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记事》 前 言 对于“前言”，我的简单理解就是：除了放在故事前面，为自己的书写做一番说明外，还可为自己写作上的不足之处作一些“开脱”。 有人问我：你年过七十，还写什么呢？别人写了一辈子，这时候已经出成绩了。我只好为自己辩说两句：现在也可以写，无所谓时机，无所谓水平，我们“老三届”这代人，在人世间的摸爬滚打很辛苦，积累了许多感受，写写只是想发泄一下。 再则，文学的本质就是揭开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平凡中那些不寻常的事情。如此，低洼中的歌与高山上的歌，一样的有了一点意义。 再说，“爬格子”活动，还有一种常被人忘记的用处：可以让像我这般在世上没有出息的人，或者自圆其说是善良老实的人，用来安放一颗也在绎动的心灵。痛苦的事说了，就如烟散了，开心的事说了，别的人或许也会顺顺情义，跟着笑了，而我呢，便算合意了。 如果一个普通的人，出身在一个普通的环境里，以为这一片安宁就是自己的一切，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也没有可写的故事。而我，虽然只是个天生懦弱的人，智力平常，出身平凡，却偏偏生在一个都是优秀知识分子的环境里。我家的左邻右舍全是上个世纪的名医，我与他们的孩子是同学，天天目睹他们为工作精益求精，把病人的痛苦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不管面对的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只要有病来找他们，他们都是一心一意。我还常常看到他们为了提高医术，废寝忘食地学习……这些楷模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带领着我。这就叫作“近朱者赤”吧。于是，我也慢慢生出了对自己的不断求进的念头。 可惜，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候，遭遇了文化大GM的混乱时期，并且被送到一穷二白的山乡插队，要想实现高层次的求学梦想，更不容易了，即便拼尽了全力去争取，往往也未必可能梦想成真。在如此的背景下，我插队后，一方面渴望能“读大学”深造，也不断被这个愿望鼓舞着，为之竭尽全力地付出；另一方面却一再梦想破灭，而为此痛苦着，折磨着……如此这般，我亲历了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激烈斗争，也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中的是是非非，这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因此，我的知青生活，那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我想写出来，也为这片知青的天地增加一块对往事回忆的铺垫石。又由于生在那个年代里，我还很傻，痴心妄想，让本来就只是活在荒野里的草根孩子们，跟着幼稚的我，做上他们当时非常难以实现的美梦，向不可抗拒的命运挑战。于是，故事又有了沉重感和痛苦感…… 七十岁的人记忆力减退，知识储量锐减，加上社会活动逐步减少，脑子真真切切的在日益衰弱，更何况我生了病，开刀放化疗……当然，也就是因为病了，我才卸下了许多只是会蹉跎岁月的琐事，把心平静下来了。然而，我本来就已经到了对眼下发生的事，一会儿就忘了的老年时期，还将大脑变成了“化疗脑”，迟钝与健忘哪里能避免。于是，“写”，也成了难事。 可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些事情，一刻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腾，让我时时刻刻想说给别人听，尤其是想说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听。但是，他们没有功夫来听你“话说当年”，以至于我的“一把辛酸泪”，在心里憋屈成“滔滔巨浪”！我想怎么样也要一吐为快呀！左思右想，我还是下决心了，就是再难的事也必须提笔来倾述。由于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本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的人如愿说了出来，而听的人偶然听到了，心灵有那么一些碰撞，或许这就凑成了某种人生乐趣了。 当然，我肯定不是作家，因为我读过许多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不去说他们的笔如何精彩地纵横岁月，如何深入浅出地剖析人性，就是那波澜壮阔的故事，也已经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哭笑怒恨，欲罢不能。所以，我很惭愧，自己的那些文字，只是由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来“作一作”，任凭自己微不足道的情绪发泄发泄……写的内容格局不那么大，也没有能力达到与国家或世界几千年的事联系在一起。我只是在那一个角落里，犹如几棵小草小花，沐浴到了一点阳光，独自慢慢生长。 一言以蔽之，我的故事，说到底也就是自己从无知到有知的某一个进程罢了。 我，汪建华，笔名“云溪”，是WG时期被插队的一百多万上海知识青年之一，1969年3月，赴江西奉新县仰山乡大沅大队坪陂村插队。1970年4月开始当“赤脚”老师，1975年9月离开山区，进江西高安师范学校读书。我在山里插队六年半，当了五年半的农村小学老师。说是个老师吧，其实我是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在一块儿成长。 在这七年不到的插队日子里，为了实现凭表现好，能被择优选拔上大学的“理想”，我只回上海二次。不是想说我有多少的坚韧不拔，而是因为我有一个慈父般的石队长，他是坪陂生产队的队长，一个朴实善良的大山里的农民，他和他的家人们真诚地照顾我，呵护我，我才有勇气那么的坚持与执着。现在，我只要一持笔，就会想起石队长的一家，常常是边写边流泪。我的这篇自传体，也可以说是纪念可敬可佩的石队长的，是他成全了我的愿望。 我对大山里的一草一木，老俵们和他们的孩子们的感情，要比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们更加的深厚。如此，我的故事与《蹉跎岁月》里的插队青年情感波折有一些不同，与《孽债》的那种情感更不同，我是另有一种亲人般的情结。所以在这本自传体里，不全是知青岁月的故事，那一群与我互相依赖的山里孩子们，和石队长他们，才是我心里的主角。 我想用这首小诗来开场： 寒翠 雪竹低寒翠，山深草木微。 那时谁怨命，因未沐春辉。 第一章 走进“库前小学” 1970年4月初的一个早上，大山里的寒气依然逼人。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赵莹贞起来的声音，也一骨碌翻身起床，利索地穿上了准备劳动的、那件厚厚的、有夹层的两用衫，和一条布丁打满的旧裤子。然后，就走出房门，在破旧的石家大屋的天井旁刷牙。 坪陂生产队的石队长已经准备出工了。 他过来告诉我说，大队宗书记要我今天就去库前小学报到。 我呆了一下，尽管这时的我，满嘴是牙膏，说不出话来……却还是含含糊糊地对石队长说，“我可以不去吗？” 石队长懵懂地，不解地看看我，“昨天你不是同意了？” 我一时无语，勉强地“嗯”了一下，可依然一脸的茫然，还有些无奈。我傻在那儿好一会儿，看着石队长匆匆走出大门…… 其实，昨天我面对大沅大队的宗书记，和他要我当老师的一番话，我拒绝不了，只好敷衍地说“试试吧。”可心里一直有点惴惴不安，更没有想到的是，命令下得如此之快。 等我回过神来时，石家天井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我赶快随便漱漱口，就转回与莹贞一起居住的偏屋。 我与莹贞是1969年，到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我们两个人一起分到了坪陂队。 我回到房里一看，她也已经穿好了劳动衣服，正等着与我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就一起去出工。 我回来说要去库前小学报到，她一听，眼里立刻充满了忧愁与不快。是呀，本来我们两个人一起进进出出的，什么都是结伴而行。突然，我要去当“赤脚”老师，往后的日子里，她又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出工了。 说起来，我真是有点对不起她。 因为在插队的第一年，去年五月左右，我曾经被派出去学习了一个多月，准备回来当“赤脚”医生。她只好一个人对付这寂寞孤独的生活。回来后，我却不愿意到库前片的医疗点去，因为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的爸爸妈妈，听说了这事被吓坏了，他们知道医学院的学生要苦读六年，甚至八年，才可以有资格分到医院去当医生。而我只学习了六十天不到，就想给人治病？“庸医杀人呀！”他们坚决不同意。 于是，生产队又要我担任了坪陂队的会计。我的出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是苦了莹贞，又是常常一个人出工。 然而，事情有变化了，我们第一年回上海，过了春节才回来。坪陂队因我这个会计缺席，春节时，没有办法年终结算分红，只好把我这个“赖”在上海不回来的会计给开除了。 如此这般折腾了二回，总算，我与莹贞今年这一个多月来，平平静静地在一起劳动生活了。 谁知，大队又要我去库前小学当老师。 面对这个要我去当老师的任务，我自己也是横竖有点不安心，原因有三：一怕当了老师，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上调工作了；二怕上课要开口，容易在那个时代，特殊的“风浪”里被抓现行，没有好结果；第三最重要，是怕自己再次做不好，那我不就成了个扶不上壁的“刘阿斗”？在大家的心目里，我从此就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了。 当然还有莹贞，她又得独自去出工了。 现在正是扛毛竹下山的时节，她要一个人上山三里，到高岭村旁，拖也好，扛也罢，一天要把五根毛竹运送到库前大马路边。 队里的女社员，她们结成一伙，不会与我们作伴的，因为，她们都有六分工。而我们，同样扛下山五根毛竹，只给我们三分工。大概与工厂一样的道理，我们还是“学徒工”。 我们山区的农田不多，那些绕山的梯田并不肥沃，一年一季的红米不够糊口。好在那满山的毛竹。这里的老俵靠山吃山，每年要供给国家林业局上万根大毛竹。国家给的是回供粮，一根毛竹大约一角三分钱，加一斤左右粮票，所以，这里的老俵饿不死，也富不起来。 因此，扛毛竹是山区老俵的一个重要劳作。 我只好对莹贞说：我再怎么有理由，想推脱这个老师的工作，也由于我已经含混地“嗯”过了，我先去看看吧。 我与莹贞各怀心事，默默地在石队长家厅房里，吃了早饭，就分头走了。 我将已经穿上的劳动服脱了，换了一件小棉袄，便匆匆走在坪陂村去库前村的狭窄的石板路上。 库前村座落在一个大大的山窝里，相对集中，也相对平坦。坪陂队是在库前村的北面，陂上村有几户人家，是坪陂队连着库前的枢纽，上去一个小坡，就是坪陂，再沿着山路上去，一直到山顶，都是坪陂队的了。 我的左旁是清澈见底的小溪，在已经葱绿的野草和荆条下，淙淙漫歌，轻纱般的寒雾在水面上漂浮。另一边是一排排一层层的油菜花，那金黄的色彩特别鲜亮，叶子密密杈杈，青翠欲滴。人在此中上上下下地走着，灵魂便在这仙景中如痴如醉，我这个容易浪漫的人，顿时就好像忘了眼下的忧虑，被春色吸引住了…… 自从去年春天到了这里，我是一直就被这里美丽的山景吸引着，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春风和煦，满坡遍岭的杜鹃花.....还时有时无地会传来幽兰清香，那种香会让你迷醉，浓郁却又清淡，好像就在鼻子旁边，你刚想深深地吸一口，却又突然飘远去了......更有那影影绰绰的桐子油花，水镜般层层梯田......一直到现在，眼前那一片仙气缭绕的油菜花田......还有到处都可见的奇石怪树……不断被我写进信里。 妈妈说我的信，不是她要看的，她关心的是我吃得怎样？穿的衣服可以抵寒吗？山路走得惯吗？身体好不好？而我生活上的话一句都没有。她总是生气地责备我：“那些漂亮的词语可以代替生活吗？” 谁知道，笔，我那幼稚的笔，还真的可以主宰我的生活呢。 这要从1966年说起。 在那是个特殊时期，学校都停了课。我就天天呆在家里，做了“逍遥派”。 时间变得多起来了，我除了学习烧一家人的三餐饭以外，还爱上了抄“好词好句”。不但从报纸上抄那个时期的豪言壮语，还会偷偷抄普希金的诗，高尔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散文，加上唐诗宋词…… 不知道是受到古今中外诗人的浪漫，还是受诗词激情的影响，我就沉入了不切实际的梦幻大海里，美丽的语言让我开心，常常让我暂时忘记了现实的残酷。 在动员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里，老师要我们返校，写写响应国家号召的发言稿。我兴致勃勃地把报纸上抄来的好词句都用上了。 老师马上要我在班里发言。 我傻乎乎地以为，这是老师觉得我写得好，才让我发言的。因为以前正常上课的时候，只有优秀的同学，才会被邀请去宣读他们的作文。让我一直羡慕不已。 这回总算轮到我了，我以为自己被那么多壮丽豪迈的词句感动，那也一定会感动大家的。于是，我就上台去，不知天高地厚地朗读了一遍。 可是，我忘了，其实也是完全忽略了，每件事都有“目的”这个根本：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正是在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呀！本来，我是67届初中生，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自小身体虚弱，去努力争取一下，非常有可能会分配在上海的工矿，或周边的农场。 然而，我那么的激情澎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打起背包走天下”，“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老师就立刻把我作为典范，问我：你愿意去云南还是内蒙古？ 猛一听到这个问话，我还是吃了一惊。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了，“好词好句”已经把我定格在风口浪尖上了，那不是写作文，也不是开玩笑，而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真家伙呀！…… 不过，我也不想退缩，思考都不思考，就想迎着当时的大潮上。 于是，我，一个“浪漫”的笨蛋，做了那时别人想躲都来不及躲的傻事，我居然马上回答：要去就去大草原。因为在我单纯的心里，只有高山，大海，沙漠和草原，那才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 老师将我的想法告诉我父母后，他们几天几夜焦虑不安，最后提出：女儿的进步愿望不可违，但是体质虚弱是事实，那就换个地方，到江西去吧。 于是，“好词好句”把我送去插队落户了。 还好，我一到插队的大山，就陶醉在那迷人的景色里，不可自拔，积累的“好词好句”从心里喷涌而出。并且，更想不到的是，也是我的这些“好词好句”，居然让我在一次风浪里，化险为夷。 由于上海知青参加农耕劳动的不适应，所作所为不让人省心；也由于那时有个极左分子，南昌下放干部老肖，策划了要从知识青年里，找出“五类分子”来的活动。于是，我们插队第一年的后半年，将我们所有寄来寄去的信随便拆开了。 大多数知青只是写几句生活小事，而一些喜欢动笔的人都被关注了。 有个插兄，似乎是把伤感类诗人的灰色诗句，用来感慨插队的痛苦；他的“红尘路，黄土堆，一片愁绪何处飞……”诗句，还有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以及还有“为人粗鲁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尊严”等等。可他除了借诗抄发泄情绪，还有许多对现实的批判，对山沟里落后的嘲讽……虽然我们知青都很佩服他的才学，但是他却真被打成了“五类人”之一了。以后的半年被强制劳教。要不是省里有紧急文件下来，规定不要对知青过火的斗争，还真不知道当了这样的知青“五类人”该怎么办了。 那时也有的知青，用唐诗宋词的好句子，描写了天堂般的苏杭，就是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居然也惹怒了那个老肖，于是被严厉地批判。 不过，我写的那一封封堆砌了大量词藻的信里，他们横看竖看没有研究出半点可以批判的言论，但是也没有什么“进步”的激动。他们分不清我这样的人属于什么类型。最后，他们觉得喜欢写那么多的好词好句的人，很适合到学校去。正好库前小学刚恢复教学，缺少老师…… “汪老师”，突如期来的那清脆童音，惊醒了我的遐思……同时从小溪的斜坡里站起一个小身影。 我冷不丁地被叫了一声“老师”，真的是浑身打了个寒战，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笑了，又说，“我知道你是汪老师。” 哦，我也笑了，这个老师的“桂冠”，是昨天我与大队宗书记的谈话，才提起的，现在还没有过二十四个小时呢。 我没有去考究消息是怎么无胫疾走的，而是细细端详起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来。 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没有一点乡土气，生得白白净净，一双闪亮的大眼睛，瓜子脸，一笑嘴里就露出个小门牙，因为上面的门牙有一个斜搭在另一个上面。穿着旧的打着补丁的夹衣裤，虽有点小了，没穿袜子的脚踝裸露着，冻得红红的，脚上的布鞋湿了，扎着的两个细细的小辫子也滴着露水，背上的小竹篓里已经装满了野菜…… 她见我在打量她，有点不好意思，也走上青石路，轻轻说：“老师，我带你去学校。” “好”，我们便一起走着，一边随便聊了几句， “你摘猪草呀？”， “嗯，我也会吃，与米汤一起煮，很好吃的。” “哦？”我又打量了一下她，看她瘦瘦小小的，便问：“你是二年级学生吧？” “是的”，她有点羞涩， “九岁吧？这么早就出来劳动？” 她摇摇头，“我快十二岁了。” 她望了望东山头的太阳，“不早了，大概八点半了呢。” 是的，山里的太阳这个时候才露出来，比山下晚了一个多小时呢。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学校的后面了，转过一个大大的、用木板和土垒墙建成的、简陋的公用厕所，就是库前村的大祠堂，现在已经用来作为学校了。 今天周日，学校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可我心里并不慌张，因为我是接到石队长转诉的通知：是大队书记和校长要我来学校报到，了解情况，接受任务的。 “你叫什么呀？”我对她很有好感， “张翠花”， “好的，翠花，我们到了，谢谢你。” 她笑着说：“老师，明天早上你就开始上课了吗？” 我也笑了，“不知道呢。听听校长怎么说。” 她哪里知晓，我能不能做老师，还是个谜呢。 因心里有事，我就急急与她再见了。 我走到祠堂门口，打量起来…… 这祠堂虽破旧不堪，但是很高大，一扇大木门，足有五米高，大开着，门槛也高，有个二岁左右的小男孩在门槛上爬进爬出，鼻涕一脸，泥灰糊了一身。 我迈过门槛，迎面两个大柱子，左柱子后面有门，是户人家。右面柱子旁是个通道，可以通向一扇小门，正对着隔壁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侧门。大屋的中间是个天井，天井那边是个开放的大堂，里面有好多课桌椅，估计就是一个教室。 我走过去，想看看这个简陋得只有前后两面墙，两旁是齐腰高的木板栅栏的课堂。黑板一块钉在墙上，一块是架在一张课桌上的。 我正准备走进去，突然祠堂右面小门里进来一个人，一边用钥匙打开天井右面的房门，一边对我说，“你是汪老师吗？” 我又打了一个寒战，回过头一看，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脸上堆着笑，正在招呼我呢。我估计他是校长，仰山公社中小学校派来的，与山民就是不一样，他有一股子书生气。 我点点头，笑迎上去，“您是余校长吧？” 我们一起进了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五张办公桌，对门两张，还有三张挤在那个雕花窗下。地上是铺了地板的，虽一走就吱吱咯咯，倒也觉得干净。校长让我坐在雕花窗下最里面的一张旧书桌旁，他坐在对门的桌边，好像这就是给我安排了办公的地方了。 我们如早就熟悉的办公室同事似的，他半转过身来，对我说话，我隔着桌子看着他，古怪是有点古怪，但是，这样我反而少了拘束感。 “你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在广阔天地里，要好好发挥作用哦！”他一面孔的校长味道，慢条斯理也彬彬有礼。 这时，我的心才真吊起来了。 “知识”的称呼，对我们67届初中生来说，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我对大队书记也说过，我们没有这个资格的，用我们还没有毕业的初中生来当老师，是不是有点过，就像用还没有磨出刀锋的新刀来剁柴，哪里砍得动？ 但是宗书记很强硬：不愿意当老师，其实就是暴露了你不愿意扎根农村的私心。不过，书记是很愿意相信我，应该可以胜任的，而校长的口气里，分明有几分的不以为然。我的心里也很虚，不知道我的这点抄抄好词句的力气，能不能挑得起这个担子？ “老师”是十九岁的我，崇拜了十七年的人物，从托儿所里就认定的高大形象，一直到我插队前，还是那个无可替代的伟大。如今，有人叫我“老师”了，我却惶恐不安起来，觉得自己微小得很，怎么做得成老师？ 刚才，那个叫“翠花”的学生，喊了我一声老师，虽心头一抖，七上八下的，但还镇得住，有点老师模样地与她交谈甚欢。这会，校长叫了我一声，我一下子心缩成一团，连说话的声气都难以把持了。 或许余校长已经洞察了我的胆怯，他指着我办公桌上的三本书说：“看看，这是你的教课书。” 我有点忐忑，也有点焦急地翻阅起来：二年级语文，三年级语文，还有四年级语文，还好，都可以读得出来。我心里生出了几分自信，初中生还是可以教教小学生的嘛。再说，我已经在脑海里存了不少“好词好句”呢，那是不是就是“知识”呢？…… 余校长把我的表情读得一清二楚，他淡淡一笑说：“如果你担任这三个年级的语文课，怎么样？” “我？一个人？”我刚吃惊地问出口，就见又进来一个人，一个满嘴当地口音的中年男老师，他就是库前村人。 “周裕南老师来了，我们人到齐了，就开会吧。” 哦，原来这个学校连我一共才三个人。 余校长很简洁，分给我们任务：周老师教一年级语文与数学，还要加上二三四年级的数学。他自己教五年级的语文与数学。我是新老师，故而照顾我，除了二三四年级的语文，还有全校的音乐课。 然后带我去看教室。 在大堂的左面有一个长长的房间，是一年级的教室，这个教室不能关门，否则，里面一片漆黑，没有窗。教室后壁是竹篾编的大席子，可以从席缝里看见，那里是个灶间。 我们走进中间的大教室，余校长告诉我，左边一竖排是四年级，中间一排三年级，右面靠着天井的那一排是二年级。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说，三个年级在一起上课？ 他们两个都笑了，山里的孩子少，二年级十二个孩子，三年级九个，四年级七个孩子。一共才二十八个孩子，这叫复式班。我心里更加的横七竖八了，这是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模式！该怎么上？ 我有点木木地跟着他们走进右面的教室，显然这是最好的一间了，一排明亮的窗户，大黑板钉在墙上，桌椅也七成新，尤其是地板很平整…… 回到办公室，周老师拿出几本作业本给我，是属于我的三个年级的。 他一边还介绍说：本来，这个班的老师是兰田公社过来的兰老师，才教了一个月，就被学生“轰”走了，是周老师他勉强代了一周的课。总算昨天大队书记亲自来宣布，由知识青年来接替。 我听了更加忐忑不安，这里的学生还会把老师赶走？！ 我为难地说，我没有教过书，一下子就接三个年级的复式班，还这么复杂，怕…… 他们听得出我好像要打退堂鼓了，赶快一人一句地鼓励我。 “农村的孩子听话，不用担心。” “现在刚恢复在村一级办学，教学质量不是很讲究的，” ...... 我这个人，看上去很文弱，慢条斯理的，但是，内心深处却也有一股子的倔强，就像一年前，面对老师要我去插队时一样，明明心里知道，那是多么艰难的选择，可没心没肺的我，总是初生牛犊不畏虎...... “好，”我咬咬牙，心一横，毅然决然地捧起了课本说：“试试吧。” 不过，我的内心深处，总还是有一种怕被学生赶走的恐惧，并且，那个害怕会时不时地钻出来，“咬”我一口。我这种矛盾重重的心思，不知道该怎么说，反过来复过去，脑海里翻腾着许多的难题：一会儿害怕再一次不成事，做了“刘阿斗”后，怎么在人面前抬起头？一会儿又怕做了老师，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麻烦？...... 周老师拿出一份名单交给我。我一眼就看到了“张翠花”。可周老师给我介绍的她，却是这么几句：一个留级生，不会读书，从来不交作业的……我怎么也难以把这些评语，与那个漂亮聪明的小姑娘联系起来…… 余校长问我：“你的伙食怎么解决？” 周老师虽然是库前村人，但是他对我们坪陂队十分熟悉，比我自己还熟悉。他立即接嘴替我回答了，“汪老师在石队长家搭伙呢。” 他还说，库前没有要上海知青，而坪陂要了两个女的。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莹贞。我点点头。 他还提到：我与莹贞虽然是两个女的，却不会烧大灶饭，用吹火棒吹得到处是烟，弄得灰黑一脸，就是点不着火……石队长只好让我们搬到他家后面的一间小偏房住，与他们家一起吃饭。 我不断点头，就是这么回事呢。想不到，我们“手拿吹火棒，却如擀面杖”的大笑话，原来谁都知道呀！ 余校长笑了，“石队长很不错！” “是呀，”周老师称赞道，“坪陂队人少，都是山地。但是由于石队长人好，没有私心，种地、养山、管理，样样非常有经验，所以坪陂村老俵们生活比较稳定，他也很有威信。可是，” 他看看我又道，“你知道吗？石队长很早就一个人了。他的妻子生病死了，一儿一女是他拉扯大的，儿子承业在身边，媳妇就是光桃，她在烧饭给你们吃。女儿承英远嫁了，难得回来。” 我默默地听着，因为石队长从没有与我们谈那么多呢，在我们心中，他就是一个憨厚朴实的老农，有儿子媳妇，却没有堂客……（山里人称妻子的土话。） 余校长说：“这样的话，库前村准备给我们学校请一个管伙食的人，可以不用了。周老师家就在库前，我骑自行车，争取每天回香坪自家去，中午带饭来。热水让隔壁库前医疗室的小陆帮忙，多烧一瓶。” 开会结束后，我揣着三本语文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莹贞还没有放工回来。 对于我，库前学校的一切都是新的感觉，脑子里除了迷迷茫茫，还是迷迷茫茫。我估计，所有初次去上班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神不定吧？ 我呆坐了一会儿，就把我从上海带来的宝贝小木箱翻出来，里面一大半是我的书，还有我抄写的几本“好词好句”。我先翻出了一本新华词典，借助它，我横扫了课本中的生词难句，树立了我一半的信心。 对于明天的课，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脑海里把所有老师的上课，像电影资料一样，全抖落出来，过了一遍。然而，他们精彩的讲课都是一个年级，一个班级的，哪里有过三个年级一起上课的模式？ 看来，我得自己开创一个新的形式来。我的备课，既要按纵向；一本一本书，裁剪出每天的教学内容，也要按横向来计划；三个年级在一节课里如何交叉进行……要让每个学生都有事做...... 怎么来完成这个目标呢？我的心里没底，上课会是什么样，也不可预测。 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备课。还要读熟课文，读得我口干舌燥，还在读，还在读，……好像这样，诚恐诚惶的我才可以安心。 莹贞回来了，她看着我废寝忘食，不解地说：“还以为当老师可以轻松一点，看来更累。” 是呀，我沉重地点点头…… 第二章 第一堂课 我与莹贞到石队长家堂屋时，光桃已经端上了蒸饭的大桶，热气腾腾的。桌子上摆着两大碗菜，天天如此的炒南瓜与腌萝卜菜。 光桃说，马上五月份了，各种新鲜蔬菜就可以采摘了。我们也不计较，有的吃就已经够好了。 等石队长回来，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一家人，总是石队长的儿子承业没有在家，他经常出去开会。 石队长说，“小汪明天要去教书了，下午就在家看看书，准备一下。小赵，你还有几根毛竹要扛呢？” 莹贞很快地说：“上午.....我只扛了两根，”她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又说：“但是，我不愿意一个人去山上。” 石队长宽厚地笑了，“好吧，你就陪一下小汪。” 说实话，队里根本不缺劳动力，要了我们两个女学生，也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石队长总是理解和照顾着我们。 我与莹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她生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有点像电影明星王晓棠。我比她高出半个头，虽然没有她漂亮，但是有两个微微上翘的嘴角，就是没有笑，别人也以为我在对他微笑。 她喜欢做家务，什么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喜欢看书写字，而生活物件常丢三落四。就说说我们所有知青都有的那双半筒套靴吧，每次下雨穿过后，她都到小溪边去洗干净，再擦干，然后放进旅行袋里收藏好。而我呢，就直接放在床底下，下次拿出来用时，还有泥巴结壳在上面。 她说，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雨靴，这次是凭了上山下乡的购物卡买的，要好好珍惜。 我坐在那张队里给我们放杂物用的破桌子前，备起课来。莹贞坐在床上，拿出这次从上海带来的线手套，边拆边织。她织的是条线裤，两边裤缝处还有麻花，很好看。每次她织的时候，我都会羡慕并夸上几句。可今天没有心思了，一埋头，就又专心看书。 她安安静静地织着；而我写一会儿，看一会儿，读一会儿…… 突然，她想起了什么，“你就是穿这条旧裤子去学校吗？” “是呀。” “太破了，去上课，哪有老师这么破破烂烂的，又不是出工。” 对呀，我被她一提醒，赶快放下手里的书去翻箱子。我一共有三条裤子，一条罩棉裤的，一条薄一点的，还有就是这条打补丁的。我翻出那条半旧的黑色薄裤子，马上换上试试。 天哪，我自从到了农村，本来瘦弱的我，渐渐胖了二十斤，变得十分茁壮。农村没有吃，尤其是没有肉吃，还要体力劳动。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却长出许多肉来。而且，以前多病的身体反而健壮了。 现在穿这条裤子，成了胖姑娘的我，纽扣都扣不上。 她笑了，过来帮我量了量说，“你赶快备课吧，我来帮你重新钉扣子，放出来一些就可以了。” 她帮我钉着扣子，我继续在纸上写呀写…… 我们有着不同的爱好，不同的个性，可特别要好，互相帮衬着，互相依赖着，我们常常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各归各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心里想的也不一样，但是，就是喜欢凑在一起，觉得很温暖。 翌晨，山里初春的天气，说变就变，昨天早上8点半，那轮懒洋洋的太阳，还照得山窝里明媚鲜艳，而今天快九点了，天依然阴沉沉的，一片乌云缭绕在东山顶上，好像会下雨。 学校里人声鼎沸，大祠堂虽然破旧，可高大的顶梁，撑得起那几十个孩子们的欢笑吵闹。 我坐在雕花窗边，还在翻看今天要上的课。眼角边不断接收到好奇的目光，可我只要一抬头，一伙人影就散开了。由于过度紧张，我也看不清他们，就对着那些笑声也回报一个微笑。 以我们山里的时间，是九点开始上课，余校长示意周老师摇铃。铃声响起，一声声回荡在祠堂里，也一声声敲打在我的心上，我的心跟着铃声，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有点木讷机械地跟着余校长走进教室，听着他介绍我，也木然地看着他走了，他把一个安静的教室留给了我。顿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局促得不知道该干什么……。 还好，来了一个小插曲：一个小女孩匆匆跑进教室， “汪老师好。”然后，低头就冲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了。 原来就是她，昨天我第一个认识的学生。 我因为紧张，一下子叫不出她的名字，只有一个“翠”字，留在了脑子里， “小翠，你迟到了。” 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因为我是大上海来的知识青年，都想听听我会怎么上课。 我在紧张，其实，孩子们也在紧张。 这一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室里凝聚的紧张气氛顿时松懈了，大家都轻松地笑起来。 “小翠？小翠！”坐在三年级最后一排的瘦高个男同学，突然学起我的样，弄得一教室的笑声，更响亮，更欢畅了。 突然，小翠对着他说，“我喜欢老师叫我小翠。”哎，她的话还蛮灵的，教室里又回归安静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切都要由我来主持并开讲了......还好，我的心居然因为小翠的闯入，而平静下来。 我拿出了名单，一一点到并认识了同学们。折腾了一番，更加有了自信力，我温和而又坚定的普通话，回响在大堂里，课就这么开始了。 我先请二年级学生们打开课本，翻到第二课，《雨是怎么形成的？》默读几遍，今天是课文讲解。 天气好像特别配合，随着我的话下起了雨，还越下越大，天井里“哗啦哗啦”的嘈杂声，夹在我的话音里…… 我走到四年级那排，请同学们翻到第二课，《从一个鸡蛋看到的阶级斗争》，课文后半部分生词好几个，我抄写在黑板上，请同学们预习。 然后赶快到三年级那排，请同学们复习第二课，并在作业本上做课后习题。 再然后，我急忙又回到二年级前面...... 我这节课的重点就是讲解《雨》。 “同学们，先请大家猜个谜语，千条线万条线……”我还没有说完，二三四年级小朋友们齐刷刷地说“落到河里都不见，” 好，原来他们都学过，不错。我再问，“那么，雨是从哪里落下来的呢？” 突然，我的脸上凉凉的，好几颗雨珠子从高高的屋顶上，破瓦缝里滴下来，我下意识地用手擦了一下。 那个三年级的瘦高个男生又斜刺里插话了，“从屋顶上落下来的。” 这一下，全体孩子们都控制不住了，“哗”地大笑起来。 我有点烦这个调皮的学生，于是真就像个严厉的老师，对他不客气地说，“石承生，是你的观察能力不行，还是故意捣蛋？！” 同学们一起对他“嘘”起来...... 我换了一个语调，并不是拔高声音，而是尽量用自己的中气，抬起我那柔和的嗓音说，“要想学习好，除了思想集中，还需要运用自己的观察能力，与收集知识的能力，加以分析，辨别，评判，总结，还要学会表达。如果只想着鬼点子，搞一点并不可笑的笑话，那你就只好算是个------茶馆店里的伙计。”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一番言论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对还是错，急中生智，反正就是“茶馆店里的伙计”，把这个班给镇住了。听不懂的所谓理论或言辞，会有一种“特异功能”，蒙住了大家。教室里静下来了。 我觉得自己开始“转危为安”。 于是，接着问二年级：“我们再仔细观察，想一想，雨从哪里落下来的？” 小朋友们踊跃举手了。 可见他们是有一定的训练的，不是都处在“原始状态”。 他们认为雨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让他们再努力思考，为什么天上有的时候有雨，有的时候没有雨呢？ 小翠马上举手，我请她回答。 她站起来告诉大家：刚才她在摘猪草，看到东山顶上那片云在下雨，一点一点移过来的。 我高兴地在黑板上画了一朵云，“是的，雨是从云里落下来的。那么雨水落在地上，流去了哪里？云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一连串的提问下，课文展开了。我越说越起劲，一边在黑板上画了那个“雨”的来龙去脉的循环图。 然后，我带着同学们读了一遍课文，让他们按照我的循环图将词组标出来。 接着，我转身去带读四年级的单词，让他们后半部分的课文。 又赶快去三年级，还没有来得及请他们说一下题目的答案，周老师就打铃下课了。 由于上课的紧张，我一身的细胞都是激动的，紧绷的。听到下课铃后，我立即一步一跳地跑进了办公室。就想快快喘口气，轻松一会儿。 天哪，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上课，虽然复式班真累，可还是觉得自己把握住了课堂。 余校长早就在办公室里，他布置了学生写作文，自己便一直呆在办公室里听我上课呢。 “汪老师，你可以胜任，课上得生动有趣，很不错。”他的道贺，让我那颗悬着的心，刹那间轻松下来。不过，在我的脑海里，还是暗暗地划过了一丝阴影，原来他是在暗中考核我呢。 周老师说，你有办法，把班级控制住了，不然这些学生闹起来，可麻烦了。 我坐在办公桌旁，正接着筹划第二节课。因为我觉得第一节课的时间，还是没有安排好，三年级的内容少了。 突然，窗口冒出了几个小脑袋，他们鬼鬼祟祟地拿一张纸条给我看，上面有一个字：口下面一个十...... “老师，这是什么字？” 我蹙眉想了一下说：“不知道。” 他们心满意足地准备回教室了。 我突然想到，这有点像植物学的雌性标志。 他们听了我的话，呆了一下，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个老师不查词典，还给了我们一个奇怪的答案！”说这话的小男孩一脸古怪的表情，让我关注到了他的特别地方，他是个兔唇孩子。 我看到小翠走了过来，对着“小兔唇”说了一通。就过来对我说，“老师，他们是哄你的，把古字颠倒了来考老师。上次考兰老师，兰老师瞎说了一个什么字，大家翻字典，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个字，于是就说那个兰老师不好。” 我还真的低估了大山里的孩子们，他们的聪明远远超过了我。再上课，我一定要攒足十二分的精神来对付他们，不然，我也会被他们赶走的。 下一节课的铃声响了，其实，我的那口气还没有喘匀实，却又要上讲台了。我觉得真是比扛那五根毛竹还要累。 再则，我还不知道那些没有约束性的，可又充满了活力和好奇心的孩子们，会给我下什么“绊子”呢？ 果然，活泼顽皮的“缺嘴俚”——孩子们都这么叫他，对这个“绰号”他也不生气，依然是个孩子王，领着一伙人与老师“斗”......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 我瞧了一眼，哟，有点诗谜的感觉。我让他们猜“千条线万条线”，他们给我猜“一字九横六竖，问遍天下不知。有人去问孔子，孔子想了三日。” 我来不及思考，先请所有班级打开课文，二年级先朗读，然后三年级，最后四年级。三个年级比赛，听听哪个年级读得最流畅。 二年级的孩子们先就拖着长音，带着地方土声，读得津津有味。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古怪的读书法，想纠正他们，于是，赶快用手示意，让他们停下来。我带读了几句，他们勉强模仿着，可让他们自己读时，又是那个奇怪的腔调了。我只好作罢，随他们的便吧。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老书塾教的吟诵读法呢。 我在这似乎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涛声”里走来走去。当四年级在诵读时，我正巧从后排走到二年级的小翠身边，她悄悄拉我衣角，伸出一个手指，在桌面上写了三个日字。我豁然明白，她是知道字谜答案的，在暗示我。我会意地对她点了一下头。 这拨声潮过去了，我让二年级同学们写作业，在本子上默出《雨》的形成图。他们都迅速打开本子写起来。 小翠却呆坐着。我示意她，她摇摇头，小小的旧布书包里，只有一本破旧不堪的课本。我拿起来看了一眼封面上的名字：“周裕文”，原来课本是“缺嘴俚”给她的。她低下头，似乎有点难过。 我说：“小翠，如果你会写，上黑板去写如何？”她笑了，爽快地点点头，就去演板了。 我又把比较老实安静的三年级放在最后，只是点名要石承生赶快写，或许等会要他回答问题。 四年级的孩子们最活跃，书也读得很好。我要周裕文回答问题，他就着课文，答复得不错。另外几个同学们也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我很满意地要他们写在作业本上。 这时，周裕文实在忍不住了，“老师你还没有看黑板呢！” 我胸有成竹地告诉他，不着急，等这课上完，我射中了你的谜，那我也会让你动一番脑筋。 三年级的作业交上来了，我准备批改后下次复习讲解。他们下一课课文是MZX的诗“飒爽英姿五尺枪，…”， 我给他们朗读时，不由自主地边舞边读。这下，孩子们又看得兴奋起来，说：“老师，你也教我们跳舞吧？” “好……”话音未落，一教室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把周老师给吸引过来，他很紧张地看了好一会儿呢。 黑板上小翠写的雨，云，河流，大海，水蒸气……都很不错，我心里高兴，就说，“等会奖你一支笔和一本作业本。” 小翠笑得很灿烂。 二年级的同学们都争着说自己会写，也要赢奖品。 我将学习的激励发出去了，可我心里实在有点慌，因为上海带来的铅笔只有三支。 我回过身来，在四年级黑板上，写了一个“晶”字。周裕文嘿嘿笑了。 我擦干净所有的字，在下课铃声中，也写了一首字谜诗，留给了那群聪明可爱的孩子们，“四个不字颠倒颠，四个八字紧相连，四个人字不相见，一个十字立中间。” 上午的课完成了，我心里一块沉重包袱总算卸下了。看来，这个工作我还是可以胜任的。 虽然在我的学生时代，老师们都觉得我不出色，现在一个如此平常的中等学生，居然也成了老师，有模有样地站在讲台上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会哑然失笑…… 我找来了周裕文，想通过他了解一下小翠的情况。 周老师见了忙问：“是不是他调皮呀？” 原来他与周老师算是本家兄弟，周老师叫周裕南，都是裕字辈呢。 他们周家是库前村的大户，古时出过秀才，在WG前还请过私塾先生。周裕文的哥哥周裕武比他大十岁，读过高中，在县里工作。他们两兄弟，叫武的哥哥很文，这个叫文的弟弟很武。 哦，不过我还真的有点喜欢这个文中带武的小聪明呢。 他偷偷告诉我说，小翠的妈妈很凶，从来不给她交书杂费，不给她纸笔，她是用炉灶里的炭，在石板上学写字的。 我在下午的音乐课上，郑重地颁给小翠一本作业本和一支上海带来的铅笔。蓝色的笔杆上一溜金字，“中华牌铅笔”，最让孩子们羡慕的是后面镶嵌着橡皮。 然而，一周后的一天，小翠没有来上课，同学们都在传，那支笔给她的妈妈砍断了。 第三章 家访小翠 那天放学后，我准备去小翠家。 站在学校祠堂后面，眼前就是一个半圆的大山窝，左右两边开阔出去，沿巍巍大山的边翼，又在学校的前面再包抄合拢，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是坐落在大山中，一个类似盆地的中央，四周靠着山梁，都是密密匝匝的房子，库前村的老俵们，集中居住在这里。 大山窝的最北头是陂上村落，那几户人家，属于我们坪陂队。左面沿着小溪的路，从山的豁口延伸上去，几步路就是我居住的石家大院。再往上走，右面有一条路，转过一个山包，有几户人家，是二斗里。回过来再到小溪边，听说坪陂人从这儿开始，给这条小溪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云溪”，或许因为它是从高高的“云雀”山顶上流下来的吧。也因为它是唯一的水源，坪陂人家的命脉，所有坪陂队老俵的家，都建在它的边上。沿着它往上爬三里路是高岭，再爬二里，是沙窝。我们坪陂村就这么五个地方几十户人家，有事喊一声都难。据说好田只有几块，在陂上的前面有两块。而小翠家，就在陂上。 陂上就是不大的一方平地，几户人家北面靠大山，面向南而建。 我在开着门的那个堂屋前朝里探望，没人。 “小翠，”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走出来的是彭家二婶，她看到是我，就悄声招呼我走近，她有话要说。 “张连长家的堂客不好惹，”彭二婶子直摇头，“对翠花刻薄得很，每天要她自己去摘野菜吃，自己洗衣做鞋，现在更要她做饭种菜，忙个不停，还要打骂她，昨天，我看到翠花的手都是肿的，怎么扎鞋底？不完成，晚饭都没有吃。还是我偷偷帮她做好了。唉，小女娃命苦，他爸张连长对她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后妈就是凶。” “哦，她的亲妈呢？” “在她那么一点大，大概二三岁吧，就生病死了。” 二婶告诉了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小翠的后妈对她不好。我更想赶快去看看可怜的小翠了。 二婶指给我看，她家左边伸出去一截的屋子，就是张家。她还不忘吩咐我说，“当心哦，一句话不对付，小翠就麻烦了呢。” 我沉住气，走到张家门口，果然，暗幽幽的堂屋里，有个瘦小的女人坐着，她在缝补着什么。 “你好，张翠花在家吗？” 她似乎有点不明白，斜眼看看我，过了一会才说，“进来吧，你是老师吧？” 我估计她听出了“翠花”，我也是听出了“老薯”，有点与“老师”谐音，于是，我自己推开了堂屋的两扇矮门，进去了。 接下来我们的对话，也就只有上天知道了。我极力地用刚学到的一点当地话与她交流，很礼貌，很小心，其实，她也很客气，可是我一点没有听懂她的话，估计她也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还是笑着侧身帮我倒了一碗茶。 我一再问她“翠花在吗？”，可她就是叽里咕噜的，不知唠叨些什么。天哪！ 我正一筹莫展，就听门外一声豪壮浑厚的嗓音，“是汪老师来了吧？”说着，张连长就进来了。 张连长出山去当过五年兵，现在是大队里的民兵副连长，结实的身板，走路依然有军人气派，浓眉大眼，很神气。在大山里，我一米六三的个子，就很少有男人超过我的身高，可张连长是一米七。 我认识他，队里开会，他总是要发言的，还常带领我们军事演习。然而，他本来叫我小汪，现在改成汪老师了，听起来有点别扭。不过，他真是救兵，他的半普通话我听得明白。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客家族人，连当地话都不会说呢。 小翠从后面房间里挪出来了。 她其实早就听到了我的声音，只是不敢出来。现在，她父亲回来了，就胆子大了一点。 我刚要叫她，看她神色紧张，一闪身就躲到他父亲的身后去了。 只听那个叫做母亲的人，对着她叽里咕噜一顿数落，好像要她去干什么，她不愿意去。好在张连长说，老师在这儿，等会吧。 张连长面有难色，对我解释说：最近，他们家碰到了困难，他忙于出工还要做好民兵工作，而他的堂客怀孕了，大部分家务事得要小翠来完成。等一段时间后，小翠还是可以来学校的。 我也耐心解释，孩子的学习最好不要中断，再说小翠很聪明，一个好苗子。 那个母亲，听了张连长的翻译，一点也不给我面子：“一个女娃子，学什么学！” 我马上说：“我也是个女的，你也是个女的。” 这些针尖对麦芒的话，也真难为旁边的“翻译”。然而不知道张连长怎么说的，她回我一句时，竟然和气多了，“你们山下姑娘，是我们可以比的吗？，瞧你个子都高出一头。” “读书识字都一样需要的，”我耐心地说。 我看她在皱眉头，怕她说出更决绝的话，于是单刀直入：“为什么你把我给小翠的笔折了呢？她写得很好呢！” “因为她不好好扎鞋底，那是她应该做的……而且，她把我的针给折断了。” 我也不管“翻译”难做不难做，就直接怼过去：“一根针一分钱，我的笔一角三分钱，何况你也买不到！我希望你们想办法让小翠来读书，不然，你就赔我的笔吧。”我用了无赖的逼迫办法，“只要小翠愿意用好成绩来证明给我看，我就送给她。” 这一下，我把那个厉害的婆娘封住了口，她沉默了很久。 我那时年轻，不知道该怎么说，才是最符合老师的身份的，我的那番话其实也是小孩子撒赖的话，被我当作最有力的“武器”打出去了。 张连长对我说：“不好意思，让我们想一想吧。马上要吃晚饭了，你与我们一起吃？” 我赶快说不用客气，几步路就是石队长的家了。 他让小翠送我，显然就是逐客令。小翠陪我走出去后，他们自己在那儿叽里咕噜地争吵起来了。 小翠拉着我走出了门外，被凉风一吹，我们两个都感到轻松了许多。山里的傍晚，这会儿的太阳已经在山顶背后了，留着几丝光线，还在编织着晚霞。 她看到我，为了她的读书，特意来与她的父母争取，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依恋地挨着我。 我看看她，还是那么瘦小，一时心疼得不知怎么对她说，就从衣袋里掏出两颗大白兔奶糖，放在她那还是有点红肿的手里，让她带回去吃。 “谢谢老师”，她又是一个惊喜，紧紧握住了糖，又突然想起什么，迟疑片刻，对我说：“老师，那个字谜他们猜不出来呢。” 原来“缺嘴俚”还给了她任务，来探问谜底。她自己那么艰难，居然还记得瞅一个机会来问我。 我笑笑说：“你们应该猜得出，每天我们都要吃的是什么呢？” 聪明的她，抿着嘴笑了。 我向她挥手道别，准备沿着云溪向坪陂走去…… 突然，在已经昏暗的夕晖里，我看见了一个身影，特别的瘦瘦高高，挑着一个沉重的担子，就走在库前与坪陂村交界的、两块地的田埂上。只见他停下踉踉跄跄的脚步，把箩筐里的石灰倒在了田里。又不断地敲着自己的腰背，慢慢挺起身来……， 我发现那个身影不是当地老俵，而是我们一起下放的上海知青，在查信件的事情后，就被安上了“反革命”帽子的插队同学齐维。 我的心深深地被震动了，还有几分的恐惧。原来“反革命”得这么被强制劳动呀！在更远处另有一个人影，也一样在挑石灰，那是库前的一个地主。齐维与地主在一起干山乡里最苦最累的活呢！ 江西的红土含有大量的酸性铁质，需要用有钙质的石灰拌入去中和。一担石灰肯定超过一百斤，不知道他们一天要担多少？撒向田里时，呛鼻的石灰粉会让人咳嗽不停。想想我们平时一天扛五根毛竹，一根才四五十斤，就把肩膀压得红肿起来，每次毛竹放上去，我都得咬咬牙。一天劳作下来，不要说看书，躺在床上都不想翻身。 现在，齐维被打成了”反革命“，干这么强体力劳动，不知道他在受怎样的煎熬，要多少的勇气才可以挺过来呢？ 我正想着，只见他把两个空箩筐用扁担串在一起，扛在背后，又摇摇摆摆地走了。好像，两个黑影走在了一起……他与地主关在一起了？我心里又是一惊，这怎么生活呀？！因为库前那个老地主被革命了，独自一个人住在全村最破的屋子里，黑暗、漏雨、老鼠一堆，人不用进去，就是走近那个小破屋，就觉得臭气熏天...... 我回头再看看小翠，小翠还在那儿站着，她也在望着我的背影…… 我莫名其妙地联想起读过的课文，朱自清写的《背影》，现在这三个不同的“背影”，在脑海里交替出现，唉，都有各自的苦恼呀！ 当然，还是我最幸运了，我的“好词好句”没有把自己弄得像齐维那么惨……并且，我在小翠的心里还是她的希望呢！ 明天，她可以上学去吗？ 她的后妈实在不敢恭维，那张脸只有皮包着，没有一点肉，一双好像没有上下眼帘的木鱼眼，对着小翠凶神恶煞。我真不明白，张连长为什么娶了这么一个女人，来做小翠的后妈。小翠像是水灵灵的一棵嫩葱，而这个女人，就是个土拨鼠......“土拨鼠”好像随时就要撕碎那棵翠翠的小葱苗..... 我不知道为什么，心神不宁，因为我与小翠两颗心，都在等待着这个“土拨鼠”的开恩。 我的妈妈总是说：宁愿跟着讨饭的亲妈，不要跟着做官的爸爸，还真是从血的经验里得出的呀！但是，小翠的妈妈是病死的，她...... 天很快黑下来了，什么背影都看不见了。在我心里，却冒出了我的闺蜜宛章写给我的一句话：不要在希望中怕失望，而要在失望中求希望。 我一定要写给小翠看，这也应该是她的座右铭。 第四章 直面难题 从小翠家出来后，不久天全黑了。我只得摸索着走进石家的厅堂。桌上一盏小煤油灯还点着，可一个人也没有。 我端着灯走进厨房，炉膛里几点星星之火，一明一暗。 我去学校上课的这段时间，经常晚回来，知道石队长他们已经吃了晚饭，光桃把我的饭菜煨在大锅里。 今天，我回到家，真的是更晚了许多，饭都烘成了锅巴。我铲出来盛在碗里，还有小半碗南瓜与一点点腌萝卜缨子，就在锅巴旁边。 我把饭菜一起倒在了碗里。然后，在大锅里放了一勺水，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去上课时，莹贞就一个人留在队里，跟着老俵们干活，她的确是孤寂。我一直惦记着她，心怀着对她的歉疚，快步走进偏房，想赶快与她打招呼。 她一看到我回来了，也很高兴。不过，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盯着我的嘴，诧异地说，“你的嘴里爬出什么来了？” 我一把捏住看看，是蚂蚁，不一会儿，又爬出来一只。天哪，原来我的锅巴上，爬了许多蚂蚁呢。我笑了，我在与蚂蚁抢饭吃。 莹贞急了，“真有你的，还笑。怎么吃呀？” 我有办法，用开水泡，一群蚂蚁浮上水面，水倒掉后，饭就可以果腹了。 又过了一会儿，石队长回来了，他的儿媳妇光桃也回来了。原来石队长是去库前村开会，而光桃是去高岭转了一圈，扛回来几根小山竹。 石队长传达了大队书记的决定，他们对我当老师都很满意，决定正式任命我做“赤脚”老师，还让我搬去学校住。莹贞调去大沅大队的知青点。 我依然属于坪陂队，一日三餐还是由石队长家照顾。刚才，他们已经把学校分给我的房间打扫干净了，明天我就可以搬过去。 那天晚上，我和莹贞各自整理好了行李，就留了晚上还要用的铺盖。明天起来搬家很容易，只要将被子一卷，扎一下，就可以搬走了。 我们坐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谈了许多的心事。 她告诉我：她一个人不只是因为孤独，而是更怕被人欺负。 她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就说那个南昌下放居民老程家大儿子，喜欢上了她，天天追着她不放...... 我点点头，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点力量，可一个人，又是个弱女子，怎么保护自己呢？ 记得我们去年第一次下水田拔秧，那是山里刚引进的一种新型稻禾，“农垦五八”。秧苗很短，老俵叫它“矮杆”，没有办法像单季稻的红米；被叫做“高杆”的秧苗那样，扎成一把一把。大家只好都从家里拿出盆子来装。我与莹贞也把自己的搪瓷脚盆拿出来了。 哪知道，二斗里有个妇女，我们偷偷叫她“疯婆俚”的，她总是一边劳动一边大声地打情骂俏，嘴里不干不净，还觉得自己很有本领。她见我们的脚盆很漂亮扎眼，就忍不住地来调侃我们了。 “哟，把你们洗‘卡里’的盆拿出来啦！” 所有挤在一起拔秧的，几十口男男女女都笑翻了，因为这也是她第一次直接对着知青来挑逗。 莹贞一面不好意思地笑笑，一面躲也似地趟着水田，走到我身后……那个南昌人小程好像是帮忙，起身回了“疯婆俚”一句：“人家上海人哪能与你一样的？”说着，就往莹贞身边挤过来，“是吧？”他对莹贞讨好地说。 可他让莹贞更害怕了，她索性转到我的另一边去。 我悄悄对她说，“不怕，光天化日之下，最好不理他们。”然后，我依然不动声色地拔秧。 那个“疯婆俚”居然说得更加不堪了，“上海人就了不起？翘起屁股来，与我有什么不一样！” 秧田里又是一阵更狂野的大笑，莹贞都快哭了。 我突然站起身来，把脸盆往田埂上一放，“石队长，拔好秧可以走了吗？” 石队长护着我们，不给情面地对着那个“疯子”说：“快别说了！”再转身对我说，“好，你们先去吃早饭吧。” 我一把拉起莹贞就走上田埂，然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扫了那个“疯婆子”一眼，就离开了。 秧田里的几十个人，一时间，安静得听得到风声…… 那个晚上，我也告诉莹贞，一方面我不能再做不好老师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当老师，我的确可以有时间多读读书。我们再互相舍不得分手离别，看来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当然，我们很感谢坪陂的石队长，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山般厚重的靠山，我们才可以安安心心有口饭吃，我当然愿意还是属于坪陂队的社员。但是，莹贞却要离开了。她最舍不得的就是，石队长对我们的那份关照。 我们两个还聊到了；到坪陂插队的第一天。 石队长带我们去他家吃饭。 那一桌子的菜，只只碗里有辣椒，我们一口都不吃，勉强扒了几口红米饭。石队长一看不行，就亲自下厨，给我们炒鸡蛋去了。 围在周围看热闹的人里，那个南昌下放居民；老程家的大儿子也在，他对我们上海知青特别感兴趣，凑上来说话，普通话成了我们最好的沟通桥梁。 他没话找话，“你们看看，石队长是不是有点像大猩猩？” 我们这时候谁都不认识，他的话让我们觉得很尴尬。 不过，当我看到端着一碗鸡蛋，走进厅房的石队长时，心里的感谢，立刻溢满了心胸，把那个开玩笑的话，一下子淹没了。 后来，石队长与我们熟悉了，他那黝黑的脸，深深的眼窝，笔挺的鼻梁，岁月沧桑给他刻下的许多皱纹，还有他那微驼的背，看到人就憨厚地笑，早已变成了我们心中一个“大山爸爸”的形象。 在我的心里，石队长更是有点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武士。记不住那个武士叫什么名字，火神“普罗米修斯”？或者是使用特洛伊木马之计的“奥德修斯”？......我干脆就把他认作“阿波罗”太阳神。是的，他就是我与莹贞心中的“太阳神”。 石队长的儿子，过了一个月才回到坪陂，他是去参加了县一级的会议。他的出现，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就是石队长年轻时的模样。深深的眼窝，笔挺的鼻梁，脸的下部有点突出，完全就是一个希腊人与中国人的合成版。他们也是客家族人，祖上一定与西域人有联姻。 