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1903》 7月13日更新预告 明日（周一）准备尝试三更，第1更在凌晨0点2分，第2章在中午7点02分，第3更在12点2分。 《德意志1903》7月13日更新预告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b>德意志1903</b>》文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 7月20日（周一）三更 明日（周一）三更，第1更在凌晨0点，第2章在中午12点，第3更在6点。感谢支持 《德意志1903》7月20日（周一）三更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b>德意志1903</b>》文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 回答几个朋友们关心的问题 《德意志1903》即将12万字了，感谢新老朋友们的支持，也在此回答几个大家提及的问题： 1，关于选择德意志题材的想法，在我写完《荣耀法兰西》后就打算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也有好几年，只是某种原因，没有进行，现在弥补了这一缺憾； 2，主角选择的穿越年代，还有职业的考虑，主要是受到了德剧《巴比伦柏林》和《夏洛特医院》的影响，这两部德剧非常精彩，推荐观赏。 3，主角瓦尔特的右手残疾是我有多重考虑。 首先，我曾经的学习和现在的工作，都与医学无关。而相关医学知识都是询问朋友，或是网上查询的，考虑到手术场景，因为储备知识不足，怕弄巧成拙，索性写废了瓦尔特的右手； 其次，一次意外，曾导致笔者的右手有过一次骨裂，因而对伤痛深有体会，哪怕是现在伤愈半年多了，依然打字不太利索。种种愤懑之余，瓦尔特也跟着笔者倒了霉。 最后一点，瓦尔特的右手能否恢复，答案是肯定的，既然穿越都发生了，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发生的。只是恢复的方式，我需要多考虑一下，朋友们由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 4，关于穿越开头的老土情节。因为这本书谋划了很久，出场方式也是很久以前的套路，呵呵，那就下一部再做改进吧， 5，因为系统的警告，今后与东大相关的故事情节不能再写。如果实在躲不过，也只能一笔带过。那些已经发布的几章将会做重新修订，之前被系统大幅度的删减了。 6，关于评论的问题。我知道自己的笔力普普通通，不能让所有读者朋友满意，但我会努力去做。只是希望在评论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说是剧毒，是AI，是垃圾........换个思路，能不呢先指出哪个情节有问题，哪里的描述不合理。这样一来，我会在空暇时间进行更正。事实上，很多朋友指出不足之处，我也积极的进行了修正和改进。 7月27（周一），继续三更 明日（周一）继续三更，第1更在凌晨0点，第2更在中午12点，第3更在下午6点。 《德意志1903》7月27（周一），继续三更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b>德意志1903</b>》文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 第1章：重生在1903 张诚奋力的想要睁开眼睛，然而眼皮却沉得像灌了铅那般，哪怕用尽了全力，也睁不开，也撑不开。很快，一阵浓郁且熟悉的刺激味直钻他的鼻腔。这是石炭酸，也叫做苯酚，从19世纪中期就广泛使用的一类医用消毒剂。 “哈塞医生，他的手指动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的是德语，带着柏林本地口音。张诚在攻读医科大学期间，为了原版医学文献选修过德语，勉强能听懂日常对话。 “瞳孔反射正常，看来危险期已经过去。” 这是一个医生的声音，冷静而专业，语气中带着一种见惯生死的平淡。 “只是右手……很遗憾，科勒先生，您以后无法再拿起手术刀了。” 科勒？谁叫科勒？ 不知为了多久，张诚猛地睁开了眼。 昏暗的天花板，悬挂着一盏古老的煤气灯，灯罩上还积着一层薄薄的灰。此刻，自己躺在一张铁架床上，身上盖着粗糙的亚麻被，上面洗得发白，边角处还磨出了不少线头。 张诚的右手被厚厚的绷带包裹，从指尖一直缠到前臂，像一截白色的木乃伊，动弹不得。他慢慢的抬起左手，却发现这具身体的手臂苍白瘦弱，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完全不是自己的结实躯体。 “镜子。”张诚哑着嗓子说，声音干涩。 女护士惊呼一声，“科勒先生，先请别动，您受过比较重的伤，哈塞医生临走前再三叮嘱，您千万不要激动……” “给我镜子。”张诚的德语带着古怪的口音，但对方还是听懂了。 这位名叫伊丽莎白的护士犹豫了一下，从床头柜上拿起一面小手镜递给他。镜子银框的边缘刻着一行细小的花体字，卡尔蔡司。显然，这是一家德国医疗器械公司的广告品。 镜子里是一张陌生的日耳曼人面孔，二十多岁，金褐色头发凌乱地垂在额前，有几缕被汗水粘在皮肤上。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颧骨突出，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唇上留着一撮干净的卫生胡。 这不是自己！ 张诚，不，现在该叫瓦尔特·科勒了。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科勒”这个姓氏属于典型的蓝领工人或手工业者。“瓦尔特”倒不算陌生，源自记忆中某个战争片里勇敢机智的男主角。 过了一会儿，瓦尔特缓缓的闭上眼睛，此刻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他首先想起前世的自己，37岁，东大某市法医中心的副主任。这次出差柏林，是来参加国际法医学研讨会。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在酒店房间里，刚刚完成第二天的发言稿，主题是《痕量证据在凶杀案侦破中的应用》。 那时，张诚记得窗外的柏林已经入夜。给自己倒了杯花茶，刚喝下去，脑子里却突然像被重锤狠狠的砸了一下。接着眼前一黑，整个人天旋地转，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另一段记忆，来自瓦尔特·科勒的童年时期，陌生而清晰，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 他是一名私生子，生父从未出现，也无法查证，至少母亲索菲亚·科勒从未提及过。科勒的母亲曾是贵族庄园的女仆，在意外怀孕并生下孩子后，索菲亚抱着襁褓中的瓦尔特，悄悄的离开乡下，前往柏林谋生。 此后的十多年里，索菲亚基本都是在为入住酒店的客人洗衣，清理房间赚钱，并独自抚养孩子。等到瓦尔特完成普鲁士的8年义务教育，长到14岁的时候，积劳成疾的母亲索菲亚却不幸离世。 幸运的是，在某个“好心人”的资助下，瓦尔特得以进入贵族和乡绅家庭才能进入的文科中学，并以优异成绩保送柏林大学，攻读临床医学。 24岁，实习结束的瓦尔特不仅拿到行医执照，还顺利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被誉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外科之星”。 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中学主要分为两类：文科中学与实科中学，两者的区别类，似于东大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 毫无疑问，文科中学属于“高贵身份”的象征，而实科中学是“动手能力”的体现，两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特权上存在显著的不平等…… 两天前的一个夜晚，瓦尔特参加完一场同学聚会，走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时，一辆马车突然失控般冲上人行道，将他撞飞，当场昏迷过去，更为糟糕的，是瓦尔特的右手，那个拿手术刀的灵巧手，被车轮无情碾过。 至于闯下大祸的马车夫毫无停留，迅速跳车逃逸，消失在夜色中。 “嗯，这不像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出赤裸裸的谋杀！”瓦尔特嘀咕着，他的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伊丽莎白护士没听清，问了一句，“科勒先生，您刚才在说什么？” “没什么。”瓦尔特摇了摇头。 他再次闭上眼睛，现在脑子里变得乱糟糟的，根本理不出什么头绪来。 瓦尔特·科勒出门聚会前，出租屋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没有邮票，也没有落款。信中告知：如果瓦尔特想知道他本人的身世，可以在今日深夜的菩提树下大街得到答案。 就这样，这位毫无防备之心的毕业医学生独自上了街，然后被一辆疯狂的马车撞倒，撞人的马车没有停，肇事的车夫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所以，这不是意外！ 现在，张诚已经替代了瓦尔特·科勒，成为一个前程尽毁的残疾医生。那个曾被很多人看好的天才医生，如今却连一把小小的手术刀都拿不稳。 “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此刻，瓦尔特留意到面前的女护士，面容姣好，约二十五六，身穿浅蓝色条纹上衣，白色围裙与白色硬挺护士帽。 这个时代的德国，像她这样的世俗专业护士，已经逐渐取代了修道院出身的“看护嬷嬷”。她们不再只是端水送药的存在，而是真正参与医疗过程的人，包括执行医嘱、管理病历、观察病情变化，甚至要在医生不在时做出初步判断。这间病房里病人的体温、脉搏、用药时间和剂量，全都记在她脑子里的那份清单上。 “下午3点。”伊丽莎白护士继续说，“您之前昏迷了快两天，哈塞医生叮嘱要静卧休息。” “那年份和日期呢？”病人追问了一句。 “1903年9月25日，科勒先生。”女护士一边耐心的回答道，一边拿起托盘内的一支强效镇静剂。 1903年？！的确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属于德皇威廉二世时代，而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十一年。 瓦尔特深吸一口气，胸腔里传来一阵闷痛，大概是肋骨也有少许的挫伤，好在没有骨折。 没错，自己是穿越了，是从21世纪的东大法医，继而摇身一变，成了20世纪初的德二帝国时期，一个倒霉透顶的医学生。 这件事说出去没人会信，但事实就摆在眼前。这张陌生的脸，这只残废的手，这具不属于他的身体。 恐惧的焦虑、荒谬的无奈、愤怒的哀叹、绝望的孤独……各种负面情绪在他胸腔里翻涌。好在作为曾经的法医，他很快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瓦尔特（张诚）先集中精力核实了现状：右手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按照这个时代的医疗水平，无法恢复右手的全部功能。换言之，他或许无法再利用这具身体的右手，实施一场复杂且缜密的外科手术了。 但这也没关系，自己上辈子干得是检验死人的活儿，基本是与冰冷的尸体打交道，压根就不需要精细的手部操作。法医需要高超的观察力，以及对案件的逻辑性、可行性的全面把握。而这些，哪一样都不缺，因为他保留了大部分前世的记忆，还有今生的所得。 这或许是唯一的好消息。 不经意间就被困意所迷惑，瓦尔特感觉眼皮变得越来越沉。他本想再梳理一遍原主的记忆，只是现在的身体太虚弱了，昏昏欲睡的意识很快就坠入了黑暗的深海。 那是伊丽莎白护士已经遵从医嘱，施加给瓦尔特的药物里，添加有强效镇定效果的吗-啡…… 第2章：倒霉的瓦尔特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8点。 瓦尔特仔细观察了自己身处的病房：这是一间普通多人病房，里面有六张床，其他五张暂时还空着。墙壁刷着白灰，下半截是深绿色的墙裙，漆面有些剥落。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的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一排光秃秃的椴树。 他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这具躯体，也需要时间有条不紊的梳理原主的记忆。但更为关键的，是他要清楚是谁要杀瓦尔特·科勒，谁又是幕后的真正凶手，以及他这样做的深层动机。 “科勒先生，哈塞医生来看您了。”伊丽莎白护士站在门口通报。 瓦尔特侧过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走进病房。 这人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领口系着深灰色的领结，那一双皮鞋的锃亮，几乎都能映出他的身影。他的胡须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也用发蜡硬生生的固定，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一场真正的贵族晚宴。 此刻的柏林医学院里，老派医生依然穿着黑色礼服，留着浓密八字胡；而年轻且激进的外科医生或是实习医生，很多已在手术室里换上了白大褂，并剃着干净利落的“卫生胡”。 “科勒先生，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哈塞医生问道，声音温和，不同于往日巡房时的严肃面孔。这也许是同行对同行，老前辈对后进者的缘故。 事实上，瓦尔特就曾在夏洛特医院里实习过一段时间，与面前的哈塞医生有过师生之谊。只是现在，这位实习医生的职业生涯，恐怕…… “右手是搏动性跳痛，头部持续的胀痛或压迫感。”瓦尔特的语气，声音低沉而克制。 “这是正常的。你被马车撞到时头部也受了撞击，有点轻微脑震荡。” 一边说着，哈塞医生翻开病历夹看了一眼，然后合上，叹了口气，“关于你的右手，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你，即便骨伤愈合，神经和肌腱的损伤也无法逆转。你……可能要考虑转行。外科大夫的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了。” “我知道。”瓦尔特平静地说，对于这个答案他早已心知肚明。 哈塞医生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通常状况下，病人听到这种消息会产生情绪上的崩溃，或哭喊，或沉默，或暴怒。然而这个年轻人却出奇的冷静，冷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失去毕生梦想的人。 顿了顿，哈塞医生继续说道：“柏林大学那边，我准备向医学院院长和贝格曼教授递交一份伤情陈述。依照常理，等到你伤势痊愈后，学院那边会考虑邀请你担待医学院的助教。只是中尉军医官的任命，我收到了消息，普鲁士军部那边决定无限期推迟了。” 与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主流大学类似，柏林大学尽管没有学费一说，但家境贫寒的瓦尔特依然无法承担在校期间的各种学杂费，住宿费和生活费。 另外，医学院的实验与耗材投入大，设备与空间要求也高，这其中的很多耗材的开销，是需要医学院的学生做集体分摊。 基于此，瓦尔特主动向普鲁士教育部和帝国-军部申请了医学免费生，并获得了批准，在医学院的七年内，国家不仅减免了瓦尔特的学杂费及住宿费，每月还下发有一笔生活补助。 其代价，是等到科勒博士毕业之后，必须成为普鲁士军队的预备役军医官（通常授予中尉军衔），服役期限通常是6到8年。 现如今，普鲁士军部鉴于瓦尔特因为右手残疾，不具备成为外科医生的资格，随即也不打算任命瓦尔特·科勒为预备役中尉军医官。 对崇尚自由与开放的大学及医学界来说，瓦尔特是否成为容克贵族主导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医官，意义并不大。真正的麻烦，来自一笔不期而遇的负债。 由于瓦尔特-科勒无法得到军医官的任命，拿到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的军籍，而依照惯例，这位落魄医生必须在未来的12个月内，全额偿还普鲁士军方在过去7年里，代为支付的各类学杂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 瓦尔特本人粗略算过，上述林林总总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不低于8千马克。在1903年的柏林，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2.9公斤的黄金。 20世纪初，德国有经验的产业工人的月薪，大约在40到60马克之间，换算下来年薪约为480至720马克。而在当时的收入结构中，绝大多数行业的年均收入低于1000马克。 即便是贝格曼教授接纳瓦尔特为医学院的助教，但一名新入职的大学医学院助教的薪水并不丰厚，其月收入通常150到200马克之间，换算下来年收入大约在两千马克左右，相当于一名普通的政-府雇员。如果再扣除日常的租房与各类生活开销，几乎攒不了几个钱。 所以要在一年内偿还国家债务，根本就不可能，除非是找个商业银行做贷款(但自己信誉不足)，或是寻求地下钱庄（实则代价太高），或是向那个已经断了联系的好心人求助（然而对方已消失多年）…… “谢谢您，哈塞老师！”瓦尔特感激的说。 哈塞医生把病历夹还给护士，又叮嘱了几句用药和饮食的事，便转身离开了。 依照惯例，每周三的上午九点，哈塞医生会在外科阶梯教室，给在夏洛特医院的10多名实习医生，进行一场现场手术教学。 等到主治医生离开后，伊丽莎白护士便开始为瓦尔特换药。随纱布的一层一层的揭开，下面那一片狰狞的伤口清晰的展现开来。 手腕的右侧手背上赫然印有两道深深的缝合疤痕，皮肤都快要憋的发紫了，眼看把手掌都肿得发酵的面团似的。 右手手背上有两道深深的缝合痕迹，皮肤呈暗紫色，肿胀得像发酵的面团。瓦尔特用左手轻轻触碰了一下，痛得几乎要晕过去。 临近中午时分，走廊里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接着便是两三人的交谈声，还有皮鞋踩在地面发出的清脆声响，并夹杂有低沉的命令声。 病房外的走廊里，几个人聚在一起，小声的议论着。 “哦，红堡的人来了！还去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单人病房！” “嗯，听说是一位贵族夫人悬梁自尽了，两个小时前才被人发现，还是女仆叫了医院的护工才将人放下来，当时就没了气息……” “嘘，快闭嘴！当官的出来了，” 在1903年的柏林，“红堡”就是柏林警察局的代名词。那座位于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砖红色哥特式建筑，是普鲁士警政的中枢，柏林人习惯用它的颜色来指代警察局。据说那栋楼的砖石来自于一座中世纪城堡的废墟，颜色深沉如凝固的血。 就在好事者纷纷避开之际，一个身穿深蓝色制服，配尖顶头盔，留着浓密八字胡，肩章边缘有一条金色花边的中年警官，从另一个病房退到了走廊。 他是霍夫曼警长，尽管才三十多岁，但鬓角已经有些斑白。在其身后跟着两名普通警员，他们的肩章呈现为平滑的绿色肩裙，没有任何附加的徽章或花边。 霍夫曼警长站在通往一楼的楼梯口，这里离瓦尔特的病房门口不过两三米的距离。他皱了皱眉，显然对眼前的这个案子感到有些棘手。可就要转身离去的当口，楼梯上却传来一双急促的脚步声。 …… 第3章：临时法医 一个年轻护士小跑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脸上满是焦急。因为行事匆匆，她差点撞上霍夫曼警长，慌忙道歉。 然后，小护士来到瓦尔特身处的病房，站在对着忙碌中的伊丽莎白护士说：“丽莎姐，三楼302病房的5床病人开始吐血了，哈塞医生和其他医生现在都忙着教学手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 此时的瓦尔特原本安静地靠在床上，听到这话，抬起了头。 “吐血的颜色是鲜红，还是暗红？”他问，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年轻护士先是一愣，然后回应说，“……是暗红色，有血块。” “嗯，那多半是胃出血，不是肺部。让他侧躺，头偏向一侧，防止血块堵塞气管。”瓦尔特的语气平静的继续说，“在哈塞医生下病房之前，先用冰袋敷在胃部位置，收缩血管。记住，暂时不要给病人喝任何东西。另外，如果病人有服用阿司匹林的药物，也必须先停下来。” 年轻女护士犹豫了一下，看向了伊丽莎白。后者点点头：“科勒医生是柏林医学院的博士，曾跟随哈塞医生在医院实习过，你可以听从他的专业建议。” 年轻护士谢过之后匆匆离开。 当霍夫曼警长听见了某个医生与护士的那番对话后，他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径直来到瓦尔特的病房门口，倚靠在门框上，一眼就将病床上的年轻人都给打量了个七七八八。 “你刚才说的那些，感觉很是专业。”来自红堡的警长说。 “当然，我也是有行医执照的医生，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瓦尔特回复道。 “哦，那你现在怎么躺在病床上？” “被一辆冒冒失失的马车撞了，所以我的右手基本废了。” 说着，瓦尔特抬起缠满绷带的右手，晃了晃，自嘲式的补了一句，“医生是人，不是神！所以，失去了右手，外科医生的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霍夫曼的目光在那只手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移回到瓦尔特的眼睛上。 “柏林警局里的法医现在没有空，估计要几个小时后才能赶来。”他顿了顿，继续说，“两个小时前，就在你们同楼的病房里，发生了一桩……自杀案，我们都是警察，对验尸不太懂。你是医生，能不能帮忙看一眼？嗯，不用你动手，就用你的专业知识给点意见，顺便完成一份现场验尸报告。” 德国的司法体制属于大陆法系，死亡调查和尸检制度高度专业化。从事法医工作必须拥有医学博士学位，需要在病理学领域接受专门训练，熟练掌握显微镜等先进仪器的使用。 而此刻的德国医生，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如果不是某种缘由，不太愿意去干法医的活儿，钱少事多，还特别麻烦…… 毫无疑问，瓦尔特已经留意到霍夫曼警长脸上，那副“只是请你来签字画押，再凑个数”的表情，他就想直接拒绝，但又想到自己即将，不，实在正在背负的那八千马克“巨额债务”，瓦尔特随即沉默了几秒钟。 “没问题，我可以在一份验尸报告上签名。但这之前，我需要去现场看看，哪怕走走过场。”说着，他用左手撑住床沿，努力让自己坐了起来。 一旁的伊丽莎白护士见状，刚要上前阻拦，被瓦尔特冷冷扫了一眼，便知趣地退开了。 跟着霍夫曼警长踏出病房，瓦尔特本能地想向护士要一副口罩和手套。然而，当目光触及自己右臂上那厚厚的绷带时，他停顿了片刻，最终将这个属于法医的“专业习惯”，活生生的咽回了肚子里。 在走廊尽头守着几名警员，一个个表情严肃。 “这边请，科勒医生。”霍夫曼在一扇紧闭的门前停下来，深吸一口气，挥手让警员们退开。 他推开门，微微侧身，示意瓦尔特进去。 从跨进案发现场的房门开始，瓦尔特就不再是一个断了右手的外科废人。他是法医。好吧，是临时的法医，尽管双方连薪酬都没谈及。 一股浓烈的鸢尾花香味扑面而来，不错，这是上等的法国香水。虽说法德两国属世仇，但一点也不妨碍德意志的贵妇们，追求奢华的巴黎时尚。 此时此刻，这种昂贵的舶来品，在尸体即将腐烂的气息面前，只是让整个房间多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甜腻。 病床上躺着一个“沉睡中”的女人，是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夫人。 深紫色丝绒长裙，领口缀着一圈白色珍珠，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安详得像是睡着了。但她的脸是暗紫色的，嘴唇发绀，眼珠微微凸出。 瓦尔特没有动。若是前世，他早就痛骂出声了。依照标准流程，在法医到场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移动尸体。但眼下，自己还没资格对警长的办案方式指手画脚。 瓦尔特来到床尾，他的目光像锐利的手术刀那般，从死者的脚尖划到了头顶，又重新收回来。 “室温大概十五度……”法医注意到死者尸斑已经形成，指压不褪色。这意味着血液已经彻底沉降，角膜中度浑浊。 因为没有测量肝温（测量肝脏表面温度）和肛温（测量直肠温度）的工具，这位临时法医便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距离现在12到14个小时。 从表面上看，致命的伤痕出现于脖子上。一条淡蓝色丝巾，在喉结下方打了个紧紧的蝴蝶结。丝巾是真丝的，质地很好。 瓦尔特蹲下来，凑近了一些，用左手轻轻拨开丝巾的一角，标签的产地是韦德曼丝绸厂，瑞士货。 “这不是自杀。”法医看了警长一眼，语气肯定的说。 听到这里，霍夫曼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你确定？”警长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审视，“现场没有打斗等异样痕迹，门是从里面锁上的。女仆说男爵夫人曾患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有过两次自杀的冒失举动，为此还接受了心理医生的治疗。” “看这里。”瓦尔特没有抬头，用左手指着勒痕的边缘，“如果是上吊，勒痕应该是倒V字形，受力点在耳后。但你看这道勒痕，水平走向，绕着整个脖子转了一圈。” 他抬起头，进一步解释说，“这是被人从正面或身后勒死的。而且勒痕的宽度不一样，最宽的地方将近一厘米，最窄的地方只有几毫米。这说明丝巾底下裹了东西，细铁丝，或者马鬃绳。” 霍夫曼警长靠近了一步，弯下腰仔细看，还对着丝巾嗅了嗅。不久之后，他的表情从审视变成了犹豫，又从犹豫变成了凝重。 “还有，”瓦尔特站起身，走到床头柜旁边，拿起那只空茶杯，凑近闻了闻，“这里面有少许辛辣气味，但被红茶的涩味盖住了，我估计应该是有镇定效果的高浓度氯醛水合物。所以，死者是被人下了药，在昏迷中被人勒死。” 霍夫曼沉默了几秒，目光在瓦尔特和尸体之间来回扫了两遍。 他的声音压低了，警告说：“科勒医生，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严重后果吗？” “我知道。”法医轻描淡写的回应说。 如果死者只是一名普通人，身为红堡警长的霍夫曼压根就不会走这般的复杂办案流程，通常就是草草收尸过后，再花点小钱，找一名（兼职）法医填写一份自杀报告，敷衍了事。 然而，眼前的死者却是一名贵妇，她不仅是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妻子，其娘家也是德意志帝国中家世显赫的贵族，其亲弟弟还是驻俄外交官。 想到这里，霍夫曼警长不得不告诫说：“你如果要推翻自杀的结论，得拿出足够硬的证据。” “那就给我时间把证据找出来。”瓦尔特把茶杯放回原处，看了一眼霍夫曼警长，“对了，我需要一名验尸记录员。” …… 第4章：验尸报告 霍夫曼警长转过头，冲着守在门口的几名警员，大声嚷道：“进来一个学历高的。” 不多时，一名自告奋勇的年轻警察来到房间。 他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只是体型已经宽厚重的不像话了，制服扣子绷得紧紧的，隆起的大肚子几乎要把腰带撑断。此刻，胖警告的手里攥着一个厚厚的黑色笔记本，腋下还夹着一支笔。 “报告，长官！见习警员恩斯特·甘纳特，奉命前来！”年轻警员喘着粗气，声音倒是洪亮得很。 霍夫曼的目光，扫过年轻警员那微微隆起的大肚子。那种不带一丝掩饰的嫌恶感，从警长的眼底中彻底流露了出来。他本能的想把这副有碍观瞻的，“又丑又胖的家伙”，从自己眼前赶走，可斥责的话到了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 唉，没办法！谁让这小子姓甘纳特呢，此人的父亲奥古斯特·甘纳特，就是柏林西郊，普勒岑湖监狱的典狱长，妥妥的军警实权派； 不仅如此，甘纳特还有一位叔父在普鲁士内政部担任秘书，权势不小。更为关键的，是柏林警察局恰恰就是内政部直管的下属单位。 想到这层关系网，足以让霍夫曼警长把到嘴边的火气再度憋回去。随后，这位带队的警长赶紧清了一下嗓子，语气生硬的改了口，说道：“你，立刻把科勒医生陈述的验尸报告，一五一十的全部记下来！” 甘纳特连连点头，笔记本翻开，拿出铅笔，站在床头等候。尽管他还在微微喘着气，但目光已落在临时法医的身上。 “恩斯特·甘纳特？”瓦尔特在脑子里翻了翻原主的记忆，没有找到这个名字。但他隐约记得在哪本讲德国刑侦史的书里看到过这个名字。 很快，瓦尔特心里嘀咕了起来，“哦，记起来了，这个甘纳特是魏玛时期柏林的刑侦传奇，谋杀调查科的灵魂人物。” 只是眼前的这个身材臃肿的胖子警员，怎么看都不像传奇。甚至在记录法医报告的同时，甘纳特还偷偷将一颗水果硬糖，含在嘴里，腮帮鼓起一小块，含糊不清地说道：“科勒医生，请您开始！” 瓦尔特再度进入到工作状态，他的声音平缓而清晰。 “现场验尸记录，死者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夫人，女性，年龄约三十四岁……当下的尸体呈仰卧位，四肢无外力束缚痕迹。颈部勒痕呈水平完整环绕，无倾斜或间断。勒痕宽度不均匀，最宽处约有九毫米，最窄处约为三毫米。这说明凶器不应该是丝巾本身，而是包裹在丝巾内部的细绳，或是马鬃什么的。” 此刻，甘纳特的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不漏过临时法医的每一句话。 瓦尔特拿起镊子，轻轻拨开勒痕边缘的一小块皮肤，观察后说道：“在勒痕的上下边缘，颜色深，中间浅，这说明凶手采用了间歇性加压手法：勒紧、松开、再勒紧，反复多次。这种手法比一次性勒死耗时更长，大概需要5到8分钟。凶手很冷静，有耐心，对自己手上的力道有精确控制。” 他开始转向死者的双手，继而用镊子尖小心地拨开死者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缝隙，那里有一小块干涸的淡黄色痕迹。瓦尔特将其剔出来，放在白布上。 “……死者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嵌入了一块皮肤组织。边缘不规则，带有血丝，应该是从凶手手背或手腕处抓下来的。位置和形态与一个成年男性左手发力时的手势吻合。” 霍夫曼皱起眉头，追问道：“你是说，她死前抓伤了凶手？” “对。她短暂醒过一次，或者是在窒息应激反应中下意识地挣扎。”瓦尔特直起身，用镊子柄轻轻拨开死者锁骨下方的一小块衣料，“这个地方，锁骨下缘，有一枚硬币大小的圆形淤青，边缘清晰，没有扩散。