面的男生把啤酒瓶往桌上一搁，“我还没去过深圳——只听说是特区。“ “特区好——工资高。“旁边的人接。 “工资高消费也高。我爸说去了先住他战友家，在罗湖那边。“ “我北京的。“ “北京什么单位？“ “部里。先试用一年。“ “那不走了——能进部里的基本都留下了。“ 建国夹了一筷子花生米。花生米有点潮了，嚼起来不脆。他旁边的同学被问到去向时说了两个字：“考研。“再旁边的是“省城——留校，当辅导员。“ 有人把话头转到建国这边。“建国，你分哪了？“ “回县里。“ 桌上安静了两三秒。有人端起啤酒喝了一口，有人把话题扯到明年的分配政策会不会变。建国把筷子放在碗上，又夹了一颗花生米。 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建国走在最后，从食堂门口到宿舍楼的那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密得把路灯的光切成碎块，落在地上像补丁。他踩过一块光、一块暗、又一块光。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几乎没有声音。 回到宿舍他开始收拾行李。四年的东西摊在床上——课本、笔记、几件衣服、一双备用布鞋。他把课本码整齐，用一根绳子捆好。绳子在书角勒出一道印。笔记他没有全带——有些记了四年每一页都写满了的留着，有些只有前几页有字的放在一边。那些只有前几页有字的笔记大多是大一写的——那时候每一门课他都想学。 他在抽屉最里面摸到一封信。半页纸，折了一道——“威哥：收到你的信，一直没回，事情多。村企批下来了，很高兴。爹在那边干得好就更好了。“后面是墨点洇开的一团黑——那团墨迹把后面还没写出来的话全盖住了。他把信折回原样夹进一本《政治学概论》里，绳子在书上又绕了一道。 班车是第二天下午的。建国把铺盖卷捆好扛上肩，从宿舍走到校门口。铺盖卷还是娘当年缝的那床——七年前去县高中报到时也是这一床。被面洗得褪了色，但针脚还在，摸上去每一道缝线都还结实。他的手指在包袱皮上按了一下。 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车，座椅上的革面破了好几处，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建国把铺盖卷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靠窗坐下。车窗玻璃上有一层灰，他用巴掌擦了一下——外面的麦田露出来了，是熟的，该收了。 车开了以后有人开了窗户。风灌进来，带着麦秸和柴油混在一起的气味。建国把派遣证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遍——和刚才一样的内容，没多一个字没少一个字。他重新折好放回去，手指在口袋外面按了一下。 班车摇摇晃晃地在国道上走了三个多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他扛着铺盖卷从村口走进来的时候，村口小卖部门口坐着的人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了。 爹在院子里喂鸡。背比建国大学报到那天弯了一些，站起来的时候手撑了一下膝盖。看见扛着铺盖卷的建国从院门口进来，手上的鸡食瓢停在半空。 “回来了。“ “回来了。“ 爹把鸡食倒进槽里，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建国把铺盖卷放下，又从行李袋里拎出一袋化肥放在墙角——是省城买的，比县里便宜几块。上回爹在信里提过这事，他一直记着。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递给爹。 爹接过去，翻过来看了看——他不识字，但认识那个红章。他把派遣证抽出来，手指在红章上停了一下。那个位置跟七年前建国拿回来的录取通知书盖的是同一个地方。他把纸翻了个面看了很久——背面的白的，一个字没有。又翻回来，看那个红章。 “粮食局。“ “嗯。“ “好。“他把派遣证小心翼翼地装回信封，递给建国。“离家近。“ 娘从厨房里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她没问分到了哪里，只看了建国的脸一眼，转身进去多炒了一个菜。建国收拾行李的时候，娘把一条新缝的枕巾塞进铺盖卷里——白色的，边上一圈蓝色的线，没说话，又转进厨房去了。 报到那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县粮食局在县城老街上。大门是水泥柱子，左边柱子上掉了一块漆，露出的铁皮上有一层暗红色的锈。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停着两辆自行车——一辆永久，一辆飞鸽。传达室的老头问了他的名字，翻了翻桌上的登记本。 “新来的大学生？“ 建国点了下头。 “二楼，最里面那间。“ 走廊是水磨石地面，跟省城大学的一样——但这里的水磨石磨得多了，中间几块已经磨出了白色的底子。日光灯管是两管的，一根没亮，另一根闪了几下才稳住。走廊里有一股煤炉子和旧报纸混在一起的气味。 办公室的门开着。三张桌子，靠窗那张空着——桌上有一盏绿罩子台灯，一个搪瓷缸，一瓶没拆封的蓝墨水，一沓格子稿纸。 “你是张建国？“ 说话的是靠门口那张桌子的中年男人，四十多岁，头发往后梳，衬衫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和一支圆珠笔。说的是本地口音。 “是。“ “你那张桌子——老周上个月退了，桌子空出来了。先熟悉熟悉，明天开始写材料。“ 建国把铺盖卷靠墙放好，在椅子上坐下。椅子是木头的，坐板上有几条裂纹。搪瓷缸里面是干的，缸底有茶渍。他把缸子拿到走廊尽头的水房洗了一下，接了一杯自来水，放在桌子右上角——跟大学时在图书馆的位置一样。 上午没人跟他说话。办公室里除了那个中年人还有一个人——女的，三十出头，坐在靠墙那张桌子上不停地翻账本，算盘珠子噼噼啪啪响。中年人在写材料，钢笔在稿纸上沙沙响。 快下班的时候中年人拿了一沓文件过来。“这是上半年的汇报——你看看格式。明天有个会，你学着记录。“ 建国接过来翻了两页。汇报材料是按固定格式写的——基本情况、主要工作、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每一页的右下角都盖着粮食局的公章。 “你是省城大学来的？“中年人多问了一句。 “是。“ “哪个系？“ “政治教育。“ 中年人点了下头，没再问。走回自己座位的时候顺手把窗台上那盆文竹转了个方向。文竹的土已经干裂了，叶子黄了一半。 中午建国去食堂打了饭——馒头、炒豆角、一碗稀饭。食堂的大姐问他是谁，他说新来的。大姐多打了一勺菜给他。他端着铝饭盒坐在槐树底下的石头上吃，树上的知了叫了一整个中午。 下午填职工登记表。格子里一项一项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籍贯。 他在“家庭出身“栏写了“农民“。“文化程度“栏写了“大学本科“。“籍贯“栏写了村名。两个格子之间隔了大概一厘米——“农民“和“大学本科“在纸上挨着。他在这一厘米之间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填。 填完表交到人事科。人事科的人在表格右上角写了一个编号，放进铁皮柜里。柜门关上的声音在走廊里回了一下。 宿舍在办公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墙上有挂过日历的痕迹——四个钉眼围成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形。窗户对着后院，能看见那棵老槐树的树冠和一截矮墙。矮墙外面是县城的街。 他把铺盖卷解开。被子的叠痕还是七年前的那几道——从家里带到县高中，从县高中带到省城大学，从省城大学带到这里。他把床单铺平，四个角掖进床板下面，手掌在床单上来回压了两遍。然后把枕头放在靠墙的一边，枕巾是娘新缝的那条——白的，蓝边。 牙缸、毛巾、肥皂盒——在脸盆架上按次序排好。课本捆在床底下，搪瓷缸放在桌上，台灯的绿罩子上擦了一下。 派遣证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压在枕头底下。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县城的路灯隔很远才一盏，橘黄色的光透过槐树叶子漏进来，在天花板上印了一小片晃动的光斑。街上人少了——偶尔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链条咬着链盒，吱呀吱呀的。远处有一辆货车经过，发动机的声音由远及近，在路口停了一下，又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建国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没有关灯——台灯的绿罩子把光窝在一小圈里，桌角以外的墙面都是黑的。窗户开着半扇，外面的空气涌进来——不是省城的气味，也不是村里的气味。是县城的——有槐树的涩、有煤炉未烧透的烟气、有远处粮库里粮食堆久了的那种干燥的甜。 他伸手关了台灯。黑暗里有几秒钟坐着没动，然后躺下了。眼睛睁着。天花板上的光斑被风吹歪了一点又回来。窗外又有一辆货车经过——不是往省城方向去的声音，是往村里方向去的。发动机声音远了以后，知了又叫了起来。 他没闭眼。 第45章 开张 海龙把铁盒里的钱全部倒出来数了第三遍。 还是在出租屋里。屋顶那块瓦片漏下来的光已经从夏天的白变成了冬天的灰，照在床单上像手掌大的一块旧布。他把钞票按面额分开——五十的、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每一张理平，四个角对齐，然后从裤兜里掏出那张烟盒纸。烟盒纸的角已经磨圆了，上面的字迹淡了一些。 门面：押三个月，月租六十——一百八。举升机（二手）：八百——已付了五十定金。配件（头一批）：两百。执照：？白铁皮招牌：？ 他把数字又加了一遍。然后从另外一沓里数出一百八——房租。配件钱他压了又压——只进最常用的，其他的等客人来了再说。执照他去问过一次，说先干起来再补也行。铁盒里剩下的钱刚好够三个月的米和煤气。 他把钱分成三沓，用橡皮筋分别扎好。铁盒里这颗螺帽还在最上面——他把房租那沓压在最底下，配件钱放中间，生活费放最上面。螺帽搁回去，盖子压上。 这一年多里周末巷口的活没断过——从自行车链条到面包车化油器，口碑从巷子传到了车间，电话追到了厂里。副业攒的钱比工资攒的还快。第42章那张烟盒纸上算的“五年“，在他把每一笔私活的钱放进铁盒时，数字一直在往下走。现在够了——够付押金和头三个月房租，够把那台二手举升机从废品站拉回来。 第二天他去修理厂辞工。 老板坐在小屋门口的凳子上，端着茶杯。冬天的太阳照不到这间小屋，老板的茶杯里冒着白汽。海龙站在三步远的地方把话说了。 老板没看海龙，看着院子里停的一辆夏利。过了几秒才说：“铺面找好了？“ “找好了。“ “哪？“ “东边，靠国道那个口。“ 老板点了下头。茶杯在手里转了一下。“租金多少？“ “六十。“ 老板把茶杯放在凳子旁边的地上，站起来，从兜里摸出一包烟。他没递给海龙，自己抽出一根点上。 “开店跟打工不一样。“他说了这句，吸了一口烟，没再说第二句。 海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把工具箱从车间里提出来。工具一件没少——那个十二寸活口扳手在最上面一层，手柄上的胶皮套磨得露出了里面的铁。他把工具箱扛上肩膀的时候，车间里有几个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没人说话。 门面在省城东边一条叫三眼井的街上。街是土路，晴天扬灰雨天泥。门面是个长方形的屋子，临街一面是卷帘门，拉开以后门口能停一辆车。里面大概四十个平方，水泥地面，墙皮有几处鼓了包，但没掉。墙角有一根自来水管，靠里那面墙上有一个插座——两孔的，插孔周围烧黑了一圈。 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手指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押三个月，交一押三。电费你自己交——电表在外面电线杆上，每个月自己抄。“ 海龙点了下头。他蹲下去用手掌摸了一下水泥地面——是平的，没裂。他站起来走到墙角，拧了一下水龙头——出水了，水压不大但够用。他抬头看天花板——有一块石棉瓦裂了条缝，光从缝里漏下来。 “那块瓦——“ “你换。“房东把没点的烟叼在嘴里，“我不管。“ 海龙又点了下头。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一百八十块——用橡皮筋扎着的，票面不新，但每一张都理得平整。房东接过去对着光数了一遍，揣进棉袄的内兜里。钥匙扔给海龙——一把生锈的，钥匙圈上挂着半截红塑料绳。 “卷帘门的锁有时候卡，拉的时候往左边带一下。“ 钥匙在房东嘴里说完最后一个字的同时就到了海龙手里。 当天下午他去废品站把那台八百块的举升机拉了回来。举升机是手动的，立柱上的锈比上次看的时候又多了一层，但底板没变形。废品站老板帮他抬上车的时候说了句“你一个人装，装不了“。 海龙没应声。 他把举升机卸在铺面门口。一个人——用撬棍把底座撬起来，垫上三块砖，再撬另一头。铁和水泥地摩擦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铺子里回响。装了两个多小时。底座四个孔全部对上以后，他拧紧最后一颗螺丝，手指在螺丝头上停了一下——没歪，是正的。他站起来退了两步，看了看举升机的位置。离墙一米二——修车时人能绕着走。 铺子收拾了三天。第一天打扫——扫了三遍，地上的灰还是没扫干净，墙角的水泥粉末扫了又有。第二天拉电线——从隔壁小卖部接过来一根，每月多交五块电费。隔壁小卖部的女人姓李，看着海龙拉电线时说了一句“一个人干啊？“海龙应了一声，继续往线槽里塞电线。第三天他把工具箱拖进来，工具一件一件码在靠墙的铁架上——扳手从小到大排，套筒按型号排，螺丝刀横着放在一块泡沫板上，每把下面挖了个槽。这是他从修理厂带来的习惯。 铁盒放在工具架最上面一层——螺帽压在上面。 招牌是找路边做白铁皮的人焊的。白铁皮裁成一米长半米宽，焊了个铁架支在门口。海龙买了罐白漆和一罐红漆。白漆刷底，晾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漆面被露水打花了，又刷了一遍。红漆写字——他拿了根筷子蘸红漆，在铁皮上写了“海龙汽修“四个字。字是歪的，第一个“海“字三点水挤在一起，最后那个“修“字右边的一竖撇了出去。他在四个字旁边画了一个扳手——跟第39章那个路牌上一模一样的扳手，还是歪的。 招牌挂上去的那天是腊月十九。 上午没人来。一辆拖拉机从门口经过，车斗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往铺子里看了一眼。海龙把扳手拿出来擦了一遍又放回去。 下午也没人来。 第二天也是。海龙坐在门口的一把破椅子上——椅子是隔壁老李给的，藤面断了一根。他手里拿着块棉纱，擦那把他已经擦了三遍的活口扳手。棉纱上沾着黄油，扳手的齿口锃亮。他把扳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马路上的车。桑塔纳——能修。天津大发——能修。一辆老解放牌货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脚油门从门口轰过去——这个他也能修。车没有停。后轮卷起来的灰在空气里停了一会儿，落回路面。 第三天上午来了一辆自行车。是隔壁老李的——链条又掉了。海龙蹲下来两下紧好，没收钱。老李站在门口看了看他的铺子——举升机是空的，铁架上工具排列整齐，地面扫得干干净净。 “别急。“老李推着自行车走了。 第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不是骑车来的——开了一辆面包车，松花江，停在门口的时候排气管还突突响了两下。司机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件皮夹克，从车窗里探出半个头。 “你是海龙？“ “是。“ “巷子里老陈说的。他说你之前在那个——“ “修理厂。“ “对。我这车——“他拍了拍方向盘，“发动机有异响，好几个修理铺看了说找不到毛病。你能看吗？“ 海龙把棉纱往口袋里一塞，走到面包车前面，打开引擎盖。发动机还在转，他侧过耳朵听了一会儿——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哒哒声，频率跟着转速走。他用扳手在气门室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声音频率变了一下。他把发动机熄了，拆开气门室盖——第二缸气门间隙过大，摇臂和凸轮轴之间有一道目测不到的磨损，但手指摸过去能感觉到凹槽。 他把摇臂拆下来，用锉刀修了一下接触面，重新调了间隙。装上，发动。哒哒声没了。 “好了。“ “多少？“ 海龙想了一下。零件没换——只是拆下来修了一下。修这个活他知道怎么收费——在修理厂工时费是十块。 “十块。“ “十块？“ 海龙愣了一下。他以为对方嫌贵。 皮夹克男人笑了一声，从钱包里抽出两张十块的拍在引擎盖上。“我在城北那家修理铺让人换了三个零件都没修好，花了一百多。“ 海龙把多出的那张十块推回去。 “十块。“ 皮夹克男人看了他一眼，收起那张钱，发动了车。临走的时候从车窗里探出头看了一眼门上的招牌：“海龙汽修——我记住了。“ 面包车拐出三眼井街以后，海龙把那十块钱在手里折了一道，放进口袋里。口袋里的钱不多，但这是他自己铺子里挣的——不是工资，不是接私活，是他自己定价自己收的钱。他没有把铁盒拿出来加这十块钱。这个铺子现在还不需要那十块——它需要的是一辆接一辆的车。 但第二天没有车来。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上午下了一场雨，土路变成了泥，车轮压过去的时候溅起来的泥点子打在卷帘门上。 海龙坐在门口那把破椅子上，看着雨打在土路上溅起的水花。扳手在膝盖上搁着。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 第二个礼拜来了一辆夏利——空调不凉。车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他朋友的朋友说过有个叫海龙的修空调厉害。海龙把空调管路查了一遍，又充了一次冷媒。充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压缩机离合器打滑——他把离合片拆下来在砂轮上磨平了，装回去，压缩机吸合声干脆利落。收了三十。 第二个礼拜的第二辆车是一辆老捷达——方向机漏油。海龙把方向机拆下来换了油封，手上全是助力油。收了四十。 第一个月总共来了三辆车。毛收入八十，扣掉电费和修那块石棉瓦的钱，他还贴了十几块。晚上他把铁盒拿出来，没加钱——反而从里面数出六十块，准备下个月的房租。烟盒纸他已经不看了——数字不是五年了，但也不再是个数。现在每一辆车都是他看到的那条路——他不是在加减乘除，是在把每一单活变成一个名字。 第三个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桑塔纳停在门口。下来的不是陌生人。 是在修理厂时那个换刹车片的司机——不是开皇冠的那个老板，是一个跑运输的。海龙给他换过三次刹车片。 “找了好久，“那人站在门口，往铺子里看了看，“我去修理厂找你，那边的老板说你走了。“ 海龙从椅子上站起来。 “听说你自己开店了——我就说想来找你修。我那辆面包车——“他指了指停在巷口的一辆金杯，“离合器踩着不对，你给看看。“ 海龙把离合器拆开——分离拨叉变形了，是他见过的那种老毛病。换了，调了拉线。离合器踩下去顺了。收了他十五块。 那人给了钱，站在门口跟海龙说了会话。他说最近跑运输不好跑，油价涨了，几个人合伙搞了个车队才能平摊成本。他说着说着看见海龙招牌上那个歪扳手，笑了一下：“你这字，跟我儿子一个水平。“ 海龙没笑，但他把那人送出去的时候比平时多走了两步。 当天晚上，海龙把铁盒打开——多了三十五块。他把钱放进去，手指在写了“建国“两个字的那张纸上停了一拍，然后把盒盖压上。螺帽还是压在老地方。 他收拾完铺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卷帘门拉到一半卡住了——他往左边带了一下才滑下来。门落地的声音在这个四十平的铺子里闷闷地回了一下。举升机在角落里立着，铁架上的工具按大小排好了，水泥地面刚扫过，墙角那块石棉瓦已经换好了——不漏了。 他从门底钻出来，站在土路的边缘。省城这边的路灯还没亮，远处的国道上有一串车灯从南往北流过去。那些车里没有一辆会停在三眼井街——今天晚上不会有，明天早上也不一定。但他明天还会把卷帘门拉上去。 第46章 裂缝 建国是在四月的一个星期二看到那份文件的。 公告栏在办公楼一楼走廊的拐角处，玻璃框里平时贴的是值班表和卫生安排。那天早上建国去打水的时候，看见玻璃框里多了一张纸——红头，标题是“关于推进减员增效工作的通知“。 他站在公告栏前面把文件看完了。一遍。两遍。字数不多，三页纸，核心意思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县属国有企业要开始精简人员，分批次、分步骤。 他看完第二遍的时候把搪瓷缸换到左手上，右手伸出去摸了一下那页纸的边角。纸是硬的、白的、带红章——跟派遣证一样的纸。 “建国？“ 他转过头。同科室的老周端着茶缸子走过来，看了一眼公告栏。 “看了？“ “看了。“ 老周没再说别的，端着茶缸子上楼去了。建国站在公告栏前的走廊里，水磨石地面被晨光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他站在暗的那一边。 上午办公室里的气氛不太对。平时老周算盘珠子噼噼啪啪打到十一点半才会停，今天上午那声音断断续续的——打了几下就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又停了。