我们聊呀聊，一直聊到眼睛再也睁不开...... 这一夜很快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石队长与几个坪陂的老俵，来帮助我们搬家了。 我们的行李说多不多，但也有好几件，不过我很快就到了库前。而莹贞就得沿着去大沅大队的公路，走三里路呢。 我们俩泪眼迷蒙，恋恋不舍地挥手道别了。 石队长挑着她的行李，一直把她送到大沅。 我的房间就在学校办公室的隔壁，原来一墙之隔还有这么一间小屋子，我在办公室进进出出了一周，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打开房门，一张铺板刚好放进了两片木制墙的中间，还有一半空间，放了一张书桌，也是放在一扇雕花大窗下。桌子靠里墙，正好挤下一条长板凳，一头放我的小白皮箱，另一头当作床边柜。而门的背后放了一个脸盆架。书桌下有一张方凳。拉开来人坐进去有点困难，而直接坐在床上，离书桌又有点远。桌上放了一盏煤油灯......我好喜欢，它每天可以伴我夜读了。 这时，我心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接着，我先把自己的生存必须品，在这个微小的空间里，（大约六个平方米，应该还不到，）努力地都安排好了，我就迫不及待地整理起自己的书。小木箱要塞进床底下，需要的书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看着这些书都在，我就会不知道孤独，什么也都满足了。 我估摸着，快要到上课的时候了，就赶快把窗与门都关好，夹着书去办公室。当然，从此我只要跨出房门就是上班了。 我特别留意着小翠来了没有。 第一节课下课了，她还没有来。就在我失望得有点心痛的时候，看到她匆匆走进了教室。 我飞也似地跟着跑进教室去。她两只美丽的眼睛在放光，高兴地对我说，“汪老师，我可以来上课了，就是得晚一点来，早一点回去。” 我总算放心了，唉，山里的女娃读一点书有多么难呀！要不是那支铅笔给“土拨鼠“弄断了，可能她又得辍学。 因为小翠可以再来读书，说不清为什么，我有了一丁点的成就感。 这天放学后，学校里一片寂静。当然，我是不会感到孤单的，因为我有书。 我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雕花大窗，挤坐在书桌前，看起书来。 突然，听见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奇怪，怎么会有小婴儿？ 我循声找去。是对面那家人家传出来的。那个一岁多的男孩，还在门槛上爬着， “你妈妈呢？”他看看我，鼻涕眼泪的，懵里懵懂，灰头灰脑...... 我听余校长说过，这户人家姓彭，那个彭嫂精明厉害，最好不要多与她来往，对她客客气气就够了。校长还告诉我：她的孩子有七个，两个在学校上课。三年级的彭莲香与五年级的彭方平。大女儿十七岁，已经出嫁，老二是个儿子，十六岁就参军去了，另两个大一点的女儿参加了劳动…… 那个响亮的婴儿哭声不断传出来，我心里很诧异，难道彭嫂今天捡了一个孩子？ 我对着黑洞洞的屋里叫了一声：“莲香”，她应声出来说，“老师，我娘生了弟弟了！” 我差点惊倒在地！这生孩子怎么在家里自己生？一个三年级的小姑娘照顾她？这么年轻的妇女生第八个孩子了？她的大女儿刚生完孩子，满月时回娘家过，那么，现在这个小婴儿是舅舅？…… 我更加吃惊的是，彭嫂走出来了，怀里抱着那个刚生出来的孩子。她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汪老师，有什么吃的吗？” 我说“好，你等一会儿。” 我就急忙奔回自己的房间，拿出一个麦乳精的罐子，我节省着吃，还有一半呢。我毫不犹豫地舀了满满两大勺，泡了一茶缸端过去。她狠命地一口气便喝完，连个谢谢也来不及说，就又躺回床上去了。 我对着莲香说：“你爸爸呢？他怎么不在？要不要请医生来呀？” 可是，她都是摇头。 “那你去熬粥吧，等会你娘又要吃的了。” 她默默地走向厨房，没有任何开心，也没有着急…… 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怎么有点像老母猪生小猪呀？……我赶快握住嘴，不可以对人不敬！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想，原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我刚读过鲁迅的那篇杂文“立论”：许多人来祝贺一个刚满月的婴儿，说真话——人总是要死的，这人一定会被人痛打；而说恭维话——这孩子福相，将来会发财做官，那么这人会被主人家捧为上宾。如果你不想挨打，也不想说谎的，就只好嘿嘿嘿，呵呵呵…… 而我眼下，连说‘嘿嘿嘿”的想法都没有，因为这个小生命的降生，太简单，简单到就像生了一只鸡蛋……而他的哥哥，还在爬门槛，等着的大概是，旁边再多一个爬门槛的？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这个周五下午，余校长宣布全校放春假，要开始春插了。学校里就我守着，当然也有任务。为库前与坪陂两个队出一份每日快报，主要是交到公社去，每个大队都有，要评比的。 我又打开了大窗子，想继续看书。 谁知，就看到彭嫂站在我的窗前，头上扎着一块布，月子刚做好，人就精神了。她对我补说了一个谢谢，但是，马上就抱怨了几句她家的困难，她没有营养，可不可以再给她一点那天吃的好东西。我拿出麦乳精罐子看了看，迟疑片刻，就都给她了。我准备这次暑假回上海去，我需要更多的书，当然也会有一些物质上的补给。 为感谢我的慷慨大方，她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库前队会在学校的大教室开会，最好房间的门窗都关好。 果然，队里的一些重要人物来布置会场了。我三年级班曾红兵的父亲，是库前生产队的队长，他很客气地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并帮助他们做笔记。 晚上，库前坪陂两个生产队联合开会，一会儿我的教室里就挤满了人。这次会议，主要是春插的动员大会，附带批了几个人。这种事情是那个时期的特点，每次开会，都要批老地主，还有二个富农。但是，在库前这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仪式”。 那晚齐维没有来，好像是听说保护知青的文件刚下达，就把他放了，回陡岭知青点去了。 （后记：齐维后来也考上了大学，并且做了上海某区什么局什么科的科长。在插队的这段经历中，对这个可怕事件，他一定刻骨铭心！） 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押上来竟然是一个小年轻。全场老俵都批评他好吃懒做，还不习上进等等。 我不知道该记录什么，凭这么几句话，就要挨批？ 曾队长笑着告诉我说，你就随便写几句，说他破坏了春耕！ 我听得稀里糊涂，写得更是莫名其妙。 二十天的春假很快过去了，我们学校又恢复了热闹。 听石队长告诉我说，公社表扬了我的春插快报。 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很高兴地站在黑板前，对同学们说起了我的快报。 我以为同学们会对我的出报思路，什么收集插秧新闻与事迹呀，排版呀，刻钢板呀，印刷呀等等感兴趣，却发现，他们先是几个人交头接耳，后来更是心不在焉，像是校门外面，有什么在吸引他们，我刚说下课，一教室的人就“轰”一下，都跑出去了。 下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时，他们竟然一个也没有回来，于是我们三个老师也一起出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在吸引他们。 在校门外——也可以说是那个旧祠堂的大门外，有两只狗在....，孩子们围着狗在起哄…… 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动物，赤裸裸地在大庭广众前如此这般，不知是怕还是害臊，我转身就回学校去。 彭嫂过来，悄悄告诉我说，最近村里就是因为那个挨斗的小伙子，闹腾得很，孩子们也好像都懂了什么新鲜事似的，异常兴奋…… 我非常疑惑不解，那个人干什么了？ 然后，彭嫂说出来的，是我闻所未闻的事，让我感觉有一种被龌龊冲击，因而纯洁心灵，被颠覆了的震惊与恐惧……他“强间”了耕牛…… 天哪，这还是人吗！我好像停止了思考，所有建立的虽幼稚但很纯净的做人的信念，瞬间被蹂躏了，被击碎了…… 那时候，我们的父母，是很保护我们的童贞的。 我生活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第一宿舍里，我们这些孩子，都看到过人体骨架，父母辈会传授我们许多人体结构的知识。我们知道五脏六腑，也听到过各种疾病和如何治疗。但是，这种关于动物的本能，真的，从来也不曾听到过，更不用说，想也没有想到过，不仅如此，原来人与动物还可以乱来？ 我还没有把纷乱的思绪整理好，那群骚动的小学生们被赶进了教室。 在这么小的年龄阶段，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多文明教育，现在，幼小的心田又被原始而又蛮横的狂风席卷了，顿时我觉得教室成了一个“战场”：那一些幼稚，但又是荒凉的心灵，在狂乱的骚动…… 这是在学校，身为老师的我，怎么可能逃走？ 记得去年那次，我用冷处理，战胜了坪陂“二斗里”那个“疯婆俚”的挑战，从此以后他们没有人，再在我们知青面前那么放肆。 但是现在，我得上课，我得直面孩子们，我得开口说话……我一时间觉得太难了！ 想一想，从小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我们小学的老师，在课余时间，常带我们去各种顶尖的艺术文艺单位，让我们在高雅的氛围里，感受艺术的熏陶，刻画我们的心灵。 有一次听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龟兔赛跑”，然后，他们一一单独演奏每个乐器，告诉我们哪个乐器的音色，可以代表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意境……老师要我们仔细聆听，音乐家们都在用自己的灵魂演奏，我们也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接受那种艺术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灵魂塑造呀！ 可现在，我却要面对那些充满野性的山里孩子，他们的幼小灵魂也渴望着我能用文明来滋润和开发……可在当时那种处境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女孩子，他们要我说什么呢？我自己什么都还懵懵懂懂的…… 课本上的那个时代最时髦的故事，此时没有了力量...... 然而，就在我走进教室时，心头突然灵光一闪，我的最拿手的教育方法依然就是：用我不成熟的理论去“吓唬”他们。 我也不管下面那些“蟋蟀”，如何不断地在“躁动和挑战”，在黑板上方写下了大大的“人类”二字，然后在下面写了“动物”，再在下面写了“植物”…… 第五章 暑假回沪探亲 教室里，二十多个小孩子，却又似乎已经都是成年人了，他们面对人类的性与欲，或者说是动物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混乱，议论纷纷。他们半懂不懂，却在等着也是半懂不懂的老师给出解释。 我第一次煞有介事，也非常严肃地问他们：“你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人吗？” 突然之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四十亿年前的地球，终于出现了生命，最原始的是那些单细胞的藻类植物，然后在一亿年前才有了动物，一百万年才有了猿猴，这种高级的灵长类哺乳动物，进化为我们现在的人类……” “也就是说，人类就是最高级的灵长类哺乳动物。”我指指黑板上的字，“生命的顶端是人类，其实人具有植物的本性，也具有动物的本性。但是，为什么你知道自己是个人而不是动物吗？” 我简单扼要地把中学学来的植物学、动物学的点点滴滴，浓缩到这么几句话，当然，这只是达尔文“演化论”的一小部分皮毛。 然后，我就直接丢出了这么一句狠话，简而言之就是问你：你是人还是动物？ 所有的孩子们，到底是大山里长大的，被我“忽弄”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这才笑着说，“我们会走路，会使用工具，会思考，会互相说话，交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学习，因此，我们是......” “我们是人，是人！”大家都争着说。 “是的，我们人类需要不断学习，学习什么呢？” 我环视了所有的学生，见他们又陷入迷茫，于是我为了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让缺少全面修养的他们明白，问道：“我们在学校里学什么呀？” “读书，”孩子们好像醒过来了，大声地说。 “对，读和写。”我开始热情洋溢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学习文化的道理：大家都要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这个世界才是文明世界。” “那些不堪入耳的野蛮事情，那些不齿之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不是我们文化人所要面对的。”我点到了正题时，孩子们开始若有所思，可能也怕自己被分入动物一类，都坐正了身体，以示自己是个人。 “我们目前学习的文化知识，只是初级阶段，认几个字，权当基本可以做人了。我们还要努力学习，读初中，高中，大学，……那才可以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我说着说着就触动了自己的心事：在我心底深处，有我梦寐以求的呼声：我要读书！ “老师，”那个“缺嘴俚”周裕文一本正经地问：“有文化的人……没有孩子吗？” 这个问题贸贸然提出来，让我思考了好一会儿。又是急中生智，我回过身去，在黑板上再添上了一行字，生存，繁衍，社会。 然后我再次继续那不成熟，但是理直气壮的演讲：“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都会做到这三点。只是有文化的人会有非常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他们有思想和情感。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自己的另一半，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 不管我自己是否知识有限，东拉西扯胡侃，还是孩子们听得稀里糊涂似懂非懂，反正我觉得，在孩子们的心里，我种下了一个响亮的词：文化！用这个词抵御了荒蛮无耻！ 后来我给他们的一个作业，写写“将来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三个年级的学生们几乎都写了：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虽然这次，我用文明与野蛮的比较，力贬了只具有动物本性的某个“高级动物”，总算勉强把这个难题给化解了。 但是让我很惭愧的是：我的知识太有限了，做不到条分缕析，真是书到用时不只是方恨少，而且是太不够了。 我并没有松口气，因为我担心的是，不知道下一次还会有什么难题出现，作为老师的我，总有一天要黔驴技穷，被学生们问倒的。 晚上，我按照自己的计划正在背唐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轻轻地，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谁？” “汪老师，是我。”我听出来了，是小翠。 我侧过身，伸手一边打开房门，一边说：“快进来，有什么事吗？” 我让她坐在凳子上，我坐在床上。 “这么晚了，路上瞎灯黑火呢”我有点担心地说道。 她告诉我：她是帮父亲买包烟来的，顺便来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弄懂什么是爱？” 我先有点吃惊，但马上明白了，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爱。人会渴望爱，可是她没有体验过......而唯一一个可以爱她的亲生父亲，忙得顾不着她。而那个后妈，我都忍不住叫她”土拨鼠”，连一顿饱饭都不给她吃，还会给她爱？也难怪她对这个字陌生得很，当然更比别人好奇。 “爱是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别人，一种诚挚的感情。世界上有大爱与小爱，那些为了国家奉献一切的人是大爱。父母爱孩子是亲情的爱。同学们之间的爱是友谊，男女之间的爱是爱情；老师爱同学们，同学们也爱老师……” 她笑得很灿烂，突然插了一句话“老师，我爱你。” 我听了很是惊喜，心里顿时充满了温暖和激动，想不到在大山里，会有人对我这么说。 “我也爱你。”毫不犹豫，我脱口而出。 她更开心了，从她的小书包里拿出一把豆角，翠翠的，放在我的桌上，一边告诉我，她自己种的，刚摘下来，好吃。 我没有自己开伙仓，但是要回绝她，我又实在不愿意违了她的热情。我也拿出了一包刚买的冻米糖，江西特产。我掰了一块给她，她摇摇头。我塞在她的手里，说有感情的人之间不讲究，不用客气。她笑得更灿烂了。 原来，没有“土拨鼠”在，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小翠是那么的可爱。 她对我说了一些同学们之间的事情。我总觉得她的话里常有“缺嘴俚”的影子。我也不去有意提及和过问，因为，在我的心里，只有二年级的她，应该读书第一。那时候，虽然没有早恋这个词，但是在山里，婚姻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暗地里，童养媳都有。 我想了想，便给她讲了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她听得津津有味。我看到她脸上光彩夺目，十分漂亮，不由地说道：“你就是那个美丽善良的灰姑娘，好好读书，长大了，一定会有个王子来找你的。” 她的两腮笑得红红的，有一种少有的憧憬和迷茫在眼里闪烁…… 我们愉快地聊着，时间很快，转眼间就九点多了。 我送她出了学校。 彭嫂也赶快出来，与我打个招呼，并急急忙忙关上了那扇高高的木门，好像有点嫌我们太晚了似的。 可我心里，从此一直刻着小翠那天阳光灿烂的笑脸，好像她在把有生以来就缺失的开心，都释放出来了。 六月中旬，学校要求每个班各自总复习，和准备做一次学期期末考试。我也计划暑假二个月回上海探亲，当然，这次回家另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充电”。 我去大队书记那儿请假，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马上又会来八个上海知青，全部安排在库前。 我特别高兴，甚至是太期待，太兴奋了。我远离知青，一个人住在学校许久了呢。我不由自主地憧憬起来，和家乡人在一起，怕会两眼泪汪汪了吧？ 没有两天，果然八个上海知青来了，住进了学校旁边的上下二层的小楼里。这栋小木楼七成新，干打垒墙，木结构，上下层有十六个房间，大的有十六平，小的十二平，都是地板的，干干净净，二楼还有一圈阳台，这居住条件在农村是非常好的。在这栋楼的楼下，有个医疗小诊所，一个本地妇女小陆，一个是南昌下放干部刘医师，不过，她后来就回了南昌了。过去，只有她们两个人一人一间的住着。然而现在，开始要热闹了。 一放学，我就去那儿找我的上海老乡。两个女生，六个男生，他们已经安顿好了。把小楼的底层几间房都住满了。 大家都很客气，我们用上海话交流，心里特别地放松，好像碰到了久别的朋友似的。 那个胖胖的女生，叫米咪，她在头顶上梳了两条小辫，蝴蝶结一扎，显得十分可爱，性格又开朗，爱说爱笑的。另一个瘦瘦的，文静秀气，叫姚洪。男生记不太清，只知道一个年长一点的，大家叫他的绰号“老木匠”，还有班长姓严。 很快，我得去石队长家吃晚饭了。她们客气地邀请我，与她们一起吃，说她们从上海带来了榨菜炒肉丝和卷子面。我谢绝了。 然而，我刚转身出门，却真真切切地听到她们在背后议论我，“她才来了一年多，就没有什么上海人的味道了。” 我的心“别”了一下，是因为听见背后的贬义言辞；还是因为我果真已土里土气了？反正听着就是有点不舒服。 她们不提这个上海人的“味道”，我真从来没有仔细想过，现在在脑海里搜索一下，果然有点道理：如果你猛然碰到一个人，不是因为服饰，也不是因为貌相，而你一下子就可以认出他是当地老俵，或者是南昌下放的，还是个上海知青？凭的大概就是这“味道”。 现在，看来我的“味道”已经是大山里的了，是庆贺还是沮丧？ 不过，我很快就丢在脑后了，反正这“味道”与我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什么大关系。 因此，那夜我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再深究她们含有贬义的那个“味道”。 学期结束了，我自己出题测试了一下学生们，大家都有进步，连石承生也会写了，还写对了一半。我对大家承诺，我的家里有一大抽屉书，一定带来给大家。 孩子们却兴奋得叫起来：“老师，还有带橡皮的铅笔。” “好，”我也趁势提出暑假作业的要求，下学期都要升级了，大家还要更努力，奖励都要凭成绩。 放假了，石队长和光桃在我的旅行袋里塞了许多山里的特产，笋干与南瓜干。小翠也递给我一小包小山竹的笋干，是她自己晒的。 带着这满满的山里人淳朴的情谊；带着自己一腔的希望；带着我对山里孩子们的情感；还有我身上的山里“味道”，我踏上了回上海的旅途…… 我的朝思暮想的家，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这时的我，想要回家了，还真就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第六章 差距 终于，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当然，还是觉得周围的一切，与过去一样的亲切。 很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大山里有多么的蛮荒，多么的艰辛，而大城市又有多么的繁荣和多么的舒适。 不过，这次回家，我总觉得自己的家里，一些什么地方倒是有点陌生感了。 给我第一奇怪的印象是，爸爸妈妈都穿得很破旧，妈妈衣服的下沿和袖口都破了，特别是爸爸的一双鞋，淡淡的灰色，说是皮鞋，应该更像是套鞋。我问他，你的那双皮鞋呢？他告诉我，舍不得穿，在柜子里。那么，解放鞋呢？他笑笑，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回家的第一顿饭，妈妈在我碗里夹了几块红烧肉，还有一个一起煮的蛋。这是我们的家乡菜。江西人喜欢把菜做得又辣又咸，而上海人喜欢鲜的，甜的。我好久都没有吃过那熟悉的味道了，此刻真就是狼吞虎咽，一会儿全吞下了肚。 两个弟弟瞪着我，虽然馋，就是不伸筷子。 妈妈等我吃饱了，才告诉我，大弟弟也插队去了江西。没有要求到我那儿去，是怕互相影响。但是，他下乡一个月就开始脱发，只好回来看病，所以家里十分困难。弟弟看病需要钱，加上他的户口已经迁去了江西，粮油等都没有票，家里一应吃喝日用就都需要买黑市的了。他插队后，紧接着生病回来，这件事无疑把家里拖入了困境。 我听了，心里一阵难受，不知道说什么好，摸向自己的口袋，我教书三个月，坪陂队允许我支取了二十块钱，说好在年终分红的钱里扣除。我买了火车票后，只剩几块了。可没等我拿出来，就给妈妈按住了，说，“你自己留着吧，我只是告诉你一声，要节约用。” 我突然想起了书，赶快去打开我藏书的抽屉，只瞄一眼我就蒙了，里面是一抽屉杂七杂八的零件。 我着急地问：“我的书呢？” 大弟弟赶快回答我，还带点得意：“你的抽屉归我了，现在我装了矿石收音机的零件了。” “那我的书呢？”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他卖了，才换了这些电子组装件。 天哪，我简直要发疯了，发狂似地咆哮起来：“还我的书，还我的书！”接着眼泪就像决堤之水喷涌而出...... 我歇斯底里的一场大哭吓坏了大家，爸妈劝也没有用。……你们把我的“命根子”拔了，我一下子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了……我的这些书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呀，《白雪公主》，《伊索寓言》，《征服细菌的道路》还有《古希腊棺材之谜》……我是多么想带这些书去大山里，给我的孩子们看。那些书里有许许多多丰富精彩的故事呀！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知识的大海里，孩子们的教育才可能完成！而现在，正在那个非常时期中，教学用的课文里，清一式的那种故事，他们学不到真正的东西。 可现在怎么办？！我心乱如麻...... 爸爸赶紧把他收藏的，留给我的两本硬面抄，几本软面抄，还有一本精致的日记本，放在我的面前。妈妈把抽屉打开，拿出了一家人节约出来的五十块钱给我，说：“你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我透过泪眼看看这些东西，想想父母他们自己这么苦，还给我准备了我所需要的，那么多宝贵的“财富”......再看看弟弟光光的头上，刚长出了几毫米的发根，我心疼他们，一下子比心疼我的书，重了好几倍。再难受也得自己忍着。我停住了哭泣，看看不敢吱声吓傻了的弟弟，一声不吭，抱起爸妈给我的本子，紧紧地抱住…… 妈妈又想起了什么，从她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支钢笔：“看看，你一定喜欢。” 我拿来拔出笔套……真的让我惊喜，这是我一直就梦寐以求的包头钢笔呀！我终于破涕为笑了。在学校读书的那个时候，有这么一支钢笔的同学们，一直都很骄傲，好像拥有了这种笔，就是有文化的象征。可是，我一直买不起...... 妈妈松了一口气，揶揄我说：“我以为你当了老师，长大了，不会哭了。” 我带着未干的泪痕，不好意思地笑笑，刚想说自己不过是个小老师，装样子的，爸爸就接嘴来开解我了，“女儿到了爸妈家里，随便任性一下，没有关系的，苦了那么久，释放心情。” 大弟弟拉我去他的房间，想炫耀他刚装成的半导体收音机。虽零件放了一桌子，还没有装进盒子里，但是，我耳机一戴，果然听到了优美的音乐声——八个样板戏中的《白毛女》，我忍不住哼了起来。 妈妈也乐了，“谁戴上耳机，谁就成了傻瓜，一个人会在那儿咿咿呀呀。” 弟弟告诉我说，他身体不好想搞病退，学一点手艺可以有一口饭吃。 我早就原谅他了。 小弟弟抱怨，他们总是早早就睡，为了节约水电费，家里简直就到了苛刻的地步。有一个月，仅用了一度电。 他还悄悄揭发了爸爸：说是爸爸的皮鞋卖了。那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游击中队三五支队时的战友，来上海看病，战友经济困难，治病的钱不够。于是，爸爸用皮鞋换了十二块钱，都给了那个战友，还把他自己脚上的解放鞋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因为他们一起参军二十多个人，后来又一起并入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南征北战一路打到上海。等全国解放了，活着的就他们两个。 爸爸是在鞋摊上用一块二角钱，为自己买了这么一双旧鞋，不然就要赤脚去上班了。知道了背后的来龙去脉，我再也没有觉得爸爸的鞋子难看了，有这双不伦不类的鞋，总比光脚强。 我悄悄地问妈妈：爸爸在单位里怎么样了？妈妈说因为他的档案里什么也没有。后来，爸爸就成了上一医“牛”里的大队长了。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原来爸爸也成了“赤脚大队长”，现在反正是“赤脚”的多呀。 而妈妈自己回到了原来的膳食科，但是没有做会计，只是做些杂务。 这几年，一直压在我心底的“石头”，这下少了一半，我总算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妈妈还特地关照我，如果填表，就写“职员”身份。因为以前的光荣历史都被“抹去”了。 妈妈还有点难过地问我：“当初你去插队，是不是嫌弃父母被挨批了？” 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原来爸妈还有这样的误解？！ 这的确得怪我，那时我实在是表现得稀奇古怪，不同“凡响”。首先，我是自己报名插队，加上当我们去江西的火车一启动，所有人；火车上的和站台上的，早已是哭声震天。而就是我一个人，是用微笑来告别，哭得稀里哗啦的爸妈与好友们的…… 我怎么解释呢？难道我可以这么说：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才造成的离乡背井？然后，我还固执地自以为是，既然事情已经如此了，干脆就“壮士一去兮……”那是一种“破釜沉舟的悲情”……这样的申诉，有人会相信吗？ 还好，妈妈没有再追问，因为她看到了我的两难。 我的邻居，好朋友恩兰，是我从幼儿园起，一直到初中的老同学。她没有去插队，做了“老赖”了。好在她妹妹69届，也去江西插队，给她留了一点呆在家里的理由。她们的爸爸是由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医），派去建设新疆医学院的专家医生，她们的妈妈徐医生在华山医院创立了传染病科，也是个著名的医生。 我第二天就去看她。 其实她早知道我已经回来了，但是她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抽不出时间来。不过她还是计划在这个周日，一定过来看看我。 我拿起了她的自学课程表，真的是让我吓了一跳：钢琴、小提琴、英语、数理化……真有点“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的情形。 我不敢再打扰她了，而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她弹钢琴练习曲，随手翻看着她的英语书...... 这时，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自己做个山乡小老师的进步太微乎其微，而她是在突飞猛进！我从心底里又在呐喊了：我也要学习！ 中午，趁她吃饭休息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她有一点空闲与我聊聊。 我本来想说说大山里的趣闻，现在却觉得，我要抓紧时间向她学习。接下来的二天，我都是在这个间隙里“插针”，跟着她认识了英语的48个音标，并且，在她的指点下，到上医的书店去，买到了许国璋英语第一册和第二册，一本薄冰语法。 我们初中生学的英语，只是“This is a book.”......WG期间是”Long live ......”，其实就是知道了有一种语言叫英语。大多数的语法都没有学习过。我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从头学习的。 我有看不懂的地方常会去请教她。可她与我一样，也是个杂牌老师。比如，明明那个句子里的“to ”是动词不定式，即非谓语结构的小品词，被她说得既简单又生动：两个动词中间就加一个“to”。 妈妈见我在买书，有点担心我的不顾一切。她努力地求助周边的好友同事们，有没有不需要的书？果然，她扛回来许多，像高等代数、物理、大学语文，……我挑选了几本放进了我的旅行袋里。 她是一个会计，我却一点没有继承她这方面的天性，尤其是理财思路。所以妈妈替我策划起来：你的钱首先要记得花在生活必需品上，比如：那些凭票购买的肥皂、草纸、牙膏、毛巾…… 妈妈还拿出了一些宝贵的票证说：“家里给你留着的这些票，你先要用好。像这几张布票和棉花票，你很需要来做一身棉袄棉裤，与春秋的单衣裤，再添一双解放鞋，才能像像样样地走上讲台。再把火车票的钱放在一边，现在算算，还有多少？” 她把算盘一拨拉，给我看，还剩24元多。“总要带点吃的吧，”她这么一提醒，我又想起一件事，要买二十支铅笔。这点钱，真的不够用呢。 妈妈就是妈妈，她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来两件漂亮的新毛衣，薄的是翠绿色的开衫，编织了许多花纹，一件厚的是紫红色的套衫。真不知道她耗费了多少个晚上才织成的。她告诉我，那件翠绿的开衫，是她帮同事打毛衣，同事为了感谢她，把多下来的几两毛线都送给了她。她很耐心地将三股绒线分开成一股，配上了同色的丝线织成的。紫红毛衣是二姨送给妈妈的，她给我了，而她自己却依然穿着那件破旧不堪的毛衣。 我好喜欢这两件意外的礼物，抱在怀里舍不得放下，觉得天底下只要有妈妈在，什么都不用愁，不用怕了。我有点撒娇地倚在妈妈的肩上。她笑起来了：“这么大了还会粘人。” 我羞赧地“嗯”了一声，却没头没脑地说：“在我的班里，有个小翠，她的后妈对她不好。” 妈妈想了一下，却说：“亲妈都有偏心眼的呢，更不要说后妈了。” 我知道她又想起了她自己的身世了。她虽然出生在大资本家的家里，可外婆在生了二个女儿之后，又生了妈妈。外婆见老三依然还是个女的，非常失望，丢开她，不闻不顾。好在妈妈的外婆把她领去抚养了。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而且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父母对孩子的无私的爱，那是人生里多么重要的情感呀。 妈妈不但想着我的温饱，同时她还给我联系了两个老师，一个是上医外语教研组的贾老师，教了我动词时态等的基本语法，另一个是语文老师，让我观看了她的补习班上课。 我家对面的邻居，中山医院爱克斯光专家荣医生，和细菌专家林老师的女儿荣珉，从小喜欢到我们家串门，与我们姐弟三个一起玩。 那个特殊时期一开始，她的父母就被作为“学术权威”给批了。当时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公开地、狠狠地批判了荣医生，说是在批他的大会上，让他操作爱克斯光机器，他却忘了把开关打开……于是，“高贵者”就被定性为“最愚蠢”的了。 事实情况是，很多人还是会偷偷来找他看爱克斯光片子。 记得在我插队前的有一天，我正焦急地在荣家旁边，那条直通弄堂大门的小路上徘徊，等着挨斗的妈妈回来。 这时有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穿着一身旧中山装。他看到我就跳下车，非常温和、亲切地问我：“小妹妹，你知道荣家在哪儿吗？” 我马上就带他去，还热心地帮他敲门。等他进去后，我刚准备离开，隔壁的吴家姆妈叫住我问：“你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 我迷惑地摇摇头。 她告诉我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资本家荣......。” 我大吃一惊，也很惊喜，原来他是个大人物。但是马上在心里画了一个问号，还有个惊叹号！荣医生怎么会是“愚蠢的”的呢？这么个大人物“高贵者”也来找荣医生看病！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说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话，来侮辱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巨大贡献的人？奇怪的是那时，甚至他们自己的头目，都来找他看病，相信他的医术，可以治好他们的病。那么，又为什么要“最聪明”“最愚蠢”地批判荣医生？！ 可那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说的，我这次回来很遗憾，没有看到荣珉，原来他们一家被赶去了另一个里弄；在空地上那个芦苇席搭建的工棚里…… 而就是在那个简陋的工棚里，荣医生还在为各种人物看病…… （后记：改革开发后，荣医生回到了原来的家。他依然拼命努力工作与研究，在爱克斯光方面的贡献，世界有名。他在逝世前，他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了医学院，设立了“荣......奖学金”）。 在我回来后的第一个周日，小兰就来看我了。她与我闺蜜宛章是好朋友。我们三个小女生，在那段没有课上的“逍遥”时期，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她的妈妈高芝兰，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女高音，曾经是中国第一个举办女高音独唱音乐会的名人。小兰没有去插队，而是分在上海碳素厂，当了电焊工。 她给我看她的手，有许多被电焊火焰灼伤后留下的疤痕。但是她没有消沉，她一直在用这双电焊工人的手弹钢琴。 她拉我去她的家，让我坐在她家大三角钢琴旁边。听她弹奏那首著名的钢琴独奏曲“黄河大合唱”。 我被她那流利激昂的琴声感动，被她演奏时激情澎拜的情绪感动，被“黄河大合唱”波涛汹涌、势不可挡的曲子感动……我听着听着，不由觉得，我的左邻右舍与革命先辈们一样，都是炎黄子孙的，最杰出的姣姣者！犹如那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行。 不久，小兰就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演奏了那首动人心魄的曲子。 宛章的妈妈也闻讯来看我了。她带来了一个消息，宛章的父亲陶教授，一个世界闻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被调到北京去了，他要为大人物看病，是医疗小组的组长。他们一家都会搬去北京，就连在安徽插队的宛章，也会同时被上调到北京。 我一点一点地体会出来，城里与乡下的真正不同------差距在哪儿了。 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乡下人了，与他们相比，就是天壤之别。其实生活的艰辛，两个地方各有不同，而真正的差别，就在学习和事业的努力与拼搏上。我羞惭自己的一无是处，真是不比不知道呀！ 一个生在出色环境里的平凡人物，确实是非常辛苦的，我总是感觉自己被拉在最后面的那个尾巴尖上，需要怎么样的努力，才有可能追赶上去？ 我心里的那个读大学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我必须加倍努力。假使我没有读到大学，肯定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呀！ （后记：我的这些童年朋友们，改革开放后不久，他们就全部去了国外。等我调回上海。已与自小在一起的好友们东西相隔了。） 两个月的探亲，我一点没有浪费时间，收获了许许多多。而我的家人们却是吃辛吃苦，才把我回沪的事摆平了。 终于，我提着大包小包，其实就是把爸妈给我的心血，都带回了大山里。我还带回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目标。 回到学校，我发现居然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的住处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谁，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铺盖、铺板、书桌统统搬走，六平方里，什么也没有了！ 这时，余校长来了。 他听说我回到库前，立马就赶过来。 我们这儿，什么消息都是插翅而飞的。还好他“飞”过来了，不然，我无所适从，差点就瘫倒了。 他对我解释说：“库前队对你很满意，说你住的地方太小，已经帮你搬到那个小楼的二楼去了。”他说着就递给我房门钥匙。 我又惊又喜，赶快上楼去找。一间十二平米的房间里，我的东西都在那儿。 这个房间才算像个样子，干净的木板墙，干净的地板，一扇大玻璃窗。屋外还有一圈阳台，以后晒衣服都有地方了。 我东转一圈，西转一圈，心里是美滋滋的。可又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原来我一直在担心，他们怎么可以随便进出我的房间，搬我私人的东西呢？ 我来不及收拾，赶快先看看房门，好在这个门里面有插销，窗户也有插销。查看完了，我这才有了一点安全感。 我先翻找出一块旧的包裹皮，做了一个简陋的窗帘，如此，才稍微定了定心，觉得新房间有了一点私密感。接下来，我开始收拾和整理起一房间的东西，还有上海带来的行李。 在上海家里，我什么都想要，妈妈戏说我是个“强盗”，在路上，搬不动的时候，什么都想丢掉。可到了这里，又有了宽敞舒适的房间，我真是后悔，干什么不多带一点来呢，觉得东西太不够了，尤其是书。 翌日，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我看到了学校新来的一个小老师，比我年轻好几岁，十六岁吧？周老师说他也是库前人，也是他裕字辈的叔伯兄弟，叫周裕斌。他仰山中学刚毕业，成绩很好，特别能干，所以队里准备培养他。他的任务是教三四五年级的数学。 这学期，周裕南老师的班，也是复式班了，一年级和二年级并在一起。 再一看，我的教室里也陡增了很多课桌椅，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往后都多出了好几排，原来空荡荡偌大的一个教室，现在已经差不多要排满了。余校长说他昨天赶过来，一是给我送钥匙，还有就是安排课桌椅来的，隔壁陡岭队的孩子们，全部转移到我们库前学校来上课了。 余校长的班级，是五年级学生直接进入初中，成了完小的附设初一班。他说，下学期还有计划，要聘请一位教初中数学的老师。 我们学校，虽然还是破旧不堪，可发展得真快！ 还好，我已经有了复式班的上课经验，再加上刚从上海回来，有的放矢的带回来许多知识，自己觉得信心满满，可以应对。 果然，一节课上下来，很轻松。 只是，我奇怪地发现，怎么没有见到小翠？学生点名单上也没有？ 周老师告诉我说，张连长的婆姨生了个男崽，在山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不许小翠来上学了，要她帮忙带孩子。 我心里又产生了失落感，想来想去，只有再去一次陂上。虽然一看见那个婆娘就别扭，但为了小翠，也要去会会她。 回到房里，我翻出来一堆给石队长他们家的礼物，想了想，又多拿了一块“固本”肥皂。 我在石队长家吃了晚饭，来不及与他们多聊聊上海的见闻，就去探望小翠了。 很快，我又面对那个什么都沟通不了的“土拨鼠”了。 小翠背着弟弟也在堂屋里。 她又是吃惊又是尴尬地将我迎进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老师，你回来了？” “是的，你爸呢？” “他不在。” “好，那你别怕，帮我做翻译。” 我先对那个女人客套几句，然后给了她那块肥皂。这使她很是开心，眉开眼笑地说这肥皂好使。 趁着她高兴的时候，我就不客气地直说：“让小翠来读书吧，就算是个女孩子，也应该小学毕业。” 我看她还在犹豫，又想到一个“杀手锏”：“以后你的崽俚仔不也要读书吗？姐姐有了文化，带弟弟不是更好？” 这句话好像有点说进了她的心里，她同意了。但还要提个条件：小翠得带着弟弟上学，中间要回来送奶。好吧，先只好这样了。 小翠送我出来，两眼都是激动的泪水。 我又难以入睡了，想想人世间，竟然有这么不一样的命，上海与这里恍如隔世！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城乡的差距呀！ 第二天，小翠背着弟弟来上学了，还有彭莲香也背着弟弟。她们俩站在教室后面，一面摇晃着身子，哄着背后用布包着的弟弟，一面读书写字。我深深感叹，山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读点书，真不容易。 我慢慢发现，孩子们中有好几个佼佼者。特别是五年级，除了周裕文，又冒出来几个尖子。 男同学李争胜，他有一张俊秀的脸，瘦瘦的身体像竹笋一样开始拔高。他写的小作文很通顺，有主题，没有错别字。然而，他有点内向，看见我，眼睛总是低低地扫一下，潜台词就是“老师，我是看见你的......”, 然后就急急地躲一边去了。 我看到他那样，总是会心地微微一笑，因为我了解他。我也并不想赚他一个“老师好”的问候。他的这种见人会害羞的“老师躲”，我以前也一样呢。对这类孩子，就得学着他的样，也跟着笑一笑，算是打招呼。然后，再慢慢接近他。一旦熟悉了，互相建立了信任，这种类型的孩子，根子里是有很大的学习兴趣与潜力的，一旦引发出来，他们一定会有很出色的表现的。 记得我读初一时候的班主任，是个老老师，她很注重旧时的礼仪，这一声“老师好”是她评判学生优劣的重要标准。有一次，我偶然撞到她与一群老师，我这个“老师躲”的孩子，一下子就闪在一边，害羞得低着头，没有打招呼。她气愤地在我学期结束后的成绩手册上，胡乱写一通，狠狠骂了我一顿。 后来，特殊时期开始了，每个班都给班主任老师写“DZ报”，我们班也是，那张批她的“DZ报”下面，班上每个同学都签了字，只有我没有签。同学们劝我，她骂你，你也回骂她。我摇摇头，老师是我敬重的人，我不写。 这张大字报贴出去后不久，有一天，我坐在教室里等着开会，她来了。她一眼看见我在教室里，就马上走了进来，坐在我前面，问长问短的，与我亲热地交谈了好一会儿。 我知道，我的这个老师，终于读懂了一个“老师躲”的孩子的真正心理。 这件事，在我当了老师后，也给了我许多的启示，我只要看到学生们，我常常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我才不需要什么“师道尊严”，在与孩子们的亲近交往中，一种真正的信任关系，应该更加的重要。 陡岭村新来的一个女孩子，道菊子，长得十分漂亮，身材苗条挺拔，秀气的眼睛，灵气逼人，头发与眼睛都有点黄黄的，活像是个外国人种的混血儿。我们学校的几个老师，都叫她“铁搭西施”（农村美女）。她的口才也很不错，回答问题一套一套的。 我很是高兴，在自己的班里，一下子“人才济济”，把我和学生们教与学的情绪，都掀起了热潮。 放学后，我们几个老师，会留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反而是余校长不在，他赶着回他在香坪自己的家了。据说是他的妻子有病，加三个孩子，没人照顾，只好他自己辛苦一点，天天一放学就赶回家。 很喜欢拉家常的裕斌老师，常会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许多关于库前村的趣闻。 他说库前村有好几户南昌来的下放干部与居民，属那个陈家最有趣，总是去队里要粮食。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常缺米缺菜。队里有点嫌他，说他种不出粮食却胃口那么大。他也不生气，说“人是铁，饭是钢”，“人怎么可以不吃饭呢！”他还说，他是有文化的人，与山里的老俵比，种田不行，但是有谁敢来与他比写字？他说他用脚划，都可以比得过当地人。 然而，裕斌很自豪地说，库前村不是一般的穷乡僻壤，自古以来，从当地培养出的文化人还不少呢，有的考上了秀才，还有的出去大地方做了官。于是，那个老陈就被大家叫成“钢铁饭桶”了。 我虽然跟着也笑一笑，但还是有点同情和理解这个南昌来的“饭桶”。因为，被下放的人，也只好做做蹉跎岁月里的“饭桶”呢。 那天，批完作业，我刚回到房间，库前的两个女生米咪与姚洪就来了。她们觉得我回来已经第三天了，怎么没有去找她们，她们主动就来看看我了。 不过，与她们在一起，我总是感觉不到，老乡遇老乡会两眼“泪汪汪”的那种情谊。 第七章 忆苦饭 我与库前这两个插姐妹坐在一起，随便聊起来了。 有两个月未见，上海和库前各有很多事情可以“嘎山糊”（侃大山）。我还拿出一些上海带来的小零食招待她们。 米咪性格直率，一说话就会滔滔不绝，很快成为我们的谈话中心。 但是，从她的话里透露出；对这里落后贫穷的环境，她怨意很多。她说自己有肾病，自从来了库前后，没有出过什么工，准备这次春节回上海，就搞病退。要是有谁敢对她说三道四，那么她，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并且，她的嘴非常厉害，可以骂两个小时不带停，还可以一句都不会重复。 我实在太惊讶，对她直瞪瞪地看着，哑口无言……不但是因为我对骂人话一句也没有学会过，还因为我自小在一尘不染的环境里长大；我们的环境也包括了语言上的雅洁。 她的这个自我标榜，还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原来竟有人把骂人当成沾沾自喜的优势？！当然，我还是记得，我的“巴毛女”朋友也曾劝过我，用这种“造反派”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但现在真咋一听，有人对这个不上台面的“武器”，如此推崇，也着实是大吃一惊的。 聪明的她发现我有点不感兴趣，便马上换了一个话题。她说自己来这里之前 参加过上海某区工人文化宫的歌唱组。 马上，我的兴趣又吊起来了，请她唱一个。 她立即起身，调了一下气息，放声高唱：“草儿哟青青，绿水长，风吹哟草地，见牛羊......”哇，那个声音在屋子里旋转，气流强大，四处震荡，耳朵里都灌满了她好听的声音。说真的，我一下子对她产生了好感，她的歌声真有魅力，把刚才的“骂”冲走了。 我建议她在这里的知青大会上唱一曲，一定一鸣惊人。 她也不遮不掩，“这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说实话”，她对着姚洪说，“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们两人的美貌。” 姚洪抿嘴一笑，“别瞎说，你顶特（上海话，意为最顶级的）了，我可没有。” “你也‘顶特’了！”她们两个互夸起来。 我变成了一个听众，听着她们“顶特”的自我称赞。 我自小就听妈妈说我不知道像谁，妈妈很美，爸爸也英俊，两个弟弟，一个像爸，一个像妈，就是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我一听就哭，虽然那时没有什么审美感，但是知道了自己不漂亮，因此心很虚，怕人提及，有点掩耳盗铃的心态。在这两个“顶特”面前，我马上一句话也不想搭，只想躲避了。 米咪发现我又在走神，马上话锋再转，机灵的她说起了我的爱好：“你喜欢读书？这么多书，读得完吗？” 我一听提起书的话题，精神一振，变得活跃起来，不过我的话匣子才打开，没说两句，心里的“一江春水”就被她堵住了。 她说，“我们正在青春期，犹如百花盛开，多么的艳丽妩媚！像你这样把美好的时光，尽消耗在煤油灯下，是不是有点自我毁灭？” 我望着她俩，的确一个艳丽一个抚媚，难道美丽就可以不读书？那么青春的意义何在！我觉得自己与她们的人生感悟完全不同。 米咪骄傲地说：她们确实是仰山两枝花，招蜂引蝶，许多男生被他们吸引过来，库前已经成为了整个公社男生的聚焦点。 只是，她们自己觉得心里无限惆怅和感慨：人的青春易逝，好比正盛开的花朵，哪怕眼下青翠欲滴、芬芳美丽，哪里经得起风霜相侵。可世事就是作弄人，她们再怎样的“美艳动人”，如今落到了这个穷乡僻壤，不也很快就会被葬送了…… 是呀，在内心深处，我也有一部分认同的，年轻人都渴望自己在青翠茂盛的时候，长在风景独秀的地方，充分发挥好自己的特长，那才有了青春的含义，这一生当然不会白活。而如今竟然要身在异乡，经受风吹雨打，还有寒雪严霜的覆盖，或许就是那样，没有出头之日地枯萎在山沟里，荒原上，…… 可能，这便是当时所有的知识青年悲观的感慨，不论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有什么不同的理想，我们都在被这些苦恼淹没……有的人敢说出来，有的人只是埋在心里…… 于是，那天夜里，我一直在十九岁的有限思想圈子里，煞有介事地思考起人生的意义来。俗话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的确要赶快抓住青春时节，寻找自己的出路。 只是，米咪姚洪的愿望是想依靠天生的外表，即老天赋予她们的资源，向往很省力地获得幸福美满。而我没有这个天生的的资本，我的生命里必须要有奋斗和追求。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学也”，与其流眼泪，不如作奋斗。是呀，我一直固执地认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追求目标，没有发愤图强，何为人也…… 我想起了不久前，将宛章的话写给了小翠时，她与我一起不断地读着“……在失望中求希望”…… 第二天，我一踏进教室，与孩子们一起努力教和学时，我心里的那一点点“翠绿小枝芽”又抖擞起来，早就忘了那些什么“冰霜雨雪”的闲愁，与孩子们一起快乐地学习。 已是四年级的石承生告诉我说，现在是九月，秋天植物都结果了，山上“猴楂俚”（野山楂）一大片呢。 我说，“好，周日我们四五年级同学们一起去山上摘山楂”。我对那高高的云雀山，早就有攀登的冀望，便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爬上山顶？” 一教室的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争先恐后地说：“可以！老师你敢爬上去，我们也敢上。” “要得，我们一起去登山，回来大家写一篇作文！”我也一样兴高采烈，童心又回来了。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通知，知青要集中开会。 我们在仰山大沅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第一批是30个，第二批是8个。大队计划在周六，也就是明天，举行一次忆苦思甜活动，目的是帮助知青们稳定思想，树立插队山村一辈子的志向，要求我也参加。 于是，我安排好调课，准备明天去参加知青的活动。 我怕同学们会忘记，就再次重申我们的约定：周日一早集合，登山活动不变。 大队部的房型与我们库前队部的一个样，中间是个很大的礼堂，一头是舞台，两边都有耳房；另一头是二层楼，下面小卖部，上面队部办公室。 我赶到大沅大队时，正好我们三十多个上海知青，还有十多个南昌知青，在大门口已经排好队，准备进礼堂了。 上午的会议，先是大队宗书记讲话，然后贫下中农代表讲话，再就是几个知青代表讲话。 特别吸引我们的是，大沅生产队的女知青王京，她的装扮很特殊，裤管和袖子都卷得高高的，一双赤脚，好像刚从水稻田里出来，径直走上舞台。她用一口流利的当地话，谈笑风生地讲述，她是如何与老俵们打成一片的，还表达了她插队一辈子的信念。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叹，对她的口才也佩服不已。 上午的会议很快结束了，接着是午餐时候。按照大队的会议程序，要我们吃忆苦饭。 在上海出发前，我们的学校也让我们吃过“忆苦饭”，是苦菜皮加米糠做的，嚼不烂，咽不下。现在，虽然大家都有点担心，怕这里的忆苦饭会不会更难吃？可我们还是带来了碗筷。 在叮叮当当的响声里，只见两个老俵，吃力地抬出一大桶热乎乎的粥，粥里有红豆与番薯，大礼堂里飘起了诱人的香味。 我们只是呆了几秒钟，便一窝蜂地冲上去，各自舀一大勺，猴急地吃起来。 我们个个饥肠辘辘，像是饿了多日的人。一碗不够，再舀一碗，那些吃得慢的，一转眼就只好遗憾地望着已经见底的空桶。 还有吗？还有吗？大家忍不住追问起来。看到迷惑的老俵们摇头，都失望了。 那种美味是我们知青久违的了。 老俵们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习惯把“赤豆粥”当作营养食品，只是我们爱吃甜的，而“忆苦饭”是咸的。咸的也好吃，没有吃才是苦事情。 那时候，我们知青，在吃完了上海带来的东西后，就得自己一种三养（种菜，养鸡、养鸭、养猪），可大部分的知青都不会自力更生，总是等着上海寄包裹和寄钱来，勉强过着糊口的日子。有的还常去老俵家菜园里弄点蔬菜，甚至偷鸡摸狗。那时有一个笑话，知青的“一种三养”是挂在嘴上和墙上的。 不过，我是搭伙在石队长家，没有那份尴尬。当然，吃得还是很艰苦。尤其是我不吃辣的，常常会没有什么菜吃。不过，我无所谓，有这么一个依靠，总比上顿不知道下顿强。 总之，我们知青方面，都觉得这顿“忆苦饭”太好吃了；而大队领导方面，被我们抢吃“忆苦饭”的场景惊呆了，真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一来，在场的所有领导都已经体察到了：知青的生活一定是上顿没有下顿的，不然，对这种“忆苦饭”……就是当地老俵也都觉得，吃加了杂粮的粥是“苦日子”……知青怎么会如此哄抢？可见他们没有能力在山沟里，安顿好自己的日子。由此推想：谁能相信插队一辈子的誓言；是可以做得到的？ 下午，会议要求我们背诵老三篇。我背了“白求恩”那篇，比较顺利地过关了。这也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知识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这么做的意图，就是让我们学习“白求恩”的精神，要不远万里来到山沟，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献出来。 中场休息时，宗书记让我上他的办公室，并告诉我，他的女儿也在我的班里读四年级。我这才知道他的家在陡岭，因为，这学期陡岭小学几十个孩子是一起并入库前小学了。 他拿出两份表格，我仔细一看，是县里来招工的。填着大沅知青吕颖和王京。 我心里突然塞进了一团乱麻，原来是有上调名额的，干嘛要让我们先表态扎根，然后又……。 宗书记要我在她们两个中选一个，并让我发表意见。他的意思是：谁表现出色，谁就可以上调。 我当即选了吕颖，因为我与她第一年刚到大沅，就一起排练过节目，非常熟悉。宗书记让我把理由写在表格里，签个字。我简单写了“工作踏实，联系群众，出身很好，思想进步。”她是红五类的后代，招工希望很大。 我偷偷瞄了一眼王京的成分，“恶霸地主”。 我心里倒抽了一口气，那她一定会是凶多吉少。现在成分是第一条件，哪怕她在大会上的演讲有多精彩，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可是，我真不知道，宗书记让我来选一个上调人员，还填表，用意是什么？ 我急着想赶回库前，趁会议休息时间，就赶快先去找搬到大沅队的莹贞。 她与插队杞树生产队的莲清坐在一起，谈得正欢。 她一见我就急急地说，“你千万不要与库前的知青多来往，她们把你描黑了。” 