这是指压痕迹。凶手用拇指压住她的锁骨，防止她因为窒息反射而剧烈弹动。淤青的大小和位置，与一个成年男性站在床边或侧卧时伸手的姿态吻合。” 他停顿了一下，直起身，看着霍夫曼，一字一句的说道：“我的初步判断如下：男爵夫人先被灌了高浓度氯醛水合物的热茶，剂量足以让她陷入深度昏迷。凶手等她失去知觉后，用裹着细绳的丝巾套住她的脖子，采用间歇性加压的手法实施勒杀。死者应该短暂苏醒过，抓伤了凶手的左手。整个过程，凶手冷静、从容，有明确的目的性。不是冲动犯罪，不是过失致人死亡。” 甘纳特的笔停了一下，抬起头，“间歇性加压……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不是临时起意。他在动手之前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事后掩盖。”瓦尔特把镊子放回托盘，“这是判断他杀最关键的一条线索，自杀者不会给自己布置一个需要反复用力5到8分钟的死亡方式。” 霍夫曼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视线从死者的颈部移到瓦尔特脸上，又从瓦尔特脸上移到甘纳特的笔记本上。 “你确定？” “确定以及肯定！”瓦尔特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霍夫曼没再追问，他把尖顶盔重新戴上。 “见习警员甘纳特，报告整理好了就收档。这桩案子，”他顿了一下，“按谋杀立案。” 就在这时，走廊里突然炸了。 沉重的皮靴声混着手杖敲击地面的清脆声响，从走廊那头快速逼近。 “让开！都让开！” 门被猛地推开。 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不顾门口警察的阻拦，硬闯了进来。他身形高大，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大衣，领口别着一枚银质的族徽胸针。手里拄着一根象牙柄手杖，手杖的金属包头在地上敲得哐哐响。 他浑身带着雪茄和冷风，眼睛里没有任何悲伤，只有莫名的怒火。 “这就是柏林警局的办事效率吗？先生们，我刚从皇帝陛下的狩猎场赶来，就听到这种荒唐透顶的消息。毫无疑问，我的妻子属于自杀，这很明显了，你们还在磨蹭什么？”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显得非常愤怒。 霍夫曼警长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走了一步，腰背不自觉地微微弯曲，解释说：“男爵先生，请节哀。因为某种原因，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该死的，我不关心你们的调查。”男爵猛地挥了一下手杖，金属包头砸在床脚上，“把我妻子的尸体交给我。我今天就要带她回庄园墓地下葬。这是我的权利，你们没有资格碰我的家人。” …… 注：历史上，从法学院辍学之后的恩斯特·甘纳特，于1904年加入柏林警队，本文中提前了一年。 第5章：快速破案 瓦尔特站在墙角，一动不动，那是他在刻意观察那位男爵的手。 男爵的右手在挥动手杖的时候，左手明显往身后缩了一下。动作很快，像是下意识地掩饰什么。因为对方他的左手背朝着墙壁，从瓦尔特的角度，看不太清楚，但已经够了。 正常人右手在挥动手杖的时候，左手会自然张开保持平衡。而之前的缩手，这说明男爵大概不希望让别人看到他的那只手。 男爵似乎感觉到来自墙角的那道目光，他猛得转过头，死死盯着瓦尔特。 “你，是谁？”普鲁士贵族的语气毫不掩饰轻蔑，“穿着病号服站在这里？警长先生，这就是你的助手？一个还没出院的病人？” 瓦尔特也没有急着回答，他慢慢直起身子，左手整理了身上的病号服。等到他的目光落在男爵脸上的时候，傲慢的贵族竟然慌了，往后退了小半步。 “瓦尔特·科勒，医学博士。”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至于为什么穿着病号服，那是两天前，我刚被一辆失控的马车撞断了右手……不过我可以保证，我的脑子比手更管用。” 男爵的脸色立刻变了，威胁道：“你竟敢……” “男爵先生。”瓦尔特打断了他，往前迈了一步。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像是在丈量什么，“您刚才说您的妻子是自杀？” 他停在距离男爵大约有两步远的位置。 “可尸体告诉我，这是一桩卑劣的谋杀案。” 男爵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手杖在地上敲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你胡说八道！你一个连手术刀都拿不稳的废物，凭什么……” “就凭这个。”瓦尔特语速突然加快，像连珠炮一样砸出来： “上吊自杀的死者，在身体悬空后会本能地挣扎，颈部会留下绳索多次摩擦的痕迹：皮肤擦伤、方向交错的勒痕。但男爵夫人颈部的勒痕单一、干净、水平，完全没有挣扎的迹象。这不合理。除非她当时没有意识。还有，我们在茶杯里检出了氯醛水合物，嗯，就是镇静剂。她是在昏迷中被勒死的…… 具体来说，颈间的勒痕是水平的，不是倒V字形。这不是上吊，是被人活活勒死的。勒痕宽度不均匀，说明丝巾底下裹了东西。细铁丝，或者马鬃，但在现场没有找到，说明凶手做了充足的准备，而不是临时起意。” 他一口气说完，然后突然伸出手，速度很快。 男爵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瓦尔特的左手已牢牢抓住对方的手腕。 “啊！” 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痛呼一声，想要挣脱。但瓦尔特的左手像铁钳一样死死箍住了他。尽管自己的右手基本废了，但左手还保留有相当大的力气。 “看这里，警长。”瓦尔特把男爵的手举到霍夫曼面前。 左手手背上，三道平行的抓痕。皮开肉绽，伤口还很新鲜，边缘渗着淡黄色的组织液。 “这是指甲抓的。”瓦尔特的语气像在念尸检报告，“三道，平行，末端有分叉。死者在丧失意识之前曾经短暂且激烈的挣扎，并抓伤了凶手的左手。毫无疑问，只要对比一下死者指甲，还有里面的皮肤组织，就可以验证我上述分析。我可以代表夏洛特医院，出具相关的医学检验报告。” 说着，法医忽然松开手，并退了一步。 不经意间男爵就踉跄了一下，险些就站不稳。他原本就惨白的脸立刻失去了最后一丝血色，目光死死的钉在瓦尔特刚刚碰过自己的那只手。他下意识地把左手往身后藏，可左手又抖了起来，似乎根本不听他的使唤似的。 男爵一张嘴，但喉咙里却是干涸的摩擦声，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字都说不出来，只能喃喃的说着:“你……你胡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先镇定下来，但那剧烈起伏的胸腔，却无意中透露了他极度的慌乱。 很快，男爵的目光就在法医和尸体间来回游移，眼神也充满恐惧。他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顺着脸颊慢慢滑落，继而砸在了衣领上。 “不，你们不应该发现，我做得很隐蔽……”男爵喃喃自语，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很快，他整个人顺着墙的倾斜滑了下去，瘫坐在了冰冷的地面。 “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跟随我们回一趟警局，详细解释一下您在昨晚的具体行踪！”此时此刻，霍夫曼已不再怀疑年轻医生的推断，他对着守在外面的两名部下使了个眼色。 “该死的，你们……你们不能这样！”男爵的声音变了，那是暴怒的咆哮，“我是尊贵的帝国男爵……我是冯·里希特霍芬家族的人……你们这些警察，无权……” “立刻带走。”霍夫曼警长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平日的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确拥有贵族特权，柏林警察局当然不可轻易得罪，但如今，霍夫曼警长已基本确定对方就是罪不可赦的杀人犯。不仅如此，男爵夫人的娘家也同属德意志帝国的豪门贵族。 所以，一切都需要公事公办了。 很快，两个警员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男爵，链式手铐咔嗒两声锁上，金属的声响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刺耳。 冯·里希特霍芬男爵被拖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瓦尔特一眼。那目光里有恨意，有屈辱，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可能是恐惧。 瓦尔特这才瘫倒在了墙上，直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的右臂现在疼得感觉要炸开。刚才那一下发力，差不多是耗尽了身体上的所有力气，以至于额头上全是冷汗。 一块手帕递到自己面前，瓦尔特抬起头。 见习警员甘纳特站在他旁边，厚实的手掌攥着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白毛巾，那是他借花献佛，从门外看热闹的护士那里拿来的。 这个胖乎乎的见习警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合上了笔记本，正用一种近乎发光的眼神看着他。 “太精彩了。”甘纳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藏不住里面的激动，“勒痕分析，镇静剂推定，还有最后那个抓痕。哦，对了，科勒医生，您是怎么注意到男爵左手的？我也全程盯着他看，都没发现。” 瓦尔特接过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手帕上有一股淡淡的柠檬糖味道。 瓦尔特顺势接过话头，说道：“他挥拐杖的时候缩了一下手，请注意，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身体语言不会说谎。另外，我此前做过一项粗略的统计：在所有已婚女性遇害的案件中，凶手来自家庭内部或伴侣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基于这个概率，男爵夫人既然死于密室，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无论如何都该被列为头号嫌疑人。” 听到医学博士的这番点拨，年轻警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对这组数据的背后所蕴含的逻辑似乎颇为感兴趣，随即便打开了随身的笔记本，钢笔飞快的记下了这几行字。 …… 第6章 ：疑点重重 霍夫曼警长走过来，站在瓦尔特面前，摘下尖顶盔，挠了挠头。 “科勒医生。”他的语气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尽管男爵被杀案基本告破，但目前尚未审理，证据也没送往检察院，详细的验尸报告还麻烦您再辛苦一下。至于相关酬劳，一周之内，我会派人送到医院。” 警长之前从伊丽莎白护士那里已得知，科勒博士因为右手的伤情，将继续在夏洛特医院住院2到3周，也许会更久。而且在不知不觉中，霍夫曼警长使用了敬语。 与此同时，瓦尔特也随口道了个谢：“谢谢！”。只是如今，他的生活中所能思考的，就只有如何赚钱了。 霍夫曼把帽子重新戴上，拍了拍年轻医生的肩膀，力道很轻，他嘱咐道：“好好养伤。等你出院，红堡还需要您来协助办案。” 警长转身朝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还站在墙角的甘纳特。 “小子，还愣着干什么？收队了。” “是，长官！”甘纳特合上笔记本，快步跟了上去。 走到门口时，年轻的见习警察忽然转过身来，飞快的看了瓦尔特一眼。那目光里有兴奋，也有崇拜。 但甘纳特什么也没说，他跟着霍夫曼警长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 男爵被带走后不到两个小时，一名警察气喘吁吁地跑回病房，送来了一份盖着红堡印章的正式立案通知。霍夫曼警长的副手还附带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两行字：“立案已批，报告尽快！” 此刻，六人间的病房里显得有些嘈杂，走廊里时不时传来护士的喊话声，推车轮子碾过地面的声响。 瓦尔特用左手把验尸报告的最后两行数据补全，重新读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然后签上名字，封好口，递给守在一旁的警察…… 接下来的好几天里，瓦尔特继续待在医院里的瓦尔特，一边养伤，一边做两件事： 第一，适应这具新身体，练习用左手完成日常操作； 第二，原主留下的生活日记和学习笔记，了解瓦尔特·科勒的日常生活、社交圈及学术方面的活动。 不得不说，瓦尔特·科勒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医生。他的医学笔记不仅条理清晰，连一张一张的解剖图谱也都画得栩栩如生，甚至每一根的肌肉的纤维、每一条的血管都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的。从细致的术前准备到对每一道手术的周密的术后护理都毫无遗漏地做了细致的记录，堪称范本。 另外，他的日记也记录了私生子的自卑、对亡母的怀念，以及一个隐秘的梦想，那就是找到自己的生父，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个“高贵”的血脉。 日记中也提到了一些可疑的人。一个名叫“克劳斯·冯·施瓦茨”的同学，总是以“帮助”的名义接近科勒，出手阔绰，经常在科勒缺钱时“慷慨”解囊。 但科勒后来发现，冯·施瓦茨给他的钱从不是无偿的。每次他接受帮助后，总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他的私生子身份，而这些秘密只有科勒对冯·施瓦茨说过。 另一个是赫尔嘉·伯格曼，一个金发碧眼，来自巴伐利亚王国的姑娘，科勒是在医学院的毕业舞会上认识她。她热情主动，很快就与科勒陷入热恋中。不过，伯格曼小姐对于瓦尔特的身世很是好奇，旁敲侧击的打探。 还有第三个可疑人物，那是医学院的病理学副教授，阿尔布雷希特·门策尔。科勒的日记提到，门策尔教授经常让科勒在实验室里，参与一些“特殊”的解剖事务。而且门策尔教授处理过的那些尸体，器官被摘除后便不知去向…… 很快，瓦尔特合上日记，拿出一张纸，开始梳理原主的人际关系网，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出“可疑”“友好”“中性”三类。冯·施瓦茨、伯格曼小姐、门策尔副教授都被标为红色，一个刺眼的三角形。 但这三个人之间有关联吗？外表看没有，一个是同学，一个是恋人，一个是副教授。另外，瓦尔特已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上述三人中，没有任何一个来到夏洛特医院里探望自己。 …… 十月初的柏林，天气不错，秋日天光透过狭长的玻璃窗照进室内，此刻的瓦尔特正享受着单人间病房的贵宾待遇。 此前，这位倒霉的瓦尔特医生一直住在六人间的公共病房，来往的病患、家眷，以及陪护人员络绎不绝，环境嘈杂难安，让一贯喜欢安静的瓦尔特很是烦恼。 但很快，事情就有了不错的转机。 这两天来，整座夏洛特医院里，所有人都刻意避开走廊尽头的单人VIP病房，起因是不久前，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夫人就在这间病房不幸遇害，而凶手还是她的丈夫，冯·里希特霍芬男爵。 这桩“男爵弑妻案”传遍夏洛特医院上下，加之此刻德国的神秘主义泛滥，那些体面的上流人士与有钱富豪，压根就不愿涉足这座“凶宅”。而普通病患也负担不起单间的高昂费用，于是这间VIP病房就此空置了好几天。 等到今天查房结束后，巡视完病房的哈塞医生在私下征求医院高管的同意后，随即安排瓦尔特搬入那间单人病房。当然住院用药依然是要缴费的，只是缴纳方式不一样。 作为交换，瓦尔特·科勒将成为哈塞医生的助理医师，协助处理住院部病房里的一些急诊，尤其是在夜间。 自从母亲去世后，瓦尔特基本就是孤身一人在柏林，举目无亲，如今的倒霉蛋还身负军方一笔多达8千马克的欠款，早已不复往日青年才俊的风光。 表面上，夏洛特医院做出这样的安排，只是合理利用空置房间，并无特殊优待，但事实上，这是哈塞医生为自己的学生争取的一点特殊福利。 另一方面，瓦尔特在医院的全部治疗费用，大部分是可以借助校园基金会报销，其不足部分则是延长助理医师的工作时日。 1903年的德意志帝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早在二十年前的1883年，在帝国首相俾斯麦签署了一道《疾病社会保险法》，建立了全球首个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其法定保险覆盖，不仅包括了大多数工薪阶层，还涉及几乎所有的在校大学生。 瓦尔特道谢之后，用左手整理随身物品。他的行李只有一只帆布挎包，里面放着医学笔记、专业书籍、钢笔和稿纸…… 第7章：指纹鉴定（上） 两名医院杂役在伊丽莎白护士的指引下，推着小推车，帮瓦尔特搬运物品。众人穿行在走廊之间，沿途不少人低声议论前几天的男爵夫人遇害案，瓦尔特神色平静，对此置若罔闻。 来到洁净的玻璃窗前，瓦尔特轻轻活动着左手，身体的外伤都在逐步恢复，被马车碾伤的右手依旧裹着厚实纱布，持续传来酸麻的痛感。只是这道永久性的创伤，让他彻底告别了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的职业道路。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瓦尔特既可胜任助理医师，还能担当兼职法医。然而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助教工作，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破案之后第五日的上午，那位胖乎乎的见习警员恩斯特·甘纳特登门拜访，他带来了霍夫曼警长结算的办案酬劳。 一只牛皮信封里装有十枚银币：3枚1马克，3枚5马克，外加4枚50芬尼（1马克折合100芬尼），总计20马克。 甘纳特解释说，依照柏林警局的薪资标准，兼职法医是没有底薪的，所以每处理一桩刑事案件，酬劳通常是12到20马克。所以，眼下的这20马克，已是霍夫曼警长向上司米勒警督，尽力争取后的最高数额。 一桩案子20马克，相对于8千马克的外债，理论上需要处理4百桩案子。就算拥有260万人口的首都柏林，每天都有命案发生，但柏林警察局不可能让一个兼职法医天天出勤。 更何况，诸如波兰人、吉普赛人、破产者、站街女与流浪汉等边缘人的“意外”死亡，往往连尸检报告都不会有人过问，直接拉去公墓了事。 真正需要法医出面的，是那些涉及“体面人”的案子，而这种案子一年到头也就那么七、八十桩。想要靠这个还债，恐怕要等到瓦尔特头发白了。 这一笔账，瓦尔特也只在心里盘算过一回，就没有继续往下想了。他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法医的特殊身份，而不是眼下的这点酬劳。结合1903年，柏林的收入与物价，瓦尔特明白，单单依靠兼职法医的工作很难还清所有欠款。 但好的另一面，瓦尔特成为柏林警局的兼职法医，有利于他借助“体制内”的力量，明里暗地的搜寻谋害自己的凶手…… 此刻的，似乎没有留意到瓦尔特的稍许失望表情，等到落座之后，他主动说起了男爵夫人一案的后续进展。 “是的，科勒医生，那位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已经全部招供了，承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瓦尔特抬眼看向甘纳特，示意对下继续说下去。 “就在前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有审讯……案发当晚，男爵使用强效镇定剂迷晕了他的妻子，再用裹着细绳的丝巾行凶，故意布置出悬梁自尽的假象。他手背上的抓痕，也的确是死者挣扎时留下的痕迹。”甘纳特如是说道。 “依照一九零零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婚姻存续期间实行财产管理共同制，丈夫有权管理和使用妻子的私人财产。男爵夫人同样出身于世家豪门，名下拥有两座庄园，以及数十万帝国马克的巨额遗产，这些资产长久以来都由男爵支配，维持着整个贵族家族的开销。” 一个月之前，恩斯特·甘纳特还就读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法学专业，因为某种缘故选择了主动退学。其后，甘纳特依靠家人安排进入柏林警队。现在，他是结合德意志的现行法律，为瓦尔特继续讲述案件背后的缘由。 依照男爵的口供，男爵夫人是在半年前结识了一名年轻男子，两人很快发展出婚外情。近期男爵夫人正式提出离婚，并扬言要带走她的全部财产。按照现行的法律，离婚后男爵夫人有权收回嫁妆和继承所得。 甘纳特说道这里时，又补了一句：“离婚，这意味着男爵不仅会失去对妻子财产的控制权，还将面临家族的财务崩溃。对一个老牌贵族来说，破产比出轨更致命。出轨只是丑闻，破产则是灭顶之灾。” 瓦尔特靠在床头，没有接话。 这个作案动机，比他最初猜测的“情杀”，还要复杂得多。故意杀人、提前掩盖、伪装自杀……每一步都经过计算。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番赤裸裸的利益算计。杀掉妻子之后，男爵不仅能保住妻子的巨额财产，还能以鳏夫的身份，继续维持体面的生活。 他沉默了片刻后，淡淡的说了四个字：“人心叵测！” “今天过来，除了送酬劳，警长还有一件事托我转达。”甘纳特话锋一转，“近期柏林城内各类疑难案件不断，柏林警局现有的法医人手不足，而且能力也有所欠缺。霍夫曼警长代表柏林警局，希望聘请你为红堡的兼职法医，对应不同的案件，每次酬劳标准结算为12到20马克不等。” 称呼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消融，年轻警员对科勒博士的敬语“您”，早已变成了朋友间的“你”。 这个时期的普鲁士法医制度很差，尽管有隶属于红堡的专职法院，但那些人只会写‘死于暴力’、‘自然死亡’之类的报告，根本不会提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在霍夫曼和甘纳特看来，没人能像科勒博士这般，从一个指甲痕看出凶手的惯用手，能从一条勒痕推断凶器形态…… “我可以接受这份兼职，考虑到目前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远距离的外勤工作，我恐怕无法参与。”瓦尔特实话实说。 虽说柏林警局的劳务费比较抠，但他当下很需要这份“体制内”的身份，至少有一层官方外衣作为保护，有熟悉的警长与警员做后盾，还能让他接触到各类重大案件，积累人脉和资源，逐步站稳脚跟。 不仅如此，20世纪初的欧洲，可是刑侦技术大发展的前夜，而瓦尔特拥有的现代知识可以派上大用场。 “这没问题，霍夫曼警长早就考虑到了这些条件，你说的这个完全没问题。”甘纳特立刻回应道。 两人闲聊的时候，甘纳特忽然想到刚在警局里听闻的一桩案件。 “就在昨天，柏林警局接到汉堡警方那边转来的一份通报。据说有人用一枚指纹破了一桩杀人案。” 瓦尔特闻言，微微坐直了身子。 “指纹？”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他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自己作为一名见习法医，跟随师傅，第一次外出办案时的情景。 “对，就是手指头上那些纹路。”甘纳特比划着自己那根肥嘟嘟的指尖，继续说道：“汉堡警方今年开始效仿着英国人的法子，在犯罪现场用细粉刷显影。上个月港区那桩货栈盗窃杀人案，他们还真从死者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硬生生刷出一枚较为完整的拇指印来。” 他说到这里，还故意停顿了一下，像是在享受来自唯一听众的惊讶。 …… 第8章：指纹鉴定（下） “然后呢？”瓦尔特主动配合着，上了钩。 “然后？然后汉堡警方就把货栈上下，几百号人全按在椅子上，一个一个拓了指纹，拿来对比。整整24小时，警察们的眼睛都快看瞎了。最后锁定了那个夜班守门人。那家伙一开始还嘴硬，说自己压根从没碰过那张桌子。可指纹一摆出来，他的双腿就软了。” 瓦尔特没有立刻接话，目光落在玻璃窗上，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所以柏林警方现在开始相信，指纹鉴定是辨识犯罪嫌疑人的铁证了？” “信，但又不信。”甘纳特先是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他解释说：“最相信的人是我，霍夫曼警长只是将信将疑，至于红堡的高层，他们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英国佬的东西。” 毫无疑问，1903年的英德关系，正处在一个充满猜忌、碰撞与公开敌意的关键转折期。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尽管两国还没有公开认定对方为敌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友谊”早已名存实亡。 这个时候，英德高层正从合作试探，发展到信任破裂。而民间情绪，表现的互相警惕与公开敌意。不过。这种愤怒的源头大多来自柏林与普鲁士，但汉堡作为帝国的自由市港，由于与英国贸易商关联太多的缘故，市政部门并不怎么排斥英国人带来的新科技、好玩意。 甘纳特继续说道：“当然，第一次让我开始相信指纹鉴定，是之前读到的一篇论文。嗯，让我想一想，也是英国人写的，说指纹从出生到入土，纹路都不带变的，而且每个人的都独一无二……” “弗朗西斯·高尔顿。”瓦尔特脱口而出。 “对对对，就是他！科勒医生你也知道？”甘纳特有些意外，那是德意志帝国的医学博士们表现得相当自傲，有些不屑于研究外面的舶来品。 瓦尔特笑了笑，他当然知道。在柏林医学院读书时，曾旁听过法医学课程，有教授提到过高尔顿在1891年发表的论文《指纹索引方法》。 通常状况下，人的手指表面都覆盖一层薄薄的汗液油脂，所以手指在触摸物件后，一般会留下带有油脂的特殊纹路。《指纹索引方法》已经充分证实任何人的指纹或掌纹纹路都不尽相同，就如同世间没有一模一样的树叶…… 瓦尔特听后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道：“你刚才说的那枚指纹，汉堡警方是在什么物件上发现的？” 甘纳特答道“案发现场，办公桌上的玻璃板。新手留下的纹路虽然不完整，但汉堡警方的鉴定报告上说，有5个特征点能够吻合。” 5个特征点。 瓦尔特在脑海中搜索着记忆。他记得那篇论文里提到，高尔顿主张至少需要十二个特征点才能做出同一认定。5个，似乎少了些。不过转念一想，德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标准，汉堡警方愿意采纳英国人的先进鉴定方法，已经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甘纳特描述中证实，汉堡警察提交的指纹鉴定报告所参照的，完全采取了英国人的分类方法，包括弧形纹、箕形纹、斗形纹，都是从伦敦同行学来的。 事实上，“苏格兰场”早在两年前，就把指纹系统正式用于刑事侦查了。所以，德意志帝国这边，汉堡算是头一个，另外，萨克森的德累斯顿警方传闻也接受了英国人的指纹鉴定法。至于刻板且保守的柏林警局这边…… 需要说明的，1903年的德意志帝国只是一个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的联邦制君主国家。根据其宪法，它由22个邦（诸如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萨克森王国等）、3个自由市（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以及一个帝国直辖的“帝国行省”（即阿尔萨斯-洛林）组成。 基于此，德意志帝国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且为霍亨索伦家族世袭。这意味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与普鲁士的国家元首是合二为一的。此外，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只对皇帝负责，而非对议会负责。 另一方面，联邦议会的控制权：帝国的上议院，即联邦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核心，任何法律未经其同意均不能生效…… 说到这里，甘纳特抬头看向瓦尔特：“霍夫曼警长曾经说，如果有人能把这套东西系统整理出来，对未来的破案会有很大帮助。很可惜，红堡高层依然坚持保守的人体测量法，也不打算派人去汉堡警局学习这类指纹鉴定技术。过段时间，我就要参加柏林警局的预备警官资格考试。如果能在笔试与实操中得到高分，也许很快晋升到刑警探员。” 此刻，瓦尔特听出了见习警员话里的试探意味，笑了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法国人阿方斯·贝蒂永创立的人体测量法（也叫做“贝蒂永系统”）是这一时期，国际主流的罪犯识别方式。 依托于对11个个体的身体特定部位的尺寸，诸如头骨、四肢的长度等的测量，对其建立了详细的个人档案。在指纹的鉴定普及之前，这套方法就已经被欧洲和美洲的警察机构广泛的采用。 后来，这套系统逐渐被指纹法取代，指纹更简便、更准确，不需要专门的测量工具和训练。到了20世纪中叶，颅骨测量在很多地方被视为一种粗糙的、带有殖民色彩的伪科学。 但客观来说，人体测量也并非一无是处的。尤其是在遗传学和人类学方面，骨骼的尺寸和比例的确能反映了人群之间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都是可测量的，同样也符合遗传规律的。 回到眼下的1903年，这套系统仍然是主流。红堡的档案室里还存放着成千上万张测量卡片，每一张上面都有详细的尺寸记录。尽管已经开始有人质疑它的可靠性，但要在柏林警察局内部彻底推翻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甘纳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讪讪一笑，将话题拉了回来：“反正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也就是随口一提，科勒医生你安心养伤就好。” 听到这里时，瓦尔特脑子里已经在转着另一件事。如果指纹鉴定术真得可以协助甘纳特，提前晋升刑警探员，那么…… 他忽然随即爬下病床，出门前拍了拍甘纳特的肩膀，嘱咐道：“你先别走，在这里等我一会儿，算是我提前给你晋升刑警探员的一份小小贺礼。”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瓦尔特拎着一个医生包回到病房，他先示意甘纳特为自己左手戴上一只长白手套，再从木箱里取出一把没开刃的匕首，把它递交到甘纳特手中，继而又将匕首拿了回来。 