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比我的编辑还了解我的作品。”
村上春树的语气中已经带着激动。
周卿云笑了，没有解释。
他总不能说，自己上辈子在大学里教过村上春树的作品研究课吧。
他总不能说，关于村上春树的论文，他看过不下五十篇。
从叙事策略到存在主义，从后现代性到东亚现代性，什么角度都有人仔细研究过。
他总不能说他甚至知道村上春树未来还会写出《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1Q84》这样的杰作。
这些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作品。
他不能说他甚至还知道村上春树多年后会一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
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博彩公司的赔率榜上，成为全世界读者的意难平。
这些他都不能说。
所以他只是笑了笑，说了句:“因为我喜欢你的作品。”
村上春树沉默了一会儿。
“周桑，”
“你以后每次来日本，都可以找我。我们可以聊文学，聊跑步，聊女人。聊什么都可以。”
他顿了顿。
“说实话，在日本，现在能和我能聊这些的人不多了。”
周卿云点了点头。
“好。”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
此刻一个消息正跨越东海，像一场无声的风暴，席卷整个中国。
事情还要从昨天下午说起。
文艺春秋按照和周卿云说的那样，在《白夜行》销量突破百万册后，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一则新闻通稿。
通稿的内容很官方。
感谢读者的支持，宣布签售会的日期和地点，顺便提了一嘴版税结算的情况。
就是这么一笔，寥寥几句话，藏在通稿的最后一段，却被驻日的中国记者盯上了。
新华社驻东京分社的记者姓刘，三十多岁，平时主要负责报道日本的政治经济新闻。
他大学念的是日语专业，辅修经济学，对各种数字特别敏感。
那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整理当天的日本报纸，翻到《读卖新闻》的文化版，看到了文艺春秋的通稿。
他的目光习惯性地扫过标题，扫过导语，最后停在了一个数字上。
四亿八千万日元！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再看了一遍。
确实是四亿八千万。
不是四千八百万，是四亿八千万。
他放下报纸，站起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了文艺春秋的公关部。
电话响了七声才接起来，那边的声音很嘈杂，接线员大声说着“はいはい”。
他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了自己的身份，问那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
对方让他稍等，他听见话筒被放下，脚步声远去，过了大概三分钟，脚步声回来，话筒被重新拿起。
对方说:“是的。四亿八千万日元。首期版税。没有问题。”
刘记者挂了电话，深吸一口气。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写稿。
写的时候手指有些发抖，删了好几行，重写了好几遍。
他不是不会写稿子。
他是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语气来写这个稿子。
客观冷静？
慷慨激昂？
最后他决定，就用最平实的语言，把这个数字和它的意义说清楚。
他将稿子发回总社的时候，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多。
总社的值班王编辑看完稿子，以为自己眼花了。
经过再三确认后。
他猛地站了起来，椅子被撞倒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滚出去老远。
“这是真的？”他打电话的声音将旁边正在喝茶的同事吓了一跳。
“文艺春秋亲自发布的，而且我也打电话确认过，千真万确。”
电话那头刘记者的声音隔着国际长途，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四亿八千万？日元？”
“日元。”
“折合人民币多少？”
“按现在的官方汇率，差不多两千多万。”
编辑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安静到能听见窗外长安街上自行车的铃铛声，能听见走廊里某间办公室传来的电话铃声。
然后，所有人都开始疯狂地打电话。
有人打给报社的值班领导，有人打给文化部的熟人，有人打给印刷厂，吩咐说明天的头版可能会换稿，需要留出版面来。
电话声此起彼伏，像一群被捅了窝的蜜蜂。
第二天一早，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全部都被同一个名字、同一个数字霸屏了。
《人民日报》的标题最官方，但也最有力：
《我国青年作家周卿云＜白夜行＞日本销量破百万，首期版税收入四亿八千万日元》。
标题下面是黑体字的导语，措辞精炼，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周卿云以笔名‘Q’在日本出版的推理《白夜行》，上市仅一个月销量即突破一百万册，打破日本文坛多项历史纪录。据日本文艺春秋社公布的数据，周卿云首期版税收入达四亿八千万日元，创造了中国作家海外版税收入的最高纪录。”
《光明日报》的标题则更有感情色彩：
《为国争光！二十岁中国青年震动日本文坛》。
标题后面跟着一个感叹号，像一声号角。
《文汇报》的标题最直接：《一本书，一个月，四亿八千万》。
几个数字，不加修饰，已经足够震撼。
就连平时不怎么报道文学新闻的《经济日报》都专门发了评论。
标题是《从四亿八千万看文化输出的价值》，用半版篇幅分析文化产业的出口潜力。
评论里写道:“周卿云同志的一部，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外汇收入，更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形象。这说明，文化产业不仅仅是精神建设，也是物质力量。”
但全国人民不知道的是……
这疯狂的报纸报道只是周卿云这一天疯狂的第一波。
真正的爆炸性传播，来自广播和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