对面桌的小陈翻了一上午的文件，一页都没看完。建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写材料，写了三行钢笔不走水——他拧开墨水瓶吸了一管，吸完发现笔尖上沾了一小块干墨，在稿纸角上划了一道黑印。 午饭的时候食堂里比平时安静。平时打饭窗口前要排一截队，今天每个人都是直接走过去就打了。大家端着铝饭盒坐回各自的位置上，筷子碰着饭盒沿的叮当声比说话声响。建国打了两个馒头一份炒豆芽，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旁边桌子两个人压着声音说话，他听到了几个字——“名单“、“还没有“、“听说是下个月“。 他把馒头掰开，夹了一筷子豆芽，咬了一口。馒头在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晚上他回到宿舍，坐在床上把那本《新华字典》从枕头底下抽出来。不是要看字——只是手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翻。他翻到“减“字那页，看着那个字的偏旁——两点水，一个“咸“，水被冻结成咸的。他没来由地想到这个词在文件里的样子：减员。减的是人。他把字典合上放回枕头底下，关了台灯。 窗户开着半扇。四月的县城晚上的风还是凉的——吹进来的空气里有槐树叶子的涩味和远处煤炉子烧过的气味。楼下有人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链条在链盒里吱呀响了几声然后停了。锁车的声音——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圈，拔出来。然后上楼的脚步声——一阶一阶，不快不慢，走到二楼的某个位置停住了，开门，关门。 建国没睡。眼睛睁着。天花板上有路灯透过槐树叶子投下来的影子——和刚到粮食局的第一晚一样。但他和那天的自己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那天他不认识“减员增效“这四个字，现在他认识了。 --- 王威是在五月中旬发现订单变薄的。 养殖场的第一批鸡在三月出栏，赚了一点——不多，但这是养殖场第一次盈利，他在账本上写了一个“平“字，然后把那页翻了过去。四月份补了一批新苗，按往年的节奏，五月到六月应该是饲料采购和销售合同最密集的时候。 但五月的订单本一直没有厚起来。 他把第一季度的订单翻出来和去年同期比——去年这个时候，两个月签了七份合同。今年到现在，五月中旬了，只有两份。一份是老客户续的，数量砍了一半；另一份是新客户，量很小，王威当时接的时候就觉得对方只是“试试“。 他把订单本合上，从办公室走到养殖场的料棚里。门口堆着几袋饲料——是上个月按计划进的货。按现在的出栏节奏，够用两个月。但如果六月还没有新订单，这些饲料吃完以后就不能再进了。 “哥。“ 王威回过头。是他堂弟——在养殖场帮忙的。 “镇政府那个招待所——以前一个月从咱这拿两回鸡蛋，今天来说下个月先不拿了。“ “说什么原因了吗？“ “说上面有通知，招待费要压缩。“ 王威点了下头。堂弟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下文，转身走了。 王威蹲在料棚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他平时不抽——只有在开会或者算大账的时候才点一根。今天不是开会，也不是算大账。他只是蹲在那里把一根烟抽完了，烟灰落在鞋前面的地上，风一吹就散了。 晚上他给最大的客户——县城那家食品加工厂的采购经理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最近怎么样？“王威先开口。 “还行吧，凑合。“ “下批货——时间定下来了没有？“ 那边顿了一下。“老王，跟你说实话，我们厂最近也压着呢。上面在查——'减员增效'你知道吧？——厂里在裁人，食堂的采购量先砍了一半。“ 王威握着话筒没说话。过了几秒他说：“那等你们缓过来了再说。“ “嗯。到时候联系。“ 电话挂断以后话筒里剩下嘟嘟嘟的忙音。王威把话筒放回去，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养殖场的灯还亮着——远处料棚的瓦数灯的光混着一层飞虫，在夜雾里形成一个淡黄色的光圈。光圈里有个人影在走动——是堂弟在关门。门闩插进铁环的声音隔着几十米传过来——铁的撞击声在夜里比白天响得多。 --- 海龙的铺子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出现了第一个“空天“。 空天——他在修理厂打工的时候老修理工用这个词，指的是“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一辆车都没来“。那天他七点半拉起卷帘门，把工具从铁架上拿下来擦了一遍又摆回去。八点半。九点半。门口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没有任何一辆车的速度慢下来。十一点的时候隔壁老李端着一碗面过来，站在门口吃了一口，看了看铺子里空空的地面。 “今天闲？“ “嗯。“ 老李没再多说，把碗里剩下的面汤喝了，回自己店里去了。 下午两点来了一辆三轮车——不是来修的，是收废铁的。骑三轮的人往铺子里看了一眼，看见那台二手举升机和铁架上的工具，问了一句：“有废铁卖不？“ 海龙说“没有“。那人骑着三轮走了。 下午五点半海龙提前拉下了卷帘门。不是因为没有车——这条街上的铺子一般都是六点以后才关门，他提前了半个小时。他把卷帘门拉到底的时候，卡住了一下——和刚开店那天一样的位置，往左带了一下才滑下去。门落地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铺子里回了一下。 晚上他在出租屋里把第一季度的流水翻出来算了一遍。数字不复杂——收入和支出列在两页纸上，他不用笔算也能看出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在逐月缩小。三月份挣了两百一，支出一百四，剩七十；四月份挣了一百六，支出一百二，剩四十；五月份挣了一百二，支出一百一，剩十块。 他把烟盒纸拿出来——就是开店前算账用的那张，角上已经磨圆了，“海龙汽修“四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在背面写了一个数字：40。这是上个月的房租加生活费。他从铁盒里数出来，用橡皮筋扎好，压在铁盒最底下。铁盒里的钱比开店的时候少了。他算过——按这个速度，还能撑四个月。 四个月以后呢？他不知道。 六月第二个星期的一个傍晚，一个修车的客户把一份报纸忘在了铺子的椅子上。海龙捡起来的时候翻了一下——是省城晚报，边角卷着，油墨味还在。他本来想扔掉的——手已经伸向了废纸篓——但副刊右下角有一行字的标题让他停住了。 “亚洲金融风暴波及我省 外资企业出口订单骤减“ 他把报纸平铺在举升机旁边的铁架上，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里面有一些词他不完全懂——“汇率波动“、“资本外流“、“国际收支“——但有一段话他看明白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影响，我省外贸出口企业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四成，部分企业已开始限产或停产。“ 外贸、订单、下降——这些词他听得懂。王威的养殖场、建国的粮食局，和这些词隔着多远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这几个月铺子里的车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他手艺不行。 他把那篇文章又看了一遍。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笔帽上有一条裂纹，他用胶布缠着——在报纸的天头位置写了两个很小的字：记住。 写完之后他把报纸折好，放在工具箱的最底层。和那颗螺帽隔了一层铁皮——螺帽在上面的铁盒里，报纸在下面的工具箱里。他把箱子盖上，扣好锁扣，站起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六月底的天黑得晚，七点多了西边还有一抹深橘色的光。远处的国道上车灯从南往北流过去——和往常一样多。但他知道，那些车停在路边的可能比往常少了。 他回到店里，把卷帘门拉下来。这次没有卡住。 安安静静地滑到底了。 第47章 断流 电话是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打来的。 王威当时在料棚后面清点饲料库存。玉米面还剩十三袋，豆粕七袋，按现在的饲养量够一个月——但那是按满栏算的。实际上栏里的鸡比计划少了三成——上个月他没补新苗，想等订单回来了再说。订单一直没回来。 堂弟从办公室跑过来，手里攥着一页纸——记电话用的那种横格纸，上面写了一个号码。“哥，县城那个食品厂——张经理打过来的，说让你回电话。“ 王威把手上的玉米面拍了拍，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走进办公室。电话搁在桌上，话筒扣着。他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把话筒拿起来，拨了那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张经理，我王威。“ “老王——“对方的声音比上次通话时低了半个调，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在说话。“跟你说个事。上次你问的那个——下批货——我们厂里开了会，今年的采购计划全部重新审了一遍。食堂那块——可能要停一阵。“ 王威握着话筒，指节贴着塑料壳上的纹路，一条一条的。 “多久？“ “不好说。年底？明年？上面压着指标——减员、压支、砍非核心业务。食堂算非核心。“ “嗯。“ “老王——不是我不想订。是真的压住了。你我都是干活的人——你知道我没骗你。“ “我知道。“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张经理在那头叹了口气，声音不大——但话筒贴着耳朵，王威听得很清楚。然后他说：“先这样。缓过来了我给你打电话。“ “行。“ 电话挂断。忙音嘟嘟嘟地响了三声，王威把话筒放回去。他的手在话筒上停了一拍——指尖的温度还留在塑料壳上。 他没有在办公室坐很久。他站起来，走到厂房的门口。那扇铁皮门是去年他带着堂弟和两个工人自己焊的——焊得不太直，右上角比左下角高了两厘米，关上的时候右下角有一条缝，冬天漏风。他站在门口往里看。机器停着。三台粉碎机、两台搅拌机、一条传送带——全部是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台一台买回来、装起来的。传送带最后换的那截皮带是他自己量的尺寸，跑了三家店才买到合适的。现在它们全部安静地停在七月的空气里，铁的表面在下午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暗灰色的光。 有一只苍蝇停在粉碎机的进料口上，前腿搓了搓，飞走了。 王威转过身，走回办公室，拿起桌上的算盘。他的手指在算珠上走了一遍——不是算账，是指尖碰到了那些圆弧的木珠。这些珠子打过养殖场第一年的总账，打过买新苗那天的预算，打过每一份订单的利润。今年五月以后，算盘就没怎么响过了。 他把算盘放回原处，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红纸——是去年春节贴剩下的——裁成两指宽的几条。明天开全员会的时候他会用上这些红条。 --- 全员会是第二天傍晚在厂房里开的。 人不多。堂弟、两个喂料的、一个负责运输的、一个管记录的——算上王威自己，六个人。他们把厂房里的空饲料袋叠起来当凳子坐了一圈。王威站在那台停着的粉碎机旁边，手里捏着一根粉笔——他本来想在黑板上写几个数字，但厂房里没有黑板，他也没有真的需要写。数字都在他脑子里。 “这个月的工资——“他顿了一下，“可能要缓几天。“ 没有人接话。堂弟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管记录的姑娘把笔帽打开又合上——咔嗒一声，然后又咔嗒一声——她意识到声音太大了，把笔放进了口袋里。 “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但厂里现在——“王威把手里那根粉笔转了一下，“订单断了。县城那个最大的客户——今天来电话了，说今年都不订货了。“ 喂料的一个中年男人——跟王威同村，论辈分王威该叫他叔——开口了：“那什么时候能恢复？“ “不知道。“ “年底能行不？“ “不好说。“ 厂房里的铁皮顶被七月的太阳晒了一整天，即使到了傍晚，头顶上的空气还是热的。有一束光从焊歪了的那条门缝里斜着照进来，落在地面上，光柱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 中年男人没再问了。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缓几天就缓几天吧，过了这阵再说。“ 他出去了。剩下的人也跟着站起来，一个一个走出去。堂弟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回头，说了一句：“哥，料棚里的玉米面不多了。“ 王威说：“我知道。“ 厂房里只剩他一个人。停了的粉碎机。停了的搅拌机。停了的传送带。那道从门缝里照进来的光已经斜到墙角了，橘红色的——再过半个小时天就要黑了。他蹲下来，在那台粉碎机的底座上摸了一下。铁是凉的——停了三天了。他的手在底座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出去，把那扇焊歪了的铁皮门拉上了。 门闩插进铁环的声音在傍晚空旷的院子里响了一声。不远处的村里有人家在做饭——柴火的气味和油锅的滋啦声混在一起，顺着风飘过来。王威站在门口闻到了那股气味。他想起小时候在村里，放学回来，走在巷子里，各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气味是不一样的——谁家炒了鸡蛋，谁家煮了红薯，隔着一道墙都知道。现在村里做饭的人家比以前少了。年轻人都出去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家的方向走。那条路他走了三十年——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开始走。路边的土墙上用石灰水刷着一条标语，已经褪了大半，只剩下“计划“两个字还看得清楚。另外几个字被风吹雨打得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白。 --- 建国的第一张“暂缓发放“工资条是八月中旬收到的。 不是装在信封里发的——是在每周一的例会上，副局长的口头通知之后，财务科的人拿着一沓白纸条挨个办公桌发的。传到建国桌上的时候，那张纸条已经有点皱了——前面的人翻看的时候手指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浅浅的折痕。 白纸条。不是平时装工资的牛皮纸信封。白纸上印着几行字，最上面一行是“工资暂缓发放通知“，中间是“本月工资因财政困难暂缓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另行通知“，最下面盖着财务科的公章——章是红的，红得很正，但盖在“暂缓“两个字旁边。 建国把那张纸条翻过来看了一下。背面是白的，什么都没有。他又翻回来，看了第二遍——“暂缓“、“另行通知“。他把纸条对折了一下，又对折了一下，折成一个两指宽的小方块，放进上衣口袋里。口袋里有他平时放钱的那一面——但今天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条。 食堂里那天的气氛比四月那张文件贴出来的时候更安静了。没有人聊工资的事——所有人都在聊，但没有人当面聊。大家都是端着饭盒打完饭就走，不在食堂里坐。建国打了两个馒头一份炒土豆丝回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老周不知道去哪了，小陈也没在。他把馒头放在搪瓷缸盖上，掰开，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不是因为馒头硬——是咽的时候喉咙里有一个地方不太顺畅，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他把剩下的半个馒头用干净纸包好放回抽屉里——留着晚上吃。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成方块的纸条，展开，又看了一遍。“暂缓“、“另行通知“。他想起四月在公告栏上看到的那份文件——纸是硬的、白的、带红章。和今天这张纸条用的是同一种纸。 他把纸条重新折好，没有放回口袋，放进了枕头底下——和那本《新华字典》放在一起。字典的扉页上王威写的“保重“两个字，和这张写着“暂缓“的白纸条，隔着一层枕巾，压在同一个地方。 八月底的时候第二个月的工资也暂缓了。这次连白纸条都没有——财务科的人在走廊里喊了一句“本月工资暂缓，大家知道了哈“，声音从走廊这头传到那头，在日光灯管闪了几下之后停住了。没有人回应。窗户开着。走廊尽头有人推着自行车出去了——链条在链盒里吱呀响了几声，远了。 建国在宿舍里把那本《新华字典》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到“暂“字那页。暂——上面一个“斩“，下面一个“日“。斩断的太阳。他把字典合上放回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那张白纸条的边缘。他把纸条拿出来，打开看了一眼，对折，放回枕头底下。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包括爹娘。九月他回了一趟家，把上个月的工资（实发的——六月的那份，不是八月这份）给了娘。娘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在钞票上摸了一下，没说别的，转进厨房去给他下了一碗面。建国坐在堂屋里，看见墙上的挂钟停了——钟摆不摆了，指针停在五点四十分的位置上。他站起来把挂钟取下来，上了一圈发条，钟摆又开始动了。 他坐下来等面熟。钟摆在墙上晃着，一下一下的，和以前一样。 --- 海龙是在七月底发现房租已经欠了一个月的。 三眼井街的房东姓刘，住在铺子后面那条巷子的尽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平时不怎么来，每个月月初骑着一辆老永久过来收租。七月初海龙跟他说“这个月宽限几天“，老刘说“行“，骑上永久走了。七月过完了海龙还是没有。八月初老刘又来了，把自行车撑在铺子门口，没熄火——后轮还在转——站在门口往铺子里看了一眼。 举升机上是空的。铁架上的工具按大小排列整齐，水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但举升机上空着，从门口到最里面的地面上没有任何一辆车停过的痕迹——油渍都干了。 “海龙。“ “刘叔。“ 老刘站在门口没进来。他穿着的一件灰衬衫被八月的风贴在身上，背部的布料被汗浸湿了一大片。他把手伸进裤兜里——不是掏钱，是掏出一包烟，给自己点了一根。然后把烟盒往海龙的方向递了一下。海龙说“我不抽“。老刘就把烟盒收回去。 “欠了一个月了。“ “我知道。“ “什么时候能给？“ 海龙没接话。他的工具箱在最里面的墙角立着。铁盒在工具箱的第二层——里面还有钱，但他不能给。那些钱是下个月的饭钱和进螺栓、机油、滤芯这些耗材的最后一点本钱。如果给了房租，铺子就真的转不动了。 老刘把一根烟抽完，在地上摁灭了，把那截烟头捡起来——他没有随地扔——握在手心里。然后他看了海龙一眼。 “再宽你一个月。“ “谢谢刘叔。“ “下个月再没有——“他没说完，把烟头放进口袋里，走过去扶起自行车，骑上走了。后轮转了几圈，在巷口拐了个弯，不见了。 海龙站在铺子门口。八月的省城热得不透气——三眼井街的柏油路面被太阳晒软了，踩上去有一种微微的陷落感。国道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地过去——但没有任何一辆减速。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铺子里，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不是为了关门——是为了挡住太阳。门缝下面那条光线横切过水泥地面，把铺子分成明暗两半:举升机站在暗的那一半里，工具箱靠在明的那一半的墙根上。 他在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锁扣，掀起盖子。铁盒在第二层。他把铁盒拿出来放在膝盖上，打开。螺帽在最上面——他把它拿起来放在旁边，然后把下面的钱数了一遍。没有拿出来，只是数了一遍。数完以后把螺帽放回去，盖上铁盒，放回工具箱第二层，锁上锁扣。 他蹲在工具箱前面没有站起来。 八月过完了。到九月中旬的时候，三眼井街的海龙汽修铺已经连续二十三天没有进来过一辆修车的活。期间只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门口停了一下——是隔壁老李，链条又掉了。海龙蹲下来帮他紧好。老李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走，看了看铺子里面——举升机还是空的。 “最近——没什么活？“ “嗯。“ 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不是递给海龙，是自己抽了一根，点上。