瓦尔特说到：“我现在就现场演示一下指纹提取。” 说着，他用戴着白手套的左手，从皮箱里取出一个装有磁铁粉纸盒和一把小尘拂，一一摆放在桌面上。 瓦尔特将绒毛制成的笔状尘拂，在一包黑色磁铁粉里轻轻打个了滚，接着将附着尘拂上的黑色磁铁粉，施放于匕首表面各处；然后，动作快速的搅动尘拂，以便将磁铁粉末铺洒在匕首表面…… 不多时，甘纳特已经发现，自己潜在匕首表面的手指印记居然通过黑色粉末清晰的呈现出来。 瓦尔特费劲的摆脱掉左手上的长筒手套，手指匕首上的指纹，解释说：“通常状况下，人的手指表面都覆盖一层薄薄的汗液油脂，所以手指在触摸物件后，一般会留下带有油脂的特殊纹路。现在科学已经充分证实任何人的指纹或掌纹纹路都不尽相同，就如同世间没有一模一样的树叶。” “当然，”诲人不倦的科勒博士继续说道：“对于附着留在金属、塑胶、玻璃、磁砖等非吸水性物品表面的潜伏指纹，还有一类更为有效的鉴定提取方式，这便是碘熏湿显，即使用碘晶体加温产生蒸汽，它与指纹残留物的油脂产生反应后，就会出现黄棕色的指纹。嗯，等到哪天有空，我可以在某个病理实验室里，专程为你演示一次碘熏湿显。” 甘纳特面露喜色，他先朝门口飞快地瞥了一眼，随即上前半步，压低了声音，语气却郑重其事：“谢谢你，瓦尔特，我的朋友！你愿意把这些新知识详细讲述给我听，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嗯，当初撞伤你的那辆马车和车夫，到现在还没着落吧？我平时街上巡逻，走访调查的时候，正好可以帮你留意打听。你放心，这事我记在心上了，一定把伤害你的那个坏家伙揪出来。“ 瓦尔特听了，嘴角微微一勾。不得不说，跟聪明人说话，省力。 “那就要麻烦你了，嗯，没错，那场车祸绝不是什么意外！能查到车夫，或许就能找到更多线索。”瓦尔特颇为感激的说了一句。 …… 第9章：还一份人情 见习警官走后没过多久，哈塞医生来到了病房，他走到病床边，仔细检查了瓦尔特右手的伤势。 “伤口的炎症已基本消退，只是那些受损的神经……已无法恢复，但日常的活动不会再引发剧痛了。嗯，再过两天，科勒医生你就能正式出院了。”哈塞开口说道。 “谢谢老师您长久以来，对我的教诲和照顾！”瓦尔特的眼神里充满了真挚的目光。 哈塞摆了摆手，语气平和地说：“我看你目前的生活处境并不宽裕，医院近期人手紧张，门诊和病房都缺少医生。如果你愿意，养伤之余可以继续做我的助手，负责检查病历、巡视病房，工作强度不算大，时间上也灵活，不需要动用伤手。另外，这份住院医师的薪酬，将直接抵扣你的住院费和伙食费。至于你在医学院的助教工作，恐怕要等到明年三月，甚至更久了。” “您的提议非常重要，我愿意接受。”瓦尔特没有犹豫，当即同意了。 事实上，就在数小时之前，贝格曼教授的助手给他送来一封信函，措辞客气但内容明确：医学院的助教招募要等到明年之后，具体时间待定。 在柏林医学院，贝格曼正教授就是绝对的权威。他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更掌握着包括助教聘用在内的所有行政、人事和财政大权。而助教属于教授的初级助手，直接由教授聘用，地位类似学徒，自主权很弱。 很显然，这封信不过是一道缓兵之计。至于为什么要缓，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贝格曼教授并不好看失去右手的瓦尔特。 对此，瓦尔特也不打算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是对哈塞医生点了点头。 “那就好，这里的工作不用太拼，当下一切以休养为主。”哈塞医生在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转身离开了。 安顿好所有事务，病房重归安静。瓦尔特拿出纸笔，用左手缓慢书写内容，一边整理皮纹学的基础理论与碘熏法操作步骤，准备后续交给甘纳特，一边罗列收支明细，规划长期的还债计划。 由于左手很不习惯，使得书写速度缓慢，但他依然坚持日复一日的练习。 如今，曾经失去外科手术医生资格的瓦尔特，拥有了住院医师与警局兼职法医两个身份，也算是逐步站稳了脚跟。 这天下午，瓦尔特正靠在床头翻看一份《柏林日报》。该报由路德维希·卡斯等人于1872年在柏林创办，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日报之一，以报道国内外新闻和商业信息见长。 近期最重要的新闻，是社会冲突和罢-工引发的暴力事件：“一场公交工人罢-工在柏林引发了严重骚乱。警察在冲突中受伤，不得不动用军刀冲击人群，导致至少30名骚乱者受伤……” 毫无疑问，是德国社民党（SPD）策动了这一起工人运动。 在1903年6月16日的德国帝国议会选举中，社民党的得票数从约200万飙升至300万票，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从56席大幅增加到82席，成为帝国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 当议会选举获胜的同时，社民党内部正逐步走向分裂。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强烈谴责伯恩施坦提出的修正主义观点…… 不知何时，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推开了，进来的是伊丽莎白护士。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端着医护托盘，手里空空的，与平日里那一丝不苟的作风不太相符。她站在门口，手指紧张的绞在一起，感觉有什么话堵在喉咙里，好几次张开了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瓦尔特将报纸放在一旁，看着她，轻声问道：“伊丽莎白，出了什么事吗？” 护士深吸了一口气，走进来，反手把门带上了。这在医院里很不寻常，护士进病人房间从不关门，这是规矩。但她却关了，这令瓦尔特心中不安。 “科勒医生，我有件事，是私事……”她说到一半又停住了，咬了咬嘴唇，“我不知道该不该开口。但我实在找不到别人了。” 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耐心的等待对方把话说完。 伊丽莎白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道：“我有一个表妹，叫米拉。住在柏林西郊。她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她长大，日子过得很紧。” 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三个月前，米拉在街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男人。那人能说会道，说自己是个画师，给她画了几幅像，还带她去咖啡馆、听音乐会。米拉年纪小，不懂事，就……”伊丽莎白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含在嘴里的，“……就信了他的话。” 她略微停顿了一下，那是在等瓦尔特的反应。然而，瓦尔特只是静静看着伊丽莎白护士，并没有打断话题。 “那个人后来走了。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住址都是假的。”伊丽莎白的眼眶有些发红，“几周前，米拉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不敢告诉母亲，也不敢跟任何人说，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天。就在昨天夜里，她终于撑不住了，跑来医院找我。” 伊丽莎白抬起头，看着瓦尔特，目光里带着一种近乎恳求的神色：“科勒医生，我想求您帮她……把她肚子里的那个拿掉。”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此刻，瓦尔特的声音很平，但语气认真。他说：“伊丽莎白，你知道在现在的普鲁士及帝国境内，堕胎是绝对违法的。刑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实施堕胎的人，最高可以判五年监禁。就算成功了，事后被人发现，我也脱不了干系。” “这些我都知道。”伊丽莎白的回答来得很快，声音却有些发抖，“但米拉她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事情败露，她会被赶出家门。她连活下去的路都没有了。是的，我听说有些女人会等到自己肚子变大后，会使用衣钩……她昨天跟我说，如果没有人帮她，她就自己想办法。” 伊丽莎白没有说下去。但瓦尔特已经听懂了。用衣钩伸进子宫，盲目地搅动，试图把胚胎刮下来。这种所谓的“土办法”在底层女性中并不罕见。但结果往往不是大出血，就是感染，十次里有七八次是以两条人命收场。 瓦尔特缓缓的闭上眼，继而保持着沉默。 另一时空的他，见过因为非法堕胎而死在床上的年轻女人，等到她们的尸体被送到解剖台上时，脸上依然残留着死前那一刻的痛苦痕迹。 身为法医，他比起大部分人都清楚，这种“堕胎的土办法”在一个缺乏抗生素的年代，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 “你需要我做什么？”他睁开眼，问了一句。 伊丽莎白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我……我知道这很为难您。您的手术做不了，我不能让您冒这个险。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用手术的那种。” 瓦尔特想了想，说：“有，但风险依然很大，而且需要时间和一笔钱。” “钱不是问题。”伊丽莎白急急地说，“我攒了些积蓄，米拉也能从她母亲那里拿出一点。” “嗯，那就别手术了。”瓦尔特说，“我可以使用药物。” 他起身走到书桌前，用左手拿起一支钢笔，蘸取墨水后，在一张处方笺上写了一行字。尽管字迹歪歪斜斜，但勉强能辨认。 “用麦角。”他把自己的处方笺递给伊丽莎白，解释说：“这是一种真菌制剂，在妇产科用来促进子宫收缩、止血。如果用合适的剂量，可以在怀孕早期引发流产。但剂量必须精确。一旦多了，会引起子宫痉挛性剧痛、大出血，甚至坏死；少了，毫无效果，还会让胎儿受损。” 1903年的欧洲民间，麦角被俗称为“婴儿死亡药”，而且有被尝试用于终止妊娠的记录。对于一名医学优等生，瓦尔特也清楚麦角的用法。 …… 免责声明：本书中使用的药物及手术方式，基本适用于1903年，那个科技并不昌明的欧洲，且风险极高。基于此，书中的各种配方等，书友们当个乐子看看就行了，不得在21世纪施用于人体或动物。切记！切记！ 第10章：搬了新家 伊丽莎白接过处方笺，手指微微发抖：“您能控制好剂量吗？” “你可以放心，我曾经开过类似的药方，剂量适合。”瓦尔特直言不讳地说，“待会儿，你拿着这张处方去克罗伊茨贝格区奥拉宁广场14号，奥拉宁药房，找药剂师弗朗茨·卢策，就说是瓦尔特·科勒博士让你去的。卢策先生那边不用担心，我和他打过好几次交道，他知道分寸。” 接着，瓦尔特又补了一句：“药费之外，你还需要额外给药剂师10马克。不需要多说什么，直接把钱放在桌面上就行。” 伊丽莎白没有多问，她把处方笺仔细折好，塞进围裙内侧的口袋里。然后转身出去了，门轻轻合上。 此时的德意志帝国，药店属于高度特许经营行业。根据当时的普鲁士法规，药店经营权需经政府特许授权，新药店的开设须经严格审批，且全普鲁士约3316家独立药店，平均每11600名居民才拥有一家药店。药店不仅销售药品，还需配备实验室，药剂师须经专业培训并持有药学执照。 作为一名生活贫困的医学生，瓦尔特·科勒时不时也会赶往某个混乱街区，客串一下黑市里的医生，给自己赚一点生活钱。也由此，他结识了奥拉宁药房的药剂师店主，弗朗茨·卢策。 此时的卢策，已经不满足在柏林经营一家不大不小的药房，而是积极筹划着，要将这间药房发展为德意志帝国的制药工厂，继而成为殖民地军队的重要医疗物资供应商。 瓦尔特靠回床头，望着天花板。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医通常会有一双锐利眼睛，所以，他当然清楚伊丽莎白护士和哈塞医生之间的情人关系。 在夏洛特医院住了两三周，瓦尔特已经观察到，伊丽莎白会在查房结束后单独留在哈塞的办公室里，有时会待到很晚。两人之间的目光交汇，也比普通的上下级要多几分东西。 毫无疑问，哈塞医生是柏林医学界有名望的人，伊丽莎白显然不愿让对方卷入这种荒唐事，是不想毁了情人的声誉。她当下能找到的、敢帮这个忙的，也就只有自己，这个断了右手的助理医生。 瓦尔特没有再多想，毕竟人都是自私的，何况自己欠下他们不少人情。 第二天，伊丽莎白把一小包麦角粉末带到了病房，就藏在围裙内侧的暗袋里。在此之前，瓦尔特已向伊丽莎白详细询问过米拉的身高、体重，以及身体发育状况。瓦尔特让护士把药粉分成8等份，用蜡纸包好，每包之间隔着同样厚度的纸。 “第一天早晚各服一包。”瓦尔特嘱咐道，“如果第二天开始出血，就减到一天一包。出血量如果太大，立刻停。出血如果太少，第三天再加一包。” 伊丽莎白一一记下，又把每个细节反复确认了三遍，才离开病房。 五天后的傍晚，伊丽莎白又一次悄悄出现在了他病房的门口。这一次，她的眼眶是红的，但脸上的表情变得轻松了一些。 “米拉已经没事了。”她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哑，“出血在第三天就停了。她母亲从乡下赶来照顾她，以为她只是病了。随后，我……我把剩下的药都烧了。” 瓦尔特看着伊丽莎白，没有多问。 “回去告诉米拉，至少养一个月。”他补充说，“喝点红糖水，别碰冷水。如果再有发烧或者腹痛不止，就立刻去医院，但不能说实情，就说是痛经。” 伊丽莎白点了点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科勒医生，”她说，“这件事我欠您……” “你不欠我。”瓦尔特打断了她，声音不大，但语气比平时轻了一些，“你只欠你自己一个心安。再说，我在医院也受过你们的关照。” 他说得很随意，就像在不经意间提及了一件小事。伊丽莎白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低下了头，脸也红了。对此，她不打算否认，也没任何的解释。 …… 入院的第20天，哈塞医生在查房时终于点了头。 “伤口愈合得比预期快。”他拆开纱布看了一眼，又轻轻按了按右手手背边缘的皮肤，“骨骼对位还可以，肌腱的恢复……就这样了。再住下去也是浪费病床。待会就办理出院吧。每隔三天，伊丽莎白会帮你换药。” 哈塞医生把病历夹合上，“不过绷带还得继续缠。不是保护骨头，是保护你自己。让人看到你右手缠着绷带，总比看到你右手连杯子都端不稳要好说话些。” 瓦尔特感激的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很快，瓦尔特办完出院手续，换上了来时的衣服，一件灰色的旧外套，袖口磨得有些发白，是原主为数不多的体面衣物。他用左手拎起那个医生包，站在医院门口，看了看柏林秋天的街道。 马车从面前经过，马蹄在石板路上踏出清脆的响声。街角的报童正在喊着头条新闻，声音尖利。一切都和入院时差不多，但瓦尔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刚穿越来的懵懂医学生了。 然后，瓦尔特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他没地方住了。 原主之前租的那间地下室公寓，在被马车撞到之后不久就已经被房东清退，行李也被扔到了街上。幸好伊丽莎白提前让医院杂役帮忙收了回来，存放在了护士值班室。 “科勒医生，”伊丽莎白从医院里追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我差点忘了这个。我已经帮你找了一间房子，就在医院后面的阿尔布雷希特街上，走过去就是七、八分钟。独栋的二楼有个单间，房东是个退休的老邮差，人很和气。月租二十五马克，包括一顿早餐。” 瓦尔特接过钥匙，看着她问道：“什么时候找的？” “你还在住院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伊丽莎白说，“房东本来不想租给病患，我说是夏洛特医院的医生，他就答应了。” “谢谢。”瓦尔特感激的点了点头，拎着包朝阿尔布雷希特街走去。 房子比他预想的好。 那是一栋砖红色的二层小楼，位于一条安静的巷子里，离主干道隔了一排老椴树，街上很安静。楼下的房东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韦伯，留着花白的山羊胡，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邮差制服，正在门口扫地。 “伊丽莎白说的医生就是你？”老房东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缠着绷带的右手上停了一瞬，但没有多问，“二楼左手的第一间，自己上去吧。” 瓦尔特顺着窄窄的木质楼梯上了二楼，推开左手边的房门。 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实用：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还有一个简易的铸铁壁炉，炉膛里残留着上一位租客留下的灰烬。窗户朝南，午后的阳光正好照进来，投下一方明亮的光斑。 瓦尔特把包放在椅子上，走到窗边向外看了看。楼下是干净的石板路，对面是一排修剪整齐的灌木，更远处是医院的屋顶。确实安静，也安全。 他坐下来，尝试着用左手费劲的拧开桌上的水壶盖子。尽管动作依然笨拙，但已经比之前明显有了很大的改进。 …… 第11章：一大笔收入 下午两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瓦尔特从午睡中惊醒。 过来的人是甘纳特，胖乎乎的见习警员今天没有穿制服，换了一身深灰色的便装。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一进门就咧嘴笑。 “科勒医生，我给你送来了一个好消息。”甘纳特在房间环视四周后，赞叹道：“伊丽莎白护士对你真是不错，居然找到这样的好居所。” 面对思想不纯洁的胖警察，瓦尔特也懒得过多解释，示意对方找个地方坐下。 甘纳特把信封放在桌上，却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柠檬糖剥开，随后，他把信封往前推了推，说，“这是霍夫曼警长让我转交给你的……奖金！” 瓦尔特用左手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几张大额的帝国马克纸币，一共八张，每张面值一百。 八百马克！他很是惊讶的抬起头，看向甘纳特。 “男爵夫人的遗产已经清算了。”甘纳特大大咧咧的解释道，“她名下有五十万马克的财产，以及位于柏林郊区的两处庄园。按照遗嘱，这些财产由她的弟弟，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继承。那位贵族先生一个月前，刚从俄国圣彼得堡的使领馆回柏林述职，就意外得到了一笔横财。大概是为了感谢红堡把案子彻底查清楚了，很是大方的向柏林警察局捐了一万马克，作为对警方快速破案的感谢费。” 甘纳特把柠檬糖嚼碎咽下去，“霍夫曼警长觉得，这起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所以，从这笔捐款里拨了八百马克，作为给你的额外奖金。” 瓦尔特看着手里的那几张大额钞票，内心早已笑开了花。 八百马克！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三个月的房租不到八十马克，这笔钱足够他撑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前提是日子过得省，毕竟他还要筹钱还债。 “替我谢谢霍夫曼警长。”瓦尔特把钱折好，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内心不禁盘算着，这种能来钱快的活儿，最好是越多越好。 这八百马克的赏金，说到底是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帮了合适的人，解决了一个合适的问题。倘若往后，能直接替有钱的贵族，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想必会是一条更直接的出路，尽早偿还普鲁士军方的那八千马克欠款。 不过，上述念头只在瓦尔特的脑子里转了一转，他没有急着往下想。眼下首要任务，先把红堡法医，这个“体制内的好工作”搞定了，再说别的。 “另外，霍夫曼警长还让我带句话。”甘纳特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沾的糖渣，“他说，红堡不会亏待肯出力的人。等你把右手的伤好得差不多了，随时可以去警局报到。这份兼职法医的职务，一直给你留着。” 说完，甘纳特转身离开，房间又重新安静下来。 …… 出院之后的日子，比瓦尔特预想的，还要忙碌的多。 每天早上七时，阿尔布雷希特街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瓦尔特已经吃过早餐，穿好外套，戴好那只白手套，沿着石板路走向夏洛特医院。穿过侧门，经过值班室，在一楼走廊尽头推开那扇贴着“助理医师”铭牌的门。 桌面上堆着前一天堆积的病历，还有厚厚的检验单，墨水瓶旁放着一支蘸水笔。瓦尔特坐了下来，他用左手翻阅病历，有时会用水笔在页边做出几行注释。他的字迹依然算不上漂亮，但起码清晰工整，干净利落。 门诊通常在上午八点开始。 哈塞医生坐诊，瓦尔特坐在对面的一张小桌旁。病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咳嗽不止的老妇人、胸口疼的码头工人、长了奇怪疹子的少年、失眠的银行职员。哈塞医生问诊、听诊、写处方，瓦尔特则负责记录病史、测量体温、复查患者之前带来的就医报告，有时还会补充一两句被哈塞医生忽略的细节。 门诊间隙，瓦尔特会穿过走廊去病房巡视。夏洛特医院共有四层病房，每层约三十多张床。他负责的主要是内科病区，那些心脏不好的人、肺病缠身的老者、等待手术却迟迟排不上号的病人。 瓦尔特推着一辆小推车，满载着各路病历的夹子，沿着狭窄的走道穿行在一排排的病床之间。他在每一张床前停下脚步，记录病历上的最新记录，有时会需要俯下身，与病人交谈几句。 “早上好，科尔夫人。昨晚睡得怎么样？” “还是喘得厉害，医生。” “我看看您的痰液颜色，比昨天浅了些，是好现象。您把枕头垫高一点再睡，白天可以试着坐起来一小会儿。” 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居高临下的语气。他说话的速度不快不慢，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事实。 哈塞医生与院长的交谈中，曾提到自己的助理瓦尔特时，只用了六个字形容：“认真、负责、高效。”其余什么都没说。但以哈塞的性子，这六个字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依照之前与哈塞医生的约定，身为助理医师的瓦尔特每周工作3到4日即可，而其他时间，他要前往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局，履行兼职法医的职责。 …… 1903年11月的清晨，瓦尔特站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车站台上，抬头望向面前这座被柏林人称为“红堡”的巨大建筑。 这个落成于1890年的警察总署气势磅礴，整栋建筑由深红色的砖石砌成，在灰蒙蒙的天幕下，其庞大的身影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高耸的窗户、厚重的墙基，以及精心雕琢的正门，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的告诉路人，这里是柏林秩序的象征。 广场上弥漫着深秋清晨特有的清冷，混着煤烟、湿漉漉的石板路和远处面包房飘来的焦香。初冬的柏林，清晨气温已降到五六度，哈出的气在空气中化作一团白雾。 瓦尔特不由得把外套领子往上提了提，右手戴着一只白色的薄棉手套，遮住了手背上已经愈合，但依然泛着淡红色疤痕的皮肤。绷带已经拆了，但手套不能脱，既是为了掩盖那几道丑陋的缝线痕迹，也是为了在与人握手时避免对方看到那只已经不再灵活的手。 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从广场东侧快速驶过，宽大的车身泛出一层幽暗的光芒，发动机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轰鸣。此刻，这种四轮汽车的出现，足以让忙碌中行人慢慢停下脚步，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瓦尔特的目光追了一下那辆车，这是他在1903年第一次亲眼看到奔驰，车身上印着小小的“Benz & Cie.”字样。 1899年奔驰公司生产了572辆汽车，四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但即便如此，能在柏林街头看到一辆汽车，依然是值得侧目的事…… 第12章：柏林警察局（上） 很快，瓦尔特收回目光，转向柏林警察局的正门。 两名穿着深蓝色制服、头戴尖顶盔的警察笔直地站在门口，腰间挂着警棍和配枪，表情严肃。门口的一块铜牌上刻着“帝国警察总署”的字样，字迹已经被十多年的风雨，磨得略微发暗。 门外站着另一个人，没错，那是瓦尔特的熟人。 恩斯特·甘纳特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警服，帽子端端正正扣在头上，制服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虽然他肚子的弧度，让最下面的那颗扣子依然绷得有些吃力。他站在门口一侧，目光在广场上来回扫，看见瓦尔特的那一刻，整张脸一下子亮了起来，抬起手臂用力挥了挥。 “科勒博士！”他快步迎上来，靴子在石板路上踩出啪啪的声响，“我还以为你得再晚一点才到呢。” 瓦尔特走近，目光扫过对方肩章上带有一颗银色的六角星，问道：“你通过了？” “通过了！”甘纳特笑得很开心，不自觉地挺了挺胸，只是肚子的弧度让这个动作显得有几分喜感，“笔试第一，实操第一。现在我是正式的柏林警察了。因为成绩优异，还越级授予警士。” 他说着，伸手在口袋里掏了掏，摸出一枚崭新的银色警徽，扣在制服左胸口，又仔细地调整了一下位置，确保它端端正正。 瓦尔特看着甘纳特肩膀的小银星，以及胸前的警徽，心中不禁暗自猜想，“一场考试就能越级升迁。还是朝中有人，好做事啊！” 在嘴上，瓦尔特还是恭维面前的年轻警官，“希望你肩膀上早日增加到两颗星（高级警士），或是干脆变成一条金色的横杠（警长）。” 甘纳特咧嘴笑了笑，“谢谢你的祝福，我的朋友！哦，霍夫曼警长让我在这儿等你，说是要亲自带你去见米勒督察，把助理法医的聘任手续走完。我们赶紧走吧，别让长官们等太久。” 甘纳特转身在前头带路，步子轻快。瓦尔特跟在他身后，他的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白手套露了一截边在外面。 “红堡”内部，门厅比外面看起来更加宽敞，高挑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几盏已经亮着的弧形灯。时不时的，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员正抱着文件从走廊那头经过，脚步声在空旷的门厅里形成一阵简短的回响。 走到大厅楼梯口时，甘纳特没有转弯，而是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一扇敞开的铁栅栏门面前。 门里是一条狭窄的竖井。竖井中，一列敞开的木质轿厢正在缓慢地、无声地向上滑动，每一格都只有单人站立的宽度，像一串垂直移动的盒子。轿厢没有门，也没有停止的意思，一个接一个地从井道中经过，在楼层平齐的瞬间稍作顿挫，然后继续向上，消失在头顶的暗处。 不多时，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警官正熟练地侧身跨进一个轿厢，左手扶着轿厢边缘的铁扶手，头也不回地升了上去。 甘纳特回过头，冲瓦尔特咧嘴一笑：“走吧，坐这个上楼快。” “垂直循环电梯？！”瓦尔特站在铁栅栏门前，没有动。他盯着那个不断涌出又不断吞没轿厢的竖井，直愣愣的看了大约五秒钟。 然后他说：“我要走楼梯。” “嗯？”甘纳特愣了一下，“这东西很快的，比爬楼梯省事多了。你看，轿厢不停，你只要看准了跨进去就行了。” 瓦尔特目光平静的看了他一眼，说，“你先进吧。” 甘纳特犹豫了一秒，还是侧身跨进了一个轿厢。轿厢微微晃了一下，载着他缓缓升了上去。甘纳特站在轿厢里，扶着扶手，回头冲瓦尔特挥手：“你看，没事的！下一格你就上来！” 瓦尔特站在原地，看着甘纳特的脸一寸一寸地升离自己的视线，消失在二楼楼板的天花板开口处。 他没有跨进电梯，而是转身另一侧的楼梯，踩上了台阶。 走到二楼平台时，甘纳特已经站在楼梯口等他，脸上带着一种介乎困惑和好笑之间的表情：“哦，你真走楼梯上来了？” “嗯。”瓦尔特说。 “为什么？那个电梯明明更快。” 瓦尔特语气平回应说：“我的右手不方便，也不习惯这东西。”坐惯了21世纪的安全电梯，他可不想尝试这个“看似不安全，实际很危险”的玩意。 二楼走廊两侧的房门紧闭，门牌上写着A科（负责谋杀与人身伤害案件）、B科（负责抢劫案件）、C科（负责盗窃案件）、D科（负责诈骗与伪币案件），以及“电报科”、“档案室”之类的字样，偶尔有一间门半开着，能看见里面的办公桌和堆积如山的纸卷。 霍夫曼警长站在二楼的走廊尽头等着瓦尔特，他没有戴上尖顶盔，只穿着深蓝色的警长制服。看见瓦尔特走近，警长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说：“你跟我来吧，就走个程序。” 瓦尔特跟着他走进一间A科督察办公室。 房间不大，靠墙摆着一张深色办公桌，桌上摊着一堆文件和一只印着红堡标志的墨水瓶，窗户朝北，光线偏冷。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深灰色的制服，肩章的一道金杠上点缀着两枚银色徽章（高级督察，级别相当于军队中尉），表情有些阴郁。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但这不是恶意。 霍夫曼微微侧身：“这位是米勒高级督察，主管刑事调查。” 瓦尔特上前一步，用左手简短地握了一下对方伸出的手，米勒督察的手掌干燥而冰冷。 “瓦尔特·科勒，医学博士，现在夏洛特医院，跟随哈塞医生。”瓦尔特简短的介绍了自己。 “我听霍夫曼提过你了。”米勒督察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只是在依照流程，例行公事，他说：“男爵夫人那案子办得不错。但你得明白，在帝国警察局，办案不必须要个人的表演，我们这里讲究的是规矩和流程。” 说完，他低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放在桌上，推到瓦尔特面前，上面印着几行字，有些空栏用钢笔写着工整的字迹，其余部分空白。 “现在就填写清楚。”米勒督察继续说，“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学历、工作单位……剩下的，我来处理。” 