我只知道与米咪姚洪有思想方面的分歧，但是不知道她们“黑”了我什么？ 据莹贞说，这两个人四处散布：说我如何崇拜她们，是因为我不漂亮，而她们是“顶特”了。也正因为我没有漂亮的外表，只好埋头苦读书，并因此嘲笑我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 我，当时是小姑娘一个，哪怕是最没有价值的话，乍一听，也非常生气，心乱如麻。我根本没有抵御流言蜚语的能力。俗语说得对：好话一句三日暖，冷言半句六月寒。 虽然她们是背后的胡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也已经气得浑身发抖。语塞了许久…… 终于，我挤出了一句：“他们怎么皮里阳秋，是是非非这么多？” “你可以反击她们呀。” “不，”我咬着牙忍着一眶眼泪，“没有必要，我们只是两个不同世界来的人。” 当晚，在夜深人静时，我想了很多。人说“棒打痛的是肉体，话说伤的是人心。”他们的话的确让我伤心，我又一次睁着眼睛，胡思乱想到了夜深…… 人的外表是爹妈给的，连我的妈妈都承认，她生了一个不像她的女儿，这使我从小对自己的貌相，产生了很大的自卑感。然而没有这个天生的优势，我不是还可以有后天的努力呀！我不由想起我的二姨夫对我说：你要离家出远门了，送你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瞎了一只眼睛，还跛了一条腿，请画家给他画像，可没有画家可以画出使他满意的画来。他生气地把画匠们都关起来，准备杀了他们。这时，有一个画家自告奋勇来了，他把国王画成正在举枪瞄准猎物，一只瞎眼巧妙地闭着，而那只跛脚踏在已经打死的老虎身上，这样，把国王画得雄姿勃发，气宇轩昂。国王非常满意他的画，于是就把所有画匠们都放了。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京剧大师“麒麟童”周信芳，他不幸中年倒嗓，可是他没有气馁，自练成一套沙嗓子唱法，唱出了特色，结果别的演员纷纷来学他的沙嗓子了。 我知道，他在鼓励我树立信心，不要被天生的缺点吓着了，自己后天的努力会改变一切。 可那两个漂亮的“顶特”，竟一面之词说我崇拜她们，也就是想说我崇拜她们的美貌？并且还生搬硬套地说我：因为不漂亮，我才只好读书？ 唉，我忍不住一声叹息，她们这是什么逻辑？我实在想不明白。真是“书里知识多，人间知心少呀！” 要知道，我心里真正崇拜的是我的邻居们，那些高尚的大知识分子，他们才是我的榜样！ 我只是有点遗憾，好不容易盼来了几个老乡，却是面和心不合。失望透顶的我，又想起用那句话来勉励自己：对于失望不用怕，怕就怕不去追求自己的希望。 我认定：我的希望就是读书学习 ，我是在煤油灯下找希望呢！ 这时，我突然想起，明天要去爬山，那才是我要努力做的正经事。 我虽然憨傻，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背后贬人，可这么一番思来想去，反而更坚定了自己努力学习的信念。于是，我把那些琐事抛到了脑后…… 夜，更深沉，也更寂静了，我好像什么都已经想通透了……一阵迷糊，很快蔓延了整个大脑，我沉入了梦乡…… 第八章 登上云雀山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还有点迷瞪，想赖一会儿床...... 突然记起来了，今天要攀登云雀山。 我马上就一骨碌翻身下床，赶快梳洗，套上新的解放鞋，背上书包，里面有上海带来的一些饼干和糖果，还斜挎了个水壶，然后就飞也似地跑到了坪陂石队长家。 他知道了我要带学生去爬山，有点不相信，笑着问我：“你敢爬呀？” “敢，”我很坚定地说。 “有谁会一起去？” “几个学生。” 他听说石承生会带路，就点头表示同意了。、，并且在书包里，给我放了好几只番薯。 一会儿，库前的周裕文，李争胜，和他的妹妹金娥，还有两个五年级的学生，也兴匆匆地赶到了。其余的孩子们家里有事，我们也不等了，立即动身出发。 我们沿着云溪很快到了二斗里的岔口。 我们惊讶地看到小翠，背着竹篓转出来了。 我更是喜出望外，“你的弟弟呢？” “我爸回来了，他看着弟弟呢。” 我们一行七人，在青石阶上一步一步向上走，到高岭是三里路，我没感觉累，这点山路早就锻炼出来了。 高崚村掩映在碧绿的小山竹林里，很美，我不禁脱口而出：“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村口有两个人在挥手，是石承生和他的姐姐，已经初中班的承兰，也决定与我们一同游山。 他们的妈妈，带着爽朗的笑声招呼我，“汪老师，下山时来家里坐坐，”接着就马上关照她的孩子们，“照顾好老师。” 我一边不停步地走过高崚，一边说，“谢谢，不用担心我。” 登上高陵后，已经可以看到更广阔的、美好的山景了。 我回首往下俯瞰，库前的大山窝尽收眼底。这时正炊烟袅袅，屋顶一栋接一栋连成一片，溪水环绕，四面梯田，那已经成熟的稻子，沉甸甸的，诱人的金黄色一圈又一圈，缠绕在周围的山坡上。 我又抬头豁眼望去，山顶巍峨壮观，层绿如波，几丝淡淡的白云漂浮在山间。晨曦柔和地照在大山那宽阔挺拔的身姿上。天蓝得透明，山顶的轮廓清晰，绵延起伏地嵌在天幕上…… 我们开始上沙窝村了，那石头的阶梯也渐渐地陡起来……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我一边微微喘着气，一边吟起了李白的诗句。 孩子们要我教，于是，我们真就一路高唱起来。 坪陂最高的村子沙窝到了。只见两只土狗冲出来，对着我们——应该是冲着我，拼命地叫唤，把村里的好几个人叫出来了。 这里的老俵认得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狗不认识我。在我们彼此热情地打招呼时，狗狗还是对着我“呼”“呼”…… 我只好赶忙绕过村前用石头围着的院子，跟着石承生转到屋子后面，上山的路就在那儿。 老俵们热情地对我说：“老师，以后你多上来做客，狗狗就认识你了。” “好！”我们已经踏上了真正的登山路了。 “当心哦，这条路很久没有人上去了，”沙窝村的老俵依然在对着我们喊。 “知道啦！”我们也扯着嗓子回答。 这个时候的声音，会在山谷间回荡。 沙窝村一过，就没有人烟了。不过。山路还是有人工的痕迹，一个一个土台阶都砸平的，并用竹子做了镶边，虽然路一点一点陡直起来，但还是很好攀登。 路的右面是云溪，沟壑变得宽了一倍，也深了许多，奇石怪草堆在边上。那不停流动的泉水“叮咚”作响，好像在给我们加油。 我们的右边和云溪的对岸都是密密的毛竹林，一株株挺拔高耸。虽然已是秋天，枝叶依然碧绿茂盛。 突然，我们的响动惊起了二只灰色的竹鸡，“咕咕”地乱撞几下，飞走了。 承生今天腰里缠了一根围布，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说：“忘带弹弓了，不然可以打中那两只竹鸡。” 周裕文却不以为然，怼了他一句，“那也不一定能够击中。” “我打中过的。”两个人走在我前面，叽叽咕咕。 我问他们；毛竹现在正是可以砍伐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来砍？ 有，他们要我仔细听。果然，在那一大片如同波涛般起起伏伏的竹林中，时不时地传来空洞的砍伐声音。原来砍竹子的老俵们，淹没在竹海里呢，石队长也一定在里面…… 我看看身边的竹林，疏疏密密，滤过的阳光也沾了翠绿，像飘飘洒洒的纱巾。一种诗意的浪漫让我也想钻进幽篁里，长啸几声。 刚迈了一步过去，承生就惊叫起来，“别过去！”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小翠也一把拉住我。怎么了？ 承生用小山竹棍子敲打毛竹，只见一条翠绿的小蛇，“嗖”一下，窜进竹林深处去了。 “是竹叶青！”我的心“咚咚”狂跳起来，浑身汗毛直竖，这是种剧毒的蛇呢！孩子们真有本事，他们一眼看出了绿色里的危险。而这时的我，就像是一点知识也没有的呆子。 承生说，进山要带根竹杖问路，不然会有危险的。我只好乖乖地退回来，再次一步一步登山梯。 渐渐的，杉树多起来了，一棵棵笔挺高拔，撑开的枝叶很秀美。杉树也是这片山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绵延的林区比竹林更有气势。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说，“美哉，壮哉！” “老师，也不能随便在林子里跑。” “为什么？” 承生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里面到处埋了猎人的铁夹子呢。” 这里还有猎人？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说：“沙窝的三户人家都是猎人呢。” 跟在我们一群最后面的承兰也大声告诉我说，“他们的铁夹子经常可以捉到麂子、野猪。” 裕文又补充说，“沙窝比库前还富，不过是偷偷地富呢！” 原来，他们会在国家木材统购计划外，砍伐各种树木，杉木铺板、樟木板和白果木板都可以卖好价钱。小翠还告诉我，库前坪陂家家户户，每年冬天的木炭都是从沙窝买来的。 我明白了，怪不得他们愿意住在那么高的地方。 杉木林很快过去了，松树与杂木多起来了。 承生站住脚，指着左边的山梁子，告诉我说，看，那几棵松树一边黑黝黝的，下面有茯苓。 原来他还是个行家。我曾听说过，会认识寻找中药的老山客并不多呢。山里虽然有中草药，野果也多，满山都是宝，可也危机四伏，不是行家的话 不要说采药了，根本进不了深山。 这时，小翠要两个领路的男生，去寻找“一捧泉”，说就在附近。正好我们处在路的坡度比较平缓的地方，真可以歇一歇了。后面的承兰也赶了上来，他们几个在山路旁的坡壁上，用带来的镰刀砍杂草，拨开乱藤。 而小翠带着我转过坡去，悄悄告诉我说，这儿她来过，有个小小的山洞，可以方便方便。还真幸亏她想得周到呢。 等我们回到路边，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捧泉”。那就是一个石槽，有大海碗那么大。里面盛的泉水晶莹通透，用手捧起喝一口，甜津津的，清凉解渴。而且，不管我们用去了多少水，石巢里总还是那么一捧。 我们休息一下，疲劳缓解了许多。我问承生，还有多少里路可以到达山顶？ 他说，其实不太远，如果仰头望望，就在前面。可余下的路不好走了。 真的，接下的一段路，又陡又滑。遇到土台阶时，围着的竹子烂坏了，一半阶面坍塌，我们走得一歪一斜，如果遇到石头阶时，上面全是厚厚的苔藓，更是一步一滑一惊心。 这时的我，已经顾不上体面了，手脚并用，活像个大猴子在小心地攀爬着…… 不多会儿，迎面扑来一阵白雾，水滴子凝重，我们本来气喘得厉害，钻进雾气里，更是透不过气来了。我只得加快爬行速度，快快逃出迷雾。 出了白雾后，我们相互一看，所有的人都是一身一头的湿气，亮晶晶的珠子还在全身闪亮。 我抓住路边的树枝直起身来，朝四周张望，这会儿的风景又大不一样了。我先看明白的是，原来白雾就是云彩。在库前往上看时，那迷雾云彩就像是大山的纱巾，漂浮在山腰或山顶旁，而现在却在我们的身边和脚下缠绕。 旁边的云溪好像SY着，我望着它深深的沟壑，不由得胆战心惊，生怕滑下去会再也没有办法爬上来。茂密的枝枝蔓蔓横七竖八，也让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它到底有多深。 再抬眼看看左右的树林，我倒抽一口冷气，黑森森的，透出一股阴寒。尤其是对岸，那一大片森林，似乎没有什么生息，神秘又恐怖。 我看得有点头皮发麻，不由得喊了一声“承生，裕文，”......谁知我的声音好像就在嘴边，自己的耳朵都听不清。 他们在前面认真地攀爬着，不过 还是听到我的动静了。“老师，怎么了？”传来的声音也是轻轻的，似乎声音被什么吸走了。 我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孩子们都知道，马上有好几个人回答我，“是原始森林”。 哦，那就不看了，说实话，我也不敢多看，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 我又低下头，手抓脚蹬奋力向上爬着。不一会儿，路全被杂树封住了。 这段路更艰险，我们脚下依然步步惊心，而头上还压着荆棘树丛，横七竖八密布的枝叶，是越来越密，压得越来越低……我们这一群已经变成了“猿人”， 在树丛的缝隙里，慢慢地、奋力地攀爬着，摸索着……不时，我们的脸上还有肮脏的蛛网挂上来…… 突然，我觉得脖子一凉，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我惊叫“啊呀？”， 声音刚出口，跟在我身后的小翠，眼明手快，马上就帮我抓住、并丢开了它。我一看，是一只胖胖大大的黑毛虫。立时，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心里发怵，脚下一滑，差点摔下去。 小翠赶快拉住我，并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没有毒。它化成蝴蝶可好看了。” 别的同学们都问起来，“老师，怎么啦？” “没有......什么......”我硬是控制住了浑身的颤抖，装着没有事，又继续钻杂树交错而构成的“隧道”。 其实，我真的是害怕了，心里不断地在打鼓。我最怕那种扭动的毛毛虫。以前在家里剥毛豆，一看到青虫就会吓得丢掉毛豆，不要了。这山里的毛虫那么大，黑黑的，还长了一身长长的毛…… 于是，我一边钻着，爬着，一边在心里暗暗地祷告，希望不要再遇上什么可怕的东西了。而这个乱树丛生的“隧道”里，什么昆虫都有呢。到处看得到大蚂蚁，百脚虫，西瓜虫，还有有毒的蝎子……要不是因为我担着老师的身份，让我不敢“掉链子”，怕孩子们笑话，只好继续咬牙拼命，不然我再也不敢爬了，就想快快逃下山去...... 因为心惊胆战，发软的脚总是不听话，我觉得身体累，心更累，快要没有了信心。暗自后悔自己怎么会那么渴望登上山顶呢？真是没事找苦吃。 我看看前后的孩子们，他们也累得什么似的，一头一脑的汗。我又开始问承生，快到了吗？ 他爬在我们前面开路，一边攀登，一边用镰刀砍着那些挡道的乱七八糟的枝叶；裕文紧跟在后，也用镰刀挥舞着，就像开路先锋那么勇敢。没有他们两个，不可设想，我们怎么爬也爬不上去的。 承生说：“不用怕，马上我们不走这条路了，要换个路线。” 果然，我们在一处平缓的地方钻了出来，每个人的头上身上，除了水珠汗珠外，还挂满了粘粘的蛛网…… 承生解释说，他爸带他来过这里，他们早二年就砍出了一条近路，不用再爬那个可怕的路了。 现在我们钻出了“隧道”，我终于可以直起腰来，不管怎么样，也总算能轻松舒一口气了，起码不用担心毛毛虫。 周围的景色又变了，没有什么大树，尽是一些低矮灌木丛，灌木丛是从山的高坡上，一“泄”而下的，很有一种“泥石流”的气势，只不过这是“灌木丛流”，。如果没有承生和他爹早先在灌木丛中开出的那条路，根本无从踩脚。不过这条路，狭窄崎岖，也已生出了不少野草，可以看得出来，它一直通到前面的一道山梁。 孩子们真奇怪，他们开始脱鞋，准备光脚走？ 我惊讶地说：“这光脚走荆棘长满的路，怎么行？会刺破脚的！” 承生却笑着说，“老师，脚破了会长好，鞋子破了没有钱买。” 我更是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心里却像有万把剑在刺痛一样，“不行，不能光脚，鞋子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脚的。你们脱鞋走，我们就打道回府。” 他们为了安慰我，都还是套上了鞋。 只有承生，从背篓里拿出了草鞋说，“老师别担心，我带了草鞋呢。”， 承兰也说“穿草鞋爬山更利落。”她催着承生赶快带路，天快正午了。 在布满矮灌木丛的斜坡上，走了一段路，迎面遇上了第一道坎，大约三米高，可土石混合的坎壁几乎90度的垂直。 承生把背篓整理一下，然后把挂在壁上的几根藤抓在一起，用力一拉，双脚在坎壁上如飞般走了两步，就轻松上去了。 我看傻了，这孩子是“飞”上去的，我可不会呀！ 承生说：老师你等会儿，让他们先上来。我就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翻身上壁，女孩子们身轻如燕，抓住藤条，也很轻易就爬上去了。 只剩下承兰还没有上去，她对我说：“老师，你上去，我在下面托你。” 好，没有退路了，必须上去。我也抓住了藤条，学着孩子们的样子，脚踩着土壁，一步一步往上挪。承兰用她的肩顶着我的脚，承生抓着藤条拔河一样地拔，我这才成功地登上了第一道坎。 孩子们高兴得了不得，又笑又闹。承生说，还有坎呢，更高。 裕文笑他“‘石猴子’，什么都难不倒你！但是只要你能上得去，我们也上得去。” 果然，没走几步，又来了一道坎，真高呀！大概有六七米。我仰头看看，天呀！这怎么上得去呀？ 承生告诉我们：中间有一棵树，可以当成踩脚的地方，然后还有，陡壁上的几块石头，能作为垫脚。这儿是唯一能登上山顶的地方了。 他果然一下子窜上了那棵树，在上半截的斜坡上，还看得出有用镰刀修出的几个踩脚的洞。 只见他吊在藤蔓上，一边上去，一边修着踩脚点。最后才身手敏捷地翻上了那高高的坎。 这次，他要我先上。好，我一咬牙，就开始爬那棵树，用手吊住树枝，像拉单杠一样引体向上，孩子们好几双手，也帮着推我的脚，我终于挣扎着翻身坐在树干上了。然后爬上最高的枝干，我颤巍巍地站起来，去拉藤条。开始想一只脚踩实一块石头就可以用第二只脚去踩更高的一个点……谁知道我太重了，“哗”一下，那块石头松了，我一下子跌落下来…… 大家都惊叫起来，我脑子一片空白……还算幸运的是，我的另一只脚勾住了树干。承兰他们都在下面，许多小手托住了我。我死命抓住藤条，双手拉出了血痕，不过我还是紧紧地抓着…… 承生被我吓了一大跳，他赶忙解下了围布，要我拉住布条，那样手就没有那么痛。然后他又跟着我踩点的节奏，像拔萝卜一样，帮助我一步一步登上来了。我与承生才都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坐在旁边，好久都没有动，那惊心动魄的一瞬间，早已把我吓坏了，以至我怎么爬成功的过程都忘了。不过，真让我大大佩服的是：那个在课堂上，什么都不会的捣蛋鬼承生，在山里竟然如此的活跃，如此的有本事。 后面几个坎都不高，大家也有了经验，爬上去很顺利。等我们登上最后一道坎，山顶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只是这个山顶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就是一个圆圆的大山包，长着一些草，现在秋风吹过，有点枯黄。反正“其貌不扬”，不是我心里大山巅峰的形象...... 不过，在我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这不是很像那高高仰起的，云雀的脑袋吗？是的，云雀，我们终于看到你的模样了。 我本想欢呼一下，不知什么原因，应该是疲劳吧？所有人，大家都没有叫出声来。 那条前人修的小路还在，横亘在山包前。右手边的一头，依然连着那条败落的路，可以看得见，它的前面一段，已经完全被掩埋在杂树丛中了……假如我们想从这条路上来，就是俯身爬，也休想爬过来…… 但是现在，在山顶上了，被我们抛弃的路，已经从杂树丛中“脱颖而出”，变得干干净净的……路的两旁，没有一棵树了。大自然真的是奇怪，一转到山顶上，就是低低矮矮的荆棘，一棵也没有了。 这条路的另一头，通向一座石头搭建的门，承生说，这是奉新与靖安两个县的交界处。 当走过那条山路后，我们突然兴奋起来，狂奔上去，一边还喊着，“我们来啦，云雀山！” 承生却在高兴另一件事，他说：“看，这一片都是猴楂俚，快采呀！” 我们大多累得只想坐下来，吃点东西，只有两个孩子跟着承生去摘采了。而我却是浑身没劲，精疲力竭地坐在一块山石上，不会动了。 我拿出了上海带来的糖和饼干，分给孩子们一些，自己赶快吃起来了，又饥又渴又累，不“加油”，真是快瘫了！ 小翠也从背篓里，拿出一个竹筒来，里面盛着满满的“猪食”——野菜粥。 我要她倒一点在我的咸饼干上，我尝了一口，的确有股清香。山里的“忆苦饭”好吃，原来“猪食”也那么好吃。不过，别以为是好东西，如果我们天天都这么吃，哪来的营养？怪不得小翠那么瘦小。 去采摘“猴楂俚”，并大获丰收的那几个孩子们，也来“加油”了。裕文还带来好多米饼，分给我和小翠。大家都其乐无穷。 我有了元气后，就又有了情趣。开始好奇地问他们：那个原始森林里有豺狼虎豹吗？有没有人进去过？ 孩子们七嘴八舌，告诉我说：有的，这片山区是横跨江西与湖南的罗霄山脉，覆盖面积很大，我们这边靠北。孩子们从小就都知道，山狼有一些，但是大多是孤狼。在大雪天，有人看见过过山虎，那种猛兽是很罕见的。而最会袭击人的是豺狗，晚上，常一群群出没。如果它们没有捕到猎物，也会把人当捕捉对象，总是听说有人碰到豺狗群，拼死搏斗，才得以逃生。 听了这些话，我有点上心，千万别忘了，晚上一个人不要走山路。 裕文知道库前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前几年解放军进山，准备劈山开路时，勘探队在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个村落，里面的人是明朝的，他们被那时的清军追杀，拖家带口的逃进了深山老林，就在那儿繁衍下来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经了清朝，民国，现在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后来，考古学家们听说了，组织人员再进森林，可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听着听着，怎么有点像陶渊明“世外桃源”的传说呢？那个可怕的森林，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呀。我是个喜欢梦想的浪漫人，要不是刚亲眼目睹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真想再一次去探险，找找那个“世外桃源”呢。 小翠告诉我说，原始森林那一段云溪的沟壑里，有好多百年兰花草。春天到了，香味可以一直飘到村里。可是，没有人敢下沟去摘采。 难怪在春天，我一直闻到那股浓郁的清香，然而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词可证“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老表们说路边的小兰花早被采摘没有了，只有采不到的才可以长长久久。也就是说，永恒的“香”就是在最原始最险峻的地方。 休息过了，我还想浏览浏览这山顶上的风景，上来一次太不容易了。 我先环顾了我们的四周，登山之前，仰头看到的是群山连绵，绿海层叠，现在都在脚下了。 而朝着通向靖安的那个方向远望，一座更高更雄伟的山，巍峨地耸立着，苍苍莽莽，山顶插入云霄，而那绵延起伏的大山脊梁，也还是贴在苍穹上。 天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为登上了最高点了，可一看那座山，这才真叫高呀！我们在学习时老是说“这山望着那山高”！现在是亲眼见识了。 相比之下，似乎我们的这个云雀山，就只是个小弟弟！而那座山像一个大老鹰…… 我忍不住说，“还有可能登上那座山吗？” 孩子们一起仰头望向那里，“老师，起码要三天，才能走到半山腰呢！” 我们只好望山兴叹了。 让我不由得想起那些登山队员们，他们可以登上许多的高山，甚至登上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也更敬佩那些解放军，深入到这么险峻的地方，来劈山开路，把公路修到了我们的大山里！ 接着，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鹅卵石”，足有一座楼那么大，斜在山顶一侧，奇怪的是好像被利刀一切二，还切得很平整，并且有烧焦的痕迹。承生说，那是被雷劈开的。我还有点不明白，雷怎么可以“切”得那么好？大自然鬼斧神工，稀奇古怪的秘密真不少呀！ 在那石头的边上，有一条小路，好像可以转到山顶的背面去，我的好奇心又突然升起了，于是，我沿着小路慢慢地走去…… 第九章 风起云涌 我怀着好奇心转到了山顶的背后...... 那背后是三面环山，构成的一个大沟壑，有点像个巨大的锥形杯，我正站在杯口的圆形边，对面是个豁口，可以望得很远，不过除了云，什么也看不清。“杯子”里全是黑黝黝的树，也有点原始森林的恐怖感觉。 我正在打量，要不要沿着这条隐隐约约的小路，往下走几步看看，忽尔感到风大了，接着就看见那个豁口处，汹涌澎拜地挤进来一大片云，迅速在“杯子”里扩展，而且越来越黑。乌黑的云随着风势还不断涌起浪头，一个接一个，有的像狮子，有的像龙，更有的像是恶魔，全部都张牙舞爪，直接向我扑来…… 我吓呆了，立马惊悚地转身就逃。 还没有转到山那边，只听见身后雷声雨声乱作一团了。还好，我逃得快。 回到这边，依然阳光灿烂，一片宁静！ 我感觉恍恍惚惚、半疑半信的，自己又在安全的地方了？天哪，就这么几步，我跨过险境，身子已经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我想起了《七色花》，小时候很喜欢看的童话。那个小姑娘，只要扯下一片花瓣，它的神力就可以带着她，到她想去的地方……于是，有一次，一片花瓣带她去了北极，正遇到可怕的白熊向她扑来，她赶快再扯一片花瓣，马上就又回到了家门口，这时，她的鼻涕还是被冻成的“北极冰条”，没有融化呢。我眼下的状况，是不是也有点与她相似？ 真是又奇妙又不可思议呀！这大自然的设计，让一个山顶隔开两个不同的世界！ 孩子们还在那儿若无其事地交谈着。他们见我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就问我怎么啦？ 我描述了一下刚才所看到的。承生说，那儿一天要下好几次雨呢。 我豁然明白，为什么这条溪流叫云溪了。原来源头就在这里呀！那么多的云，被风挤进了这个“锥形杯”，出不去了，只有化成水…… 我们的下山并不比上山容易，但是，我又滚又爬的，总算回到了沙窝。 老俵们热情万分地招待我们，还许愿给我打二副好铺板。 下午三点多，回到了高陵。承生承兰的妈妈更加热情，给我们煮了一人一碗面，加一只蛋。我的面里，还偷偷地多加了一只。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受宠若惊…… 承生的妈妈对我抱怨起她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写的字看不清，给老师造成好多麻烦吧？ 如果这是第一次家访，我也会与母亲一起对承生批评教育。 但是，今天我可是见到了他的另一面。我由衷地表扬他，说他是大山的孩子，在大自然的那本书里，他“考”了第一。没有他，我们别想登上山顶。 承生听了表扬反而脸红起来，躲到同学堆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在煤油灯下读书，赶快就躺在床上了。在被窝里，只背了一句“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深深入睡了。 后来连续好几天，我浑身酸痛，动一下就呲牙咧嘴。 我与孩子们的感情，通过这次登山活动，更加升温了。连没有去的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听我们讲一路上的故事，差不多三个年级的同学们都写了题目是“登山”的作文，当然，亲自去登山的，或是跟着父母也登上过山顶的同学们，写得更生动。 首先就是聪明的裕文，他写得有点诗意盎然，先写了我们去攀登的目的，再写了我们的成功靠努力，最后是这么一首顺口溜： 门前一座山，谁也不愿攀。 公路已筑就，快马不用鞍。 今天谁探索，一群小捣蛋。 路上尽艰苦，苦后可追欢。 要上悬崖顶，八十一道关。 一揽众山小，缘你在峰巅。 读书与历险，都得解万难。 等你懂世事，心中有山川。 承生的那篇小短文，写到了山里的美丽，和丰富的物产，还有遇到山鸡的惊喜与蛇的惊恐，特别是那段荆棘密布的路。不过，登上山顶，才知道，那里的“猴楂俚”又多又好。最可贵的是，他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如果一个人怕苦，就爬不到山顶，不到山顶哪里有好收获。 我真想在后面再加一句：我们的人生也一样，非得经历过攀登的艰难曲折，坎坷惊险，只有不屈不挠的人才有可能到达高峰，可以采集到怕苦的人采不到的果实。人有这样的一生，才会更出色，更精彩。只是，他还是个孩子，想不到人生大事。 我要他改了好几次，是关于表达与用词的错误，他的这篇作文才是好文章。他也一反常态，没有一点不耐烦，坚持将作文改到最好。 争胜的作文，写了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主题。他说：当一个人有了美好的愿望时，一定要去实践，不然，还以为愿望是美好的，一路碰到的都会是美好的风景。其实，在实现愿望的路上，遇到的全是艰难曲折。我们在登山的时候，疲劳想让我们退缩，我们没有退；钻在又陡又险的荆棘隧道里时，我们也没有退；而面对高高的悬崖，我们更没有退，于是，我们才胜利登上了云雀山美丽的顶峰！ 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优！ 虽然刚升三年级，小翠也写了作文，写得简短但很有意味。她说，如果山顶就是一个人的希望的话，那么，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爬上去，哪怕每一步都会是用我的汗水和我的心血换来的！但是，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愿望。就像我们这次的攀登，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我们没有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 她把我们的座右铭“在失望中求希望”化解得很有意义。 我也写了两句，是写在黑板上的。不过，我先抄了宋朝大诗人范成大的诗句，他的描述与我当时的爬山，还真绝配，“翠屏无路强攀缘，我与枯藤各半仙。” 孩子们更有意思，等下课我去了办公室时，他们都上黑板，给范成大的诗，批了许许多多的“优”。 我在大雕花窗后看到了，笑得伏在办公桌上。 大周老师说：孩子们这是真的对你好。记得那个兰老师，他上课时，孩子们的吵扰声比他讲课的声音还响，他生气地说；“不要吵，不要吵！”孩子们却学他的样，“炒，炒，炒黄豆，炒了黄豆翻跟头。”弄得他总是上不成课。 我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开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居然只会不断地点头。 这就是登山给我们大家的启示和收获。更想不到的是同学们，都那么有思想。让我很开心的还有，同学们的进步，就连承生，本来一个落后生，在为我们带路上山后，确实也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好学生了。 我们一起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做了一期专题墙报。大家在实践中，共同获得的心得，写得大大的：只有勇于攀登，坚持登上山顶，才让我们看到了更高一层、再更高一层的风景，带来的境界也层层递进…… 过了几天，小翠，承生，裕文他们各带来了一把制作过的“猴楂俚”，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老师们都泡了茶，喝起来酸酸甜甜的，特别可口。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们读书的热情，也如登山似的高涨起来。 接着，我就开始排练节目了。 我自编自导，舞蹈，表演唱，快板词，三句半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跟着我天天在学校，有点乐不思蜀，家也不愿回了。 他们的爸妈都笑我，“老师，我们的孩子成了你的孩子了。” 年底，我们大队的知青，果然有好几个调去了县里当售货员。吕颖和另一个插妹就是这一批去的。这个调动变化，在其余的知青心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都产生了烦躁。不管怎么样，他们到了县城，可以每个月有工资，有安定的生活，还有便利的交通，想回上海探亲，上车就行。 我们依然在山里，要拿个邮政包裹，都得下山36里，再上山36里，虽然都是走在解放军开出来的平坦的公路上，但这段漫长的山路，上坡下坡，没有通公交，走起来很辛苦，真正的不方便。 我一直在学校里工作，好像与知青的关系有点疏远，与库前的知青，我更是能躲就躲开，怕他们会生出枝节，我应付不了。即便住在一个楼里，我们却不相往来。 那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灶间里，我与“老木匠”和严班长碰到了，他们是要做饭，而我是去泡一壶热水。 从他们的嘴里得到了许多信息。 他们库前班的知青们，春节都回沪探亲。大概有一半人不会再回来。 他们说我怎么不争取上调，第一年来的知青，调出山区的机会是很多的，许多名额还被当地青年给占用去了。南昌知青调走的更多，只剩了一些下放居民。 我也很惘然，怎么去争取？不是说凭表现吗？我已经很尽力了。 其实，那时的我一直很傻，既不知道什么是门路，也不懂得怎么样到上层领导面前去表现自己。我以为自己在库前学校的卖力工作，领导应该都知道。然而，他们连我是谁也不清楚。 严班长与老木匠两个插兄，也谈及了他们班里的两个女生，以及她们对我的背后诋毁。他俩对我还是很同情的，帮我说话，讲那些人真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他们更伤感的是，与这样一些人在一起，实在是蹉跎岁月！ 我知道在人世间，是有些人，虽然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或接触过，哪怕是有点文化的知青，都一样逃不出喜欢在无聊的日子里，用别人的“什么什么”，闲言碎语来打发时间。如果我也“什么什么”地怼过去，那么大家就都会在无聊的口水仗里淹没？蹉跎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严班长与“老木匠”还很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会与山里的邋遢孩子们混在一起，还兴致勃勃？ 是呀，我也有时会想一想，与这些泥土中摸爬滚打，整天蒙头垢脸的山乡孩子们在一起，我怎么会觉得如此快乐呢？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是因为我与山里孩子们一样，都有一颗单纯的心，互相平等相待，这才是我最需要的，也是感觉最快乐的人之间的关系吧？ 严班长与老木匠这次回上海，带了许多铺板，还顺手将生产队堆在路边的木材，也装上了他们想办法包租来的卡车上。听说用几包烟，顺利通过了林业局的关卡。回到了上海后，卖木头赚了好多钱。他们就此没有再回来。 很快到了年底，别的知青们也陆陆续续地回上海了。我们住的楼安静下来。 我不想回沪，因为我觉得不能再给父母太多的负担了。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也并不会觉得孤单。 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库前队又一次在我们的教室里，开了一个会，宣布了一个特大新闻。大家虽然心里都嘀嘀咕咕，觉得很难理解，不过那总是个大问题，而我们小学校的小百姓们，只不过听听而已，我们的平凡生活里，没有什么变化。也好在库前坪陂村都很温和，尽管外面开始了又一波运动高潮，可在我们学校里，是风平浪静的，我照常安心上课和排练节目。 那一天上午，我正在给孩子们上复习课。 突然，从祠堂前的大路上，传来了一阵敲锣打鼓，还夹杂着喊口号的声音， 一群人正向我们学校走来...... 我们师生都只是探看了一下，又回到自己的读书世界里，以为与我们无关。 可是，这群人确实是冲我们来的。他们径直走进了学校。 余校长与其中一个人交谈了几句，就来要我们都停课。全校师生被要求在我们的教室里集中。 我们莫名其妙地挤坐在一起，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 只见他们将黑板上我写的“复习提纲”全擦了，歪歪扭扭地写上“......需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一抓就灵！”...... 余校长介绍说：这是香坪村小来给我们库前村小，上一次教育课。 我却一眼看到了王京。她这次没有成功调县里，而是调到了香坪村小。香坪村是在大沅大队范围内很富有的一个村子，离仰山公社只有三里公路。也听说香坪小学的条件最好。 我想与她打个招呼，但是她连眼睛都不朝我斜一下。 那个带队的可能是学校负责人，一通情绪激动的发言，说是要将他们的经验带给库前，因为我们的库前小学，已经被“F资X”的一套包围了。 说真的，库前村的确比较注重文化教育，所以让我真有点忘了；此时此刻全国正处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大形势中。 香坪的 那个负责人却很可怕，振振有词...... 我已经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也忘了现在正在干什么了，只觉得自己的心在被撕碎…… 我突然站了起来，眼里都是泪…… 顿时，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的眼光，猛然都聚焦到我的身上......我猛地惊醒了，看到了那个人射来的，像恶狼一样的眼光，我站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 那个人对我怒吼道“你想干什么？”，接着，他向我迈出了一步， 两个周老师都在对我暗暗摇头，示意我不要与他们硬来。 他们香坪村小的老师们，还有王京，这时配合他们的领导 振臂高呼起来口号来。 只见那个人动了动身子。有点想朝我冲过来似的…… 正在这危急关头，我的孩子们，小翠，裕文，承生，争胜……他们一个一个地都站起来了，他们站成了一个人墙，挡在我的前面，虽然没有声音，但是他们的脸上都写着“谁敢动我们的老师！” 余校长赶快走过去，对那个人说，“谢谢你们学校来传经送宝，辛苦了！” 那个人见这个阵势， 只好乘势作罢。 不过，他依然把话撂在那儿了，“库前村小，是个顽固的碉堡，总有一天，我还要来拔掉你们的根子！” 他与香坪学校的其他老师，被余校长让到办公室去喝杯茶...... 小翠第一个冲上去， 她的眼睛也已经全是泪水了...... 我们库前的师生们，围着另外几个香坪 的师生们，裕文偷偷到后面厨房，弄了两碗水来，给那几个师生喝。 我看到王京来扫了一眼，但是，她一声没吭。 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几个老师在办公室里，没有去教室。 同学们议论纷纷，我们老师们也议论纷纷。他们这么一搞，怎么上课？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那些身影，一直在眼前打转…… 我觉得在自己年轻幼稚的信念混乱了，...... 我想起父亲的一句话，很多荒唐的人，会借着机会做荒唐的事，要警惕的就是这种人！ 我的确有点担心起来，那个可怕的人会不会…… 库前队的曾队长来了，他依然像平常一样，笑呵呵地说，“别理他们，我们库前村他们管不着。”他又吩咐道：“不过，你们别忘了，在学校里贴几张标语，做做样子。” 我走进教室去上课了，又一次面对孩子们，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种另类的“激愤”，是人性的什么表现？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他们的行为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本性？不就是野兽的兽性吗？……不，也不是，因为野兽也还知道爱护幼崽呢！ 孩子们都非常沉重地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敢说。因为我知道，我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当天晚上，就已经传遍了各个角落。好人不喜欢你的附炎趋势，坏人更不会放过你，和你说的那些反对他们的话。 但是，我又不得不说…… 这时侯，我想起了在山顶上，看到那个“锥形杯”里风起云涌的可怕时刻，我逃走了。现在我多么希望手里有朵“七色花”，让我也赶快遁形…… 现实中的我，只好憋了好久，慢慢地在脑子里找词，找到一个蹦一个出来：“在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里，是有不断的......”我咽一下口水，又停了好几秒，“可是我不理解，为什么？？？ ......在我们的教室里，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忍不住，眼泪掉出来了，“我知道，你们担心老师，所以忘了害怕，与我站在一起……”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对着我的可爱的孩子们说：“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根植于内心的文明。” 同学们沉默了一下，也含着眼泪…… 突然，使劲地鼓起掌来。 这天放学后，就在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与裕斌老师时，他悄悄地说，会不会是余校长……我很吃惊，马上止住他说，一定不会，他为了什么？ 他很肯定地说，他为了讨好那个人，想要调到香坪村小去教书，或调去公社完小……我还是要他快别说，怕无事生非，又惹出一件大事来。反正，库前队是保护我们的。 寒假开始了，我还在排练节目，准备新年演出，向家长们汇报。 一切都似乎很平静。 我这个健忘的人，又忘了刚发生的什么什么，只要与孩子们一起唱唱跳跳的，我就可以忘乎所以。 一月份的天很冷，太阳落山也很早，下午四点多就昏朦朦的，似乎已经得掌灯了。可我们红领巾宣传队的排练，在库前队部大礼堂的舞台上，依然锣鼓喧天。 我看看锣鼓词排得很不错了，就宣布他们组可以回家。 而我让小翠与争胜留下。我要给他们排一段歌舞表演，“北风吹”与“扎红头绳”，他们分别扮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与杨白劳。两个周老师拉二胡，我来伴唱。 我正在与他们说着怎么排，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来了好几个东溪的女知青。她们好像是来找我的。 干嘛？我正忙得兴奋不已，要打断我，真有点扫兴。 但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看看怎么回事。 原来，我们大沅大队的隔壁邻居，东溪大队的几个女知青，想今天启程回沪，可是，出发晚了，十几里路走到我们库前，天已经擦黑了。她们几个女生，回去又回不去，继续走又得赶夜路，因为走到仰山还有七里路，更不要说36里之外的罗坊长途汽车站了。 她们又冷又饿又害怕，只好到库前来。我认识其中一个小沈，她是姚洪的同学。 我对她们说，姚洪她们已经回上海了，这里只有我没有回去。言下之意很明显，我不想接待她们。 她们什么都没有说，站在那儿发呆，眼里的那种失望，难过和害怕突然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与她们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一丝维系是那个姚洪的同学，可这却更让我不舒服。 但是，老乡总归是老乡，我想到她们在那么冷的冬夜里，如果露宿野外，山里的气温日夜相差很大，太阳一落山可能降至零下十几度，再加上还有豺狼的出没…… 我不再犹豫了，“你们跟我来吧。” 我将她们引进我楼上的房间。顿时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 我去找两个周老师和孩子们。请他们收拾好东西也来帮忙。 我的“援助大队”太有能力了，一会儿，他们就帮我从楼下医务室借来两大块铺板，两条长板凳，与我的床和在一起，搭好了一溜南北贴墙的大床，六个人应该可以挤得下。还借到两床被子。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铺好了。 我让小翠顺道去石队长家，说一下我的情况。不多会儿，石队长就提着一只大大的鼎锅来了，里面是热呼呼的粥。 一伙人温暖了身子，安下了心，叽里喳拉热闹非凡。 我去楼下厨房烧了热水，又去学校办公室，取了公家的热水瓶，用两只热水瓶，供应热水，我折腾了四次……大家才算都洗脸洗脚，总算一切安妥了。 她们也累了，想早点睡，我们六个人三里三外穿插着，都躺平了。与我挤一床被子的是个美女，别人都说她插队插胖了，胖了一圈，不然还要美。 与我头挨头睡的是姚洪的同学。 她是有意识与我睡在一起的。我们两个人便开始聊起来。 先是说说她们东溪的知青点的生活。她们知青住的房子与我们的差不多，就是路比我们库前更远，更陡，她们的房子前，是那条大公路的终点。她们五个女生五个男生，都从一个学校出来的，只有姚洪是以街道人员身份；给安排到了库前。 她很羡慕我们库前，离仰山近，还比较富裕。 她特意很真诚地表扬了我，“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不知为什么，这些充满友情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一直想哭，因为总算在那个角落里，吹出了一股春风。 我依然不会做人，比较直接地说：“姚洪说我们两个人很像……”她非常聪明，笑着接话：“是有点像，但是，有什么不好吗？” 看来，她完全知道姚洪他们对我的贬低。 但是她说：“我的妈妈可是一直以有我这个女儿，而感到骄傲！人的漂亮不仅仅是一张脸，而是从内而外的一种修养。” 我整个人为之一振，兴奋地望着她，她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我们的相貌都是标准的，眼睛是横的，鼻子是竖的，而且，我们的心是热的，脑子是聪明的，肚量是大的。”她那幽默风趣的话，点燃了我心中所有的美好，我笑得好感动呀！而且好像突然之间，心灵里有了一股自信，把自己撑起来，仿佛又站在了云雀山顶上，心胸豁然开朗。 “你看你，只是打一个招呼，就有这么多老俵来帮忙，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的魅力吗？”我又开怀笑起来，这样的夸奖让我觉得激动，一时间竟然找不到话来谢她了。 后来，我私下里总是在庆幸，有这么一个夜晚，意外接待了一群不认识的朋友，还竟然是姚洪的同学，只用了淡淡的几句话，就解开了我傻傻的心结。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早早起来，先冲出去倒痰盂罐，又去厨房装热水。她们也都整理完毕，匆匆吃了一点我饼干桶里的食品，提着沉沉的旅行袋，里面大多是冬笋，又准备出发了。或许是马上要回家，也或许是晚上好好睡了一觉，个个精神十足，面带微笑，与我告别了。 于是，我与她们就真的是离别了，因为她们叫什么，我一个也不知道，居然也没有再遇见。可是我很开心，姚洪同学的一席话，扎根在我的脑子里了。 小翠来了，她知道我肯定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早早来帮忙。 她手脚麻利，与我一起搬铺板和被子，还给了楼下的卫生站。她利索地扫了地，摸桌子，一转眼又给了我一个干净的房间了。 我看到太阳亮晃晃的，还有点暖气，就想拆洗被子。小翠马上又帮我去借了一只大木盆，和一只捣衣槌，还与我一起到溪边去了。这边小翠帮我浸泡被单，那边我又回来，抱出了棉被与垫被，全晒在阳台的栏杆上。 我找出肥皂，与小翠一起蹲在溪流边，在青石板上又搓又敲。正起劲的时候，裕文来了。 他看了我们一会儿，对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提个意见？”我很诧异，他会有什么意见？ “当然，说吧。” 可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不要争胜做杨白劳。” “为什么？”我与小翠都停下手来看着他， 他支支吾吾的，没有说出一个理由来。 小翠立即明白了，她笑着堵了他一句，“那你来做？” 裕文马上涨红了脸，赶快说“不是我，我不行。” 小翠可是嘴快了，“你是不行，‘缺嘴俚’怎么上台呢。” 我觉得这么说会伤了裕文，赶快开解他们，“裕文要管好锣鼓家伙，任务也很重要。” 可裕文并不生气，对小翠说，“那你要用我的红头绳。”说着就拿出一团红色的毛线来。我很高兴，裕文做的事比我的思路还快。 再看小翠，她微红着脸在向他撇嘴，我就知道这两个孩子之间，那点“青梅竹马”的情感，正在发酵中。 裕文又强调，争胜是个白面书生，不像杨白劳。特别是那胡子，怎么装扮？ 诶，他说得是挺有道理，“那你说说看，怎么样可以制作一个假胡子？”我认真地看着聪明的裕文，问道。 他从口袋里，果然掏出一段扎鞋底用的麻线来，“我想用这个试试。” 我真的眼睛一亮，是呀，这个节目如果没有外形的装扮，就失去了一半意义。这孩子就是脑子好使，我赞许地说，“亏你想得周到呢！” 小翠心里有点佩服，可嘴上嗔怪地说他，“那么好的事情，你就偏要酸溜溜地说。”我们三个人都笑起来了。 我们赶快洗好被子，晾在我们的楼前，就去排练节目了。 傍晚，我们提前结束了一天的排练。 小翠又来帮我收被子，缝被子，铺被子。我们两个人做事，果然又快又开心，说说笑笑，一会儿功夫，都收拾妥当了。 我们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那天香坪村小的事。 我对小翠很赞许地说：“他心里一定会温暖一些的。” 小翠点点头，心思沉重地说，“我这么一点大时，常被我‘咦呀’（他们客家人称母亲的土语）罚跪挨打。” “她怎么可以这样？！”我心痛得把小翠拦在怀里。这个“土拨鼠”真是个狠心人。 在没有爱的家里，多好的一个孩子，被那个后妈虐待。 但是，她把眼里的泪花擦擦干，笑着对我说，“老师，我现在有你呢。” 我也笑了，我们师生之间是有爱的。 她还告诉了我好几个消息：县里有个修建“老愚公水电站”的建设项目，他父亲要被派去那儿了，过了春节就去。而他爸爸的民兵大队长一职，由库前一个姓周的年轻人担当，那个周连长春节就要结婚了呢。 我有些担心，她父亲一走，她的学习和排练活动又要麻烦了。 这次，她比我有信心，因为她的弟弟已经可以站在骑桶里，她的“咿呀”也养好了身体，并且，她爸去水库工作，收入会增加很多呢。 我们的美好希望又开始升腾起来。 第十章 第一次在库前过年 快过年了，老俵们忙着年事，我们依然忙着排练。 余校长与宗书记都来看了我们的彩排。 不过根据他们的意见，删掉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说是老俵们听不懂；另一个是表演唱“采茶扑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怕生出是非。 好吧，那就十个节目，加上他们两个的春节致辞，整个演出时间在一个多小时内，正合适。 他们建议写一张海报，贴出去，演出时间定在大年初六。 石队长与我说好了，除夕夜一定在家团圆。好！因为他已经知道，热情的山里人早就排好我的做客名单了。也有排不上名单的学生家长，急得跑来找石队长说话，“老师应该先到学生家做客的呀！” 老俵们的热情，弄得我反而十分为难。不过，我在写给上海的信里告诉了爸妈：“这里的老俵们对我太好了，还没有到除夕夜，我已经天天在做客，居然还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心愿呢。你们放心把，这个春节非常有意义 ，我过得很开心。” 山里的冬天，一般只吃两餐饭，因为上午九点半太阳才从东山斜斜地出来，下午三点半，已经擦着西山顶看不到了。早饭十点，晚饭四点，我已习惯了这个作息，而且对排练来说，这个时间很合适。大家上午十点半集中，下午四点结束。 不过，我还是买了一只炭炉，再从沙窝买了一箩钢炭。这种炭敲起来“铛铛”响，烧起来特别旺，还经烧。如果饿了，我就晚上八九点自己烧点心。我们山里有一种糯米加黄连木榨的水，舂出来的糍粑，叫“黄连饼”，我很喜欢吃。石队长给了我两条，我切成薄片，晾在窗台上。 阴历29日的小年夜，我们正在进行年前最后一次排练，突然外面热闹起来，有人在叫“新娘子来啦！” 于是，大家都一窝蜂地跑出去了。在队部大礼堂，正对舞台的大门口是条修得很平整的小公路，已经挤满了人。 右前方，公路的那一边有一方稻田，稻田再过去是条小径，毗邻云溪与几条小溪汇集而成的涧河。 奇怪的是新娘子……就在那条小道上走，而她的嫁妆却是在公路上“走”，两边都可以通到她的婆家。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在小道的尽头，那间收拾得很干净的黄土干打垒屋子，木门上大红双喜非常耀眼。 那个新郎官穿着一身军服，身板结实，憨厚的笑容很灿烂。他就是那个顶替小翠父亲，接了民兵连长一职的周连长。我竟然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周连长那天万般小心、加倍殷勤的模样我却记住了。 他正在左右张望，不知道去接嫁妆好；还是去接新娘子好，正犹豫间，只见新娘子脚下一滑，差点踩进田里。围观的人们都“噢”叫出声来。我也为她吓得心里一激灵。只见她灵活地定住另一只脚，马上稳住了身体。不过，她回脸对着那些哄笑的孩子们白了一眼…… 我看到了她那一双肉里眼，流露出来的神情有点漂浮，也有点看不透。 就在这时，我身后有个沙哑的声音叫了我一声：“汪老师，”，我随即回头， 他马上就问道：“你觉得新娘子怎么样？” 我看清了那个与我说话的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钢铁饭桶”。 我有点诧异，他怎么来问我，我与他只是个点头的同村人。 不过，他这么一问，我还真仔细地又看了一眼那个新娘子，她快进涧河边的村落了。她那婀娜多姿的背影倒是满漂亮的，一身红缎棉袄，墨绿长裤，有点姿色。 “新娘子蛮漂亮的。”我说。 “你说的是她的衣服吧！”那个“钢铁饭桶”摇摇头，眯起了本来就细细长长的眼睛， “她来了，村里有好戏看喽。” “为什么？” “因为库前村没有她这种角色的。” 哦？我满腹狐疑地看看他，不知该说什么？看来这个我差点把他定义为“孔乙己”的人，根本不是饭桶！ 但是，那个新娘子与我无干，应该也与他无干，干嘛要背后议论别人？况且，我刚听说了这个陈先生在与我争夺教师的职位。于是，我准备回礼堂去排练了。 可是，他却又赶快对我说，“你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人，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他的脸上有点得意，“我知道，马上要恢复大学高考招生了。” 我一下子停住脚步，“陈先生，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是疑疑惑惑。 他很痛快，马上告诉我说，“我在公社还是有点门路的，我准备让我的一儿一女也去报名呢！” “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么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有点兴奋。 他见我一个劲想回去排练，也就悻悻然说，“你有什么消息，也尽快告诉我。” “好！”我一边说着，一边就在示意孩子们快返回舞台。 小年夜，库前的山窝窝热闹呀，这边新娘子刚看过，那边却杀猪宰鸡。肥猪尖利的惨叫声又吸引了孩子们奔进奔出，排练的心思都被搅乱了。 裕文对我已经是第三遍说了，今天晚上到他家去吃饭，两个周老师也会在，周家大院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呢。 于是，我就提前结束了排练，对孩子们说，年初六的上午十点，一定要到齐，在演出前，最后好好再拉一遍。 石队长抽空特地来找我，告诉我年终分红，我可以分得二十八元六角一分。他一五一十地数给我。我在那份单子上按了一个手印，满心欢喜地藏好钱。 因为我确实没有想到，除了每个月提前可支取十元外，还清还了我暑假支用的二十元钱。现在年底分红，竟有这么一笔额外的大奖励。 因为我从来不过问我有几个工分，根本不知道我会有多少钱，都是石队长在帮我打理。不过，现在有一点我是知道了，当老师的钱，还是要比出工的收入多多了。 我呢，完全就是小孩子般的喜悦，把这笔钱看成是以前小时候过年的红包，你想，收到那么大的红包，谁的心里会不高兴？不满足？只是我没有合适的言辞可以表达，我一个劲地对石队长说“谢谢。”石队长被我逗笑了，他说，“这是你教书的钱。” 下午四点，我背上了小书包，里面有一块手帕和手电筒。就去了全村最有实力，也是最热闹的周家大院。 如果云雀山真是一只昂首欲飞的大鸟，那么它的左翼垂下抱圆，护住了库前山窝的一边，周家大院就在它的“羽翼”里。 大院靠着高高的那道山梁，面向东南，地形很有优势。我轻轻地走进那块宝地，一片平整的院落干净整洁，泥地可以那么无尘，我很惊讶，可见这里的女主人有多么的能干。 周家大院的屋子是最规整的，中间一间是大厅，高大的木门油漆成黑色的，有点威势赫赫。别的大院大多是干打垒的墙，木头的架，顶上的瓦片也只是土黄色自己烧制的。只有他们是用专业烧制的砖瓦盖的，外墙还有涂料，黑白色彩，有点徽派古风。 我踏进他们大大的前厅，年味迎面扑来，菜肴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 我先就被门上的对联吸引住了，字写得漂亮，像书法作品。我早就从两个周老师的毛笔字看出来，他们大院里有多少文气了。 我正欣赏“紫气东来……”的两幅对联，研究这墨笔是柳体还是颜体，裕斌老师就迎出来了。大厅摆了六张八仙桌，他让我坐在左面的中间一张桌子，说要等一会，晚上宗书记与周主任也会一起来参加周氏家族的年夜饭。 这个周主任，一听他姓周，就知道他也是他们周家一族的人。不过他没有住在这个大院，而是在对面那片屋群里。也就是刚娶了新娘子的周连长家隔壁。 裕斌老师今天的任务是陪我，在别人都忙得没有喘息的机会时，他悠悠闲闲地坐着与我闲聊。 我告诉他今天很冷，溪水两边的枯枝上挂满了冰凌。他一听，马上就去拿来了一只火笼子。 我也不客气，接过来就烤烤冰冷的手。我已经学会了借助火笼子取暖。小周老师又传授了一条经验，说是晚上你看书时，把脚放在火笼子的铁罩上面，膝盖上盖一床毯子，不一会儿，浑身都会热得出汗。 我看到老俵们的确是那个样，他们喜欢把一大块双层夹单系在腰上，随处都带着，只要坐下来就盖住腿。虽然看上去土不啦叽的，但我明白了，这一定是最好的驱寒办法。 他还告诉我，这屋子本来都是老地主他们一家的，他们几家的祖辈都是老地主的佃户，也住在这大院的后面偏房里。大家都姓周，沾亲带故，老地主其实对他们都还不错的。 所以，后来的一系列运动，老地主也受到了他们的优待，不像别的村子那样，又是斗，又是打，还被赶出家门。