然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块的——是他刚才在手上攥了一会儿的，边角有点湿润——放在举升机的底座上。 “上回那个链条钱——忘了给你了。“ 海龙看着那张十块钱。他知道这不是链条钱。上次紧链条他没收费，老李也没有说要给。这张十块是老李编的理由。 “李叔——“ “拿着。“老李已经把烟叼在嘴上了，声音有点含糊。“你手艺好。过阵子就好了。“他转身推着自行车走了——链条没有再掉。 海龙站在举升机前面，那张十块钱放在铁底座上。八月的风吹不到三眼井街的铺子里面——它被卷帘门和招牌挡住了。但他觉得那天下午的风在某个地方吹着，只是没有吹到他身上。 他把那张十块钱拿起来，没有放进口袋，举升机旁边放着他平时随手记事的铁架——他把那十块钱压在记事本的最后一页下面。然后他把卷帘门拉下来。这次没有卡住——从上次调整过以后它一直很顺。门到底的时候闷闷地响了一声，然后安静了。门缝下面最后一线光被切断以后，铺子里全黑了。只有工具箱锁扣上的那一点铁——在完全黑暗里没有人看见，但那里有一颗螺帽、一个铁盒、和一张压在记事本下面的十块钱。 天还没黑。但他已经把门关了。 第48章 下岗 名单是十月中旬贴出来的。 不在一楼走廊的公告栏里——贴在三楼会议室的门口。建国是去上厕所的时候路过的，看见会议室门口站着四五个人，没人说话，都盯着门旁边那面墙。他走过去，越过一个人的肩膀看到了那张纸——A4纸，打印的，字不大，标题是“县粮食局第一批精简人员名单“。 后面跟着十几个名字。 他一个一个往下看。没有他的名字。他继续往下看。没有。看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他把名单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他的名字确实不在上面。但名单上的名字他大部分都认识——财务科的两个、储运科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三楼资料室的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名字，排在倒数第三行—— 老李。和他同一个科室。靠门口那张桌子，头发往后梳，衬衫口袋上别着钢笔和圆珠笔，窗台上那盆文竹的土已经干裂了的那位。 建国站在名单前面没有动。旁边的人看完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前后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三楼的走廊没有开灯，十月中旬的天色暗得早，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片灰白色的光，不够照亮整条走廊，只够在墙上投出一个模糊的人影的轮廓。建国站在那片光线的边缘——他的影子落在名单旁边的墙上，刚好遮住了“老李“两个字后面的一个字。 他转身走回二楼的办公室。 推开门。老李坐在他那张靠门口的桌子前面，窗台上的文竹还是那盆——土还是干的。他面前的桌面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笔记本，笔帽扣在钢笔上。他看见建国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建国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 “名单贴出来了。“建国说。 “我知道。“老李把钢笔插回衬衫口袋上——左胸那个位置，常年别着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笔帽上有一道磨出来的亮痕。 “你在上面。“ 老李没有回答。他把桌上的笔记本合上，放进了抽屉里。然后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一个旧笔记本、两瓶没拆封的蓝墨水、一盒回形针、一把剪刀、一沓牛皮纸信封、一本工作证。工作证的塑料封皮磨得发白了，边角卷起来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纸板。他打开看了一眼——里面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穿的是深色外套，头发比现在多。他把工作证放进了上衣口袋里。然后站起来，把窗台上那盆文竹端起来。 “这文竹——“他端着花盆在手里转了一下，“养了六年了。带走吧。“ 他把花盆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下——刮出一道浅色的印子，在深色的水磨石地面上很显眼。 “建国。“ “嗯。“ “你那盆文竹——该浇水了。“ “嗯。“ 老李端着文竹走出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没有回头——但停了一拍。那一次停顿很短，大概两秒钟——然后他往走廊那头走过去了。脚步声从近到远，在楼梯口拐了一个弯，然后听不见了。 建国站在办公室里。老李的桌子空了——抽屉开着，桌面上的东西被清干净了，只有台灯还搁在原来的位置上，绿罩子，插头还插在墙上的插座里。灯没有开。建国走到那张桌子前面，伸手把台灯的插头拔了下来。他把电源线在台灯底座上绕了两圈，然后把台灯放到老李桌子的抽屉里。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对面桌的小陈。他一直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抬头。建国坐回自己的位置，拿起桌上的搪瓷缸——空的。他走到水房接了一杯自来水回来，把缸子放在桌子的右上角。水在缸子里慢慢静下来，表面不再晃了。 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从大门口出去——链条吱呀了几声，然后远了。建国没有往窗外看。但他知道那是谁。 --- 接下来半个月里，名单上的人陆续走了。走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人收拾了一上午，跟每个人握了手才走；有的人当天下午座位就空了，桌上什么都没留下，好像从来没有人在那里坐过；有的人最后一天穿着平时不穿的干净衣服来上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到下班，然后站起来走了，没有跟任何人说话。财务科的老魏走的那天穿了一件新的白衬衫——平时他不穿白衬衫，穿的是灰的。他坐在位置上等到五点半，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部装进一个蛇皮袋里，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和每天下班一样的动作。然后他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没有人抬头看他——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完了那一眼，转身走了。蛇皮袋的底角在走廊的地面上拖了一下——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传得很远。 建国坐在二楼办公室靠窗的位置上。从十月到十一月，办公室里的人少了三分之一。空出来的桌子没有马上搬走——桌面上的文件和文具被人收走了，但桌子本身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椅子也还在桌子下面。每天早上建国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会看到那些空桌子和空椅子整齐地排列着——椅背的高度一样，桌面的颜色一样，但座位上没有人。日光灯管有两根没亮，剩下两根闪了几下才稳住。光落在空桌面上——没有人趴在上面写材料、没有人把搪瓷缸放在右上角、没有人在窗台上浇文竹。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建国收到了第三个月的“暂缓“工资——这次连口头通知都没有了。财务科的门锁着，门上贴了一张纸：“财务审核中，工资发放另行通知。“ 建国站在那张纸前面看了看。然后他转身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新华字典》——枕头底下太明显了，他放在办公桌抽屉最里面了——翻到扉页。王威写的“保重“两个字，蓝墨水，笔迹用力得在纸背上留下了凸痕。他在两个字的下面用手指摸了一下——凸痕还在，七年了，纸背上的痕迹没有平回去。 他把字典合上，放回抽屉最里面，关上抽屉。然后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去水房接了一杯自来水。回来的时候经过老李那张空桌子——台灯还在抽屉里。他没有停下来。 ---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建国在走廊里遇到了人事科的老周。老周是那天最后一个还没下班的人——他在走廊尽头锁门，手里拎着一串钥匙，看见建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还没走？“ “走了。“ 两个人一起往楼下走。楼梯间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拐角时，有一段五六级台阶是完全黑的。老周在前面走，手里那串钥匙在黑暗里叮当地响了几声。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老周停了一下。大厅里的灯已经关了，只有传达室窗户里透出来的光——橘黄色的，照在水泥地面上，像一块歪歪扭扭的毯子。 “建国。“老周没有回头。 “嗯。“ “你还年轻。别在这耗着。“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出去了。传达室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建国一眼，没说话，缩回去了。建国站在大厅的阴影里——传达室的光线照不到他站的位置，他整个人都在暗处。他站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也走了出去。 十二月的县城晚上冷得快。风从老街的两头灌进来，吹得路边法国梧桐的最后几片叶子在枝上抖了几下，松了，落下来。有一片叶子落在他肩膀上，他没有去拍，走了几步之后自己滑下去了。 他回到宿舍，没有开灯。窗户关着。外面的路灯透过槐树光秃秃的枝杈在窗帘上投下交错的影子——不是叶子印了，是枝杈印的。他从枕头底下把那本《新华字典》拿出来，打开扉页。在没有光的房间里他看不到“保重“两个字——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 他把字典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下来。 天花板上有路灯投进来的阴影，那些枝杈的影子在没有叶子的冬天里显得比夏天更密——因为每一条枝杈都是可见的，没有叶子遮挡。建国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老周的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你还年轻。别在这耗着。“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窗外的风声穿过窗框的缝隙，发出一种细长的、低沉的响声。远处的县城街道上有一辆货车经过——发动机的声音由远及近，到了粮食局门口没有停，继续往南边去了。声音越来越远，最后被风声盖住了。 建国翻了一个身。枕头旁边那本字典的硬封面在他翻身的时候碰了一下他的额头——硬的，带一个直角。他没有把字典拿开。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去了办公室。打开门。老李的空桌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小陈的桌子也在——小陈还坐在那里，翻着同一沓文件，和昨天一样，前天也一样。建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把搪瓷缸放在桌子右上角。窗台上那盆文竹——土已经干透了，叶子从尖端开始发黄。他盯着那盆文竹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拿着搪瓷缸去水房接了一杯水回来，给文竹浇了。 水渗进干裂的泥土里的时候发出一种细微的嘶嘶声——土太干了，水渗下去的声音像是泥土在呼吸。建国把那杯水全部浇完以后，把搪瓷缸放回桌上，坐下来，打开了面前的材料。钢笔里的墨水没有干——他吸过不久。他在稿纸的第一行写下了日期：1998年12月4日。 窗外天阴着。没有太阳。但办公室里比前两周亮了一点——因为少了几张桌子，光线在没有遮挡的桌面上落得更深了。 第49章 回村 班车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到的村口。 建国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先闻到的是煤烟味——不是县城那种煤炉子的气味，是农村冬天特有的那种：各家各户的烟囱同时烧着，碎煤和柴火混在一起烧出来的烟气沉在巷子里，被风一吹散了又聚回来。他拎着行李袋站在下车的地方——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杈光秃秃地举在冬天的天空底下，树皮比记忆里更黑了，树根旁边那块石头还在——磨得发亮的那一面朝上，和一九七九年他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一样。 他把行李袋换了一只手，沿着巷子往里走。路还是土路——铺了碎砖，但砖缝里长着干枯的草根，踩上去的时候鞋底能感觉到那些凸起的硬节。巷子比记忆中窄了——也可能是他长高了。两边院墙的墙皮有好几处脱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和麦秸，有一家的门框换成了新铁门，但旁边那家还是他小时候那扇木门——门上漆皮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木板之间的缝隙用报纸糊过，报纸已经黄透了。 建国家的院门开着半扇。他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堂屋的门也开着，他能看见堂屋里的八仙桌——桌角包着铁皮的那一边还是老样子。他小时候在那张桌上写过作业——煤油灯放在桌角，光不够亮，他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现在堂屋里亮的是电灯——灯泡吊在屋梁上，瓦数不大，但比他小时候的煤油灯亮多了。 他拎着行李袋走进去。 娘在厨房里。她听见脚步声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上还攥着一把粉条，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看见建国，先是没有说话，把手上那把粉条放回盆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才说：“到了。“ “到了。“ “路上人多吧？“ “还行。“ 娘没有再问别的，转回厨房去了。建国把行李袋放在他以前住的那间屋里的床上——床还是那张床，铺的床单换了一条新的，蓝白色的格子布。他在床边坐下来，手掌在床单上压了一下——新布，洗过一水，有一种洗衣粉和冬天阳光混在一起的气味。窗户外面是院子，院子里的石榴树也光秃秃的——树干上还系着那截旧铁丝，是他小时候绑弹弓架留下的，已经锈进了树皮里。 晚上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爹在乡里的建筑工地帮忙——说是帮忙，就是做一些不需要太多力气的零活，记半天工。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先跺了跺脚——鞋底上的干泥块在地上敲了两下，开了裂，碎在门槛旁边。他看见建国坐在堂屋里，也是先没有说话——他从来不太会开头。他把外套脱了挂在大衣架上，然后走到八仙桌旁边坐下来。 “放假了。“ 建国说：“放了。“ “粮食局——还行？“ “还行。“ 爹点了下头。他没有往下问。娘把菜端上来了——一盆白菜炖粉条、一碗炒鸡蛋、一碟咸菜、一锅热馒头。爹拿起筷子，在桌上顿了一下，把两双筷子对齐，夹了一筷白菜。 三个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炉子上的铁壶里的水开了，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在灯泡的光线里形成一小片白色的雾。壶盖被蒸汽顶得轻轻跳了几下——嗒嗒嗒嗒——然后又安静了。娘伸手把铁壶从炉子上拎下来，给建国倒了一碗热水，又给爹倒了一碗。 建国双手捧着那碗水，掌心贴着碗壁——搪瓷的，碗底有一小块磕掉了瓷，露出黑色的铁胎。水是烫的，烫得他两只手的手心都发红了。他低头喝了一口。水有铁壶的味道——烧过很多遍的铁壶里积了一层水垢，水里有微微的铁腥气，和村子里的气味一样。 --- 第二天上午，王威来了。他走进院子的时候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领口上有一块油渍——不是做饭的油，是机器的油。他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建国“，建国从堂屋里出来，两个人在院子里站了一下。 王威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细看有。眼角多了一道纹，笑起来的时候比七年前收得快了。下巴上的胡子刮得不太干净——有一颗芝麻大的血点，刮破的。他站在石榴树旁边，手插在棉袄口袋里。 “海龙到了。“ 建国说：“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他表叔的车捎他回来的——凌晨两点到家。“ 两人没有急着去找海龙。王威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那棵石榴树，又看了一眼石榴树上那截锈铁丝。他伸手拉了一下那截铁丝——没有拉动，锈进树皮里了。 “你还记得这个？“建国问。 “怎么不记得。你拿它崩过村口那个柿子——没崩着，弹弓皮筋断了。“王威把铁丝松开了。铁丝在冬天的空气里微微抖了几下，发出一声很细的嗡响，然后又静下来。 两人从院子里走出来。巷子里没有人——腊月二十九，大家都在家里忙年，但村里的人比建国记忆中的少了。以前腊月这时候巷子里到处都是人——小孩在跑、大人在搬东西、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现在巷子是空的。墙根下没有晒太阳的老人——不是天气冷，是人少了。有好几家的院门上锁着锁，锁面上落了一层灰——不是走了几天，是走了几个月甚至更久的那层灰。 王威在前面走着，建国跟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了两三步的距离，谁也没有加快或放慢——和小学时上学路上一样，就是这个距离。 海龙家的院门开着。海龙蹲在院子里的一堆旧轮胎旁边——他表叔的长途车换下来的旧胎，堆在墙角当围栏用。他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改锥，在剔轮胎花纹里嵌进去的一颗小石子。他把石子剔出来以后用拇指搓了一下那个位置——轮胎胶皮上有一个小小的凹痕，明显是被那块石子长期压出来的。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来了。“ 建国和王威站在院门口。海龙站起来把那把改锥插回口袋里，从轮胎堆上跨过来。他穿着一件灰夹克——不是新的，但和省城有关，拉链头的形状和县城卖的不一样。他比七年前壮了一圈——肩膀宽了，手掌更厚了。常年握扳手和起子的人的手，指关节比一般人大一圈，指甲缝里有一道洗不掉的黑线——机油渗进皮肤纹路里留下来的印记。 三个人在院门口站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没有人提议“去老槐树下坐坐“——但三个人先是站了一会儿，然后几乎是同时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没有人说什么，就是走。从海龙家的巷子拐出去，路过村委的公告栏——水泥墙面上贴着几张红纸，是年底的收支公示，纸边被风掀起了一半——拐过那口早就干了的老井——井沿上压着一块石板，石板上有一道裂纹——走到村口。 老槐树。冬天的老槐树没有叶子，枝条像一蓬黑色的血管一样伸向灰白色的天空上。树根旁边的石头还在——那块表面被三个人的裤子和鞋底磨光滑了的大石头。王威第一个坐下去。然后建国坐下去——他坐的位置和初中放学时坐的是同一个位置，树根从土里凸起来的那一道弧线刚好卡在他鞋底后面。海龙没有坐——他靠在树干上，面朝村外的方向。那个方向有一片冬天的麦田，麦苗刚露头，贴在地皮上的一层薄绿，被前两天的霜打得有点发白。 王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花生——油纸包着，打开的时候有一股焦香散出来。 “你带的？“ “我娘炒的。“ 王威把油纸放在石头中间——三个人中间的那块石头上。海龙从树干上欠起身，伸手抓了一颗。建国也抓了一颗。王威自己也抓了一颗。