瓦尔特从桌上拿起一支蘸水笔，用左手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工整，清晰可读。米勒督察在一旁看着他的左手动作，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地收回了表格，看了一旁的霍夫曼警长一眼，他随即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印章，在一个角落盖了一下。 “现在办完了，你的个人档案会在登记在警察系统里。以后需要你出勤的时候，霍夫曼警长借助电报、电话，或是直接派人通知你。没什么事的话，你可以走了。”说着，米勒督察把瓦尔特的入职表格放进抽屉里，随手又拿起桌面上的另一份文件，准备办理。 …… 第13章：柏林警察局（下） 走出督察办公室，瓦尔特在走廊里站定，等霍夫曼跟上来，才开口问了一句：“法医办公室在哪里？主管是哪位？我是不是应该过去拜访一下。” 霍夫曼随手带上身后的门，“嗯，在地下室，主管是阿多诺博士，不过他今天……”说到这里，警长略微清了清嗓子，语气里混进了一丝尴尬，“阿多诺博士通常下午两点之后，才开始办公。以后你们有的是机会见面。” 听到这里，瓦尔特没再追问。 霍夫曼又补充了一句：“米勒长官给你定的标准是兼职法医里最高一档，每次出勤算20马克，由我这边签发。另外，你的办公室安排在地下室走廊尽头的小房间，隔壁就是停尸房。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你应该都是跟着我们出外勤，很少会待在地下室里。” 瓦尔特点了点头，表示都清楚了。 甘纳特一直站在走廊拐角的楼梯口等着，看见两人出来，快步迎上：“办完了？” “嗯，”霍夫曼警长冲着下属抬了抬下巴，嘱咐道：“你现在带科勒博士去一趟法医办公室，先认认门。其他的以后再说。” 说完，警长便转身朝走廊另一头走去。 甘纳特领着瓦尔特下楼，在踩到一楼楼梯平台时，稍微放慢了脚步。他应该是听到了警长和瓦尔特的对话，于是侧过头，压低声音：“说实话，阿多诺博士业务还行，就是酒瘾有点大。大多数时候他不在法医主管室，事情都堆着等人处理。你来之后，有些案子可能需要你直接上手。” “明白。”瓦尔特说。喜好酒精，这几乎属于法医的标配。 两人继续往下，穿过地下室狭窄的走廊。头顶的煤气灯隔一盏才亮着一盏，尽管电灯已在德国出现二十多年，但柏林警察总局内部，依然是煤气灯和电灯混合使用。 地下室的走廊光线昏黄，墙壁上的油漆已经泛出陈旧的颜色。空气里隐隐有一股石炭酸和灰尘混合的气味，很是熟悉，但不令人愉快。 经过法医办公室时，大门紧闭，但门的下方透出一线微弱的光。瓦尔特的脚步略微顿了一下，瞟了一眼，什么没说，便继续往前走去。 瓦尔特的办公室就在走廊分尽头，一间约三十平米的房间，不大不小。推开门，里面还没有开灯，几缕光线却从走廊漫射进来，勉强照出屋子的大致轮廓。 左侧靠墙的木质搁架上，歪歪斜斜地摞着几只玻璃罐。罐子大小不一，有些用软木塞塞着，有些盖着生了锈的铁皮盖子。 靠近门口的几只罐底沉淀一层浑浊的淡黄色液体，里面悬浮着灰褐色的团块状物，贴着玻璃壁的那一面，隐隐能辨认出一片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蜷曲组织，边缘已泡得发白、发胀。更深处的一只广口瓶里，完整地漂着一只人手，皮肤呈蜡灰色，五根手指微微蜷曲。 右侧的墙上钉着几根铁钩，钩子上挂着一把弓形骨锯，锯条上还残留着深褐色的斑迹，干涸已久。骨锯旁边是一只皮质工具卷袋，口扎得松松垮垮，露出几根长短不一的解剖刀柄，黄铜和钢质参差地混在一起，刀刃显然已久未经磨砺，有几把的刃口卷出了细小的缺口…… 首先进去的甘纳特立马从立刻退回到走廊，那是他感觉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糟糕气味。石炭酸浓烈且刺鼻，但石炭酸的下面还掩着另一层更陈旧的气息：铁锈、脂蜡，以及腐味。 年轻警官紧紧的捂住口鼻，靠在门框上，瓮声瓮气的说：“里面的设备的确简陋了点。当然，阿多诺博士用的那套东西好些，但在他办公室里锁着。这间屋里的，大部分都是以前历任留下的，能用就行。需要什么，先打报告，但上面批不批，另说。” 瓦尔特没有吭声，他来到一张旧木桌后坐下，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只墨水瓶、一沓空白表格、一支未开封的钢笔，还有一份盖着红堡印章的任命通知，上面写着他作为柏林警察局“助理法医”的聘用信息。 瓦尔特走到桌前坐下来，用左手拿起那支钢笔，旋开笔帽，在纸边试了一下墨水的颜色。墨水淌得很顺畅。 瓦尔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正要对甘纳特开口，然而走廊尽头忽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甘纳特扭头看了一眼，快步的跑过去，接起了话筒。 瓦尔特继续坐在桌前，他先是听见甘纳特对着话筒“嗯”、“嗯”了几声，但很快，胖警察的语气就从散漫，陡然变成了紧张。 两分钟后，甘纳特就挂了电话，大步折返回来，脸上的表情已经换了一副：“嗨，瓦尔特兄弟，现在来活儿了。警长命令我们两分钟内赶到一楼大厅集合，马上出发。” 兼职法医立刻放下钢笔，拎起随身携带的一个医生包，紧紧跟上去。两人快步穿过走廊，上到一楼大厅，霍夫曼警长已经站在门口等着。 他穿着深蓝色的冬季警服，尖顶盔夹在左臂腋下，右手里拿着一只薄薄的牛皮文件袋，袋口用细绳系着。看见瓦尔特和甘纳特从地下室方向上来，随即上下打量了两人一眼。 警长嘱咐道：“跟上，这次不是凶杀案，不必太紧张。” 甘纳特习惯性的伸向口袋里摸糖，却被警长瞪了一眼，手立刻缩了回来。他刚要辩解，霍夫曼已经推开了通往侧廊的门。 三人穿过大厅，绕到红堡东侧的车库。一名马夫已经牵着一辆深灰色的四轮马车等在门口，两匹枣红色的马正安静地站着，低头舔着前蹄上的露水，鼻孔在清冷的空气中喷出两股白雾。 车厢侧面漆着柏林警察总署的盾形徽章和“K.P.”字样，漆面在阳光下泛着均匀的光，看得出今早刚被人擦拭过。 “这马车还挺气派。”甘纳特说。 “气派归气派，坐久了也会腰疼。”霍夫曼催促说，“上去吧，别磨蹭。” 瓦尔特踩着踏板钻进车厢，在硬质的皮革座椅上坐下。车厢内部空间不算大，两侧各有一排长椅，皮面被无数个出勤日磨得光滑发亮，有几道细微的裂缝露出里面发黄的填充物。 座椅下方的储物格里搁着一卷绳索、两只备用的煤油灯和一捆旧报纸，报纸的日期是上上周的，头版标题已经被人翻折过很多次。煤油灯固定在头顶的金属罩里，白天不需要点亮，但灯罩的玻璃依然擦得透亮。 …… 说明一点：1903年，柏林警察局依然是借助一个高度发达的电报网络来完成内部通讯的，这种网络可以追溯到1853年。当下，仅有几条对外电话，但限于高级警官。本文图方便，“提前”开始了红堡的内部电话改造，请不必深究。 第14章：上校的儿子（上） 甘纳特硕大身躯坐进来的时候，整辆车明显往他那侧沉了一下。他手忙脚乱地扶住扶手，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 霍夫曼警长最后上车，拉上车门，在对面坐下来，伸手敲了敲车厢壁板。木板发出两下沉闷的叩响，马夫应了一声，鞭子在空气中甩出一声清脆的“啪”，马车稳稳地驶出了院子，穿过侧门上了大街。 此刻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变得非常热闹：报童在街角挥舞着报纸，喊着头版头条，声音尖锐而急促；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对面驶来，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人站在踏板上扶着栏杆，有人把胳膊伸出窗外；面包房的门敞开着，热腾腾的烤面包气味飘散到街上，和煤烟、马蹄扬起的尘土混在一起；几个穿着深色大衣的公务员从街边快步走过，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 瓦尔特隔着车窗望着外面，这个古老的城市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着，而他们正乘坐一辆警用马车穿过它的中心，前往一个退役上校的宅邸。依照霍夫曼警长的介绍，他们要去验证一个失踪了八年的人，是否还是他自己。 摇晃不定的车厢里，霍夫曼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解开系绳，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他没有递给瓦尔特看，只是放在自己面前，目光扫过纸上的几行字，似乎反复确认什么信息。 “米勒警督的老上司，退役上校冯·施特滕。早年是普鲁士近卫军的骑兵指挥官，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在军界有不少老关系。”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之前在米勒警督的办公室，与上校在电话里沟通了十多分钟……他有个儿子叫弗朗茨。八年前去了非洲。走的时候十七、八岁，随后的好几年也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封信。” “失踪了？”化身好奇宝宝的甘纳特立刻追问了一句。 “不是失踪，是出走。”霍夫曼似乎是咬牙切齿的说道：“弗朗茨当年是在柏林大学读书，因为受到了左派学生组织的煽动，写过几篇反对皇帝与反对帝国的文章，甚至还在一份叫《自由青年》的小报上发表过诗。 上校发现之后，当即勒令他从学校退学，还准备送进柏林近郊的一家军校。为此，父子俩大吵了一架，年轻气盛的弗朗茨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霍夫曼在谈及“左派学生组织”、“反对帝国”、“反对皇帝”等几个敏感词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加重了一点，感觉有些忿忿不平。此时，警长他的下巴变得绷紧，目光扫了车厢里其他两人，但下一秒又收了回来。 甘纳特听完只是“哦”了一声，既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低头保持沉默，像是政治立场对他而言和天气差不多，知道有这回事，但不太值得花时间去琢磨。属下的这种态度让霍夫曼多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此刻的瓦尔特似乎不愿意加入这场对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街道，虽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已经浮想联翩了。 在1903年的柏林，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会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道路、社交圈子，甚至在某些场合决定他，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医生这个职业给了瓦尔特一道天然的庇护。按照当时的主流观念，医生代表着科学和权威，能够救死扶伤，值得大众的尊重与信赖，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要不公开发表立场鲜明的政治言论，大多数人都愿意默认他们是立场温和的专业技术人才。 尽管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柏林、普鲁士乃至帝国的医生群体内部，也是泾渭分明的，分为左、中、右三派。 甘纳特偷偷瞟了一眼霍夫曼手中的文件，咂了咂嘴，忍不住问了一句，“弗朗茨去了非洲？” “准确的说，是去了德属西南非洲，温得和克那一带。”霍夫曼解释说，“按当时的政策，主动前往殖民地冒险的德国男性公民，可以免除本土的兵役义务。他走的当天晚上，冯·施特滕上校坐在书房里没有出来，上校的妻子却哭了一夜，但第二天照常骑马出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等到警长说完这句话，车厢里再度恢复了安静。此刻，街道两旁的建筑正在从繁华的商业区，过度到安静的住宅区。 “不过弗朗茨到了非洲之后，并没有安安分分地待着。”霍夫曼继续说道，“4年前，英国人为了黄金和钻石，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大规模进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弗朗茨加入了布尔人的突击队，成为一名志愿者，帮着荷兰农民抗击英国人的入侵……他在战场上待了将近两年，打过几场硬仗，还曾经被英军俘虏过一次，关进了开普敦附近的战俘营。” “他逃出来了吗？”甘纳特略显激动的问道。 “逃出来了。具体怎么逃的，没人说得清楚。在获得自由后，弗朗茨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信，但在信里也只提了一两句，说是趁着换防的时候混在运粮车里走的。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被英国人抓住过。” 霍夫曼接着说，“他随后一直待在布尔人的反抗势力，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这才带领一批拒绝效忠英国的布尔难民，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 甘纳特低声说：“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南非，是在帮荷兰人，哦，是布尔人打仗？”荷兰语中，所谓的布尔人，就是荷兰农民的意思。 言语之间，年轻警察的语气和刚才不太一样了。在他看来，一个十七、八岁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在异国的战场上作为志愿者对抗蛮横无理的英国佬，被俘，又逃走……这在他听来，更像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 霍夫曼没有接话，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在柏林的中下层，尤其在红堡那些常年和街头打交道的警员中间，憎恶英国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 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南非建立不少集中营，把大量无辜平民关进去的消息传到德国之后，整个德意志帝国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对英国的敌意。 柏林的报纸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连篇累牍的报道英国-军队的暴行，酒馆里时不时的有人举杯为勇敢的布尔人加油，就连街头卖报的小孩都知道“所有的英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霍夫曼虽然不喜欢弗朗茨在国内的政治立场，但对于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在南非对抗英国人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指责的，反而要褒扬。 甘纳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一句符合主流政治正确的话，他只是单纯得觉得，一个德国人在异国他乡，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一场反抗战争，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佩服。 不过，瓦尔特医生依然没有说话，现在的他，反而需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中立，除非…… 第15章：上校的儿子（中） 马车继续向前驶去，车轮碾过一块松动的石板，车厢轻微的颠簸了一下。甘纳特靠着车厢壁板，接着又问：“那现在呢？” “就在前天，一个自称弗朗茨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庄园门口，他的身上还穿着当年离开时的衣服，人瘦了很多，但相貌、声音、举止，都和离家的时候几乎一样。” 说道这里时，霍夫曼的声音压得更低，他说：“上校心里有怀疑，便私下找了几个当年见过弗朗茨的老朋友来辨认，但每个人都说，这就是弗朗茨本人。” “既然如此，那上校为什么找我们？”甘纳特很是纳闷。 “因为他依然觉得哪里不对劲。”霍夫曼解释说，“他觉得那个年轻人说话的方式，偶尔露出来的表情，那些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让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他儿子。反倒是上校的妻子和朋友，都一口认定对方就是弗朗茨，这让他很是苦恼。” 瓦尔特一直没有开口，此刻他问了一句：“既然有疑问，为什么不走正式流程？按帝国规定，长期旅居国外回来的德国公民，理应先到辖区警察局登记、接受必要的问询。” 霍夫曼看了他一眼：“上校今年差不多七十岁，他是容克贵族圈子里有不小名望的人，在军队里还有不少旧部。如果闹出‘儿子是冒充的’这种丑闻，他和他家族的脸面往哪里搁？” 警长看了瓦尔特一眼，继续说：“所以他找了警督，那是米勒当年在上校的团部当过参谋，受过不少他的关照……嗯，所以，我们今天是以官方的身份做非正式的问询。而且问完就走，中途不留任何记录。 如果查明没有问题，我们就是代表柏林警方，完成了正式问讯；如果存在有问题，那我们三人从没出现在冯·施特滕上校的庄园里。而且庄园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柏林警察局无关。” 瓦尔特听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也不再追问。 这种认亲的事情放在后世，只要检验父子二人的DNA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警察和医生劳神费力的赶来，处理退役上校的家务事。至于现在，DNA检测是不可能有的，不过…… 忽然，瓦尔特想起在柏林医学院读书时旁听过的那次法医学讲座。门策尔副教授在展望病理学的未来时，曾提到一位奥地利医生，兰德施泰纳，三年前在奥地利发表过一项关于血型的研究。 想到这里，瓦尔特向外张望了一眼，确认马车正行经医学院的主教学楼，他忽然探出车窗，叫停了马车。 “请等一下，我去学院取几样东西。” 话音未落，瓦尔特已推开车门跳了下去，拎起医生包，快步朝医学院大门走去。片刻之后，瓦尔特重新回到马车里，但没有多作解释。 马车重新启动，继续前行。二十分钟后，拐进了一条更窄的街道。 两侧房子的门楣上能隐隐的辨认出，当年的十八世纪的精美雕花装饰，只可惜时间久远，加之保养不好，很多都已经风化的不成样子了。 霍夫曼把手中的文件袋重新系好，又补充了几句，“与上校的交谈中得知，那个自称弗朗茨的年轻人，能够说出所有童年细节。冯·施特滕上校故意说错了几件事，他说弗朗茨小时候养过一条黑狗，其实是褐色的。那个年轻人纠正了他，说‘那条狗是褐色的’。上校又说弗朗茨六岁那年从马背上摔下来磕破了右腿膝盖，年轻人说他记错了，是左边。每一件都是对的。” “既然如此，那上校到底怀疑什么？”瓦尔特再度发问。 霍夫曼沉默了一下，像是在斟酌该怎么转述那句话。“我也这样问过，冯·施特滕上校只回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老兵不安的直觉。’” 警长说道：“上校说，1870年色当战役的时候，他在前线指挥一个骑兵中队。那时候法军还没露出彻底败象，但负责对敌侦察的他，就是觉得不对劲，笃定法国皇帝会选择突围……两天后，拿破仑三世果然带兵试图从色当要塞突围，但被早准备的普鲁士军队截住，整整八万法军全部成了俘虏。” 车厢里安静了两秒。 霍夫曼继续说道：“他从那以后就相信一件事，有些东西，逻辑和证据给不出来，但它就是对的。他说那个年轻人一切都对得上，说话的方式对，走路的姿态对，连低头避门框的习惯都对。但他坐在对面的时候，上校后颈上的汗毛是竖起来的。” 瓦尔特还是开口了，他语气平静地问：“上校的这个直觉，从来就没有落空过吗？” “他说只有两次：一次是1870年。一次是现在。”霍夫曼停顿了一下，“上校很希望这一次自己是错的，但他又不觉得自己会错。” 此时，无论是瓦尔特，还是甘纳特没有再接话，车厢里保持着安静。不久马车开始减速，在前方街道的尽头，出现了一栋灰色的老宅。 最终，马车在一栋老旧的贵族宅邸前停了下来。阳光斜照在门廊的爱奥尼柱上，把石柱的沟槽照得明暗分明。 霍夫曼踩着踏板下了车，他先是整理一下制服，然后示意两人跟上自己。他走到门前，在那扇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大门不久就开了，老管家站在门内，看见门口站着两名警察和一名医生，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镇定。他的目光从霍夫曼的肩章移到甘纳特的制服，再到瓦尔特的专用医生包，然后微微欠身：“三位，上校正在书房等候。” 门厅里有光，墙壁上挂着一排肖像画，从十八世纪戴着假发的先祖到近代的家族成员，衣饰风格依次更迭。 瓦尔特经过那排画的时候，目光在一张年轻军官的肖像上停了一瞬。金褐色头发，尖下巴，眉目间带有一种尚未被磨平的倔强。 他多看了几眼，便继续跟着众人往前走。 楼梯很宽，铺着深红色的旧地毯，踩上去脚步会被吸收掉大半声响。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幅猎场风景画和一张泛黄的普鲁士地图，地图上有些地名已经模糊了，但柏林、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 管家在走廊尽头那扇半开的门前停住，侧身立在一侧：“请进。” 书房里的光线比门厅更亮，房间的正中央是一张厚重的橡木书桌。一个七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书桌后面，穿着一件旧军装外套，熨烫得平整，领口的纽扣系得一丝不苟。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修剪得很短，贴着头皮。 …… 第16章：上校的儿子（下） “霍夫曼警长。”冯·施特滕上校的声音沙哑但有力，“你来了，谢谢！” 霍夫曼急忙上前一步，介绍起随行的两位同伴。 “上校，您好！这位是我的同事，科勒医生，是夏洛特医院的住院医师，目前还兼任柏林警察局的助理法医。” 说着，他侧身让出甘纳特，“还有甘纳特警官。” 上校的目光从瓦尔特脸上扫过，停在他戴着白手套的右手上。那个停顿很短。他没有问什么，只是抬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都请坐吧，他，要过来了。” 瓦尔特坐下时，他的目光却透过落地窗投向了花园。草坪修剪得还算整齐，只是花圃里的花已谢了大半。 不多时，他看到一个年轻男人行色匆匆的穿过草坪，朝主楼的这边走来。 不一会儿，书房的门被敲了两下，然后轻轻推开。那个年轻男人就走了进来，他看上去大约26或27岁，褐色头发，五官端正，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旧疤痕，瓦尔特确定是弹片造成的，大约两厘米长，愈合了很久，那是颜色和周围的皮肤几乎没有差别。 年轻男人刚一进门，警惕的目光就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冯·施特滕上校的脸上。见状，瓦尔特的内心叹了一口气。 “父亲。” 老上校没有回应。他只是朝霍夫曼的方向微抬了一下下巴：“这两位是柏林警察局的警官，以及夏洛特医院的医生。依照官方的流程，他们需要向你询问你在国外8年的经历。” 年轻人点了点头，说：“是的，我能理解。”接着，他在靠近壁炉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炉膛里并没有生火，目前只有一堆灰烬。 霍夫曼从文件袋里取出一张表格，但没有拿出笔。 “你叫弗朗茨·冯·施特滕？” “是的。” “过去的八年你在哪里？” “非洲。”年轻人的回答很流畅，像是在心里默诵过很多遍，“刚到的时候在德属西南非洲的温得和克附近做农活。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我自愿参加了布尔突击队，一直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活动。这一期间…… 等到战争结束后，我跟随一批撤退的布尔人，离开了德兰士瓦，准备前往莫桑比克.为身体不适，我在途中生了一场重病……直到两个月前，在当地攒够路费，这才搭船回来了。” 说话的时候，他下意识的会用指尖在膝盖上敲打节拍。瓦尔特看到了，但没有说什么。 霍夫曼追问：“哪条船回来的？” “‘威廉明娜号’，从吕德里茨出发，中途停泊了里斯本和海牙，最后在汉堡靠岸。” “‘威廉明娜号’的船长是谁？” “汉斯船长，灰色胡子，左眼上有一道旧伤疤。” “威廉明娜号从开普敦出发的时候装载了什么？” “主要是羊毛、铜矿石和铅矿石。” “同船乘客你还记得谁？” “一个叫赫尔曼的机械师，从德兰士瓦回来，要去汉诺威投奔亲戚。还有一对老夫妻，返回荷兰的布尔人，要去鹿特丹。其他人没有太多交流。” 霍夫曼继续问下去，从入境记录到证件查验，每一条都问得很细致。年轻人对答如流，没有停顿，甚至主动补充了一些细节，包括吕德里茨港口的船票价格是四百个马克，二等舱位，里斯本停靠的那天在下雨，汉堡登岸那天的日期是上个月十九号。一切都像是真实的。 对于这些细节，瓦尔特没怎么在意，那是在这个电报时代，想要在千里之外，充分验证对方言辞的真伪，还是非常麻烦的，成本太高，时间太长。 霍夫曼继续发问：“战争爆发前，你在德兰士瓦农场帮工的时候，农场种什么？” “玉米和烟草。” “那儿的雨季从几月开始？” 年轻人立刻回答，“十月。” 霍夫曼又问：“布尔战争期间，你在哪支部队服役？” “德兰士瓦突击队第二骑兵中队。” “你们连队的指挥官是谁？” 年轻人想都没想，张口回答道：“是范德梅尔上尉。” “你在战争中有没有受过伤？” “两次。一次左小腿，流弹擦伤。另一次下巴，被碎石头划的。”年轻人指了指下巴上那道疤痕，“这道愈合得不太好。” 霍夫曼没有追问，转向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他问：“你决心离开德国的时候，与家里的关系怎么样？” 年轻人的表情收了一下，语气诚恳的回应说：“的确不太好。我父亲……不想让我走。我母亲也很难过。但那时候我太年轻了，太任性了，什么也不懂。” “你后来有没有后悔过？” 年轻人先是沉默了一下，然后轻声说，“有时候会，尤其是在德兰士的夜里，一个人躺在帐篷里，孤独无助的时候。” 霍夫曼听完之后，当即合上了手中的文件袋。很快，警长转头看向了冯·施特滕上校，两人也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然而，上校的睫毛仅仅动了一下，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片刻之后，霍夫曼将目光重新转向了那个年轻人，他说：“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谢谢你的配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年轻人礼貌地微笑：“随时都可以。” 随后，书房里变得安静了，霍夫曼就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像是在等什么。老上校的目光也从年轻人脸上移开，落到了瓦尔特的身上。 霍夫曼清了清嗓子，“科勒医生。” 瓦尔特没有说话，起身走到书桌旁。在众人注视之下，他从随身的医生包里，取出一只旧帆布卷包，放在桌上，解开系绳，慢慢展开：采血针、玻璃试管、玻璃片、纱布、酒精棉球，每一件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年轻人的目光落在科勒医生摆弄的那些器具上，他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只是微微一愣，继而问道：“这是做什么？” “一个简单且有效的医学检验。”瓦尔特语气平淡的解释说。 “用来检验什么？” “看你是不是上校的儿子，或者是，检验你们是否存在有血缘关系。” 年轻人的笑容停了一瞬，然后又恢复了：“医生，你刚才一直在听我回答那些问题，我每一个都答上来了。现在你拿出这些东西，是不是想告诉我，我回答的那些都不够？” “不，你回答的很好。”瓦尔特说，“嗯，简直太好了，而且是好到没有任何的破绽，但这不太正常。” …… 第17章：简化版的亲子鉴定 （上） 瓦尔特忽然转向上校，“上校先生，我需要取您几滴血。” 上校看了医生一眼，默默伸出自己的左臂。 瓦尔特用酒精棉球擦拭上校的无名指指腹，采血针轻轻一刺，血珠渗出。他挤出两滴，滴入一支试管，然后用纱布压住伤口。 紧接着他转向了年轻人：“该您了，也是左手吗？” 年轻人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但情绪变得激动起来，继而高声质问道：“你怎么敢怀疑我不是弗朗茨？” 瓦尔特说，“作为医学博士，我只相信科学，相信眼前的事实。”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年轻人心一横，一咬牙，还是伸出了左手。 瓦尔特又一次重复了之前的操作，他从年轻人的指尖采了两滴血，收入另一支试管。随后，他取出两块干净的玻璃片，放在靠近窗台的书桌上。 他从标着“上校”的试管中取出一滴血，滴在第一块玻璃片左侧；又从标着“年轻人”的试管中取出一滴血，滴在右侧。 两滴血中间留出约一指宽的间隙。他用一根干净的玻璃棒分别蘸取两侧血液，轻轻推开，让液面摊薄成均匀的薄层。 第二块玻璃片上，他重复了同样的操作，只是换成了年轻人的血样，同样分别与A型血清和B型血清混合。 然后，瓦尔特从医生包里取出两支细小的安瓿瓶，瓶身上贴着褪色的标签，字迹略显模糊，但他清楚地记得哪一支是A型血清，哪一支是B型血清。 这是30分钟前，他从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里取来的。那位病理学专家自两年前起，就以兰德施泰纳的论文为依据私下制备了少量分型血清，只是德国本土尚未将其用于常规检验。 瓦尔特拿起第一支安瓿，用针尖划开，取出一滴血清，分别滴在“上校”的血液薄层上，以及“年轻人”的血液薄层上。第二支安瓿同样操作，分别滴在另一块玻璃片的两个血样上。 他把两块玻璃片平放在窗台上。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刚好穿过玻璃片的背面。 仅仅几秒钟，变化就开始出现了：第一块玻璃片上，左侧血样接触到A型血清后出现了明显的凝集颗粒，但右侧却没有变化。第二块玻璃片上，左侧血样接触到B型血清后也出现了凝集，右侧同样没有变化。 瓦尔特直起身，将两块玻璃片并排放在桌面中央。 “诸位请看。上校的血对A型和B型血清都发生了凝集，因为他是AB型。这位先生的血对两种血清都不凝集，因为他是O型。” 