畑俊六的毒计，如同阴冷的潮水，开始向大别山根据地缓缓渗透、蔓延。
    所谓的“囚笼政策”，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正面进攻，而是一种缓慢、细致、却无比恶毒的窒息战术。
    它的残酷，体现在每一个逐渐收紧的环节上。
    以往日军扫荡过后便会撤离的交通线和城镇周边，如今出现了大批强迫征来的中国民工。
    在日军刺刀和工兵的监督下，他们被迫砍伐山林，挖掘深壕，拉起一道道绵延不绝、挂着铁刺的木栅栏。
    更令人心悸的是，一座座用砖石、混凝土修筑的碉堡、炮楼，如同毒蘑菇般，在关键的山口、渡口、村镇外围迅速矗立起来。
    这些碉堡彼此呼应，火力点交叉覆盖，将原本相对连片的根据地，切割、封锁成一个个孤立的区域。
    瞭望塔上的探照灯，夜晚像鬼眼一样扫视着黑暗的山野，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招致机枪的扫射和炮弹的轰击。
    日伪军还设立了严格的“物资统制”站，对食盐、药品、布匹、尤其是粮食和铁器实行绝对禁运。
    任何试图携带这些物资进出封锁线的人，一经发现，轻则物资没收、毒打关押，重则当场以“资敌”罪名枪决。
    集市被取缔，原有的商贸渠道被彻底斩断。
    与此同时，日军频繁出动小股部队，深入山区边缘，将农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强行抢收或直接焚毁，牲畜被掠走，水井被投毒或填埋。
    他们企图用最直接的方式，掐断87师和根据地百姓的生命线。
    伴随着军事封锁的是更为残酷的政治清洗。
    日军的特高课、宪兵队和伪政权人员，发动了大规模的“清乡”运动。
    他们逐村逐户地搜查、登记，威逼利诱，试图甄别出与87师有联系的“可疑分子”。
    凡是家中有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像87师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一律视为“匪属”，房屋被烧，财产被抢，家人被捉拿拷打，甚至公开处决以儆效尤。
    更恶毒的是推行“保甲连坐”制度，一人“通匪”，全保、全甲连坐受罚，逼迫百姓相互监视、告密，从根本上撕裂乡村社会传统的互助关系，制造恐怖和猜忌，让87师失去赖以生存的“鱼水之情”。
    这一切措施，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让87师和其庇护下的根据地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弹药补给变得极其困难。
    以往可以通过袭击小股日军或伪军据点获取补充，现在日军据点防守严密，强攻代价巨大，而通过秘密交通线从外界运送弹药进来的风险成倍增加，十次能有二三次成功已属万幸。
    药品也奇缺。
    伤员们得不到有效的消炎和治疗，轻伤拖成重伤，重伤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
    疟疾、痢疾等疾病在营养不良的部队中蔓延，却无药可医。
    最严峻的是粮食危机。
    根据地的粮食产量本就有限，日军的抢掠和封锁使得粮食来源几乎断绝。
    部队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从干饭到稀粥，再到掺杂着野菜、树皮、观音土的“混合餐”。
    战士们常常饿着肚子行军、训练，身体日渐虚弱。
    与群众的联系也变得异常艰难。
    以往可以自由活动的村庄，现在处于日伪的严密控制下。
    部队进村筹粮或隐蔽，风险极大，容易给乡亲们带来灭顶之灾。
    那种军民一家的融融之乐，被一种压抑的、小心翼翼的沉默所取代。
    寒冬仿佛提前降临到了大别山。
    不仅仅是气候上的寒冷，更是一种物资极度匮乏、行动备受限制、与外界的联系几乎被切断的“囚笼”之寒。
    87师的战士们，在胜利的振奋过后，不得不面对一场更加漫长、更加考验生存意志的残酷斗争。
    每一天，都在与饥饿、疾病、封锁和绝望抗争。畑俊六的毒计，正试图用这种缓慢而持久的方式，将这根“大别山钢钉”，生生锈蚀、困死在深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