花生壳在指间裂开发出的声音在冬天的空旷里比在室内响得多——咔的一声，然后是指尖把花生衣搓掉的声音，然后是花生在齿间被咬开的那个更闷的声音。 “四岁那年——“海龙把那颗花生的壳放在掌心里看了看，“你也是带的炒花生。在村口。你分成三份——最大的那份给了建国。“ 建国咬花生的动作停了一下。 王威说：“你给自己留了最小的。“ 海龙没有再说话。他把花生壳放进另一边的口袋里——不是扔了，是放进去。王威看到了，没有问。建国也看到了，也没有问。三个人坐在老槐树下面。冬天的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没有叶子遮挡，直接打在脸上——冷，但不刺骨。老槐树的枝条在风里摇了几下，发出干燥的、摩擦的声音——树枝碰着树枝，和三十年前夏天叶子沙沙响的声音不一样，但都是这棵树发出的声音。 一只乌鸦从麦田上空飞过去，翅膀在空气里扑了几下，落在不远处的电线杆上。它没有叫，站在电线上看了这三个人一眼——又看了他们一眼——然后飞走了。 三个人在老槐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话不多——比小时候少了。但没有话的时候也不觉得尴尬。王威把那包花生吃完了——最后几颗他分给了建国和海龙，纸包里剩下一小撮花生衣，他站起来，把花生衣倒在树根下面，风一吹就散了。 下午四点多的光变成了一种偏暖的灰——太阳还在西边，被一长条云遮住了，云边上透出一道橘黄色的光，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斜着从石头一直伸到麦田里。三个人在影子里坐了一会儿，然后王威先站起来——他拍了一下屁股上的土，说：“走了，回去帮娘包饺子。“ 海龙说：“我也走了。表叔明天走——我去看看车胎的气压。“ 建国说：“我再坐一会儿。“ 王威和海龙走了。脚步声一前一后——王威的脚步重一些，踩在碎砖路上是实的；海龙的脚步轻一些，但步幅大——从巷口拐进去以后脚步声先后消失在不同的方向。 建国还坐在石头上。老槐树的影子又长了一点——它已经伸到了麦田更里面了，覆盖了一小片被霜打过的麦苗。他弯下腰，从石头旁边的地上捡起一颗花生壳——是刚才王威倒花生衣时带出来的一颗。他把那粒花生壳放在手心里，在指间转了一下。壳里还有一颗花生米——他刚才没注意到。他把花生米抠出来吃了，把壳放在石头上的油纸旁边。 然后他站起来，把油纸叠好塞进口袋里，往家的方向走。他没有回头——这次不是因为怕回头就走不成了，是因为他知道那棵树还在那里，树根下的石头也还在那里，他下次回来的时候它们还是会在这里。 --- 年三十晚上，建国家堂屋的灯亮了一整夜。娘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猪肉是爹从乡里集市上割回来的。饺子馅里多放了一勺香油，整个堂屋都是那个气味。建国吃了两碗——第一碗是晚饭，第二碗是零点的时候下的。爹在八仙桌前坐到了很晚，没有看电视——电视是九寸的黑白，信号不好，满屏雪花点，爹看了一会儿就关掉了。他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杯白酒——不是倒满了喝，是倒了一点点，喝一口，抿住，过很久才咽下去。建国坐在他对面，面前放着一碗饺子汤，汤上浮着几点油花。炉子里的火烧着，铁壶里的水开了一次又一次。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村外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响了十几秒，然后停了。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建国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冬天的夜空很干净——没有月亮，星星密得像撒了一地的碎米。他站在石榴树旁边，手插在口袋里，抬头看了很久。院子外面的巷子里没有人——路灯也关了，整个村子都暗着，只有几家的窗户里透出一点光，隔得很远，在不同的方向上，互相照不到。 他回到屋里。娘已经回屋睡了。爹还坐在桌前，那杯白酒还剩一半。他看见建国进来，没说话，把酒杯里剩下的一口喝了下去，然后站起来，端着酒杯回屋了。建国把桌上的碗收起来，拿到厨房洗了。水龙头里的水是冰的——冻得手指发僵，但他没有兑热水。洗完碗，他关了堂屋的灯，回到自己的屋里。床单是新换的，被子里有阳光晒过的气味。他躺下来，关了灯。黑暗里他听见隔壁屋里爹的咳嗽声——不重，几下，然后停了。远处有一只狗又叫了两声，然后安静了。窗外的石榴树的影子在窗帘上映着一小团——那截锈铁丝也在，嵌在树皮里，和三十年前一样。 --- 初一下午，建国在村口遇到了海龙。 海龙蹲在老槐树下面，手里拿着那颗螺帽——在指尖上转着，像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转。他看见建国走过来，把螺帽握在手心里，站起来。 “明天走？“ “明天。“建国说。 “几点？“ “早班车。七点半。“ 海龙点了下头。他把螺帽放回口袋里——不是工具箱的铁盒那个口袋，是他现在穿的这件灰夹克的侧兜里。他又把手抽出来。 “王威刚才来过了。说养殖场那边——春节也没停，得有人喂料。“ “嗯。“ 两个人站在老槐树下面。冬天的正午有太阳——不暖，但光很好，照在光秃秃的树杈上，每一根枝条都清清楚楚的。树根下昨天三个人坐了一下午的那块石头还被太阳晒着——表面的温度比空气高一点点，用手背贴上去能感觉到。 海龙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颗螺帽，在树根上敲了一下。 铁和树根碰到一起，发出一声钝响——树皮是软的、糙的，螺帽是硬的、冷的。那个声音不像敲击，更像是一个东西贴到另一个东西上然后松开了。 他敲的那个位置——树根上有一道旧痕迹。是一道刻进去的印子，被树皮生长的张力撑开了，变成了一条浅沟，但能看到人工的痕迹。是他小时候用削铅笔的小刀刻的——一条横线，代表他自己。旁边还有两条平行的线——一条代表建国，一条代表王威。三条线刻在同一块树根上。他蹲在那里，用拇指在那三条线上摸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把螺帽放回口袋里。 “走了。“他说。 “嗯。“ 海龙往巷子里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建国。“ “嗯。“ “你那碗面——汤凉了就不好吃了。“ 建国站在老槐树下面，看着海龙拐进巷子里不见了。那棵树的枝条在他头顶上伸展开，在冬天的天空里画着黑色的线——每一条线的末端都分出了更细的枝杈，那些枝杈的末端又分出了更细的，一直到肉眼快要看不见的细度。站在树下面往上看的时候，枝条像是一张不断分裂的网——从粗到细，从树干到最远的末梢，每一根都有自己的方向。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树根上那三条线。刻痕还在——七岁那年刻的。他用鞋尖在那个位置碰了一下，没有用力。然后他转身走了。初一的村路上没有人，只有他的脚步声从村口一路延到巷子深处，在那个冬天的下午里，一声一声的，走了很远才听不见了。 第50章 关店 决定是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做出来的。 不是某个具体的瞬间——不是接到房东电话的时候，不是翻开账本发现连续四个月亏损的时候，不是又一个空天过去、卷帘门拉下来的时候。这些事都发生过，而且都发生过不止一次——但决定不是从这些事里跳出来的，更像是一层水从水面下慢慢升上来，升到某个高度以后自己溢出来了。海龙在那天早上拉起卷帘门的时候发现，第三块和第四块门板之间的连接处有一颗铆钉松了——门拉上去的时候发出一种和之前不一样的响声，不是卡住的那种响，是铁和铁之间松动以后互相碰撞的声音。 他蹲下来看了看那颗铆钉。拿扳手紧了一下。铆钉不动了，但门板上的铁皮已经磨出了一道白痕。 他站起来，在工具箱旁边蹲了很久。不是在想——是已经想完了。他在等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说出来的方式不是对自己说的——他从工具箱的上层把铁盒拿了出来，打开。螺帽在最上面，他拿起来放在旁边。下面是钱——不是开店前那三沓整整齐齐的了，是一小叠零散的、面额不一的钞票，最上面一张是五块的，边角有被水泡过的痕迹。他把钱数了一遍。数完之后把钱放回去，把螺帽放回去，盖上铁盒，放回工具箱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站在三眼井街的土路上。 四月初的省城开始回暖了。土路冻了一冬天的表面化开以后变得松软，踩上去有一种微微的弹性。国道上车流量比去年秋天少了一些——不是他的错觉，是真的少了。远处国道边那家加油站的招牌，以前晚上亮着大半，现在有三分之一不亮了——不是灯管坏了没有修，是有几根故意没有开。 他回到店里，在记事本上列了一张单子。字不好看——他的字一直不好看，但他写得慢，一笔一划的，每个字都认得清楚。清单写在记事本的最后一页——就是压着老李那十块钱的那一页，他把十块钱拿起来看了一眼，放进了上衣口袋里——然后翻到空白页开始写。 举升机 —— 二手买的，二手卖。零件架 —— 拆了，按废铁算。工具柜 —— 留着（工具箱放不下）。地板 —— 扫干净。 他写完以后把圆珠笔插回口袋里。站起来，走到举升机前面——那台他从废品站拉回来的二手举升机。他用了快两年，从来没有出过故障。他蹲下来，在举升机的底座上摸了摸——铁是凉的，底部有一层薄薄的机油渍，已经干透了。安装的时候他在底座下面垫了两块钢板，因为地面不平。那两块钢板是他从废品站一起拉回来的——一块是某台机器上拆下来的底座板，另一块是一辆报废卡车的弹簧钢板。他蹲在那里把两块钢板从底座下面抽了出来——钢板很重，他抽的时候使了全力，手背蹭到水泥地面，蹭掉了一小块皮，没有出血，但皮肤发白了。 他把两块钢板靠在墙角，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举升机站在地面上，少了钢板以后有一点微微的晃动——不到一毫米的幅度，但他知道。 三天后有人来拉走了举升机。买主是国道那边一家比自己修铺面还小的修理铺的老板——一个比海龙还年轻的小伙子，骑着一辆摩托车来的，站在举升机前面看了看，蹲下来摸了摸底座，站起来问：“多少钱？“ 海龙报了一个数——比他买的时候少了将近一半。 小伙子没有还价。他把钱从内兜里掏出来——一沓现金，用橡皮筋扎着——数了一遍，递给海龙。海龙没有数第二遍，接过来放进口袋里。 小伙子去开了一辆三轮车来——车厢里铺着一层旧棉被。两个人把举升机拆了装上车。举升机在车斗里歪着，一根液压管在车斗边缘蹭了一下——海龙伸手把那根管子往里面挪了挪。小伙子在驾驶座上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没有说什么，发动了三轮车走了。 举升机走了以后，铺子里空了一大块。地上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印记——举升机底座压了两年，水泥地面在那个区域比其他地方干净，机油渍没有渗透到那块水泥里面去。海龙看着那个长方形的地面看了很久，然后拿扫帚把整间铺子的地面扫了一遍。杂物架上的工具——拿下来，擦了一遍，按大小排好了，放进工具箱里。剩下的零件——螺栓、垫片、滤芯、刹车皮——装进一个纸箱里，放在墙角。 零件架他自己拆的。四个螺丝，一个扳手。拆完以后架子靠墙放着。建面空了——铺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被搬走或收紧以后，这个四十平米的铺子变成了一间什么都没有的水泥盒子。只有墙角那个纸箱、靠墙的铁架、和工具箱在举升机原来的位置旁边立着。铺子里的光线比以前好了——没有举升机挡着，没有零件架遮着，从卷帘门透进来的光可以一直照到最里面的那面墙上。 海龙在那间空铺子里坐了几个下午。没有关门——门开着。有人路过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以前能看到一台举升机、一个修车的人、一间有活的铺子。现在只能看到一个人坐在工具箱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那把椅子是隔壁老李给的，藤面断了一根。 没有人停下来。但也没有人问“你是不是不干了“。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去年秋天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来了——就是开业后第一个客户，松花江面包车，发动机异响，海龙收了十块，他说“十块？“然后多给了十块的那个。 他没有开车来。是走来的——从巷口走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橘子。他站在门口看了看铺子里面——举升机没了，零件架没了，只有工具箱和一把破椅子。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来，把那袋橘子放在工具箱上面。 “听老陈说——你要关店了。“ “嗯。“ 皮夹克男人在工具箱旁边蹲下来。他没有问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已经知道为什么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海龙。海龙这次接了。 “我不抽烟——但接过去放在工具箱上面。皮夹克男人给自己点了一根。两个人蹲在空铺子里——一个抽烟，一个不抽。四月的风吹不进来，但巷子里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响了一下。 “以后呢？“ “先找个厂。“ “还修车？“ “还修车。“ 皮夹克男人把那根烟抽完了，在地上摁灭，把烟头捡起来放进口袋里——和房东刘叔一样，不随地扔。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 “等我手头松了——还找你。“ 海龙说：“行。“ 皮夹克男人又看了一眼这间空铺子——从门口看到最里面那面墙，像是要把这四十平米记下来一样。然后他转身走了。巷子里响了几声脚步声，拐了一个弯，安静了。海龙蹲在工具箱旁边，把那根烟拿起来看了看——他没有抽。他把烟放进了工具箱的上层，和铁盒隔了一层铁皮。 --- 招牌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摘下来的。 木板上他自己写的字——“海龙汽修“——已经褪色了。不是字的颜色掉了，是木板本身的颜色从浅变成了深，字在变深的木板上变得模糊了。四个字里有三个还能辨认——“海“字的三点水最上面那一点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他从下面拧下两颗螺丝。招牌没有掉下来——后面还有一颗在中间。他又拧了一颗。招牌往前倾了一点，他伸手托住了底部，把最后一颗螺丝拧下来。 木板在他手里。不重——三合板，他当初买的最便宜的那种。但托在手里的时候他感觉比实际上重一些——不是因为木板本身，是因为木板上写了名字。 他拿着那块木板走进铺子里。工具箱在墙角，他把工具箱的盖子打开——铁盒在上层，螺帽在铁盒里，报纸在工具箱最底层。他把木板放下去——放在报纸上面。木板比工具箱宽，放不进去，斜着卡住了。他拿出来，调了一个方向，再试。还是不行。他又把木板抽出来，靠在工具箱旁边。站了一会儿。又从工具箱里拔出那把改锥——就是腊月二十九在老家剔轮胎上那粒石子的那把——把招牌背面固定挂钩的两颗螺丝也拧了下来。挂钩掉了。去掉挂钩以后木板可以平整地放进工具箱了——还是卡了一点边，但盖子能合上了。 他把木板放进工具箱里。压在报纸上面。然后盖上盖子，锁上锁扣——咔嗒一声。 他蹲在工具箱前面没有马上站起来。工具箱——近三年的工具、一颗螺帽、一个铁盒、一张报纸、一块招牌，全部在这一个箱子里。他把手掌放工具箱的盖子上面——铁的，能感觉到锁扣那个位置有一个细微的凸起，是按下去以后锁舌弹出来扣住的那个小结构。他的手指在那个凸起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 他站起来把铺子里的灯关了——拉绳，灯灭了。把墙角的纸箱搬出来放在门口，等收废铁的来拿走。把靠在墙上的零件架搬到巷口的废品堆旁边。然后回到铺子里面——空空的，扫过地的水泥地面在四月末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淡灰色的光。他蹲下来，在举升机原来站过的那个位置的地板上摸了一下——地面上那个干净的矩形印记还在。他站起来，从门口把那把破椅子拿进来——老李给的，藤面断了一根——放在工具箱旁边。他想了想，又把椅子搬到了门口外面的人行道上——不是留给自己的，是谁需要谁坐。 他把卷帘门拉了下来。拉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一下——门和以前一样，在那个位置有一个卡点。但他没有去调整它。他继续拉到底——铁皮落地的声音在空了的铺子里回了一下，然后没了。 他站在三眼井街的土路上。工具箱在他脚边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卷帘门的锁锁上——转了一圈，拔出来。然后他俯下身，把工具箱提起来。工具十几斤，加上铁盒和木板，接近二十斤。他把工具箱换了左手提着，沿着土路往国道方向走。没有回头。 三眼井街的下午和往常一样安静。隔壁老李的铺子开着门——老李在门口看见海龙提着工具箱走过去，没有喊他。他站在门口把一锅新炒的花生翻了一遍。花生在锅里的沙子里滚过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音。老李没有抬头。 海龙走到国道边上，把工具箱放下来等公交车。工具箱的底部有二十分钟的路和三眼井街的土蹭出来的灰。他用鞋底在工具箱的底部边缘擦了一下——灰掉了一些，留下一道灰白色的磨痕。他把工具箱提起来，上了公交车。 公交车在三眼井街那站停了一下，门关上，往前开了。他没有往窗外看——不是不想看，是那个方向没有窗户，他的座位靠走廊。工具箱放在他两腿之间，他两只手扶着工具箱的边缘——不是为了稳固，是手没地方放的时候自然落在了那里。 公交车的发动机在座位下面响着，车窗外的省城从三眼井街那种矮的、旧的、带院子的沿街铺子，一段一段地变成更高的、更密的、有玻璃幕墙的路段。海龙在座位上坐着，工具箱夹在两腿中间，手掌贴在铁面上。铁是凉的——放在太阳下面晒了一整个上午的铁，被手掌贴上去以后会慢慢变暖。但海龙的手掌也是凉的，两片凉的东西贴在一起，谁也没有把谁焐热。 公交车到了站。海龙站起来，提着工具箱下了车。他往路对面走——那家修理厂的招牌在下午的太阳下面反着光，白底红字，比他自己写的那块整齐多了。他停在门口，把工具箱换到右手，走了进去。 第51章 改道 方案是在六月的一个夜里写完的。 王威办公室的灯亮到凌晨一点多。日光灯管有两根，一根亮着，另一根启动器坏了——拧了几下才亮，亮了以后闪了十几秒才稳住。光落在桌面上，照着那摞写满了数字的横格纸。纸的边缘被他的手掌反复压过，变得有些毛了，边角卷起来的地方用墨水瓶压着。 方案不长——六页纸。第一页是现状分析：粮食加工近三年的收入曲线，从九六年到九九年，一条一直往下走的线。第二页是问题：设备老化、利润被大厂挤压、本村及周边原材料供应不足。第三页到第五页是转型方向——从加工转向养殖合作。不是自己养，是做“合作社“模式：村里有条件的户出场地和人工，养殖场提供苗、饲料、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第六页是预算——第一年需要投入的资金和预期产出，数字列得很细，从鸡苗的进价到第一栏出栏的周期到每只鸡的利润空间，都算到了小数点后两位。 他写完第六页最后一个数字以后，把圆珠笔的笔帽盖上。笔帽盖上去的时候发出一声很小的咔嗒声——笔芯里的油墨刚好用完了。他把笔放在那摞纸旁边，把数字从头到尾又核算了一遍。没有算错——他在心里过了两遍，又用算盘打了一遍。第三遍的时候他没有算数字，只是把那六页纸翻来覆去地看——不是在看数字，是在看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服明天坐在那间屋子里的人。 第二天上午，村委的会议室里坐了十二个人。 七位族老、村支书、村主任、会计、王威、和堂弟——堂弟不是来开会的，是来帮忙倒水的，但王威让他坐着，说“你也听听“。会议室是村委那间老屋——瓦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窗户上的玻璃有一块裂了，用透明胶带贴了一道，胶带已经黄了。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九五年乡里发的，“乡镇企业先进单位“——红底金字，但红色褪成了粉的，金字也不怎么亮了。 王威把方案复印了六份，不够每人一份——就先给几位族老各发了一份。纸在手里传了一圈，有的人翻了一页，有的人没翻——直接放在桌上，手指压在纸面上，等王威开口。 王威站在那张桌子的上首——不是坐着的，是站着的。他没有穿西装——那件他哥的西装早就穿不下了——穿的是深蓝色的短袖衬衫。衬衫是新的——他去乡里开会前买的，十五块，领口的扣子扣到了最上面那颗。 “粮食加工这条线——“他把第一页翻过来给大家看，“从九六年到现在，三年，收入一直在降。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这条路走到头了。“ 一个族老把方案推回了桌子中间。“粮食加工是你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你爷爷做的是粮食，你爹做的也是粮食——到你这就不是了？“ 王威没有马上回答。他停顿了一下——不是在想怎么反驳，是在确认自己要说的话是不是自己想清楚的。停顿完了以后他说：“爷爷那辈做粮食加工是因为村里只有这条路。现在路变了。“ “路变了你就换？万一新的也走不通呢——你是拿村里人的钱在赌。“ 王威没有提高声音。他把第三页翻开来，指着上面的数字说：“我算过——连续三年的下降曲线，不是周期波动，是结构性的。