说着，他把第二块玻璃片往前推了推。 “诸位都知道，上校的儿子弗朗茨，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如果眼前这位先生真的是弗朗茨，那么他与上校之间必然存在亲子遗传关系，意味着他的血型必然符合上校能够提供的遗传范围。上校是AB型，他的子女只可能是A型、B型或AB型，绝不可能生出O型的孩子。而这位先生的血型是O型。” 瓦尔特停顿了片刻，盯着年轻人，一字一句地说：“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上校的儿子。既然你不是上校的儿子，你就不是弗朗茨。”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我想起来了，你进行的这个测试，应该是奥匈帝国那个医生做的吧？帝国这边还没有被接受。”年轻人跳起来反驳道。 瓦尔特忍不住赞叹了一句：“不得不说，你很聪明，应该也上过中学吧，居然看过几个月前刊登在《柏林日报》上的那篇报道。嗯，我猜你大概是在前往汉堡的船舱里读到的。” 他接着说：“没错，这项技术目前还没有被德国医学界普遍接受。但是上周，柏林医学院的埃尔利希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谈到了兰德施泰纳医生的研究，并认为它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这个房间里，它就是事实。” 年轻人的嘴唇动了动：“如果……如果我在南非得过疟疾呢？如果热带的气候改变了我的血液？” “放心吧，血型不会因为疾病或气候改变。”瓦尔特微笑着说。 年轻人面无表情的看着医生，下一刻，目光就落到桌面上那块玻璃片上。那些暗红色的颗粒依然清晰可见，但他没有继续说话。 很快，霍夫曼警长的声音打破了原有的沉默，他问：“现在，你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年轻人随即低下头，保持了很久的沉默。 “有。”他低声的说，“我的确不是弗朗茨。” 整个书房瞬时安静下来，霍夫曼等人也坐直了身体。 “我叫亨德里克·范德梅尔，是弗朗茨妻子的亲哥哥。”年轻人的声音很低。 听到这里，冯·施特滕上校的身体在书桌后面猛然绷紧了。 亨德里克说，“弗朗茨在南非期间，就和我妹妹玛丽亚在农场的简易教堂里结了婚。” 他说道这里，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慢慢整理一段过往的记忆。 “我和弗朗茨一起参加了德兰士瓦突击队，我们在一起同英国人打了三年仗，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他跟我讲过他的家庭，以及所有的事情。事实上，在所有人看来，我和弗朗茨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弗朗茨死了吗？是怎么死的？”霍夫曼警长眉头一皱，替老上校问了一句。 “是的，先生。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迁徙到莫桑比克边境的一个地方落脚。”亨德里克说，“那是1903年的春天，弗朗茨不幸染上了急性肺炎。那个地方没有医生，没有药。他撑了五天，最后没熬过去。” “那他的遗体呢？”警长继续问。 “我们把他埋在农场后面的一个小山坡上。”亨德里克说，“玛丽亚和我一起埋的。她哭了一整天，后来就再也没怎么说过话。” 此时，书房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老上校却至始至终端坐于书桌后面，他的脸在日光下显得格外苍白，眼角的皱纹也比刚才更多，更深。 “你为什么要冒充他？”霍夫曼问。 亨德里克的手指交握在一起，低声解释说：“因为我妹妹，玛丽亚，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那孩子叫威廉，是弗朗茨的儿子。两个月前，我们回到欧洲后，她们母子俩暂住在海牙的一家简陋公寓里。” 他抬起头，望着上校，继续说。“弗朗茨活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如果他回不了德国，他希望有人能替他看一眼他的父亲。我只是想替他做这件事。但当我走进这栋宅子，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看着我的眼神……”他顿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真相说出来。” 霍夫曼沉默了好一会儿。“所以你决定继续演下去，直到这间书房里只剩下你和上校两个人？” 亨德里克没有否认。“我希望他相信他是真的回来了。哪怕只是多相信几天。” 书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霍夫曼警长忽然站起身，把文件袋夹在腋下。他先看了上校一眼，又看了亨德里克一眼，然后转向瓦尔特和甘纳特，命令道：“走吧。我们的问询结束了。按照之前约定的，所有记录都不保留。”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已属于冯·施特滕上校的家务事了，包括查明弗朗茨的死因，以及如何处置理冒充者亨德里克。 甘纳特愣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霍夫曼扫了他一眼，他便闭上了嘴。瓦尔特开始收拾桌上的帆布卷包，系好绳子，放回医生包内。 就在他们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亨德里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急促而压抑：“上校先生，请相信我，玛丽亚带着您的孙子，目前就住在海牙的圣彼得街14号。那孩子叫威廉，已经两岁多了。他长得像弗朗茨，尤其是那双眼睛。” …… 第18章：简化版的亲子鉴定 （下） 老上校的声音，沙哑而缓慢，从书桌那边传了过来。 “你刚才说……她和那个叫威廉的孩子，住在哪里？” 感觉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亨德里克急忙回应：“他们目前住在海牙，圣彼得街14号，由于没能得到父母的祝福，我的妹妹，玛丽亚·范德梅尔现在还是用的本姓。” 上校沉默了很久，这才说道：“我愿意再相信你一次，我明天就派人去海牙，接那个孩子……如果那个叫威廉的孩子真的是弗朗茨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上校忽然停住了。 亨德里克的声音同样低了下来，带着一种诚恳的歉意，他说：“小威廉的确就是弗朗茨的亲生儿子，您的亲孙子。我可以发誓！” 上校直接略过了最后那句话，他把目光转向瓦尔特，问道：“科勒博士，你刚才的那个测试，能用它来确认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是不是我的亲孙子？” 瓦尔特在内心斟酌了一番，最后点了点头，说：“可以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方式和您刚才看到的玻璃片试验可能不太一样。” 下一刻，这位医学博士决定引用更准确的表述：“在目前的医学条件下，血型检测能够做的是‘排除’，而非‘确认’。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血型和弗朗茨的血型不符合遗传规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不是弗朗茨的儿子。但如果血型对得上，我们只能说‘不能排除他是’。要最终确认祖孙关系，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一起判断。” “什么样的证据？”上校继续追问道。 瓦尔特耐心的解释说：“之前，亨德里克提到弗朗茨生前留下了一只铁皮箱子。里面有日记、照片与信件。如果那些信中提到了玛丽亚怀孕的时间、威廉出生的日期，我们就可以交叉验证亨德里克刚才所说的全部信息。 另外，基于现代遗传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我可以对孩子的眼睛、骨骼和体貌特征做详细测量，但这只是为了与弗朗茨留下的旧照片比对，辅助判断是否存在相似性，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证据。” 上校看了瓦尔特一眼，内心权衡再三之后，最终做出决定。 “好好好，谢谢你，科勒博士！到时候，需要再麻烦你了。请放心，我和我的家族绝不会忘记曾给予帮助的恩人。” 他转向亨德里克：“至于你，骗子先生！就先留在这里。我会派人去荷兰找到那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在这之前，你哪里也不能去。” 亨德里克惭愧的低下头，喃喃道，“我明白。” 不一会儿，庄园里的管家带着两名健仆走了过来，将亨德里克押走。也许会囚禁在某个地下室，直到所有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再做决断。 处理完公务，霍夫曼、瓦尔特与甘纳特三人也离开了上校的书房，下到一楼，重新登上来时的那辆警用马车。 来到车厢，甘纳特第一个忍不住了，他压低声音，冲着瓦尔特笑道：“你的运气真好，万一那个冒牌者血型是A型、B型，或是AB型呢？” 瓦尔特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首先，我会继续采集上校妻子的血液，做进一步的交叉检验。如果还不能排除，我会把三人的血液样本带到柏林医学院的病理实验室，在光学显微镜下做进一步研究。” 话语中，瓦尔特隐去了最后的杀手锏：如果常规分型不足以定论，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还掌握着一种交叉血清反应法，将不同人的血清与红细胞分别混合，观察凝集反应的强弱差异。 兰德施泰纳医生在论文中曾暗示，同血型之下的个体之间，血清反应也可能存在微妙差别。眼下虽然还没有人系统证实这一点，但瓦尔特知道，在门策尔那间堆满瓶罐的实验室里，这种尝试已经做了不下百次。 虽然病理实验室的检测本身是准确的，但它要花掉太多钱、耗费太长的时间，远不是一桩普通案子能负担得起的。 对于上述这些，霍夫曼警长自然是不懂的，但甘纳特却是知晓一二。 “如果我记得没错，刚才那个玻璃片试验是用来排除父子关系的，它是不能直接确认隔代的关系吧？” 瓦尔特靠在车厢壁板上，点了点头：“你说得很对。所以，我刚才告诉上校的，不是‘能确认’，而是‘能排除’，当下的血型检测在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 “那如果他找到那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做？”甘纳特再问。 瓦尔特解释说，“还是先做简单的血型检测，如果孩子的血型与上校的血型不符，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如果相符，那就需要更多证据，弗朗茨留下的信件、玛丽亚怀孕的时间、孩子的出生记录。在医学上，我们只能用排除法，把所有的‘不可能’统统去掉。剩下那一个，即使不能通过实验室证明，大概率也算是最后的真相。” 此刻，一直没有说话的霍夫曼警长开口了：“上校已经等了八年了……” 的确，一个等了八年的七旬老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弱的可能性，也会把它当作全部的指望。而瓦尔特现在要做的，是确保那个微弱的可能性，不会被错误的判断毁掉。 马车穿过米特区安静的街道，道路两旁的公共煤气灯已经陆续点亮，此刻气温已接近零下，街道上的行人不多，那些裹着大衣的下班人，一个个低着头，匆匆走过。 众人回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时候，天色已黑。 走进大楼，此时的门厅比白天要安静得多，仅一名值班警员坐在接待台的后面。等到脚步声靠近，那名警员抬头看了一眼，随即又低头翻看文件。 霍夫曼没有停顿，带着两人径直上了二楼。 米勒督察的办公室还亮着灯，而且门是半开着，里面传来一阵低沉的说话声，像是在打电话。霍夫曼在门外停了一步，伸手在门框上轻轻叩了两下。 米勒督察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冲话筒说了一句：“是的，上校，他们现在都回来了。”然后他放下话筒，冲霍夫曼招了招手，示意三人进来。 瓦尔特一走进办公室，就选择在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此时，米勒正对着话筒说了最后的几句话：“是的，上校，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您大可以放心，我们会全力予以配合。” 挂断电话后，米勒督察靠在椅背上，目光从霍夫曼移到甘纳特，最后落在瓦尔特身上，似乎在掂量怎么开口。 “刚才冯·施特滕上校打来的电话。他说，在这件事上，你们办得非常好，尤其是在亲子鉴定这一块。”他看了瓦尔特一眼，“博士，你做的那个血液测试，上校跟我说了。他的评价很高。” “那只是初步排除。”瓦尔特说，“后续还需要更多的验证。” “嗯，我明白了。”米勒督察点了点头，目光却没有从医生的脸上移开，他顿了一下，说：“不久前，我知道了另一件事。嗯，这是关于你本人的。” 瓦尔特心下一动，他抬眼看着对方，并没有接话，但隐约猜到了什么。 米勒督察继续说道：“你曾经是柏林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原本已经拿到了普鲁士军部的预备役中尉军医官任命。但因为右手受伤，导致军部暂停了对你的任命。这意味着你得在一年内需要偿还一大笔钱，没错吧？” 此言一次，办公室里安静了两秒，霍夫曼和甘纳特齐齐看向了瓦尔特。 米勒督察继续说，“上校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年轻人帮了我一个天大的忙。如果他有什么困难，请转告他，我可以替他办。’” 米勒督察的身体微微前倾，“上校早年在普鲁士军部有不少关系，他担任过近卫军骑兵指挥官，在参谋本部也有旧部。如果他愿意出面，你的军籍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比如说，从外科军医官转为内科军医官，重新获得军衔和军官身份。” 瓦尔特沉默了片刻。恢复军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八千马克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了，意味着他在这个国家拥有合法的军人身份，意味着某些原本关着的大门即将会为他重新打开。 不说，上述这些都还没有变成现实。 “需要我做什么？”瓦尔特问。 米勒督察说，“暂时还不需要，等上校那边把荷兰的事情办好之后，他会通过军部的渠道处理这件事。你只需要保持联系。” 瓦尔特感激的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 米勒督察又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翻开桌上的另一份文件。霍夫曼会意，轻轻拍了拍瓦尔特和甘纳特的肩膀，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 第19章：在柏林医学院 十一月中旬的柏林，已经很冷了。 阿尔布雷希特街的晨雾，到了这个时节常常要到午后才散。瓦尔特住的那间二楼单间朝南，下午还有阳光进来，只是等到入夜，壁炉烧不旺的那一面墙就开始从墙角，渗出一阵阵的湿冷。 瓦尔特坐在窗边，书桌上点着煤油灯开，他没有看那那本《解剖学图谱》，只是微微垂着头，看着自己的右手。 此时，白手套已经摘了，右手手背上的浅褐色疤痕在灯光下很清晰，从食指根部斜跨到手背中央，大约两指宽。缝合的痕迹已经消退，只剩一道略带褶皱的凸起，表面光滑，比周围的皮肤深了一整圈。 他用左手指尖碰了碰疤痕的边缘，没有感觉。又用了些力气，依然如此。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如今，右手的表面创伤基本愈合了，疤痕也淡了些，但知觉彻底消失了，更糟糕的是，右手连最基本的抓握都做不到。 瓦尔特试过无数次，手指的弯曲还能勉强完成，但一旦试图握紧，整个手掌就会像泄了气一样松垮下来。他试着端过一只空杯子，杯子从手里滑出去三次。因为无法用右手系好自己外套的纽扣，因此不得不用左手，一遍遍练习那些以前从来不需要想的小事。 至于能否再拿起手术刀，对于瓦尔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了。毕竟，连一只杯子都握不好的人，是不可能精准掌控手术刀。更何况，就算是勉强握住了，他也无法感觉到刀尖切下去的深度，根本控制不了力道。强行去做手术，那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一个外科医生最重要的两样东西：触觉和力道，如今的他统统都失去了。 瓦尔特抬起头，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白手套重新戴上。这双手套已经成为他日常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掩饰什么，而是为了让自己和其他人都不要总想着那只几近残废的右手。 这段时间来，作为住院医师的瓦尔特，已在夏洛特医院连续工作了四天，至于柏林警察局那边，最近也没有特殊的案件，需要他去协助。于是在周五的时候，他决定去一趟柏林大学医学院，处理一下自己的私事。 学院在腓特烈大街上，距离夏洛特医院大约一公里半，乘坐马车只需七、八分钟。这条街属于柏林中区的主干道之一。 医学院的主体是一栋五层浅灰色建筑，建于1870年代，属于典型的威廉时期公共建筑风格，立面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只在窗台和檐口处有几道朴素的石线。正门上方挂着一块褪了色的铜匾，刻着“柏林大学医学院”字样。 门前的台阶是浅灰色的花岗岩，表面被无数双脚踩得光滑发亮，台阶两侧各立着一根铸铁灯柱，灯罩里还残留着昨晚没有烧尽的煤油。 瓦尔特推开大门，走进门厅，穿过走廊，在注册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门是开着的，他抬手敲了敲门框。 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戴眼镜的文书，中年男性，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此时的他正在翻阅一份资料。听见有人敲门，文书随即抬起头，循声打量了一下门口的人。 瓦尔特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查询医学院同学克劳斯·冯·施瓦茨的毕业去向，以及女友赫尔嘉·伯格曼的档案信息。 文书看了他几秒钟，没有立刻翻本子，而是先问了一句：“同学，你是哪一届的？” “1903届。”瓦尔特说，报出了自己的毕业年份。不仅如此，瓦尔特取出自己的医师资格证，递了过去，这是一张对折的厚纸，印着柏林大学的徽章和医学院院长的签名。 文书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确认无误后，推了回来。然后他从身后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注册簿，黑色硬皮封面。 他放在桌上翻开，顺着索引一栏一栏地滑动手指，动作不快不慢。在一页密密麻麻的手写名字中间，他的手指停了。 “克劳斯·冯·施瓦茨。目前已经分配去了东普鲁士军区，哥尼斯堡附近，担当中尉军医官。” 哥尼斯堡，东普鲁士的首府，靠近俄国边境，是帝国最东端的军事重镇之一。 瓦尔特说，“还有一个人，赫尔嘉·伯格曼，我的女友。” 文书翻了翻另外一区，指尖移过几行纤细的字迹。“赫尔嘉·伯格曼已经转学。她来自巴伐利亚王国，三周前，已正式申请从柏林大学退学，继而转入了慕尼黑大学医学院。” 慕尼黑大学，在巴伐利亚，也是伯格曼的家乡，所以，她回到那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为何不辞而别，瓦尔特也懒得继续深究了。 “谢谢！”瓦尔特一边说着，一边收好自己的医师证，转身走出办公室。 沿着走廊朝病理学系走去，走廊里一群穿白大褂的医学生经过，他们手里夹着书本，脚步匆匆，事实上整个医学院都在赶时间。 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在走廊尽头左转第二间，门上的玻璃窗透出灯光。瓦尔特抬起左手在门上敲了两下。 门内传来一个含混的声音：“进来。” 瓦尔特推开门走进去。实验台占据房间中央大部分空间，上面散落着量筒、滴管、本生灯和几本摊开的笔记。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乙醚的气味，没错，病理实验室里用这两种溶剂很频繁。 门策尔副教授站在实验台前，五十出头，身形干瘦，灰白的头发梳向脑后，银框眼镜后面是一双浅灰色的眼睛，正专注地往烧杯里滴加液体。他放下滴管，看了瓦尔特一眼：“等一下，马上就好。” 瓦尔特站在门边，没说话也没动。门策尔的动作很稳，加液滴的幅度均匀，没有多余的回旋。他在混合某种溶剂，从烧杯飘出的气味判断，是含有机溶剂的提取液，加了一些盐类成分。 大约两分钟后，门策尔放下滴管，转过身来，问了一句：“前几天的事情解决了吗？” 瓦尔特感激的回应说：“是的，解决了，对方承认自己是冒充者，非常顺利。谢谢老师！” 此刻，门策尔的目光瓦尔特垂在身侧的右手。他沉默了几秒，朝前走了两步：“你的手……让我看看。” 瓦尔特没有丝毫犹豫，他摘下手套，抬起右手。灯光照在手背上，那道疤痕在空气中很刺目。门策尔没有伸手碰它，只是看了很久。然后他轻轻摇了摇头：“愈合得很完整。但末梢神经不可能恢复了。” 瓦尔特收回手，重新戴好手套，淡淡的回应道：“是的，老师，但没关系，我已经适应了。” …… 第20章：对胰岛素的研究 门策尔没有接话，他向来不善言辞，漂亮话是说不出口的。沉默片刻后，他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一只深棕色的旧皮夹里，抽出四张一百马克的帝国纸币。 他重新走回瓦尔特面前，将钱递了过去，动作略显僵硬，只低声解释了一句：“这是你之前三个月的实验室津贴，总共四百马克。” 之前，瓦尔特在病理实验室里的津贴补助，每月是在30马克左右。而如今，拿到手的津贴补助是以往的4倍有余。 瓦尔特接过那几张崭新的纸币，他没有推辞，只说了一声谢谢，把钱对折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 不经意间，瓦尔特注意到门策尔老师的笔记本边缘贴有各种标签，上面写着“胰腺提取物”、“血糖浓度”、“动物实验记录”等字样。而且字迹工整，看上去已经写了有一段时间了。 瓦尔特心下一动，随即问了一句：“老师，您现在改做胰腺研究了？” 门策尔正在把几本摊开的笔记摞成一叠，解释说：“是的，九月份刚分的课题。医学院那边拨了一大笔经费，分配给病理学系几个方向，我选了胰腺内分泌这一块。” 瓦尔特继续问道：“为了治疗糖尿病？” 1889年，德国两位生理学家，梅林和明科夫斯基通过切除狗的胰腺，在实验室里成功诱发了糖尿病。真是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确立了胰腺在糖尿病发病中的关键地位，也为后续寻找胰腺中的抗糖尿病物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受此启发，欧洲的医生们纷纷开始尝试，从各种动物的胰腺中，提取活性物质，用于治疗人类的绝症之一，糖尿病。 不久前，一位法国生理学家有报告称，他和他的团队已从硬化胰腺的提取物中分离出了某种能减轻狗糖尿症状的成分。虽然实验规模有限，结论也尚未得到其他实验室的重复验证，但这一消息还是迅速传遍了欧洲医学界。 《柏林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之后，舆论沸然。 这次，内部矛盾重重的帝国国会，并没有像往常那般，经历无数次谩骂与争吵，继而等待德皇威廉二世的御笔批示。 借助两小时不到的紧急磋商，最终议员们就同意将一笔笔专项经费，直接砸向柏林大学医学院、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等顶尖科研机构。他们要用这一大笔“糖尿病专项研究资金”，以确保德意志在生物医学领域方面，死死压制住自己的宿敌，法兰西。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德法医学的竞争赛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充满了民族情绪和个人恩怨，但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微生物学和医药学的发展。其中，就包括科赫首创的细菌染色法、固体琼脂培养基，为巴斯德学派的疫苗研发提供了核心工具；巴斯德开创的减毒免疫理论，也指引着科赫的学生们研发出白喉抗毒素…… 正如巴斯德所说的那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回到眼下，柏林大学和门策尔显然是吃到了这一波政策红利。 “不完全是。”副教授从木匣里取出一块蜡封的标本切片，对着灯光看了一眼，递给瓦尔特，“你看这个。” 瓦尔特接过来。那是一块狗的胰腺组织切片，用过染色剂，在光线下能看到一些微小的细胞结构，腺泡和胰岛的轮廓隐约可辨。但切片切得很厚，染色也偏深，很多细节被掩盖了。 他看了一会儿，把切片还给门策尔：“能看出一些结构，但不算太清楚。您是想从胰腺里提取某种有效成分？” 门策尔的目光亮了一下，接过切片放回木匣：“我认为胰脏可能分泌一种能调节血糖的物质。如果能提纯出来，通过酒精沉淀、干燥或者动物模型测试，理论上可以治疗糖尿病。现在临床上对这种病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他说着翻动笔记，指着一组手写的实验数据：“我把胰腺研磨成浆，过滤之后注射到糖尿病狗的腹腔里，血糖确实会短暂下降。但问题很明显，杂质太多，浓度不稳定，而且效果只持续了几分钟就消失了。” 门策尔继续说，“如今，我在尝试用不同的溶剂来提取，比如乙醇、丙酮、乙醚，效果都不理想。” 一旁的瓦尔特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的站在实验台旁边，目光快速浏览着那些数据表格，接着，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两条平行的时间线： 一条，是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读过的医学史，班廷和贝斯特在1921年的夏天，多伦多大学，结扎胰管让消化腺萎缩，再用冰冷酸醇提取，第一次得到了有活性的胰岛素。 另一条，是此刻他眼前的光景，门策尔副教授戴着那副旧眼镜，用研磨器和过滤纸，试图从被消化酶破坏的胰腺组织中，分离出一种早已在研磨时就被降解干净的物质。 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是十八年。 糖尿病在1903年仍然属于不治之症。1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只有几个月到几年，一旦确诊，往往意味着缓慢而确定的死亡。 当时的医生只能建议患者严格限制饮食，这种被称为“饥饿疗法”的极端饮食控制方式本质上只是延缓死亡，而不是治疗，患者会在营养不良和酮症酸中毒之间反复挣扎，最终死于并发症。 欧洲各国的实验室从此都试图从胰腺中提取出降糖物质，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他们不知道胰腺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一旦细胞被破坏，这些酶会在几分钟内把胰岛素分解干净。 门策尔的方法，研磨、过滤、注射，恰恰触发了这个过程。他只是复制了之前无数失败者的路径，而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瓦尔特知道这一切。他清楚地看到了门策尔的错误，也清楚地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开口，不是全部，只需要几句方向性的话，比如“不要先研磨”、“让胰管先退化”、“在低温酸性环境下提取”，就足以把门策尔从这条死路上引开。 但他忍住了。 他之所以能清楚地看到班廷和贝斯特的道路，是因为他站在他们的另一侧往回看。然而，一个对胰腺研究没有任何建树的医学毕业生，忽然给出了整套具体操作方案，这件事本身就无法被合理地解释。 现在的瓦尔特，在门策尔眼中只是一个在医院和警察局之间疲于奔命的前助手，忽然给出超越自身领域的技术指导，那会是另一层需要反复解释的怀疑。 而且，胰岛素提取是一门精细活，即便是班廷和贝斯特也用了数月时间不断试错才确定所有关键参数，温度、酸碱度、提取时间、酶的失活方式，任何一步出错都会导致失败。 不仅如此，瓦尔特还有一点点私心……最终，瓦尔特选择了一种更适合他自己的方式。 …… 第21章：老房东的恩人 内心反复斟酌过后，瓦尔特小心翼翼的提醒一句。他说：“老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把提取的温度降下来，比如是在冰浴条件下进行操作，会不会有机会减少那种活性物质的降解？” 门策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先是沉默了两三秒，那是在评估上述提议的可行性。 “冰浴……” 这位科学家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拿起笔在笔记本边角飞快地写了一行字，“研磨过程会产生热量，你说得对，温度可能是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我之前怎么没有往这个方向考虑过。” 瓦尔特没有再说下去，这一句话够了，价值千金。 门策尔把一枚新切片放在载物台上，调了调焦距。“对了，你在医学院助教的工作，贝格曼教授那边怎么说？” “两周前，教授派人告诉我了，估计要等到明年开春之后。” 听到这里，门策尔内心叹了口气，随后低头看向目镜。 过了片刻，这位副教授直起身，摘下眼镜擦了擦，对着曾经的学生问道：“所以，你现在夏洛特医院做住院医师？” 瓦尔特解释说，“目前还是助理医师，另外我还兼职了柏林警察局的法医。” 门策尔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你还在做和医学有关的事，这比什么都重要。法医能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对将来做临床或者做研究都会有帮助。 另外，柏林警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那是个水平出色的人，而且和我关系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和他多聊聊你。” 瓦尔特很是感激的说道：“谢谢老师！