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请柬附了一封短信，钢笔字，署名吴念真。
    “许鞍华导演：我是去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的那个新人。得奖那天晚上，我请同事去吃宵夜，喝多了，蹲在仁爱路骑楼下哭。哭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我阿公看不到。”
    我阿公是矿工，会讲一点点日语、闽南语、客家话，就是不会讲国语。
    他看电影，从来不看字幕，只看得懂人跑来跑去。
    《槟城空屋》没有中文字幕版。
    我阿公这辈子，看不懂单纯的画面。
    但我看懂了。
    谢谢你拍出来。
    吴念真。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
    许鞍华把这张请柬，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
    旁边是周阿福那架调哑钢琴的黑白照片。
    七月二十三日，赵鑫接到一通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
    山田真一的声音，比三个月前更哑。
    “赵桑，杰尼斯筹备了五年的少年队，计划明年春天正式出道。三个十四岁的男孩，从几百个训练生里挑了五年。喜多川先生亲自带，舞蹈、唱歌、采访应对、舞台礼仪，全部标准化作业。”
    他顿了顿。
    “我祖父一九四六年，从中国战场回来时，断了一条腿，但会唱一首中国童谣。他临终前哼给我听，调子不准，词也记不全。
    前几天我忽然想起来，那首歌叫《月光光》。”
    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赵桑，我祖父那代人用枪炮做不到的事，我这代人用偶像工业也做不到。
    你们用一首歌做到了。
    不是打败谁。是让听歌的人，再也回不去听不懂的状态。”
    七月三十日，《槟城空屋》在香港公映。
    首映礼在湾仔的新光戏院。
    没有红毯，没有记者采访区。
    门口只摆了两篮，白色兰花。
    陈文统先生，从槟城空运过来的，说是蓝屋后院自己种的。
    第一场放映，在晚上七点半。
    六百个座位，全满。
    第三排坐着黄月萍。
    她穿了四十一年前，约定的那件月白旗袍，领口别着蔡国维留下的那枚纽扣。
    银幕亮起来的时候，她把右手轻轻放在座椅扶手上。
    没有人碰她。
    但那个位置空着。
    两小时十七分后，银幕全黑。
    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把信留在钢琴上的人。”
    六百人的戏院，六百个人坐着没动。
    没有人鼓掌。
    不是不感动，是鼓不下去。
    手抬起来，发现太重。
    不知过了多久，第三排有人站起来。
    黄月萍转身，对着满场观众，慢慢鞠了一躬。
    她没说话。
    那枚纽扣在她领口，在黑暗里闪了一下。
    八月一日，《槟城空屋》首周末票房统计出炉。
    香港：一百三十七万。
    新加坡：九十二万新元。
    马来西亚：七十八万令吉。
    台湾：未上映。
    但台北三家艺术影院，以“学术观摩”名义连放七天。
    场场爆满，排队的人，从武昌街绕到汉中街。
    《联合报》影评版，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形容这个现象：
    “过境风。”
    八月三日，谭咏麟的《想将来》专辑，进入最后宣传期。
    他在电台接受访问，主持人问：阿伦！听说你这张专辑改了四版？是不是公司给你压力？
    谭咏麟靠着录音室的高脚椅，想了想。
    “不是公司给我压力，是我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
    “因为有一年在伊丽莎白体育馆，开完演唱会，有个观众在场外等我。她六十多岁，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后生仔，多谢你替我阿公唱那首歌。”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一九四八年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船票背面写一行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那个人的阿公，一九三八年从槟城回国抗日，一九四八年从韩国战场辗转来港，一九五二年肺病去世。
    他一生，只会唱一首完整的歌，是他阿妈教的客家山歌。
    他没等到那一年。
    但他的孙女等到了。
    谭咏麟停顿了几秒。
    “这张专辑，第四版。我是替他唱的。”
    八月十日，张国荣完成《声音剧场》，最后一轨录音。
    槟城那位割胶工的后代，在录音棚里坐了四十分钟，没说出一个字。
    张国荣关掉麦克风，给他倒了杯水。
    那人把水杯握在掌心，忽然开口：
    “我阿公埋铁盒那棵胶树，一九八零年被砍了。胶园改种油棕，树根挖出来烧火，烧了三天三夜。”
    我没敢告诉他。
    他一九八一年四月走，到闭眼都在问。
    那棵树还好吗？
    花开没开？
    张国荣重新打开麦克风。
    不是录。
    是让这些声音，有地方去。
    八月十三日，《想将来》上市。
    四白金。
    《想将来》入选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
    林敏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填词人栏。
    八月十五日，赵鑫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
    寄件人是北电七八级导演系的学生，署名他没听过。
    信很短。
    “赵鑫先生：谢晋老师给了我《家庙》的油印本。”
    我今年二十三岁，还没拍过长片。
    但我想拍一个故事：一九八一年，上海闸北，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在拆迁废墟上，用青砖搭了座十厘米高的家庙。他摆了三副碗筷，忘了筷子，从地上捡三根细树枝折成筷子长短，架在碗沿。
    他说：静仪，婉清，将就一下，明年买新的。
    我想把这场戏拍出来。
    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给谁看。
    是为了我爷爷。
    他一九七五年走的时候，也是春天，也是下雨，也是没有筷子，用树枝折了三双。
    我那时候六岁。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剧本，什么时候能拍，我不知道。
    但我会等。
    等得起。
    赵鑫把这封信，收进抽屉。
    和谢晋的信、陈启明的公函、吴念真的请柬，放在一起。
    六年前的今夜，他在深圳湾边脱掉湿透的外套，朝对岸游去。
    海水灌进嘴里，他以为自己会死。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的今夜，他在凤凰木下站着。
    树上的花比五月少了三成，被雨水打落的，被威叔扫进簸箕地，被谭咏麟夹进歌词本的。
    但那棵树还在。
    根扎在从槟城运来的土里，扎在威叔每天测三次的温湿度数据里，扎在周阿福一九八零年，亲手嫁接的那根枝条里。
    扎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深的，这片异乡的土地里。
    八月十七日，陈启明从新加坡，发来电报。
    “李光耀先生会晤时间确认：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总统府。
    议题：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
    他问：香港来的那位赵先生，是那孩子本人，还是替孩子讲故事的人？”
    赵鑫拿着电报，站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回执栏写了一行字：
    “我是那孩子。”
    “也是讲故事的人。”
    写完，他放下笔。
    窗外，凤凰木的枝叶，在晚风里轻轻摇。
    威叔正在收拾浇水的工具，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树冠，忽然愣住。
    “赵总！”
    他指着最高处那根枝条。
    在六月落尽花苞的枝头，一粒新的骨朵，正从叶腋间探出来。
    很小。
    很硬。
    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第一次开口前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