后半年如果继续做加工，设备更新的钱加上亏损，年底大概到这个数。“他用手在纸上比了一个数字。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那条被透明胶带贴住的玻璃裂缝在上午的光线里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落在桌面的方案上——刚好横穿过王威手边的那页纸。 另一个族老开口了——比第一个年纪大，头发全白了，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是王威爷爷那一辈的人，论辈分王威该叫他三爷爷。 “你说的那个合作社——村里有多少户能出人？现在年轻人都走了，剩下的都是我们这样的。你让六七十岁的人跟你养鸡？“ “不用出力。“王威翻开第五页，指着一条条款——“合作社模式，场地和基础人工由农户出，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由养殖场负责。风险分摊。不需要年轻劳动力——一个老人能照看的量，一只鸡的利润算下来，比种一亩地的玉米挣得多。“ 三爷爷没有再说话。他把王威递过来的那页纸拿起来看了看——没有戴老花镜，把纸举远了，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放下。 “你算的这个利润——是最好情况还是最差情况？“ “平均。“ “最差呢？“ 王威翻到预算的最后一页——底下有一行小字，是他算了三遍才写上去的。“即使第一栏成活率降到七成，加上饲料价格的波动，亏损控制在一千五以内。“ 三爷爷把那张纸放在桌上。他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他只是没有继续问了。 会议从上午九点一直开到中午。期间堂弟起来续了三回水——铁壶里的水烧了又烧，用来招待的茶叶是去年剩下的，泡到第三回已经没什么颜色了，开水倒在杯子里是透明的。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响着。墙上的锦旗在有人经过门口带起的风里轻轻晃了一下——金线在光里闪了一瞬。 散会的时候没有正式表决——村支书在最后说了一句“方案先放这儿，大家回去想想“。但王威知道这已经算通过了——没有人再站出来反对，三爷爷没有再问，第一个开口的族老也没有再坚持。“想想“在村里的意思是不反对，但也不急着答应。 十二个人陆续走出了会议室。三爷爷拄着拐杖走在最前面，在门口停了一下——不是因为要回头说话，是因为门槛高，他抬脚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迈过去了。其他人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王威站在会议桌前，把复印件一份一份收起来——有人把纸留在了桌上，有人卷起来带走了。他把剩下的纸理齐，用那支写完了油墨的圆珠笔压住。 会议室里只剩两个人。他和他爹。 他爹坐在靠门口那把椅子上——整个会议过程中他坐在那个位置，没有说一句话。不是坐在主座上，是坐在靠门口的角落里——一个可以随时站起来走出去的位置。但他没有走出去。他坐在那里听完了全程，没有开口。 散会后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出去了，他最后一个站起来。他没有看王威——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只是一下——一秒钟，可能不到。他没有回头。然后他迈过门槛，走进外面的太阳光里。阳光在门口的地面上画了一道边界——门里面是暗的、灰的、水泥地，门外面是白的、亮的、六月的太阳。他爹跨过那条边界的时候，背部的灰衬衫在光里亮了一下，然后他往左边拐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声，远了。 王威站在会议桌前，手里还攥着那摞方案复印件。他的手指压在纸面上——第一页的边角被他攥出了一个折痕。他低下头，用拇指把那道折痕压平——压了两遍，折痕没有完全消失，但浅了一些。 他把六页方案放进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没有封口——明天一早去乡里报批。文件袋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屉里有一个旧笔记本、一本机械手册、一截软铅笔、一盒回形针。他把文件袋放在最上面，关上抽屉。锁不锁——他没有锁。村企办公室的抽屉锁早就坏了，钥匙不知道丢在哪了。他关好抽屉以后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太阳已经升到了正头顶。六月底的光线从窗户里斜着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梯形的光斑。光斑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平时看不到的那些，在光里变得像活的一样，上上下下地，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只是浮在那里。王威看着那些尘埃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院子里没有人。六月的蝉鸣从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方向一阵一阵地传过来——不响的时候安静得像整个世界都停了，响起来的时候又震得耳膜发麻。王威站在院子中间，把手伸进口袋里。口袋里没有烟——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了。他又把手抽出来，站在蝉鸣声里，抬头看了一眼村委会屋顶上那根烟囱——没有冒烟。停工以后烟囱就没有再冒过烟了。铁皮烟囱的边角上有一块锈迹，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又扩大了一圈。 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养殖场的方向走。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了料槽被人用铁锹敲了两下的声音——当、当——是堂弟在添料。机器没有开——鸡舍里的活是靠手在做的。王威在门口站住，没有进去。透过门缝他看到堂弟一个人在鸡舍里——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正在往料槽里添新料。鸡群围过去的时候发出一片咕咕咕的、密集的声响——那种声响在空荡荡的鸡舍里被墙壁反射了几次以后，变成了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 王威没有走进去。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停下来——不是想到了什么，是感觉到阳光晒在脖子后面的那个温度。他站在那里，感觉到自己后背的衬衫被汗贴在皮肤上——不是热的那个汗，是闷的。六月的省城应该也是这个温度——甚至更高一点。海龙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那家新修理厂里——不知道他干得怎么样，也没有问过。春节以后两个人没有通过电话。 王威站在原地，把那个念头停了一下就放下了。然后他继续往回走。 回到办公室以后，他从抽屉里把那份方案又拿了出来——不是要改，是想再看一眼最后一页底下的那行小字。数字没有变——亏损控制在一千五以内。他把方案重新装回文件袋里，放在抽屉最里面，关上了抽屉。窗口那根日光灯管还在闪——不是坏了，是启辉器老化了。他没有关灯，让它继续闪着。窗户外面有一辆拖拉机从村路上经过——柴油机的突突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最后被蝉鸣盖住了。 王威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桌上的搪瓷缸是空的——早上倒的水早就凉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凉的，白开水的味道，有一层薄薄的灰漂在水面上。他在嘴里含了一下，咽了。然后把搪瓷缸放在桌子右上角——和建国放缸子的位置一样，只是这只缸子是白的，搪瓷掉了一小块露着黑铁。窗外拖拉机的声音已经远了，蝉鸣还在。他把手放在抽屉的把手上——没有拉开，只是放着。然后他收回了手，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明天一早去乡里。今天先这样。 第52章 三条路 三样东西在宿舍桌上摆了三天。 辞职报告——一张空白的方格稿纸，开头写了“辞职申请“四个字，后面全是空的。不是没想好怎么写，是写了划掉、写了划掉——第一行划了两道，第二行划了三道，第三行写了一半钢笔没水了。他没有换笔芯，把那张稿纸翻了一面，在背面又写了一个开头——“尊敬的局领导“——停下，划掉，把纸折起来塞进了抽屉最里面。 考研报名表——他从县教育局门口的公告栏上抄下来的地址和截止日期，抄在一张烟盒纸上。报名点在县城另一头，骑自行车二十分钟能到。截止日期是十一月十号。他把那张烟盒纸放在台灯底座下面压着，每天回来都能看见。 单位的转制通知——一份真正的文件。红头，盖了章，通知上说粮食局将被合并到县商务局，现有人员“重新核定岗位“。文件到的当天办公室里的人传了一圈——每个人看完都放在桌上，没有讨论。小陈看完以后把文件翻了一面，用空白的那面垫了午饭的饭盒。建国看完以后把文件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没有垫饭盒。 三样东西。三条路。哪一条都看不清尽头。 第一个被打消的念头是南方。 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建国在宿舍里给大学一个去了深圳的同学打了电话。电话亭在粮食局门口的老街上——一部投币电话，话筒上有一股铁锈和旧塑料的气味。他把硬币投进去，拨了那个号码——同学留的座机号，在一家电子厂的人力资源部。电话响了几声接了，是那边前台的声音。建国报了同学的名字，等了大概两分钟，那边接起来了。 “建国？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没事——就是想问问，那边怎么样？“ “还行。电子厂，工资比县里高。你那边呢？“ 建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机会多吗？“ “多——但你得出来。在县里能有什么机会。“ 建国握着话筒，看着电话亭玻璃门外面的老街。秋天了，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开始往下掉——一片落在电话亭的顶棚上，滑了一下，落在地上。 “出来要带多少钱？“他问。 同学在那边想了一下——不是想数字，是在想怎么说得不那么吓人。“路费、房租押金、头一个月生活费——怎么也得备个两三千。你要是过来了，头一个月可以住我那儿——但也不能久，宿舍就一张床。“ 两三千。建国每个月工资——实发的时候——不到三百。从九八年八月到现在，他的工资累计正常发放了三个月。他把存折底下的数字在心里过了一遍——不够。 “我考虑考虑。“ “你考虑。想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挂了。话筒放回去的时候铁链在电话亭的金属面板上碰出一声响。建国站在电话亭里没有马上出来。玻璃门外面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等了一会儿——见他不出，又推着车走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口袋里只有一把硬币和一张叠了四折的烟盒纸。他隔着布料捏了一下那张纸的轮廓——考研报名点的地址。没有把纸掏出来。 他推开电话亭的门，走出来。梧桐树的叶子在地上铺了一层，踩上去的时候是软的，有一种细微的碎裂声从鞋底传上来。 十一月五号。截止日期前五天。 他骑车去了县教育局。 二十分钟的路，骑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减速。不是因为累——是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在无意识地慢下来。踩脚踏板的频率从匀速变成了时快时慢——快几圈，停一下，再快几圈。到了教育局门口的时候他把自行车撑住，没有锁。 教育局的大门是开着的。门卫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里面在放评书，单田芳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被风刮散了一半。操场上有一排宣传栏，其中一栏贴着“一九九九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白纸黑字，盖了省教委的章。 建国把自行车停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站在大门口，手扶着自行车车把——橡胶把套左边那个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铁管。他站了大概三分钟。门卫室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大概以为他是来找人的——又缩回去了。评书还在放——讲到哪一段了，听不清，声音从窗户里飘出来飘到操场上，被风卷走了。 他把自行车调了一个头，骑回去了。来回四十分钟。报名表没有填。 回到宿舍以后他把台灯底座下面压着的那张烟盒纸抽出来——上面写着报名点的地址和截止日期。他看了一眼，没有撕掉，也没有放回去。他把它放在了桌面上——敞开的位置，不是压在台灯底下了。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那张烟盒纸还在桌上。他没有收起来。下班回来的时候它还在。第三天它也在。第四天——十一月九号——它还在。他没有动它。 十一月十号。截止日期。 早上他出门的时候看了它一眼。晚上回来的时候也看了它一眼。它在那里，他没有撕掉，也没有去报名。他打开抽屉——辞职报告在抽屉最里面，叠了两折。考研报名表在桌上。转制通知在文件袋里。他拉开椅子坐下来，把三样东西在桌上摆成一排。 辞职报告（划了好几道的）。考研报名表（没填的）。转制通知（盖了章的）。 他看了它们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把转制通知放回文件袋里。把考研报名表——没有撕——夹进了那本《新华字典》里。把辞职报告从抽屉最里面拿出来，展开，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撕了。 不是撕成两半——是撕了很多次，撕成了一把碎纸片，最大的也不过指甲盖大。他把碎纸片扫进手掌心里，倒进了桌角的垃圾篓里。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文件袋里把转制通知重新抽出来，打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县粮食局并入县商务局……人员重新核定……“ 字他都认识，每个字都是中文，每个词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一页纸的背后是什么——重新核定之后他还能不能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工资能不能正常发、粮食局变成商务局以后他一个政治教育专业的人能干什么——他看不透。 他把转制通知折好放回文件袋里。文件袋放进抽屉最里面——压在辞职报告的碎纸片上面，隔着两层纸。 晚上他去食堂吃饭——去晚了，人很少，只剩下炒萝卜和馒头。他打了一份坐在靠墙的位置上。食堂的大姐在擦灶台——抹布在铁板上擦过去的时候发出一声嘶啦的声音，然后是一层水汽升起来，在日光灯下白了一片。建国把馒头掰开，夹了一筷子炒萝卜，咬了一口。萝卜是凉的——出锅有一阵了，油凝在表面，变成了一层白色的膜。他嚼了几口咽下去了。 快吃完的时候小陈端着饭盒走过来，在旁边坐下。 “你听说了没有？“ 建国把嘴里的馒头咽下去。“什么？“ “高校扩招——今年开始，大学要多招好多人。“ 小陈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食堂太空了，声音在墙壁之间回了一下。建国没有马上接话——他把手里剩下那小块馒头放进嘴里，嚼完，咽了。 “你不是大学毕业的吗——跟你有啥关系？“ 建国把筷子放在空了的饭盒上。“没关系。“ 他端饭盒站起来，走到洗碗池边，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饭盒。水是凉的——十一月的自来水已经冰手了，但他没有兑热水。饭盒在水柱下面冲了十几秒，他用拇指搓了一下饭盒内壁——油被冷水冲不掉，附着在搪瓷表面，手指能感觉到那种滑腻的阻力。他把饭盒翻过来控了控水，拿回宿舍。 宿舍里的灯泡是十五瓦的。他拉了灯绳以后光在房间中间亮了一小圈——桌面上是亮的，墙角是暗的。他在桌前坐下，把那本《新华字典》从抽屉里拿出来——考研报名表夹在里面。他翻开夹着报名表的那一页，没有把表抽出来。他看了一眼那一页的内容——正好是“转“字。 转——转机、转向、转制、转行。他盯着那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字典。报名表在字典里，字典在桌上，他在字典前面坐着。 窗外面有一条狗叫了两声，停了。有人在远处关了一扇铁门——铁和铁的撞击声在夜里传得很远，隔了好几条巷子还能听到那一声闷响。然后又安静了。建国拉了灯绳。房间暗下来以后他没有马上躺下——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了，手放在字典的封面上。硬壳封面在十一月的夜里是凉的——他感觉到那种凉从指尖慢慢升到指节，然后他收回了手，躺了下来。 窗外有一棵槐树——不是村口那棵，是粮食局后院那棵。叶子落了大半了，还有几片挂在枝上，风来的时候响一下，不响的时候整棵树都是安静的。建国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天花板上有从外面透过来的光——不是路灯，不知道是哪家窗户里漏出来的，很弱，在天花板上印了一个模糊的、边缘不清晰的亮斑，像一滴水洇开在纸上的痕迹。 他翻了一个身。 辞职报告撕了。考研报名表没填。只剩下一条路——留下来，等转制的结果。这不是他选的——是三条路里的两条被他依次排除了以后，剩下的那一条。他没有选它，它在那里。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是凉的——冬天了，墙面吸收了一整天的冷空气，在夜晚慢慢释放出来。他离墙很近，能感觉到那种凉意从墙面渗过来，隔着一层空气，没有碰到，但能感觉到。 他闭上眼睛。过了很久以后他睁开眼睛——墙上那层淡淡的凉意还在。他翻回仰面朝上的姿势，把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被子是娘缝的那条——不是新的了，棉花被压了好几年，不如以前蓬松了，但盖在身上的时候还是暖的。他把被子的边角往肩膀下面掖了掖。 窗外的槐树在风里又响了一下。几片叶子掉了——不知道，看不见，但听声音能分辨出来：叶子离开枝头的时候没有声音，落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声音。只有风穿过树枝的时候才有声音——树枝不动了，声音就停了。然后风再起的时候它又响起来。 建国在那种时断时续的风声里终于睡着了。桌上的《新华字典》里夹着那张没填的报名表——他不会去填它了。路还剩一条——转制的路。他不知道那条路通向哪里，但他已经把所有其他的路口都走完了。 第53章 世纪末 转制的批文在十二月中旬下来了——不是最终结果，是一张“年后统一核定“的通知。 建国在走廊里遇到了办公室主任。主任手里拿着那份文件，边走边看，和建国擦肩而过的时候把文件翻了一面，说了一句：“年底了，年后再说。“然后走过去了。建国站在走廊里，看着主任的背影拐进了尽头的办公室。走廊的日光灯管有两根亮着，中间那根没亮——像一排牙齿缺了一颗。 他把“年后统一核定“这几个字在脑子里过了两遍。还有半个月就到二〇〇〇年了。半个月以后——他在不在、还在不在粮食局、粮食局还叫不叫粮食局——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站了几秒钟，然后回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空调坏了，一台老式窗机，开到最大档也只有一阵若有若无的风从出风口里漏出来——风是温的，不是冷的，但也算不上热。窗外是十二月的县城——天灰着，树枝光着，街上的人裹着厚棉衣走得比夏天快。建国把转制通知放回了抽屉里——和已撕的辞职报告的碎纸片、夹在字典里的考研报名表放在一起。三样东西在同一个抽屉里，各自代表了一条已经关闭的路，和一个还没有打开的答案。 他把抽屉关好，把桌上的搪瓷缸拿起来喝了一口水——凉的，缸底有一层茶渍，他忘了洗。又放下了。 同一段时间里，王威的养殖场改建工程开工了。 第一车砖是十二月二十号拉到工地上的。拖拉机从乡里的砖厂开过来，车斗里码着整整一千八百块红砖，用粗麻绳捆了两道。车停在养殖场门口的空地上，发动机没有熄火，突突突地响着。王威和堂弟两个人卸了半个小时——王威站在车斗边上往下递，堂弟在下面接，一块一块码好。一千八百块砖，每一块都经过两个人的手——王威的手指冻得发僵，但他没有戴手套。戴了手套握不紧砖，容易滑。 砖卸完以后拖拉机开走了。空地上码着一千八百块红砖和一袋水泥——水泥是昨天到的，五十公斤一袋，放在料棚里，上面盖了一块塑料布。