只是我今后可能不太会经常来学院了，那两边的工作排得比较满。” 门策尔笑了笑，“没关系，你有时间就来实验室看看，顺便指导一下你的师弟们。放心，我的助理会记录你的出勤记录。” 下一刻，瓦尔特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面前的副教授是在用他那种不擅表达的方式，向自己发出一份工作邀约， 门策尔把笔记摞好，放在书架的一端，他又拿起一只干净的试管，对着灯看了看内壁。瓦尔特看着他的动作，忽然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原主科勒在日记里把门策尔列为可疑但又不那么确定。这位科学家有一种不设防的专注，对实验的投入会让他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 “老师，我先回去了。”瓦尔特说。 门策尔没有回头：“嗯。知道了。” 瓦尔特转身离开了实验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没有人。 四百马克，加上之前在红堡那边赚到的，以及哈塞医生给的津贴和房租余下的积蓄，瓦尔特现在手头大概有1500马克的储备金，虽然距离八千马克债务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已经比刚醒来时好得多了。 …… 十一月中旬，柏林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冰点附近。清晨的厨房里，火炉烧得正旺，铁炉圈上的水壶冒着白汽。 瓦尔特坐在餐桌前，盘子里放着两块白面包，不仅涂了黄油，还夹了煎过的培根，旁边放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热咖啡。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那般，面包带着培根的油香，以及咖啡的苦味一起滑进胃里，整个人这才暖过来。 这份早餐跟一般租户得到的不太一样：白面包、黄油、培根和黑咖啡。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柏林的中产家庭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奢侈的早餐了。 事实上，这是老房东韦伯坚持要给他单独开小灶，瓦尔特推辞过好几次，但没推掉，不得不接受了。 原因出在两周前，老韦伯的小孙子汉斯得了场感冒，起初在诊所，找了一个医生看过了，开了点药，但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那日，老韦伯愁眉苦脸地在走廊里叹气时，路过的瓦尔特多问了两句症状，随后他心里顿时一紧。感觉那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号称“儿童第一杀手”的白喉。 同样是军医官出身的贝林医生，于1890年就发现了白喉抗毒素血清。只是那东西制备起来极其复杂，又是要从马匹血液中提取，工艺繁琐，成本高昂，产量极少，属于有钱都不一定能拿到的稀缺品。 好在瓦尔特借助夏洛特医院的医生身份，又动用了哈塞医生和门策尔副教授的私人关系，从国家病毒实验室的储备库里，紧急调配了一支抗毒素血清。 小汉斯在第二天清晨注射之后，烧退了，嗓子里的假膜也慢慢脱落了。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房东韦伯一家，上上下下，就把瓦尔特-科勒医生当成了自家的大恩人。 …… 瓦尔特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又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净，起身披上大衣，出了门。寒风扑面而来，医生不由得裹紧了衣领，沿着大街朝夏洛特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段时间以来，他很少有完整休息过一天。 每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被分割成三段：三到四天，属于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其余的，属于红堡的外勤和法医办公室；至于晚上，则留给自己整理报告、翻阅案卷、重新学习。 偶尔的，瓦尔特也会抽半天时间前往柏林医学院，在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待上一会儿，以师兄的身份指点几位学弟。至于医学院的助教工作，依然没有下文，好在摆脱了赤贫状态的瓦尔特，已经不再每天都想这件事了。 今天是周一，一周之中最忙的一天。 助理办公室他已经很熟悉了，桌面上永远堆着前一天留下的病历和检验单，墨水瓶旁的蘸水笔笔尖总有干涸的墨迹，需要每天清洗。 尽管在房东那里喝过咖啡，但瓦尔特还是习惯于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在桌前坐下来，用左手翻开第一本病历，在页边写下几行注释，然后推着那辆装满病历夹的小推车穿过走廊，开始一天的第一轮查房。 每次查房，他都会在每张床前多停一会儿，有些病人的情况他已经很熟悉了，不用翻病历也能说出用药调整的思路，但他还是会翻开看一眼，确认自己没有任何的遗漏。 下午的医院比上午安静一些，走廊里的人少了，推车的轮子声也稀疏了。如果不需要值夜班，他会在六点之前脱下白大褂，换上深灰色外套，在医院食堂吃完晚餐后，再返回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处。 红堡的地下室法医办公室，已经成了他的第二个办公地点。前几天他也终于见到了自己名义上的主管，柏林警察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 那是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深灰色头发没有梳理，随意垂在额前，外套永远都是皱巴巴的，袖口沾着几处暗褐色的旧渍，领结松垮地挂在脖子上，手里习惯于攥着一只镀银的扁酒壶。 …… 第22章：忙碌的瓦尔特 从甘纳特那里，瓦尔特了解到阿多诺博士的相关情况。他毕业于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随后在当地一家附属医院了担当10多年的住院医师，还荣升过科室负责人。因为一不小心，阿多诺得罪了巴伐利亚的某位大权贵，差点锒铛入狱不说，还被搞得妻离子散，最后丢了工作。 不得已，阿多诺唯有孤身离开慕尼黑，继而千里迢迢来到帝国首都谋生。但很快，他便在众多朋友的介绍下，成为柏林警察局的一名专职法医。 只是不知何时开始，这位已晋升柏林首席法医的阿多诺博士，已经对法医这份工作谈不上什么热忱，上班总习惯于拖拖拉拉，而且办公桌抽屉里常年藏着好几瓶杜松子酒，时不时就会抿上几口。 但另一方面，他倒从未耽误过正事。尤其是警监和警督重点交代的验尸报告，他都能按时交上来，字迹潦草却条目清晰，死亡时间、致死原因、体表特征几栏从不留白。 两周前，瓦尔特以夏洛特医院住院医师的身份，为警局档案室一名职员的母亲安排了住院治疗。他不仅协调了多位专科医生会诊，还自己掏钱，安排了一间单人VIP病房和特护。也是从那天起，这位法医助理便拥有了自由出入柏林警察局档案室的最高权限。 借着整理旧卷宗的机会，瓦尔特粗略翻阅了阿多诺博士经手的案件，至少在程序上没有发现明显的纰漏。阿多诺虽然工作懒散，但底子还算干净，行贿受贿方面基本没有丑闻。 不仅如此，瓦尔特甚至还找到了一处亮点。 那是两年多前，阿多诺连续解剖了十几例表面诊断为心绞痛、胸膜炎或急性心力衰竭的死者，在每一具尸体的主动脉壁上，都发现了一道纵向的撕裂口，内膜和中膜之间剥离出一层血肿。 于是，这位验尸官在报告里用铅笔在页边画了一幅简图，标注了“疑似动脉壁内层分离”几个字，措辞谨慎，却已隐隐指向医学界尚未发现的“主动脉夹层”。 不过很可惜，这份报告归档之后便再无下文，当时没人留意，也没有人把那些散落在不同卷宗里的相似发现，串起来看过一眼。而且，阿多诺似乎也不愿意将这种重大发现，投稿于柏林的医学期刊，公之于众。 …… 进入十一月，柏林市区的案件数量忽然多了起来，让瓦尔特忙活得够呛。 第一周，施潘道区河岸边发现了一具男尸，面朝下漂浮在尚未结冰的水面上，衣着整齐，口袋里还有钱包和证件。 起初。警察们想当然的认为只是一起意外落水，但瓦尔特在例行尸检时，发现死者后脑有一处不规则的皮下淤血，形状像钝器打击留下的痕迹。 随后，他进一步检查了颅骨，没有骨折，但脑组织表面有轻微的挫伤痕迹，说明落水前就已经被打晕了。不仅如此，瓦尔特还鉴定死者为内河水手。 他在验尸报告里加了一行补充说明：建议排查死者生前最后接触的人员，尤其是与他同行的船员。霍夫曼警长按照这条线索，很快找到了一名与死者同行的水手，水手承认因为经济纠纷将死者打晕后推进了河里，溺亡。 第二周，夏洛滕堡区发生了一起珠宝盗窃案。失主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珠宝商，家中保险柜被撬开，价值上万马克的珠宝首饰不翼而飞，连放在客厅壁炉台上的一只银质烛台也没了踪影。 整个案发现场翻得乱七八糟，抽屉全部被拉开，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从表面上看，就是一桩普通的入室盗窃。 等到瓦尔特被叫到现场后，注意到几处不协调的地方：后门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窗户的插销也完好无损，甚至连花园里那条看门狗都没有在夜间吠叫过。除非是身手极其高明的惯偷，否则这些迹象只说明一件事，凶手是拿着钥匙进来的。 他沿着整栋房子走了一圈，最后在二楼主卧的梳妆台边缘发现了一枚清晰的可疑指纹，指纹的纹路完整，脊线分明，是在翻找物品时不经意留下的。 他让甘纳特把这枚指纹拓了下来，随后调取了所有可能接触到这栋房子钥匙的人员名单，包括珠宝商的管家、两位女佣、马车夫和一位经常来家里喝茶的远房表亲。 甘纳特挨个采集了这些人的指纹，逐一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对比。 比对进行到第五个人的时候，甘纳特停下来多看了两眼，又拿起放大镜仔细端详了一遍，然后他把两张指纹卡并排放在桌上，抬头对瓦尔特说：“是那个表亲。” 瓦尔特接过来看了一遍，确认无误后点了点头。两小时之后，那位表亲在试图乘火车离开柏林，前往瑞士伯尔尼之际，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其随行的包裹里面就有失窃的珠宝首饰。 还有一次，一家布料厂的工头在仓库里被发现死亡，死因像是从高处摔下后头部撞到地面。瓦尔特赶到现场时发现地面上有一片不显眼的血迹飞溅方向，他据此推断撞击不是意外，而是袭击者在高处发力所致。 他抬头扫了一眼仓库的顶部的那一道道的悬吊的轨道，忽然就瞅见了那一道铁架的上面，似乎有绳索的痕迹，或是布料的摩擦留下的痕迹。 很快，瓦尔特就让人取来梯子，一名警察主动爬了上去，并在轨道上找到了一处磨损的凹槽，在内侧残留着一根细小的灰黑色织物纤维…… 这些证据指向了仓库里的一名搬运工人，工人在审讯中承认了自己与工头的妻子有了私情，就试图制造意外假象，继而掩盖这一起谋杀。 …… 临近1903年的圣诞季，由于协助柏林警察，成功破获多起刑事案件，助理法医瓦尔特·科勒的名字。开始在一些公共场合被提及。不久，慕名而来的私人委托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中产阶层和普通贵族，委托内容五花八门：有妻子怀疑丈夫出轨希望暗中查证的，有商家怀疑合作伙伴做假账的，有老妇人请帮忙寻找失踪多年的远亲的。 瓦尔特借助第三方的侦探社或律师行，接了其中的小部分，婉拒了大部分。接的案件都有几个共同点：时间限制不大，地点在柏林市区或郊区，而且委托人有清晰的表述能力，不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委托人有很强的支付能力，为人不抠。 渐渐地，瓦尔特把这些私人委托也当成了一条重要的收入来源。通常来说，一件案子就能赚几十、上百马克，甚至更多。尽管还不算稳定，但比单靠红堡那份兼职要宽裕一些。 至于夏洛特医院助理医师的工作，不仅事多人累，而且收入不多。如果不是自己欠了哈塞医生太多的人情，加之夏洛特医院是他的基本盘。否则，瓦尔特早就想撂担子走人了。 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在夏洛特医院忙碌一天的瓦尔特刚回到出租屋，就从老房东韦伯那里，收到了冯·施特滕上校的亲笔信。 上面只有两行字：“威廉与玛丽亚·范德梅尔。已安全抵达柏林。烦请科勒博士明日来一趟。”落款是上校的名字。 瓦尔特把这封信收好，在心里排了一下行程。他上午先去趟夏洛特医院，向哈塞医生请个假，下午便可以前往上校的庄园。 第二天的下午2点，瓦尔特乘坐马车如期赴约。依照上校的要求，这次是他独自前来，并没有惊动霍夫曼与甘纳特二人。 …… 定期每日两章的发布时间，第一章在凌晨0点2分，第二章在中午12点02分。期间若有加更，通常是在上午8点，或是下午2到5点。 起点的一枚小新鲜，跪求点击，求推荐，求收藏，求月票~~~~~ 第23章：小威廉的身份 上校的宅邸还是那座灰色石头房子。与数周前相比，门廊的台阶上新摆了两双皮靴：一双小号的，另一双属于女士。 瓦尔特在门前站了片刻，抬起左手敲了两下。老管家来得比上次快，表情松弛了些，没有那种绷紧的警惕劲儿。这说明庄园主人今天的心情还不坏。只是这次，管家没有把客人往书房领，而是穿过走廊，带进了客厅。 壁炉里烧着柴火，冯·施特滕上校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旧扶手椅上，怀里坐着一个金褐色头发的男孩，大约两三岁，穿着一件深蓝色小外套，正握着一只木头小马，专心致志地用马头敲椅子的扶手。不过，玛丽亚·范德梅尔却不在房间里。 “科勒博士，他就是威廉。”上校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男孩，说话的声音比平时低了许多，也轻了许多。但他没有提孩子母亲在哪，瓦尔特也没多问。 就是这一刻，瓦尔特已经看懂了。上校抱着这个孩子的姿势，那种不自觉的松软和庇护，和几个月前面对冒牌者时的僵硬和厌恶，完全是两回事。 显然，老上校已经将怀中的小威廉，视为他的亲孙子，也是唯一的继承人。这就是血亲才能体会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至于红堡法医接下来的工作，或许就是走个过场，再做一份官方的认证。 瓦尔特在上校对面坐下来，他没有立刻靠近孩子，先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观察男孩与上校之间的互动模式。男孩似乎不太畏生，敲了一会儿扶手，扭头看了陌生人一眼，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转回去继续敲。 瓦尔特等了一会儿，这才开口说：“上校，我需要单独观察小威廉一会儿，最好是在自然光下。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上校点了点头，把小男孩从怀里轻轻的放了下来，让他站在靠近落地窗的厚实地毯上。 瓦尔特没有蹲下去，也没有伸手逗他。他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的观察这个孩子。金褐色的头发，发际线的形状，与上校的儿子弗朗茨十八岁那年的照片接近，额头的宽度与颅骨的过渡比例也和照片一致。 瓦尔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雀巢巧克力，剥开了锡纸，掰成一个不规则的小方块摊在掌心里，可可与蜜糖的气味慢慢散开。小威廉的鼻子立马就被一阵令他愉悦的香味所吸引，随即小脑袋一转，看到了瓦尔特的手。 “来，”瓦尔特弯腰，把巧克力举到窗边的位置。 小男孩跑到窗边，仰着头看那块巧克力。瓦尔特随即蹲下身，把巧克力塞进孩子手里，顺势侧过头看了他的眼睛。 小威廉的瞳孔呈浅灰色，在自然光下能清楚地看到虹膜上的细微纹理。瓦尔特回想弗朗茨照片中，以及一旁老上校的瞳孔特征，颜色深浅的分布相似，虹膜边缘的过渡方式，也符合隔代遗传的一般规律，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偏移。 他在拿出笔记本上，慢慢的记下这些观察结果，又让男孩把手伸出来，测量了掌骨的相对比例和前臂与上臂的长度比，那些数值与弗朗茨留下的照片中存在的比例差异，处在正常的遗传浮动区间内。 接下来，瓦尔特观察了男孩的面部轮廓，鼻骨的起始点、眉弓的弧度、下颌角的角度，那些特征在冯·施特滕上校的身上，都找到了对应的形态依据，每一处特征点都落在匹配区间内。小男孩的耳廓形态也与照片中一致，上耳轮的弧度略窄，耳垂的形态符合冯·施特滕家族中的遗传表现。 凭借巧克力糖带来的好感，瓦尔特很是轻松的让男孩在房间里面走了一圈，留意他走路时的姿势和重心分配，身体姿态平稳，没有明显的不协调，步伐节奏与体型一致，没有异常征象。 最后，医生让男孩重新回到窗边，比对了他低头时额前发际线偏斜的角度，那一点偏斜的方向和幅度，在弗朗茨的照片中完全相同。 就这样，瓦尔特持续观察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两页纸。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抬起头来。 瓦尔特刚把医生包放在茶几上，手指还没碰到搭扣，上校的声音从扶手椅那边传了过来。 “不用了，科勒博士。” 瓦尔特一愣，手上随即停住了动作。 上校解释说，“孩子还太小，现在并不适合抽血。”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而小威廉对大人们的对话毫不关心，正专注地舔手指上沾着的巧克力。 瓦尔特看了上校一眼，把手从医生包上收了回来。他没有争辩或是解释什么。“那就不验了，我现在就出具一份最终结论吧。” 上校点了点头，示意对方继续。 “冯·施特滕上校，我确认威廉就是弗朗茨的儿子，也是您的孙子。”瓦尔特语气笃定的说，还在最后几个字上稍微落得重了一些。 “体貌特征与弗朗茨留下的照片一致，面部结构相似，耳廓和下颌的形态符合遗传特征。他的瞳孔颜色和眶骨结构与上校您本人也相符，这在隔代遗传中是常见的表现。发际线的偏斜是冯·施特滕家族的特征，我能确认那个特征已经传递到了这个孩子身上……明天，我会代表柏林警局，开具一份证明。” 听到这里，上校很是感激的说：“科勒博士，谢谢。” 瓦尔特点点头，没有说话，他收拾好所有物件，然后安静的等待着。 不久，上校声音响起，“我的弗朗茨现在还在莫桑比克，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应该用不了太久就能回来。小威廉的母亲玛丽亚，现在庄园里，此刻与我的妻子在一起，她们聊得很开心……” 上校的声音越说越低，到末尾几乎听不见了。 瓦尔特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确认上校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才站起来，拎起医生包，随后朝庄园主人微微欠了欠身，转身拉开了客厅的门。 两周后圣诞节前夜。瓦尔特那天在夏洛特医院值夜班，医院里的病人比平时少一些，但病房走廊尽头的窗户上贴了一张小小的纸制圣诞星，是护士们前一天贴的。他处理完最后一个病房的用药记录后，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 一枚初来乍到的小新鲜，跪求大佬们的收藏、推荐与月票，万分感谢！ 第24章：少尉军医官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爱迪生和斯旺等人发明的白炽灯技术已变得非常成熟了，逐步在欧洲大城市进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而柏林，作为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一，其电力基础设施和电网建设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当瓦尔特遇袭的住院期间，夏洛特医院就在进行新一轮的照明改造，用白炽灯全面替换老旧的煤气灯。 那是煤气灯不仅亮度有限，更致命的是它会消耗室内氧气、散发热量，并产生废气。对于需要保持空气洁净、防止交叉感染，以及有严格消防要求的夏洛特医院病房来说，煤气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在柏林，医院对新鲜事物来者不拒，电灯和X光机早就装进了手术室。 而亚历山大广场那栋红砖楼里，走廊上挂着的还是煤气灯，书桌上点的是煤油灯，停尸房只有一盏瓦斯壁灯，尸体推进来时得凑近了才能看清。 虽说夏洛特医院和柏林警局之间隔了二十分钟路，但对“新事物”的态度隔了不止二十年…… 此刻，忙碌一天的瓦尔特已换上了大衣，就在要拉下医生值班室的白炽灯开关之际，一名医院巡警走过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他。瓦尔特签了字，随手将信封放在桌上。 很快，他发现信封没有写寄件人，不过火漆封口上的纹章却是非常熟悉，与冯·施特滕上校书房门上的纹章图案一致。 拆开封口，里面是一份薄薄的官方文件，上面盖有普鲁士军部的专用印章。瓦尔特展开了那份文件，他读完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文件的内容很短：“兹确认瓦尔特·科勒，医学博士，已于1903年12月26日起，被任命为普鲁士皇家陆军预备役少尉军医官，内科方向，即日生效。” 他坐在那里，左手拿着那份任命书，心里还在盘算着：这份任命书的日期是昨天，而他收到的时间是今天，效率不可谓不高。瓦尔特把这份任命书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 几天后，瓦尔特从红堡的米勒督察那里得知，冯·施特滕上校在确认孙子的身份之后，随即以个人名义向普鲁士军部提交了一封正式的推荐函，措辞客气，但分量很重。 其间，老上校提到科勒博士在协助红堡侦破的各类案件时，提供的科学与缜密的服务，并表示此类人才虽说不能作为外科医生，但应该在帝国-军队的医疗体系中得到妥善安置，云云。 因为有了冯·施特滕上校的担保与推荐，加之普鲁士军部也并不在意区区一个预备役军医官，而且之前的说法只是因为某种技术原因推迟授衔，而非最终取消。所以，针对瓦尔特的重新补录，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 只是受瓦尔特右手残疾的影响，军医官的军衔级别还是降了一级，由中尉变成了少尉，而且也不会有正式的授衔仪式。不仅如此，除了少尉肩章属于军部下发外，全套军服的制作都要瓦尔特自己花钱找裁缝。 不过无所谓了，瓦尔特总算摆脱了经济危机，不仅压在身上的沉重外债消失了，而且保住了那两三千马克的银行存款。要说新贵还谈不上，但算是妥妥的柏林中产。 另外关键一点，作为普鲁士的预备役军医官。和平时期，瓦尔特在履行每年5到8周的军事服务的同时，也受到普鲁士军方的保护。 得益于德意志统一战争时期的大获全胜，军官（包括预备役军官）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瓦尔特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医官，不仅拥有军衔，还代表着国家意志及权力的延伸。 毫无疑问的，这种身份使得瓦尔特在平民社会中备受尊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通常都会给予其极大的礼遇。 不仅如此，军官群体往往享有独立于普通民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军事法庭）。在服役期间遇到法律纠纷，作为预备役军官的他也能够受到普鲁士军方的特殊庇护，免受地方法庭的随意审判。 至少，现在的瓦尔特不必再日夜担心被人从背后盯上了。暗处的人若要动手，首先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平民医生，而是一名少尉军官。 公然动他，就是与整个普鲁士军方为敌。 …… 从平安夜开始，柏林的雪基本就没怎么停过，下得不大，也不急，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覆盖到屋顶与街沿。这时的空气都已变得干冷，呼出的气都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才慢慢地散去。 与此同时，街上的行人也变得稀少，一个个都裹紧着大衣，低头忙于赶路。唯有随电车驶过，铁轨上的积雪时不时会被碾得粉碎，继而发出阵阵细碎的“咔咔”的声。 中午时分，一个穿深灰色大衣、携带公文包的中年男人穿过夏洛特医院的走廊，脚步不快不慢，既不东张西望，也不犹豫停顿。 很快的，他就轻车熟路地走到瓦尔特所在的助理医师办公室门口，停下，见房间里仅有科勒医生一人，便抬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 “是瓦尔特·科勒博士？”陌生人的声音不高不低，没有多余的语气。 瓦尔特放下手中的病历，抬头回应：“我是。” 中年人进门，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密封信封放在桌面上，后退一步。 “我是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府的管家，受伯爵嘱咐，此信请您亲自拆阅。”他说完便退到门口，侧身站定，背脊抵住门框。他的目光没有落在瓦尔特身上，而是落在走廊的方向，让不该进来的人留在外面。 那位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瓦尔特自然是熟悉的。他是已被法庭判处死刑的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妻子的弟弟，也是其庞大遗产的继承人，瓦尔特·科勒的第一位大金主，拿过对方800马克的奖赏。 就在数天前，瓦尔特还在柏林警察局见过这位伯爵，两人有过一番简短且友好的交谈。 事实上，这位今年三十多岁的冯·埃伯施泰因伯爵，一直都在帝国的外交部工作，之前的几年里他待在德意志帝国驻俄国圣彼得堡大使馆，坐到了一等秘书职务（相当于正处级）。两个月前，他是奉命从圣彼得堡回柏林述职，就听闻姐姐的噩耗。 瓦尔特拆开封口抽出信纸。字数不多，但措辞直接。 伯爵在信中写道：“上次你提及的碘熏显指纹法，也许能帮上大忙……鱼已经咬了钩，但我没看清是谁咬的。如果你方便，请务必今晚来一趟。” 在末尾出，伯爵还反复叮嘱了一句：“此事暂只有你我知晓。” …… 第25章：来自伯爵的委托（上） 瓦尔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守在门口的中年管家无声地走了进来，接过信封走到角落的水池边，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信封的一角。火舌沿着纸面蔓延，他把灰烬冲进下水道，拧紧水龙头。 “伯爵今晚九点恭候您。”说完，管家微微欠身，退了出去。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瓦尔特看了一眼池边没有残留的纸灰，眉头微皱。 八点下班后，瓦尔特没有直接去伯爵府，而是留在医院的食堂吃过晚饭：一小盘卷心菜，土豆汤配两根大香肠，外加半条黑麦面包，以及一小块黄油。汤碗里沉着几片煮透的胡萝卜和芹菜末，香气清淡但实在。 重生之后，瓦尔特在别的地方保持节省，但吃方面一点不亏待自己，别人一顿最多二十芬尼，而他至少要三十五芬尼。因为待会要去伯爵府查案，他没有点一小杯葡萄酒或白兰地。 一刻钟后，他回到办公室，穿上大衣，戴上手套，拎起医生包，这才出门叫了一辆马车。马车沿着积雪的街道向西郊驶去，瓦尔特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街灯一盏一盏地向后退去，在脑子里把即将见面的人和他可能的诉求过了一遍。 夜里八点五十六分，马车在柏林西郊的伯爵府门前停下。铁栅栏门虚掩着，门廊上的两座煤气灯已经亮了。此刻，那位中年男管家面无表情的等在门厅里，没有多余的话，直接把客人领进了书房。 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坐在书桌后面。他穿着深灰色的居家外套，没有系领结，领口敞着第一颗扣子。他的神情比上一次见面时更收敛，看到瓦尔特进来便示意他坐下，然后起身关上书房的门，还轻轻转动了一下锁舌，确认门已经合严实了。 伯爵坐下后开门见山，直接说道：“科勒博士，长话短说。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上次你说过的指纹鉴定法，所以在前天，我在书房里放了一份假文件，封了火漆，放在平常放机要文件的抽屉里，有意无意间让消息传了出去。我想看看谁会动它。” 瓦尔特没有打断伯爵的叙述，安静地听着。 “今天下午我再度打开抽屉检查，发现火漆被人撬开过又粘回去了，不得不说，手法很细致，也很专业。如果不是我提前做了标记，几乎看不出来。可惜的是，鱼咬了钩，但我没能在当场抓到人。你知道我在威廉大街76号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必须要保密，所以我非常需要知道，是谁撬开了那道火漆，找到那个内鬼。” 20世纪初，威廉大街就是德国政府的心脏，正如“白厅”代指英国政府那般。“威廉大街76号”，属于外交部办公室；至于隔壁的“威廉大街77号”，就是帝国总理府（帝国宰相府）。 “标记过是什么意思？”瓦尔特问道。 “封火漆之前，我在信封边缘内侧夹了一根细头发，从纸面探出来大约一毫米，位置紧贴着火漆边缘。如果信封被人打开过再合上，那根头发一定会移位或者断裂，不会保持原来的位置。” 伯爵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放在桌上，示意说：“我打开抽屉的时候，那根头发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瓦尔特用戴手套的右手托起信封，对着灯光看了看，发现火漆的封口表面平整，边缘没有明显的刀痕，只是等他将信封微微倾斜后，看到火漆边缘有一道极浅的压印，像是被什么东西重新加热过。 瓦尔特点了点头，“确实被人动过，而且手法很熟练。对方用薄刃挑开了火漆，看过内容之后又把火漆重新加热压回去。” “你上次说，碘熏法可以让手指留下的痕迹显现出来？” 瓦尔特笑了笑，语气肯定的回应道：“这当然没有问题，只要接触纸张的人手上有油脂，碘蒸汽就能让它显形。我需要一间完全避光的房间，以及那封信。” 伯爵毫不犹豫的把信封推过来，说：“它的确曾是一份机密文件，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大价值，因此内容不重要。更何况，你现在不仅是柏林警察局的法医，还是普鲁士的少尉军官，交给你处理，不存在程序上的风险。” 瓦尔特用戴有手套的右手，接过了信封。 “请替我安排好工作室，估计今晚我要待在这里。” 当晚，瓦尔特在书房隔壁的侧厅里完成了碘熏法。他封住窗户缝隙，熄灭了所有灯具，室内完全黑暗。他把信封放在白布中央，加热碘晶体，紫色蒸汽缓缓升腾，在纸张表面留下了几组暗黄色的印迹。信封正中有一枚完整的拇指印，对比之后，确定是伯爵封口时留下的。 