直到WG开始，老地主一个人去住牛棚，五十多岁了，被强制劳动。而他的家人，只是换到偏房去住。他一个人受点苦，保护了一大家子人。外村人来造反，也说不出什么来。 我也奇怪，库前的确是个有文化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会让外村人造反造到这里来？就像这次的香坪村小，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硬是带到了我们库前学校。 他说：这就是库前村的复杂，因为各种事情会引起内讧，就有人暗暗到别的村去搬“救兵”，于是，总会有人被…… 正说得起劲，裕斌的父亲老周从里面出来了，他也是个读过一点四书五经的人，他们把这种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人，称为“开过天膜”的人。听说他是懂天意的，因为一般人只是两只眼睛看世界，而这种人会有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可以看到许多别人根本看不到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所以这种人比一般人聪明。 老周就是开了“天膜”的老农，不论做什么农事都行，库前队里所有技术活儿都是他掌舵。 他笑眯眯地过来与我打招呼：“汪老师，稍候片刻，菜已经准备齐整了，等人一到，就开始，你不用客气，多多喝几杯！” “谢谢，”我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地说：“过年来打扰你们了。” “哪儿话，请还难请到呢。我们村的孩子个个喜欢你，真是吃价！” 听了表扬，我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忙谦虚地说：“我也是学习着做，孩子们都很可爱。” 老周也很直接，他说：“库前的老陈一直想做老师，申请了好几次，老俵们都不喜欢他，不给他机会。” “为什么？”我是早已听过这个传说了，现在听到老周很正式地提到这事，我还是有点好奇。 老周继续说：“他是从一个中专学校毕业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胜任。但是，他那股迂腐味——人好像很精明，其实又什么也做不好的秉性，我们的孩子交给他，怎么放心。” 他一转话题，又说起了我，“而你，单纯善良，做人很简单，从不涉足复杂的人事里。可很会把清新的思想带给孩子们，大上海的文明。” 我不知道他指的复杂是什么，简单是什么，但是他的语气和表情很真诚祥和。我又腼腆地笑笑说，“我是初中生，水平有限呢。” “教个小学，不论水平论人品。”他很快接着话就说，“不过，库前的几个知青，他们可不一般呢，……” 他的话只说了半截，裕兵的母亲进来了，火急火撩地要他去干活。她手里提着几盏灯，可以挂在桌子上方。这种悬挂式的油灯，是用白铁皮做的壶，左右伸出来两个壶嘴，里面有两根灯芯。 她一边要裕斌帮忙点火并挂起来，一边招呼我说“老师，马上要上菜了，他们都要来了。” 灯一挂上，已经昏暗下来的大厅又明亮起来，果然，人们都陆续进来了。我站起身，与老俵们嘘寒问暖地打招呼。 突然，门外喧哗，裕斌的父亲老周，从里面跑出来，与几个老周家的头面人物迎出去了。同时，在裕斌母亲的指挥下，好几个妇女手端大木盘，上面放着几大碗的菜，鱼贯而上；来摆桌面。 宗书记与周主任在大家的簇拥下进来了。我跟着别人也站起来欢迎他们。 他们在上桌的主位坐安稳后，菜也上齐了，酒也斟满了。 我只觉得有点恍惚，这效率也太快了。刚才我们三个还在闲侃，一忽儿，满厅堂坐满了人。 山里过节，一桌菜总是八大碗。我数数，他们老周家可是十大碗。香喷喷的，我忍不住想尝尝。 可大家都不动筷，等着两个村里最高级别的人发话。 他们两个却在互相客气着。宗书记总是那样，有一张不太笑也不太板的脸，让人琢磨不透。而那个周主任可是一脸堆笑，不过笑得很不自然，他毕恭毕敬地对宗书记敷衍着。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会凑逢顶头上司的人。 这时，门外又溜进来一个身影，偷偷钻到我们桌旁，有个空位应该是留给他的。原来是裕文，一个小猴精。他身边的人轻轻敲了一下他的头，压着小嗓子说“跑哪去了？”裕文对我笑笑，并不回答，却也压着嗓子告诉我：“这是我哥哥。” 我看着他们哥俩，还真像，我们就互相点点头。这时我开始关注我们这一桌的人员了，除了我，原来清一色都是男的。周欲南老师在隔壁一桌，他发现我在看来看去，就对着我转过来的眼神，点了一下头。 我们下面的小动作还没有做完，就听见宗书记说：“大家举杯，祝贺新春快乐，我们一边吃一边说。” 那个周主任赶紧接茬，“大家干杯！” 于是，欢笑声起，碰杯叮当，筷子切察…… 裕文的哥哥，第一个举杯敬我，“汪老师，我们先干一杯，”， 我赶快起身，也举起不知谁给我的满满一碗米酒，与他碰了一下，“谢谢，我不会喝酒，随意。”我喝了一小口，发现米酒很甜，但还是有点酒劲。 裕文说：“老师喝，喝，米酒不会醉的。他们都是谷酒，很厉害，可以点着火的。” 我对着裕文说：“好，裕文，你也喝米酒吧？” “他们不让我喝，其实我会喝。”刚说完，他的头上又被敲了一筷子，一桌人都笑了。 裕文推着他哥哥说：“我让你买的东西给老师呀！” 裕武赶快放下碗，从衣兜里拿出一个信封给我说：“瞧他急的，这是演出用的化妆品。” 我十分惊喜，对着他们哥俩很感谢地说，“太谢谢了！” 裕文总是在关键时刻想得很周到，也因为哥哥在县城，他是见过世面的。 我放好信封，又从衣袋里掏出刚得到的几元钱，一定要裕武收下。 裕武说：“口红是买的，眉笔与胭脂是从县剧团朋友那儿弄来的。就算三元吧。”我们做着交易，看得同桌几个人都傻呆着，忘了动筷子了。 裕斌赶快说：“大家快趁热吃，不然演讲开始，又吃不成了。” 裕斌给我夹了许多菜，一边介绍：“这红烧豆腐，现做的，非常新鲜可口。这是炒鸡块，我父亲的手艺。这是冬笋炒肉，你们上海人最爱吃的。这是干煎小鱼干，辣椒多一点，不知你吃得惯吗？……”他一连串地报菜名…… 其实我这几天到处做客，每次都是这八大菜，还有几个我也会报：“这是海带肉丝，这是萝卜缨子腌菜炒咸肉，哦，你们用松茸炒了肉。还有……”我看着另外两碗菜，有点不同一般，支吾起来。他们都不做声，看我猜得出来还是猜不出来。 “那是咸肉炒辣椒？”我迟疑着说， 裕文忍不住了，马上告诉我说“老师，是野猪肉。” 哦，原来野猪的肉颜色很深，像咸肉似的。 我赶快挑了一块尝了，有点土腥气，没有家猪那么香。或许是最近吃了太多的肉，什么都没有那么香了吧。 裕文掏出一根像玉雕似的长簪，一头尖尖的，带黑色，逐渐淡成白色。他说这是野猪的刺。我一看就明白了，那是豪猪呀！这一碗是山里人家特有的佳肴。 裕斌说：“再尝尝这是什么？” 我看看有点像鸡肉，夹一块仔细嚼嚼，非常鲜美。这是什么？与鸡肉还是不太一样，好像比鸡肉还好吃。 裕斌说，“这是山里最好吃的山珍野味了，麂子肉。” 他又帮我夹了好几块，“麂子不容易打到的，它跑得极快。在初春晚上，有月亮的时候，你如果静心听听，就会听到山里传来麂子叫。不过，狼和豺狗也喜欢吃麂子，常常是不一会又听到了狼嚎。它们在你死我活的逃命与追杀，麂子跑得飞快，常会逃脱狼的爪牙，所以我们人是很难捉到麂子的。” 突然，调皮的裕文插嘴，打断了裕斌的话，“不是还有石蛙吗？那才是我最喜欢的菜。” 裕武赶快说，“你就是喜欢插嘴！” 不过裕斌并没有理会，他接着这个话茬告诉我说，“那是夏天的美味。石蛙的叫声比青蛙要苍老。夏日的晚上，尤其是大暴雨前，很多老俵会爬到沙窝附近的云溪沟里，用手电照，一束光会定住了石蛙。趁它被强光照得呆头呆脑时，一抓一个准。等天热了，我抓个石蛙请你尝尝。” 我们谈得正开心，领导却开始谈新年工作了。 宗书记一开口，“MZX说：抓革命促生产……”老俵们都安静下来，大厅里就他一个有点被烟酒熏哑的嗓音…… 他总结了库前村去年的成绩与不足，又提出了新年的要求。我总是不喜欢听他那些老调，“弹来弹去”没有新意。 还是老周提出，明年水稻种“农垦五八”的比例可不可以减少一些？ 这个话题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 “农垦五八”是粳米，俗称大米，非常好吃，我们上海人最喜欢，但是老俵们不喜欢，出饭少，一斤米只有一大碗，不够吃。他们喜欢红米，那种米虽然不糯，但是捞掉米汤，再蒸出的饭会比米多一倍。 宗书记的意思，还是要坚持那个比例，这是上级领导的计划。多种这种新品种，一方面可以改良山里红米饭口味，一方面想把一季稻改成双季稻。试种“农垦五八”是第一步。 接着，他们就商谈起来，明年毛竹的统购指标会增加，还有木材，林业局的定量也会增加，回供粮就会多…… 宗书记还关心栏猪数量，山里的猪长不大，他提议可以扩大养猪头数。当然多了也是不行的，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年辛苦也是白养。少了更不行，上交公社的指标会完不成。 再接下来，后面的一句话，他说得很含混，但是大家好像有点触到心境，一下子沉默了。 他说，从二月份起，“老愚公水电站”要启动了，每个大队要出人工也要出资金，需要各个生产队自行想办法解决…… 主宰我们生存大事的老俵们，无止境地交流着生产队的事务……我们听得不耐烦，悄悄地在自己一桌上，开始了我们小百姓的话题……什么初六我们的演出呀，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呀……我还问了，裕文什么时候去县里治疗他的兔唇…… 我突然又悄声问：“妇女们都没有来，她们在哪里？” 裕斌说她们在后面，大厨房里好几桌呢。原来大厅里就我一个女性，可见他们老周家，对我很是重视的呀！不过，我这个女性，也的确不喜欢他们男性社会的大事…… 两个领导小酌一番后，又发了一通言，便起身告辞了，说还要去别的地方慰问，与群众们打成一片。 他们一退席，没有了约束，大家就开心地互相斗酒斗嘴地闹起来。山里的节日气氛也一样的浓厚有趣。 在这次农家宴的尾声时，他们还拿出来许多鞭炮。孩子们最起劲，裕文早已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在鞭炮声声里，我准备回去了。裕斌的母亲和那些妇女们忙出来送我，将一盘盘的南瓜子，番薯片和南瓜干装满了我的书包，还用一个布袋，里面装了许多饧片（有点像年糕片）。 我是满载了老俵们对我的真诚心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门口，我看到了一只热乎乎的火笼子，是石队长特地给我送来的。 晚上，刚从热闹的农家大宴回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守着一座楼，（楼里所有人都回去过年了），冷冷清清，孤孤单单，更觉得寒气逼人。 我赶快用火笼子里的红炭，燃着了小炭炉，烧了热水，早早盥洗好了，就坐在书桌前，想把自己寂寞的心，放进书里去。 “黄鸟情多，常向梦中唤骚客；白云意懒，偏来僻处媚幽人。”我读了几遍还没有读出自己的体会来，却已是浑身冰冷，身边的火笼子只加热了一个裤腿，反而让我更冻得直打颤。 突然，我想起裕斌教的办法，马上用两块小木板，我是在村里正做木匠活的人家那儿捡来的，垫高了椅子，火笼子放在桌子下面，踩好脚，将棉毯盖在腿上。果然，没有多久，周身发热，浑然忘了严寒。 不过，我的脑子里转起了裕斌的父亲；老周的话。他对人的评价，的确很有意思，我是归在简单的人一类，还真没有错，都说库前村不简单，可我看来看去，老俵们一个样，什么复杂性也没有哇？宴席上两个大沅大队的领导，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一个有点优越感，傲慢地说着什么，一个笑得很谄媚，跟得很快，可也没有看出什么复杂。 我是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子太简单，是因为我长着一双迷糊的、不会识人的眼睛，和两只傻耳朵，相同的信念听得进去，不同的话却会被自己屏蔽了。还有那颗心，更愚钝，盘旋来盘旋去，只有那一些自以为清高的东西。该懂的事情都不懂，该了解的一概不知。别人知己知彼，而我稀里糊涂…… 人暖和了就想睡，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停了，小年夜的安静让我更困倦了。我站起身来，一离开了火笼子就打了好几个寒颤。 我突发奇想，把火笼子放在床板的下面，不也可以起到保暖作用吗？我就从那天开始，尝到了火笼子这么利用的好处了。不过，要过一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在床上感到暖意，这与北方的暖炕大概一个道理。 ……我在高高低低的山路小径上，慢慢地走着，前面有一只黄莺在轻轻地唱，有时还落在我的肩上，斜着头看看我；白云从前面涌过来，越来越多，越来越黑，越来越…… 不对，我要赶快逃走，但是，黑云压在了我的身上，越来越重，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挣扎着，可是，压得我更沉了，我好像会窒息…… 这时，我的脑子很清醒，动了一下手，左手可以动，于是，我努力地，慢慢地抽出手来……，猛地一下，我抽出了手，狠命地一把抓过去…… 就在这刹那之间，我透过气来，那沉沉的压力也没有了。 这下我彻底醒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房间里空荡、宁静，昏暗中，依稀可见我的左手举着，紧紧握着拳头…… 第十一章 演出 当我从梦中惊醒时，那只伸出去的拳头还在举着……不过，我的心与夜一样的宁静…… 我收回了冰冷的手，把被子又裹裹紧……但是，我不敢闭眼，怕一睡着，那个什么东西又来了。 我想到了这是传说中的梦魇，怎么用科学来解释？我当时并不知道。 奇怪的是，我却没有害怕，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没有声音地说：山鬼呀，请你不要欺负我，因为我是个外来的客人，我没有对任何人不好…… 为了驱赶阒寂，我还念起了诗词：“明月几时有？‘睡眼’问青天。不知‘地下人间’，今夕是何年？……” 反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梦魇了。 后来，在反迷信的活动中，我把这次的遭遇说给大家听。表面上我还振振有词劝导别人；只要你不迷信，不害怕，那么就会战胜它。不过，在我的内心深处，却觉得那是山鬼的魂。那天夜里，它一定听到了我的诉求，就不再来了。山里人善良，连魂灵也是善良的，更重要的是，它懂得善良。 第二天就是大年夜了，我在石家大院里过节。石队长的儿子承业告诉了我一个喜讯：他的媳妇光桃，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宝宝了。 我高兴得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为了这个还未出生的小宝宝，应该叫我什么，大家讨论了好一会儿。上海人称“嬢嬢”，北方人称“姑妈”，江西人称什么呢？石队长说就与普通话一样吧。 这个新年，怕我孤独，给了我一个盼头，等着那个孩子的出生，来叫我一声“姑”。 除夕夜的鞭炮声响了一宿，我差不多天亮时分——也就是大年初一蒙蒙亮的早晨，才昏昏入睡。 谁知，我还没有眯一会儿，就突然被敲门声，笑闹声吵醒了。 我赶快穿好衣服去开门。门口是一大群孩子们，他们一早就来给我拜年了。 我笑得合不拢嘴，拿出放糖的罐子，还是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来招待他们。然后，我赶快穿戴好，就跟着这一大群孩子们，一家一家去拜年。结果，老俵们送的南瓜子和薯片，多得不知道该怎么存放。 这种开心，真的只有那时候才有，没有心机，没有负担，没有忧愁，什么七歪八想都没有，就会傻傻地张开嘴笑。 小翠拖着我去她家，她的父亲乐呵呵地说：正月十五一过，他就会去老愚公水电站。而那个母亲也少有的笑个不停，还不断地对我说着她的儿子。那时，他们一家看上去，有了融洽的气氛，让我觉得他们家还是有爱的。 晚上，小翠特意夹着她的棉被，来我的房间陪我。我们说了许多悄悄话，一时间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小妹妹。 她摸出一枚豪猪鬃针说：“老师你有吗？” “有，”我马上明白了“这是裕文给你的吧？” “嗯，”她一脸笑容，好像还有一点幸福的朦胧影子。 我记得那天晚上，她还问了一个很私密的问题：为什么女人会有时尿出血来？ 我将初中生理卫生课上学来的知识，描述了一番，并告诉她，我们女知青都叫它“老朋友”。我接着话就问：“你的‘老朋友’来了吗？” 她迷惑地摇摇头，有点担心地说：“我害怕不会来，那怎么办？” 我被她问懵了，想了一下才说：你才十二岁，还没有发育呢！怎么样也要十五岁左右吧？我笑了，她也笑了，我们都挺幼稚的。 我突然明白：这就是简单，只知道123，可有的人，他们早懂得了复杂的45678…… 在大年初三的早上，库前村民里，有一个嫁到罗坊去的女儿，回娘家来了。她给我带来了一封信。原来，罗坊邮局春节放假，对山上不送信了。正好有个邮局职工是她婆家的邻居，听说她会回娘家，就托她带了好几封库前的信来，让我早了几天看到了爸妈的春节问候。 我正将唐代杜甫的《春望》改了一下，写在日记里：“节假十五日，家书抵万金”……因那天我一个人在小楼里，闷头读书，有点孤独感，突然收到了这封“抵万金”的家信，让我喜出望外，赶快拆开信封看了起来。 爸妈他们告诉我，家里都很好，特别是有个大大的喜讯要让我也高兴高兴：我的舅舅，一个空军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从沈阳军区复员回上海后，一直不得志。但是，他现在调到上海市GWH去了。市里成立了只有三个人的“对外联络小组”。这是一个政治的征兆，那时的中国有点曙光微透，看来有意识要准备与世界沟通了。 妈妈向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后，她就被重新启用，回到了膳食科的科室，做了出纳。我听了当然满心欢喜，舅舅给我们沉闷的家，带来了希望和喜悦。 妈妈建议我，努力学好英语，将来一定有用。舅舅是“圣约翰”学校高中毕业，然后再去航空大学的。瞧，这时侯外语派上用场了吧？ 这封信我看了好几遍，比天天吃节日大餐还要开心。 年初六很快到了，我们库前小小宣传队早上十点就集合，彩排了一遍。 下午那顿四点钟的饭，我们都用火笼子烤米饼代替。然后我给孩子们化妆，等待演出的开始。 孩子们很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公开表演，其实我更紧张，一面担心，孩子们的演出会不会出洋相？一面又担心，有没有观众会来？更担心的是，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两个周老师也早早到了，把二胡的音调好，又帮我维持化妆的秩序。 孩子们激动不已，个个都变得漂亮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个不停。 傍晚五点，大礼堂里几十张长凳上，陆续有人来坐着了。曾队长来挂灯壶，都是三个壶嘴的，一连挂了三盏，照得舞台上亮晃晃的。 我们都退进了两边的耳房，而舞台中央摆好了大鼓。曾队长对我笑着说：“今天就看你们的表演啦！” 在我们的紧张等待中，宗书记与余校长终于都到场了，观众们也已经坐满，人声、嗑瓜子声、搬动椅子声，在黑黝黝的大堂里回响。 宗书记的老调又“弹”了一遍，不过多了几句：库前小学成立了红领巾宣传队，为党的建设事业做好宣传工作，云云。余校长也说，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他们虽然只用了半个小时，可观众们有点不耐烦了，嗡嗡的嘈杂声，差不多要盖过了他们发言的声音。 终于，我们的报幕员上台了，道菊与争胜，他们很不错的普通话，在大堂里回响：“库前小学红领巾宣传队，庆新年文艺演出现在开始。请听：新春锣鼓敲响了……” 那个“老师躲”争胜，过去一看到老师就红着脸、低着头，不作声的人，今天，他脆亮的声音在礼堂里回响。我为他的出色表现，激动得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记得我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为了培养我，特地让我参加了朗诵队，我在表演中有一句单独的话，“脚手架一直长到天上”。可我第一次在班里演习的时候，大家都说听不到我的声音。 老师坚决地说，让她试试。 于是，我就在家附近的小树林里，反反复复地大声朗诵，反反复复地练。 我们正式演出是在大舞台上，但是，所有人都听到了我的声音。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坚持让我试试的周美容老师。 裕文他们五个小男生跑步上场了……在中间的裕文用鼓槌点了三下鼓边，大锣与钵子一起响应，接着裕文就敲起了鼓点。 那鼓点节奏变化很多，加上小锣与钹的配合，犹如龙在舞，狮在跳，一下子全场安静，所有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他们用清脆的男孩童声，高声念出了锣鼓词：“迎新年，鼓声震天，……” 等他们一结束，转身奔回耳房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们开场的第一个节目打响了。 第二个节目是女生六个，随着二胡的伴奏声，走圆场步上场了……甜美的女童声响起来了，同时，她们优美的身姿和着歌声也舞动起来……：“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如果说刚才的锣鼓词是春雨春雷滚滚而过，那么她们就是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不过，当“花儿们”笑盈盈地走回耳房后，场下却依然安静……我忍不住探头看了看，怎么回事？...... 可还没等我看清楚，就听见暴风雨一般的掌声，突然响起……原来观众们看得太入神了，在热情的掌声里，他们还夹带着喊“再来一个！” 我们都亢奋起来，一个节目比一个节目更出彩了。到了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观众们干脆就随着胡琴与伴唱歌声，拍着巴掌来打节奏了。小演员们的脚在台上蹬得“咚咚”响，那热闹呀，真把千年山乡的宁静给搅翻了天…… 接下来，《白毛女》中的“喜儿”出场了。小翠梳了一条大辫子，翠绿的裤子，红夹袄，漂亮得十分耀眼，让人舍不得眨眼。 她一上场就轻盈地跳起来，我也放开了歌喉，“北风那个吹……”，大厅里安静得只有二胡与我的歌声，所有人的眼睛都随着她转，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忘掉了这是在高山峻岭里的土舞台上…… 争胜戴着裕文做的胡子，我还给他补画了几条皱纹，头上一顶旧帽子，两个帽耳，耷拉一个下来，还真有七分像杨白劳。 两个周老师，边拉二胡边帮唱，他们不同的嗓音唱着“人家的闺女……”，也没有破坏演出。大家都被孩子们的演出深深吸引住了。他们不断鼓掌，竟然不让他们下台，一定要争胜与小翠再扎了一次红头绳，我们的演出才进入了最后一个节目，大合唱《我的祖国》与《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们的报幕员说：“演出到此结束”...... 可没有人愿意离开，依然在鼓掌。我出来看了一下礼堂，观众已经将礼堂塞满了，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呀。 宗书记跑过来，特地与我握了一下手，连声说：“祝贺你们，演出太成功了。”并对跟上来的余校长说：“你们正月十五去大队部也演一场。” 我们都兴奋无比，一个劲地说“好！” 我还四处与人打招呼，好像成了那时山沟里的“小明星”似的。 库前的“钢铁饭桶”老陈也特地跑过来说：“不错，不错，这比‘之乎者也’更精彩！” 裕兵的父亲老周说：“汪老师，你把上海的味道排进节目里了，在这里还没有过这么好看的节目呢！” 我乐得合不拢嘴，已经没有了上海人“味道”的我，却把“味道”放到节目里去了。 我们的小演员们都被自己的家长和亲友们围着，或许是兴奋，也或许是被称赞了，一个个都是满面的红光。争胜又回到了那个会害羞的大孩子模样，与妹妹金娥，还有他们有点病怏怏的父母在一起。他们所有的笑都是一个样的灿烂。 只有一个人，她一直跟着我，没有家长来的小翠，她把我当成了家长，我走到哪，她也走到哪。我用手帕想帮她擦一下脸，她不愿意擦，说：“老师，我想就这么一直留着。”我理解地点点头，她抿了一下嘴，开心地把头，紧紧地倚在我的肩上。 曾队长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她是隔壁东溪大队完小的小彭老师，瘦瘦小小的个子，却拖着一条大辫子。她说明天会来邀请我去他们学校，谈谈两个学校合作演出的事。 我被很多人围着说这说那，来不及与她细谈，连连点头说可以。 有一个村民拉住我说，“你懂音乐，我送你一样东西。”我看到那是一本线装的旧书，上面是几个毛笔字“工尺谱”。我放进书包，虽然谢谢他了，可他是谁，没有记住。 这本曲谱其实是个宝贝，老古董，我硬是没看懂里面的工尺记法。虽然收藏了很久，可一直没有好好地研究过。十多年后，我调回上海时给弄丢了。等我知道这是古时候一种记谱的方法时，只有抚膺长叹了。 那天还收到一份礼物，一本康熙年间出版的康熙词典。这本词典我一直收藏至今。 这场文艺演出，让我们库前小学还有我，一个初出茅庐的‘编导’，瞬间名声大噪了。当然这个所谓的“名声”，主要作用就是，在仰山地区的许多生产队，纷纷来邀请我们去演出。 东溪的小彭老师，带着她学校排练的几个节目，与我们一起，到处巡游演出，还一直演到公社去了，竟然也获得了好评。 就在我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当成“山乡小明星”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将我的“明星”兴奋扑灭了…… 第十二章 心有灵犀 刚过十五元宵节，那天一早，沙窝老俵就挑下来两副铺板。他们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特地来给我的。我一看，那杉木铺板绝对好，一副三寸厚，二尺宽，一副一寸厚，三尺宽，都是整板，上面平整光滑，没有什么结疤，就是在山窝里也罕见。 我激动地不断感谢他们，而且，他们还只收了我十元一副。我口袋里正好有年终分红，毫不犹豫，二十元整数拿出来就给了他们。 我尝试着想将它们搬上楼，有点费力。周围好几个人在看着，眼光里全是羡慕。我高兴地对他们说，“这是山里的稀罕物，如果运到上海，那还不把人都给妒忌死了。” 那个彭嫂过来，看我搬不动，就热心地说：“放在你先前住的屋子里，不更好。”我想也没想，就高兴地说好，一口气将四块铺板挪进了那间小房间。门扣还在，搭上锁住，我松了一口气。 我高兴地回自己的房里，马上提笔写信，准备将这么开心的事告诉父母。 我还算了一下余钱，剩下的钱够买一斤煤油，两节电池，怎么样也可以撑到下个月支钱的时候。于是，就又忙着去小卖部。 小卖部的门还没有打开，我拍了拍门板，嘀咕道：“怎么今天这么晚还没有开门？” “换人啦！”我回头一看，又是“钢铁饭桶”老陈，“我知道她有本事吧，那个新娘子当小卖部的营业员了。” “哦？”我听了，虽颇觉意外，却并不在意。可我急着想买好东西，要去东溪小学，“那她怎么还不开门？” 老陈阴阳怪气地说，“我也等了好久了。耐心等吧！” 这时候，却见宗书记急冲冲地进来，看见我就说：“汪老师，你们的演出得到公社的奖励，一台收音机。我已经发给余校长了。” “太好了，”我高兴极了，“谢谢宗书记。” 一等宗书记上楼，老陈就说，“你没有报名考大学？就要了这么一个小礼物？”他的眼神里对我的小儿见识，非常的不以为然。 经他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就赶快上楼，追着宗书记去说报名上学的事。 楼上是库前队部，也有一间宗书记个人的房间。我上楼看到了那个新娘子在抹队部的桌子。宗书记对她说，“你下去小卖部，好几个人在等着买东西呢。”她一扭身就下楼去了，习惯性地对我回头白了一眼。 我对宗书记说了我的愿望，宗书记沉思片刻，说：“库前小学非常需要你，在这里教书也有前途，干嘛一定要去读大学呢。” 我就赶快搬出我的理由，我知识肤浅，只知道123，我特别想知道45678…… 他笑了，“好吧，我也将你报上去。” 我开心地飞身下楼，小卖部已经排起队来。老陈提着他的酱油、煤油瓶瓶罐罐在等着我，我对他说，“我也报名了。”他默默点点头就走了，并没有什么赞同的表示。 我好不容易排到了，那个新娘子也不客气，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似的，我买东西时就看了她几回白眼了。 管她呢，我心里开心得很，两副铺板，还有大学梦…… 我到了东溪，小彭老师已经在公路口等我了。她兴冲冲地领我从田埂小路走，一会儿就到了东溪小学。 他们的完小比我们库前要好多了，一整座大院都是学校的，所以每个年级有分开的教室。天井一过，是一个可以排练的空地。小朋友们自己在那儿唱着跳着。 小彭老师要我帮助她们纠正一些动作。因我们已经一起演出过好几次了，孩子们也对我很熟悉，再则我心情愉快，也就不客气，这儿提个建议，那儿重新调整，排练得很起劲。 很快，下午三点了，从办公室走出二个男老师，他们过来问我们：“两位‘舞蹈家’要不要一起吃饭？” 这把我着实吓了一跳，原来办公室里有人？刚才我还有点自我膨胀的表现，让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几分局促，看看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彭老师马上介绍，那个矮一点的是小范老师，南昌人，瘦瘦高高的是上海人，林老师。 我立马清醒过来，与他们打招呼。他们热情地说，一起吃饭吧，很高兴认识你。你已是墙里吹喇叭，名声早已在外了。 我最近听好话听惯了，很顺耳，也高兴地与他们谈笑起来。 我们四个人一起下厨，点火刷锅，炒了一碗萝卜和辣椒炒肉，还有一大碗海带肉丝汤，煮了一锅饭。有能干的小彭老师，和小范老师，我们两个上海人就只需要管着炉火。 我们一边烧饭菜，一边相互了解起来。南昌人小范老师比我小一岁，六八届初中生，已经在东溪小学当了三年老师，基本没有下过田，上过山。他非常风趣，说他自己不知道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来教育贫下中农的孩子的。他教的是三年级与四年级的数学。 林老师是上海重点中学六七届高中生，刚调他来学校，上六年级与初一学生的数学。 他在我们中间，可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会儿谈到了爱因斯坦，一会儿又聊《资本论》。还时不时地议论苏俄，《静静的顿河》，《安娜 .卡列尼娜》等。 我只会《灰姑娘》与《白雪公主》，张不了口，默默地听着。不过，说起了高尔基，我才有了机会插几句嘴，因为我的书箱里有他的散文与短篇集，《童年》、还有《我的大学》。 我还是第一次吃着与朋友们一起折腾出来的一桌饭菜，觉得特别可口。更觉得可心的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觉已经晚上七点了。 夜色墨黑，那天连星光都惨淡，我不敢一个人走山路，冬天的晚上，有豺狼出没。他们建议干脆一起去宿舍，打一夜的牌，让我明天一早回去。 他们的宿舍就在学校旁边，也是一座很大的院落。中间天井的两边都是房间。还是双层的，一边空关着，没有人住；这一边是小范老师住在底层，林老师住在楼上。我们就在小范老师的房间里摆下了阵势。 我们打的是双牌八十分。用摸牌来定朋友，我与林老师一组。小范老师大笑，好吧，老天爷要我们江西人大战上海人。他们两个男老师势匀力敌，我与小彭老师要拼一拼。 林老师见我有点弱，常不知道出什么牌，一着急就说起了英语“Can you understand me if I speak English？”（如果我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我马上回应，“yes，yes，”于是，他就用英语指导我怎么出牌，当然第一轮我们上海队大获全胜。 小范老师说，这是作弊，应该禁声。于是，我们就只好互相看来看去，他眉目传信，我接得很快；我眼角嘴唇微微一动，他就心领神会。第二轮又是我们得胜。 小范老师无奈了，“你们心有灵犀呀！”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建议再换个玩法，轮换朋友。于是，只要我与小彭老师一组，很快就输，可我与小范老师一组时，任凭他怎么挤眉弄眼，我总是出错。一遇到林老师，我就转危为安。一个通宵的游戏，我们居然毫无困意，四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然而，第二天我回到库前，就遇到了让我胸闷难受的事情。 虽然石队长知道我去了东溪小彭老师那儿，而我一夜未归，他担心得厉害，还是数落了我好几句。 吃好十点钟的饭，我回到学校。只见我那间小屋子，门窗敞开，铺板不见了！ 我大惊失色，脑子一时空白，但又热血飞涨，急急地问走到我身边的彭嫂，这是怎么回事？她好像很平静，一句就回过来，“我哪知道！”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铺板还有人会偷。我连忙去队部，要求报警。 队部周主任在，他又是一脸堆笑。听了我的陈述，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就与我一起来到了学校，说是去看看现场。现场已经有好几个人在了，彭嫂的男人也出来了。 他与周主任目光相接，我觉得他们也与我们打牌一样，你来我往，眉眼里有话，可我不会解读。 彭嫂对他们说，晚上是听到声音，但是他们没有起来看，结果是有人偷了铺板。 我对着她恨恨地盯了一眼，她这种谎撒得多蹩脚！学校只要放学了，她就马上会关门。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听之任之。还有贼会从高高的天井上飞进来吗？就算盗贼会飞，那几块铺板哪是容易被带走的？我就是认为，铺板一定还在这个祠堂里，希望周主任派人搜查一下。 这个周主任依然一脸的笑，对我不急不慢地说：“看来这是个无头案。” “那我去公社报警。”我急得团团转， 他却更不急了，“公社的警察？他们最终还是需要我来办案。” “那怎么办？”我看着他那个讨厌的笑，这时让我觉得，里面掺和的都是狡猾， “不急，我会替你查的。”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下子傻了，就如一盆冷水泼下来，把我所有的兴奋都泼灭了。我木木地走回房间，将桌子上还没有寄出的信一把撕了，倒头躺在床上。 虽然我前一个晚上没睡，可现在还是睡不着。一肚子的委屈。一年才发了二十几元钱，还没有捂热，这么快就消失了。那铺板可是沙窝老俵的心意，那么优质的木材，不会再有了。我越想越难过，整个肚肠犹如搅纱似的，折腾来折腾去…… 我突然想起了上海的发小，恩兰的爸爸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个人一直喜欢一种昂贵的呢帽。他拼命赚钱存钱一年多，才买到了。 他带着帽子去旅行，人人都说他戴着帽子特别帅，他别提多高兴了。 谁知，就在他抬头看外面时，火车加速了，迎面一阵大风，掀掉了他的帽子，只见帽子转了一圈就不见了，火车以更快速度飞驰而去……他只呆了一会，很快就又与人有说有笑的了。 他的朋友很惊奇，这么贵的东西，刚买来第一天戴，就飞走了，为什么他还会如此轻松地说说笑笑？他说：没有必要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去伤心，我已经享受过了，那就足够了。 我第一次听这故事时就很感动，认为我也可以做得到。现在，我能做到吗？ 当然，我做不到！ 因为我很不甘心，明明我看懂了彭嫂他们是第一嫌疑人，这么明白透彻，竟然周主任还护着他们。如果我的铺板，的确在我面前被风吹走了，我也就不再去想它。可这明明就是被偷走的，周主任居然还装傻充愣。这时候，我才体会到了，是有那么个“复杂”关系，在欺负我这个“简单”的笨蛋呢。 我怎么办？“警察”与小偷在一个战壕里。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那么无助，还万般无奈。胡思乱想让我的头又开始发晕，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先打个盹，再去问问石队长吧。 我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床上迷糊起来。 吃晚饭时，我告诉了石队长，他不断地抽着旱烟管，却不知道该怎样为我解决问题。我想，那里面一定是有个难解的东西，让他也很为难吧？ 我的肚子里，开始做二种情况的考虑了：如果放弃会怎样？如果死硬追下去会怎样？ 石队长几次动了动嘴唇，但是都没有说出话来。最后，他脸上还是挂着平常那个淡淡的笑，对我说，“小汪，你随我来。” 我有点懵懂地跟着他走。 他的房间里原来还有一间屋子，我可从来就不知道。他推门让我进去，里面有好几副铺板，还有一个新打的橱柜，屋子的一角放着几口缸，里面是谷子。这是他家的所有家底呢。 石队长指着铺板说，“你喜欢吗？挑两副吧。” 我呆住了，原来他想用这个方法来抚平我的伤口。 一股暖流冲进了我这二天来一直冰冷的心，刹那间，我眼里涌出了委屈的泪水，哽咽着说，“不，我不要，这是你的。” 他又憨厚地笑了，“我的铺板一般般，……” “不是的”我赶快打断他的话，“我无所谓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我努力工作，真心待人，竟还是会有人来算计我……” 还记得那个彭嫂，就在她生养她的第八个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半罐子麦乳精，可她…… “傻孩子呀，”石队长仁慈而又意味深长地说，“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不去惹它，我们还是做好自己。”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 石队长用他宽广的胸怀，慈父般的的爱护，让我一下子把心里的块垒放下了。我觉得自己又捡回了原来的自己，还是那个傻傻的我。 那天，我怎样也没有要石队长的铺板，他也没有勉强。（可是，好几年后，我已经去高安师范了，再来山里采购做家具的木材时，石队长还是送了我两副铺板。石队长呀石队长，他一句漂亮的话也不会说，可他对我的父爱，却真的是很厚重的呀！） 我已经把铺板当成了“呢帽”，只不过不是风吹跑了，而是被一个不明的“漩涡”吸走了。不管怎么样，我郁闷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地晴朗起来。 在我耳边来唠叨的人好几拨，面对他们的同情也好，嘲笑也罢 我第一天是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笑，第二天是含蓄豁达地笑笑，第三天，我已经又回到了平常心，好像早已忘了这回事一样，与孩子们一起排练节目时，又可以开怀大笑了。 我与小彭老师依然紧密合作，三天两头在一起排练。于是，也与林老师，小范老师接触多起来。 想不到，那天我们是一起接到通知，去参加公社布置的高考第一关，口头面试。 我们一群报名高考的，也有二三十人，“钢铁饭桶”老陈的儿女也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圆圈，考官是南昌下放干部，他手里拿着考题与我们坐在一起。 考我的题目是“二十四个节气”。还好，我背过，思路也对：“四个立，两个分，两个至，冬季容易背，主要是春夏秋三季有几个必须背的……” 几天后，我还在等着高考的消息，依然沉浸在自以为得意的考试中。 谁知道，宗书记来告诉我说，一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这次队里已经决定，让上海知青汪剑玉去参加高考。因为他是六六届高中生，明年就年龄超过，没有机会了。 虽然我很懊恼，但也觉得队里的理由很正确。我又马上将这个没有报上高考的遗憾，当作第二顶“呢帽”，一阵风吹走了。 反正我也与孩子们有了深厚的友情，加上我很多教学计划和排练计划也还在进行中，明年再说吧。 小彭老师倒是很“劈妥”（江西话：简单直接）：“汪老师，你就留在这里吧，民办老师可以转正的。再说，不是还有‘心有灵犀’吗？”我一把按住她的嘴，“可别乱说哦。”不过，心里也确有一丝波澜在起伏…… 晚上，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小翠自从她父亲走后，又搬回家去了。）想做一些《三角函数》的难题，因为我有了老师了，林老师的出现成了我心中新的兴奋点。 然而那天晚上，煤油灯出问题了。 明明灯肚子里满满的煤油，可灯火像绿豆般大小，没有了照明能力，还不时冒水气。我看看煤油瓶里还有一些油，仔细观察，发现这油是有点像水似的，我马上打开瓶盖闻闻，真没有那煤油冲鼻子的气味。 有人在煤油里掺水了？我开始愤怒，应该是那个新娘子！一定是她捣鬼！ 第二天，我先下楼，问问已经回来的诊所的医师们，她们的煤油怎么样？她们用纸沾了瓶底的东西，点火一试，果然，没有燃着。我就气愤地冲去小卖部，讨个说法去了。 小卖部前面，果然有好几个人在与新娘子“叫板”，要她说明白怎么回事？她说是进货就这样的。但是，没有人信她，都在骂骂咧咧闹着要她赔。我见这阵势，反正也插不上嘴，就站在旁边，做起了“壁上观”。 谁知，又碰上老陈来了。这次他告诉我的是，他的儿子已经通过门路去“老愚公”水电站工作了，不是民工，是正式职工。他颇有几分得意：高考与招工一样，不就是为了跳出这个吃不饱饭的地方？ 我敷衍了他几句，反正与他话不投机。 他也是提个煤油瓶子来索赔的，问我有没有换到？ 这时，宗书记与周主任同时来了，说的确是进货问题，现在已经新进货了一缸，大家可以换油。小风波马上安歇。于是，我也换了一小瓶。 过了几天，我接到小彭老师的消息，她是托学生带过来的口信，说是小范老师已经收到了大学通知书，邀请我去，一起开个告别宴会。 我一路想，说是告别宴会，也只有腌萝卜，辣椒末子吧？主要是去送送他。到了才知道，他预备了一大锅的鸡汤，还真香呀！他买了一瓶四特酒，与林老师干杯，不一会儿就有点醉意了。 他拿出一本书，问我要看吗？我一看书的封面全包起来的，翻开来，封面上两个字《诱拐》。这是禁书，他特意留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就要回南昌了。 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说好，“这《“秀”拐》我没有看过。”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读半边呀？这字读诱-拐-。”他那个拿腔作调的样子，让我脸红心跳。我犯了一个错误，又被人当场捉住，那种难以为情确是不好过，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憋了半天没有说话。他趁着醉意又教训我说：“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千万不能读别字，那个读半边的习惯要不得。不认识就问，就查字典，直到学会。” 我不断点头，羞愧难当。不过，这个“诱拐”和小范老师，我从此再也忘不了了。 小范老师走了。林老师对我说，他的父亲是江西省政府的，当然，有门路读大学。唉，又是门路。 不多时，开学了，我们又忙忙碌碌起来。不觉已有一个月光景，我没有去东溪了。 这天，余校长带了汪剑玉进办公室，说他来库前小学教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我很诧异，他不是参加了高考吗？ 他很无奈也很懊丧地告诉我说：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这次考试又只看成份不看分数了。 接着，库前知青也有几个回来了，可女生只有姚洪一个人回来。 她来看我，说是我接待过她的同学，她们特地托她，捎带个感谢的口信给我。 我表示她的同学也给了我许多有意义的思想。 她说起了那个非常漂亮，长得有点像西洋人的女同学，我记得，她还与我睡在一个被窝里。 她问我：“你看出来她有什么异样吗？”我眨巴眼睛，想不出来，迟疑地说：“好像别人都说她胖了。” 她就呵呵地笑出了声，说我是个木讷之人，那时她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天哪，身怀八甲，真是看不出来。 “不过，”她又说了，“也不能怪你，谁也没有看出来，就连她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在过年前二天，她肚子痛，要生了，她母亲才惊慌失措地为她准备，又不敢去医院，在家里生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像她，非常漂亮呢。” “那怎么办？孩子的父亲是谁？” “说是他们一起的男同学。可是，她与母亲找到那个男同学家里，他死不承认。因为男家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女家除了漂亮，什么也没有。” “那她怎么办？”我为那个只交往了一夜的朋友着急起来。 “男家后来愿意拿出两千块钱的营养费，就再也不理她了。她也有意思，将男婴儿卖给了别人，又得了两千元。现在她有了这笔钱，不会再来插队了。” “哦，”我听了心情颇为沉重，知青居然还有这种出路。 我们都好久没有出声，她过了一会才又开口，“米咪也不会再来了。” “不来可以吗？”我很迷惑。 “她们都在走门路搞病退呢。” “那你怎么来了？” “是被这里催得来的。一时没有门路，不然我也不想来。” 唉，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也是门路。 我特地在一个周日，去东溪小学，看望小彭老师和林老师。 他们两个都很高兴，张罗着要做中饭请我一起吃。 这时，又来了一个上海女知青，一看就知道她刚从上海回来，皮肤白皙，头发烫卷，戴一副玳瑁眼镜，与我已经带了三分乡土气的人，不是一个类别了。她笑吟吟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林老师一直在提起你。” 我看着她有点不知所措，心中已经有点莫名其妙的隐隐不安了，她是谁？ 林老师赶快给我介绍，“这位是孙老师，与你一样叫建华。”他好像为了调和一下气氛，开玩笑似地说，“怎么世上还有那么多的华。” 那个孙老师立马说，“当然多，就不知是谁会看花了眼。” 林老师很无奈地耸耸肩，对我笑着摇摇头，就撇下我们逃走了。 小彭老师赶快说，我有点事要回家。你们烧饭哦。也逃走了。 留着我的尴尬，和孙老师的跋扈。 不过，很快，孙老师就转圜了气氛，对我客气地说，“你留心灶火，我来切个萝卜，炖个排骨汤，再炒个蔬菜，我们吃中饭也就够了。” 其实我也想逃走，可是出于礼貌，不好都走了呀，再则，我是想看看这个孙老师，到底有什么能耐。 孙老师张罗着，她那麻利的动作已经告诉了我，她是个居家生活的好女人。 她一边还对我介绍起她自己来。她的确回上海过了半年才又回来的。为了能到东溪小学来，走了很多门路，目的就是一个，她为了林老师来的。 “林老师是个书呆子，”她说，“什么家事也不懂，我到了这里，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拆洗被子和冬衣。他说你有才华，那能当饭吃吗？” 她的这番话也太直接太露骨了，我不知道怎样来回应她，一直默默听着，心里七个扭八个结，越结越紧，越绕越深…… 那餐饭也不知道是怎么吃完的，就听她在说着林老师，那语态神情已经就像是林太太了。林老师敷衍着她，也顾着我，很是尴尬，两头不及。 于是，我赶快告别，也不想再去了。 想不到第二天，林老师就来库前了。 我们依然像过去的二个月那样，谈天说地，欢声笑语。我的三角函数作业，他当场批改，给我细讲了一遍。我告诉他，三天后要搬家，这个小房间换到那个大房间。他还兴致勃勃地说，一定来帮我搬东西。我甚至觉得，他的天平秤还是倒向了精神上的需求。 三天后一大早，石队长就来了，他带来了二个人，一会儿功夫就帮我搬好了家。下午三点半放学，不排练节目，我回房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在等着林老师。 可是，他人是来了，脸上却挂满了疑惑与不高兴。我还是想对他说说，刚参加的“老愚公水电站”建设的讲座，可他见我已经搬好家了，就非常冷淡地说他有事，要回去了。 不过，走到门口又犹豫了一下，像下定了决心一样，一字一字地蹦出来：“以后我不会再来了。” 然后就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坚决。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不见了，这下，他是从我们还是淡淡的情感里，彻底地走出去了。 我呆坐在床上，脑子里一团乱麻，直到天都全黑了，也没有动弹。 石队长见我没有来吃饭，用大茶缸装了饭菜给我送来，我还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对石队长胡说了些什么。他以为我整理东西累了，要我吃了饭早点休息。 我机械地吃饭，机械地下楼去装热水瓶。 在走道里，碰到了姚洪。她说：“你搬家，林老师来了。” 我看看她那一脸的讥讽，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她笑了，笑得那么隐晦，“我问了他？他好像很是慌乱。” “什么？”我突然惊醒了似的，“你与他说了什么？” 她见我如此激动，便收住几分说，“没有说什么呀，就是问他来，是不是帮你搬家。” 我心里一下子觉得有点明白了，她那讥讽的神态告诉我，林老师那么敏感的人，一定误读了她的话和她的神情。他必定就此误解了我。我虽然不懂这里有什么会误解的，但是，我从此对那个姚洪又有了芥蒂。于是，我转身就走。 以后几天，我等着东溪的动静，没有，就是没有。 好不容易，小彭老师来了，她告诉我，林老师与孙老师成了公开的男女朋友了。她自己也说了人家，不久就会出嫁。我们的合作那么快的来了，又这么快的结束了。同时，我的心也被狠狠地受了一次伤害。 奇怪的是，虽然心里难过，可是我没有眼泪。好像因为没有走得太近，也就没有离别的痛苦。 我只是在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段回忆：我的三个美梦，都破碎了，没有了。二副铺板不翼而飞，大学连报名也没有报上，现在心里的“灵犀”也没有了…… 人可以有梦想，但是梦想却如肥皂泡沫一样，尽管每个泡泡都闪着七彩的光……然而，终究是要破碎的…… 我最后很客观，也很仔细地考虑了许多，林老师的选择应该是对的，一个是朝夕相处，衣食依赖；一个是隔墙小草，不成风景。 只是我一直在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是，那是一句怎么样厉害的话，犹如利剑，一刀断灵犀呀！ 接着，学校里又出了事…… 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 开学后一个月，余校长才记得将收音机带来学校。 这台无线电收音机一本书那么大，需要两节大电池。 看到它，我就想起我的弟弟，他自己组装的，摊了一桌子零件的矿石收音机，如果他也用个漂亮的小盒子，把零件收拢一起，他的矿石收音机也一样的稀罕。 余校长旋转了开关，果然发出了声音，音质不怎么样，总有嘶嘶的电流声，不过很响亮。 我们几个老师像看稀罕物似地，围在余校长的办公桌前，一会儿要求拨到中央台，一会拨江西台，还有戏剧台…… 直到上课，我们才各自站到教室的讲台边。正好没有课的小周老师，裕斌，依然在拨来拨去的，仔细研究着…… 等我们下课回到办公室时，聪明的小周老师，果然发现了新功能。他在收音机的背面，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左右拨动开关，一拨到短波上，就会有外语的播送。 看到我们下课进来，他兴奋得又说又示范。我们老师，再加上学生，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挤作一堆…… 余校长不是很高兴，他突然严肃地说，“这是什么台？” 汪剑玉到底是高中生，懂得多，马上就回答：“这是短波，有MGZY，还有英国BBC广播电台。” “那就不能听，那是敌台。”他语气非常紧张，就好像如临大敌似的。 谁知裕斌一心在那个新发现上，竟然没有听出这里面的严重性，还在高兴地说，“这收音机很不错，有三个波长。”说着还想去拿收音机。 余校长一把夺过收音机就锁进了抽屉里。 裕斌意犹未尽，勉强走开。 别以为这事就此结束了，后面的情况有点复杂起来。我们几个刚冒出青葱小芽儿的傻瓜们，根本想不到这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下个周一，裕斌，也就是小周老师没有来上课。余校长让我代他上三四五年级的数学课。我问他；“裕斌怎么了？”余校长说他去库前村参加劳动了，他不适合当老师。 我有点莫名其妙，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迷惑，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上午都在教室上课，小周老师不来，他的课就压在我身上了…… 孩子们很有意思的，有两个周老师，他们就叫大周老师与小周老师。而现在学校又来了一个汪老师，他们就叫男汪老师，女汪老师，居然分得很清楚。他们还告诉我说：喜欢有两个周老师，两个汪老师。 我站在那个一摇三摆的破课桌前——也就是我们老师的讲台前，不知所措地面对孩子的疑惑， “为什么小周老师不能来给我们上课？”， “偷听敌台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非常为难，要知道，我自己也有一连串的问题：是谁告的密，余校长？但是他没有决定权。是谁不准裕斌来上课的？……我极力搜肠刮肚，还是想不出合适的答案。 说当老师有多不容易，并不是那几本教科书有多少难，而是学生们随时随处、会有现实问题要你即刻回答，那才是考验一个老师真才实学的时候。 现在，我又一次，回答不了孩子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也不知道，由谁先来解开我心中的谜团。那些小题大做的人，理直气壮地开除人，而我倒是面对孩子们的不满，觉得理屈词穷。 小翠第一个发出困惑的声音，“那天一大群人围在那儿听，怎么是偷听？” 马上好几个人又问：“敌台？那是啥？” 我只好故伎重演，不懂装懂，尽自己的努力来解释：“我们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而美帝国主义的电台，他们与我们有不一样的思想，他们反对我们，与我们对着干，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电台就是敌台。” “哦，我明白了”，承生又开始调皮，“我们吃饭，他们拉屎；我们说话，他们放屁。”一教室的孩子们都笑得稀里哗啦。 小翠说：“老师，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我们会斗地主，而在他们美国，是地主斗我们。” 我不好说对，也很难说错，因为以那个年代的认知，只有一个论调：“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勉强回答：“你说得有点像，或许应该说是他们国家的富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穷人，也就是剥削无产阶级。” 但是，爱思考的裕文说话了，“不是说要知己知彼吗？我们不可以听他们说什么，而他们会听我们说什么，那我们还能战胜他们吗？”是呀，大家又都议论纷纷起来。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幼稚但又好奇的孩子们，因为我也一样的幼稚，只好再次胡扯几句：“我们有专门的人去收听的，反正我们听不懂，也就不要听。” 我轻描淡写的这些解释，根本没有说服孩子们，然而，却等来了一个戴着大盖帽，一身制服的警察。 那个警察在周主任的陪同下，来调查“库前学校偷听敌台的恶性事件”。因为收音机是奖励给小宣传队的，第一个接受问讯的就是我。 那个警察很严肃地关照我说：要老老实实将来龙去脉说清楚，不然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惊得心里一哆嗦，同时还感到非常寒心，有点不服气地说：“这么一点小事就要抓人？”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 周主任坐在那儿静静地等我怎么回答，可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让我很烦心。我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警察管不管偷东西的事？……” 还没有等我说完，周主任连忙打断我说，“不要东拉西扯！” 但是，我看到他的脸上，分明肌肉抽筋，有几分慌张和尴尬。 好吧，我请警察挪一下身体，他坐在了余校长的办公桌旁。还好抽屉钥匙插在上面，我说，“请你打开抽屉，那个收音机在里面。” 趁他取收音机的同时，我解释说，“这收音机奖给我们宣传队后，一直是余校长保管。” 那个警察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 我指着那个小小的拨动键，接着说，“那天，就是这个开关拨动后，播出了外语的广播。你试试。” 在我的鼓动下，警察与周主任也都忍不住好奇心，真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收音机，拨动了那个开关。马上传出了一连串的英语播送。 我说，当时还有一群人围着，就是听到了这么个声音。 警察关掉了收音机后，有点不耐烦地对周主任说：“谁报的案？”，没有等周主任回答，就对我说：“确证吗？你可以签字做保证吗？那个周裕斌没有偷听敌台？” “可以，”我毫不犹豫地应下来，“这是事实。” 周主任看着听着，脸上没有了那种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种狡猾，这是我曾经看见过的眼神……我估计他一直在怕我提铺板被盗事件吧？所以他要警察快点拿出一叠纸，翻到一页上，要我签字。 我一看是证人证言，于是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没有偷听之实。”就签字并盖了手印。 隔一天，我碰到小周老师的父亲——老周，他眼里闪着泪光，特别怕人听见似的，轻声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是周氏家族里，有人妒忌裕斌呢。”我有点听不懂，但是，他的话更让我觉得“复杂”这两个字的分量，原来有个不知道的谁，总是在背后控制着我们的生杀大权？ 