王威站在那堆砖前面，把手上的灰拍了拍。没有拍干净——灰嵌在指纹的纹路里，变成了一道一道的细线。 “哥，图纸呢？“ 王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了两次的纸——是他在乡里的建筑队找人画的草图，不对，不能叫图纸，就是一张用铅笔画的平面布局——标了尺寸和墙体位置。他把它展开，在砖堆旁边蹲下来，堂弟也蹲下来。两个人在十二月的空地上蹲着看一张手画的草图——纸上铅笔画的线被反复改过，有几处擦出了毛边。 “南边留门。东边留两扇窗户。“ 堂弟点了点头。他把图纸接过去，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站起来，在那堆砖前面站了一会儿。 “哥——这墙砌完，里面能养多少？“ “比现在多一倍。“ 堂弟没再问了。他蹲下来，用手在码好的砖上摸了摸——最上面那一块的棱角是锋利的，新砖。他摸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年后我去乡里找几个人来砌。“ “嗯。“ 两个人站在那堆砖前面。冬天的太阳在云后面，光线是灰白色的，照在红砖上把砖的颜色压暗了一层——砖还是红的，但那种红被冬天的光洗过以后变得比夏天沉稳，像干了很久的血迹。王威蹲下来，从砖堆的最下面抽出一块砖——压在最底下的那一块，两面都沾着没有干透的泥浆。他用拇指在泥浆上按了一下——泥是湿的，软的，能印出指纹来。他把砖放了回去。 省城那边，海龙在新修理厂干了快八个月了。 厂子在城北，比三眼井街那家大了不止一倍——六个举升机，三个地沟，光是修理工就有十几个。海龙在这里不是师傅——他算“中工“，比学徒高一级，比大师傅低一级。工资按天算，一天二十五，一个月不休息能挣七百多——比他自己开店时赚得稳定，但比他当老板的时候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不用那么累了，反而不习惯了。 十二月底的一个下午，厂里来了一辆宝马——不是来修的，是来谈合作的。开车的人是省城一家汽修连锁店的老板，三十七八岁，穿一件皮夹克——不是海龙在村口见过的那种皮夹克，是好的那种，皮质不一样，拉链头上的商标是外文的。连锁店老板和修理厂的老板在办公室里聊了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经过车间，在海龙旁边的举升机前面站了一下——他看了海龙一眼，不是特别看，就是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 “这辆车谁修的？“连锁店老板指了指旁边一辆刚做完保养的桑塔纳。 “我。“海龙说。 连锁店老板蹲下来看了看发动机舱——不是看有没有修好，是在看干活的人的习惯。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之前说了一句：“你修得不错。以后想换地方了来我这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举升机的底座上。 海龙把那片名拿起来。白底黑字——“振兴汽修连锁·张经理“。名片纸是厚的，有纹理，比他自己用圆珠笔写在烟盒纸上的那种联系方式正规一百倍。他没有把名片扔掉——放进了工具箱的上层，靠边，和铁盒隔了一条扳手的距离。 他在那天晚上下班以后想起了一张纸——不是这张名片。是他工具箱最底层那张报纸，一九九八年六月省城晚报，副刊右下角“亚洲金融风暴波及我省“。他把那张报纸从工具箱最底层拿出来看了一遍——字已经有点模糊了，报纸的纸边因为反复折叠开始发毛，有些字的细节被折痕切断了。他把报纸重新折好放回去。然后从工具箱上层拿起那张名片看了一下——振兴汽修连锁。连锁。他把两个字放在一起想了一下。“以后是连锁的天下。“那个老板没有说这句话，但海龙自己得出来的。他把名片放回工具箱上层——这次他没有把它放在扳手旁边，而是放在了铁盒的盖子上那个螺帽旁边。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厂里提前下了班。 海龙回到出租屋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进来，够看清屋里的轮廓。他在床边坐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省城的街道上和往常一样有车在走——不多不少，没有因为是千禧年之夜就多出什么来，也没有变少。远处的天空有一层淡淡的暖色的光——不是烟花（还没到零点），是城市的灯光反射到低云上的那种光。那种暖色的光在整个省城的上空低低地铺着，像一层看不见的盖子。 海龙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没有开灯，走到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锁扣。铁盒在第一层。他打开铁盒——螺帽在最上面，旁边多了一张名片。他把螺帽拿起来，没有放下去，在指间转了一圈。铁是冷的，和九年前他从那台手扶拖拉机下面把它捡起来的时候一样冷。他握在手心里停了一拍，然后放了回去。 他关上铁盒。关上工具箱。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来。没有脱衣服——把被子拉了一半盖在身上，靠着床头坐着。路灯的光从窗户里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光斑的边缘被窗框的阴影切出了几道缺口。他靠着床头坐着，没有睡。明天是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 县城的世纪末夜晚比省城安静得多。 建国在宿舍里。他晚饭后去了一趟办公室——不是有事，是办公室的暖气比宿舍好一点。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干——没有写材料，没有看书，没有整理文件。就那么坐着。坐了一会儿他把收音机打开了——一台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旋钮上的刻度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开关的时候电位器发出一阵沙沙的电流声。他调了几个台——有人在说“世纪之交“、有人在放音乐、有人在回顾一九九九年的大事。他把音量关小了一点，让声音在房间里作为一种背景存在——不认真听的时候，收音机里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均匀的、低沉的嗡嗡声。 他从抽屉里把那本《新华字典》拿出来。不是要查字——他翻到夹着考研报名表的那一页，把报名表抽了出来。纸在手里放了大半个月，边缘已经卷了。他没有打开看——直接把它顺着桌角撕了，撕成两条，叠在一起再撕一次，撕成了四片，放进了桌角的垃圾篓里。然后他把字典翻到扉页——王威写的“保重“两个字。蓝墨水，墨水的颜色褪了一些，但笔迹还是有力的。他用手指在“保重“两个字上摸了一下——纸面是平的，指纹滑过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凸起。但七年前他第一次摸的时候是有凸痕的——纸背上的凹痕被时间的压力一点一点地压平了，现在只剩下一层极淡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起伏。 他合上字典，关了收音机。 电流声停了以后，房间里的安静变成了一种有厚度的东西——它不是在到来，是本来就一直在那里，收音机的声音只是把它盖住了。收音机关掉以后它又浮了出来。建国坐在那张桌前，在那层安静里坐了很久。他拿起了桌上的搪瓷缸，举到嘴边——缸子是空的。他又放下了。 零点之前他走回宿舍。没有看表——不知道几点，但窗外的县城街道上没有人声，没有汽车喇叭，没有鞭炮。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去了，像是在等着什么。他站在窗前。后院里那棵槐树的枝杈在路灯下投着光秃秃的影子——每一根枝条都清晰可见，从树干出发，分叉、再分叉、再分叉，一直到最细的末梢。 远处——非常远的地方——有一声闷响。像是一扇铁门被风吹得关上了，又像是一挂鞭炮在隔了好几个街区的地方响了一声。然后安静了。那个声音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二〇〇〇年就这样到了。没有敲钟，没有倒计时，没有烟花——至少在建国的窗户外面没有。 他站在窗前没有动。县城上空的夜是漆黑的，没有暖色的光，没有反射的光。安静得和任何一个冬天的夜晚一样。但他知道现在是二〇〇〇年了——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他，是因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过了，因为日历上印着，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填任何日期的时候都要在年份那一栏写下一个新的数字——一个他以前只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过的数字。 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冷空气从窗缝里涌进来——和一九九九年的冷空气没有区别——但它是二〇〇〇年的。他吸了一口，关上窗户。那口空气吸进肺里和一九九九年的一样凉。他没有在窗前继续站着，走到床边坐下，和衣躺下来，拉了灯绳。 天花板上路灯照出来的那个光斑——和前几天一样，和去年的今天一样，和每一年冬天的晚上一样——在那里，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了眼睛。 老槐树在村口站着。树皮比去年又黑了一层。树根旁边的石头上落了一层薄霜，在月光下泛着一种雾面的白。没有人坐在它上面——深夜了，村里所有的灯都熄了。有一条狗在远处的巷子里叫了几声，又安静了。风从麦田的方向吹过来，穿过光秃秃的枝条时发出一种干燥的、像竹篾被弯折一样的声音——没有叶子可吹了，只有枝条，枝条碰着枝条。 树枝的末梢在风里微微颤动了几下。根在冻土下面——什么也看不见，但它在那里。月光从云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树根周围投下一小块亮斑——不够照亮什么，但足够让人知道那里有一棵树。 这是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二〇〇〇年的第一个凌晨，它也是在同一棵树下到来的。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庆祝。但树在那里，和一九七五年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样，站在那里。 第54章 2000 春天是从王威养殖场第一栏出栏开始的。 三月中旬，新鸡苗进场后的第七十八天。没有选日子——就是养到可以出栏的重量了。堂弟天没亮就把鸡装好了笼，笼子码在拖拉机的车斗里，用麻绳交叉绑了两道，最上面盖了一块旧帆布。帆布的一角被风掀起来过几次，堂弟停下车重新系紧，再发动，突突突地往县城的方向开。 王威没有跟车去。他站在养殖场门口，看着拖拉机的尾灯在清晨的薄雾里变成两个越来越小的红点，在村口的拐弯处被一排白杨树挡住了，然后不见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气温还是冷的——三月的清晨，地表的冻土刚刚开始化，踩上去的时候鞋底会有一种微微的下陷感，但不明显。他转身回到养殖场里——笼子空了，鸡舍里残留着饲料的气味和一层细细的绒毛，从地面上被风吹起来，在从窗户照进来的晨光里浮动着。 下午堂弟回来了。拖拉机停下来以后发动机还在抖，堂弟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手里攥着一沓钱——现金，不是转账。他走到王威面前，把钱递过来。 “过磅多少？“王威问。 “一千二。“ 王威没有数那沓钱——接过来以后在手里掂了一下，厚度对了。他把钱收进口袋里——不是放进去就完事了，是在口袋里用手把钞票的边角理齐了，然后走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账本。 他把账本翻到今年那一页——春天的那一栏。收入：一千二。支出：鸡苗、饲料、药、运费。他一样一样减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最后的数字写在纸的最右边——是一个和支出几乎相等的数。不亏。也不赚。 他在那个数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把笔放下，在数字旁边写了一个字——“平“。 以前他写的都是“亏“。从九七年养殖场开始，连续十几个月的账本上，每个月的数字旁边不是“亏“就是“微亏“。这个“平“字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本子上写的不是“亏“的字。他盯着那个字看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放回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去年那份转型方案——六页纸，边缘已经磨毛了。他没有拿出来，把抽屉关上了。 窗外，三月的阳光照在养殖场新砌的砖墙上——红砖在春天的光线下比冬天看起来鲜艳了一些，不是颜色变了，是光线的角度变了。墙根下有一丛草开始返青了——刚冒出头，贴着地皮，不注意看会以为是一层绿色的土。 同一段时间里——海龙在省城的修理厂已经把新工具的位置全部摸熟了。 六月的一个晚上，他在出租屋里把铁盒打开。没有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只是打开，往里看了一眼。螺帽还在。名片还在。铁盒底部散落着一些零钱和几张钞票——不是开店前那种三沓整整齐齐的分法，是随手放进去的，各种面额混在一起。他把铁盒放在手掌里掂了一下——比上次打开的时候重了。 他没有把钱数一遍——把钱一张一张理平，四个角对齐，然后把铁盒盖上。螺帽在最上面，压在钞票上。他在出租屋里坐了一会儿，把铁盒放在工具箱的上层。工具箱比去年轻了——店关了以后很多大件工具都卖了，剩下的都是最常用的那几把。他关上箱盖，锁好。“ 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想过“如果还开着店会怎么样“了。不是不想了，是没时间想——修理厂的活从开春以后就开始多起来。街上跑的车比去年多了——不是他的错觉。去年这个时候整条街都蔫着，今年春天开始，路上的车明显多了一些。修车的也跟着多了。海龙手上这几个月接的活，比去年下半年多了将近一半。老板在五月份的时候给他涨了工资——从一天二十五涨到一天三十。涨了五块钱，没有仪式，没有谈话——发工资的时候信封里的钱多了，老板说了句“这几个月干得不错“。 海龙没有说“谢谢“。他把信封里的钱拿出来数了一遍——多了一张十块的和一张五块的——然后把钱放回信封里，放进口袋。晚上回到出租屋以后他把信封里的钱拿出来，放进铁盒里。铁盒又重了一点。 秋天——建国在县城买了一个BP机。 不是他主动想买的。是转制以后的新单位要求配的——“对外联络需要，人手一个“。转制的最终结果在四月下来了：粮食局正式并入县商务局，他被划到了新单位的办公室，负责写材料和接洽联络。工资不再“暂缓“了——每个月十五号准时发，数目和以前差不多，但不会拖了。他留下来了——不是原来的科室，不是原来的岗位，但人还在县城的体制里——不管这个体制现在叫什么名字。 BP机是摩托罗拉的，汉字显示，深灰色的外壳，腰上别着的时候有一点重。他把它别在皮带上的头几天，总是不自觉地用手去摸一下——确认它还在。不是因为怕丢，是因为那个东西在腰上发出存在感的方式他还不习惯。机器安静的时候他也会低头看一眼——屏幕上没有信息，只有时间在数字的右半边跳着。 九月的一个下午，BP机响了。他低头看了一下——是办公室通知明天开会。他看完以后把BP机别回腰上。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不是找别人转告的、直接发给他的工作通知。以前的单位，找人是靠走廊里喊一嗓子或者让传达室的老头捎个话。现在靠的是他腰上这个振动的小机器。他用手掌在那个深灰色的外壳上贴了一下——外壳是温的，体温焐热的。然后他继续走他的路。 到了傍晚，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下班的时间。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过去，车筐里放着用塑料袋装着的菜；有人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前排着队；有人在邮局门口的信箱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塞进去。建国走在所有这些人的中间，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在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不是想到了什么，是把腰上的BP机摘下来看了看时间——五点四十分。然后别回去，推门进去了。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不是全部，是从树冠的顶部和外围开始，一小片一小片的黄色掺在绿色里，像是有人用笔尖在树冠上点了几下。等点完了整棵树就黄了，然后落了。但那是更后来的事。现在还是九月，黄才刚刚开始。 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一月——海龙在修理厂遇到了一辆凌志。 不是来修的——是来做保养的。车主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皮肤黝黑，说话带一点广东口音。他坐在客户休息室里看报纸的时候，海龙正在给那辆凌志换机油。换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底盘上有一根油管有轻微的渗漏——不是他检查范围里的东西，但他蹲在车下面的时候看到了。他把那根油管指给车主看了。“不换的话，再跑两个月可能会裂。“ 车主从报纸上抬起头。他看了一眼海龙指的位置，说：“换。你帮我换了。“ 海龙把油管换好以后，车主站在车旁边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谢谢“，而是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淮海那边的。“ “淮海——那边入世以后变化大不大？“ 海龙拿着扳手的动作顿了一下。“入世？“ “WTO。中国入世了。十一月的事儿——你没看新闻？“ 海龙没有说话。他确实没有看新闻。修理厂的休息室里有一台电视机，但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拿它放录像带，没有人看新闻。他把扳手放回工具车上，把车主的凌志从举升机上放下来。 WTO。他把这几个字母在脑子里拼了一下——不是英文，是那三个字母的形状。他想起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汽修铺里听到收音机里播报“设计师南巡“——那时他刚学徒不久，不懂南巡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天师傅的收音机开得比平时响。一九九八年夏天他在省城晚报上看到“亚洲金融风暴“——他不太懂，但把那页报纸留下来了，在报头上写了“记住“两个字。现在二〇〇〇年，他在修一辆凌志的时候听到了“WTO“——三个字母。 他站在那辆凌志旁边，手在抹布上擦了两下。车主已经把车发动了，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摆了一下，开走了。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把那块抹布叠了一下放回工具车上。然后他走到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箱子。最底层——压着工具箱底板的深处——有一张一九九八年的报纸。他没有把报纸拿出来，只用手在最上层碰了一下，然后把工具箱盖上了。 WTO。他把三个字母在心里拼了一遍又一遍。他不知道这三个字母具体会改变什么——但他知道它们和一九九二年的“南巡“、一九九八年的“金融风暴“一样，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字。那个东西会改变所有人的路——包括他的。他站起来，把工具箱的锁扣扣好。十二月了。这一年快过完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建国在办公室把最后一季度的报表整理完，夹进档案夹里。他的腰上别着那只BP机——现在已经不会总用手去摸了。转制以后的新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人一张桌子，桌子之间隔着一段刚够一个人侧身走过的距离。靠窗的那张桌上放着一盆文竹——不是他从老李手里接过来的那盆，是新买的。老李那盆在他办公室窗台上长了一年多，夏天的时候活过来了，重新发出了几根新枝。十二月初的时候他把那盆文竹从办公室带回了宿舍——不是因为它死了，是因为他想带回去。 他把档案夹放进柜子里，站起来。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有四根，全部亮着。窗户关着——十二月的冷风被挡在玻璃外面。