真正引起他注意的，是封口右侧边缘的一组指腹痕迹，位置偏下，像是有人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信封边缘翻看时留下的。那组指纹清晰完整，三个特征点排列有序，没有被打乱或模糊。 瓦尔特把这组指纹拓印到卡片上，在笔记本上画下了示意图，标注了三个关键特征点的位置和间距，然后收好所有物证。 此刻，已是凌晨时分。 第二天上午，伯爵按照约定，以“伯爵府内财物失窃”为由，让管家把相关人员召集到门厅里。管家依照瓦尔特的要求，提前准备好了印泥和卡片，说需要对府内所有人员进行身份核验，每个人都要按手印存档。 瓦尔特没有出现在门厅里。他坐在门厅隔壁的小休息室里，门开了一条缝，光线从那道缝隙透进来，恰好能让他看清每一个走进门厅的人的动作和表情，又不会让外面的人注意到他。 服务伯爵府的雇员一共11人，而被伯爵怀疑的4名重要嫌疑人则是最后一批出场，他们按顺序走进门厅。 女管家贝尔塔最先来，五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深灰色羊毛裙。她在卡片上按了指印，神情平静，动作自然。 秘书赫伯特是第二个，三十岁出头，手指修长，按指纹时动作很快。 马车夫弗里茨第三个，手指粗大，落下指纹时表现的大大咧咧。 女仆莉泽最后一个进来，大约二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浅色围裙。她走到桌前，按要求把右手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后拓印到卡片上，动作不大，看似一切如常。 然而，瓦尔特注意到女仆连续咽口水，双手掌心在围裙上来回擦着，目光始终没有抬起来。那是紧张和恐惧混在一起，身体自己先招了。 …… 第26章：来自伯爵的委托（下） 管家把四张卡片收好，送到了休息室。瓦尔特接过卡片，回到侧厅，把信封拓片和四张卡片并排放在桌面上，拿起放大镜，逐枚对照。七八分钟后，他把其中一张卡片抽了出来，这是女仆莉泽的右手拇指。 信封上的那组指腹痕迹，和莉泽的指纹在三个特征点上完全重合。瓦尔特拿着卡片走到书房，把它放在伯爵面前，笃定的说到：“就是她。” 伯爵接过卡片看了一眼：“莉泽？她来府邸两个月，平日里一直做杂务，平时话不多，做事也勤快。” 瓦尔特说，“动信封的人就是她，她的指纹和信封上的痕迹完全吻合，几个特征点都没有偏差。” 伯爵沉默了一会儿，说：“但她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她应该也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伪造火漆的知识，所以她一定有帮手。” 瓦尔特顺水推舟的补了一句，“是的，必须要找到她背后的人是谁。” 伯爵说:“嗯，这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暂时不能惊动她。” 瓦尔特把卡片收好。“那就让她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放她回去继续工作，不派人盯她，不提此事。我可以肯定，莉泽的内心应该慌乱了，相信她很快就会带着我们去联系她背后的人。” 伯爵点了点头，把那张密函放回抽屉里锁好。 瓦尔特没有再多说什么，收拾好医生包，离开了书房。 他穿过门厅时经过那扇通往侧廊的门，透过门缝看到莉泽正在用一块干布擦拭楼梯扶手，看似神情平静，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与往常没有任何区别。瓦尔特没有多看，脚步也没停留，推开门走进雪地里。 其后的整整三天，伯爵府内外没有什么变化。莉泽照常打扫房间、整理餐具、帮厨房备菜。没有人找她谈话，没有人调换她的岗位，连管家对她的态度都和以前一样。晚上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直没有离开宅邸，也没有向外传递信息。 第四天的清晨，天色刚亮，瓦尔特收到了伯爵送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她出门了，说是去集市买菜。” 瓦尔特先是借用房东韦伯的私人电话，给夏洛特医院请了个假，然后穿好大衣。当他走到楼下时，伯爵的马车已经在街角等着了。他上了马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 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坐在对面，他点了点头，然后目光继续落在窗外。30多分钟后，马车沿着积雪的街道缓缓前行，与前面的目标，那个穿深色外套的身影，保持着大约四、五十米的距离。 莉泽始终没有回头，她沿着熟悉的街道走了大约十多分钟，拐进了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一小块露天集市。早上的集市人还不多，几个摊位刚刚摆好，菜贩正在把卷心菜、土豆、洋葱和胡萝卜码整齐。 期间，她在好几个菜摊前停了一会儿，熟练的与商贩们讨价还价，并最后挑了一些卷心菜、胡萝卜、扁豆、洋葱等放进篮子里，付了钱，没有停留太久。然后，她走到集市尽头，在一处墙根下放慢了脚步。 墙根下坐着一个穿旧大衣的人，他坐在一辆破旧的轮椅上，面前放着一只破碗，身下是一张破旧的木制轮椅。那人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天气寒冷，行人都裹紧大衣匆匆经过，没有人愿意在一个乞丐面前停留。 或许是出于怜悯，莉泽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几枚铜币，弯腰放进有缺口的碗里，动作自然，像一个普通的施舍者。随后她直起身，继续往前走，走向集市出口，沿着原路返回伯爵府。 马车停在巷口，瓦尔特看着那个坐轮椅的人，端详了好一会儿。见状，伯爵不以为然的笑了笑，说：“她只是给了一个乞丐几枚铜币。” 瓦尔特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他推开车门，踩着积雪朝那个坐轮椅的人走去。他走近时那人没有抬头，帽檐依然压得很低，双手缩在大衣口袋里，像是习惯了在寒冷街头等待愿意施舍的善良之人。 瓦尔特在他面前缓缓的蹲下来，他的左手从口袋里摸出几枚零钱，放进了破碗里。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应，连句感谢的话都省了。 瓦尔特没有看到乞丐的脸和手，但他留意到那人的鞋子。 那是一双深色的皮鞋，鞋面已经旧了，但皮革的纹理依然清晰，鞋带的结打得整齐，上面的痕迹证明每天都会解开再系上。 瓦尔特观察到，鞋底的边缘磨损严重，且不是前后两端磨损，而是鞋底外侧大片面积都被磨平了，边缘磨得薄而光滑，那是长时间在地上来回移动造成的磨损，是大量行走留下的印记。 毫无疑问，一个每天在集市墙根下，以乞讨为生且坐一整天的残疾乞丐，鞋底外侧不会有这种磨损。 瓦尔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转身走回马车。他回到车厢，拉上车门，对冯·埃伯施泰因伯爵说：“那个人不是乞丐，是莉泽的接头人。” 伯爵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瓦尔特笑道：“他最大的破绽在鞋子上，鞋底外侧磨损很严重，那是走路、站立、不停移动才会留下的痕迹。正常状况下，一个整天坐在墙根下，而且下肢残疾的乞丐，鞋底绝不会有这种磨损。” 伯爵的目光从窗外的轮椅方向收回来，落在瓦尔特脸上，停顿了一会儿。“所以，他是打扮成这样坐在那里等她。” 瓦尔特点了点头，“他在等莉泽送消息，所以今天出门买菜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任务是经过他身边，让他知道她已经完成了一件事。” “那把轮椅呢？” “估计是假的，用来降低其他人的警惕心，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让人产生怜悯，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伯爵沉默了片刻。“我们要不要现在抓他？” 瓦尔特摇了摇头，“莉泽和乞丐联系完，他会带着消息离开。然后会有另一个人接替他，也许下一次莉泽出门的时候，会换一个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身份。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最终会将情报传给谁，他身后的组织在哪里，组织的负责人是谁？” 此时，伯爵告知了自己的底牌，“前几天，我已经与克斯滕街那边联系过。现在，政治科的秘密警察们就在附近。包括我的马车夫已临时被政治科的人接管。” 说完，他从车窗外伸出头，对着马车夫嘱咐了几句。后者随即离开岗位，径直向不远处，另外两辆四轮马车走去。 …… 第27章：来自外交部的招揽 在1903年普鲁士内务部主导的柏林警察体制下，政治警察（亦称秘密警察）的触角，远比常人想象的更为庞大。 他们不仅负责日夜监控政治异见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层出不穷的罢工活动，还承担着反间谍，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隐秘职能。直到一战前期，政治警察的相关职能，才逐渐被专门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接管。 当下的1903年，德国外交部与政治警察部门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情报共享、人员监控以及跨国政治镇压等方面。由于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外加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促使外交机构与国内警察系统加强了针对“国家敌人”的联合行动。 具体合作内容主要包括，针对流亡政治异见者的跨国监控、护照与边境管控的协调、应对国际会议与跨国犯罪，以及镇压国内激进运动的外交维度等方面。 早在数十年前，集内相（内政大臣）与外相（外交大臣）权利于一身的普鲁士及帝国宰相俾斯麦，就已经指示外交部与内政部（政治警察部门）实现情报互通与档案共享，双方为此建立了常规的情报交换机制。 柏林警察局政治科负责收集国内的政治动向、罢-工计划及激进组织活动，并将可能威胁帝国安全，或外交利益的信息上报或通报外交部。外交部则将涉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外国对德政策中的敌对因素等情报与警方共享，以完善国内的政治警察档案。 每当柏林、汉堡、德累斯顿等大中城市，发生大规模罢-工或政治危机时，外交部会关注是否有“外国势力”或“国际组织”在背后煽动。 内政部的政治警察则会向外交部提供调查报告，帮助外交部在外交辞令或对外宣传中，将国内社会问题归咎于外部干涉或跨国阴谋，从而为国内的严厉镇压提供合法性依据。 …… 等到大约七八分钟过后，“红堡”政治科的秘密警察们正式接管了对那名疑似间谍乞丐的全面监控。其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的滑入到国家暴力机器的齿轮中，与伯爵，与瓦尔特，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意兴阑珊地靠在柔软的座椅上，目光透过车窗玻璃，望着那个坐在轮椅上，处于秘密警察严密监视下的假冒乞丐。 不一会儿，他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敲了敲车厢内壁，示意临时充当车夫的政治警察可以启程返回伯爵府了。 回程路上，伯爵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脑海中仍在回想着之前发生的情景。 他忽然转过头，对着瓦尔特随口问道：“我很好奇，之前的一路下来，与莉泽有过短暂接触的人，有七八个商贩，以及五六个路人，偏偏你第一眼就认定那个乞丐有重大嫌疑？” 瓦尔特笑了笑：“没什么，也许就是医生的直觉吧。首先是他的手。乞丐伸手讨钱的时候，指节灵活，掌心有茧，蹲姿稳定，不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我在靠近他时，发现他的脉搏平稳有力，比大多数壮年人都好。嘿嘿，一个肢体健全的人扮成残废，总不是为了好玩。” 虽说前世的自己只是一名法医，并不擅长抓间谍，但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加之各种谍战影视剧反复洗脑，让他对于伪装者有了天然的敏感性。 那些关于微表情、肢体语言、视线落点以及反常举止的知识点，早已刻入骨髓，差不多属于重生之后，与生俱来的某种特异功能了。 对于瓦尔特的这番说辞，伯爵深以为然。他看了瓦尔特一眼，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笑道：“在我看来，你已经不太适合做医生，还不如做一名全职侦探或是情报官。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外交部情报处，为你留一个职务。 两周前，冯·比洛首相秘密指定我负责组建一个特殊的情报部门，目前正需要人手。当然，你不一定需要每天前往来威廉大街76号（外交部）报道，并长期待在办公室里。嗯，总体来说，这与你在柏林警察局的工作性质差不多。” 此时的德意志外交部，属帝国各部门中最为显赫的权力中枢之一。它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威廉大街76号，距离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市政厅及警察局不过1.5公里。两地都设有有轨电车的专门站点，大批的出租马车更是招手即停，哪怕是步行也不过20分钟，交通极为便利。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德意志外交部与帝国首相府仅为一墙之隔。从俾斯麦时期开始，首相都是兼任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部长。 不仅如此，普鲁士的内政部，也就是柏林警察局的直管上级，同样位于威廉大街72号与73号。从72号的内政部，到76号的外交部，77号的首相府，这条并不宽阔的威廉大街，几乎将普鲁士乃至整个帝国的内政、外交与最高行政权力全部囊括其中。 瓦尔特往椅背上一靠，视线依旧落在车窗外的街景上，任凭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的招揽在耳边响起。他明白，柏林权力场下的各种暗流，比起夏洛特医院那方安静的诊室，不知要凶险多少倍。但另一方面，权力也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毕竟风浪越大，鱼越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瓦尔特更乐意去普鲁士总参谋部下属的两个情报机构之一：陆军情报部（IIIb科）或海军情报部（“N”部）。 他可以想象那样的好日子：每天清晨穿过菩提树下大街，进入人来人往的总参大楼，快速走过门厅里弥漫的牛皮纸和雪茄烟混合的气味。 他的办公室大约会是在二楼走廊的尽头，窗户外头是修剪整齐的庭院，冬天壁炉里烧着上好的褐煤，夏天百叶窗半阖着挡住午后过于强烈的日照。 这个时期的柏林，即便是最热的七八月份，能升到30度的天气根本没几个，更不会出现一百多年后，那种令人窒息的炙热高温。 他只需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翻阅驻外武官发来的加密报告，把零散的铁路运力数字或炮兵团驻地标记，誊进一本厚厚的活页夹，偶尔用拿铅笔的左手，完成一份工作总结。 至于右手，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在总参的一干技术官僚中，谁也犯不着为尉级军官的那只废手，多看上一眼。 即便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云铺满了全欧洲，英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的炮弹，也不可能落到柏林，落到自己的头顶。 大不了等到1918年秋天，德意志帝国那面黑鹰旗从旗杆上降下来的前夜，他就收拾好攒下的几大摞尚未严重贬值的帝国马克，搭上南下的火车，在慕尼黑的罗森海默大街，收购一家名叫“皇家啤酒屋”的咖啡馆，专门等待一位奥地利美术生，哦不，是一名巴伐利亚退役老兵的到来。 当然，另外一家“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屋”也是不错的选择。 …… 第28章：飞行器里的好小伙 （上） 至于帝国的外交部，那些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大使、参赞、武官，还有秘书们，每周把当地报纸剪报，以及宴会上的闲聊，编成价格不菲的电报，发回柏林， 当然，报纸与闲聊的确是不错的情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属于这个时代最基础、最核心的情报来源。可那就意味着无休止的晚宴、花园茶会和使团接待。 瓦尔特对自己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他宁愿对着显微镜看一截腐烂的肠壁，也不愿意在缀满勋章的人群里，举着香槟杯，假装对某位伯爵夫人的新帽子感兴趣。 正如那个“落榜美术生”所言，外交场上的客套话，字字句句都似粗糙的砂纸，磨得人耳根发烫，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虚伪。 更何况，瓦尔特那只依旧蜷曲僵硬的右手，实在太过扎眼。无论是递名片、切牛排，还是与人寒暄握手，它都像一道突兀的裂痕，生生卡在绅士们行云流水的礼仪里，显得格格不入。 一开始，往来的宾客会有太多目光，先是好奇地一瞥，随即礼貌地移开，再之后，不会有人把话题往这个家伙的身上引了。 事实上，就连出身于霍亨索伦皇族的那位德意志皇帝，生来左手比右手短了一截，手指萎缩，一辈子都得在照相时侧过身去，费劲的把那只废手藏在披风或手套里。即便如此费尽心思，那些政治讽刺漫画，还有沙龙里的窃窃私语，从没饶过威廉二世一天。 每次，瓦尔特在《柏林日报》上，读到皇帝陛下出席某场阅兵式时“左手安放在佩剑柄上”的描述，就会引发心中的共鸣。 一个残疾的皇帝尚且如此，一个残疾的柏林警局法医兼外交部的编外情报分析师，又凭什么指望在那些出身高贵，缀着金线的“燕尾服”中，获得平常的待遇？ 念头转过，瓦尔特没急着应声。他先是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还将视线从窗外倒退的街景上收回，重新迎上伯爵那双满是期许的眼睛。 “尊敬的伯爵阁下，您的提议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份极其罕见的殊荣。”瓦尔特的语气诚恳而平稳，一改往日的松弛，小心翼翼的使用了大量的敬语。既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招揽而受宠若惊，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推诿。 他略一停顿，语气沉稳的解释道：“在这件事上，我没法当场给您准话。夏洛特医院那边，病人还在我手上，我还是医院的临床医师。要走的话，也得先把交接理顺，不能留个烂摊子给哈塞老师和院方。请容我多想几天，等那边安排妥当了，我再给您一个正式答复，您看行吗？” 伯爵听完，眼底反倒显露出一丝微笑。那是他清楚，唯有把分内之事做到滴水不漏的人，日后才能承担更重的担子。 “当然，瓦尔特，我的朋友，我完全理解。对了，没有旁人的时候，你可以称呼我弗里茨。”伯爵微微颔首，语气中透着宽容与赞赏。 伯爵继续说：“无论是我家的大门，还是威廉大街76号的大门，都随时为你敞开。我不急在这几天。嗯，你尽管去处理夏洛特医院的事情。” “多谢您的宽宏！”瓦尔特微微欠身，将这份人情应下。至于伯爵的那句似是而非的客套话，他直接选择了忽略。 现如今依然是第二帝国时期，在瓦尔特没有被册封为帝国贵族前，身为平民的他，与贵族们之间有着一道天然的阶级鸿沟。 话题暂时搁置后，车厢内陷入短暂的沉默。闲暇无事的伯爵，随即从座椅旁取出一只黑色公文包，解开黄铜搭扣，抽出几份外交简报。 这是每周定期从威廉大街76号送来的摘要汇编，供他在出行途中处理。由于通报机关路线的变动，原本应于昨晚送达的邮件，今晨才赶在伯爵出门前送到了府邸，他便顺手带上了马车，搁到了现在。 借着车窗透进来的灰白天光，伯爵将那些对折的简报摊开，一页页翻过去。他的目光掠过关于巴尔干半岛某个政权更迭的备忘录、关于法国陆军在阿尔萨斯与洛林边境举行冬季演习的粗略报告…… 上述消息几乎每月都有，早已引不起这位情报主管的警惕。 再往后翻，是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发来的一份电报摘要，谈及俄国海军部正在波罗的海沿岸测试某个新型鱼雷，附了简略的技术参数，但缺乏图纸。 伯爵的眉头微皱，但一想到俄国制造的那种“傻大笨粗”的模样，随即放心了不少，继续翻页。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上面做了标注，准备明后天给帝国首相做口头汇报的时候，提及此事。 当伯爵翻到第四页时，发现这份是来自驻华盛顿大使馆书的电报摘录，篇幅还不短，只是叙述的语气中，带着某种漫不经心，没事说事的心态： “据悉，代顿市居民的莱特兄弟，于过去数月间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一带反复进行某种'载人滑翔器'升空实验。据当地报纸零星报道，该装置以汽油发动机为动力，可在无外力牵引下短暂离地飞行…… 目前所获信息尚不完整，估计该实验之实际进展有限，尚不足以构成技术层面之关注。鉴于实验地点地处偏远且当事人甚为保密，使馆将视情况作后续观察，但暂不建议列入重点情报范畴。” 看完之后，伯爵不置可否地将简报页翻了过去。他把那份薄薄的电报摘要扔在一边，准备去看下一页关于奥斯曼帝国铁路特许权的长篇报告。 由于车厢的空间有限，伯爵将纸张全部摊放在桌面上。事实上，他已经把对面安坐的科勒医生，当作同事或下属。 此刻，瓦尔特的目光也不知不觉中，落在那些被搁置的简报页上。其中的几个关键词。“莱特兄弟”、“载人滑翔器”，瞬时触发了瓦尔特的心理应激反应。 历史上的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奥维尔和威尔伯）正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鹰镇附近的杀魔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受控、持续的动力飞行。 那一天，他们驾驶的“飞行者一号”由奥维尔驾驶，在12秒内飞行了约36.5米（120英尺）。随后威尔伯也进行了试飞，最长的一次飞行了59秒，距离达到了260米。 而此刻，在德意志帝国外交官的马车车厢里，即将改变历史的飞行器，居然被标注为“不列入重点情报范畴”。 …… 第29章：飞行器里的好小伙 （中，偏史料）第一更 另一方面，身为穿越者的瓦尔特也有并不熟悉的历史。 那是这一时期的德国，尤其是柏林地区的飞行爱好者和航空先驱们非常活跃，他们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滑翔飞行（飞机）和可操纵气球（飞艇）两大方向上。 这其中，最重要的航空先驱无疑是奥托·李林塔尔。他毕业于柏林技术学院，从1867年起就开始系统研究鸟类飞行的力学原理。 1889年，他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鸟类飞行-航空的基础》，提出了曲面机翼升力理论，几乎成为同时代所有航空先驱的必读书。 1891到1896年间，他与弟弟古斯塔夫合作，在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费尔德建造了一座人工土丘作为起飞点，并在莱诺地区的自然山丘上进行飞行试验，累计完成了超过2000次滑翔飞行，先后使用了16种不同设计的滑翔机。 1894年，他从柏林附近的悬崖起飞，成功滑翔了350米，创下当时的航空纪录。然而在两年后的1896年8月9日，李林塔尔在斯图伦附近进行飞行试验时遭遇强风，滑翔机从约15至17米高处坠落，脊椎骨折，次日在柏林去世。 事实上，李林塔尔的工作对莱特兄弟产生了深远影响。莱特兄弟正是受到他的启发，从1896年起开始专注于飞行研究，并采用了他“先滑翔、再动力”的实验方法。 1881年，在柏林成立了“德国航空促进协会”，李林塔尔就是其成员，因受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支“热气球连队”的深刻影响，普鲁士军队从1884年起在此设立“气球分队”，后来发展为“航空部”，用于气球观测和飞行试验，大名鼎鼎的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制造的“齐柏林飞艇”，就是由此进化而来。 需要补充一点的，也是在莱特兄弟试飞之前，准确的说是1903年8月到11月间，一名叫做卡尔·雅托的德国发明家，于汉诺威附近测试了他的三翼机和双翼机。 传闻他的第一次“飞行”仅飞行了约18米（59英尺），高度仅约1米。虽然比莱特兄弟早了几个月，但他的飞行器缺乏有效的控制机构，缺乏惊世骇俗的表演，也没有新闻报刊大书特书，导致整个德意志也没有几个人知晓此事，我们这位初来乍到的瓦尔特·科勒医生更是不清楚了。 …… 此时此刻，马车厢里的瓦尔特，正在努力压制住内心翻涌的波澜，尽量以一种平静的语调开口。 “伯爵阁下，请恕我冒昧，您方才翻阅过的那份电报摘要，就是关于美国莱特兄弟飞行器的那份，能不能允许我多看两眼？” 伯爵抬起头，简单的看了瓦尔特一眼，随后就将那份简报拾起，递了过去，他笑着说道：“放心看吧，桌面上的文件你都可以自行查阅，也并非什么机密文件。不过是驻华盛顿使馆发来的寻常消息，据说是两个自行车商人鼓捣处理的大风筝罢了。在我看来，比起俄国人的鱼雷差远了。” 瓦尔特接过那张薄纸，他快速扫过那几行电文，目光在“汽油发动机”与“无外力牵引”等几个短语上停顿了几秒。 此刻的他非常清楚，再过十年，那些轰鸣着越过堑壕上空的飞机，让敌军所有的遮掩变成及其愚蠢；再过三十年，那些装载着炸弹的四引擎怪物，将会把整座城市从地表抹去。 他将这份简报轻轻放回桌面，抬起头来，眼神里没有半点犹豫，他说：“伯爵阁下，如果这份简报所描述的内容属实，哪怕只有一半属实，我认为，这绝非使馆报告中提及的‘实际进展有限’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具军事颠覆性的技术突破之一。” 听到这里，伯爵眉梢微动，身子从椅背上探出些许，目光牢牢的锁住对方，显然是听进了心里。 尽管他认识瓦尔特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已足够让他了解，面前的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医生从不无的放矢。于是伯爵没有打断，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对方继续，畅所欲言，而无需顾虑太多。 瓦尔特将左手摊开在桌面上，开诚布公的说道：“在我看来，目前各国军方的眼睛都盯着铁路运力、火炮射程、战舰吨位。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的价值都受限于地面和海洋。 而一个能够携带人员、载荷，且不受地形阻碍，能够从空中，越过所有防线直接投射兵力的平台……在我看来，这种飞行器，或许称呼它‘飞机’，所打破的将不仅仅是战争形态，而是整个国家防御体系的底层逻辑。” 听到这里，伯爵的眉头蹙紧，他低头瞥了一眼那份被自己晾在一旁的简报，又重新将视线投向瓦尔特：“你的意思是，那种……那种载人的风筝，哦，就是你说的飞机，有朝一日能毫无遮拦的跨越国境线？” “是的，伯爵阁下。”瓦尔特很是耐心说，他的语气郑重但毫无卖弄之态，“我曾在柏林的学术期刊上，读到过关于空气动力学基础原理的零星文章，也与夏洛特医院一位曾在哥廷根大学修习物理的同事，一起探讨过类似话题。 根据那些粗浅的认识，只要动力足够强、机翼面积足够大、结构足够轻，一个十几米长的木架蒙布装置组成的飞机，完全可以将几名携带轻武器的士兵送上百米高空，跨越数十、上百公里的距离。 而如果持续改进，比如说采用更轻、更坚固的金属骨架、更高效的发动机、更精密的操纵系统……那么，从这个装置上投下的就不再是单个侦察兵的眼睛，而是整箱的炸药，是燃烧弹，是足以瘫痪一座要塞的爆破载荷。” 逼仄的车厢里，瓦尔特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伯爵的瞳孔微不可察地一缩，那是多年外交生涯磨出的本能，让他对任何牵扯国家安危的字眼，都保持着近乎本能的警觉。 面前这位医生话语中，所描绘的场景，虽然听起来像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里的幻想，但瓦尔特的语气中没有半点狂热的痕迹。那种冷静的、近乎诊断式的陈述，反倒让这些疯狂的话带上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 …… 第30章：飞行器里的好小伙 （下）第二更 瓦尔特略微压低了声音，继续怂恿说：“更重要的是，这类技术一旦成熟，它的扩散速度将远超任何人的预判。美国和欧洲之间，隔着一片数千公里的辽阔大西洋，但知识与科技并不隔海。倘若来自新大陆的莱特兄弟的实验证明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我可以肯定，那么不出五年，法国人、英国人，甚至是落后的俄国人，都会拥有自己的飞行器。 而到了那时，谁先在这一领域积累足够的技术储备和战术理论，谁就将在下一代战争中占据绝对的先发优势。所以关于飞行器设计图纸、发动机参数、试飞数据的任何碎片信息，都将堪比钢铁储备更宝贵的战略资产。” 听着这番言辞凿凿的话语，伯爵沉默了很久，此刻马车的车轮碾过电车轨道时，发出咣当一声脆响，随即又恢复了平稳。 他伸出手，将那份简报重新拿起，这回逐字逐句看得极慢，没漏掉半个标点。看完，伯爵并未将其放回原处，而是用掌心死死按住，抬起双眼直视瓦尔特。就在这一刻，上位者的心里已然有了定夺。 “过几天，我会立刻向华盛顿使领馆发报： 第一，责令驻美使馆将该项目的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来源进行全面梳理，包括代顿当地的报纸档案、该地区专利注册记录、与莱特兄弟有过往来的机械商行和大学机构； 第二，设法通过第三方渠道接近实验现场，不必打草惊蛇，但至少要确认他们目前达到了何种程度的技术成熟度； 第三，追加专项经费，要求使馆内部指定专人跟进，每五周提交一次加密简报，直接抄送我本人。” 伯爵口述这些话时，毫不拖泥带水。作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官，他根本不需要借助纸笔，一切都已在他脑海中迅速成形。 对面的瓦尔特静静的听着，他知道自己方才那番话，到底还是在伯爵心里的天平上，结结实实的压下了足够的分量。 