不过，我实在没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还满不在乎地宽慰老周说：“我觉得应该没事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有事了。 几天以后，虽然裕斌老师没有来，但是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余校长还拿出收音机一定要我保管。他说用电太费了，一个月要四节大电池。 我也不想要，可他一定要存放在我的房间里，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他发现这个收音机会闯祸，于是想把“祸水”存放在我这儿。 这些天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汪剑玉老师喝醉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只狗，他与大周老师敲死了那条狗，还烤了狗肉，请了几个库前知青拼酒。因为他心情不好，结果烂醉如泥，呕得厉害，不断地说着心酸的话，对我们知青的前途悲观失望。 我劝劝他，他就一直说，“你们女的，可以嫁出去呀，找个人就有了希望了。”他还呜呜咽咽地痛泣，“而我们男生，一穷二白，用什么成家？嗯，怎么养活一个家？” 我说我们还可以争取读大学呀！ 他乜斜眼睛说，“别妄想啦，我堂堂一个高三学生，却输给了那个‘白卷先生’……，还会有前途？你有门路吗？没有，没有门路有什么希望！” 我看他，一会儿呕，一会儿胡说的，就赶紧叫来了一个初一女生，一起把他扶到了他的房里。 对于这个汪剑玉老师，我与他却是有一点隔阂的。而且，起因还是我不好。 两年前，是1969年的3月9日，我们一群赴江西插队的人，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上点名，叫到“汪剑玉”，半天没有人应答。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我，因为我的名字发音与他只差一个字， “他是你哥哥吗？”那个领队问我，我拼命摇头…… 一起来送我的恩兰，她告诉我说：“好像他就是隔壁弄堂的，听里委阿姨们说，他参加过一个叫“驱虎豹”的流氓组织。” 我这只初出暖巢的雏鸟，什么也不懂，却还要装着什么都行。于是就带着这句会闯祸的话，到了库前。那里也有人这么问我：“他是你哥哥吗？”我回答得飞快，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不是，他是我家隔壁弄堂的人，参加过流氓组织‘驱虎豹’。” 汪剑玉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后来还是来了。一听别人告诉他这句话，火冒三丈，认定我是故意伤害他。于是，他想法调去了陡岭，也同样用莫须有的流言蜚语，一下子将我涂黑了。 在知青堆里，我就此成了一个从灰黑的灶膛里，爬出来的小猫，即便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白了。其实我也知道，那是我自己不懂事引起的，陷在漩涡里，是我幼稚的代价。加上我在坪陂村，只有两个知青，连给我辩白的机会也没有。 谁知不久，机会倒是来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的信件来来往往都给拆开的。老肖，那个南昌的下放干部，极左分子，他想从信件里找出他认为需要批斗的人。果然，给他找出了三个。其中就有汪剑玉。 那时，我写的信里都是浪漫的诗句，也是真性情，因为山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了我，而且石队长对我很好，所以我没有很困难的生活问题。他们查了我好几封信，没有找到不适当的言语，因此我成了一个“良民”。老肖要我向汪剑玉“开炮”，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对自己初出家门就摔一跤的事，是有自己的认知的，我并没有怪罪别人，哪怕有人因此回泼了我一身墨，也是我成长路上的教训。现在要我乘人之危，来个报仇雪恨，我也不会。 于是，我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最后，我落了个“没有斗争性”的结论。 然而要知道，这个可是被他们记进档案的政治结论，而知青同学的叽叽咕咕只是口水小事，但是，我都得忍住，因为那是我先出的错。 汪剑玉来学校上课，我们在闲谈中，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他也很快谅解了我。我们从此可以坦然面对。但是，现在他醉酒需要人照顾时，我又想最好回避，于是，我留下了那个学生，关照她好好照顾老师，自己抽身走了。 第二天，他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打招呼，我也只是淡然一笑。不过我们倒是闲聊起来。 他告诉我，最近南京有个知青，编了一首《知青之歌》，问我知道吗？我茫然地摇摇头，看来我还是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呢。他说那首歌写出了知青的真实生活和感受，但是，作者却因为写了这首歌而被枪毙了。 我听了，震惊到心紧紧缩成一团，还感到一阵一阵的痛……就这么一首歌，有什么反动作用，用得着拿一条命来抵吗？ 就在这时，坪陂队的陈副队长急匆匆地进来找我，要我赶快跟他出去看看。我见他一脸紧张，就十分狐疑地跟着他，跑出了学校大门。 他指着正在走出库前的两个人说：“你认识他们吗？”我左看右看，不认识。 陈副队长告诉我说：“这两个人是来调查你的。” 我惊愕地瞪大眼睛，“我？” “是的，”他见我不清楚，赶快告诉我说，“他们说你在库前小学搞封资修，还包庇偷听敌台的人。大队宗书记把我和石队长也一起叫到队部，配合他们的调查。他们还要看你的档案，想了解你是什么成份，并要我们写写你在队里的表现，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资产阶级情调’呀，还有一些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一听脑子就嗡嗡作响，刚才汪剑玉告诉我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枪毙的事情，心里的寒气还在，却好像一转眼就要轮到自己了？我觉得脊梁骨不断发凉，双脚发软，…… 陈副队长，见我脸色煞白，赶快对我说：“别害怕，他们被石队长痛骂了一顿。石队长说你就是他的女儿，要查就来查他。石队长一生气，还将他的旱烟杆子都拍断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哪怕一件小事，不留神就会像在水面削了一块小石头，或许会引起一连串的跳跃，与越来越大的漪涟，到后来会发酵成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把我关押起来，加一个罪名，“包庇偷听敌台的反革命”，我会伏首认罪吗？我肯定忍死理，没有的事怎么可以说有！那么后面就会演变成；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如果再加上发动群众来批斗……我对别人是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而别人……？ 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贵人，在那么可怕的当儿，石队长用他纯真善良、金子般的心，又一次像父亲那样默默地护卫着我，使严重的事件没有发生。 然而，很快到了春插时节，这次队里让大周老师留在学校，一二年级不放假，却要我跟着支援平原插秧队，去山下罗坊村，参加十天左右的春插。看来，那两个不认识的外调人员说我“好逸恶劳”，“宣传封资修”的控诉，还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 插队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插秧。 虽然下水田很苦，春插又有时间要求，起早摸黑，腰酸背痛非常辛苦，但是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也不很怕。 当然，在平原插秧与我们山里比，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田平平整整一亩一块，连成一片。 而我们山里的梯田，一小块一小块，一圈一圈绕在山梁上。那时，我们山里还流传一个笑话，说是上山插秧的人，数好了有十块田，怎么插好秧就只有九块田了？原来有一块田被斗笠盖住了。 所以，我们山里人习惯，插一下秧，就得直起腰来走走田埂。现在去平原，就没有直腰的机会了。 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出工了。 我在田梗上走着，想找一个下脚的地方...... 一个已经插了好几行秧的老农叫住我，“来，跟着我。” 我看了看，他是个老把式，一溜秧插得笔直，一行六株匀称好看。我就跳下去，挨着他也这么一行六株，对齐着排下去。他插得很快，我一不留神，已经拉了一段距离。 想不到，又来了一个老农，闷声不响地，接着我的旁边插起来。他也是个能手，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原来他们两个老手，想把我夹住，关在里面呀！于是，我就开始拼命，头也不抬，抓过秧把就拆，分秧插秧连续快速，…… 好不容易，一块田插好了，我站起身来准备歇口气，却见那个老农，在后面一块田里，又拉开了碧绿的秧线，还对我说，接着干呀！我只好又跳下田去，再一次头也不抬，狠命地快插起来。 这两个老农，逼着我整整一个下午，连续快速插秧。好在我始终没有被他们关住。 等我插到最后一块田结束时，夕阳已经西下了。暮色中，我精疲力尽地跌坐在田埂上，望着看不到边的那一头，晶莹的水面上，全是翠绿的星星点点，可我已经不会动了。 缓过一口气来，我才有力气想把脚上十几只蚂蝗拉下来，不过这些蚂蝗都吃饱了血的，一碰就掉了。 我的脚上到处淌着血，而身上全是泥水，头发上、脸上，也沾到了乱七八糟的泥浆。我一脸的疲惫，连眼珠子也转不动了，整个人几乎就是一件会呼吸的泥雕作品…… 我跌跌撞撞地回宿舍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打一桶热水来，反正也没有地方洗澡，我胡乱地擦擦，换一身干净衣服。把泥水服摊开，晾在椅子上，就去厅房吃饭。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一边吃饭，一边开会，我们山区插秧支援队的任务有一百多亩，按照这个速度，可以按时完成任务。 两个老农，特地提到了我：汪老师是个吃得苦耐得劳的人，而且，插秧功夫不错，应该评八分工。他们的话，让我顿觉疲劳消了一半，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我们回到卧房，五个女的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地铺已经铺好了，一溜的隔年稻草，上面摊了一块老布。四月天早晚很凉，我们都只是带了一床被子，没有稻草直接躺在泥地上，确实是会被冻着。 不过，我已经累得不行，管他下面铺的是什么草，什么布，一下跌坐在铺位上，被子一拉，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天已经亮了，我想爬起身来，才发现自己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痛难忍，特别是两条腿，还有腰，根本不是自己的，怎么也指挥不动，几次咬牙狠命，才算从地铺上爬了起来。 接着就发现，上厕所更是个苦差事，蹲不下去，也站不起来，我是几番挣扎才完成了“出口”任务。然后，我又勉强拖着疲惫酸痛的双腿去厅房，完成“进口”任务。 到了厅房里，我发现老农们都已经下田了。他们四点多就起来拔秧，七点回来吃早饭，这时已经八点了。我吃惊不小，问那两个做饭的妇女，怎么没有叫我？ 她笑了，说：“我故意没有叫你，看你太累了。早工你不用去，那是他们男劳力的事。” “那不是还有几个女的吗？”我有点不解， 她笑得更厉害了，“你昨晚倒头就睡，不知道旁边是谁吧？”她指着在洗菜的那个女的，“她是二嫂，我是大嫂，你还有印象吗？” 我也笑了，真的没有认清她们呢，不过，仔细看看还是有几分眼熟。 “我们是陡岭村的，特别派来做饭给你们吃。出发前，石队长特地要我们俩关照你呢。另外两个女的，她们是专门负责拔秧，只有你要下大田插秧，辛苦着呢。” 我眨巴着眼睛，有点说不出来什么滋味，现在一身疼痛，心里肯定没有好词汇供我思考：想想我一肚子委屈，什么‘偷听敌台’，我说了一句真话，就被发配来干苦力…… 如果我与莹贞还在一起出工，不是高兴就做做，不高兴就呆在家里吗？当了老师，反而要我来证明自己，我的体力劳动也得有多么的出色？！ 但是我把眼泪硬生生咽下去，因为我还是很幸运，如果没有石队长勇敢地站出来，我会怎么样？真是天知道了！当然，我也想证实一下自己，什么“好逸恶劳”，我还是可以做得到“吃大苦，耐大劳”的。再说了，当老师不是你们硬要我去做的吗？复式班的上课，也很劳累的。可是，我跟谁去讲这个道理呢？ 吃了饭，我出工去了。又穿上那身泥水衣服，一个晚上摊开吹吹，还是湿漉漉的，这不打紧，主要是我的腿还有腰，每次弯下去插几株都酸痛难忍…… 天哪，我插队快三年的真正考验，原来在这里呀！亏得那两个老农自己在互相比武，把我给忘了，让我有时间慢慢体会这一身的痛楚。 我是怎么咬牙挺过头三天的，那个深刻的印象就一直烙在心里。后来补写了日记，我记得是这么写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呀！我的灵魂也都在痛……天天想，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呀…… 好在那时年轻，在不断咬牙坚持中，我熬过来了。到后面几天，我慢慢习惯，疼痛感也逐渐消失。 终于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可以每天赚八分工的农民了，也终于带着一身的酸臭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支援不是十天，而是十五天，因为我们出色的表现，罗坊村又要求我们多插秧一百亩。 那时候，山里也已经开始了春插，库前学校继续放假。 石队长说，“你在山下表现出色，评了八分工，干脆接着就参加队里的插秧吧。” 于是，我只休整了一天，马上又开始插秧了。之前经历过那么艰苦的磨练，山里的水田插秧，对我来说成了小菜一碟，于是一连又苦干了十五天。整整三十天下来，我人瘦了一圈，脸全晒黑了，右手中间三个指头肿成了萝卜，指甲一半没有了…… 我们最后插到沙窝，就在大门前那块田，插入最后一株秧后，我差一点就爬不上田埂，腰下面没有了知觉。我害怕极了，用手撑着爬上地面，坐了一会儿，才慢慢扶着旁边的东西站起来，挪进了屋里。 沙窝几个大嫂，烧了一个炭盆给我烤烤，还端来了一碗姜茶，说是大山里的五月底，寒气还是很重的。 我终于感觉自己又有了知觉，好了一点。 这才发现自己是“老朋友”来了。原来它也懂得推后几天，让我完成了所有任务才来。不过之后，我每次来都会肚子痛。 我有三天时间休息，除了去吃饭，就是在床上躺着，看看书，实实在在缓过气来了，才去学校。因为学校也推后几天开学。 听说男汪老师是请假回了上海，余校长身体不适，一直在修养。而两个周老师都在库前参加了春插会战。 我傻乎乎地私底下认为，通过这一次的辛苦，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我是吃得起苦的。当然，我不知道该向谁去证明，更不知道，这个背后无形的那股“压力”，对我有没有认可？ 余校长回到学校，要我代替男汪老师上初一数学课，他要下学期再来。 于是，我的教学又繁重了许多，三四五年级的语文加数学，还要初一的代数，只好，文艺排练暂时中断了。 第十四章 雷暴 六月份的初夏天气，不冷不热，在山沟沟里，也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候。 我看着水田里的秧苗不断“嗖嗖嗖”地往上窜，今年多了一份亲切感，因为那是亲手栽下的小秧儿。偶尔一阵风吹过，叶片碧绿挺拔，摇摇曳曳，好像在对我打招呼呢。 上面的通知又来了，说是大沅东溪片，所有学校的老师，周六下午两点，集中在香坪小学开会。 我们库前小学三个老师，大周老师请假，他上有老人、下有幼儿要照顾，我与余校长一起去。余校长有自行车，他说要早点赶回家，就让我一个人慢慢步行。我才走了几步，他一溜烟就不见了人影。 于是，我一路观赏着水田里茁壮成长的稻秧，边走边想：农民是多么辛苦呀，一年劳作只是为了能勉强吃饱。这种生活——为了活着而拼命，怎么改变呢？谁都不知道。 当然，我也不知道。 或许真是因为我们知青的无知和无能，没有办法改造这里的一切，或者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群是落在这个特殊时期的青年，没有机会学习，无可奈何地成为无知无能的一代，所以才想着怎么样可以逃回城里去。很简单，因为在城市里生活，我们只要用钱去买米，美其名曰：劳动有各种各样。不管怎么说，用脑力劳动的成果交换体力劳动的成果，要省力多了。也就是，在大城市里，我们的生命还有趣味，不是都是只为了活着。 说实话，我也想逃避这种太辛苦的劳作，我已经被逼着苦了一次，肯定不想这么苦一生。 但是，我还是有梦想的，幻想着通过读大学，学到知识，不就可以有能力去改变这作田的辛劳了？比方用“动力臂”原理，山梁上面装个架子，一根粗绳子，几个定滑轮与两个动滑轮，不就可以轻松地把毛竹从山上传下来，不用扛了？插秧也可以用一种手扶插秧机，人就不用“背负青天朝下看”了？用手上下摇动手闸，一行六株秧，摇一次就插好了……每次在最艰苦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做梦，苦就会变得清淡了许多。 今天，我又一路做梦了，不过，我的“梦”还没有做完，已经到了香坪。 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来是公社一级要教育部门配合，又掀起一波的运动：并带动“农业学大寨”。 我坐在小彭老师旁边，好久不见，我们很想说几句，可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交谈的“缝隙”。 因为，那个严肃到有点凶狠的负责人，虽不知道他的名与姓，但是，他在库前教室里对人的狠劲，却让人难忘。他总是在积极地配合每一个发言人，不断在提升一种激烈的气氛，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亢奋剂。 下午4点半，会议结束了。我很高兴地与小彭老师叽叽咕咕。这时，王京突然走过来，面无表情地对我说，“赶快走！”并塞进我衣袋里一封信。 我看了她一眼，她却已经走开了。但是，就这么一抬头，又看到了那个恶狼一样的眼睛……他正在关注我，并且对余校长在说着什么。两个人似乎有点不同的意见，你一言我一语的…… 我敏感到，他们的争吵会不会与我有关？ 还好，不一会儿，余校长走过来对我说：“你回库前去吧，后天上课见。”我也就与小彭一起回去了。 踏上了公路，才发现天上的乌云越聚越多，天色很快在暗下来，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低头使劲赶路。虽然我们都是行进在公路上，但是从香坪回库前有许多上坡路，比过来时的下坡路要艰难。 我们都担心快要下雨，所以来不及聊天，认真赶路。在与她分手时，她告诉我，她也听说了，那个负责人对我有偏见，一直想给我一点“颜色”看看。对他要避开一点，他蛮厉害的。我有点凝重地点点头。 我刚走入库前，就觉得天黑得奇异，我犹豫一下，还是觉得赶快去石队长家，并且认为，一共才一里多，我可以赶在下雨前到达。 谁知，山里的天气可不是闹着玩的，脾气大，变化更大，不是你能预算的。就几分钟，我才走到云溪的旁边，库前山窝的那块天，已经被黑厚的云层压住…… 突然一丝光线也没有了，整个山窝犹如坠入了地狱那般。紧接着，瓢泼大雨迎头浇下……不是“瓢泼”而是“缸泼”……我感觉雨点特别大，打在脸上身上，有重量。再后面，我已经觉得这个世界发疯了，旋风乱刮，于是雨就成了鞭子，浑身抽打，疼痛难忍，气都喘不上来了…… 又是一个突然，一道银色长鞭在墨黑的天上，蛇形裂开，我惊魂还未定，就已经是十几条银鞭同时划开黑空，把山窝照得雪亮。惨白的光，亮得刺眼，我吓得软瘫在地上。而紧接着就是雷暴开始，只见在山顶上，就像一排大炸弹，不，就是那银鞭直接抽打在山顶上，噼啪噼啪，震耳欲聋地一溜炸过去，火光四迸，整个山被震得摇动起来……轰隆隆的雷声在山窝里不断交响，一个紧接一个，又都在回旋，声音重重叠叠，耳朵已经不管用了，被天崩地裂的吼声罩住了…… 再然后，这个可怕也是突然过去了，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的耳朵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了暴烈的风雨声。 我对“水鞭”的抽打已经觉得麻木了，决定爬起来再继续走。站起来才知道，乌黑的山窝里，此时伸手不见五指，眼睛又被刚才的雷光电射，刺痛得更是什么也看不见。我摸出了手电筒，那昏黄的灯光，照不到二寸。我挪了几步，怎么也不敢再走…… 正在这时，第二轮的雷暴又开始了，雪亮的电光照得山窝里如同白昼，我干脆借着这个狂暴之时，猫着腰，尽量地向前冲几步。我心里明白，云溪边没有树，不会引雷上身，可如果我站起来，那就是一棵小树，非常危险。 但是，我已经豁出去了，不争取这个看得见的时候，我也是被逼死在半路上。我还学会了借光看清楚前面的几步，就是转入黑暗，我也能摸索着前行一点。 好在，路不长，只利用了雷暴三次，我就到了过云溪的小桥边上了。我等在青石板的这边，只要再亮一次，我就可以过桥了，桥那边就是石家大院。 我耐心地听着狂风呼啸，任凭“雨鞭”的残酷抽打，等着又一次雷击黑空……来了，头顶又是“银蛇狂舞”，我赶快站起来，一抬头，却看见了那原本像个清纯的“小姑娘”似的云溪，变成了一条翻滚的黄龙，龙头高高腾起，离我大约十几米，正在张牙舞爪地盘旋而下…… 我又一次惊得灵魂出窍，紧急情况逼得我再一次冒险，猛地直起身，三脚两步冲过了被水淹没的石板桥，飞跑进大院里，就在雷暴结束的那一刻，我跃上了台阶，推开了石家大宅的木门…… 我瘫软地靠在门边，紧紧憋着的一口气放松了。雷没有劈我，放了我一码，我终于又安全了…… 人类真是伟大，为了在这么艰难可怕的自然环境里生存下来，发明了一个办法，建造了可以躲开危险，庇护自己的房屋。就是说：有一个窝真的是太重要了，太聪明了，太伟大了…… 石队长的儿媳光桃，挺着个大肚子，手里端盏油灯来看看，是谁进来了……她一见是我，就高兴地叫起来，“爸，爸，是小汪回来了。” 我一身的水走进了厅房，石队长高兴地不断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看我牙齿咯咯打颤，浑身发抖，就让光桃带我去她房里换掉湿衣服，他自己去下厨。 终于，我可以平安地坐在桌子旁边，吃起了石队长亲自给我做的面，还加了两只鸡蛋。 光桃指着桌上的马灯——那种有挡风玻璃罩，上面还有盖的灯——告诉我说：“石队长一听说要你去香坪开会，就坐立不安，你如果再不回来，他就准备好去香坪接你了。”我也看见了，一套蓑衣斗笠正挂在墙上呢。 “那个香坪小学的负责人，一直就喜欢搞突然袭击，我不放心他。”石队长憨厚地笑笑，“看来没事，他也知道知青有国家保护的，不可以乱来。” 我换了一身石队长儿子承业的军装，想起来我的湿衣服口袋里有一封王京的信。赶快去找。光桃已经将我的衣服晾在竹篾子编成的熏笼上，里面一只火笼子，烤得衣服冒着白乎乎的热气。 我摸出那封信，还是湿的，皱皱巴巴。我轻轻将信纸摊平，想看看王京说了什么。可很多字已经花了……光桃急了，说她弄坏了我的信。我赶快安慰她，这是雷雨弄的，那场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大雷雨，实在挡不住。 我勉强读读猜猜，知道了王京的大概意思，她其实对我没有给她的表上签字，和投一票让她上调县里，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她现在想明白了，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她要我注意保护自己，那个负责人一直在找我的茬。她最后写道，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JJ姐妹，一定得互相帮助…… 我还是很感动，特别那个“JJ姐妹”四个字，很温暖，深深刻进了心里。 我把信的差不多意思，讲给石队长与光桃听。光桃说，“爸说过，如果那个人敢将你扣住，他今晚准备去香坪，踏遍每一寸地，敲遍每一扇门，也要把你找出来。” 我又热泪盈眶了……虽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是有恶人搅得“六缸水浑”，但是，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我们只有互相信任和帮助，才能都平安地活着。 那场雷雨是大自然的敲打，我可以一个人挺过来，而人之间的“雷暴”，一个人绝对是扛不住的…… 我已经猜出了上次来调查我的人，就是来自香坪，他们本来想立即押我去“杀鸡儆猴”，给不听话，不配合他们的人一个下马威。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被石队长发脾气轰走了。 石队长进里屋去拿出来一只崭新的大木盆，他说这是特地为我请木匠加工的，已经涂上了桐油，可以用了。 我的心马上雨过天晴，高兴起来。这几年我都是借光桃的盆用，搬到库前去后，就用小铁皮水桶，躲在灶间旁边的小屋里，穿着方领衫和裙裤洗澡，再奔回房间换干净衣服。 石队长说还不止这个，他帮我买了一个大大的瓦罐，要请篾匠师傅打一个竹篾笼子，再配上一个铁的搁架，和拨火用的铁筷子，以后的冬天，我就会有整个晚上都不会熄火的火笼子了。 我的心里暖流奔涌，一下子就冲走了刚才还在折磨我的苦难，我什么都不怕，我有家，还有一个好爸爸，让我又似乎回到了傻傻的、温暖的童年感觉…… 很快，这个学期又过去了。因为只上了不到二个月的课，我总是觉得有点空落落的。 而只有二个月的暑假，我却接到了两个通知，先去罗坊公社，参加全公社知识青年大会。再就是县教育局办的，基层学校体育教师培训班。 我再三推辞，说自己当不成体育老师，可余校长要我掰掰指头，现在只有三个人，非你莫属呀！ 这次的知青大会，热火朝天的天气，却没有了热火朝天的气氛。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发言，让人更加疲乏。知青们感兴趣的就是聚在一起聊：谁谁有什么后门，已经调走了。 大沅大队的知青来参加会议的也有几个，我与大沅队的谭玲在一起。她告诉我，莹贞已经改为投亲插队，到浙江省去了。她是由家里长辈和亲戚做主，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只是因为那里离上海近了很多。 我唏嘘不已，正如男汪老师说，那时的知青有什么办法呢，她的出生成分也不是红五类，只好走了这条路。 从此，我就与莹贞别过，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相见…… 库前的姚洪虽然与东溪的同学们在一起，可那个小沈没有来，说是知青点有个同学生病，她陪着去了县医院。 我有点遗憾，与那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小沈，也失去了这次相见的机会，这两件事多少让我有点沮丧。 我们整个罗坊公社的知青，大多来自上海的徐汇区，虽然年轻，可人才也不少，这么几年，总有几个冒出来，特别出色。 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选择的人才总是奇奇怪怪的。 有一个南昌女知青，在这次大会中入党了。她上台宣誓，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听说她的档案材料是下放了，人却没有来，借在一个省级科研单位。入党宣誓要在户口和档案所在地，于是车子送她来了，正好给我们知青大会上个党课。 我们一群知青就在台下，默默地看着那个漂亮的、二十岁的小姑娘，一脸的意气风发，穿着时髦，皮肤雪白，身腰笔挺，宣誓一完成，就乘着高级小轿车，一转眼就不见了。 接着，我们知青议论纷纷。 公社党委也有点觉得他们的工作落后了，就来个紧急补救，由各大队推荐，将表现不错的人列出名单，马上发表格，填写入团申请书，当场讨论通过。 于是，有好几十个人，我也在其中，就这么成了共青团员，像模像样地也站在舞台上宣誓。 我们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自我嘲讽，今年二十一岁入团，明年二十二岁该退团了。但是我却很高兴，入团也就是有了可以争取入党的基础了。 我和谭玲在食堂吃饭时，碰到了王京，她刚调到了罗坊公社，做了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 她并没有很高兴的样子，竟然还有几丝淡淡的忧伤。她告诉我说，那个“瘟神”也调来了。 她见我们一脸的莫名其妙，就笑了，“就是那个香坪学校的负责人，喜欢斗人的恶魔。” 她又解释道，“那个人喜欢说：‘对敌人要狠毒，对朋友要温柔。’其实别人都在背后骂他‘瘟神’。” 我听了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这个“瘟神”到了罗坊，对仰山来说，他就此是鞭长莫及，管不着我们了。 可是，我对王京有点担心，“他也调到罗坊，你不是依然要提心吊胆吗？” 王京深呼吸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浑身抖了一下，轻轻地说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遇见了一个从小跳芭蕾舞的同学；一个手风琴拉得一流的同学；还有一个特别跟着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学唱美声的同学，多才多艺的他们，让我们都十分佩服。可是，公社成立的知青文艺宣传队，他们都进不去。 谭玲说：“看吧，我们想要把自己调出山沟沟，还是得自己去找门路。这些凭本事的人，连进个公社宣传队都难。” 我说：“门路在哪里呢？你有吗？” “没有。” “就是呀，叫多少声‘芝麻开门’，也没有门为你开呀。” 她没有作声，我们的心里都一样的迷迷茫茫，然而，我还是对只想依靠“走门路”的这个办法，有点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我没有门路，就学着那只“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狐狸”，而确实是我自己有点这方面奇怪的自尊，走门路一定会有卑躬屈膝的时候，怎么卑，怎么屈，有点难呢。 又是在食堂门口，我正想出去，突然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他正想进来……我认出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 这时我的“灵犀”让我有一股冲动，想上前去与他说几句，本来就是朋友，现在依然还是朋友呀。可是，他却眼光也不射过来，眉头紧蹙，分明脸上写着一个字：“恨”……他身一转，头一横，毫无回转余地得走了。 我的心为之一震，为什么连个朋友都没有机会做？本来不是应该我弄个“醋坛子”出来，怎么演变成他来恨我了呢？姚洪不是只问了一句吗？那句话难道有那么大的威力？ 我自从十几岁看了《三国演义》，曹操误杀朋友时发狠心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的恶毒誓言，我就天真地幻想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朋友“我不负人，宁可人负我”。然而，我怎么好像总在负人呢？ 这么一来，我整整一下午，没了心情，郁郁寡欢。 谭玲问我有什么事吗？这种事怎么说，还是埋入心底吧。 谭玲见我沉闷无语，就建议四点钟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河边洗澡，散散心。 一般我们女生都是在一个大大的房间里，几十号人，一人提一桶水，挤在里面擦擦洗洗冲冲，总是洗好后还没有出门，又一身汗。 有几个大胆的，发现男生在潦河（流经罗坊公社的河）里洗澡，玩得开心还洗得尽心。于是“女的她们”就与“男的他们”商量。结果男生把一个特别好的位置让出来给女同学，而男生们另外换了一个洗澡的位置。 越来越多的女同学到河里去洗澡了。于是，那天下午我与谭玲也去试试。 我们穿着方领衫和裙裤，外加一条长裙子，脚上踢踏着拖鞋，提个铅桶，里面是干净的换洗衣物，来到河边。已经有不少人下在河里，互相泼水玩乐，叽里呱啦的，一河岸都是说笑声…… 我谨慎地看了看这个河岸，果然是个隐蔽处，有个小山坡挡在河湾前，另一边是上游，一展无垠。水流动很快，清澈见底，下面都是鹅卵石。 我们把桶留在岸边，脱了裙子和拖鞋，就慢慢走下水里。 水温有三个层次，表面热乎乎的，中间很适宜，脚下凉凉的，而水不断在小腿上柔柔地划过。我们走到一米左右水深处，就不敢再走了，虽然她们说，河中间也只不过一米七，但是感觉水是有冲击力的，就洗洗澡吧，安全最重要。 我们正洗得很起劲，突然听到有人在狂叫，人声嘈杂，很多人开始狂奔，好像是往河的下游冲去。我们有点警觉，忙向岸边走。 有个人在坡边探头探脑，并且大声命令：“河里不准洗澡，那边出人命了！” 我们一听也吓得赶紧上岸来，七手八脚地擦干身子，换干净衣服。那些老手真厉害，套上裙子，先把裙腰放在脖子上，一会儿就在裙子里换好了方领衫，再拉下来，扣在腰上，换好了内裤。我学着她们的样子，怎么也换不成，只好穿着湿衣服跑回宿舍去了。 等我们赶到出事的那片河滩，许多人挤在一起，焦急地互相询问，互相诉说。而出事的人已经被送往医疗站去了。 我的心咚咚乱跳，不知是害怕还是难过，钻在人堆里，这儿听几句，那儿听几句，从稀里糊涂到总算撸清了事情。 男同学换到下游河滩去洗澡，看着宽阔的河面，兴致一来就纷纷走到河中心去游泳了。 谁知，河中心虽看上去水不深，但是有好几个漩涡，也就是河床上有深洞，其实是有危险的。 果然，有一个同学就被漩涡吸住，眼看要沉没水里，另一个同学猛地扑过去，拉住了那个同学的手，死命地拽。还是拽不住。 谁知那个救人的同学一步走进旋转的水里，用足了力气将淹水的同学推出了漩涡。他因反作用力太大，很快被吸进了更深的漩涡之中，只是一瞬间，就看不见人了。 所有的人都惊恐万状，被救的同学大声哭喊呼救，可人呢？他在哪儿？ 许多当地老俵都赶过来了，还有撑船过来的，可是，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过了好一会，他从下游远处漂了起来，然而已经没有气了。送到医疗站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有使他的心再跳起来。大家都非常痛心，一个晚上，谁也没有心思说别的，就是听熟悉他的同学们追忆他的点点滴滴。 他是个出色的人，听说是个“笔杆子”，写出的锦绣文章，知青中无人可及，硬笔书法中学生比赛次次得奖。他与被救的同学是好朋友，两个人都是佼佼者，一个“文秀才”，一个“武状元”，当然不是武打的武，而是数理化的状元人物。现在，一个命已归西，一个哭得暗无天日，守在他旁边，滴水不进。 他苦守了一夜，写出来一幅对联： 英雄大义以命换命感动天地 热血青春抱才惜才气壮河山 第十五章 “批林批孔”的“灰姑娘” “文秀才”舍己救人，感天动地的事迹，让我们知青一夜无眠。 谁知道，第二天，公社有关领导来与“武状元”商量，由于那个已经死去的同学，他父亲是“死不悔改的”九类人物，在被揪斗后自杀身亡。他母亲也是资产阶级“臭老九”，一直在关押中。所以他救人的事情只可以写成：由于他擅自在河里游泳，溺毙而亡。 “武状元”霍地站起来，又悲痛又愤怒地说：“是他将生给了我，我能胡说八道吗？” 那个负责人表示：“别着急，公社已报县知青办，他们出钱让其母亲来参加追悼会。公社出钱置办了一口棺材……” “这是应该的，人都死了怎么可以不让他闭眼！” “不要动气，你们的确是没有遵守纪律，自己去河里游泳了……” “事实是，本来应该我死的，可他，他，他却代替我死了……”他又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要开追悼会，上午一大早，县里和公社就派车去火车站接“文秀才”的母亲。下午就把他们送过来了。 没有谁组织，我们许多同学也都自发一起去参加追悼会。 母亲与儿子就是心心相连的，十月怀胎，生养孩子二十多年，儿子是她的全部心血，是她的所有未来，是她生活的一切……她脸色煞白，扶着棺材，全身颤抖，沉默了好久才从胸腔底部干嚎了几声，就晕了过去…… 追悼会上除了那个领导对着一张纸，读了一遍谁也听不懂的话，大家就一直沉默……哀痛的沉默，悲愤的沉默…… 上海有两个一直陪送母亲来的人，扶起她就钻进一辆小车，把那个已经绝望的母亲载走了。 当领导说抬上山去时，一直匍匐着跪在地上的，那个被救同学“武状元”，突然爬起来，拍着棺材盖子大哭起来。 这一哭，引起了本来就一直在哽咽的同学们，再也忍不住地都嚎啕大哭起来，哭声震天……好像知青心里一直闷着的那些痛苦爆发了，那个哭声里全是艰难的述说，全是迷茫的不安，全是为这个救人英雄，不准他作为英烈对待的愤愤不平，…… 这次的知青大会，就以这个悲痛的故事草草结束了。那些领导一定被知青的集体痛哭给镇住了，没有了一贯的那种趾高气扬、总是有理的官腔。 （后话：听说那个被救的同学，在改革开放后做了老板，他把一些投资项目放到了插队第二故乡。通过他的努力申请，牺牲的同学终于成了烈士，他的挽联也刻在新立起的墓碑上，他还承担起了儿子的责任，给孤独的母亲送去晚年的安慰。） 我回库前稍作调整就赶赴县城，准备做五个星期的体育老师。 谁知在路上又碰到了一件让我会后怕的事。 在仰山公社的大路旁，停着一辆大货车，装了一车的木材，正要出发。好几个知青在与司机搭讪，想搭他的车。 司机一眼看见我在旁边，一手提包，一手网兜，里面是脸盆大茶缸…… 他主动问：“你想去哪里？” 我精神为之一振，“去县城。” 那个司机慷慨地说，“上来吧，我带你去。”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主动让我搭车的事情，二话不说就爬上了高高的车头，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了。 他对那几个知青说，“你们再找别的车，我只可以捎带一个人。” 这对我可真是个意外的惊喜，我感觉是出师告捷，一切顺利呀！那几个没有搭到车的人，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后来者居上了。 谁知，在半途中，那个司机却突然腾出右手，一把握住了我放在椅把上的左手，神情有点古怪，好像装出无比柔情地说，“你的手怎么有点凉？……” 我浑身一紧，心狂跳，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不得了了，碰到色狼了！怎么办？ 在情急之下，我一声不吭，先努力让自己的恐惧心，镇静下来，努力，努力…… 他见我没有回应，也没有动静，有点奇怪，“我这么激动，为什么你没有反应呢？” 我准备开战了，尽量用非常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字地告诉他，“我的父母在上海都是解放军三野出来的干部，他们有办法保护我，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他们是会一追到底的。” 我的第一句话，就想到了拿出爸爸妈妈的保护伞。接着，我又想到了一个威胁他的地方，“你一定记得，我搭你的车时有一群人在旁边。” 他马上把手撤回去了，我的这些话和我的冷静，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人。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车子开到了一条都是碎石块的小路旁，他停下来了，丢出一句硬生生的话，“你下去！” 我并不买账，对他说：“你把我丢在路上？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他一脸的不耐烦，但是还是勉强说，“这条路通县城的，你快点，我要赶路了。” 我很勉强地提着行李下了车，虽然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如果天黑之前赶不到县城，我就得在荒野地里赶夜路了，加上我东南西北也分不清，周边都是田，没有人家，那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很硬气地对着那个司机说了一句，“谢谢。”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碎石路。 还好，那个司机还不是太坏，这条路果然通往县城。我走了三个多小时，脚底板被碎石硌得生痛，大约晚上七点多钟，在天色一片灰暗中，我终于看到了远远那一片灯火。身心都疲惫不堪的我，似乎看见了“诺亚方舟”，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感叹：又一个灾难化险为夷了。 等我找到培训班的所在地，一所小学，已经八点了。好在县教育局早就有安排，我与这所小学图书馆的一位女老师住一间宿舍里。她是要在暑假里整理学校的图书，就没有回家。她已经将我的床铺好了，一张草席，一顶蚊帐。 学校的食堂有剩饭剩菜，我用热水泡泡就算吃过了，还在浴室冲了一下澡，就赶快躺在床上，为自己的遭遇不断后怕。因为那时常有传说，女知青搭车，被司机强奸后抛在荒山野岭里，命都丢了。 这个司机是没有得逞，但把我胡乱丢在荒野里，我也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天，我们体育培训班三十多个学员集中报道和开会。 我一看，清一色男子汉，就我一个文弱女子。 不过，这个学习班是所有学习班中最有意思的。先是练习队列，广播体操，武术拳操，军事方面的操练，再就是田径运动的基础，跳高跳远，铅球标枪，垫上与杠上运动，还有体操基础等等。 最让人开心的就是球类项目了。首先是篮球的运球，三步上篮，立定投……我练得很不错，所以，也参加了最后的比赛。 男老师们不敢来抢我的球，怕把我撞倒，我就开心地乱跑——经常带球跑。裁判说我不行，犯规了。我还一本正劲地告诉他，“没有办法，抱着球，他们不敢抢，球一离手就没有了。” 弄得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做观众算了。 足球、排球、羽毛球、都过了一遍，最后让我也能出彩了一把的是乒乓球。小时候，两个弟弟总是要我陪他们练球，所以我也有点技术，三十多个体育老师，我竟然打进了六强。 体育训练班让我短暂地忘了烦恼，与那些体育老师们一起玩得痛快。不过没有人相信我会当个体育老师，那么温和文静的人，还是做做语文老师更合适。 于是，在县城学校的体育老师，就给我引荐了一个江西省文宣部的作家，李梁才老师。他正在县里作调查研究，准备写一些关于农村学大寨等方面的报道。 李老师是个老大学生，听说是一九四零年出生的，毕业后就一直在省政府做个“笔杆子”。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对人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那些体育老师围着他七嘴八舌，他也不生气。我看看插不上嘴，就去翻看他大书桌上的一摞书。 他发现有点冷落了我似的，就与我打招呼，“想看书吗？有你喜欢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缩回了手，但是还是说了一句，“都喜欢”。 想不到，李老师很爽快地说，“喜欢就借几本回去。” 我欣喜若狂，“那我怎么还您呢？” “你是哪个公社的知青？” “仰山。” “好，下个月我就去仰山。” 我也不客气，马上就挑选了几本。我们交换了一下通讯地址，他说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有什么作品都可以交流。 真是想不到，来体育训练的，竟然找到一个有级别的文学老师。 回到库前，第一件开心的事就是，光桃生了一个女孩，起名石方兰，石队长他们都叫她“兰纳得”，我也跟着叫。只是我这个“姑”做得太草率，买了二斤红糖辈分就“升级”了。 假期转眼过去，新学期又开始了。我除了主课外还加上了体育课。 汪剑玉，男汪老师从上海回来了，他依然教初中数学。但是，我发现他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会开心地说说笑笑。 很快，一个学期又要结束了，还是小翠告诉了我男汪老师的秘密。 她很有意思地说，“我们学校要出现一个‘灰姑娘’了。” “哦，”我很好奇，“谁是‘灰姑娘’？” “道菊子。” 是那个漂亮的女孩，我又问：“那谁是‘王子’？” “老师，你真是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吗？是男汪老师呀！” 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还真是，他们来往的蛛丝马迹到处都有，我只是没有朝这个地方想。 小翠还告诉我说，“道菊子的父母不同意，他们说上海知青没有能力赚钱，特别是汪叔（男汪老师），只会花钱。” “那怎么办？” “这几天，道菊子没有来上课，说是被他父母关起来了。” 难怪，前一天，男汪老师因晚上偷偷去陡岭，把脚都拐了。走路一瘸一瘸的，神情也有点沮丧。 余校长与我都劝他去公社搬救兵，道菊子的父母是不怕大队书记的，她的父亲自己就是大队的副队长，要公社书记才有力量来说服道菊子的父母。 公社一听这事，正好可以树个“扎根农村”的典型，当然大力支持。但是，谁料到，派来的几个说客，还是被天不怕地不怕的道菊子父母骂出去了。 那天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出本学期期末考题。 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竟然是男汪老师和道菊子。他们想在我这儿躲一躲。我也是从心里想帮助他们的，没有犹豫，就让他们进来了。 他们神情都很紧张，三言两语告诉我：道菊子逃出了一直关她的那间房子，与汪剑玉汇合，准备今天就赶公社的晚班车，连夜到南昌，乘开往上海的火车，回男汪老师家结婚。 我说：“这是好事，恭喜你们了。” “可她父母发现了，已经追出来，大概这时就在学校里。” 俗话往往是很可信的，我们正在提到的“曹操”，突然在房间外叫我了“汪老师在吗？” 我们三个都大惊失色，我用手指一下他们，不要出声，他们点点头会意，我赶紧应声出去，“哦，在呀，有事吗？” 我没有关上门，这个举动反而给道菊子父母一个错觉，他们并没有过来查看，只是站在走道口问我：“看到道菊子了吗？” 我捏着一颗心，撒谎了，“没有呀？道菊子不是身体不好，好多天没有来学校？” 他们见我有点不清楚这个事情似的，就马上闭口，转身到别的地方去找。 我轻轻舒了一口气，揣着两手心的冷汗，回进房里。 躲着的两个人，更是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缩在屋角，听着我们的一问一答。还好，道菊子的父母还真信了我，信了我的谎言…… 我一生说谎没有几次，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说谎。一个老实人，从小父母又是严格教育，一直告诉我们，“说谎”是最没有道德的事。可是，有的时候，被情势所逼，无奈之下，也只好出卖了自己的老实。我唱了这一出“空城计”，只是为了“灰姑娘”。 他们躲在我的房间里一直到天色渐暗。派出去的小侦探，小翠来告诉我说，道菊子父母回陡岭去了，吃了晚饭或许又会出来找。他们赶紧趁这个间隙，匆忙走了。 我与小翠顿时觉得无比轻松，一段新时代的“灰姑娘与王子”的爱情成功了。 第二天的下午，从来不打开的库前高音喇叭，突然叽叽咕咕一阵嘈杂，然后就开始播送起了“仰山人民公社广播站”的节目，而且不断重复。内容就是汪剑玉和道菊子的自由恋爱，怎么遭到父母的百般阻拦，现在，在大家的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那个特殊时期的胜利！这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思想的胜利！这还不算，汪剑玉与道菊子也分别说了几句话，对父母希望的“包办”婚姻，发起了一顿控诉。 本来就心烦气躁的道菊子父母，这下更是暴跳如雷，笔直冲到公社，得知他们的女儿已经去了上海，道菊子的母亲气得在地上打滚，用头撞墙，大闹了一场。可于事无补，新娘新郎已经去上海了。他们就发誓，与这个不听话的女儿一刀两断。 广播不断重复地播送着，把一个爱情故事，硬生生贴上了政治标签。我非常感慨：知青的小感情本来就不容易，干嘛与社会的过激言论交叠，纠缠在一起？好好的一个“灰姑娘”成了“弄潮儿”了。 后来，新学期开学时，男汪老师带着他的“灰姑娘”，一起调去了公社中学。因为他们的婚姻，是用对父母的批判换来的，父母伤痛的心，是没有那么容易抚平的。 然而，漂亮的道菊子，从上海回来后，头发烫成了大波浪，上身锦缎小袄，下身涤卡长裤，外加一双发亮的皮鞋，俨然成了一个“迪迪刮刮”的“上海宁”，引得大山里的女孩子们不断地羡慕嫉妒…… 又一个寒假开始了，我收到了父母的来信，催我回去过年。看着姚洪他们兴高采烈地提着行李走了，我好几次冲动也想回家，真的，太想念上海的家了。 这是我在库前学校的第二个冬天。想想冷冷清清的那一座小楼，转眼又要留给我孤独一人，在那儿寂寞地念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犹豫再三，跑到库前的队部，听到宗书记正在楼上说话，便定一定心神，上楼去找他请假。 他们几个干部正在开会，桌子上堆着好多书。 宗书记一看到是我，就忙不迭地说：“汪老师，来来来，你不是喜欢读书吗？这么多书，够你学习的。” 我还真是见书眼开的人，也不管他们在开会，更是忘了想来请假回上海的事，就跑过去翻书看。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本》，《反杜林论》等一套七本书，还有一本《货币的起源》，一份载满“儒法斗争”文章的报纸，整整四版…… 宗书记说：“这次根据中央精神，上级要求基层也要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提高基层的斗争能力。公社集体订购了这些书，发到各个生产队，要求在春节前，完成学习任务。小汪，你负责坪陂队的学习，怎么样？” 我的眼睛看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用一个“幽灵”来比喻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次诞生，多新鲜呀！宗书记这么突然问我，我立马就应声“好”…… 等我回过神来，好像这事儿就已经被决定了。 我也就不再犹豫，抱了一叠书跑回自己的房间，兴致勃勃地看起来。 晚上，石队长一家听说我又要在山里过年，都高兴得很。石队长拎出来一只新做好的大火笼，“今年你可是冻不着了。” 我接过大火笼来，掂掂分量，真有点沉！烧饭大灶炉膛中的炭火，保准一大半是要填饱这个火笼子！我的心早已是暖洋洋的了。 “兰纳得”听见了我的声音，“嗯嗯唧唧”地不断叫我去抱她。几个月大的孩子不光会认人，还非常知道，发出这声音的是个大闲人，她可以被抱着到处玩了。 果然，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习惯地去抱起她来。她会高兴地把她的口水鼻涕乱涂在我的脸上。我一点也没有嫌脏，只是与她一起笑，掏出手帕来，又擦她，又擦我。 石队长说还有两周过年，队里安排的学习班已经讲好了，隔一天的下午，在陂上彭二婶家大厅举行，还搬来了一块黑板，让我这个老师好当一点。 我心里没有一点把握，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自己也是初学，讲不好的哦。” 石队长说，“世上哪有什么都懂的人，你照着书读读吧。” 他又把账本放在饭桌上，告诉我，今年我的分红是五十三元八角。我好高兴，今年钱涨了。签好字后，石队长犹豫了一下对我说，“我想向你借五十元，因为家里要盖新房子，大梁柱子都是在队里的山上砍伐的，虽是我自己选的，大队也批了条子，但是我们必须要付钱给队里。一共得付180元，缺了一点……” 我听明白了，我一点没有犹豫，“石队长，好的，好的。造新房子，我也有一间。”石队长笑了，“当然有你一间。” 石队长边说边拿出一张欠条给我，说“这个你收好。”我推回去，“不要，不是我有一间吗？” 石队长笑得更爽朗了，“那是两回事，你看看，是否这么写的？” 我斜眼瞟了一瞟，倒是发现了一个，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原来石队长叫石旺来。 我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对石队长说“我知道您的名字了。” 石队长被我这走题的发现，弄得愣了一下，呵呵呵地笑起来。 我接着说：“名字是一个人的标签，也是时代的标签呢。石队长您的名字是风俗习惯，家旺人旺，您的儿子石承业，子承父业，现在的孙女石方兰，兰桂飘香，一家的未来。多好！” 我有点沉闷地说起了自己的名字，我说我的名字太普遍了，只有社会的标签……可妈妈不给我改名字，还嘲笑我说，标签还要个性？那好，你是老大，那就叫汪一，老二叫汪二，小弟就是汪三……我笑得直捂肚子，只好作罢。 我突然冒出一句：“石队长，我现在想改叫承华，怎么样？” 石队长被我说得也哈哈大笑，“好，就叫承华。” 我马上接口，“那就是，承华怎么可以要欠条呢？” 石队长眨巴眨巴眼睛，这才明白被我绕进去了。他还是那个憨厚的笑容，打开他的宝贝小盒，把那张欠条认认真真地锁住了。 那天夜晚，我的大火笼子，让我一直温暖如春。我写好了给爸爸妈妈的“请假信”，又写了一封“抱歉信”给李梁才老师。半年了，借书人才记起来，需要向出借书的人汇报一下： “李老师：感谢您借书给我，我正在认真，还做了笔记。……今年春节我有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做了农民夜校的教员，其实，这几天，我自己也正是在赶紧读书，读懂一段就现买现卖讲一段，我想这也是一种学习吧？……总之，谢谢您的帮助，很高兴能认识您这么一位优秀的老师！预祝新年快乐……” 这是我写给李老师的第一封信。 那么多的新书的确把我难住了，如果都是《格林童话》，即便是《简爱》，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也会很快读完，还可以浮想联翩。但是，这是超越了我形象思维的本能，上升到逻辑思维，并且还有更难更需要大量思考的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从哲学高度去理解社会……什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我早就晕了…… 我接着翻出《儒法之战》读起来，这些儒家的人物还是比较熟悉的，孔孟的一些故事，像“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等，自小就读过，不过，那时是如饥似渴地摄入，现在是要来批判，得重新认识。 而对法家我就知道得不多了，报纸上是从正面赞扬的，我也就从正面来理解他们，像“商鞅变法”……不过我越读越迷糊，变法成功带来了社会进步，但是那些革新人物为什么都惨遭杀害？而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孔孟之道又为什么要批判？ 奇怪的是，我非常喜欢读这些资料，因为可以学到不少历史知识。我像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大海里瞎游，同时在我的心里“为什么”也已堆积成山，……游着游着，因为没有舵手的指向，没有灯塔的照明，我担心自己，或许会在知识的大浪汹涌中呛死…… 不行，我觉得自己也弄不清楚，怎么能当老师？于是赶快再换一本看看吧。我又认真读起了《矛盾论》与《实践论》。不管怎么样，这些书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我还是看懂了，但是只是看懂了表面。好在有总结的几点精华浓缩，我抄在本子上了。 读了半天，让我觉得最有兴趣的是《货币的起源》，我读得津津有味，弄清楚了原来“钱”是这么回事呀！ 于是，从这里入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我自己当下的水平，也符合农民学员胃口的讲课途径。抓住最基本的几个关键词，关键点，结合农民的生活点滴来讲。不需要太高的高度，也不需要太深的深度，理解一个点，带起一个面…… 那时候，我就是这么简单和幼稚地开始了一个比较陌生，也比较难的课题。我的讲课提纲是这样的： 一，钱是怎么产生的？ 1 物与物的交换 2 媒介物的产生与不断变化 3 纸币的产生 二，资本与钱的不同 1资本的再生产与剩余价值 2 什么是剥削？ 3资本家与无产阶级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 1 辩证唯物主义 2 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3 剩余价值的学说 四 儒家与法家 1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2 儒家代表，孔孟之道， 3 法家代表，…… 五 从《矛盾论》和《实践论》两书中的学习中，可以学到的“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七个认知方法： 1 一分为二（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 2 外因与内因 3 量变到质变 4 透过现象看本质 5 抓主要矛盾 6 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7 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会变成好事；同样，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等列出这份清单后，我才体会到，别看这些理论有很多已经不是时兴的思想了，而且，我在初学时就是生吞活剥，犯了消化不良的毛病。