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郎走后，实务斋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陈挽星没有去碰那把象征权力的紫檀大算盘。她转身，从案底暗格里，摸出一把更小巧的算盘。这把算盘是乌木框，象牙珠，只有九档，是她父亲留下的私物。平日里，它只用来算些体己账。
    如果说刚才那三十万两是“国账”，是给朝廷算的；那么现在，她要算的是“私账”，是给母亲算的。
    她展开一张崭新的宣纸，提笔，蘸墨。白日里收到一封家书，是远在江南的母亲写的。信很短，字迹有些颤抖。大意是，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如从前，江南湿气重，膝盖疼得厉害。若是手头宽裕，想在城里赁一处向阳的屋子，不必太大，能晒到太阳就好。
    陈挽星握笔的手，微微一顿。
    她想起自己刚来京城时，母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卖了，凑了盘缠。母亲说：“儿啊，去做官要清廉，要对得起良心。”可母亲没说，清廉的代价，是自己在这阴冷的江南老屋里，受着风湿的折磨。
    她开始拨动那把象牙小算盘。
    笃。
    第一颗珠子归位。这是她每月雷打不动要存下的“养母银”。哪怕俸禄被克扣，哪怕公务要垫资，这笔钱，不能动。
    笃，笃。
    又是两颗珠子。这是“备灾银”。母亲有咳疾，得备着名医看诊的钱；京官难做，若是得罪了上官遭贬，得备着回乡的路费。
    她拨得很慢，每一颗珠子落下，都像是给未来的自己在铺一块砖。
    实务斋的规矩是“入库验讫”，但她私库的规矩是“只进不出”。
    算到一半，门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是书童阿福，端着一盏莲子羹，怯生生地放在门边的矮几上。
    “大人，夜深了，用些点心吧。”
    陈挽星头也没抬，只是伸出左手，轻轻摆了摆。在这个时辰，在拨这把私算盘的时候，她不希望有任何活物打扰。
    阿福识趣地退下。
    屋内只剩下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这声音比外面的更鼓打更声更清晰，更像心跳。
    她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堆积如山的白银，而是江南那座小院里，母亲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的样子。阳光洒在母亲稀疏的白发上，暖洋洋的。那间屋子不需要太大，但必须干燥、安静，窗外最好有几竿翠竹。为了这个画面，她必须把这把私算盘拨到底。
    她重新睁开眼，目光锐利。手指在算盘上加快了速度，不再是刚才那种慢条斯理的试探，而是实务斋里那种雷厉风行的清算。
    “俸禄六百石，折银四百两。膳银五十两，炭敬二十两……”
    “房租三十两，人情往来五十两，笔墨纸张十五两……”
    “余银二百五十五两。”
    这是她一年的结余。听起来不少，但分摊到六十个月，再扣除给母亲寄去的开销，所剩无几。
    “不够。”陈挽星皱了皱眉。
    国账可以有赤字，可以挪用，可以追缴，但私账不行。私账里的一文钱，都得是实打实的。
    她停下手，盯着算盘看了许久。忽然，她伸手将算盘上代表“人情往来”的几颗珠子全部抹去。
    “从明日起，谢绝一切非公务宴请。”她轻声下令。
    接着，她又将“笔墨纸张”的预算削减了一半。
    “旧墨研磨三次，宣纸正反两面写。”
    最后，她的手指悬在了代表“膳银”的那颗珠子上。她想到了那碗莲子羹，想到了三挺路的夜市，想到了自己平日里并不算奢侈但也绝不苛待的胃口。
    迟疑了片刻，她没有动它。
    “身子是写字的本钱，饿瘦了，算盘也拨不准。”
    她提笔，在宣纸的最上方，写下了两个沉甸甸的字：
    “五年为期。”
    然后在下面，用极小的字，写下了一行批注：
    “公账三十万，五年清；私账一千两，五年存。前者为国，后者为母。”
    一千两。
    对于户部亏空的那个天文数字来说，这只是沧海一粟。
    但对于陈挽星来说，这是她能给母亲的全部世界，也是她能在这个浑浊世道里，紧紧攥在手心的最后一点底气。
    她长长吐出一口气，将那把象牙小算盘小心翼翼地放回暗格。
    然后，她拿起那张宣纸，就着烛火点燃。
    火苗舔舐着纸张，先是“五年为期”，然后是“一千两”，最后是那句“前者为国，后者为母”。
    纸张蜷缩成灰烬，落入铜盆中，没有一丝青烟。
    这世上，没有人知道陈挽星今晚算过这样一笔账。
    就像这世上，没有人知道，那个在实务斋里冷酷无情、拨弄着千万两国帑的山长，私底下，只是一个想给母亲买一间向阳屋子的女儿。
    次日清晨，当阿福推开实务斋的门时，陈挽星已经端坐在案前，面前是那把公用的紫檀大算盘。
    昨夜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
    只有她袖口里，那几颗被摩挲得温热的象牙算盘珠子，还残留着一点属于凡人的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