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清明。
    上海闸北区，一栋待拆的石库门里。
    六十四岁的林国栋，蹲在三楼亭子间地板上，用粉笔在青砖上写字。
    手有些抖，粉笔断了几次。
    “先考林公讳……”
    写到“讳”字时，窗外传来推土机的轰鸣。
    整栋楼都在震动，天花板上簌簌落灰。
    他顿了顿，继续写。
    字迹歪扭，像小学生习字，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阿爷，吃饭了。”
    孙子林向阳，端着饭碗站在门口。
    十二岁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
    国栋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粉笔头仔细收进铁盒，这才起身。
    青砖上的字，在昏暗光线里泛着白。
    “先考林公讳国栋之神位暨先妣沈静仪之位”。
    两块砖，并列摆着。
    旁边还空着一块，没写字。
    “这块留给谁？”向阳问。
    “留给你。”
    国栋接过饭碗，是青菜炒面，没什么油水。
    “等你以后有了孩子，刻上你的名字，再摆一块。”
    向阳蹲下来看那些字：“阿爷，老师说现在不兴这个了。要破除封建迷信。”
    “这不是迷信。”
    国栋扒了一口面，咀嚼得很慢。
    “这是记性。人活着，得有点记性。记得自己从哪来，记得谁生了你养了你，记得你欠了谁的情还没还。”
    他放下碗，从床底拖出那个铁盒。
    打开，里面是更小的三个铁盒，像俄罗斯套娃。
    最里面的那个，装着一粒珍珠母贝纽扣、半张烧焦的族谱残页、一张1950年从香港寄来，却从未收到的汇票存根。
    “这是你太爷爷的扣子，你太奶奶的信，你奶奶汇来的钱，虽然没收到。”
    国栋一件件摆出来，“东西不值钱，但每一件都连着一条命。扣子连着你太爷爷在橡胶园挨鞭子的命，信连着你太奶奶，等了一辈子的命，汇票连着你奶奶在香港，洗盘子供你爸读书的命。”
    向阳伸手，想摸那粒纽扣。
    国栋轻轻拍开他的手：“用眼睛记，别用手。手上的汗，会锈。”
    少年缩回手，盯着那些物件看。
    看了很久，忽然说：“阿爷，我们历史课学到南洋华侨，老师只说了他们捐款抗日。没讲鞭子的事。”
    国栋沉默。
    推土机又在响了，这次更近。
    墙皮大块脱落，露出里面发黑的砖。
    “有些事，课堂上不讲。”
    他最终说，“但家里得讲。我不讲，你爸不讲，到你这就断了。断了，那些挨鞭子的人，就白挨了。”
    他重新把物件，收回铁盒，一层层套好，放回床底最深处。
    动作很慢，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阿爷，香港那边，真的在拍电影讲这些事？”向阳问。
    “嗯。一个姓赵的老板，跟你爸差不多大。”
    国栋望向窗外，远处有新楼房的脚手架，在晨雾中耸立。
    “他来信说，电影叫《故土之心》。能不能在大陆放，不知道。但他说，拍了，就有人记得。”
    “记得了又能怎样？”
    “不能怎样。”
    国栋说，“但记得的人多了，光就多了。光多了，夜就不那么黑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推土机已经开到隔壁楼了，瓦砾堆成小山。
    几个戴安全帽的工人在抽烟，说笑，等着这栋楼倒下。
    “阿爷，我们什么时候搬？”
    “下周一。”
    国栋说，“分到浦东的新公房，两室一厅，有抽水马桶。”
    “那这些砖，”向阳看向地上那三块青砖。
    “带走。”
    国栋说，“新房子不让在墙上钉钉子，我就摆阳台上。阳台总可以吧？”
    他说得不确定，但很坚定。
    与此同时，台湾高雄左营眷村。
    七十一岁的山东老兵周大山，正用水泥和砖头。
    在自家后院，砌一座小庙。
    庙很小，只有半人高，但飞檐斗拱一应俱全。
    “周老伯，又扩建啊？”邻居路过，笑着问。
    “嗯，加个偏殿。”
    周大山抹了把汗，手上都是水泥灰，“供杨六郎。俺们老家的神，得请过来。”
    他已经在这个后院庙里，供了三年神。
    从最初的一个小神龛，到现在的三间“殿”。
    正殿供关公，左殿供妈祖，右殿供杨六郎。
    都是山东老家庙里供的神，凭记忆塑的泥像，粗糙，但眉眼有家乡的样子。
    儿子周建国，下班回来。
    看见父亲又在忙活，叹了口气。
    “爸，医生说您心脏不好，别累着。”
    “累不着。”
    周大山继续砌砖，“趁还能动，把该请的神都请来。等我不在了，你得接着请。一代代请下去，神就在这儿扎根了。”
    “可咱们是基督徒啊。”
    周建国无奈，“上礼拜才去的教堂。”
    “那是台湾的规矩。”
    周大山头也不抬，“这是老家的规矩。不冲突。白天信耶稣，晚上拜关公。人在哪儿，心可以分两半。”
    他说得理直气壮。
    四十年的海岛生活，让他学会了一套复杂的生存哲学。
    表面融入，内心留守。
    就像这座后院庙，藏在铁皮屋和晾衣架后面。
    不张扬，但坚韧地存在着。
    “爸，中影那边来信了。”
    周建国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
    “说有个香港的剧本，要拍老兵在台湾建家乡庙的故事。问咱们能不能提供素材。”
    周大山停下动作，水泥刀悬在半空：“香港人？知道咱们建庙？”
    “好像知道得挺清楚。剧本里写了一个山东老兵，在眷村后院建山东庙，把大陆的神请过来。”周建国念着信，“还说这不是迷信，是‘文化基因的跨海移植’。”
    周大山愣了愣，然后失笑，笑得眼泪都出来。
    “文化基因？这词好。俺们这些老骨头，可不就是基因嘛。大陆的基因，撒在台湾的土里，长出这么个怪庙。”
    他放下水泥刀，认真地说：“告诉他们，俺愿意讲。讲俺怎么凭记忆塑神像，讲俺怎么教孙子认‘这是你太爷爷拜过的神’，讲俺怎么在台湾的雨季里，担心泥像发霉。”
    “爸，这能说吗？会不会？”
    “怕什么？”
    周大山挺直腰板，“俺都七十多了，还能活几年？现在不说，带进棺材里，就真没了。说了，拍成电影，将来你孙子、重孙子还能看见，哦！原来俺老周家，是这样在台湾活下来的。”
    他继续砌砖，动作比刚才更有力。
    水泥涂抹的吱嘎声里，他忽然哼起一段山东小调。
    走调的，断断续续的，但每个音都沉甸甸的。
    那是他母亲，在他十六岁离家参军前，最后一次给他擀面条时哼的。
    六十年时光，他仍忘不了。
    新加坡芽笼组屋区。
    二十三岁的华裔青年陈志明，正帮六十八岁的印度裔邻居拉玛修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