但是，往往这些基础理论，都已经刻入我们这代人的灵魂深处，已经不需要用你的大脑来选择了，即便有意避开也做不到，因为每一个思考，都会有这些影子在里面，就像一块甜饼里的糖…… 第十六章 一道霞光 第一次在生产队讲课，我有点紧张，面对的毕竟不是孩子们，都是长辈。 大厅里全是人。他们带着火笼子来了，坐的姿势就是烤火取暖的最佳状态，一根根的旱烟袋，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他们不说话，也不看我，好像准备等我开始，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我第一句话是问大家：“如果你们有了钱，你们会用来干嘛？” 还真灵，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已经有点小呼噜的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 “那还用问，只要有个一二百，家里就可以焕然一新”……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打算。 我再接着问，“其实，钱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 好像，大家的兴趣给提起来了。我们的讲座居然从热烈讨论“钱”开始…… 我们坪陂队七天的讲座，天天热烈讨论，虽然我只是讲了个皮毛，但是，老俵们天天都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要结束了。 听说库前队的学习班就是读书，读了三天，只剩一个曾主任坐在那儿打瞌睡。 我们坪陂的社员们，最后总结：小汪认真，带着大家一起认真。不管怎么样，大家对几个基本词汇弄明白了。哪怕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用…… 是呀，他们都说：“读了半天的理论，我们还不就是出工赚工分，回家吃饭睡觉，生孩子传宗接代……哪一句话也没有教会大家怎么富起来，欠队里的钱怎么可以还清……，但是，我们还是都很开心，因为坐在一起，第一次聊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生活……” 虽然，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这次的活动却让我读了不少书，思维踏上了更高一个层次，而且，新的知识就像在我心里，透进了一道亮光，…… 同时，坪陂队的老俵们，也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这个春节，虽然没有去年演出后的风光与热闹，但是，我并不冷清。 接着，我与五个知青朋友们，轮番的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与知青的沟通多起来了。 在除夕前两天，大沅队的知青谭玲突然来我这儿，说要与我住一天，她准备探亲去。 我奇怪地问她，想回家不是应该早点儿走？她说这次是去重庆。她的父亲在重庆医学院工作。行李都准备好了，想从我这里出发近一些，她知道除夕的火车票反而容易购买。 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分明有一种喜悦，好像她的爸爸为她找到了门路，这次就是去落实的。我心里一阵激动，既为她高兴，也为自己没有一点前途的暗示而伤感。 谭玲走了，很开心，因为前面是有路的。 楚虹，一个在库前村落户的，南昌居民的孩子，大年初一，她突然来找我，很客气地叫我汪老师。 我先有点奇怪，但是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她是住在学校右边，队部礼堂另一边的那个村落里。这是库前小队最大的村落，一条通向陡岭队的公路，把它一划为二，公路左面的屋群住着周主任，新娘子一家等几家老俵，公路的右面，是很大的一片村屋，中间围出了一个打谷场，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我上体育课，就是去那儿的。 我是这个学期，下午上体育课时，经常看见她与一群妇女放工回来，她们谈笑风生，叽里喳拉。由于她的嗓门大，而且声调不同老俵们，说的是南昌话，于是，我会看看她，并对她射过来的目光也微笑一下。 这次，她是来请我去做客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便高兴地随她一起去了。 库前的知青们这次回上海，又一次听说他们不会回来，找门路去了。我与楚虹的相识，就如多了个朋友，可以在空闲时随意说说话，聊聊天。 她的家——如果这样的也可以称为家的话——只是个灶间。中间有个大灶台，左面堆了许多柴火，右面的一块空间，放着两张床，窗下横着放一张，在对面墙边竖着也是一张，这张床的一头对着一口大锅。 那横放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其实也不是躺，是高高地靠在那儿，枕头底下放的都是砖头，而且是破砖头。垫被一看就知道是稻草塞在破的床单里做成的。床上面有一扇木格子窗，用破旧的床单做成帘子，挡着“嗖嗖”吹进来的寒风。 在昏暗的光线下，只看到那斜靠着的人，是个男人，胡子拉渣，骨瘦如柴，不时地在咳嗽……我们进来时，他只是转过头看了一下。 进门右手边，是一张方桌，方桌的那一头，也就是横着的那张床的床脚前，放着一个摇摇摆摆的旧衣橱。 她让我坐在桌子旁边，自个儿去拿出三个小菜碗，又去一只鼎锅里，舀了三碗吃的。这时我才看清了是海带排骨汤。一股股清香顿时溢满了这个简陋的屋子。 楚虹是个爽朗的人，声门开阔，一说话就笑，“床上躺着的是我叔，他得了肺气肿。你不会嫌弃我们吧？” 我马上就端起碗喝了一口，“哪里会呢，只是有点不好意思，过年只分了几斤肉，你们自己吃还不够呢。” 她也不遮掩，直截了当，“我现在也归为南昌知识青年了，我早就想认识你，可只有在春节才会有点吃的东西。” 我很惊讶，她这么懂事，交往朋友还要有东西请客？ 我忍不住问她：“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心里其实还有一句，是我的好奇心，忍了半天才没有问出口：你怎么会与叔叔住在一起？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说来话长呀！” 我们一边吃着她做的汤，还蛮可口的，一边就听她给我讲起了她的生世。她平平淡淡地述说着，可我却眼泪听出来了，为她心酸，为她痛苦，为她担忧…… 她只有十几个月就被送给了养父母，在大约五六岁时，养父得病死了，养母告诉了她真情：她是个领养的孩子。养母希望能尽快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回去。可是，知道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她的养母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因身子弱就一直没有工作。为了可以活下去，她为小苏宏找了一个能够给她们娘俩活命的“叔”——南昌的习俗，一般把继父称为叔，可对于楚虹来说，那是“继叔”。终于她们可以有一口饭吃了。然而好景不长，她的“叔”给人按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们一家就被下放了。楚虹只有十二岁多一点，就已经跟着父母来到了仰山库前村。 谁知，她那善良的养母病了，病得很重，ZG癌。她就陪着母亲到处求医，小小年纪的她，一直服侍着母亲。她们三年多就是四处看病，用完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积蓄，和下放的安置费，可还是没有保住她母亲的命。她的养母最后留给楚虹的是一笔欠款，一个也已经卧床不起的叔。 只有十六岁的她，必须下地干活，养活自己。她的叔虽然老单位每个月会给他一点补助，好像是十二块钱，但是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买药治疗他的肺气肿，现在天天咳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两个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就只好相依为命，并将就住在这么一个破屋里，是一间老俵废弃的灶间。 我已经泣不成声，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命苦的人，我那里还咽得下她的一点点过年的食物。 我说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回去一下。”话音未落，就飞奔去了自己的房间。 可怜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她的。床底下还剩一块固本肥皂，我一直舍不得用。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用草木灰的水来洗衣服，才留着最后一块的。我拿出来，在手里掂了一下，就带着它飞奔回去。 她很高兴，但还是说，我不能要。我怎么样也硬要她收下。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很为难地开口了，她的叔需要药，不知道我有吗？ 那个床上躺着的人又一阵咳嗽，挣扎着也对我说，“只要有好药，我这个病很快会好的。” 我总算明白他们那点可怜的目的了。我马上将肥皂塞在楚虹的怀里，又一次飞奔回去，翻出我的小药箱，一只方方正正的饼干盒。 盒子里有几包消炎粉，那是我第一年发水土不服时，大派用处的药。 那时的知青大部分都发了一种红疹，上面会有一个脓包，大多发在小腿上。我总是一咬牙，就用棉花垫着，把脓包连皮一起掐掉，痛得我咬牙切齿地直“嘶嘶”。然后，我就用碘酒擦，又使我一阵哆嗦。最后，我倒上了一些消炎药粉，用已经准备好的纱布块按上，贴胶带横二条，竖一条。 我每天都要处理新发出来的肿块，但是也有已经好的。 而莹贞因为怕痛，就穿一双长筒袜，将小腿和疹块都包裹起来。有一天，她觉得太痛了，就想脱下袜子来看看。可是，脓水把袜子沾在皮肤上了。她只好一点一点的用水沾着，剥开一点，把袜子褪下去一点……，只见小腿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发黑发紫，脓水像下雨一样淌下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赶快报告石队长。他们也害怕了，于是，我们俩第二天就赶回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家。 于是，我的药箱总是备着这些东西。不过，水土不服第二年就没有了。 我翻看了另一种常备药，感冒咳嗽的药：二包氯霉素，一瓶咳嗽糖浆，还有一些维生素。我就拿了一包氯霉素和那瓶咳嗽糖浆，立马急匆匆地又奔回去了…… 后来，我与楚虹成了好朋友，有时间就会聊天。她告诉我说：她的叔吃了药，已经可以下床走走，晒晒太阳了。 那年冬天，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了上海，杞树队的莲清——她的名字好听，人品也很好——就没有回去。还有长岭的贾芬，也没有回上海。她们在各自的队里，孤独难受，就时常会到我这儿来打发时间。我总是会说，你们两个像说好了似的，轮班来，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我的优势就是有石队长，不愁那两餐饭。来来往往的人多起来，口粮会增加，石队长却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我的朋友们都很真诚，热情款待，不过菜是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辣椒。我们上海人都不太会吃辣的，只好经常是用一个菜来待客。 莲清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她在一起，你可以放十二分的心，她不会难为你，更不会给你添麻烦。她也提起过，为什么别人老要说你“什么什么”的，可是与你在一起，你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实人。 我又好奇地问她，“别人说我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半天组织不起一句话。 我知道，我再怎么与最初放一把火的人和解了，但是，那个男汪老师，随意放的那把“火”，早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外，烧得漫山遍野了。 人世间，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烦闷无聊，岂有不把与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来当作消遣的东西？只要不是烧着了自己，嚼嚼舌头又何尝不是打发时间的一道菜？ 莲清真是个幸运的人，不久他们杞树队里出了个公社副书记，那人也姓曾，与库前队的曾主任同宗兄弟。但是杞树的曾书记出去当过兵，是排级干部，退伍回来就去公社任职。因为他的原因，上下联通了，杞树队一连送出去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莲清，她还入了党；另一个是男同学，他们都是送去了上海的大学。让我们别的知青百感交集，还暗暗妒忌不已。 （后记：我对莲清最大的感恩是，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回了一次我们的第二故乡。她特地去看望了石队长，给了石队长二百元钱。可是，等我后来再去仰山时，石队长与承业都已经去世了。） 贾芬与莲清的个性不一样，她有个聪明的脑袋，口才又了得，所以与她聊天得聚齐十二分的精神，不然就会让她的唇枪舌剑打中。她是插队两年后，也开始在长岭小学当老师的，所以我们的话题会更多放在教学与课文的内容上。 我说自己平时喜欢写作，她调皮地说起他们队有个南昌知青，也经常写，写的诗是什么：被“黄鸡婆”咬出血，又痛又痒难熬煎…… “黄鸡婆”是一种小虫，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小咬”。夏秋时节，你在山溪水边多待一会儿，尤其是洗衣物，就会被它叮咬。这种小虫比蚊子小，但是咬人却凶狠多了，一开始让人痒得钻心，可一抓又痛得不行，非常难受。 她不信任地看看我，“你不会也是写些‘黄鸡婆’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就拿出我的习作，给她看看我那些虽然稚嫩，但好像还不会归入“黄鸡婆”之类吧？ 她看了后，半天才说了一句，“比‘黄鸡婆’好一点。” 我总算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贾芬后来也读了大学，当了大学里的老师。我常想，她那黄蜂似的“刺”，一定会让所有“黄鸡婆”立马消失！ 我现在可是“奋不顾身”地又拿起笔，用自己还是幼稚的雕虫小技，写起了比“黄鸡婆”好一点的文章……） 很快，学校又开学了。大队安排了杞树村下放干部，老沈的准媳妇——褚怀君老师来我们学校，于是，初中的数理化有老师了。 同时，她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意识上，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导师。 她是南昌65届高中生，但是她的年纪与男汪老师一样，也就是说，她与66届高中生是同年的。她六岁不到就进学校读书，是一个早慧的天才。 可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考大学时，她非常难过，说她这辈子已经不想这件事了，并且，对于政治方面的进步就更不敢想，她说这一生，就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 她没有让我那个吃惊又好奇的表情持续很久，就告诉了我她的身世。 她的母亲是上海人，因年轻漂亮，被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相中。 在解放军南下，上海解放时，她母亲被那个军官带到了南昌，诞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褚老师。谁知，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过来，那个军官即刻丢下了她们娘儿俩，自己一个人逃走了，是否去了台湾也不清楚，反正他消失了。 褚老师的母亲在解放后，与一个工程师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弟弟。谁知，在填家庭情况表时，她的妈妈实在太老实，给她填了那个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而两个弟弟的父亲却是那个工程师。就这样，在那个“血统论”占了上风的时期，哪怕褚老师得了南昌市当届高考第一名，还是被定性为不可录取。 我听了很气愤，立马拍案，怒发冲冠！这是什么逻辑！在她只有几个月时，父亲就离开了，连他的模样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孩子，哪里还有父亲的印象，更不用说烙印？竟然可以把这样的账算到了孩子的头上，真冤呀！再则，如果是我，一个笨笨傻傻的人，倒也罢了，可她是个人才，就这么浪费了吗？！ 她却对我说，“别生气，我已经想通了，早已走出了那个愤愤不平的感觉。” 我与她在一起的两个学期，没有一分钟是空白的，她会精炼地把握时间，做事情不拖泥带水，也不枝不蔓，工作、学习、生活都有分寸，真是我的一个亦师亦友的导师。哪怕后来过了几十年，我也总是感恩上苍，让我有机会接近了一个天才级人物，虽然那个时期的社会没有用她，但她确实是个灵魂高雅，思想卓越，并有各方面才华的人！ 我也会用我那些稚嫩可笑的问题去问她。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被那些“什么什么”包围了呢？即便我妈妈开解我：心里不能只装得下一粒“芥菜籽”，心胸开阔才会有发展。可我为什么老在装“芥菜籽”，哪里是装一粒，而是不断要装？因为每一粒“芥菜籽”都会让我难受…… 她爽朗地笑了，说：有一句俗语，“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这就是原因。 “牛的犄角容易躲，人的舌头难避开。”她还耐心地分析给我听：在某个圈子里，或者说是某个层次里，总是会有那样的几句话，弄得你烦心，也就是你说的“荠菜籽”。 不过，但凡是个聪明的人，就不会在意这些“芥菜籽”，不断靠自己的努力，学习更多的知识，并提升思辨能力，一旦高出了那个层次，耳根自然就会清净。 但是，也会有另一种更高级也更复杂的争斗出现。或许那时候的心胸就需要装得下大江大海了！所以，MZX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呀！人之间的争斗，明的暗的，避免不了，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我若有所思，因为，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世间背负这种烦恼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喜欢“嚼舌头”也不是个人弱点，而是一种群体性的弱点。 她知道我还没有那么快成长起来，就安慰我说：“我只要听到有人议论你，马上就会告诉他们，你是个爱学习的人。” 我舒心畅快地笑了。与睿智的人相处，不但心是轻松的，脑子更是开拓的。 她对“抓主要矛盾”的一番话，也是深深烙进了我的心里的。 她告诉我说：MZX的话特别对，每一件事都有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要舍不得砍掉一些枝叶，而要把精力集中放在主杆体上。如果什么都想去费时费神，那么你会因为时间有限，而浪费了你宝贵的一生。比如读书也是如此，要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书。并且，一本厚书，先快速一遍，找到主要内容与精彩之处，再把这些主要的提纲放进脑子里，这就叫“厚书读薄”。做事同样要有选择，择友更要选择…… 顿时，我觉得有一道霞光飞进了我的心灵，大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但是，可惜我的理解依然肤浅，没有体会到，褚老师那时已经看到了，我这个人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都捏在手里，什么都认真地去做……或许我的生命就会被拖沓掉，而一事无成。所谓蹉跎岁月的“原凶”，应该就是这个弱点。 我们除了备课，讨论最多的是形式逻辑。一个词的概念，有它的内涵与外延，而每个人在运用相同词的时候，所表达的内涵外延会不尽相同，所以人与人在交往中，常会有误解与偏差，对人的理解与包容就是取决于这个理论基础。当然，恶意中伤除外。 逻辑学习中还有推论的思维…… 我记得在上海时，我们三个童年伙伴，也是最好的朋友：宛章，小兰与我，常喜欢坐在一起偷偷讨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是什么？”——“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等等这些一般人，尤其是女孩子们不会来探讨的话题。 而让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小兰的一个推理故事：有三个人，在树底下睡着了，来了一个牧童，他调皮地把三个人的脸都涂满了尘土，然后溜走了。睡着的人醒来后，看见另外两个人的脸上，脏得只见两个眼珠子在转，都哈哈大笑。不过，马上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脸上也是脏的，一下子，停住了笑。于是命题就产生了，他们是怎么推理出来，自己的脸也是脏的？ 当时，我们各述己见，好像抓住了什么，可又没有证实。现在有褚老师在，我又提出了这个命题。 她说这是个假设条件句，而且是要再次循环一圈才可以证出。假如A认为自己是干净的，那么她笑的是B和C，而B笑的是C，C笑的是B；A继续假设，B认为自己是干净的，那么A自己就只是笑C，B也只是笑C，由A再进一步推断，C假设自己是干净的，他或他们笑什么？于是，A就想到他们在笑自己…… 有了形式逻辑，可以讨论的事情会非常多，也很有趣。 我还突然联想到，如果别人的闲话是黑泥，你我他的脸都涂黑了，笑着笑着，还以为是笑别人，其实不就是自己笑自己的脸也是黑的……？ 我们对快乐和幸福的概念作了比较。而且还讨论了快乐的感觉是怎么会产生的…… 我们那时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良好的情绪，幸福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感觉。 人们感到快乐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以获得为乐，有人以付出为乐……但是，有一点我们都有一致的认同，真正的快乐总是在努力奋斗后有了成绩，才会获得的。 有时，一个人的能力大于了目标；有时，会小于了目标，也会有能力等于了目标，哪种情况是会有快乐的情绪产生？…… 我一直会怀念我们的讨论，其实那样的探究和聊天，才是最快乐的。 不要以为褚老师都是干巴巴的理论，她经常会画画。我也喜欢画画，可她画的不一样。她用B2笔，轻轻勾勒几笔，然后用炭笔耐心地擦出深深淡淡的线条，最后是一个立体的物件或人物出来了。她说这叫素描。 这下，可把只会画线条的我，馋得什么似的。我也偷偷地努力模仿起来。 这一段时间里，我与那么多的朋友们交往，心情突然有一种放飞的愉悦，好像有了点成熟感，交际原来可以扩展思维能力呢！ 让我更高兴的是，李梁才老师的信来了。他告诉我：努力学习是年轻人的最好选择，他在暑假期间会来仰山。我马上回信：谢谢李老师的勉励，我写了几篇习作也附在信后，望李老师指点。 李老师也旋即回信，我的习作，竟得到了他的高度赞许，他说：对你的才华非常震惊……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太开心，开心之后总是会发生令人伤心的事。 因为石队长家居住的石家大院，是借了别人家的房子，所以他决定了要为自己建造新房。 这个计划可是个大事情，他们一家都忙得人影不见。而我的中饭总是晚点，于是，又常常吃蚂蚁拌饭。有一次竟然发现，在锅台上面，垂下一根花花的粗绳子。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密密麻麻地叮满了大头苍蝇。我看着，头皮阵阵发麻，哪里还吃得下饭！ 因为承业天天在打房基，石队长队里事忙完也要去帮忙，家务一大摊都压在光桃身上了，她已经累得够呛，我一个吃闲饭的，不好说什么，勉强把饭塞进嘴里，咽几口就打发了。 谁知，那天她把睡着的“兰纳得”放在床上，就急着先去工地送饭。可快一岁的孩子会爬，会摇摇摆摆自己走几步了。她醒来不见一个人，竟然就翻下床，蹒跚着从房间走走爬爬，穿过大厅，走进了厨房。 厨房里有一摊，从灶膛里扒拉出来的炉渣，上面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火。 谁知“兰纳得”会走过去，还一屁股坐在了炉渣上了……惨烈的哭叫引来了正在石家大院门口的彭二婶。她飞跑进去，赶快抱起“兰纳得”，可她的下身已经烫出了一溜的水泡。 等我到的时候，石家所有人都在。 我觉得家里气氛有点不寻常，好久都没有看到他们聚在一起了。躺在睡桶里的“兰纳得”听见我的声音，就大哭起来，我马上跑过去，见她两腿之间涂的全是药，那药是深咖啡色的，有一股怪味。 我惊恐万状地问“‘兰纳得’怎么啦？” 在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来龙去脉时，“兰纳得”的小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还嘀嘀咕咕，好像也在告诉我她遭的罪。 我已经熬不住了，从慢慢抽泣到哽哽咽咽，又到嚎啕痛哭，还不想让“兰纳得”感到难过，不得不强忍着，想压下那股涌出咽喉的痛……， 我那样子一定很可怕，石队长与承业也抹起眼泪来，光桃干脆与我一起哭起来…… 还是彭二婶来劝我，“烧伤不严重，药已经用上了。你不要太伤心哦。” 于是，他们都收声来安慰我了。 那时候，他们都像是做错了事，对不起我似的，不断地自我批评着…… 出了这个事后，我一连七天，一下课就跑来陪着“兰纳得”。不知道他们给“兰纳得”用了什么药，山里这剂烫伤药非常好，只有七天，烫伤就基本好了。 我有时手里捧本书，有时就画画。画了六幅二开纸的画。其中有一张是芭蕾舞《白毛女》中，从深山里出来的喜儿，一头白发，在述说着她的不幸，她激动而又悲愤地跳起来，我的画定格在她的一个倒踢紫金冠的造型上。 这幅画让石队长问了我好久，他看不懂这个女的，为什么披头散发，蹦得那么高，还一个脚踢在后脑勺上。我告诉他这是“白毛女”在跳舞，这种舞蹈叫芭蕾舞呢。 我将画都贴在厅房里，谁知这一贴，就是好几年。后来他们从旧房搬去了新房，石队长将画小心撕下来，贴到了新房子的厅堂里。 我几年后再来仰山购铺板时，那几幅画还在厅里的墙上呢。因为石队长不让人撕下来。 等“兰纳得”好了，学校放暑假了，只要他们没人看管，我就干脆把她抱来我的房间。 有时，碰到运毛竹出山的汽车司机，他们会非常吃惊地问，这个知青结婚了？她的孩子吗？ 奇怪的是，当地人说话粗鲁，尤其是专爱开玩笑的那些婆婆妈妈们，这回居然都是用很客气、友好的语言告诉他们：汪老师在帮助别人带孩子呢。 这让我很感慨。 记得，我从小就不被家人看好，说我就是一个无用的会被人欺负的弱女孩。 在WG初期，我才十五岁，参加过上海红三司小分队。队里有个演’单口说”的女孩子，她的《造反派的脾气》是演出了名的，只要她双脚一跺，大眼一睁，把手狠狠地拍在胸口上，活像一个假小子时，就会将一礼堂的气氛调动起来！最后总是赢得满堂彩！ 她也认为我，到了社会上，一定会被人欺负，因为我太温柔厚道了，善良的“小绵羊”，一点“造反派”的脾气都没有。 她总是劝说我：“为了自己，你得学一下‘国骂’，给别人一点威吓力。”她很生动地打个比方给我听：“你看小猫咪，小狗，他们面对陌生人就‘呼，呼’地发威，那是他们在骂人，所以，你也要学学，可以吓退不友好的人。” “嗒——吗——的”，我难为情地被逼出这么一声，涨红了脸，憋足了气，那个狼狈相惹得大家都笑了。于是，他们都退下阵来，对我直摇头。 （可是后来，我不断悟出了她好意劝解的道理。不一定要口出脏话，也并不是需要什么“造反派的脾气”，而是，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人是要厉害一点的。 然而，我的母亲也有她自己的认识，她是个很硬气的人，哪怕在那个时候批斗她，她也是“强按牛头不吃草”的人，而且宁死不屈。 但是，她却对我一再说，千万不要硬碰硬，世界上其实是“软柴才可以缚硬柴”的。） 记得那时，我们这支文艺小分队，曾被调去上海郊县出桃子的地方巡回演出。同时参加当地的“包桃子”的农活。大家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们一群好朋友，还有了自己的“暗号”——我们学跳芭蕾舞“白毛女”，跳得不怎么样，就自我嘲笑：“我们是‘白来舞，巴毛女’”。 这一群“巴毛女”们，更深入地告诉我许多有智慧的话，我一直保存在记忆里。特别是她们的分析，说我会陷入“闲嚼中心”的缘由有三个：首先是我这个人，有一种天生的“光芒”，我呆在人群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别人也会觉得我是想要“出风头”，表现自己。但是第二，可惜的是，我不是“万丈光芒”，只有“十支光”，还是个有缺陷的“光”在“出风头”，第三，O型血液的人太直率，不会掩饰自己。 “我可以改造我自己。”我听了，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先天的，后天只是改善。” 如果我想学会保护自己，要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可以吓退一些“闲嚼中心”的“王婆们”。可我没有，连一句猫狗“呼，呼”的恐吓别人的声音都不会，更不要说是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一个内心很清洁又很善良的人，只会内省而不会外察，就有了更大的弱势：别人欺负你，可以连个顾忌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善良是无用的别名”了。 我听了他们的话，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逃走”。我惹不起，躲总还躲得起。因为我发现我这个“软柴”，还没有力量去缚“硬柴。 哪里想得到，现在在坪陂村和库前村，我的“弱势”居然让那些说粗话的人，会自我“清洁”起来。就是二斗里那个“疯婆俚”，见了我，她的声音会轻许多，用语也文雅不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秋收，坪陂队来不及收割稻子，我也去帮忙。我在梯田的下层田里，埋头割稻。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好像有人从上层田里滚下来。 我站起身一看，那个“疯婆俚”与另一个男的，又半真半假的在打架，抱在一起滚下来了。可是，他们一看见我在田里，马上就爬起来，一头钻进稻田里，干活去了。 我忍不住舒畅地偷偷笑起来了。 那时，由于这些小情况，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自信，人们还是向往更美好的层次的。 后来，生活不断地教训我，我才明白，这个世界大着呢，哪里会都是那么好的人呢，说实话，我的“逃”字经也根本没有用。 只不过眼下，我是与那些看上去原始粗俗，实际上却是淳朴善良的山里人在一起，哪里是我有什么作用，确确实实是他们对我的真诚和爱护呢。 我听说省宣传部门的李老师到仰山了，赶快把“兰纳得”托给小翠背着，就带着借他的五本书，急匆匆地赶去公社。 李老师一个人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埋头写作。 我轻轻敲了一下虚掩的门，提着心，吊着胆，怕打扰了他。 谁知，他头也不抬，一支笔还在写着什么，随口就说：“进来。”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他倒是警觉了，回头一看是我就笑了：“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那个公社的书记呢。” 他把笔放在一边，要我坐在他的前面，很客气地又说：“书看好了吧？” 我把所有借的五本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摞在他的面前说：“都看了，只是一本《语文教学》和一本《诗韵新编》……虽抄写了许多，可还是没有完成。” 他二话不说，马上抽出这两本书，稍稍翻了一下，就递给我说：“送给你了。” 我只是呆了一秒，就高兴得什么似的，双手接过来，连声说谢谢。 他也显得很高兴，“你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很好！写的作品也有艺术性……” 听他用了一个“作品”，我就非常不安，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那是我的作业。” “好吧，”他也不停口，继续他的表述，“我也喜欢写文学作品，比如诗词散文。可是，我现在的工作，是写工作报告、调查报告，手里有着怎么写也写不完的任务，稿子已经堆成了山，还得写。还有多少公社都在等着出报告呢，这种枯燥的写作，让我望不到边，……” 这时，门外有人叫他了，“李老师，我们马上要开会了！” “好，马上就来。”他一边整理稿件，一边站起身来，“你看，没有穷尽吧？我是真羡慕你，自由自在呢！” 我也赶快站起身来，“打扰您了！” 他与我又匆匆说了一句，“等有空了再来。” 我应了一声好，可心里想，我是有空，老师您哪儿有空呢。 之后的我，因许多事挤在一起，也没有及时给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李老师写信，时隔半年多后，李老师给我写了二封信，让我大吃了一惊！…… 第十七章 “还债运动” 假期之后刚开学，学校就来了一组人，是奉新县罗坊教学片区的教学大检查小组。 他们与余校长一嘀咕，听课的重担又压到了我的头上。我不高兴余校长总是那句话“非你莫属”，然后，我就得挺身而出，当个“冲头炮”。 这可是大检查，学校过不了关，我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但是，无路可走，我只好提着个乱跳的心，屏住那怯怯的呼吸，走进了教室……教室后面坐满了人。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就好像要随时挑我的毛病似的…… 我无助地看了看孩子们…… 但是他们都是好样的，小翠那双美丽的眼睛在对我微笑，眼神里充满着鼓舞。裕文，争胜他们，就是承生也坐得笔挺，比平时更加了十二分的努力。 孩子们的无声鼓励，让我的底气上来了，而且我也已经有了差不多三年的教学经验了。于是，我熟门熟路，按照自己的习惯，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了上课。 我请所有班级打开课本，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接着，我就成了“陀螺”，连轴转起来...... 先走到中间一排四年级前面，他们这节课要讲解第一段课文，我布置了一下任务：要求找出这一段的中心句子。然后我赶快到左面三年级前面，他们是上新课，请他们将课文中不认识的单词做记号，自己先想一下会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转到五年级，他们的课文已经完成解释，我在黑板上写了“主要内容，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请同学们试着写出来…… 然后，我回到四年级前，提问：“这段课文中的哪一句，是可以概括整段内容的？” 小翠马上举手回答，她说得很对。不但我满意地点点头，发现后面坐着的检查员们也都在点头。 我很开心，紧张的心放下了一半。 我转身三年级……然后又站到五年级的前面，争胜总结了主要内容……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一会儿就把写作特点也总结得非常到位…… 由于上课时的紧张与忙碌，我把害怕与担心都丢在脑后了，可一听到下课铃，我的神经马上收紧……孩子们却一如既往，继续拖住我，问了一下做什么作业…… 等我再抬头，只见那一行人已经走出了教室，到隔壁我们宿舍小楼去休息了。 对着一群后脑勺，我看不出他们对我这节课的感觉。我拖着有点疲惫和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办公室。 余校长与检查小组的罗组长在谈笑。 一看见我，罗组长就赶快对我说“你复式班的课上得很不错，一节课有三圈半的循环，内容安排也很合适，从学生们的回答，可以看出效果很不错。” 我一听，就像卸掉了个沉重的大包袱，长长地舒了口气。人也累得瘫坐在办公桌旁…… 可那个罗组长只让我轻松了二分钟， 就又把一个更沉重的包袱压上来了。 他说：“现在请知青来当乡村教师的学校越来越多，你们库前村小基础设施虽差，但是师资很不错。余校长，你们准备一下，下个月，由罗坊教育大片区组织一次，教学现场观摩与交流活动，地点就安排在你们学校。观摩三四五年级的语文教学，还是汪老师担任，再听一节褚老师的初中数学课。二名女将，”他转脸对我们两个笑了一下，“挑起这个担子，给当了老师的知青们做个榜样。” “榜样”两个字并不是好东西，惹得我又在心里挂上了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七颠八倒......我不由得推脱起来...... 可是，褚老师却很镇定，她说，“可以，让余校长与大队说好，库前来一百多号人，也不是件容易事。”不知为什么，褚老师的才华就是底气，她的不动声色，稳定的心态，给了我许多安全感和鼓舞。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罗老师让我周日到罗坊去找他，商议具体事情。并告诉我，他的宿舍就在公社广播站旁边的楼里。 我突然想到了王京，问罗老师，她好吗？如果我当天不能回仰山，可以借宿她那儿。 罗老师很吃惊地问我，“你不知道她出事了吗？” “怎么？”我们都挺诧异的，她这次调到公社的广播站，那可是个好差事…… 罗老师说她肚子给人搞大了，已经有三个月，回上海打胎去了。 这下，让我们彻底震晕了，目瞪口呆…… 据说，表面上她交代出是与公社那个矮墩墩的、五十岁的宫会计，发生了不正当的事情。于是，宫会计被撤职查办，还被提起公诉。他大喊冤枉，他说是在一个月前，王京来勾引他，坐在他的腿上，他没有把持住，就在公社会计办公室里……那么一次，会有三个月的怀孕？ 其实，谁都知道他是个“替罪羊”，那么暗底下的“狼”呢？能不能揪出来？王京多此一举地去勾引一下那个宫会计，一个那么老，那么丑的乡下人，王京怎么也不可能会看中他！别人就只能这么想：背后的那个人是碰不得的，把宫会计作为一个棋子抛出去罢了！ 宫会计最后没有被判刑，但还是被解除了公职，发落回老家种田去了。他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子女也嫌弃他，留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他天天像个祥林嫂，唠叨着他的受骗故事。 罗老师说，传说是那个“瘟神”干的，因为“瘟神”总是对成份不好的女教师，威胁利诱，有好几个人落入他的魔爪。但是，他好像有个什么背景人物，是行署地区GWH的一个什么官员。在王京出事之前，这个“瘟神”就已经调走了，确切地说：是逃走了。 但是，也有传说几个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与王京有染？一时谣言四起…… 天呐，王京自己遭了不少罪！可她也让另一个人平白无故地遭了罪。她的背后恶毒的“魔爪”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她的成份不好，就得这么来赎罪？这“罪”又不是她自己惹出来的，是她的父母？还是那个“大GM”？ 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心酸，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知青远离自己的家，怎么就那么惨，死的死，批斗的批斗，还有被扣上个“反革命”，强迫劳动的，竟然她…… 还好，我是属于非常庆幸的人，因为我有石队长，还有库前坪陂一群善良的人在护着我。 褚老师叹了一口气，“这个什么‘血统论’，……真是害了不少人！” 余校长却追问了一句：“那个姓温的，不是个讲信义的人，调到哪里去了？” 罗老师好像也不清楚。 余校长十分感慨，说他自己也上了他的当，因家里困难，几次请他帮忙调到香坪村小去，而“瘟神”总是收受了他的礼物，满口答应，却一直没有动静！ 这个“瘟神”看来做尽坏事后，躲起来了。暂时躲进了“潘多拉的魔盒”，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来害人！那个大GM“培养”了不少这种恶人！ 到我们库前村小来开教学现场会的策划，马上就确定了。 过一周后，我就去了罗坊公社。 罗老师在他的宿舍里，热情地辅导了我，要我按照他设计的课程上课。虽然我觉得有点牵强附会，但也没有很大的反感。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他那儿借了几本他的诗抄。那时候非常著名的诗人，郭小川，艾青，臧克家……他们的诗，罗老师都正楷抄录下来，我看了爱不释手，尤其是那首“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呀，诗人臧克家纪念鲁迅写的，鲁迅精神不是还是活着？不朽的东西一直就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也准备抄个天昏地暗，都抄下来才痛快。 我们库前村小的现场会，开得很顺利。有个县城来的老师，说得很是直率和中肯，他认为我：如不按照别人的设计来上课，会更好。弄得我和罗老师都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我不由得佩服，明眼人真是厉害！ 储老师的课当然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破破烂烂的库前小学，很幸运地登上了罗坊片区所有学校的，教学上的“云雀山”。 我趁着这股热潮，追着宗书记说自己尽力为库前学校做了事，虽然我想做得更好，可我能力有限，所以我渴望读大学，这次有了名额，应该给我去了吧？ 宗书记对我们库前小学，居然能够做到了声震罗坊，非常满意，爽快地一口答应：当然！当然！ 一晃，又一个学期差不多要结束了。石队长的新家也已经打好了地基，开始上大梁了。 那天，按照他们的惯例要举办“上梁酒”，请建屋师傅与乡邻们大吃一顿，杀猪宰鸡，与过年一样热闹。我带着“兰纳得”，坐在彭二婶家，就是等吃。 彭二婶的客厅里，与我一样等吃的好几个。其中陈副队长的堂客，胖胖的陈嫂与我坐在一起唠嗑。她是个爽快的人，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小汪，石队长家盖新房，有你的功劳！” 我呆了二秒，笑了，“我的功劳就是有空抱抱‘兰纳得’。” 她却一本正经，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你一年有八百斤谷，哪里吃得完。”还加一句，“光桃不会做事，给你吃什么呀……以后上我家来，我保证让你吃得好好的。” 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有去动过脑筋，我会得到什么。我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我该怎么做好我的工作。一般的一日三餐，有了石队长一家照顾我，他们不容易，我也觉得很满足了。 突然听到这么一句婆婆妈妈的直言不讳，有点“什么什么”了我心里最敬重的人，我很不舒服，又不好直言不讳地怼过去，我脸上的笑变成了尴尬的抽筋。 正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时，好在彭二婶过来了，她在帮厨，这会儿得了空，也想与我说两句。 她说的话更有意思，她的女儿彭德香刚进我三年级班，聪明漂亮，特别是她的两只大大的黑眼珠子，宝石一般的明亮，“汪老师，你要是排练节目，别忘了我家德香哦。” “那当然！” 她也不管旁边还有几个人，也是单刀直入地说，“你们上海知青，那个男汪老师娶了道菊子，我看是蛮好的，我也要在知青里找一个，把我家德香配给他。汪老师，你看看那个陡岭的小杨怎么样？” 我一下子又语塞了，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模模糊糊地敷衍一句，“她还小，过一年再说吧。”...... 还好，下一个救兵来了，石队长端来一碗粥，喷香的肉糜菜粥，要我帮着喂“兰纳得”，说光桃呕了。 陈嫂与彭二婶就打趣石队长说，“新房盖得及时，又要添丁进口了。” 石队长依然是憨憨厚厚地一笑，也应了她们一句，“马上要开席了。”说着放下碗就走，彭二婶也顾不上说话，随着他一起去厨房帮忙。 石队长家这下可热闹了，真是喜事扎堆来，又是忙建房，又是忙开枝散叶，忙得什么也顾不到周全了呢。 我也为他们高兴，乐呵呵地喂“兰纳得”吃粥。 这时，小翠来找我了，她还未开口先就泪流一脸。 我慌了，马上放下调羹，拉她坐在身边，焦急地问她怎么了？前两天，她还在对我提建议：不要搞什么听课活动，还是要歌舞演出活动，大家都喜欢。 她用手揉着眼睛，也用手背擦着脸颊上的泪水，可眼泪越擦越多。我赶紧掏出手帕给她。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的爸爸在“老愚公水电站”出事了，炸药炸伤了他的手，还摔断了一条腿，现在在县医院治疗，马上要回家来了。 我的心确实与她一起下沉，“兰纳得”叫我“姑，姑，吃吃”，我也听不见了，我不断抚摸着她瘦瘦的肩膀，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陈嫂本来还想继续与我聊，可见了小翠的伤心难过，她就端起了那碗粥，帮我喂起“兰纳得”来，一边安慰小翠，“没有事，人活得好好的，回家就好。” 我也只好顺着陈嫂这么安慰着小翠。 结果，这次的“上梁酒”，别人都喜气洋洋地大吃大喝，我与小翠只是勉强喝了一碗肉汤。 我对小翠的上心，不仅是因为她的学习好，聪明伶俐，我总觉得她还有一种小妹妹的亲切感。她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人，为了她的读书，我与她一直不容易地在坚持。现在，她的父亲受伤回来，她的读书可否再继续下去？ 她已经四年级了，人像小葱儿拔节似的长高了许多，与裕文的两小无猜也一直很有默契…… 可这么个可怕的消息，不由不让人担心呀！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小翠的父亲张连长，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他的右手也残废了。虽然，所有的伤是公费治疗好的，但是，他只拿到了少得可怜的工伤赔偿金和一纸奖状。据说他是为了帮助别人排除哑雷，才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残废人的。 那时候，靠着每个生产队支援的一点儿钱，开启的“老愚公水电站”项目，根本没有钱承担意外的开销。张连长英雄的称号换不来钱，他再高尚的举动，却只带来了他自己与家人的痛苦。他们一家马上就陷进了贫困之中。 小翠更苦了，照料着受伤的父亲和一家人的生活。 这时，又有一件事，让我很难过，褚老师也找到了门路，她要调到县城的化肥厂去工作了。 她整理着东西，与我告别。 我却狠命地忍着那总想喷涌而出的眼泪，默默地帮她提着行李，走出小楼，走出库前，走出那条小公路…… 她说：“就此别过吧，我是没有办法，世界只有这一条路留给我：找到一份发工资的工作，赶快结婚成家。而你不一样，继续努力，还是有希望去大学读书的。”她接过我提着的袋子，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争取入党，给送大学加一个条件。” 我木然地点点头…… 她转身离去，在公路转弯时，再一次回头向我挥挥手，就没有了身影…… 我反正这时也看不见什么，一汪泪水遮住了我的视线，脑子里就定格在她挥手的那一瞬间…… 大山黑黝黝的影子上面，出现了一抹秋霞，迷迷糊糊地在眼前晃动。我一直呆呆地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那一脸的泪呀，任性地流着流着……我空荡荡的心里，将两句名句，变成了自己的两句：“孤山远雁彩霞里，惟见红尘无尽头……” （一个优秀的天才，就像一颗好的种子，只要环境适合了，就一定会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成为参天大树。褚老师，被“血统论”夺去了读大学的资格，但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会计师资格证考试，她考了全国第一名，96分。有许多大学生都考不及格呢。于是，她被香港来上海的投资老板看中，调到上海，做了这个公司的财务总监。 在她六十岁退休时，又考出了华师大心理师资格证书，居然常常给研究生上课……） 送走了褚老师，我又得一个人过着孤寂的晨昏。 好在学期要结束了，考试的工作也蛮多的，我一直是提不起精神，稀里糊涂地不觉就到了要宣布考试成绩，与布置寒假作业的时候了。 我这才发现，小翠的语文成绩是不及格，数学没有来考。她怎么了？争胜在宣读成绩时竟然也没有来学校，我糊涂了，他们也糊涂了吗？ 褚老师是走了，我的心情差极了，可我也要一个人支撑着自己，努力把工作做好，这样，我才有资格去争取实现我的梦想。 我赶紧收拾起那恍惚的，就如隔了一世的心情，准备去看看这几个孩子。 傍晚，山已经被昏暗淹没了…… 可我走进争胜的家，他们没有点灯，屋里一丝光线都没有，也没有动静，出奇的安静！ 我试着叫了一声，“争胜，在吗？”，过了一会，还是没有声响，我奇怪地又问“有人吗？” 好像有人开始哭泣，可又想把声音强压住，...... 我的眼睛也慢慢地适应了黑暗，渐渐看清了屋里的情况；他们一家都缩在一起，抖抖索索的，争胜的妹妹金娥在哭，她抬头看看我，却说不出一句话…… 我看到那个平时温文尔雅，清秀俊俏的争胜，紧紧抓住他瘦弱的父亲，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黑暗中就觉得他变得那么木讷，浑身没有一点生气……他们都坐在泥地上，同样没生气的屋子里，四处冷冰冰的…… 我也忍不住发起抖来，磕着牙，我问他们：“说呀，你们家发生了什么？” 还是他们久病成疾的父亲，勉强用他只有一丝游气的声音告诉我：“队里来讨债，没办法，把米都拿走了……” “你们没吃饭？” “昨天就没有米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今年年初大讨论，共产主义理论还在我的心里暖洋洋地荡漾……我明白了，他们库前不是学习是读书，读到后来，只有一个曾主任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共产主义”读进去...... 我也不管这是别人家，就直接去那个米缸看看。米缸的盖子是斜的，里面果然只剩了底里一些糠屑。 又一个脆弱的声音抽泣起来，在那边的破破烂烂的床上，争胜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哭哑的嗓子，又SY地发出哭的声响，可滴干了泪的眼睛里，似乎只有血才会流出来。 她的声音让我的心更刺痛了……我的手在裤兜里寻找，只有一张二元的钞票……这个月还有十天，我需要煤油、手电筒的电池等的费用，这张钞票刚够…… 我犹豫着，这时不知为什么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突然理解他为什么把自己的皮鞋卖了，给他战友看病。他早忘了自己在挨斗，家里吃饭也困难的情况，那时他也与我一样的万箭穿心……我毅然决然，马上掏出那张快要捏烂的钱，一把拉起争胜的手，把钱放在他手心里说，“快去买米。” 他父亲无力地抬起头，对我客气了一句“汪老师，谢谢你，我已经托人打电话给嫦娥了，她马上会拿钱来的。” 嫦娥是他的大女儿，争胜的姐姐。她是队里为了帮忙解决他家特困户，父母都在生病，调用了知青的一个名额，现在在县粮食局工作。 我赶快说，“你们已经挨饿了，等不及，先吃一口要紧。”我也不想再听他们用那脆弱的声音，硬撑着道谢，要尽快让他们可以买米做饭，于是，我说完就走。 回到房间，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也饿得叽叽咕咕的，我倒了一点热水，就着饼干桶里的几块江西饼干吃起来。平时觉得这饼干没有放油，更没有放鸡蛋，嚼着干乎乎的，卡嗓子。不过今天特别好吃，数数没剩几块，还舍不得吃完，把盖子又盖盖好。 然后看看煤油瓶，里面只有一层底，手电筒昏黄的光也在告诉我，马上就要换电池了…… 我浑身搜了一遍，看看还有钱没有。找遍口袋与抽屉，所有可以放钱的地方……总算找到了一分钱。 我苦笑了一下，唉，还有十天时间，才可以支到一月份的钱，要节约着用这些照明的东西呢。没有手电筒，就用竹篾条，我已经学会用三条篾子捏在一起，烧着火走夜路，应该没什么难；牙膏没有了就用盐，那种岩盐要泡成盐水，才能漱口；没有肥皂用草灰水；没有煤油灯，就早早钻进被窝，赶快睡觉，那也是我们最好的忘掉烦恼、孤独、忘掉饿肚子的最佳方案。 我就这么策划着只有一分钱的生活……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因为肚子真的很饿，现在又是吃两顿饭的季节了。以前我有钱时会买零食，石队长也会给我黄连饼。可事情总是凑在一起，石队长两父子一心都扑在建新房上，确也顾不来。光桃害喜，自己还难照顾好，更不会想到有什么可以让我解解饥饿的。 我想，要十点才可以吃上午饭，还早，先去小翠家看看。这一圈走下来，或许会忘了肚子的抗议了。 谁知，我这一去，肚子饿是忘记了，可真是让我更加的心痛！ 小翠家也是冷冰冰的，他们倒是不缺吃，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一口“猪食”：没有油的米汤加萝卜樱子，也不管怎么样，“猪食”是可以让人活着的东西。 小翠一边流泪，一边在做着家务事，忙里忙外，一刻不停。看到我来了，就丢下手上的活，跑过来拉着我就更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看她双眼通红，一定已经哭了很久了，赶紧用手绢给她擦擦，边安慰她；“你爸爸已经回家了，一切都会好的，坪陂是石队长作主，他不会为难你们。你的考试成绩更不要去担心，以后再补……” 她哭得更厉害了，喘不上气来。我一只手不断拍拍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扶着她，一起走进她家的厅房。 张连长躺在一张竹榻椅上，一阵“吱吱嘎嘎”，他支起身子与我打招呼，“汪老师来啦。” 我一看到他的样子，不觉吓了一跳，那是张连长吗？没做英雄前，倒是一个英雄形象，现在却完全像个生病的八十岁的老爷爷了。他黝黑的脸庞瘦成了长条脸，受伤的右手不成形了，他带着一只又破又脏的手套，那只摔断的腿，搭拉在竹榻上，一看就知道还不太会动弹。特别是他的一头白发，才五十多岁，怎么就提前换了头发颜色了呢？ “汪老师，我们家小翠再也不可能来上学了，我也不想的……” 我马上就说，“我知道，她不用来学校，我来单独给她上课。” “她为了我们家，要……” 我又急着打断他，“她会很忙，但是她总有休息时间，哪怕只有晚上，她可以搬来与我一起住，我可以教她。” 张连长像是特别着急，怕他没有说清楚，拉着他自己的头发，不断叹气。而那个客家婆娘从里屋出来了，她是很直接地把他说不出来的话，像竹筒里的豆子一样，全倒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懂一部分客家话，起码她三分之一的叽里呱啦，我明白了。但是她的话也让我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怎么？你们要把小翠给卖了？二百块钱？”我依然不信地看看她，看看张连长，转过头去看看不断抽泣的小翠。 一阵可怕的沉默，他们都不回答我，只有小翠痛苦的哭泣声……我努力地再次整理一下那个作为母亲的人的话：他们家欠了大约二百元的债，为了还债，他们为小翠找了一门亲事，男家是大沅队的，只有他有二百元的聘礼。马上就会把钱送来......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还是个孩子呢！而且，”我找到一个理由，“你们不是太需要她帮助做家务吗？” 还是那个不痛不痒的母亲说话了，“不还债，一家人没有办法活，我们是宝贝她的，姑娘家总是要嫁人的，这也是给她找了个好人家......” “什么好人家？那个人是个什么人？”我忍不住急急地问， “拿得出二百元的不是好人家吗？” 小翠扯了扯我的衣袖，轻声告诉我说：“那是个五十岁的光棍，还是个光头。” 这下我彻底火了，“你们这是糟蹋她呀！”我咬咬牙，“不行，小翠我带走。” “带走可以的，帮我们还了债，小翠就是你妹妹！”她斜着眼看我怎么回答。 我刚想说好，可习惯伸手往口袋里一摸，又是冷汗一身，那个孤零零的一分钱在我手心里湿湿的…… 我差点没有嚎出来，“天呐，钱在哪里？”我跌坐在凳子上，也变得无话可说，心里的痛苦却波涛汹涌地要把我淹死…… 我脑子里第一可以救援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要赶快写信去，我今年也不回家探亲，但是，请借给我二百元，晚上就写信，要快！ 还有石队长可以求救……喔，不行，他正在建房，根本就是需要钱的时候。那，对了，裕文，他们家干脆就来提亲…… 我对小翠说：“裕文呢？” 小翠只是停了一下哭泣，接着更难受似地大哭起来。