隔壁科室有人在打电话，声音隔着一道墙传过来，听不清说什么，但能感觉到那种语调——不是紧急的，是日常的、平和的、不急不慢的。 他伸手把桌上那盏绿罩子台灯关了——灯的灯泡热了太久，关掉以后灯罩还在慢慢散热，他的手掌从上面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温度——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亮了，他走过去以后又灭了。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天，和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天一样，县城的街道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建国走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不认识，互相没有打招呼。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交错、分开、缩短，然后各自走远了。 宿舍里的暖气比办公室弱一些，但比外面暖和得多。他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钩子是上一任住户留下的，钉在门板上，挂了几件衣服以后有点歪了，但还没掉。他在桌前坐下，没有开台灯——窗外的路灯照进来的光已经够用了。那本《新华字典》还在桌上——边上放着那盆文竹。文竹的叶子在台灯——没有开的台灯——旁边的阴影里，轮廓柔和。他伸手在文竹的一片叶子上碰了一下——叶子是绿的，硬的，还活着。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县城上空的夜色和前一年的今天一样——漆黑的，安静的。远处有一条狗叫了几声，然后安静了。路灯的光在后院里投下一块光斑，和去年的位置一样。他站在窗前。他不知道明年会怎样。转制后的第一年，他留下来了——但接下来呢？入世的消息他在十一月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不知道那两个字对县商务局的一个普通职员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什么，也可能什么都不意味。他站在那里，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等着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刻从他身边走过去，像任何一天一样走过去。 他没有看表。过了很久以后，他拉上了窗帘。在黑暗里走到床边，坐下来。 村口的老槐树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里和任何一夜一样站着。去年这个时候的霜已经化了——今年还没有开始下霜，气温比去年高了几度，地面上没有白。树枝伸向天空的线条和去年一样——光秃的、清晰的。树下没有人。石头在树根旁边——表面被三年没有磨过的裤子磨掉了一层皮，比三年前更亮了。 树皮上有一道旧刻痕——三条平行的线。在冬夜的空气里那条刻痕被月光照得比周围的树皮深一个色号——不是在发光，是不反光——它比平整的树皮吸收更多的光，所以看起来更深。它在那里。没人看见，没人摸它——它在那里。 村里有一家的灯还亮着。隔得很远，从窗户里透出来，橘黄色的，在冬夜的空气里像一小团凝固了的暖意。然后它熄了。整个村子都暗了。老槐树在完全的黑暗里站着——没有光，没有人，没有声音。根在土里，在看不见的地方，在那个完全沉默的深夜里，在冻土下面。等待着什么——不是春天，是比春天更近的某个东西。天亮以后就是二〇〇一年了。是时候了。 第55章 同一片天空 建国是在晚上七点多听到第一声烟花的。 不是那种大型的礼花——是小孩在巷子里放的“二踢脚“，隔了好几条街传过来，声音被冬天的空气压缩过，到他在办公室的窗前时变成了一声短促的、干燥的闷响——砰。然后过了几秒，又一声——砰。 他正在锁抽屉。转制以后的办公室和以前那间不一样了——桌子小了半号，椅子不是木头的了，换成了钢管的。但他在桌上放的还是那只搪瓷缸——从粮食局带过来的，缸底有一层褐色的茶渍，怎么洗都洗不掉了。他把抽屉锁好，站起来，把那缸子拿起来把里面剩的一点水倒进窗台上的文竹盆里。水渗进土里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和一年前他第一次给文竹浇水时一样——嘶嘶的，像是泥土在呼吸。 他把缸子放回桌上，关了台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没有人。商务局在县政府的二楼，下班以后整栋楼都是空的——窗户关着，日光灯管全灭了，只有楼梯口的应急灯亮着，发出一种偏绿的、微弱的白光。建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走了十几米，拐弯，下楼梯。声控灯亮了一层的，灭了一层的——他走过去以后那些灯又陆续灭了，像是有一排看不见的门在他身后依次关上。 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 “小张，还没走？“ “走了。“ “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建国推开门走出去。冷空气扑面而来——和一年前一样的冷，一样的干燥，一样的带着县城老街煤炉子的气味。他站在门口把外套的拉链拉到了最上面，手插进口袋里。右边口袋里有今天刚发的工资条——他下午领到以后没有打开看，直接折了一下放进口袋里了。他的手指在口袋里面碰到那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纸的质感，硬的白纸，折角是整齐的。他没有把它掏出来看。 他在县政府门口站了一会儿。街道上的人比平时少——快到元旦了，大部分单位下午就放了假。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在冬天的薄雾里形成一圈一圈的光晕。远处又有一声闷响——还是二踢脚，比刚才那个近一些。 他没有往那个方向走。他往宿舍的方向走——走的是每天走的那条路。路过粮——粮食局的大门，他习惯性地往里面看了一眼。大门关了一半，传达室的窗户黑着——老李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在门口没有停，继续往前走。 宿舍的门今天下午他走之前没有锁——锁是坏的，锁舌卡不住了，只能用一把改锥别住才能锁上，一般他出门的时候别上，回来的时候拔下来。今天下午他忘了别。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还是他走时的样子——被子叠了，桌上的台灯关着，那本《新华字典》放在台灯旁边。窗台上那盆文竹在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里没有被人动过，叶子朝南微微偏了一个角度——在追那一点冬天的光。 他没有开灯。在床边坐下来，把鞋脱了。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外面天已经全黑了。县城的天空——不是纯粹的黑色——是一种偏灰的暗色。没有月亮。从这个窗户看不到县城的主要街道，看得到的是后院、那棵槐树、和围墙外面一小段巷子。有一个小孩从巷子里跑过去——手里攥着一根红颜色的东西，看不清楚是什么——然后拐了一个弯不见了。 建国把窗推开了一条缝。冷空气涌进来的时候，他听到了——不是二踢脚了，是真正的烟花。在后院的围墙外面，隔了好几条巷子的方向，有什么人在放一种升到空中然后炸开的那种礼花。他看不见——窗户朝向不对，那堵围墙挡着——但他听得见。 咻——升上去的声音。然后啪——炸开的声音。然后是一阵细碎的、像雨点落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那是炸开后的碎屑落回地面时发出的声响。每一种声音他都听得见。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右手指尖碰到了那张工资条。他把工资条掏了出来——不是要看数字，是想确认今天确实发了。纸条被他的体温焐得有一点温——从口袋里拿出来以后在冬天的空气里迅速变凉。他展开来看了一眼——数字在下午已经看过了。他没有再看第二遍，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里。 窗外又是一声烟花。和刚才那一声隔了大概二十秒——升空，炸开，碎屑落下。 建国站在窗前没有动。他没有在看什么——窗户外面是后院、槐树、围墙和一段漆黑的巷子，没有什么可看的。他站在那里，听着烟花的声音从不同的方向传来——有些近，有些远，有些在升空的尾音里带着一种咻咻的尖啸，有些直接是砰的一声闷响。他分辨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只是听着。 脚下的地面是凉的——透过鞋底能感觉到水泥地面在冬天里聚了一整天的冷。他没有挪动位置。 等到烟花声渐渐稀了——也许是放完了，也许是到了该停的时候了——他才从窗前转身。他没有拉窗帘，走到床边，坐了下来。桌上那本《新华字典》的封面上映着一小片从窗外透进来的光。他没有伸手去拿。 --- 王威是天黑以后才从养殖场走回家的。 他走的是村路——从养殖场到村口那段土路，白天走惯了不觉得长，晚上走的时候才发现路边没有路灯，全靠着各家各户窗户里漏出来的光勉强看清脚下的路面。但今天晚上的窗户比平时亮——有很多家挂了灯笼，门口贴了对联，有人在院子里的树上缠了彩色的小灯泡——不是过年，是元旦。农村不怎么过元旦——但今年不一样。今年是千禧年。 王威走到村口的时候慢了下来。 老槐树在村口站着。冬天的枝条在夜空下面像一幅黑色的线描画——没有叶子，没有遮拦，每一根枝条的走向都是从树干出发向外发散，越分越细，越分越远。有一个家养的灯笼挂在离老槐树不远的一根电线杆上——红纸糊的，里面点着一根小蜡烛，光从红纸里透出来，把树根周围的一小块地面染成了暖红色。树根旁边那块石头——被光染了半边，另外半边是暗的。 王威在石头前面站了一下。他没有马上坐下。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在石头的表面上摸了一下——石头是凉的，但不是冰手的那种凉，是冬天在外面放了一整天以后的那种均温。他把手掌贴在石头上停了几秒——感觉到石头的温度和皮肤的温度之间在发生一种缓慢的交换——然后他坐了下来。 他坐下以后发现——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的方向，刚好是养殖场的方向。他没有刻意选这个角度——坐下来的时候自然就是这个朝向。远处的养殖场的灯还亮着——料棚门口那盏瓦数灯的光在冬夜的空气里形成了一个淡黄色的、边缘模糊的光团。光团太小了，亮度太低了，看不太清，但他知道那是养殖场。那个方向他看了两年多了。 他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有一张纸——不是账本那页，是他下午算完年度总账以后随手撕下来、折进口袋里的那张废纸。上面是几个数字，他算完以后已经记住了——不需要再看。他把那张纸在口袋里折了两下，没有掏出来。 养殖场第一年的总账——小亏。比粮食加工的最后一年好。明年应该能平。他把数字在心里过了一遍，和下午算的一模一样。然后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 村路上有人经过——是隔壁院的人，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箱饮料。经过老槐树的时候那人放慢了速度，看了王威一眼——没有说话，点了点头。王威也点了点头。那人加快了速度推着车过去了。车链条在链盒里响了几声——和十年前一样的声音——拐进巷子里以后声音被墙挡住了。 王威坐在石头上。灯笼里的蜡烛烧短了一截——光弱了一些，红纸的下沿被烧出了一个边缘发黑的洞。他没有注意到。他坐了一会儿以后抬头看天。冬天的夜空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是极其清澈的——星星密得像撒了一地的碎米。银河看不到，被村口的树挡着——但头顶上那一片全是星。他仰着头看了很久，脖子有一点酸了也没有低下来。 没有烟花。村里没有烟花。 但在他抬头看星的某一刻——非常短暂的一瞬——他的余光注意到天空的东南方向有一条很淡、很淡的暖色。像是一抹被什么东西照亮了的云——但今天晚上没有云。他低下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正南方——省城的方向。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天空中留下一种颜色，一闪就不见了。 他没有多看。低下头来，把手放在膝盖上。石头的温度已经和他的体温差不多了——坐了这么久，凉的石头被焐热了一些，但不明显。他站起来。树干上那个灯笼里的蜡烛已经烧尽了——光灭了，树根周围的那一小片暖红色消失了。王威在完全的黑暗里拍了一下裤子上沾的灰——其实没有灰，石头表面是干净的——然后转身走了。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很短。他低头看了一下——地面上的月光在他的影子的边缘画了一道亮边。他没有回头，拐进了巷子里。 --- 省城的千禧年夜比县城和村子里都亮。 海龙从修理厂走回出租屋的时候，省城的主干道两边的路灯全部亮着——比平时亮——每一根灯杆上都挂了一面那种彩色的旗子或横幅，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字，风把它们吹得扬起来又落下去。路上的人比平时多——不是赶路的那种多，是慢慢走着的那种多。有人穿着平时不穿的衣服，有人在路边放那种拿在手里的烟花棒，滋滋地喷着金色的火星，在冬夜的空气里烧完了以后变成一根发黑的细铁丝，被扔在地上。 海龙走在这些人中间。他没有穿什么特别的衣服——还是那件灰夹克，拉链拉到一半，领子立起来挡风。他的手没有插在口袋里——一只手拎着那把扳手——从修理厂带回来的，今天最后修了一辆车，收工的时候忘了放回工具箱里，就顺手带回来了。 这把扳手不是他的。是厂里的——手柄上贴着一条白色胶布，上面用记号笔写了一个“3“，代表三号扳手。他应该把它留在厂里的工具箱里——但今天忘了，而且他已经走到了半路了，不想再折回去。他把它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走得不快也不慢。 出租屋在一条巷子的尽头，穿过主路拐进去以后，路灯一下子暗了一半——不是坏了，是一条街之隔的老城区和新城区的照明标准不一样。巷子里没有挂横幅也没有挂彩旗。有几家的窗户里亮着灯，窗帘没有拉，能看到电视机的光在一闪一闪地变换着颜色。有人在看晚会——声音从窗户缝里漏出来，是那种现场直播特有的、带着观众掌声和笑声的混音。 海龙走进自己的房间，没有开灯。他知道灯的开关在进门左手边，手伸过去就能摸到——但他没有开。房间里的轮廓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床在左边，工具箱在墙角，桌子靠窗，椅子在桌子和床之间。他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把扳手放在桌面上——金属和桌面接触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清脆的、短的响。海龙在黑暗里坐着，没有动。窗帘没有拉，窗户是关着的，外面巷子里那盏路灯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不够照亮整张桌子，但照着扳手的前半段，从手柄到头部，手柄是黑的（胶布缠着的那一段），头部是银色的（钢的本色），在路灯的光线下，钢的表面反射出一种偏冷的、克制的光泽。 他伸手把扳手拿起来。在手里握了一下——钢的、凉的、重的。然后用搭在桌角的抹布——不是专用的擦布，是他之前从厂里带回来的一小块棉纱——包住扳手的头部，从头部到手柄，来回擦了一遍。扳手上的机油被擦掉了，棉纱布上留下了一道灰黑色的油痕。他把棉纱翻了一面，又擦了一遍——这次没有擦出东西了。扳手是干净的。 他把它放在桌面上——手柄朝左，头部朝右。然后他没有把它收起来——他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他的工具箱——不是大的那个，是一个小的，修理厂日常用的那种帆布工具包。他把工具包的拉链拉开，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铁盒在最里面。他把铁盒拿出来，放在桌上。 没有打开。 他把手放在铁盒的盖子上——铁是凉的。他的手指在盖子边缘停了一下——指尖碰到盖子和盒身之间的那道细缝。他没有掀开。他把它从工具箱上面拿下来以后，在手里握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和那把扳手并排放在一起——铁盒在左，扳手在右。然后关上抽屉。 他在椅子上坐着。窗外的小巷子里有一个小孩拿了一根烟花棒跑过去——滋——滋——的声音，和一阵细碎的、像金属丝在空气中燃烧的声音。然后跑远了，声音也跟着远了。 他把手放回膝盖上。没有看表。他知道快到零点了——不是听到的，是周围安静下来的方式告诉他的。在零点之前的那几分钟里，巷子里所有走动的声音都停了——像是整条巷子都在屏住呼吸。 然后——第一声烟花。 不是二踢脚。是大型的、升到很高以后炸开的那种礼花。声音从省城的市中心方向传过来——隔着好几公里的距离，但声音在夜里传得远，它到达海龙的窗户的时候没有减弱多少——咻——然后啪的一声，然后是一阵细碎的、像雨点落在很远的地方的声响。然后第二声。第三声。 海龙坐在椅子上没有动。黑暗中他看不到烟花——窗户朝着巷子，不是市中心的方向——但他能听到。他听着那些声音从远到近、从疏到密，然后在某一个时刻达到了最高的密度——每分钟有几十声，像是有人把所有烟花同时点燃了一样——然后慢慢地从密变疏，从响变轻，从近变远。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十五分钟。 最后一声响过以后，安静持续了很久。然后巷子里又有人走动了——脚步声，说话声，有人笑了一声，然后又安静了。海龙在黑暗里站起来——没有开灯——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冷空气涌进来——带着一点焦糊的气味——烟花燃烧后散落在空气中的硫磺味——淡淡的，在城市的上空漂浮着。他吸了一口气。那口空气和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凌晨他吸进肺里的那一口不是同一口了。它包含了一些别的东西——焦的、烧过的、和整个省城同时吐出来的气息。 他关上窗户。走回到桌前。在黑暗里他摸到了那把扳手——铁的，凉了——然后他伸出手把抽屉拉开，把扳手放进了工具箱的最上层。那把扳手压在一张名片上面——振兴汽修连锁·张经理。他没有把名片抽出来看。他把工具箱的拉链拉上了。然后他站在窗前没有再动。窗外已经安静下来了——烟花放完了，深夜重新覆盖了这座城市。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连路灯的光都从暖色变成了偏白的——灯换了，还是他的眼睛适应了——他不知道。他站着，没有去拉窗帘。明天是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天亮以后他还要去修理厂。工具箱是拉好了的。 村口的老槐树在烟花全部落尽以后重新被黑暗和安静覆盖了。那根电线杆上的灯笼已经熄了很久了——蜡烛烧尽了也没有人换——红纸在夜风里微微响着，像一面极小的旗。老槐树的枝条在那个温度里一动不动——风停了。 树根周围的地面上落着一层薄薄的东西——不是雪，是霜。月光照在霜面上，反射出一种白的、脆的光泽。树根上那三道刻痕——被月光照亮的那一面是浅的，在阴影里的那一面是深的。三道线——七岁那年刻的——在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个夜里，没有人在它们旁边。它们在冬天的空气里继续存在着，树皮每年长厚一点，刻痕每年变浅一点——但还没有消失。根在冻土下面——什么也看不见。根不要求被看见。它在冻土下面安静地等着。等着天亮，等着春天，等着那三个少年长成中年男人、再从中年男人变成头发花白的人之后——回到这里。回到同一棵树下。 第56章 WTO 建国是在单位食堂看到申奥消息的。 电视挂在大厅的墙角——一台二十一寸的康佳，平时中午放新闻，下午没人调台就一直放着，画面里的人说话声和食堂里的碗筷声混在一起，谁也不听谁的。那天中午建国端着饭盒坐下来的时候，电视里的画面和平时不一样——不是新闻联播那种蓝灰色背景的演播室，是现场：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挥国旗。画面上方拉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字不大，隔着半个食堂看不清写了什么。但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突然高了一度——高到盖过了食堂里所有的碗筷声—— “北京！“ 食堂里大概有十几个人同时停下了筷子。 建国也停下了。他手里夹着馒头刚要咬，停在半空中。他看着电视画面——有人在广场上跑，有人在哭，有一个人把自行车举过头顶，旁边的人都在鼓掌。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倒计时的字牌从“1“翻到“0“，然后跳成了“2008“。 食堂里有人喊了一声：“申办成功了？“ 没人回答。所有人都在看电视。