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开始议论。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站起来：“陈副总理，我是天津来的。天津的资本家们，心里不踏实。他们怕被没收，怕被清算。”
    陈风看着中年人缓缓道。
    “你回去告诉他们，中央的政策是明确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合法权益。只要守法经营，不投机倒把，不扰乱市场，政府就保护他们。但如果有谁想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那就别怪政府不客气。”
    中年人点头：“我明白了。”
    台下响起掌声。
    10月10日。
    天津，解放北路。
    原花旗银行大楼，现已被军管会接管。
    三楼会议室里，陈风坐在主位上，对面坐着十几位中外银行家和天津工商界代表。
    陈风开门见山：“今天请诸位来，是讨论一个问题，新中国的金融秩序怎么建。”
    他扫视了一圈：“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金融主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汇丰控制了外汇市场，花旗垄断了国际贸易结算，横滨正金操纵了东北的货币。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代表是个英国人，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陈先生，我们理解贵国政府的立场。但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各方合作。如果贵国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和经济动荡。”
    “合作，我们欢迎。但前提是，遵守中国的法律。新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很快就会出台。所有在华外资银行，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报资产和业务情况。外汇交易，必须通过人民银行指定的渠道进行。”
    英国人的脸色变了：“这不符合国际惯例。”
    陈风笑了：“国际惯例？先生，当你们的军舰在长江上横行的时候，你们讲过国际惯例吗？当你们用鸦片撬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你们讲过国际惯例吗？”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位天津本地商人开口了：“陈副总理，我是天津恒源纱厂的章瑞庭。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态度是什么？”
    陈风看着他：“章先生，你的纱厂，是民族工业的代表。抗战期间，你为前线捐过款，为后方生产出过力。对于这样的企业，政府是保护的。但保护的前提是，服从国家的经济政策，配合国家的恢复计划。”
    章瑞庭点了点头：“明白了。”
    陈风站起身：“诸位，新中国需要稳定的金融环境。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政府的工作。如果有人想捣乱，想投机，想破坏新中国的经济秩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散会。”
    10月25日。
    北京，全国外贸工作会议。
    陈风站在台上，面前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贸干部。
    “同志们，新中国的外贸方针，我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积极开放。”
    陈风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
    “自力更生，是基础。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粮食要自己种，工业品要自己造，技术要自己学。但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用我们的优势产品，赚取大量的财富。”
    “同志们，外贸工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赢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有了保障。打输了，我们就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有没有信心？”
    台下齐声回答：“有！”
    11月1日。
    深夜，陈风的办公室。
    灯还亮着。
    桌上摊满了文件。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关于稳定物价的紧急指示》。
    何婉宁推门进来，端着一碗面条。
    “还没睡？”
    陈风抬起头，揉了揉眼睛：“快了。”
    何婉宁把面条放在桌上：“先吃点东西。”
    陈风拿起筷子，挑起面条，吃了一口。
    “味道怎么样？”
    “好吃。”
    何婉宁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吃。
    “陈风，你最近瘦了。”
    陈风笑了笑：“瘦了好，省得减肥。”
    “婉宁，时间不等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经济秩序要建立，工业要恢复，农业要发展，金融要整顿。这些事情，都等着我去做。”
    何婉宁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但你也要注意身体。”
    陈风握住何婉宁的手，笑了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倒下的。”
    1939年12月。
    东京，皇宫御所。
    裕仁坐在御座上，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作战计划。
    阿南惟几跪在榻榻米上，额头贴着地面。
    “陛下，南方军组建完毕。寺内寿一大将任总司令，下辖第14军、第15军、第16军、第25军，总兵力八十万人，联合舰队主力全部配属。”
    裕仁点了点头：“东南亚的敌军兵力部署，有没有变化。”
    “回禀陛下，法属印度支那只有两万法军，菲律宾有十三万美菲联军，马来亚和新加坡有十万英军和英联邦部队，荷属东印度有四万荷兰军队。”
    “荷属东印度的油田，年产石油约八千万桶。只要拿下那里，我国的石油问题将彻底解决。”
    裕仁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东南亚地图前。
    “告诉寺内寿一，三个月内，拿下整个东南亚。”
    “是！”
    1939年12月8日。
    凌晨。
    法属印度支那，谅山。
    日军第15军的先头部队越过边境，沿着公路向南推进。
    坦克的履带碾过碎石路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法军哨兵在岗楼里打瞌睡，被引擎声惊醒。
    他揉着眼睛探出头，看到黑暗中涌来的钢铁洪流，吓得连枪都没来得及摸。
    “敌袭！”
    话没说完，一发坦克炮弹命中岗楼，砖石飞溅。
    哨兵的身体和岗楼一起坍塌。
    12月10日。
    河内，法国总督府。
    总督卡特鲁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升起的浓烟。
    参谋长推门进来：“总督阁下，日军已经占领海防。第15军主力正在向河内推进，预计明天下午抵达。”
    卡特鲁沉默了几秒：“巴黎有回电吗？”
    “没有，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本土自顾不暇，无力支援。”
    卡特鲁摘下帽子，放在桌上。
    “投降吧。”
    1940年1月5日。
    西贡。
    法属印度支那全境沦陷。
    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站在总督府的阳台上，看着街上的日军士兵列队通过。
    参谋长递上一份电报：“司令官，大本营命令，第15军留两个师团驻守，主力向泰国边境集结。”
    饭田点了点头：“告诉部队，休整三天。然后，进军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