原来裕文家来提亲过了，他们也只有东凑西借的一百元，还未开口就被拒绝了。这个二百元是她父母的底线。 我只好最后挣扎出一句：“张连长，你是个男子汉，你怎么可以出卖了女儿来做英雄呢？” 或许是我的话太厉害了，很不讲道理。他把一只茶碗摔到地上，也呜呜地哭了。 我吓得站起身来，不敢再说什么，我对小翠说：“我去想想办法看。你别哭了哦。” 她果真没有再哭，咬咬牙，也站起来送我，好像很相信我似的。可我却心虚得不得了，只有一分钱的人，去哪儿想办法呢？ 我迷迷盹盹地到了石队长家，两父子依然为了建新房在拼命。“兰纳得”正睡觉，而光桃在不断作呕，什么也吃不下，可她还是给我留了饭。 我果然把饿忘了，居然看到那点冷饭更不想吃。 我那呆呆的样子，光桃有点奇怪，她一边为胃里翻上翻下的东西，努力地控制着，一边问我：“是不是要热一下饭？” 我赶紧说我自己来。 在灶间的一面空墙上，石队长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灶，上面架个小鼎锅，只要用两片碎木头片子和刨花就可以热饭了。石队长家最近就是废木片多。 我把冷饭冷萝卜樱子菜全放进小鼎锅，加一些水和盐，就做成了一碗咸泡饭。虽然没有胃口，我还是完成了吃饭任务。想想，村里有那么多人竟然在饿肚子，我有这么一碗可以填肚子的东西，实在太幸福了呢。 我好惭愧呀，年头上我给大家上什么课呀，那些理论，说说都有道理，可有哪一点可以填饱肚子的？哪里有一点可以救救小翠的？我还好像一直在解释着“钱”是什么？可钱呢？钱呢？只要二百元就可以救小翠了，那时候，这笔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我也懊恼给小翠讲了“灰姑娘”的故事，让她有了梦想，却让现实又来毁了她的梦想，我没有办法马上变个王子出来；或者说是一个有钱的好人，能够来救她的人……或许，她不懂什么是美好，现在就会更好过一些。山里的女孩子本来就是没有将来的……，一个还是孩子的小翠，就要让一个与自己父亲同岁的人买去了……我心如刀割，可我无能为力，……那个一分钱还在口袋里嘲笑着我……，假如那个时候，有人出五斗米救小翠，我一定会折腰…… 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门口突然有人在焦急地叫我，“汪老师，汪老师，”随着声音，裕文冲了进来，他急得语无伦次了，刚才，小翠不见了，她去了哪儿不知道。 我“霍”地站起来，想与他一起冲出门去。可马上想到，到哪儿去找她呢？没有方向呀！ 裕文说她可能上了云雀山了，她一直喜欢我们那次的登山，说是在“一捧泉”背后，有一个山洞…… 好，我一咬牙，与裕文一起去爬山。 天气好像有点变化，阴沉沉的，风也有点邪乎，一阵比一阵大，像刀割一样地在脸上拉口子。中午的太阳，却没有一点力量，还不时地被云层遮住。我们一会儿就到了高陵，找到了承生，又要他带路去爬山。承生的母亲出来与我们说，今天不能登山，只怕会下大雪。 那怎么办？我与裕文商量着，准备两个人自己去找。 才要动身，承生的母亲过来拦住了我们，她说：承生的父亲会去沙窝背炭，让他去找找看。她让我们也赶快回去，这个天眼看着会下雪，山高路滑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们就这么半途而废了，心里的担忧压得我和裕文一路都无话。走着走着，我真就是头晕眼花，脚下一滑，一个跟头跌到田埂后的山谷底，我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吓傻了还是累傻了，也可能饿傻了，那点儿咸泡饭不够我用来消耗无尽的焦虑，不够我用来匆忙地爬山…… 裕文拼命地叫我，他快急疯了......我终于应了他一声，慢慢地动了一下，觉得就是摔痛了，冬天的衰草枯藤，厚厚实实的托着我呢。 我赶快告诉裕文，我好着呢，我自己可以试试爬上来。我扯了好几根枯藤才找到一根有点劲，我拉着它站起了身。这个山沟不是很深，也还好不是云溪沟，不然我跌入溪水里，那就更惨了，不伤也冻个半死。 我手脚虽然到处痛，可都能动，于是我学着承生的做法，在沟壁上挖了一个洞，等会可以踩脚，然后就开始爬。裕文在上面拉我一把，我爬上了小路，坐在山石上，不断喘气。口鼻出来的气也与小溪上的浮气一样，一会儿就好像要凝固起来，气温在不断下降…… 我回到石队长家，裕文也只好先回家了。我们两个泪眼对着泪眼……我与他说好，谁有了小翠的消息，就赶快报告另一个。 我迷迷糊糊地对付了下午餐，就想回小楼自己的房间了。 半路上，我特地又拐去了陂上，还没有到小翠家门口，就听见她的父母焦急地哭声，“读什么书？你看，有本事了，这个害人精，连父母的话都不听了！辛辛苦苦一场空呀！”那个继母边哭边骂着这几句话，就像唱着山歌调…… 我马上止步，他们在骂我！这个时候，我如果进去，他们会不会与我拼命？我只好又退回去。 在医务室的诊所厅里，桌子上有我一封信。医生也兼护士的小陆说：这信是家在库前，现在在罗坊中学读高一的学生带来的，他说他还会来。 我一看信封的发信人签署：罗新歌。 明白了，罗老师来要我还他的手抄诗集呢！我差不多抄好了，他两本硬面抄，我选抄成了一本。 罗老师的信很简短，一分钟读完，我却呆想了半天。 他说：想必诗集已经看完了，请让周同学带回。因我们有共同爱好，我有意与你琴瑟合鸣。如若同意，诗抄不用还，我等你的回信，如不愿意，不用写信，只还诗集本…… 这个罗老师，文雅地提出交朋友的要求，我还是很敬佩他的。但是，没有情感基础，就凭爱好，怎么可能？ ......如若我问他借二百元，先救一下小翠有可能吗？ 不行，这不是在欺骗他？要不然小翠救了，换了我陷进去了……看来这个“为五斗米折腰”之路，其实也是“折”不起的…… 我还是准备把他的诗集还给他，可也写了一封扼要的回信：感谢罗老师的信任，但是我有一个理想：要读大学。不实现夙愿，我一切都不会考虑的！抱歉。 第十八章 大雪 罗老师的信是个小插曲，倒是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可等我下决心还罗老师诗集后，我又开始担心起小翠和争胜他们了。不知道这个“还债运动”是怎么回事，让我的那些孩子们都陷入了困境之中。 其实，我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我怕煤油不够用，就快快用最后一点炭，放在小红炉里，烧了一壶水。没有火笼子，用热水冲了个盐水瓶子，然后就干脆钻进被窝，躺到床上去胡思乱想…… 我实在又困又累，打了一个盹。好像迷糊中看到小翠，她正准备跳崖…… 我立即惊醒过来……这下瞪大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了。 我觉得四周出奇的静，就穿好衣服起来，忍不住掀开破布帘子，往窗外一看。 这一看不打紧，把我惊呆在那儿了，我不由自主地一个冷噤一个冷噤地接着打…… 外面的一场大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灰黑色的天，压得很低很低，地上已经一片雪白……那混乱飘飞的雪絮，密密麻麻，把天地之间的空间填满了。 “燕山雪花大如席”，可真不是夸张呢，我这是亲眼目睹了，天像是撕破了的棉絮，就是那么一大块一大块地压下来…… 天哪，一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把我控制住了……在我心里，根本没有那种明天可以打雪仗、堆雪人的童趣；也根本没有什么诗情画意，而是一连串逼人的担忧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第一就怕屋顶被压垮了……隐隐看到对面涧河旁，一间茅房被雪压塌，又被雪埋了，斜斜歪歪的一堆，在那惨白的雪光映照下，可怜地趴在那儿。后来才知道，那是个猪圈，一窝小猪被压住冻死了。第二是怕小翠，不知道她在哪儿，如果承生的父亲没有找到她，这么大的雪，她还有生路吗？ 那可怕的焦虑不安，一直煎熬着我…… 终于，熬到天似乎开始亮了，我就急忙跑下楼去，想推开对着学校的那扇小门……根本推不开。我用力摇，用头顶，还是纹丝不动。 我害怕地叫小陆，她也起来了，帮我一起推，也没有用。还是她想到了，这门是向外开的，一定被雪埋住了，但是，大门是往里面拉的，可以试试看。 我与小陆一起用力打开了大门的左扇，天哪，一堵雪墙，赫然出现在眼前！ 那一夜大雪竟然积雪已经有一米多高了！我从雪墙上面探看出去，雪还在静静地下着，只是小了很多。 我们俩对望了一下，眼里交流着忧愁和不安。实际上这种心情是会互相影响的。我们都沉默了……深深地忧虑着…… 一会儿，我们都意识到，没有路了，不能干等着，得自己努力来开路。 于是，我们在厨房找了两把锹，她用大的，我用小的，就开始向雪墙又铲又推。情况比我们想象得要好，雪墙向外面垮塌了很多，原来门前的路上，积雪大约七八十公分。 我们试着一脚踩进雪里，没到了膝盖上面。看来，门口的一米雪墙，是风把飘浮的雪吹过来；还有从斜斜的屋顶上落下来的雪，一起堆积而成的，自然比路上的积雪要高。 我们一鼓作劲，一直铲雪铲到要虚脱，才把门前雪都堆到一边，两边的墙快有我人那么高了，真是一个洋洋大观的工程呀！ 小陆去厨房烧了一点稀饭，也盛了一茶缸给我。我端上楼去，就着那几块留着的饼干，吃得热热乎乎，还算对付了一顿。 然后，我就从前门出发，一步一步，脚深深插进雪里，要用浑身的力气才能又拔出来，再迈一步，堪比HJ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奋斗精神，终于绕着走到了小门那儿。我又费力扒开了那个雪墙，打开了小门。 然而，我心里想着去坪陂石队长家，可那一片大雪地，真是难倒了我！我怎么过去呢？都是平平的，厚厚的雪原，连云溪也盖住了，路在哪里？ 再抬头看看，高山变成了白色的波涛，一波一波的雪浪，连山顶都分不太清楚。雪用它巨大的“白斗篷”，把高高的“云雀”，劈头盖脑地全兜住了。反正我只觉得：天那么低，灰蒙蒙的，雪山那么高，白皑皑的，天与山汇合在一起了，整个世界，只剩下两种颜色：白与灰。 我艰难地走到那个大茅厕，还好，这个厕所顶着厚厚的雪，还安然无恙。我在里面方便后，就开始了我的“愚公移山”。 我努力地用带来的那把小铲子开路，一会儿就开出了两米。但是，我突然头晕了，眼前一片黑，我马上意识到，要雪盲了。 我急得闭上眼睛，不敢睁开。可就只停下不动才两分钟，我便要冻僵了。不行，我试着闭上眼睛来开路，东一锹，西一铲的，瞎倒腾。 一会儿我又觉得饿了，越没有吃东西，就越不争气，浑身无力。我只好撤退。回来时把脚对准自己踩过来的脚洞，省力许多。 我回到了房间里。眼睛还算好，没有一直发黑，慢慢就恢复过来了。我倒了一杯热水喝……说实在的，我现在的房间里，也只有这半瓶热水，什么都没有了。 我山穷水尽地坐在椅子上，自己虽然已经饥寒交迫，不知道怎的，又担心起小翠来了，她在这样的雪山上，怎么活……？ 这场大雪，真的是百年罕见，不是因为在大山里，江南江西一带，哪里会遇到一夜积雪深度，就达七八十公分的？这场大雪简直就是雪暴。我是第三年在山里过冬，资历浅，那么小陆总有二十五年的经历吧，可她也是第一次遇见。 我见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她，一杯热水就是我的下午饭了。 我还焦虑着小翠的生死呢，想快点开出通道来，便咬牙又出去铲雪了。一米又一米，我终于铲出了十米的雪路来。 我正埋头在高高的雪墙里苦干，突然听见一个人声，就在我的一边响起，“吆，知识青年为大家开路呀！”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库前的一个社员，他提着个锄头也在开路，可能看到我这边有动静，就迈雪过来看看。 我笑着说：“开路为了吃饭呢……” 他也不管我说的什么目的，反正是开路。于是，他就在我的雪墙边，再开起“回马枪”的路来。我起身看看他原先开好的路，从不远处那个屋群出来，没有几米马上要与我的路接龙了。 我再放眼看出去，白皑皑的一片雪地里，果然有好多人头在冒进冒出，都在开路呢。 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我们怎么就像是一群蚂蚁在钻洞？为了活命，人还是会自发自动地联合在一起奋战！因为大家都相信，总会挖通一条四通八达的雪路来。万古以来，人类没有被大自然的威力逼死，就是因为有这种自强与合作的精神！ 我们那时候的小青年，都对俄文学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喜欢，喜欢背诵他的名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看到眼前感人的这一幕，我想起了他的另一句话，“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多么的伟大！ 我整整一天只吃了一茶缸粥，几块饼干，还要高强度体力劳动，累得就想早早躺下。晚上又喝了热水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热水，哪里还有水洗脸？马马虎虎囫囵衣裤，把被子裹在身上就勉强睡了。 我真的是睡了好一会儿，但终究还是被冻醒了，肚子饿的人更容易觉得寒冷。外面雪是停了，但这时的气温又一再下降，寒气好像从四处钻进来，我躲在被窝里“咯咯”发抖。那一夜真是尝尽了饥寒交迫！虽然我不断用中外名句鼓励自己，“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苦熬着，一点“钢铁”的样子都没有...... 安静的山野里，还不时地传来了热闹的“爆竹”声，不是什么过节燃放的鞭炮，而是被大雪覆盖的竹子，漏进中空肚里的雪水结冰了，体积迅速膨胀，柔和的水就这么轻易地把，一根又一根的硬竹壁炸爆，粗粗大大的毛竹，青翠的叶子还来不及变成枯黄，就像鞭炮一样的“叭，叭”满山炸响，炸成了废物。 这时还没有到新年呢，冰雪却像是个顽童，急着为人类“点燃”了大自然的“爆竹”，那是真正的爆竹呀！雪灾可恶地破坏了竹子的产量。老俵们面对“雪灾”引起的“竹灾”，只好调侃，今年柴火太多了。 第二天，我们起来一看，还好，开出来的路还在，灾难没有增加。可我也开不动路了，饿得没有办法，再去问小陆要了一杯热水，她也是昨天烧的，还有半热水瓶。因为柴都湿了，烧不起火来，她与我一样，只得喝水充饥。 我们打开大门，想看看有没有老俵已经挖通的道路，想就近去讨点吃的。这时太阳斜斜地露出了一点光亮来。天哪，天是明晃晃的了，可雪的银白色被耀起更强烈的反光，照得人眼睛生痛，好像多看一眼便会雪盲。 我本来就饿得头晕眼花，只走了几步，就虚弱得两腿打颤，眼前又开始发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好像就要摔跤似的。 我只好赶快退回房间里，一个人痛苦地想着，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平静地生活呀？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奇怪，是饿昏了吧？怎么像是谭玲在叫？ 我跑到阳台上一看，不远处有几个人，手里拄着拐杖，用毛巾或围巾包着头，眼睛也遮住的，就与万里长征爬雪山时的红军一样，膝盖上还裹着塑料纸，一步一步艰难困苦地；正在向我们小楼慢慢地迈过来呢。 我好像打了强心针，突然来了精神，赶快下楼，迎了出去。 果然是谭玲。她不是去了重庆吗？一年了，怎么选了这种时候回来？ 玲一看见我，就三步两步地迈出雪地，虽然直打趔趄，还是沿着我们开的路跑过来，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起来…… 我抚摸着她的背，嘴里不断安慰她：“好了，好了，到家了。” 她拿出手帕擦眼睛，说再这么在雪地里折腾，人垮了不说，眼睛也要瞎了。 与她一起回到库前的两个老俵，一人帮她背着一只重重的旅行袋，这时将袋子放进诊所大厅里，就各自回家了。 我与玲不断地向他们道谢，这个艰难的七里行程，没有他们两个，玲是绝不可能走到库前的。 玲问我热开水有吗？ 天哪，我这才想起，不知道怎么接待她了，说是家，除了我这衰弱饥饿的身体外，我已经一无所有…… “小汪，你要饿坏了吧？”就在我一筹莫展，十分为难时，石队长来了。他总是像个天兵天将，在我无路可走时来救我了。 再苦再难的两天里，我没有流过一滴泪，可听到石队长那父亲般的一声轻唤，我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 “莫哭，莫哭，”他憨厚地笑了，“是我们太忙，忘了给你都备好，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场大雪呀！昨天我试过，想来给你送饭，没有成功。今天一定要来，不然你要饿出病来了。” 他一手拄着一个木杖，一手提着我的大火笼子，背上有一背篓的东西。他将火笼子给我，就提上一只谭玲的旅行袋说：“走，上楼去，饭还是热的。” 石队长的背篓，就像是古彩戏法，变出了一桌子的好东西：一大茶缸的饭菜，他用毛巾裹好，再用一块棉絮包得严严实实的；两条黄连饼，好几只番薯，还有一包他们都舍不得吃的卷子面。篓子的底层铺了木刨花，几块钢碳一条条放得很整齐。他拿出来并帮我堆放在屋子的一角，让我可以自己用炭炉来烧水或烧吃的，够用好几天呢。 “石队长，谢谢你……” “哎，是我忙昏了头，让你受苦了。” 我又忍不住流泪了。 他说，“不要哭哦，我还会来，一天送一次饭来。” “你太辛苦了，还是我过去……” “不用，马上融雪了，路很难走的。” 他突然想起我的牵挂，我还没有问，他就告诉我说：“张家的翠儿回来了。她是上了沙窝，承业的父亲把她送回家了。” “我正急得没有办法呢，怕她被封在山里，这么一场大雪……现在她回到家就安全了！”我一阵欣喜可又一阵担心：“那她家的二百元怎么办呢？” “唉，你管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山里孩子的命呀。”石队长摇摇头，就要我们赶快吃饭，他要回去了，说承业一个人在新房地基上除雪呢。 我与玲分了那一茶缸的饭，肚子饱了，又有火笼子烤火，很快从虚弱中恢复过来。 玲不断告诉我她的故事。我断断续续地听着，因为脑子里被小翠的命运给弄得七颠八倒，我有时插一句关于小翠的事，她也听不懂，反而劝我说；我们知青自身难保，还要管她们当地人的孩子什么事，不要自寻烦恼。 玲的门路是有的，是四川省的上学额度，她就是听说春节之后，有名额会跨省过来，所以必须早点来候着。 她是昨天晚上才搭车到了仰山，住在招待所里。哪知道，一夜的大雪，仰山积雪差不多二十多公分，她与库前几个老俵一打听，知道我没有回上海，所以就跟着他们一起上山来了。 谁知越上山雪越深，到库前的公路上已经没膝深了，没有老俵热心帮助，她根本没有力气迈步。他们背起了她的包，在前面踩雪，她是踩他们留下的足洞走，才勉强到了这儿。 她说她几次都想放弃了……想想怎么放弃？退回去？只有咬牙坚持……这次她是真正体会到了红军长征胜利的不容易呀！ 她津津乐道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知青生活，我的学生小翠的事，只有我在焦心，插不上嘴。 于是，我也就不再提起，只是与她谈论这场大雪，因为我也悟到了人类的智慧，造房子为什么屋顶是斜的，大门是朝里打开的？…… 后来的三天都是晴天，白天有太阳的照射，大约六七个小时，雪开始融化了。到处是点点滴滴的水声，不比一场大雨小，不时会有我们扫雪筑成的雪墙，坍塌的声音，山里还有大量的雪崩声……好像整个世界是个化掉的雪糕，一切都在不安定地变化着…… 最可怕的是路，面上雪水泥浆四流，下面却是昨晚结的冰，没有办法走路。有几个想试试的人，没走几步就摔成个嘴里“嘶嘶”叫痛的泥人……看到这种情况，玲不敢回她的大沅生产队，只好再与我挤住几天。 而石队长，依然天天会来给我送饭。我担心他五十出头了，摔伤就麻烦了。他却说不怕，不用担心。 他穿了一双大套鞋，拄着木拐，背着一个背篓，总是上午十点，准时到我门前。他还不进屋，把东西递给我就走，他说他的套鞋上全是泥…… 我看到他的那双手，粗糙的皮肤上，全是冻伤的裂口，还有血丝渗出，我又泪流满面了......如果父母的爱是一种亲情，那么石队长对我的关爱，是一种珍贵的人间大爱…… 过了三天，人走的路中间终于看到有一部分干了，虽然四周依然是一片残雪。屋顶上的冰凌还是长长的，不断滴着水，滴也滴不完。大山的那件白雪“披风”已经千疮百孔，露出不少可怜的、折断了的毛竹，翠叶依然顽强地钻出来，雪水把它们又压得低低的，千千万万的小水流在它们身上唱着大合唱，那种声音不知道疲倦，可却把人们的心也压抑得快疯了。 玲也越来越着急，两只重重的旅行袋，怎样才可以搬回她三里路外的大沅村？旅行袋外面是用力扎紧的绳子，怕打开了没有人会扎，于是就一直那么放着，或许她带来的菜会坏，她十分地不安。 好在，小陆告诉我说，下午有人会去大沅，可以跟着去，有个照应。玲终于可以回去了。她后来告诉我，那个老俵帮她挑了三里路，不过问她要了二元钱。 玲走了，我就赶快自己去石队长家。 我穿着雨靴，一路小心翼翼，完成了这段残雪烂泥的冰路。我们学着爬雪山，还要学着过草地，总之九九八十一难，都要经历的。 石队长看到我来了很高兴，尤其是“兰纳得”，一直扯着我衣角要我抱她。我把她放在我的膝上坐着，与她沟通的语言是不够用的，但却是那种亲亲热热的情绪在交流。 我终于听到了一个消息，也必定是个不好的消息：没有路走的小翠，就是在湿漉漉、冰冷冷的昨天，她跟着那个五十岁的男人无可奈何地走了，踩着那条正在融化的路…… 彭二婶的女儿德香，也在石家大院，她看到我来了，就赶快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皱巴巴的练习本给我。这是小翠请她带给我的。 我很熟悉这个本子，小翠的作业本，我送给她的。 我泪眼蒙蒙地翻开了她的本子，前面几页还有我的批示……在后面空白的那页上，小翠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我想做“灰姑娘”， 可这不是我的命； 我想做“白毛女”， 可我没有这个勇气。 我只好做二百元钱， 这是我全家的希望…… 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那压抑了那么多天的焦虑，就这么一下子让我以彻底失败而结束。我觉得我给她的“优”与“良”的批示，在讽刺地看着我，好像说，你教学的那些东西，不就是个摆设？或许还适得其反，有用吗？有什么用吗？…… 等我情绪平复了后，彭二婶告诉了我一个真情。 她劝我不要难过，这不是你的错，那是小翠的命。 小翠像她的妈妈，一个客家美女。只是小翠从小受到后妈的虐待，个子长得更小，我叫她小翠，还真形象，她妈就是大翠。 小翠的母亲与现在的后妈是表姊妹。张连长刚复员回来时，派去大翠他们村工作过。很英俊的张连长让他们表姐妹俩都动心了，可他与大翠结了婚。 大翠的表妹，现在小翠的后妈，心里不知结下了多少的恨。 谁知，大翠生下小翠后一年多，就得病死了。这个表妹缠住了张连长，于是，他们俩走到了一起。原以为，表妹会对姐姐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哪里知道，这个心肠与长相都不怎么样的人，把对表姐的恨，统统发泄在小翠的身上了。 在她刚生了儿子时，张连长又去“老愚公”水电站工作，她好像对小翠好了不少。 她为了儿子，为了娘家，总是向队里支钱，不知道她用来干了什么，一年多就欠了队里一百多块钱。后来想不到的是，张连长受伤回来了。她就把一切推在小翠身上，说她是克星，克死了她娘，又克伤了她爸，一定要把她出送给那个老男人，她才解恨。 周家的裕文，这小子就是喜欢聪明伶俐的小翠，他家到处借债，想用一百多块钱来下聘，这是多好的事呀，而且，裕文家也同意写个借条，以后补齐二百元。可是，那个后妈就是一口咬定不肯。裕文天天来苦苦哀求，小翠自己是中意裕文的，也哭闹了很久，可是，后妈的铁石心肠，还是活生生地逼散了两个“青梅竹马”，把小翠逼进了火坑。 我的眼前又恍惚看到了，那个后妈恶狠狠的眼光，那只“土拨鼠”，对着青葱欲滴的小翠，终于下手了。 本来，我对道菊子与男汪老师的婚姻，标上了标签很不以为然，现在，我真想冲到公社去，请求再来一次，批批这个恶毒的后妈。 可是，小翠已经成了那口锅里的熟饭了。 而在山窝里，父母做主的婚姻，将小幼女“卖掉”的事很多，看来，要想彻底掀翻这种习俗，我用一辈子的努力，也不一定成功。 一个晚上，我在痛苦中煎熬，就想着，我要好好读书，怎么样也要用自己微薄的努力，可以帮助还没有陷入泥潭的“小翠”“小小翠”...... 雪的融化不间断地进行着，而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办法间断。在烦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里，村里的生气倒是慢慢又回来了。 的确马上要过年了。在年前，仰山公社正式成立，与罗坊公社是平起平坐的两个行政单位了。于是，新成立的公社准备开一次知青大会。我与玲去了。 公社新书记胡友林看见我就说：“你是小汪吧？” 我有点诧异，从来公社书记都不认识我的，可他却能一眼认出我，并叫出我的名字。 我是有点受宠若惊，赶快说，“我是……您是胡书记。” 他爽朗地笑道，“你是大个子呀，我早就知道你两年多没有回上海了，教书育人干得不错。这次会上，请你发言，做好准备哦。”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平时与知青们有点脱节，真不知道在知青会上，我可以说些什么。 他很洒脱地说：“就说说你的上课，连续两年在农村过年，很好说嘛，一个老师，天天磨嘴皮子的，怕什么。” 我还真被他赶鸭子上架，上台去胡诌了几句。 胡书记是个退役军人，豪爽大气，也有能力。 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我们知青在下面也开起了小会，都在传说前二天关于他与知青的一段故事。 说是仰山公社的仰山大队仰山小队，九个清一式男生的知青点出事了。他们住的房子，就在正面对着公社的那个大山梁上，站在公社正门口，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那绕着几缕云丝的屋子。然而，你要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上去，却也有五六里路呢。 两天前，他们队的老俵突然发现，知青房子周围的水沟里，全是鸡毛与鸡血，还塞住了污水的流通。他们赶快检查自己的鸡群，一只没有丢失，奇怪，怎么回事？ 队长敲门进去，发现很不对头，他们的灶间里摆满了鸡，听他们说这是在学习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要设“百鸡宴”，提前吃年夜饭。 这事传到了公社武装部，那个也是退伍军人的部长，召集了十多个民兵，真枪实弹地杀上山去。 胡书记听说了，急得只带了一个秘书，前脚后脚地跟在后面，也上去了。 等他赶到时，武装部长一行人已经冲进屋里，把坐在大圆桌子上；准备开宴的一干知青们团团围住。 他厉声呵斥，要他们立即下山到公社去交代问题。 而知青们并不怕，口舌如簧与他们辩论，“为什么知青就不能聚餐吃个年夜饭”，还言之凿凿，让他们查查，队里有人丢失鸡了没有？ 武装部长手里的枪，在愤怒的情绪下，有点控制不住了，真就挥动起来。他端起家伙对准那个最会讲话的人，只差没有拉栓了…… 还好，胡书记赶到了。他把武装部长拉到屋子外面，轻轻耳语，就吩咐他们一群人先撤，这里由他来处理。 于是，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懈了。 胡书记向知青们要了一只凳子，也坐进了他们的席里，一句话也不问，与他们干杯喝酒。他听知青们的海阔天空，滔滔不绝，听他们抱怨生活不好，总是有一顿没一顿；听他们述说着担忧：前途不知道在哪里？还有各种知青中的传言：某某用了什么手段，找到了什么门路…… 胡书记一言不发，耐心地听他们的“胡说八道”，还与他们会心微笑，认真点头……直到宴席差不多了，也已经夜深了，胡书记才说：“我明天在公社，等着你们来开会。你们的生活情况已经告诉了我，可我也有一些问题要问问你们。怎么样？” “胡书记，你是个‘模子’（讲义气的男子汉），我们冲着你，也会来的。” 第二天下午，公社办了学习班，他们也交代了偷鸡的来龙去脉：前几天，他们是如何分兵四处，到别的生产队出击的。 原来，他们各人背个“马桶包”，到离自己小队方圆五里之外去偷鸡，这叫不吃“窝边草”。 他们抓鸡都厉害，没等鸡叫，利索地把鸡脖子一扭，拐在翅膀下，翅膀再一交叉，往马桶包里一塞就走。二天来战果累累，二十多只鸡，被他们杀得一地鸡毛。 胡书记用那种亲民方式解决了问题。知青们被感动了，都真心实意地写了检讨，还准备以后赚了工分来还钱给老俵们。 胡书记听了知青们的诉求，首先他们的日常生活，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就着手筹办知青农林场，地点就在公社旁边，所有仰山公社的知青可以全部集中过来，并配了老农来指导，也配了专人来办食堂，这样，知青的一日三餐，基本生活就可以无忧了。 胡书记也成了所有知青的好朋友。 （几十年后，胡书记到上海来，知青们欢迎他的盛况，就知道他与知青的关系一开始就有多好了。） 我看到别的书记，不敢说话，面对他，还是怯生生地提出来了：“胡书记，我想读大学。” “你在教书，不是比读书更可以学到东西？” “那不一样，我心里只有123，只有通过学习，读了大学才会有更多的知识……”我又拿出了我最简单的理由…… 他听了，爽快地笑笑说：“好，有机会去读读书，好事！” 我满心欢喜与期待，这次应该铁板钉钉，我的大学梦一定可以实现，因为大队书记与公社书记都同意了。 很快1974年的春节过去了，那是个有太阳却到处在“下雨”的节日。雪的融化进行了一个月，可还是有不少残雪要“滴答”几声。 而出人意料，库前的知青姚洪与言喻回来了。 姚洪看到我，第一句就是，“听说你红得发紫了？”声音里不无嘲讽，也带点奇怪的酸楚。接着的一句，倒是有了一点恻隐之心，“你几年没有回家，图什么呀？没有油吃，脸上的皮肤都起毛起皱了。” 我也知道了她与言喻的故事。 原来姚洪与言喻是早就定了亲的两个人，说好了才插队在一起的。 以前一公社的男生都为她们两个“顶特”神魂颠倒，不是白忙乎？ 这次他们一起急着赶回来，就是为了来争取今年保送大学的名额的。言喻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读大学是他一家的希望。 刚听说这些传闻时，我是一点也没有在意的，论表现，我几年没有回家，学校教学也小有成绩。 而他们刚从上海回来，怎么与我争呢？ 第十九章 失望 接着，我们又接到了公社的通知，三月份会有解放军部队来仰山拉练，库前要驻扎一个连，还有二营的营部。于是，我们都要搬家，这个小楼全部得让给解放军。 我们知青一起搬到了库前大队部，舞台两边的耳房，左面是男生的，右面是我与姚洪的。 舞台的耳房住两个人还是很宽敞。我与姚洪的床并列排着，中间有一张书桌，是姚洪的，我的书桌在我的床脚后面，不过靠着窗，正好有利于我看书写字。 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大家也还客客气气的。 姚洪他们这次回来，带来的东西很可观，一只崭新的煤油炉让我羡慕不已，加上配套的新厨具和餐具，真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装备”了。 舞台成了他们的厨房，煎炒蒸煮非常便利，一会儿，他们就可以弄出三菜一汤，和一锅喷香的白米饭。他们在一起吃喝谈笑，小日子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姚洪在左耳房，基本不过来，我等于还是独处一室。 每晚，我完成自己的和记日记，已是十一二点。我自顾自吹灭了煤油灯就睡，常常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反正只隔一个舞台，从左边到右边，没有危险。 我另外又接到了通知，要排练节目。解放军来了，我们会一起开个联欢会。于是，我就忙碌起来。 我已经排练了一个舞蹈《敬爱的MZX》，一个表演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因为是与解放军联欢，我还想排《洗衣歌》，再自己创作一个诗歌舞的组合《解放军来到咱山乡》。 可学校还没有开学，我只好一个一个地去通知小演员们来排练。 小翠不能来了，德香替代了她。 德香悄悄告诉我说：小翠已经回过娘家了。说是她的老丈夫对她很好，天天吃饭吃肉，她还胖了。可怜她以前在自己家，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干饭，更不要说吃肉了。 听了这话，我是一肚子酸甜苦辣，不知道该说什么。想了半天，就只好吩咐德香记住，下次她来了，要告诉我一声，我想与她说说话。 争胜也来不了了，他病病恹恹的父亲说他下学期不来上学，他要下地干活了。他们一大家子还指望着他来养活呢。 他的姐姐嫦娥，虽然去了县粮食局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9元5角。每个月她要节衣缩食，才可以寄回家来10元，对于他们家来说，还是杯水车薪，不够还债。 争胜对我看看，一句不吭，他好像又成了“老师躲”了。 而他的背后走出来一个女人，看上去二十多岁。他父亲向我介绍说，争胜结婚了，这是他的堂客。 我真的是很愕然，脑子“嗡嗡”响，原来，山里除了女孩子会被逼换钱，男孩子也一样会。 争胜脸上的肌肉抽筋，勉强挤出一丝笑，就赶快低头走开了。那个女的倒是上来叫了我一声“汪老师。” 我一般不会仔细去观察和描述别人的长相，因为那是天生的，也是每个人自己具有，并不可随意被侵犯的“私情”。或许也因自己不漂亮，有心理阴影，所以常会避开这一点。 但是，对于争胜父母做主的这个婚姻，我还是真的大大诧异，用现在的语言叫“大跌眼镜”。 那个女人，一眼就看出来比争胜大了好几岁，黝黑的脸庞，结实的身材，粗糙的双手，还有那木讷的眼睛，与那个灵秀的争胜，哪一点也不般配。当然，那个女人不是丑八怪，很憨厚朴实。只是争胜太优秀了…… 我对她有点陌生，微微点点头，就对争胜父亲说，“争胜是可以读高中的，也或许可以读大学的。” 争胜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唉，他生错了地方，也生错了人家。”然后又对那个女的说，“去干活吧。”转脸接着对我说，“我的这个媳妇能干活，又挣工分，又包揽家务，不是绣花枕头。她嫁过来的嫁妆带来了二百块钱，帮我们还清了大部分的债务……” 天哪，又是一个拉郎配，又是二百块钱……这山里的孩子，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一下子失去了两员“大将”，他们都还标有身价，被父母出卖了…… 在高尔基的散文短篇集里，除了“海燕”外，还有一篇短文让我难忘，有点象征意义的故事“蓝柯”。大约讲的是蓝柯的家乡遇到灾难，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逃进了原始森林，他们以为穿过了森林，就可以得到安宁的生活了。可是，森林里越走越艰难，越走越黑暗，他们迷路了。就在他们所有人都觉得绝望的时候，蓝柯挖出了自己的心，那颗心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他高举着他的心，照亮了大家的路，终于将人们引导着，走出了森林，获得了安定自由的生活。然而，蓝柯因为他的心已经燃烧殆尽，而永远地倒下了。 我当了老师后，就把蓝柯当成了自己的榜样，我要掏出自己的一颗心，虽然不会是光芒万丈，是有缺陷的“十支光”，但是是最真挚的，只要把孩子们引导到比自己更高的一层境界上，我就算成功了。 可是，当我在前面颤颤巍巍地举着一颗自己的心，困苦地走着时，回头一看，没有走几步的孩子们，还是被原始森林的黑暗吞没了...... 这就是我最心酸痛苦的地方。 我又昏昏沉沉地跑到了周家大院，结果，裕文也不在。是小周老师裕斌告诉我：裕文一直执拗地去找小翠，两家父母怕会出事，他的哥哥裕武就把他接去了县里，准备给他开刀治疗兔唇。 这种失望不知道别人会体会吧？我那时的感觉就是：人都被抽空了似的，呆呆地麻木了两天…… 后来，还是大周老师提醒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任务紧急呢。 我勉强克制着情绪的低落，硬是将自己的神魂给拽回过来，召集了一批新的小演员来排练。 库前的舞台，已经是姚洪的厨房，礼堂的大厅里，放了好几堆的新棺材。 我只好去学校。在我的教室里，搬开课桌椅来排练。两个周老师都来了，他们的二胡还是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余校长也来了。他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他终于调到香坪小学去了。但是职务成了个副校长。 看上去他很高兴，也很轻松。与我们匆匆告别，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 我与余校长同事快三年了，不管他怎么样有点私心，也有点偷懒，还有点排斥裕斌，可是，他对我是很不错的。没有他的支持，或者说他的“非你莫属”，我可能有那些成绩吗？而且，他也顶住了那个“瘟神”对我的进攻。 现在，他走了，那么谁会来当校长呢？我有点忧心忡忡。 可裕斌反而很高兴，他有希望回到学校了。 我在尽力排练节目，完成任务；而姚洪他们也在努力活动。 那天，我精疲力竭，困顿艰难地回到自己的耳房里，却看到姚洪他们在对面耳房，宴请了宗书记，周主任，曾队长等大沅和库前的几个主要干部。他们想办法购买了肉蛋蔬菜，加上上海带来的食品，烧了一大桌美味佳肴，还有几瓶四特酒。他们谈笑风生、杯盆交错的声音，不断从对面传过来……又一声声地刺进了我的心里，我的不安在不断地增加…… 后来的好几天，宗书记天天要去他们房间里嘀嘀咕咕，每次离开都手里拿了一包东西。我隐隐约约地感觉，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过，我就等着看看，他们怎么对我开口…… 他们终于行动了。 那天，队里通知我们几个知青开会。姚洪对我掩口一笑，就去了舞台的左边耳房。 我独自穿过大厅，到了舞台的对面。上楼梯一看，队部会议桌前空空如也。 我一个人惴惴不安地，先坐在那儿等着，还一再自我安慰，天下哪有闭着眼睛可以说瞎话的事？ 开会的人终于都到齐了，最晚来的是楚虹。她明明看见了我，和我对她那真诚的一笑，可她的眼光只是扫了我一下，马上就怯怯地躲开我，低头不语了。 宗书记坐在ZX的位置上，那个笑眯眯的周主任横着坐，紧挨着他的是言喻，姚洪再挨着言喻。 而我却坐在他们的对面。我心里顿时感觉自己被孤立了。 我忍不住，再去看看楚虹，她缩在桌子的一角，似乎也是那一边的。她垂着眼睛，脸上没有了她平时那爽朗的笑容。我本想招呼她过来坐，可我看懂了她的犹豫和为难。 好吧，我咽下了那句热情的话，就焦虑地等着宗书记的开口。 那个宗书记清了半天的嗓子，终于说话了，配上他那张永远不笑，也没有表情的脸，嘴里的话含含糊糊，似乎在表扬我，又似乎在敷衍。他那没有神的眼睛，直视着对面的窗外，我想从他的表情与言谈里，读出他心里是什么意思，可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然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策划好的话：“知青能上山下乡，都一样的优秀。言喻也很不错。这次我们大队，只有一个送读大学的名额，我们很难说该送谁？” 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几张早已裁好的白纸，“我们社委决定，让知青投票自己选举。”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伎俩……我愕然，痛苦，不知所措……但是看看桌前的四个知青，我还是应该有希望的，楚虹如果投我一票，我们就是打平，我可以有时间去公社找胡书记，他一定会有公正的裁决。 我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想看看楚虹写了什么...... 宗书记却宣布，写好票就离开。我只好默默地走开了。 我去了教室，继续我的排练任务。三心二意的我，只排练了半小时，最终还是丢下排练，又去队部探听消息了。 我听到了最终答案，言喻三票，我只有一票。他已经填好表格，直接就送去公社了。 我觉得天在转，地在陷，整个人都是蒙懵的……心里那一直在支撑着我的信念，一下子垮塌了，变得如此可怜，如此可笑……，还有我的那个读书“梦”，已经被这个残酷的现实，很干脆利落地一刀斩断，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当我脸色苍白，晕头转向地回到排练教室时，其实我已经是个身体不听使唤的木头人了。 两个周老师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帮我解散了排练的孩子们。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安慰我，就劝我回房间休息一下。 可我不敢回去，那个姚洪的得意嘴脸，我不愿意看。 突然，我也生出一个念头，想学小翠，上云雀山去，当白毛女？或一了百了？……反正这种痛苦，我忍受不了了…… 最后，我实在坐不住，歪斜在课桌上…… 还是德香懂事，她一直陪着我，看到我坐不住，就把我扶回了那间耳房。 还好，姚洪不在，她留了一张条子在我桌上。她与言喻都去东溪知青同学那儿玩了，三天后回来。说是东溪知青，也准备要合并到仰山知青点了。 我倒头就睡，并让德香回去，说我只是累了。其实，我闷在心里的火正在燃烧，烧得我心口好痛好痛。等她走了，我就捂着胸口在床上打滚…… ……怎么在眼前晃动的脸，都笑得那么假……我想看清楚他们，他们为什么明明是假的，却可以当成真的？都说人心叵测，这回真就体会到了......我的头剧烈地痛起来，痛得都要炸了……这几天排练，嗓子已经累哑，现在痛得口水都咽不下……我挣扎着起床，倒口水喝，还好，热水瓶里有水。我手抖得厉害，倒水也倒不好，洒了一桌……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桌上除了姚洪那张耀武扬威的纸条外，还有我的两封信…… 我眼花头昏的，也看不了，就把信放进了抽屉里，继续躺倒在床上，忍受着这一身的痛和心里的更痛…… 好像是昏迷，也好像是睡着了一会儿，我头痛与心痛似乎好了一点儿，却发现自己真的是火烧火燎，额头滚烫滚烫。 我又爬起来，抖抖颤颤地拿出了药箱，找到体温表一量，40.2度，高烧了。我就吃了一颗氯霉素，又喝了一杯热水，盖上被子躺在那儿……其实那时候，脑子不会思考，迷糊着…… 有人敲门，是石队长，他已经从德香那儿知道了我的事情，来看我了。因为门没有插上，我沙哑地刚说了“进来”，石队长就焦急万分地进来了。 他给我带来了菜肉粥。他说，“千万不要着急，什么好事，都是要经过千辛万苦地磨练后才得来的。” 我有气无力地点点头，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只告诉他，我是因为感冒了，却不愿意提及，我是被失望击垮的。 他马上就去诊疗所，将小陆请来。小陆见我如此高烧，马上给我打了一针。 石队长关照我赶快吃粥，有了营养会好得快一点。我就靠在床头，把粥都喝了。人的确好了许多。 他们两个都走了，让我好好睡一觉。 我果然就睡着了。 然而到了半夜，觉得脑子非常清醒，一点热度也没有了。可我的胃与食管却因抽筋，而变得像个钢管，直直地顶着我的喉咙，我动弹不得……还好，呼吸没有被阻隔，我清晰的脑子告诉我，这么顶着，不一会儿我是要死了……我是想过死，但是，就这么死值得吗？不，我死了不是要被他们笑死了吗？不，不能死，我还要去公社，去胡书记那儿告状去…… 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嘴里在念着经，念着保佑我活着的经…… 人在最危急，却又动弹不得的时候，安定下来的最佳方式就是“念经”。 其实我是什么经也不会念，只会喃喃有词：头放松，脖子放松，喉头放松，身体放松，四肢放松……， “天地神鬼都包容，容我再做几个梦，容我再撞几年钟……” 我这么瞎念八念了好久，那种难受真的松下来了，于是我又昏昏沉沉起来…… 不知怎么回事，人还糊里糊涂的，天开始蒙蒙亮了。 一大早，石队长就推门进来了，他背着“兰纳得”来的。焦急地问我好了一点吧？ 我点点头，是真的好多了，那要我命的食管僵直，竟然真的松下来了。 他把“兰纳得”放在我床上，让我看着她，他说有事要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兰纳得”很乖，坐在我床里，用手摸摸我，“姑，生病，‘兰纳得’看你。” 我笑了，真的笑了，可是眼泪也一起流出来了…… “兰纳得”用她的小手来帮我擦眼泪，还说：“姑，不哭。” 我在这天真无邪的人面前，又被她这么一个小小的人，轻轻地一抚慰，那颗受伤的心灵，居然松弛下来了。 我试着动弹身体，慢慢坐起来，靠着床杆，都成功了。于是我确定，我可以活下去了。 不过，当生命回来的同时，那无边的失望又如海水般淹了过来……我终于抽泣着，让自己憋着太久的怨恨苦恼发泄了出来…… “兰纳得”看着我哭，她也陪着我哭，就这么，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哭，一个是痛苦难挡地哭，一小一大相对着哭......哭着哭着，我心里淤积的怨恨苦恼都哭出来了，人反而觉得好多了。 小陆来看我，我才知道：原来她给我打的针也是氯霉素。我这是因为氯霉素过量，引起了食管与胃的痉挛。听说这个副作用，还真会让人丧命的。我庆幸自己命大，这么残忍的失望没有压死我，厉害夺命的过敏没有弄死我，我还可以活着，留着这口咽不下去的气，到公社告状去。 石队长来了，他原来是赶去邻村买了一斤新鲜的猪肝，做了一碗汤，上面飘着许多葱花，给我送过来，要我趁热吃了。我感动得又泪眼汪汪，要石队长倒在小碗里，给“兰纳得”也喂一点。他笑着说：“不用，家里还有，我抱她回去，你一个人静静吃，这几天，我都会送饭来，营养一定要跟上，你才会快快好起来。” 我是静静地躺了两天，不敢再吃氯霉素，吃一点小陆给的中药。不过，人到底年轻，好得很快，第三天，我可以下床了。虽然走路还有点飘，脚底下像踩棉花似的，但是，我还是摇摇摆摆地去了石队长家。 石队长天天想办法给我吃营养；鸡蛋、炒肉片、骨头汤……我过意不去，这不把给“兰纳得”和光桃的营养都给了我？ 他笑笑说：“你生病了，她们没有病。”石队长还告诉我，今年队里也建新房，在陂上建一栋楼，虽只有库前那座楼的一半，楼上四间房，楼下是一间大会议室，一间队部办公室。所以，分红发不出钱来，只给我领出了十元生活费。我也很高兴，终于摆脱了只有一分钱的生活。 我生病了，最着急的是大周老师，他又来找我，看看我可以站起来了，就催我去排练。 他抱怨说，学校的校长怎么还没有来呢，要开学啦！解放军联欢任务，队里说一句就不关心了，谁管？你生病了也没有办法休息…… 我这个人就是傻，其实，完全可以不关我什么事，再则，我也看清楚了，我累死累活，傻死了，也没有人同情。 可是，我的责任心，就是我傻的根本，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看破红尘，聪明起来。于是，无可救药的责任心又再让我去拼命了。我生病的第三天就恢复了辛苦的排练。 奇怪，那春风得意的姚洪和言喻却还没有回来，我也不想管他们。 那天排练好，我就去礼堂那一头的小卖部买煤油。有了钱，也不用再节约了，除了煤油，我还买了一斤干乎乎的饼干。 我正准备转身回房，又碰到了“钢铁饭桶”老陈。他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了，突然出现，还是在小卖部碰到了。 他对我做了个手势，要我跟他出门去，我觉得他的神情很古怪，本不想跟他去，但是他斜看了一眼那个营业员，好像要避开她。 我想起来了，对这个“新娘子”营业员，他是有看法的。肯定有什么事，他不愿意当她面说，于是，我就跟他走出了大队部。 他很快乐地告诉我，他在南昌活动了一段时间，女儿也安排好了。今天一早赶到仰山公社办手续，碰到了库前知青一男一女…… 我突然提神醒脑，马上专注起他的话来。 他神秘兮兮，压低嗓音说：“他们正在与公社知青办的人争吵什么，我在旁边听出了道道来。这次大队用抓阄办法，把大学名额给了那个男知青……” “不是抓阄，是投票”我更正了他， “哦，反正是他代替你送上去了。但是，公社却没有批，说他一直在上海，不符合择优选送标准。因此，大沅大队今年的名额让给了别的大队。”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我愤懑的心情，稍有缓释。但是，不是因为我去不成，他们也去不成就透口气，而是因为，这个世间看来还是有天理的。我咬咬牙，明年再争取吧。 回到房里，人还是虚弱，我早早就上床，斜靠在枕头上。抽屉里的两封信，现在得空可以拆开来看看了。 我们知青本来盼信，总是盼得心焦，可我这次是例外，三四天搁在抽屉里，没有心情和身体去看。一封是家书，爸爸妈妈对我上封信说要借钱，担心极了，一再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赶快提笔给他们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们，我没有问题。准备明天就寄出。 另一封信特别厚，是省委宣传部的信封。并没有写明发信人。我疑惑地打开信，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字，却把我吓得马上合拢了信纸，半天不敢再看。那颗虚弱的心，跳得我控制不了…… 好半天，我才静下心来，看看最后一页的签名人，是李梁才老师！他给我的信，第一句话竟然是长长的一串肉麻的话：我最最心爱的小妹、最最亲爱的华……后面的八张纸，我没有看，也不敢看了。 在我心里的李老师，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怎么会用这种俗气的语言？我与他只见了两次面，写了三封信，这次隔了快一年的时间，突然来了这么一封情书似的信？！把我一下子吓蒙了！我认真思考了许久，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别的人，瞎写八写吧。 我犹豫了半天，把信藏进了我的木箱子，夹在书里，箱子外面用锁锁住，推进床底下，再推再推，我一再往里推，怕别人会看到，其实自己也怕看到…… 到第四天，姚洪与言喻回来了，神情有点沮丧，但是行为更加的诡异起来，整天在左耳房里嘀咕。我遇到他们时，大家不卑不亢地打个招呼，其实都心照不宣，他们夺去了我两年多的努力，可他们自己的那一番活动，也失败了，现在是否在懊悔了吧？ 这几天，不知怎么回事，到他们左耳房的人不是宗书记，而是周主任。他每次都鬼鬼祟祟地来，耳语似的说半天，又偷偷摸摸地溜走了。 我已经不管他们在干嘛，反正我们都失败，名额已经不知给谁轻易地取走了。加上眼下的排练任务却越来越紧急，只有一周时间，解放军就要来了。我迫于无奈，直截了当地对姚洪他们提出，我们要用舞台来排练。 姚洪好像这会儿谦让了许多，他们的“厨房”搬进了房间里。 我们的学生们，就在舞台上，放声歌唱，尽兴乱蹦，闹得他们也只好没脾气。 我们的节目算是排得有点眉目了，那天，学校的新校长李老师也终于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林老师。 李老师——应该是李校长，瘦瘦高高，一对大眼睛，最主要的是，他很喜欢说话，滔滔不绝，兴致勃勃，幽默风趣，还知情达理。 他巡视了一下又破又旧的学校和教室，带我们一同坐进了办公室，一起排练的同学们也涌进来，好奇地看着他。 他用非常有意思的方言普通话对同学们说：“你们看够了就回去吧，以后有得看了，老师站在前面，就是让你们看的。”弄得同学们马上就退出去了。 “李校长，”我有点为同学们解释说，“他们在排练，听说您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就跟着来了呢。” “叫我李老师吧，只有这么三间陋室的学校，还用得着一个校长。惭愧呀惭愧！” 小周老师没有随着同学们出去，他很毕恭毕敬地叫了声李老师。 李老师一看到他就笑了，“裕斌，你‘偷听敌台’的故事，都传到仰山中学了。我不买这个账，已经与库前书记说好了，你依然来教书。” 裕斌开心地笑了，“我也听说可能是您会来，就天天在盼呢。” 与李老师说话无拘无束，大家都说得开心。他有一种吸引力，才认识一会儿，就把大家的心系在一起了。他看看这个小小的办公室，“以后我们五个人开会，到我的房间里去，在这儿不好。” “我与林老师的房间就在小楼上，”他对我笑笑，“就是你住过的那间大房间，” “你们搬来了？” “没有，因解放军要用，开学只好推晚。三月底才会来。” 我觉得李老师的到来，学校的气氛会热闹不少，旋即，觉得心里的乌云少了，阳光多了。 但是，李老师的教学分工却是让我出乎意料。他说大周老师依然教一二年级语文，他教初一二年级语文，小周老师还是三四五数学，就是我要换动一下了。 “林老师只会教三四五年级的语文，那怎么办？他的数学水平，大概是数完手指头，再数脚趾头吧？”李老师的眼睛，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林老师。 林老师只会憨厚地笑着，脸上泛起了红晕。他真的是没有话，老实得有点可怜。 我眨着眼睛，瞅着李老师，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李老师说：“汪老师只好你挑重担了，一二年级的算术和初一二年级的数学。”他还加一句，“两只大箩筐你一肩挑，你是库前学校的重要人物。” 以前一有事，余校长就对我说“非你莫属”，现在李老师也是，干脆把两个“大箩筐”都丢给了我，我总是被莫名其妙地“赋予重任”。 这么一来，我以前的教学备课全部清零，得彻底重来，我实在是不太情愿。但是，看看五个人，还是没有别的分工办法。我只好勉强同意了。 “教科书要早点给我，我可以重砌炉灶新开张呀。” “那是当然的，开学时间推后，正好可以让大家都细心准备一下。我已经与库前队商量了，我们这次春假不放，补回上课时间。” 不管怎么样，爱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李老师，获得了我们的好感。 在解放军进山的前一天晚上，我排练了一天，身子也没有好透，容易疲劳，就早早地睡了。 半夜里，在空旷旷的礼堂里，突然清清楚楚地传来了几声咳嗽声，我不知道为什么惊醒了。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看见姚洪从床上跳起来，飞快地跑出去了。 我对她的奇怪动作，早已经习惯了，刚想着回头再睡，却听见大厅里全是人声，叽叽咕咕，由轻变响，后来仿佛这里成了热闹的集市了...... 我犹豫着，最后还是被好奇心给控制了，穿好衣服走出了房门。 我站在冷冷清清的大舞台上，却看见了对面，即舞台下面的一场闹剧。 一大群人，手里有各式的照明工具，手电、马灯、大煤油灯，都围在小卖部的外面，小卖部的一侧房门打开着，宗书记铁青着脸，狼狈地从里面出来…… 他上身披着一件棉袄，下身就是一条乡下人喜欢的那种；裤腿长长的，要系腰带的衬裤。他两只手还在系着带子……我远远看过去，也看得出他的双手在发抖……那一些照明工具却毫不留情地照来照去，照在他没有血色的脸上。他平时就不会笑，总还有点尊严，但现在只有尴尬……随着宗书记的走出来，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一片静寂，而那一片光，像舞台的追光，照着他走上了楼梯…… 马上，所有的光又聚焦到小卖部里，那个新娘子营业员，还在那个临时架起来的床上，捂在被子里，不敢出来。 我看到了新娘子的丈夫周连长，他的脸色与宗书记一样的苍白，满脸的无奈与不安，可没有愤怒或是惊讶。他一声不吭，默默地站着。他的父母在旁边，也是默默地站着…… “钢铁饭桶”老陈，很积极地挤在前头，一副早就知道的神态，脸上全是激动，很想说什么，可没有人搭理他。 这时，又一张嘴脸出现了，还是带着那阴森森的笑。他出现以后，人们就自觉地退后，分开一条路让他进来。他对着周连长与他的父母更诡异地笑了一下说：“你们就这么出丑下去，赶快把她带回去吧。” 他明明知道那个新娘子没有穿衣服，却一再催着她可以走了。 僵持了一下，周连长的母亲，颤颤巍巍地去找出儿媳妇的衣服和裤子，丢在她的被子上…… 新娘子的手很快抓着衣服，一把拉进了被子，利落地在被子里穿起来…… 我站在舞台上，目瞪口呆，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事出突然，我浑身打颤。 他们的“西洋镜”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一切又在颠覆我的信念，隐隐的心痛又开始了……我不想再看下去，转身回到房间里，用被子盖着，依在床头发呆。 过了好一会儿，外面人声终于渐渐平静下来。 姚洪也回到了房间。她异常地兴奋，一点也不想睡，就找着我说话，想把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原来他们这次从上海回来，带来了二百多元的礼品，从大前门香烟到肥皂，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整整装了两个大旅行袋。他们也并不是故意来抢我的名额，他们是来为自己“买”一个名额的。 而宗书记总是打保票，说他可以帮助他们成功。于是大部分的东西都给他拿去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并没有帮助他们到公社去打点，而是把东西全送给了那个“小妖精”。 周主任说他们上当了，要报仇就得跟着他的指示做。于是，他策划了这么一个连环计：有人埋伏在棺材里，发现宗书记下楼；进入小卖部就咳嗽，由姚洪他们打开礼堂大门，他组织了几个人守候在外面，一听到动静四面去叫人。 经过几天的守候，终于这一齣“抓奸”的好戏上演了。 我静静地听着，不知道该发表什么意见。“聪明人”互相在为各自的利益恶斗，只是殃及了我这个傻笨的“池鱼”，现在要我这可怜的“鱼”来评判，我可以说什么呢？ 姚洪他们虽然在周主任的策划下，大仇报了，但是也损失了二百多元…… 又是一个二百元……我心里抽动了一下，如果把钱用得有意义一点，不是更好吗？ “你以为老俵们都是好人吗？他们私底下的乱七八糟事情多得很。每天灯一熄灭，就是张家的媳妇去了李家，李家的女人又去了王家，万一利益没有摆平，就互相撕打。”姚洪一脸的不屑，“什么接受再教育，这种野蛮的地方能呆吗？” 她接着说，“那个周连长是与宗书记说好的，用他的新娘子换了个连长做做，新娘子还可以不下地，直接就抢了营业员的工作……” 这时，在右耳房，我们对面的言喻叫姚洪过去，她就不再说了。 等她走后，我蒙头想睡，怎么也睡不着，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故事，搅乱了我所有的思路，一再被击碎的、我那单纯善良的信念，这下连碎片都拼不起来了…… 在姚洪的嘴里，老俵们的唯一“娱乐”，就是每天晚上熄灯后的“动物本能”，婚姻只是个壳，暗地里可以做“本能”的交易。 但她也确实是说到了一点，没有爱的婚姻的确害死人。 （在我离开库前的一个月后，听说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有夫之妇，与一个地主的儿子，他们的私情被人发现，他们就偷偷上山。两个人居然叠在一起，肚子中间放了一包炸药，也居然真的拉响了炸药。叠在上面的地主的儿子被炸碎了，而叠在下面的女的，虽然受了严重的伤，但是，被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活了下来。 