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已经沙哑了——“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北京获得二〇〇八年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 食堂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第一个放下筷子鼓了掌的人——是食堂的大姐，她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拍了几下发现手里有东西，放下抹布又拍了几下。接着第二个人，第三个——不是每个人都鼓了，但至少有六七个人跟着拍了手。掌声不大，不整齐，稀稀落落的，在那个午饭时间里，在一间县政府的食堂里，持续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停了。大家继续吃饭。电视还在放——画面上已经切到了北京的夜景，有人在长安街上按汽车喇叭。 建国把馒头放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停下——北京离他很远，远到他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一次。二〇〇八年，七年以后的事。七年以后他还在不在这个食堂里吃午饭，没有人知道。但他刚才确实停了下来——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整个食堂的人都停了下来，他也跟着停了。他把馒头在手里捏了一下，咬了一口。电视里的声音还在继续——食堂里已经恢复了往常的碗筷声。 七月十三号那天晚上，建国回到宿舍以后打开收音机。红灯牌收音机，买了好几年了，旋钮上的刻度已经看不清了。他调了几个台——每个台都在说申奥的事。他听了一会儿，关了。收音机停下来的那一下之后，房间里的安静和往常一样回来了。他在黑暗里坐了几分钟，然后开了台灯，把那本《新华字典》从桌上拿过来。不是要查字——他把字典翻到扉页，“保重“两个字还在。他又翻了一页——夹着考研报名表的那一页，但报名表已经撕掉了，那一页是空的。纸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浅色印子——被纸夹过的地方，纸的纤维被压过以后比其他地方薄了一点点，在光线下能看出来。他用手指在那个印子上摸了一下，然后把字典合上放回桌上。 和北京的距离没有任何变化。他关灯躺下了。 王威是在养殖场的收音机里听到申奥消息的。 那天下午他正在料棚里清点饲料库存。新一季的报价单上午刚到——他把它放在桌上没有细看，先来点库存。料棚里的光线暗，他把一袋玉米面从垛上拖下来，用改锥撬开封口的缝，抓了一把出来放在手心里看——颜色、干燥度、有没有霉粒。玉米面从指缝里漏下去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收音机响着——他忘了关，出来的时候收音机还开着，声音从办公室敞开的门里传出来，穿过院子，到料棚的时候已经被距离和风声削薄了，只剩下一些不连续的词。但“北京“这个词他听清了。 他放下手里的玉米面，走到办公室门口。收音机在桌上放着，新闻播完了，开始放音乐。他不知道刚才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从播音员的语气里听得出，是一件大的事。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了一些——音乐响起来，歌声里有一种这个年代不常听到的节奏。他听了几句就把它关掉了，重新走回料棚里。 新一季的饲料报价单——他下午才把它拿起来。进口玉米每斤比国产便宜四分。他拿着单子站在办公桌前看了很久。三份报价单：一份进口，两份国产。进口的那个数字——他看了三遍。他不是在看便不便宜，他是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便宜四分？ 四分钱不多。但乘以养殖场的饲料消耗量，一年下来不是一个小数。他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玉米就是玉米，哪有进口和国产的区别。但现在有了。他把报价单放在桌上，没有签字。其他那两份国产的报价单也没有签。 他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三份报价单叠在一起放进抽屉里。没有扔——也没有签。 海龙是在一辆新帕萨特的车里听到申奥消息的。 那辆车是上午刚提的——车主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一家新成立的外贸公司做事。车是从省城最大的汽贸城提回来的，直接开到修理厂做首保。海龙把车升起来的时候，车底的钢板还是干净的——没有泥，没有锈，有一种新车特有的、从工厂带出来的那种金属和润滑油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蹲在车下面换机油的时候，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开着——车主在等他，没有熄火，收音机在播放新闻。 海龙没有听清收音机里在说什么——他在车底，发动机的声音盖过了大部分声音。但他听到车主在收音机响起来之后猛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喇叭响了一声——然后车主喊了一句什么，隔着发动机和底盘，听不清，但那个语调不是愤怒的。 海龙从车底滑出来，站起来。车主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海龙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说：“申奥成功了。二〇〇八年，北京。“ 海龙拿着机油滤芯的手停了一下。“北京？“ “北京。“ 海龙没有说什么。他蹲下来继续换机油。但他记得那个瞬间——车主拍方向盘的那一声喇叭，和他自己蹲在车底听到那个消息时手里的扳手停住的那一拍。那一刻他意识到一件事：北京申奥成功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买车、开车、换车。他的活会越来越多。 他把机油滤芯拧紧，擦了一下手，站起来。帕萨特的车主还在车里听收音机——音量调大了，里面在放一首歌。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在抹布上把手指上的机油擦干净。他没有对车主说什么——他不需要说什么。他在工具箱的盖子上——三号扳手旁边那个位置——用手指写了一个数字： 2008。 不是用笔写的。是用手指在工具箱的铁皮盖上划的。铁皮上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的指尖没有足够的力量在铁皮上留下痕迹。但他划了那一下。他知道那个数字在那里。 --- 十二月的某一天——十二月十一号——建国在下班前看到了新闻。 办公室的电视开着，有人在看新闻联播。画面上是谈判现场的签字仪式——几个人坐在一张长桌后面，在文件上签字，站起来握手。播音员的声音平稳而庄重：“中国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办公室里没有人和建国一样在看。老周在下班前收拾桌面的文件，小陈已经走了。建国站在电视前面把那段新闻看完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WTO，世界贸易组织，从今天起中国是成员了。他知道这是大事——去年他在报纸上见过这三个字母，但当时只是“三个字母“。现在它们变成了“中国正式成为——“。 他在电视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了电视，锁了办公室的门。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走出去，灯在他身后灭了。那盏灯的开关时机经过了这一年的调试以后已经掌握得很精准了：从他走到走廊尽头到灯自动熄灭之间的间隔是七秒。今天也是七秒。 王威在十二月中旬签了新的饲料采购合同——国产的。 不是进口的。比国产便宜四分钱的那个进口报价单，他放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月以后，最终还是选了国产的。不是因为他算不清楚账——四分钱一斤的差价，他从第一个月就算明白了。但进口的要提前两个月订货，要预付一半定金，中间隔着海，隔着海关，隔着汇率。他问过乡里一个做外贸的人，那人说“国际市场上价格是会波动的“——他不懂什么是“国际市场上价格波动“，但他知道“价格波动“意味着他签了合同以后可能不是这个价了。 他选了国产的。贵四分，但稳定。交货周期五天，不用提前付定金，价格一年不变。他把签字后的合同放进抽屉里——和三份旧报价单放在一起。三份旧报价单——他没有扔。不是出于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扔。 海龙在十二月下旬看到了修理厂外面的变化。 省城的主干道上的车明显比去年多了——进口车的比例比以前高了一些。不是“突然变多了“——是在几个月里慢慢变多的，多到有一天他发现举升机上的车有一半都是以前没怎么修过的车型——帕萨特、别克、雅阁。这些车的发动机结构和国产车不一样——传感器的位置、管路的走向、电路板的设计——每一种车的手感都不一样。海龙从工具箱里拿出扳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今天要修的车和昨天不一样——和去年也不一样。 他在一天晚上下班后打开工具箱，把那张报纸从最底层拿出来翻了一下。一九九八年六月省城晚报，副刊右下角——“记住“两个字还在。他把报纸折好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工具箱盖子上他写的那个“2008“——用手指划过铁皮的位置——其实是看不见的，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他把工具箱盖上，锁好。明天还要修车。 第57章 秋天的人 半年工作总结写完了以后，建国把钢笔帽盖上，把稿纸从桌上拿起来吹了吹——墨迹干了。他翻了一下——八页，写得不算好也不算差，跟去年一样，跟去年跟去年一样。他把总结放在桌角，等明天交给主任。然后他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去水房接了一杯热水回来。 水是热的，杯壁烫手。他把缸子放在桌上没有喝，让它在冬天的空气里慢慢降温。窗外是十一月的县城——树枝已经秃了，但还没有开始下雪，天空是那种介于灰和白之间的颜色，说不上阴但也说不上晴。他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把视线收回来，落在办公室里的另一个人身上——老周。 老周坐在他对面。早上九点四十分——他在看报纸。那份报纸他已经翻了快二十分钟了，从第一版翻到第四版，从第四版翻到第八版，中间有一版是广告，他快速翻过去了，到了最后一版他又翻回来，从第一版重新开始。保温杯在他右手边，绿色的漆面，杯盖上有一道磕碰留下的凹痕。他翻到某一版的时候停了一下，把报纸放低了一点，说了一句： “入世了，以后东西便宜了。“ 说完他把报纸抬起来继续看。翻到下一版，又翻了一版。 建国没有回答，但他听到了。入世——这个词在最近几个月里他从不同的地方听到过很多次——电视里、收音机里、报纸上、走廊里有人聊天的时候带了一句。每一次他听到的时候都停了一下——不是故意的，是那个词本身有一种重量，让他想在脑子里把它放稳了再继续。但每一次他把它放稳了以后发现，这个词和他的生活之间隔着一层他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隔着一层玻璃。他能看到，但碰不到。 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还是烫的。他又放下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周终于把报纸折好放回报架上。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肩膀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咔嗒声——然后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盖上，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吃饭了。“ 建国看了一下墙上的钟——十一点四十五。他站起来，和老周一起往食堂走。走廊里遇到隔壁科室的人——也在往食堂走——三个人并排走了一段，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不是对建国说的，是对老周说的——“老周，你家那小子工作定了没有？“ “定了。在县运输公司。“ 那人点了点头。又走了几步，拐进了另一个方向。建国和老周继续往食堂走。 食堂里的人陆续多起来。建国打了一份炒白菜和两个馒头，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上——不是他选的，是坐了大半年以后自然固定下来的位置。他坐下来掰开馒头的时候，坐他斜对面的两个人正在聊天——不是专门说给他听的，是声音刚好传到了他耳朵里。 “——调走了？“ “调走了。去市里了，说是那边缺人。“ “有关系就是不一样。“ “那可不，没关系的谁调得走。“ 两个人说完这句话以后安静了几秒钟，各自低头吃了一口饭。然后其中一个人换了一个话题——“今年过年什么时候放假？“——另一个接上了。刚才的话题就过去了，像是从来没有被提起过一样。 建国把馒头掰成两半，夹了一筷子白菜——白菜炒得有点生了，梗是硬的，咬起来发出一种清脆的、在口腔里能听见的响声。他慢慢地嚼，慢慢地咽。他想起刚分配到粮食局那年——一九九七年——单位里也有一个人调走了，是去了省城。那个人调走的时候办公室里有人酸了几句，有人说“人家有关系呗“。建国当时没接话——他刚来，不认识那个人，也不知道“有关系“是什么意思。现在他知道了。“有关系“是一张他看不见的网——有的人在那张网里，有的人不在。他不在。 他把第二块馒头掰开，夹了剩下的一点白菜。吃完以后把饭盒拿到水池边冲了一下，放回柜子里。然后走出食堂。从食堂到办公室有一条不长的路——穿过一个院子，院子中间有一棵槐树。冬天的槐树没有叶子，枝条在灰色的天空里伸着。他经过的时候没有停下来看它——只是经过。 下午的办公室比上午安静。老周的报纸已经看完了，他开始整理一份材料——整理的方式是把几页纸在桌上对齐，在桌子角上顿了两下，然后放进档案夹里。他的动作不急不慢，每一个动作之间都有一种从容的、按部就班的节奏——不是因为今天特别悠闲，是他每天都这样。 建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有一沓空白稿纸下午要开始写一份新的材料——不是总结，是明年的工作计划。他拿起笔，在第一行写下了标题。然后停了下来。笔尖停在“二〇〇二年“的“二“字的最后一个横画上——没有提起来，墨水在那个横画的末端洇出了一小块圆形的墨渍，在稿纸上慢慢扩散。他没有注意到。他把笔提起来以后看到了那个墨点——不大，像是打字机在纸上压了一下。他没有管它，继续往下写。 第一页写完了以后他拿起来检查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格式是对的、语气是正式和准确的、所有的句子都通顺。他把第一页放在桌上，开始写第二页。写到第三页一半的时候他的笔又停了——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可写，是他的思路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需要再往前走了。工作计划写到第三页已经够了——再写下去只是在重复。 他看着第三页最后一行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按照上级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他盯着“推进“两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笔帽盖上了。提前写完了。他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四十。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才下班。 他把稿纸理好放在桌角——明天交。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窗外的天已经开始暗了——冬天的天黑得早，四点钟的光线已经偏了，从窗户里斜着照进来，在桌面上拉出一个不规则的亮区——他的搪瓷缸正好在光区的边缘，一半亮着，一半在阴影里。 五点整。他没有多坐一分钟。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穿上外套，拿起搪瓷缸——缸子里的水已经凉透了，他没有倒掉，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走到门口，关了灯。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亮了，在他走过去之后灭了。他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正在往保温瓶里倒开水——白色的蒸汽从瓶口冒出来，在灯光下形成一团模糊的雾。老头看见他，说了一句“走了“，建国说“走了“。推开门走出去。 冷空气在门外等着他。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没有马上往宿舍的方向走——不是在想什么，就是站着。门外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在十一月的薄雾里形成一圈一圈的、边缘模糊的光晕。县城的主干道上人不多——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骑得不快，车链条的响声从远到近又到远。有一个推着板车的人在街对面走——板车上堆着几个纸箱，用麻绳捆着。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接近路中间的位置，然后在路面上慢慢变淡、消失。 建国把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小东西——不是BP机（他今天没有别），是他早上出门时随手放进去的一枚一元硬币。他把硬币在口袋里翻了一下——用指尖感受着硬币边缘的齿纹，一圈一圈地——然后把手抽出来，往宿舍的方向走。 宿舍里的灯亮了一整夜——不是他有意识不关的，是忘了关。十一点多他从床上起来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才看到台灯还亮着——光在桌面上画了一小圈，在那本《新华字典》的封面正中间。他拉了灯绳，房间暗了下来。他在床边坐了一下，没有马上躺下。窗帘没有拉，路灯的光从外面透进来——和一年前的夜晚是一样的。槐树的枝条在窗外的空气里静止着——没有风，它们不动。他看着那些枝条的形状——从树干出发，分叉，再分叉，再分叉——每一根都有自己的方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就是看着。 第二年的三月，建国在下班后回了一趟村。 没有特别的事——不是过年，不是有红白喜事，就是他休了一天假，坐班车回去了。他在村口下了车，看了一眼老槐树——树还在，枝条开始泛青了，芽苞鼓起来，米粒大小，贴着枝条的表面，不注意看发现不了。他站在树前面看了几秒钟，然后往家的方向走。 娘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他的时候，手里的动作没有停——把一件湿衬衫抖开、挂上、抚平——然后说了一句：“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没？“ “吃了。“ 娘把最后一件衣服挂好，端起空盆子走回厨房。经过建国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看他——说了一句：“是不是单位有什么事？“ “没有。就是想回来看看。“ 娘没有再问。她走进厨房，把盆子放下来，开始收拾灶台。建国站在院子里——石榴树上那截锈铁丝还在。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堂屋里，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八仙桌还是那张，桌角的铁皮包边还在，边缘被磨得发亮了。他在那里坐了很久——没有开灯，天慢慢黑了，他坐在黑暗里。院子外面的巷子里有人在收衣服——竹竿碰着墙发出的声音，和衣服在风里抖开的声音。然后安静了。 娘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他为什么不点灯，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厨房里响起了切菜的声音——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一声一声的，有节奏的，不急的。在傍晚的村子里，那个声音传得很远，像一个听不见的词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建国坐在黑暗里听着那个声音。他没有在想什么——只是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