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西溪的芦苇荡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影。那影不是人影，是镜影——被铜绿蚀淡了的、被岁月磨花了的、在镜阁的墙角里挂了又落、落了又挂的影，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镜阁诗存》，墨迹未干，镜就暗了，暗了又明，明了又暗，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等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到西溪的。溪水是青的，青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玉，水面上浮着几片芦苇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溪边的芦苇老了，秆子空了心，可芦花还在发，白得像雪，像月，像她年轻时鬓边那朵从未戴过的白梅。雨丝从芦花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我撑着伞，沿着溪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磨镜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镜，磨到铜都薄了，磨到镜面都花了，磨到她再也看不清自己的脸了。可她还在磨。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吴琪，字蕊仙，号镜阁主人。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词人。她生于杭州西溪，嫁于同邑的诸生某，寡于中年，以诗画自娱。她的诗集叫《镜阁诗存》，她的词散落在清人的选本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镜阁里那面铜镜——磨了又暗，暗了又磨，磨到最后，镜面花了，人影淡了，可她还在磨。磨的不是镜，是命。
    她出生的时候，西溪下着雨。那是万历末年，明朝已经奄奄一息。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西溪边一座老宅里的女娃子，在母亲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吴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吴某，字某，号某，是万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吴琪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蕊仙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吴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镜阁里，藏在那些她磨了一辈子的铜镜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从小就喜欢镜子。她家老宅的闺房里，有一面铜镜，镜面磨得光亮亮的，能照见人影。她每天对着那面镜子梳头，把头发梳得黑亮亮的，像一匹缎子。她对着镜子笑，镜子里的她也笑；她对着镜子哭，镜子里的她也哭。她把镜子当成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影子。她对着镜子说话，说那些不敢对任何人说的心事。镜子不会回答，可镜子会听。她不怕镜子不会说话，怕的是镜子花了，照不出她的样子了。她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她不能忘。她还要写诗，还要画画，还要等那个人来。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蕊仙，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死在桂花开了满院的时候，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磨好那面铜镜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镜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镜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镜阁里，磨一面又一面的铜镜。她磨镜，磨那些“照侬孤影到三更”的镜。她的镜，越来越亮，越来越薄，越来越不像镜，像她这个人——亮，薄，孤，冷。她用砂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砂粗到几乎磨不动，水多到铜都锈了。她不是在磨镜，她是在哭。把哭磨成镜，把泪化成光，把疼凝成镜面上的那一点一点的、冷冷的、几乎看不见的寒芒。
    她磨了一面镜，磨了三年。三年里，她磨了暗，暗了磨，磨了又暗，暗了又磨。她磨了无数遍，磨了无数遍，磨到铜都薄了，磨到镜面都花了，磨到她的手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磨不亮了；她怕磨不亮，就再也照不见他的影子了。她磨到最后，镜面上只剩下一层淡淡的光，淡得像月光，像泪光，像她心里那点将灭未灭的希望。她对着那面镜，看了很久。镜子里的人，不是从前的她了。从前的她，年轻，漂亮，爱笑，爱写诗，爱磨镜。现在的她，老了，丑了，不会笑了，不会写诗了，不会磨镜了。可她还在磨。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镜阁诗存》中写道：
    “磨镜复磨镜，镜明人影瘦。人影虽瘦镜中存，不似郎心去后旧。”
    磨镜复磨镜——她磨了一遍又一遍的镜。镜明人影瘦——镜面亮了，可人影瘦了。人影虽瘦镜中存——人影虽然瘦了，可还留在镜中。不似郎心去后旧——不像他的心，走了以后，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她写的是镜，也是她自己。她的镜，磨亮了，可她的心，磨暗了。她的影，留在了镜里，可她的心，早就跟着他走了。她不怕心走，怕的是心走了以后，没有人替她磨镜。她不怕镜暗，怕的是镜暗了以后，照不见他的影子。她不怕照不见，怕的是照见了，却不是从前的他了。她从前的他，会笑，会写批语，会说“蕊仙，你又瘦了”。现在的他，不会了。他死了。他永远不会了。
    她晚年，是在镜阁里度过的。镜阁，是她自己取的名字。镜是铜镜，阁是小楼。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面铜镜，磨了一辈子，亮了一辈子，可亮到最后，镜面花了，人影淡了，她再也看不清自己了。她一个人，住在西溪的老宅里，守着那些镜，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磨镜上。她磨了一面又一面的镜，磨到铜都薄了，磨到镜面都花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磨不亮了；她怕磨不亮，就再也照不见他的影子了。她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西溪上，落在镜阁的瓦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镜阁诗存》，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磨镜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镜阁诗存》。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镜阁诗存》中写过这样一句：“磨镜复磨镜，镜明人影瘦。”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镜磨亮了，可她的人影瘦了。她不怕瘦，怕的是瘦了以后没有人知道；她不怕没有人知道，怕的是知道了以后没有人心疼；她不怕没有人心疼，怕的是心疼了以后，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人不在了，她还在。她活着，她磨镜，她写诗，她等着那面镜磨亮的那一天。那一天，镜亮了，他回来了。他站在镜子里，对她笑，说：“蕊仙，你又瘦了。”她哭了。她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你回来了。我等了你一辈子。”他说：“我回来了。不会再走了。”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好。不走就好。”
    她没有等到那一天。她死了。死在那面镜还没有磨亮的时候，死在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西溪的芦苇荡里，落在镜阁的瓦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镜阁诗存》中写过这样一句：“人影虽瘦镜中存。”她的人影瘦了，可还在镜中存着。存了一辈子，存到镜花了，存到人影淡了，存到她死了。可她还在存。不是不想存，是不敢不存。不存，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她不怕没有，怕的是有了以后没有人看见。她被人看见了。不是因为她有名，是因为她的诗，她的诗替她活着，替她等着，替她守着那面永远磨不亮的镜。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