他们的殉情，让人唏嘘，也让人深思。哪里是他们山里人没有情义，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是没有感情的。地主的儿子，由于那顶与生俱来的“帽子”，成了难以结婚的障碍，而有夫之妇，被结婚后，却找到了她的真情。 但是，他们的真情太难了！地主的儿子，有出路吗？有了婚姻事实的她，有出路吗？于是，他们的“出路”就是用轰轰烈烈的一声炸响，来向那时的封建残余习俗与“血统论”怒吼！ 可我还是怕，怕被封建的父母“出卖”的小翠他们，也如此的激烈。） 第二十章 艰涩的滋味 两国在15年前合谋瓜分了半岛上的国家西斯塔尔，变成了陆地接壤的邻国。 这一晚，楚晚柠睡在床上，姜云黎守了她一夜，她睡得很安稳，但梦中还依旧能够听到一男子的声音“阿柠”。 可是皇宫这么大，回廊这么多，还有好多相同的地方，加上沈佳怡本来就是路痴，走着走着就彻底把洪海给弄丢了。 约莫又过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西青山隐隐传来极其微弱的震动之感。 云山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要嫁给姜云黎，她不开心嘛，等颜落和他解释的时候，云山让苏祁轩和外面说一声，自己和颜落去追赶。 崇祯相信，这套思路若是执行下去，天下本属于大明的地方，绝对会兴起一支一支清君侧的队伍。 说着金瑞儿的母亲用双手护在了自己的肚子面前，脸色变得十分的苍白。 楚晚柠的行囊都收拾好了，但楚晚柠还打算捉弄姜云黎，姜云黎抓住她的手，从梦中惊醒，醒后，又抱住楚晚柠说“我还以为你离开了”。 明明有更好的法子解决这些问题，可偏偏就卡在三长老萧千山身上，让自己有力难使。 这样的话似曾相识，记得当初怪兽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听宁季华这样说的，只不过当时的说法是保持沟通，互相帮助。 毕竟，这可是负责照顾神灵的人，自然是需要优中选优，说不定罗毅这次能在天空之城见到衣食住行四位神灵。 吴凡这下没有逃，就算逃出了，又会遇到。这是冷南宫的梦境，只有面对这些人，打败这些人，那样才会破除这个梦境。 洛宁垂首而立，脸上只有着平静，并无一丝胜利之后的得意与骄狂。 就在这时，百丈玄罡，携带着玄修殿主的蓬勃能量，重重的轰击在了那厚厚的光幕之上。 虽然萧怀瑾什么也没说，苏言湛也说不用她担心，可是她总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看着这些佛光遁走，一尊尊佛门大能离去，慧觉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冷无天离开了，南宫柚感到一阵落寞。要是换在之前，南宫柚是不可能会想冷无天的，就恨不得一刀就将冷无天给剁了。这前后反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冷无天关爱了她，在她需要人陪的时候陪伴了她。 蔺公诧异地看向花心，真是奇怪了，一个皇后娘娘，怎么还喜欢当厨子呢。 当吴凡与狄浩出现在阳元星的星空之外时，狄浩对吴凡说了几句就立即消失。而妖祖姚成就已经弹射出许多颗妖神心火，魔主晁韵雄更是让属下早早释放出了魔火。 可惜，戚嬷嬷的安心只维持了一天，便在翌日天未亮透，便看见正带着一众宫人晨跑的顾婉仪时宣告破灭。 冷风一下又一下地吹在她的脸上，因为不太舒服，也因为冷，她没有睡好，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 之前大家也都知道皇上那个样子，怕是以后再也好不了了，整个皇宫除了皇上，皇后的职权最大，太后早已不管十多年，在得知儿子病了之后只来看了一次之后就没再过来了。 柳老爷子差点儿直接气吐了血，有些气急败坏地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不用做鬼，你现在就动我一下试试。”叶漆音的脚从她的脸上移开，走到叶起莲跟前，一把抓住了叶起莲的头发，将她提到了陈春芝的面前，当着陈春芝的面拿出一把水果刀。 沃尔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节奏降下来后他不得不扎实的组织进攻，防守者给他投篮的空间，却掐段了他突破和传球的路线，面对区域联防的时候他甚至在场上消失了，一旦他不能跑起来，他的效率就会急剧下降。 他的优势就是太胆大了，胆子大到为了师尊什么都敢做，先不说自己有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就算有，该说的话该做的事现在全让他做完了，自己还能怎么为师尊表现？ 她就是趁伊二少主不注意，给自己贴了个玄意符，没别的什么用，就是她不论做什么，都能让看到的人觉得玄妙有深意。 陆余连忙上前，这个老头坐在车子的后排，说明有专门的司机，而开的是迈腾，只是很平价的车，这样的身份就有点古怪了。 这也是陆余网购的时候，没有直接全部收到货再拿去金店亏钱处理的原因。 凌菲这话可谓是说出了流觞和桃花的心声，这话放别人还真是不敢说出来，独流星姑娘有这么个胆子。 然而今天，即使武功高强的御前侍卫也有些吃不消了。许多御前侍卫的身上都挂了彩，被乾隆打得龇牙咧嘴、鼻青脸肿。 路上，敬丹试图从保镖的西装口袋里面抢回自己的手机联系阮安郕，可几次都没有成功。 她不时地偷瞄邵深一眼，每一次都能跟他四目相撞，吓得她的脑袋垂得一次比一次低。 眼下的暴力危机是暂时解除，当她心神一松弛，身上的药似凶猛的洪水，来势汹汹，瞬间吞噬掉她最后一丝理智。难受的在床上滚了几圈，有经验的警察看出不对劲，扯过床单包在她的身上，准备送她去医院。 吃饭期间，林美珊跟他们说，今天没课，中午去不去教室都没关系，几人欢呼一声，潘大明提议去网吧开车。 第二十一章 “三算结合” 1974年的六月份，石队长搬进了新家。 新房清一式装了玻璃窗，在黄土墙上还刷了白色的石灰墙粉，非常的干净明亮。“兰纳得”已经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她也很高兴，这房子比破旧的老房子不知道好多少呢。 石队长问了我几次，你搬过来吗？承业光桃住大厅右屋，我可以住左屋。我说，“我想住二楼。” 石队长笑了，“二楼还没有修造好，一个大通间。” 我真就上楼一看，好大的面积呀，崭新的地板，在上面可以翻跟头了，连翻几个都没有问题。 我问石队长，“那你住哪儿？” 他住在右后朝北一间。我说你应该住在前面的，可他固执得很，就是住北屋了。 我又去新的厨房参观，新打好的大灶，干干净净。最让我稀奇的是“自来水”。石队长在屋子后面，修出一条小渠，将泉水引过来，一根毛竹当作自来水管，对着厨房的大水缸，把竹筒拉过来，水就“哗哗”地向水缸注水，一会儿水缸就满了，再一拨竹管，水就流入下一段渠里。他们还在渠道的那头，修了一个可以洗衣服的坞。 我对这栋小“别墅”新鲜了两天，还没有觉得可以收起情趣，也就是第三天，光桃的肚子痛了。 那天，承业一早去公社开会，还不知道，他的儿子也急着要出来看看新屋，提前一周准备出生了。 接生婆是库前周家的一个女人，她手忙脚乱地准备着。石队长带着“兰纳得”去烧水， 只有我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切。 于是，接生婆就要我做她的助手。 我站在床沿边，看不敢看，说不敢说，动不敢动，傻乎乎地等着……她知道我慌手慌脚，什么也不会，就自己爬进床的里面，满头大汗地要光桃加油，还去掰光桃的腿。 光桃过一会儿就叫唤一阵，而且越叫越厉害，她们两个都早已是一头一身的汗。 只有我吓得两手冰冷，就想逃走。 接生婆大叫，要我学她的样，去掰开光桃的另一只腿，我抖抖索索地，不敢碰光桃， 但是光桃又阵痛了，她拼命地喊叫，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生婆又在逼我伸手帮助。 我给逼得胆子壮大了，也开始掰光桃的腿，她一叫就掰，一停就松开。我们几个就这么都在折腾着……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小小的婴儿头出来了…… 接生婆大叫“好！加油！” 然后，她马上跳到床外，我赶紧配合，躲闪到床后。 她站在我的位置上，把消毒好的一包东西拿过来。光桃又一阵痛得拼命喊叫，最有意思的就是她自己去掰腿了……下一秒，孩子稀里哗啦滑出来了……一个男孩子…… “哇！哇！哇！”那声音在新屋子里回荡…… 我忙着帮接生婆收拾床上的污血。 接生婆包好了剪下来的衣胞，再去给小婴儿洗澡，回头帮助光桃换衣服垫上草纸……好在她非常利索，动作又快又熟练，很有经验。光桃也是第二胎，生产过程一切顺利。不然摊上了我这么个笨蛋做助手，实在是碍手碍脚，什么也不会干。 我突然想起那个彭嫂，生孩子是她自己与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儿水莲…… 我这个当老师的人，又一次受到刺激，惭愧呀，假如在大荒野里，人怎么样可以活着，怎么样可以活下去，我什么都不会……真真不及山里的一个孩子！ 石队长的第一个孙子，大概觉得是我“接生”的吧，起名石方华，小名“周呀者”。 其实，我只是亲眼看着他来到了人世间。 他们一家高兴得了不得，抱着怕摔，捧着怕化的。光桃更是，从此就背在背上，舍不得放下了。 时间飞快，一个学期给我混过来了。 我“教”会了初一学生们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还有初二的指数。 对于二年级的算术，我也是马马虎虎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终于让他们背出了二十以内的加法。 就是一年级最糟心，孩子们勉强会读1到10，数数实物，掰掰手指头，但是都不会写。 这七个孩子中四个是男孩，那个站着吃奶的，我叫他“奶宝”。他吃了七年奶，真的耽误了他的智力发育，混在一年级里的他，大概只有两岁的智商，就会跟着瞎嘟嘟。 坐在他前面的是库前曾主任的小儿子。 曾主任和他的堂客都是正常智商的人，但是，听说他们是表兄妹结合。看来，近亲结婚真的是有问题。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曾红兵，我以前班上的学生，还算跟得上大家的学习，就是瘌痢头；老二是个聋哑人，天天在学校转悠，也想读书，可没有办法读。而这个老三，一头黑发，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很不错。不过，一看到他写字，我就会头皮发麻。他握着一支笔，抖抖抖，抖了很久很久，抖出个1，连2也抖不出来。一个学期他就抖了一本子的“扭扭虫”。我只好叫他“曾宝”。 接着是个“哭宝”，叫他读，他哭，叫他写，他哭。 再一个男生，就是彭嫂的“爬门槛”了。想不到，他却学会了10以内的数，读与写都行，看来只有他可以爬过这个学习的“门槛”了。 还有三个女孩子，她们都乖得很，坐在“爬门槛”旁边的那个，你说什么，她都“嗯，嗯”地答应你，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在她后面的那个正好相反，一叫她，她就直摇头。还有一个会害羞，让她课堂上读读，她就一脸通红，读不出来。不叫她时，她常会插嘴，不守纪律的瞎说，倒是说得有模有样。 这七个孩子把我的心搅得天昏地暗，我只好向他们“投降”，一个学期的苦心，我输得连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了。 暑假里，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李老师林老师都回家了，没有“会”开，我感到寂寞得很。 好在社会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公社的露天电影院好片子多起来了，不再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会放放《洪湖赤卫队》，《春苗》等电影。 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 我们库前的几个人，赶了七里路，下午五点未到，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找了个好位置，等在那儿。 谭玲也来了，她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闹哄哄的广场，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用了吃奶的力气，拔出最高嗓音，贴着耳朵叫，也互相听不清楚。 谁知道，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快开映时，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于是，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电影队的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们，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放在银幕的背后，一个小斜坡上。 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不过一会儿，我们就习惯了，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手帕都是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散场。我们却有优势了，背面人少，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她只来得及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要离开了。 一路上，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好几个库前的老俵，还有学生来劝我：电影只是电影，不要太伤心。我点点头，也不解释什么，就这么一路哭，一路走，让心里的不快流出去一点…… 老任来了，公社那个专门负责知青选送大学的南昌下放干部，突然来库前蹲点。 我热情地拉她来我这儿住。 她是来了。 可我这个大傻瓜，一看到她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娘似的。对着她述说了我几次被选送大学，却没有成功的苦恼。 她皱着眉头听我唠叨，第二天，她就不来了，借宿在楼下诊所的小陆那里。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大忌，成了契诃夫笔下的“车夫”，被她抛弃了。 她哪愿意听一个失意人的话。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她愿意帮忙的人。可我快三年没有回上海，也实在没有东西让她感兴趣。 然而，不识相的我，还把自己一肚子的冤枉委屈“送”给她。 那时的我，不是个傻瓜也是个白痴！反正是真正的失去了一次机会。 我的心又一次沉入了迷茫之中，她的态度明确告诉了我，今年的选送是一个谜，其实，是一个有答案的谜。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李梁才老师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张纸，写得言简意明。 一眼看到“建华”的称号，我敢看下去了。他说：上一封信可能太长，或许你没有收到。他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走到一起；他还说，一想到我们可以在冬天围着炭盆畅谈，在夏天可以去庐山畅游……就很激动…… 我真的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苦思冥想，认真地思考这个事情。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很现实的抉择：假如我回了信，以后便有可能成为“李太太”，或许马上可以依靠李老师的后门，调去南昌，读书还是工作，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 假如我不回信，那就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打拼，来争取。但是，公社管知青招工上学的老任，她的态度已经在告诉我了，眼下要想选送大学，我还是没门，起码今年不可能。 但是，这个“但是”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痛心的，我与李老师没有感情呀！一共才见了两次，写了几封信，怎么就可以结婚？……小翠的婚姻，争胜的婚姻，我为什么都那么撕心裂肺般的难受，不就是因为他们是被铜臭出卖了？而我，也要那么把自己给卖了吗？ 读大学是个愿望，一个纯粹的梦想，不过，我怎么能为了一个目的，或者说是一个愿望，去出卖了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呢？记得我曾经对孩子们说过，人是有动物的本性的，但是，只有懂得爱了，那才可以说是个人…… “愿做高山迎风草，不做金屋一枝花。”于是，我又坚定地把李老师的信收起来了。 不走这条路，那是我“花岗岩”脑袋中最倔的一部分。 （把后面的话提前十年来说： 1984年十月左右，我已经考上了大学，通过高考考进了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 在一次江西省的教育表彰大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了李梁才老师，同时还有高安师范我的同事，曾老师两夫妇，他们都是音乐老师。 他们从李老师嘴里知道了，我就是那个上海知青，正是李老师念念不忘的人。曾老师他们就一起来责备我：“李老师十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你的无情！” 我这才知道，李老师还没有结婚。 可是，我已经有了儿子了。 我也这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花岗岩”脑袋；毅然决然地只顾及了自己的信念。我当时怎么就一点也没有为李老师想一想？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有一种相思可以坚持十年……而这十年是没有一点动静的？ 不管怎么样，我很自责，我应该回信……他一直就是我心中最敬重的老师…… 我很抱歉地隔了几排位子，远远地看了一眼李老师，他也在看我，非常平静，也很有风度…… 之后，我一直痛苦地反思，“坚定不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个固执的信念，是错的还是对的？） 暑假又很快过去了，我们库前学校的李校长，他要我们叫他李老师，一开学就带给我二本一年级的教科书。一本是湖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珠算与一年级算术教学》；另一本是杭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算术与心算》。 我认真地都学习了一遍，觉得可以试试。于是，这个学期，我一会儿用湖南教材，一会儿用杭州教材。 算盘是农村常见的用具，我要同学们带算盘来上课。孩子们都很起劲，二年级的更起劲。于是，两个年级一起学起了算盘。 第一步，认算盘，下珠四个表示一到四，很快完成。这一下，孩子们有了干劲了，一教室的“噼里啪啦”。 而上珠一个表示五，有难度了。这是个最简单的“集数”概念，同样一个珠，上面的是五，下面的是一，孩子们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弄明白了。 第二步，十以内加减法。有了算盘的帮助，二年级飞快就学会在算盘上加与减。他们带动一年级，一边背口诀，一边打算盘，很快就进入了十位数上其他数的加减，不是仅限于二十以内的了。 一年级的四个“宝”三个“妹”，都有了学习的兴趣了，连那个“奶宝”也会拨算起来。 后面一步是认识百位数与千位数，甚至万位数…… 算盘的加减是从左到右的，也就是从高位算起，认数位很重要，一过这个关，就可以飞快计算…… 这时我发现两本教材中，杭州教材突出心算的方法很好，但是，只用心算方法对我们山里的孩子们有点难。 我在教学中更是发现，如果加上湖南的算盘辅助法，那么，心算结合算盘一起来来思考的话，不是简单多了吗？而且，两者都是从高位算起，有切合的点。 孩子们的逻辑思维差，可形象思维很好，天天打算盘，心里就有了算盘的形象，不就可以在心里打算盘，直接报出高位数的加减结果了？ 找到了好方法，我兴奋得不得了，一面用这种方法教孩子们，一面着手编起我自己的教材来，就是将两本教材的优点结合起来。 我把自己的这种方法，起个名字叫“三算结合”。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句话：当一个人有了伟大的目的时，他将以劳动来代替休息。我有了“三算结合”的方向，对一年级算术的教学，就越来越起劲了。 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头敢昂起来了，脚步也有力了。李老师说我的算盘打响了库前小学。 他想给我购买一个教学用的算盘，三十多元，队里没有钱，批不下来。我也不在乎，用学校本来就有的小算盘，挂在黑板上，可以应付。 学期就要结束时，县里通知凡是用了这两本教材的学校，都要去县里开会。指定要实际操作的一年级算术老师去。 于是，我去了。 第一天开会是听课。县城第一小学的两个特色班，给我们上了精彩的示范课，把我们看得一愣一愣的。 “湖南教材示范班”的一年级小朋友们，算盘打得整齐划一，嘴里还念念有词，念得也整齐划一；而“杭州教材示范班”他们加减速度惊人似的快，一课堂的小天才呀！老师更是神，教鞭一挥，一个精彩出现，再点一点，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之后，我们老师开会，分为三大块五个小组。第一块是县里的小学老师，细分为“湖南版”与“杭州版”两个分组；第二块是平原小学，也分两个小组；第三块区是山区的学校，没有分小组，我当然地被分在了山区落后块。 第三块区的会议主持是，县分管“一年级教学新法推行”的督导。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们：县里知道山区推行有困难，但是，这次也特地请我们这群老师们来观摩。他要我们提提建议，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想听听，山区推行的困难在哪里。 山区老师们议论纷纷，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惊叹县城小学的新法实施，有可喜的成绩，一个是感叹自己推行不了。 我犹豫了再三，把我自己汇编的“三算结合”教材拿出来了。 我举手要求发言。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我就这么开始介绍起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实践的情况。再详细地说明了我编写的这本教材，并且希望县里负责的老师，审核一下，是否可以。 我的一番话，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小，特别是那个县教育局的负责人。他马上说：我们没有想到，山区老师拿出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教材，我要求你在大会上再次发言。 我真就在几百人的面前，宣布了自己的想法，把湖南与杭州两本书的优点与缺点摆明，并解释了我“三算结合”思路的可行性和教学步骤的设计。 真的意想不到，我赢了！奉新县教育局奖给了我一把三十多元的教学算盘和许多教学用的挂图教具。 我简直是有点颠狂，如同中了头等奖，一路山歌哼到了仰山。逢人就说，我们库前学校有了一把教学算盘了。 在家里，还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石队长翻开队里分红手册，让我签字，两年的分红一共九十六元。他另外加了五十元给我，他借我的。我不要，他硬要还给我，还把借条拿出来说，你收下，我就可以撕了。 我一下子成了“财主”，高兴地捧着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如果早一年有这么多钱，我就可以与裕文一起把小翠救出来了。可是，这就是命呀！这笔钱来得也太迟了！ 小翠那斜阳下的背影，又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她是没有一丝希望地走了......我还要她“不要在希望中怕失望”......她也曾经勇敢地登上了“希望”的云雀山......可这个“希望”，怎么这么晚才到？！ 太迟了，太迟了，我又激动起来，几颗大大的泪珠滴在了厚厚的钱上…… 我三年没有回上海，梦里的家就是桌子上的那碗“光荣菜”——那时的上海，食品供应极差，卷心菜的皮炒炒，就算应付了一顿饭；爸爸脚上那双难看的鞋；还有妈妈的棉袄袖口破了，里面漏出来的破棉絮就像“猪油渣”……我常常半夜醒来，就觉得心痛……还是心痛…… 我有钱了！不过，我也是一个握不住财的人。第二天一早，我就立即赶去公社邮局，一下子寄给家里120元钱。汇票上写着：春节买好吃的，爸爸买皮鞋，妈妈买新棉袄。 我用余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两本书《沸腾的群山》与《金光大道》。还买了一只南京大板鸭。因为今年公社通知，让我们没有回上海的知青，都去公社新办的知青农林场过年。我提着板鸭去了。 知青点的新大楼与石队长家一样，散发出木头淡淡的清香。二楼一长排都是女生宿舍，两个人一间，又干净又宽敞。底楼有个大食堂，灶间就在食堂旁边。 他们知青点留守的是三个女生，金大姐与巧云妹妹。还有一个本来就是插队在这个仰山队的，她常去她的好朋友南昌居民的家。基本上就没有过来。 小倪与我一样，是被邀请来做客的。从除夕到年初四，整整五天，就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公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年货，肉蛋鸡鱼，还有豆腐与蔬菜。那个专门负责知青农林场伙食的老俵，除夕那天给我们烧了一桌菜，然后就回去了。金大姐与巧云妹妹很能干，其余的事情就是她们给捣鼓好的。 我不好意思游手好闲，与小倪一起专做下手，切菜洗碗。我一边做些零碎小事，一边还不停嘴地说着自己喜欢的那些书，什么高尔基的“海燕”，什么公孙龙的狡辩术，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我说的最起劲的就是：刚收到的上海朋友寄给我的诗，其中赵朴初写的“反听曲”，我是非常喜欢，不由自主地背诵起来，反正是“创作性”地背……“听话听反话，此理话不差。明明是亲人，却要唤作‘冤家’。夜里演戏要称‘旦’，叫做‘净’的满脸大黑花。......,” 她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只有金大姐总是会真诚地鼓励我几句。 除夕一桌丰富的菜，也没有挡住我说话的兴趣，滔滔不绝，信口开河。 吃饭后，我们大家围着炭火盆烤火，这时小倪给我们讲了个徐文长的故事，幽默风趣，让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开心，真是好久都没有过了。 晚上，金大姐与巧云妹妹睡一起，我与小倪睡一起。姐姐与妹妹总是有很多事情，很晚才进屋。我与小倪早早躺在床上，随便聊几句，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公社有好几个干部特地来看望我们。之后，我们又得自己想点什么节目出来，点燃一下节日气氛，不然总是吃了早饭，烧中饭，转眼又要弄晚饭，节日变成了无聊地打发日子了。 我就一直要小倪讲故事，我觉得她的徐文长比阿凡提更有味道，而且她讲得真是生动。 那天晚上，我与小倪是第三天在一起和床睡了，彼此已熟悉很多。 我们靠在床沿上，聊起了各种人生话题。她说：“人与人相处，只交往一天与共同生活几天，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我点点头，总觉得她这是开场白，后面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果然，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其实，第一天她对我印象不好，觉得我一个劲地“掉书袋”，也不知道别人并不感兴趣。 我听了心里突然翻江倒海，因为我对她印象很好，看来是两个人的情感没有对流成功？ 不过还好，她马上又说了：“可与你相处了两天，我完全颠覆了过来，发现了你的善良，真诚和好学。所以我也真诚地告诉你，我的一些建议。” 我凝重地点点头，如饥似渴地听她说：在不太熟悉的人群里，最好要先观察一下，谈论的内容，要大家都关心的才好。知识的真谛是应用，不要炫耀，最好是放在生活琐事里体现出来…… 我明白了，原来我的“掉书袋”就是“杰米扬的汤”。你想热情地“告诉”朋友们，这是自己的“好东西’，其实他们已经倒胃口了。所以你在倾诉时，一定要让聆听你的人，觉得自然和自由，那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呢。 我很佩服她的聪明才华，问她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智慧？她告诉我，是她的姐姐从小教育她的，她的姐姐在山东一家研究所，她也很快会调过去了。 我们在后面的几天里，四个人非常有意思，围着金大姐弄来的一只旧的手摇留声机，她还有四片唱片，都是越剧：《红楼梦》，《苏三起解》，和《祥林嫂》片段。我们起先是听，慢慢地就变成了哼，再后来就是肆无忌惮地齐唱了。 那时已经没有人会来管什么“四旧”还是“才子佳人”了…… 这个唱着《红楼梦》度过的春节，其实就是我最后一次在山里过年了。早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应该与石队长一家一起过年的。 但是，两难呀，因为我也算是在知青农林场生活过了，也收获了小倪给我的忠告和姐姐妹妹们的情谊。 第二十二章 入学通知书 春节一过，又开学了，这是我当老师的第十一个学期。 我依然是用“三算结合”的思路在教一二年级的小孩子。只是，黑板上挂上了崭新的教学用算盘。 还是三月份，学校开学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人，是县教育局的小闽老师。她是特地来蹲点采访我的。 李老师就让我接待她。 我很高兴，带她到石队长家。光桃煮了三个鸡蛋的面，那是接待贵宾的规格。 她听完我的介绍，认真看了我写的“三算结合”教材，还仔细听了我一堂课。才对我说明，她这次来的目的：县教育局让她来看看，能不能在库前开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一年级数学老师来听一下我的课。 她认为开现场会不行，山里的孩子还是没有那个能力。 是的，我的那四个男崽崽三个女崽崽，怎么样也不可能成为全县小朋友们的榜样。 但是，我的“三算结合”思路是非常好的，县里特别重视。 我一高兴，就又把小闽老师当作亲人，唠唠叨叨地诉说了我三年没有回上海，三次报名上大学，都很失望的故事。 特别是今年，总算队里把我送上去了，眼看着公社已经批准了好几个知青去上学，直到现在，却依然没有我…… 还好，小闽老师并没有嫌弃我，两个晚上，我们同枕畅谈，她还是很同情我的。 第三天她走了，留给我一句话，她会想办法给我一点帮助。虽然我觉得还是很茫然，山高皇帝远，她怎么帮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大学梦里，还是多了一丝的盼头。当然，我依然在认真地教着我的那些宝贝们。 由于我们公社选送大学的知青，都不是党员，与别的公社有差距。于是，公社要求积极发展表现好的知青入党。 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 与我同时写“入党申请书”的有好几个人。可是，他们都因为政审通不过。很快被刷下来了。他们中好几个人咬破手指写血书，虽然激情澎拜，却有几个人，私底下直言不讳，入了党，就可以借一个跳板，上大学去了。 我没有去做那种极端的事，心里也没有想要利用什么，入党是我很简单的一个求进步的理想，与上大学一样，他们互相之间有什么交叉点，我的脑袋一直就没有那么复杂的思维。 我只是用了三天时间，认真写了厚厚几页纸的描述，叙写了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参军，一直到战上海的故事。 可还是因为我的父母在被打倒的状况中，我的入党申请泥牛入海，既没有退回，也没有回音。 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父亲的单位。因为我记得，就在我要去插队的前三天，爸爸单位来了十几个工宣队的老师傅。他们对我说：如果你在外面碰到困难，尤其是因父亲的政治情况而降罪于你时，马上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你的。 当然，那是因为爸爸的过分忧虑和害怕，他把自己心里的苦闷，告诉了当时的领导，工宣队他们才来的。 在WG初期，上海有段时间，到处在传说有一家三口人一起自杀的悲剧故事，传说他们都是艺术界的名人，就是因为忍受不了那些造反派的折磨与侮辱，愤而离世的。我，一个连骂人话都学不会的弱女子，到了远离家的地方，会碰到什么样的遭遇，让爸妈怎么也放心不下。 而我的父母想不到的是，我遇到了石队长，山里的爸爸，有他的护卫，我什么都平平安安的。 然而，这时却提醒了我，我的前面，还是有这一条路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了爸爸的单位。 我一边做我应该做的事，一边就翘首以盼。 可脖子都仰酸了，一个学期也等过去了，眼看等到了八月份……还是望眼欲穿，遥遥无终期地在等待着…… 就是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库前和坪陂的一部分村落热闹非凡，等来的是几个工人，他们架起了电杆，拉起了电线，说是“老愚公”水电站要发电了。 我的房间也挂上了灯泡，与所有人一样，我又多了一个念想，天天盼着它亮起来。 “亮了，亮了，”听到村里许多人在大叫，我就赶紧奔回自己的房间拉开关……亮是亮了一下，接着，就只剩下灯泡里的钨丝有一点点红……大家又都失望地跑出家门，议论纷纷…… 后来才知道，水电站的电只够供应周边的地区，我们这儿，发不过来，大概只有一支光的可能，还不如用煤油灯。 这就是我们盼了多年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山区也付出过心血的工程；这就是我的学生们间接地受到过伤害的结果……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是这么说，可不知道大家有多憋屈！ 憋屈的我，还有一句牢骚：看来，我是什么也都“亮”不起来呀！ （当然，过了十几年，改革开放后，“老愚公水电站”全部归并入国家电网，我们的山沟沟才真的有光明了，也有了电视，电脑……） 那天，1975年8月中旬，中午时分，有一个从仰山回库前的老俵，匆匆来告诉我：公社知青办要我马上过去。 虽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已经对今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差不多又心如死灰了。可一听到这个口信，我还是怀揣“一支光”的希望，连午饭都来不及吃，就心急慌忙地赶过去了。 七里路，一个小时不到，我就气喘吁吁踏进了公社知青办。 还是那个老任，她一看到我来了，就马上拨电话，一边对我说：“是县教育局找你。” “喂，汪老师，我是小闽。”我听到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一个劲地啰嗦：“小闽老师，您好。” “你听我说，”电话那头的小闽老师告诉我，“县教育局给你特别拨了一个高安师范学校的名额。可是，你们公社换了一个人送上来。我们告诉他们这是特批的名额，送别人是没有用的。他们却说是你不愿意……” 我听呆了，还有这种事，我看看老任，她好像也在关注我的表情，一碰到我的眼光，就赶快避开了。 我强按着心里的不愉快，回答小闽老师：“他们没有通知我，我根本不知道。” “我明白，所以我要求他们，通知你直接来接电话。我劝你，应该去高安师范，你们公社不要说大学名额不会给你，就是我们指定的名额，他们也不愿意给你。” “好的，”我也顿时明白了，我在公社选送名单上是没有位置的，至少今年还没有， “我愿意去，非常感谢你。” “不用感谢我，我只是如实汇报了，这是局领导的意思。同时还有个要求，你去高安师范读书时，经过县城，把你的“三算结合”教材留给我们。” “好的，好的。”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是用我的自编教材，换来了一个高安师范的读书机会，而我的什么大学梦都休想，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痴心妄想。 小闽老师要我把电话还给老任，她对老任说，赶快发给我一张表，填好后，明天就寄给他们。 老任拿出一张表让我填。而她却一直在嘀嘀咕咕地说：“你不是说要读大学吗？这中专你也想去？这种学校的分配是说好了，哪里来哪里去的……，说来说去，你也是走了后门，不是吗？名额还是指定给你的……，那个当地的小伙子，就是因为你，他今年去不成了……” 我只好把她的话当耳边风，什么也听不见……我认真填好了表，她就把入学通知书给我了。上面的名字用贴纸遮住，又换写了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什么？高兴？懊恼？气愤？无奈？十七八种的味道搅合在一起…… 一路上，我想到的是一个寓言故事的结言：“希望”就像影子，你追着它，它一直就在你的前面，你永远也追不上；而你干脆转身向着太阳走去，“希望”却紧紧地跟着你来了…… 不过，我总是拼命地向着太阳奔去的，希望也不来！现在，好像她是跟着来了，却不是我原来的希望…… 我不能太贪心了，我的“愚公精神”终于带来了“十支光”了，别忘了，我自己天生就是个有缺陷的“十支光”。相比之下，那么有天赋的褚怀君老师，她是“一百支光”的天才，可她却只得到了“五支光”…… 等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我心力交瘁地扑倒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 很久，我才昏昏沉沉地去石队长家，把那张通知书给他看，给承业看，给光桃看，连“兰纳得”也抓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玩了很久。 我们大家都有点心情复杂，因为在我们这一大家人的心里，是加了一种“苦涩”的：一种即将分离的辛苦。 我要去高安师范学校读书的消息，无胫疾走。让人感动的事又出现了，老俵们都来请我吃饭。我一家一家地去辞别。 承生来了，他说下个学期开始，他也要离开学校，去作田了。 我觉得他原本就是大自然的孩子，在大山里，他一定会很有出息的。我托他告诉争胜与小翠，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他们。 裕斌除了请我吃饭，还马上帮我制作了一个书架。（我一直用到现在。）他说：你在库前六年多，记了许多日记，他想看看我写的东西，这些日记本可否能留给他？ 我也觉得，除了刚开始写的第七本，前面写的六本，留在他那儿是可以的。（直到2023年的现在，这六本日记还在他那儿。） 老周，裕斌的父亲，那个开了“天膜”的人，对我说了几句真话：“其实，我们库前是舍不得你走的，但是，也留不住你。”他迟疑了一下又说：“如果要我们投票表决，你还是只有你自己的一票，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这里太需要你了。当然，我们是不会耽误你的前程的，我们都真心地来送你。” “库前是个矛盾的地方，出过不少秀才，可优秀的人都会离开。”他无限感叹地说，“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歇着一只小小的‘云雀’，哪会有大鹏肯来的？” 我被他的话感动得两眼又湿润了，忙接口说：“我能做一只小小的云雀就不错了……只是，我太没有能力了……” “你走了，最不习惯的是石队长，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他的女崽了。你与他们家相处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斤斤计较过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你已经在他家里扎了根了。外面大喊口号‘扎根农村’，都是假的，只有亲人一般的处好了，才叫扎根。” 听到“扎根”的话，我特别难受，这一去，很难说我会怎么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还会回来吗？但是，我的心是会比别人更留恋这里的，石队长就是我山里的爸爸。 我说：“石队长也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不懂事，他对我的帮助和爱护，胜似大山的胸怀……”我突然哽咽了，“我也是两难呀……，不过，我是在高安师范读书，毕业了，我会回来的。” 过后一天，彭二婶吩咐她的女儿德香，来请我一起吃个中午饭。 我很吃惊地看到，陡岭知青杨英也在。 他对我狐疑的眼神并不奇怪，很大方地请我入席，就好像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并且，非常爽快地告诉我：“我马上要与德香结婚了。你要去读书，而我却要扎根了。” “你父母同意了？” 杨英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父母哪会同意，我们家五个孩子，只有我一个儿子。” 他干脆对我原原本本地，讲起了他的故事。 今年初，他刚从上海回来，就被通知准备搬家，要么去仰山知青点，要么去坪陂队。 这时，德香总是很主动地来找他，果然他被德香那双大大的黑眼睛迷住了。他觉得自己比较瘦小，眼睛长得细细的，在上海人中间找女朋友有点难。现在，这么一朵漂亮的山花，主动来找他，为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他的父亲想不通了，为此忧愁苦恼，好几天没有吃好饭，睡好觉。想不到竟然出了意外，那天早上，他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被迎面一辆卡车撞死了。 他们一家都写信骂他，说他害死了父亲。 他匆匆赶回上海，悲痛欲绝。他父亲是八级钳工，很有名的技术工人。单位领导同情他们家，也同情这个迷恋山乡姑娘的儿子，就想办法把他招收到他父亲单位在新余小三线的分厂。 “那你调去了新余，德香怎么办？”我忍不住为德香担起心来。 杨英很坚决地说：“我这就是来结婚的。厂里说家属可以调过去。” 这是又一对“王子与灰姑娘”的浪漫故事！我无限感慨，这个“灰姑娘”有父母的支持，她大胆地去追求幸福了，虽然，“王子”遭受了如此沉痛的打击，却依然坚定不移，紧紧牵着“灰姑娘”的手！这是我心里最美好的“扎根”了。 （他们后来一直很幸福，有宝石般美丽眼睛的德香，非常幸运。她随着杨英调去新余，还给杨英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子。后来，儿子留学澳洲，他们一家都定居在那里了。现在还在那里，生活得很幸福。） 我许久地站在库前小学的大门口，汹涌澎拜的心潮，不断起伏跌宕。 明天，我真的要离开了，却又那么地不舍，许许多多的回忆在脑海里浮现…… 第一天我碰到了小翠......，裕文颠倒了“古”字来考我......，我们登上了云雀山......, 可怕的斗争会......, 偷听敌台......，排练节目和一场场的文艺演出......，教学现场会......，还有三算结合......一幕幕的场景历历在目，有的让我忍不住傻笑，有的让我克制不住的激动，更多的是，我在黑板前面滔滔不绝的讲课......，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初中生，什么也不懂，没有大山和大山里的人们对我的宽容，我会这么顺利地成长起来？...... 我做老师的浪漫梦想，就是想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把孩子们托举起来，让他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走得更远更高......,然而，现实是很残酷的，我没有能力举起他们，而是他们举起了我，就像在攀登云雀山的时候一样，...... 猛然间，有个人叫了我一声：“汪老师，你要离开啦？” 我回头一看，是库前的一个老俵，我对他不是很熟悉，但是常看到他。我就点点头说：“是的。明天走。” 他也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总是要走的，那天你从公社回来，我就从你的脚步里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会永远呆在我们山里的人。” 他又说：“我是库前的一个‘二流子’，从来瞧不起别人，可我特别尊重你。要知道，库前所有的人都被我骂过，包括那几个知青。可是我从来没有骂过你。因为你太善良，太认真，而且你没有计较过任何的得与失……” 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对我继续说着，“这个世界上，看上去，乖巧的人总是得利，呆傻的人总是吃亏，但是，老天是公平的，最后，往往是乖人占了一半，而呆人也会得一半的，......” 我很吃惊，他自称自己是个“二流子”，而他却对我的善良、认真有那么深的理解。他的好言好语，让我很开心，也很感动。他是“二流子”吗？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二流子”，更深刻地看到了我的奋斗与努力？ 我想起来了，裕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库前的老地主，在快要解放的时候，收留过一个孤儿，教会了他很多兽医知识，还有阉鸡阉猪的手艺。这个孤儿现在就是这一片山区里很有名气的兽医了。可他靠手艺吃饭，不愿意下地干活。WG中，造反派说他是地主的崽子，但是，老地主，一直让他与家里的佃户住在一起，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承认。有谁想要批斗他，他可以不停地骂，而且是嬉笑怒骂，还骂得句句在理。加上他的兽医本事，别人不敢批斗他了，随他去。可一开批斗会，只要押着老地主上场，他就自己站在一边陪着。 有一次，外乡来的造反派批斗队，在开批判大会时，激动地将老地主推搡了几下，老地主反剪的双手手臂中，还给插了一根木棍，站不住，一下子从高高的台上，一个跟头摔了下来...... 这个“二流子”兽医，正“自觉地”在旁边陪斗，一看到这情形，就飞快地跑去，将老地主扶起来，果断地抽掉那根棍子，将捆绑的绳子松开，用他自己的衣袖，擦拭着老地主额头磕破而流出来的血。 台上的造反派，对他怒喝道：“你怎么敢做地主的孝子贤孙？” 他似真似假地说，“你们是革命的‘一流人物’，好好地站在台上，台上归你们管，而我只是个‘二流人物’，台下的事归我管。是你把他推下台的，现在他归我管了。”说着，他背起老地主就跑了。 那些造反派，也怕惹事，还真就看着他把老地主背走了。不过就此叫他“二流子”。 然而，这个“二流子”的概念，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他却总是很愿意自称“二流子”。看来，这个WG中的“二流子”与“反革命”一样，都是特别的“帽子工厂”的产物。 不过，他同时说到的“在这个世界上，“乖人”占一半，“呆人”也占一半的的说法，让我突然融会贯通了。他认为的“乖人”，其实就是那种“一流人物”，在人生舞台上，可以叱诧风云，他们是“劳心者”，心机为主，往往可以事半功倍；而“呆人”就是“二流人物”，“劳力者”，他们只有勤勤恳恳付出自己的一切，不过，非常可叹的是，天道还是公平的，“呆人”最后还是会有一半。 我明白了，他认为我与他一样，天生的“二流人物”，苦苦奋斗，看起来，实在有点呆傻，但是，只要不怕风雨吃苦，不怕讽刺打击，不怕一再受挫，坚持自己的理想，总有一天，还是会有那一半。 只是我马上要走了，也不去多问什么，就一连对他说了好多个谢谢。 这个“二流子”，与他真切的一番话，从此使我没齿难忘了。 在我离开库前的那天，天气晴朗，承业想办法联系来了一辆车；是专门运送木材到高安去的车子，他也跟车去。 石队长一再关照他，要把我好好地送到学校。 车子一发动，光桃与她背着的小方华，还有手里牵着的“兰纳得”，三个人一起哭起来了。我一看石队长，他眼睛早已湿漉漉的……我也哽咽起来…… 这时，从送别的人群里，匆匆钻出来一个人，是德香。她冲到我坐的驾驶副座边，递给我一包东西。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双鞋垫，做得细巧精致，还绣了一朵花。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我这一辈子没有爱，可是我爱你……小翠。 我猛地站起来，想看看小翠在哪里？结果头撞在车窗框顶上，“咚”一下，我又跌坐到位子上……司机说，“开车了，小心！” 我忘了痛，紧张地向人群里搜寻起来……看见了，小翠已经走远的背影…… 秋天的云雀山，色彩斑斓，那个小小的影子在越走越远……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记得在1969年3月9日，我们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来插队，车还没有开动，就是一片哭声，所有的人都哭得撕心裂肺，只有我强忍着眼泪，就是没有哭。 但是，我离开库前仰山时，却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我的“三算结合”教材，送去给了县教育局。后来经过他们的修改、完善、再扩充，编就了一本很流行的新教材，改名为《珠心算》。 我忍不住感慨万分，我在文学方面收集“好词好句”的爱好，让我插队到了山乡；而算术，只是12345的最简单的计算，却让我实现了“读书”的梦想。 承业送我进了高安师范，他就走了。他走得很快，头也不回。 我追出来，远远地看见他在擦眼泪。那个不舍的背影，上了卡车，驶出了我泪眼迷蒙的视线......。 我的插队生活从此淡出，人生最青翠的时候结束了。 本来人的一生，就是这段时间是最重要的时光，学习，拼搏，获得成绩……可我却总是自己在瞎混胡打拼，这六年半的每一天，实在不知道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 现在又要进校门了，一切都在忐忑不安中…… 我又会一样地去苦苦思维，艰难奋斗，努力探索……？ 其实，等着我的，并不是苦尽甘来，而是更辛苦的寒窗十年。 我的入党申请是在我离开仰山后，批下来了。批准书是邮寄到高安师范的。听说一直亲自在农业第一线抓“学大寨”活动的胡书记，过问了此事，加上我父亲的政审很快发过来…… 于是，1975年9月16日是我入党的纪念日。 生活总是像一盘掺了散沙的豆子，就看你拿什么筛子去筛。希望我的筛子筛出了红豆与绿豆，给大家带来一点味道。如果夹了一些泥与沙，还望能多多谅解。 《红土地记事》后语 在我最初尝试着构勒出《红土地记事》的框架后，就萌生出写个“前言”的想法。而后，在第一次修改完善中，更想到，一定要写个“后语”。 写写“前言后语”的目的有五点： 1，写给不自信的自己看看，鼓鼓劲； 2，写给这个故事本身，给她支撑几个支架； 3，写给自始自终陪伴我，鼓励我，指点我的笔友，文友，老师们看，不光是感谢，更是有一种携手一起走的情感； 4，写给我在插队时遇到的贵人：石队长，闽老师等等； 5，写给愿意读读我的故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与我一样的善良。 《红土地记事》是写了我六年半插队在大山里发生的故事。我发给八位老师兼朋友看后，他们一致认为，我的《寒翠》更像是“回忆录”。 是的，这里面的人与事百分之九十是真实的，只有很少的一些事情，为了连贯性的需要，或因我日久记错的原因，挪动了时空 ，编织了一点情节。所以，我觉得这是加了工的回忆。 还有，“回忆录”的侧重点在事情记录的真实性上，而“”的侧重点是在故事与人物的描述性上。碰巧，我碰到的真实故事和人物，的确很有描述性。于是，我用了“自传体”，这样既有真实性的考究，也有“”虚构情节和人物的许可性，觉得很合适《红土地记事》的特点。当然，的文学性要求更高，我的水平有限，所以，“前言后语”就是来向大家求个情，求个宽容。 《红土地记事》虽然是，可是，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迎合市场的胃口，如：没有出人意料的惊险一幕，没有血淋淋的暴力冲突，更没有三级片的色调……我只是想把我心里埋了几十年的故事说出来而已。不管有用没用，我是自己有了一种说得酣畅淋漓的开心。 我写《红土地记事》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而是有十位老师兼朋友在背后给我打气，并且还不断地在认真指点我： 一，耿坚老师：上海教育出版社 编审 我在初写《红土地记事》时，每写出三章，就发给耿老师，请他指导。耿老师都认真，并不断鼓励我，还很耐心地提出内行的建议，需要怎么写会更好。 耿老师的评议，摘录几句如下： 此文独特的价值在于，在知青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叙事，勾画了知青生活和山村民众世相两幅图景，而相比之下，作者对自身命运与山民命运的交织着墨更多，以至于读者对山民众生相及其苦痛和无奈的关注超过对中知青人物的关注。传主本人、小翠、石队长、余校长、争胜、裕斌等人物形象比起知青形象来更深入人心。这样，《红土地记事》同《蹉跎岁月》、《孳债》等主要描写知青命运的就区分开来，不成其为单纯的知青，而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时代图轴，拓展了知青题材的内涵和外延，增强了知青题材的历史厚度和时代意义。 在刻画一个稚嫩、不谙世事，但正直、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年轻人的形象的同时，展现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群体理想的纯粹、信念的坚守、追求的执着，让人感觉透出一种沉静但澎湃的精神力量。 二，李卓瑞老师： 卓瑞老师是一个广而深的“书蠹虫”，她有文学艺术方面敏锐的眼光。她也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红土地记事》的雏形，给我不少建议。在她的指点下，我同时重新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蹉跎岁月》，《人世间》，《狼图腾》等，帮助我学习和借鉴。 三，沈钧山老师：上海洋泾诗词社社长 沈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他火眼金睛，每次都可以捉出我字词标点方面的错误，给了我很多鼓励不说，还实实在在地帮助我校对了初稿。 四，张心欣老师： 心欣老师本来就是政治和法律老师，她也是古诗词爱好者，创作高手。她看问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还会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所以，她读后的评议，开阔了我的视野。 五，汤小婷老师：上海市劳模 小婷老师是我们市老年大学唐宋诗词赏析班的同学，她还参加了写作班。她的眼睛不太好，颈椎病又复发，可还是努力我的拙作，并总结出我的主要故事梗概。 六，曹建国老师 曹老师曾经是我江西高安师范的美术老师，调回上海后做了中文老师。他自己创作了不少现代诗，散文，短篇。他给了我许多建议，也不断鼓励我。 七，陈明南老师： 陈老师是我们枫林诗社的诗友，九十岁高龄，依然不断创作，古诗词与散文杂文都写得很出色。他的一生也很坎坷，但是他更是奋发向上的强者。当了三十多年的老师，曾经是某中学的副校长，宝山县教育局副局长。所以，他有许多的同感，也给了我很好的建议。 八，祝一正小姐姐 小姐姐已经八十多了，可是她依然活跃在业余画坛，擅长山水，经常得奖。她是我的舞友，现在还在跳舞。她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读书。她也读了我的《红土地记事》，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只要有味，就是好书”。 不自信的我，听了她的话，就坚定起来。 我的两个做编辑的朋友，也了《红土地记事》，他们成了我的支持者： 九，曾圆老师 都市头条认证编辑杭州头条主编 她说：终于把全部读完，只有同频才会共振： 跳跃的文字拔动着我的心弦， 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流入了我的心田， 那些叫人心碎的经历 让我的眼泪犹如喷泉， 润湿了我的双眸 滴滴的泪珠 从眼角流入我的嘴角， 咸咸的泪水 感受到了您的辛酸， 风雨兼程的路上， 有您勇住直前的身影， 六年的插队生涯， 成就了您今天的雅章， 大山里留下了您的足迹， 红土地的故事 留下了您的芬芳。 十，颜志忠老师 建设诗社诗刊主编 他说：他也是六七届初中生，与我的遭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读了《红土地记事》，感慨万千，他也会写写他的故事。 汪建华（ 笔名：云溪） 初稿：2023年3月 第一遍修改：2023年6月 第二遍修改：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