毫无疑问，一名能充分认真听取下属意见，且认真加以采纳的领导，大概率就是一名好领导。那些对外交场合的疏离感、对右手残疾招致目光的敏锐知觉、对帝国皇帝尚且难逃讥讽的切身体会，此刻统统退到了意识的边缘。 在这辆马车里，瓦尔特刚刚让一份险些被湮没的简报，变成了一整套跨国情报追踪的启动指令。这种将想法转化为现实行动的畅快，远比他之前预想的要来得强烈。 也正是在这一刻，瓦尔特心中那杆原本摇摆不定的天平，开始倾斜了。放弃夏洛特医院的工作，专职于“体制内的公职”，眼下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毕竟，周旋于夏洛特医院门诊和病房的工作，看起来固然安稳，但此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出的种种理想与抱负，远比任何诊疗室都要清晰。 对面，伯爵已经将所有的简报折起来，收进自己的公文包，他重新靠回椅背，目光中带着一丝沉吟后的好奇，张口问了一句。 “瓦尔特，我的朋友！我现在倒是有个问题。你说的那些关于飞行器，哦，是飞机潜力的判断，将成为一种可以架载着炸药跨越战线，让骑兵无处躲藏沦为活靶子的机器。 嗯，这些想法，你究竟是从何时开始酝酿的？毕竟，作为一名爱好和平的医学博士，怎么会在医学期刊之外，去思考这些战争机器？” 瓦尔特迎着伯爵审视的目光，脸上浮现出一个淡淡的苦笑。他垂下眼帘，望着自己那只蜷曲的右手，继而轻声答道：“伯爵阁下，如果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外科医生在3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他这辈子既不能再握住手术刀，也无法端稳步枪，那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去想。想未来是什么样，想那些四肢健全的人还来不及想的事情。” 车厢里静了七八秒，伯爵没再开口，只是盯着瓦尔特那张尚显年轻却已透出沧桑的脸。过了片刻，他微微颔首，眼神变了。那里面没有怜悯，也不单单是赏识，像个在名利场里滚过无数次的上位者，认出了眼前这青年骨子里藏着的真本事。 马车从沿着腓特烈大街向南行驶，穿过贝伦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交汇口，拐入阿尔布雷希特街后，车夫收紧了缰绳，马车缓缓在路边平稳停住。 瓦尔特站起身，准备掀开厚重的布帘门。就在这个时候回，伯爵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对了，瓦尔特。你的答复，不必急着给我。但刚才那番话，我记下了。包括你所说的那个‘飞行器会成为未来战争的眼睛和拳头’，对于这个判断，我会原封不动地带到下一次的外交部内部会议上。” 瓦尔特站在车门边，转过身，微微颔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谢谢。” 推开宿舍的门，反手落锁，瓦尔特整个人重重地跌进椅子里。一直死死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断了，那些被强压在心底的担忧与疲惫，此刻如决堤的洪水般轰然倒灌，将他彻底淹没。 放在之前，他决计不会如此大胆的透露“天机”，而是选择小心翼翼观察、等待，最后再做决定。原以为自己会等待很久，但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进程。 一个信任并且赏识自己的大人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不仅听过他的判断后立即采纳，还当着面下令启动一整套跨国情报追踪机制，最后又在那扇车门边说出“我会原封不动带过去”这样的话。这种被人真正倾听、被人认真对待的感觉，瓦尔特两辈子加起来，也没有体会过几次。 所以，他不想放走这个机会。 至于十年后那场将席卷整个欧洲的大战，此刻已经被他抛在了脑后。或者说，不是遗忘，而是暂时搁置。但凡穿越者，若事事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生怕自己的一句话就改变了历史的某个齿轮，那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 第31章：普鲁士王家军官学院 第三更 毕竟，穿越不打仗，菊花遭电钻！ 更何况，之前的穿越者里，那个不怀好意的写手，笔下之人化名“安德鲁”，行为卑劣地抬高法兰西，贬低伟大光荣的德意志。 可如今，我，瓦尔特·科勒竟然真的站在了20世纪初的柏林，呼吸着菩提树下大街的空气，面对着一个愿意把自己的话带进外交部会议室的帝国伯爵。 这个时代是真的，柏林是真的，这个机会也是真的。 那么，就让他来做点什么，让德意志再度伟大吧！让那些自以为永远站在文明顶端，打着正白旗的法国佬，统统去吃屎吧！ 因为右手残疾而在胸中那口积郁已久的怨气，总算借由这阵粗鲁但痛快的心声宣泄了大半。瓦尔特长吁一口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目光从窗外收回，落到面前那张空荡荡的木桌上。 随即，他坐直了身子，拉开右手边那个半开的抽屉，翻出一只褐色表皮的记事本，又从笔筒里抽出一支蘸水笔，拧开墨水瓶盖。 依然是左手握笔，开始往下写，力道清晰，一行一行，但全是汉语拼音： Yi dao su（胰岛素） Baingduoxi（百浪多息） Qingmeisu（青霉素） fei ji（飞机） chai you fa dong ji（柴油发动机） lv daitan ke（履带坦克） du qi dan（毒气弹） shan dian zhan（闪电战） man shi tan yin（曼施坦因） long mei er（隆美尔） xiao hu zi？（小胡子？） …… 他写得很慢，每个音节都对应着一个清晰的念头。这些词若是被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看见，无论懂不懂汉语，都无法理解它们的含义。 拼音是二十世纪中叶，才在东大全面推广的语言工具，此刻的欧洲人即便偶遇过传教士留下的汉字注音手稿，也绝不可能将这些看似随意的拉丁字母组合看懂。 毫无疑问，这些关键词就像一串加密的密码，只有瓦尔特自己掌握密钥。 …… 圣诞节与新年伊始，瓦尔特收到了一封来自普鲁士军部指定裁缝店的通知函，上面用工整的哥特体写着他的军服已经缝制完成，请他择日前去试穿取回。 大约两个小时后，瓦尔特出现在那家裁缝店。店堂里弥漫着羊毛和浆布的气味，裁缝是个蓄着灰白胡须的矮个老人，动作利落地帮他套上那件深蓝色的冬季军服。双排铜扣在胸前一字排开，领口和袖口镶着暗红色的滚边，肩章的位置还空着，等着他自己去普鲁士军部钉上。 老裁缝替他整了整后领的褶线，退后半步端详了一下，点了点头，什么也没多说。瓦尔特对着镜子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那身军服穿在身上比他想象中要合衬，肩线服帖，袖长刚好露出手腕。 因为是私人定制，这位军医官摒弃了看似天线的尖顶盔，选用了带有黑白色帽徽的大檐帽。当瓦尔特将右手缩进袖口里，只是伸出左手去扣领口的钩扣的时候，老裁缝装低下头，作没看见。 第二天一早，依然是医生打扮的瓦尔特，依照预约时间来到普鲁士军部大楼。那是菩提树下大街上一栋灰色的古典主义建筑，门廊上方的砂岩浮雕已经被煤烟熏成了灰黑色。 他穿过铺着黑白方格地砖的门厅，沿着楼梯上到二楼，在挂着“预备役军官事务处”铜牌的房门前站定，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传来一声“进来”。 房间里坐着一个中校，秃顶，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桌面堆满了一排排蓝色的活页夹。瓦尔特递上自己的委任文件和裁缝店出具的尺寸确认单。 中校翻看了一遍，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垂在身侧的右手上停了不到半秒，随即低下头，从抽屉里取出两只银灰色金属底的少尉肩章，搁在桌上。 “少尉，军医官编制。”中校把肩章朝他推过去，“钉上就行，相信裁缝那边已经留了位置。” 瓦尔特用左手拿起那对肩章掂了掂，不重，黄铜的鹰徽和银色底衬映着窗外的天光，闪闪发亮。与普通步兵或骑兵少尉的肩章不同，这对肩章在鹰徽底托与银衬之间，夹着一道窄窄的暗红色丝织嵌条，嵌条的正中绣着一条极细的、盘绕在手杖上的蛇，这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医学的古老徽记。 普通军官的肩章只有兵种识别色，红色是炮兵，白色是步兵，黄色是骑兵，而军医官则多出这枚蛇杖符号，将他和佩剑的、骑马的、扛枪的军官们区别开来。 端详片刻，瓦尔特正要把肩章收进口袋，中校右从桌面那一摞活页夹里抽出一张表格，用钢笔尖点了点其中一栏。 “还有件事，科勒军医官。按照预备役军官条例，你每年需要在指定的军事单位完成五到八周的临时服役。”中校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当然，作为军医官的特殊优待，地区由你自己选择，包括柏林附近的军营、后备驻防地或者军事院校，只要在普军编制内都可以。你先考虑一下，在上面签个字，我这边的登记就算完成了。” 瓦尔特接过表格，目光在那几行备选单位列表上掠过。他的视线几乎没有犹豫，就落在了一行字上：利希菲尔德，普鲁士王家军官学院。柏林近郊，电车可达，不需要搬到远处去，也不影响他在夏洛特医院和柏林警察局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那里只是一个训练军官的学校，没有野战部队那样严苛的日常操练，他在军校里面更像是一名随诊的驻校医生，大多数时候只需要坐在诊疗室里等学员来报到。 他拿起那支钢笔，用左手在表格上写下“利希菲尔德，普鲁士王家军官学院”，然后签了名，把表格推回给中校。 中校看了一眼，点头表示登记完毕，把表格合进活页夹里，就挥手让他走了。 数天之后，瓦尔特换上了那套深蓝色的冬季军服。左肩的银底肩章上，蛇杖纹饰在晨光里泛着细微的银光。他站在寓所的穿衣镜前，把领口的钩扣系好，正了正领结，又用左手把帽檐压平。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少尉军医官，普鲁士王家军官学院的兼职驻校医官。 他深吸一口气，出了门。 …… 第32章：发现瑰宝 利希菲尔德地区，地处柏林西南郊，从威廉大街坐到市郊的有轨电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因为本次只是来军校报个到，瓦尔特没有行李和医生包，仅有一个公文袋，证件和公函都在里面。 有轨电车的车体是墨绿色的，木条长椅磨得发亮，早班出城的乘客很少，整个车厢除了瓦尔特，就仅有一个老妇人，抱着菜篮望着窗外。 车出市区后，街道窄了下来，路两旁的楼房换成矮屋，接着是田地。铁轨在荒草间延伸，车轮碾过道岔时发出哐当的闷响，车厢跟着晃一下。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远处能望见一片灰白色的围墙和坡地上的主楼屋顶，偶尔露出一片平整的操场和白色的训练营房，那便是军校了。 瓦尔特在利希菲尔德站下了车，沿着一条笔直的林荫道走了大约10分钟，便看见了那座灰黄色的主楼。主楼正面挂着黑鹰盾徽，门前旗杆上帝国黑、白、红旗帜被风扯得哗哗作响。 门口的值勤哨兵验过他的委任状和通行证，抬手朝他敬了个礼，他微微点头回礼，走了进去。接待瓦尔特的是学校副官处的一名上尉，布劳恩，四十岁上下，圆脸，说话和气。 布劳恩上尉把他领进二楼的副官办公室，翻了翻登记簿，把瓦尔特的姓名和服役期限填进去，然后抬起头来说：“科勒军医官，学校医务室在主楼西翼一楼，常驻一位军医官，以及两名护理兵。目前驻校的军医官是勃兰特上尉。 今后，你一旦接到学校服役通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岗。不仅如此，每次的临时服役期，必须连续待满七天，不能拆开。也就是说，你选好一周，就得从周一到周日都在医务室值班。而且服役期间，也不得随意离开军校，更不能选择在校外过夜。等到年底的时候，学校在给军部报告中，会如实记录上述情况。你明白吗？” 听到这里，瓦尔特猛地并拢靴跟，鞋底在木地板上磕出一声脆响。脊背挺得笔直，下巴微收，目光平视前方那枚上尉的领章。 “是的，上尉！我今天只是来学校报到。至于具体的服役日期，我将无条件服从军部和学校的安排。”他的声音洪亮，在房间内撞出回响。 布劳恩上尉的目光在瓦尔特身上停了一瞬，靴跟并拢的脆响、挺直的脊背、平视的目光，连同那句“无条件服从”答得没有半分犹豫。 下一刻，上尉眼角的细纹已舒展开来，颔首时嘴角带出满意的弧度。他把桌面上那本深蓝色封面的小册子朝瓦尔特推过去。 “这是医务室的值班手册和药品清单，你先看看。嗯，不必现在就细翻，这个可以带回去看。头一次来，熟悉熟悉规矩就行，不用着急。” 瓦尔特伸出左手接过册子，把册子夹进大衣内侧口袋。 “谢谢上尉。”瓦尔特说，依旧保持着立正的姿势，直到布劳恩上尉随意地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放松下来，他才略微松了松肩胛。 上尉合上登记簿，正准备说些客套话结束这次会面。 瓦尔特却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口问道：“对了，上尉，我刚才在门厅里看到墙上挂着学员名册的框架。我负责的既然是学员的日常医疗，最好提前了解一下在校学员的大致身体状况，有没有长期病号、体质偏弱的、或者有过重大伤病史的。这样我在下次值班时心里有个数。” 布劳恩上尉不以为意的笑了笑，说：“这个好办，医务室有每一名学员的健康档案，你待会儿自己去翻翻就行。” 1小时之后，瓦尔特居然在学校的花名册里找到了好几个“熟人”，这其中包括：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海因茨·古德里安，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里希特霍芬，11岁，去年入学，骑兵预备班的小家伙，身材偏瘦但骑术不错，上个月骑马摔过一次，擦破了膝盖，之后就没别的了； 古德里安，15岁，从卡尔斯鲁厄军官学校转学来的，军校预备班，身体结实得很，从来没进过医务室； 至于曼施坦因，16岁，去年入学，步兵班，瘦高个儿，柔韧性差点儿，但也没什么大毛病。 …… 重新回到柏林市区的第二天，瓦尔特正待在红堡地下室的法医办公室里整理一批旧案卷，楼道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节奏明显比平时快。 是甘纳特！他猛地推开门，连门板都没来得及带上，就站在门口说了一句：“嘿，我的朋友！有好消息了。那个肇事的马车夫，已经找到了。” 瓦尔特猛地抬起头。 甘纳特走进来，随手带上门，语速很快的说道：“没错，就是去年9月，在菩提树下大街故意撞伤你的那一个。我查了整整三个月，医院急诊记录、马车工会的花名册、那一片区所有报案的事故档案，全对了一遍，总算锁定了身份。” 他喘了口气，才把后面的半截话吐出来，“那人叫赫尔曼·舒尔茨，住柏林东区，平时在那条街附近跑短途货运。” 瓦尔特先是沉默，然后冷静的问道：“哦，他现在在哪？” 甘纳特的表情忽然迟滞了一瞬，低声说道：“死了。大约半个月前，死在自己屋里。第6分局的警察请附近私人诊所的医生，做了一次简单尸检，记录上写的是酗酒导致的肝功能衰竭。” 瓦尔特没有立刻接话。他看着甘纳特，目光在那张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像是在等一个漏掉的重要补充。然后他问：“具体日期是哪一天？” 甘纳特翻开笔记本，拇指压着页边划了两行：“法医到场时，尸体已经开始出现少量尸斑，推算死亡时间大约在去年12月26日。邻居说平安夜听到他在屋里喝了不少酒，闹了一阵动静，第二天敲门就没人应了。因为那家伙平日人缘不怎么样，所以过了好几天，才被其他邻居发现。” 瓦尔特在脑子里把日期叠了一下，“12月25日？！”，普鲁士军部正式批准了自己的预备役少尉军医官任命。而在第二天，他花了几个月寻找的肇事车夫，就莫名其妙的死在了自己屋里。 早不死、晚不死，等到瓦尔特刚有了自保能力，就死了。 …… 第33章：线索断了？ 瓦尔特沉默了片刻，这才开口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现场看一看？” 甘纳特忽然笑了一下，把手里一张折好的纸条递了过来，说：“哈哈，我已经向霍夫曼警长汇报过了。” 瓦尔特接过纸条展开，上面是霍夫曼的熟悉手迹，右下角盖着柏林警察总局的外勤许可章。 “昨天下午我把所有资料理成了一份简报，放在了他桌上：车夫身份、住址、死亡记录、工会出车记录，全齐了。警长看完就说了句：‘既然查到这里，那你就带着博士一起去看看。’” 甘纳特拍了拍大衣口袋，“走吧，局里的马车还在门口等着。” 几分钟后，两人坐上一辆深灰色警用马车，穿过亚历山大广场，沿着施普雷河一路向东。 车子越往东开，街面就越发破败。路窄了，两旁的房子也矮了下去，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里头灰扑扑的旧红砖。窗框上的木头早被煤烟熏得发黑。街角胡乱堆着几个煤筐和废铁桶，地上的积雪早被踩成了深灰色的泥浆，车轮碾过去，溅起一溜乌黑的泥点子。 在这里。没有西区那种宽阔的临街立面和大理石门厅，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出租公寓，一栋楼里住着几十户，上百号的人家，晾衣绳从窗户斜拉出去，在冷风里微微晃荡。 马车最终在一栋三层旧楼前停下来。甘纳特踩着咯吱作响的楼梯先上了楼，瓦尔特跟在身后，楼道里光线极暗，好在有头顶一盏煤气灯隔着两层楼板透下来的一团微光，不至于腿脚突然踏空。 舒尔茨住在顶楼靠里的一间，门上的锁已经被警察拆下又重新装了回去，甘纳特掏出一把备用钥匙打开门，然后闪过一旁，让瓦尔特先进去，自己守在外面。 房间很小，一张窄床顶着墙壁，窗户不大，窗帘不知被扯去了哪里，只剩下几根断掉的麻绳垂在窗框两侧。桌面上搁着几个空酒瓶和几只杯子，大都蒙着一层灰，无论是瓶底还是杯底都残留有少量酒水。 于是，空气里依然弥漫着陈旧的酒精味，混着好几天没开过窗的沉闷。墙角扔着几件换下来没洗的衣物，其中一件外套的口袋翻了出来…… 一进门，瓦尔特就已环视了整间屋子。视线从桌面一路滑向墙角、窗台，最后落在床上。床单掀开一半，露出底下老旧的床垫，边缘还留着几块略深的斑迹。他蹲下身端详片刻，没去碰，便站起身，又绕着屋子转了一圈。 走到靠桌角的地面时，他停住了。鞋底踩下去时，其中一块木板的触感微有异样，比旁边的地板略略松动了一点。他蹲下身，用左手沿着木板的边缘摸了一圈，果然在一侧摸到了一个微小的翘起。 “带了小刀吗？”他侧头询问守在门口的甘纳特。 甘纳特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折叠刀，打开了递过来，瓦尔特用刀尖沿着缝隙撬了几下，木板松动了，他捏住边缘把它提起来。地板下是一个浅浅的暗槽，大约十公分深，槽底躺着一只用旧布包裹的扁平铁盒，外面还裹了一层油纸，绳子在四角缠了几道。 他把铁盒取出来放在桌面上，拆开包裹，里面露出一只深蓝色丝绒钱袋，袋口用一根细银绳系着。 钱袋的绒面已经有少许磨损，左前角绣着一枚纹章，很小，只有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但针脚细密，图案清晰可辨。 很快，瓦尔特的手指在触到那枚纹章的瞬间停住了，那是他认得这个图案。原主童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母亲索菲亚·科勒曾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从一只旧木匣里取出一块布片，上面绣着同样的纹章。 很多时候，她只是轻轻摸了摸，就放了回去，没说那是什么，但那个图案被童年的眼睛牢牢记住了，从此再没有忘记过。 瓦尔特回忆起来了，自从母亲突然去世之后，那个装着所有秘密的旧木匣，就突然找不到了。也是在那个时候，瓦尔特本人居然得到了“某个好心人”的无偿资助，继而进入到他梦寐以求的文科中学。 “发现了什么没有？”甘纳特站在门口，似乎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瓦尔特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是把地板恢复原状，然后盖好的铁盒放在桌面上，右手压着盒盖边缘停了几秒，才抬起头来看向门口。 “都是一些私人物品，钱袋里面有几枚银币，还有一封信。” 甘纳特轻轻的“嗯”了一声，等着瓦尔特继续说下去。 瓦尔特看着他，目光比平时沉了几分。“甘纳特，我的朋友！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这件事，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包括这只铁盒，还有里面的东西、以及地板下面的暗槽，能不能暂时不要写进报告里？” 甘纳特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原本倚着门框的脊背忽然绷紧了。 “查出什么了？” 瓦尔特把手从铁盒上收回来，站直了身子。他面对着甘纳特，两人之间的距离大约两步远，房间里很安静，窗外远处隐约传来街上的车轮声。 瓦尔特不再隐瞒，他说：“这只钱袋上绣着的纹章，我在10多年前亲眼见过……是跟一些我不方便在这里说的事情有关。” 他没有移开视线，继续补充道：“而且，车夫舒尔茨的死，时间点选择的太巧了。我拿到少尉军医官任命状的第二天，肇事者就死在了自己屋里。尸检报告说肝功能衰竭，邻居只提到平安夜他喝了不少酒。但一个常年跑短途货运的穷车夫，为什么要把一只绣着贵族纹章的钱袋，藏在自家地板下面？” 瓦尔特停了一下，把那封信从钱袋里重新取出来，展开，但没有递给甘纳特。“这封信是用暗语写的，我暂时还无法破译。只是收信人不是舒尔茨。但我看得出来，措辞方式、称呼格式、还有几处刻意留下的空白，都符合某些特定通信习惯。” 说着，他又把信纸折好放回钱袋里，“这封信是舒尔茨从别处弄来的，也许是从雇主那边偷的，也许是捡的，但他留着它，说明他知道这东西有价值，也可能知道拿在手里会要命。嗯，也许就是这个东西要了他的命！” …… 第34章：暂停调查 甘纳特的嘴唇微微蠕动了一下，显然是想说什么，但被瓦尔特接下来的话压了回去。 “这个案子不简单，比一个肇事车夫酗酒死亡要深得多。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你把今天看到的东西写进报告里，接下来问话的人，很可能就不是霍夫曼警长或是米勒督察，而是其他部门的人……我不想你卷进去，因为对方的实力太强大了。就像一座大山，如今的我们根本撼动不了。” 甘纳特沉默了几秒。他的视线从瓦尔特脸上移到那只铁盒上，又从铁盒移回瓦尔特的眼睛。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这桩案子，明面上的线索已经彻底断了。你查到的资料里，车夫已经死了，死因明确，没有外伤，没有他杀迹象。所以，就按第6分局的调查结果，做最终结案吧。” 瓦尔特接着说，“我今天来现场，看到的只是几只空酒瓶和一间没人收拾的屋子。铁盒不存在，钱袋不存在，信也不存在，没有任何发现。” 甘纳特慢慢吸了一口气，然后呼出来，把目光移向旁边那扇蒙着灰的小窗。“你这是在让我替你瞒报证物。” 瓦尔特没有回避什么，他说：“是的，算我欠你一份情！另外，我也是不想让你在这件事里走得太深。这潭水底下有什么，我现在知道一点，但是还看不全。不过，里面隐藏的危险，却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房间随即安静下来，但不一会儿，楼道里传来楼下某户人家关门的声音，是隔了几层楼板传上来的。 甘纳特把手从门框上放下来，插进大衣口袋里。他先是点了点头，而声音比刚才轻了几分。 “行，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今天来找舒尔茨的住处，屋里翻了一遍，只有几件旧衣服和空酒瓶子，至于其他的我没见过。” 他上前一步，低声说道：“你最好把那个盒子处理干净了。” 此刻，瓦尔特没有说谢谢，因为那两个字在这种情况下轻得不像话。他只是把铁盒重新用布和油纸裹好，放进了医生包内层，然后走到门口，在甘纳特身旁站定。 甘纳特微微偏头，示意他先下楼，“走吧，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瓦尔特沿着昏暗的楼梯往下走，甘纳特跟在他身后两三级台阶的地方，两人一路之上保持沉默，谁也没有开口。 直到他们重新坐上那辆深灰色的警用马车，甘纳特才侧过头看了瓦尔特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欠我一份香草蛋糕。” 瓦尔特拍了拍对方那开始隆起的大肚子，随手将铁盒子里获取的12马克银币，全部塞进了甘纳特的口袋里，笑着说道：“不、不、不，我的兄弟，必须要十份甜食！” 回到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处时已经入夜。瓦尔特锁好门，在桌边坐下来，煤油灯的光圈拢住桌面上那只钱袋。他把钱袋里的信纸重新取出来，放在灯下。信已经看了两遍，那些暗语构成的句子在他脑子里拼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收信人不在柏林，写信人在叮嘱某件未完成的事，落款处没有任何名字，只有一枚纹章的描摹，像是写信人刻意用笔尖勾出来的。 真正让他沉默的，就是那枚纹章。它指着一个方向，一个在他心底反复推演过无数遍，却始终不肯轻易去触碰的深渊。 夜深了，瓦尔特在灯下坐了很久。窗外偶尔传来车轮碾过石板路的闷响，又渐渐归于沉寂。他默默将物件收拢，妥帖地塞进钱袋，锁入桌底的暗屉。纹章背后牵扯的势力有多庞大，自己手里这点筹码又有多单薄，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清楚。 现在追下去，除了把自己的行迹彻底暴露在明处，不会有半点收获。肇事车夫已死，明面上的线索断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有时反而是好事。 抽屉推上，煤油灯一吹，四下便彻底黑透了。瓦尔特摸黑躺下，闭了眼，可那枚该死的纹章影子依然黏在眼皮上，就像一扇死死卡住的门。 算了，还是等到自己攒够了力气，再来砸开它。 至于眼下，不如先睡。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透，瓦尔特便下了床。他从抽屉里取出那只钱袋和书信，就着煤油灯从头到尾细看一遍，随即以汉语拼音的方式誊抄了一遍信文。做完这些，他又将纸上的内容及纹章样式反复默念，直至烂熟于心。 最后，他走到水池边，拢起一簇火，把带纹章的钱袋和原信，一并投进火舌，灰烬不存。至于誊抄拼音文的那个记事本，瓦尔特基本都是随身携带。即便被人窥视，也不担心泄密。 此后的日子，瓦尔特没有再试图破译那封信，也没有翻查任何与那枚纹章有关的记录。有时候，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所以他在等，等自己攒够了反击的实力。 事实证明，瓦尔特的谨慎绝非多余。 几天后的夜里，在他回到房间时，察觉到有人来过的痕迹。虽说钱物俱在，可抽屉、被褥、书册的摆放都乱了分寸。毫无疑问，这不是窃贼，而是探子。 只可惜，这个时代没有监控录像。 …… 过了几天，瓦尔特换上一件深灰色的便装大衣，没有穿那身军医官的少尉制服，也没有佩任何能表明身份的徽章，再次站在了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的府邸门前。 他按响门铃，来开门的依旧是那位熟悉的中年男管家，灰发，深色燕尾服，看清来人身份之后，管家随即微微欠身，将客人引进门内。 瓦尔特跟在管家身后穿过门厅时，明显感觉到之前的紧张气氛已减少了很多。 上次来的时候，伯爵府邸里就有穿便衣，装扮成马车夫的汉子靠窗站着，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来往的人。此刻那扇窗边空无一人，窗台上连一个烟灰缸都没有留下。 沿着走廊往前走，经过通往厨房的侧门时，曾经在过道里匆匆穿行的那个年轻女仆莉泽，已经换成了一个面孔陌生的中年妇人，正站在茶水间门口擦一只银盘，头也不抬。 瓦尔特把上述变化收进眼里，但什么也没问，也不打算问…… 第35章：入职外交部 管家将客人引上二楼，在书房门前站定，轻轻叩了两下门，然后推开，侧身让瓦尔特进去。 此刻，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正站在书房的壁炉前，背对着门站在窗边，一只手插在马甲口袋里，目光落在窗外。听到敲门声与脚步声，他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比瓦尔特记忆中要松弛了一些。 “科勒博士，请坐。”伯爵朝他示意了一下扶手椅，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 瓦尔特落座后，管家从走廊外接过仆役送来的两杯热咖啡，端进书房，在两人面前各放了一杯，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伯爵开门见山的说，“前天，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已经全面收了网。整个过程比预计的要顺利得多，涉案的十三名间谍，包括他们的头目，全部落网，一个都没漏掉。” 他抬眼望向瓦尔特，壁炉里跳跃的火光落进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眸里。 “你知道那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是阿尔萨斯与洛林，帝国直辖领地，至今还有人在效忠那个腐朽没落的法兰西。” 伯爵谈及“法兰西”三个字的时候，有种让他牙龈发酸的味道。 “三十多年前我们打赢了那场战争，从法国人手里拿回了本该属于德意志的土地。可整整三代人过去了。还是有一些人，他们领的是帝国的薪水，走的是帝国的街道，呼吸的是帝国的空气，心里装的却还是巴黎那面三色旗。” 他沉默了几秒，喉结滑动了一下，忍不住骂道：“这些该死的叛徒。”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以法兰西第二帝国在色当战役中的溃败告终。拿破仑三世被俘后，巴黎随即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并决定结束这场法德战争，开启同胜利者的和谈。 依照1871年5月两国共同签署的《法兰克福条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仅向获胜的德意志帝国赔偿50亿金法郎，还割让了德意志人口占多数的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贝尔福地区除外），以及洛林的一部分（主要是摩泽尔省）。 随后，这片被割让的土地被德意志帝国设为帝国直辖领地，由帝国直接管辖，不隶属于任何邦国。 其后的数十年里，德国在总督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大，客观上提升了该地区的生活水平，其中，洛林的铁矿和阿尔萨斯的纺织业被整合进德国工业体系，德国在此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养老、工伤），这在当时领先于法国；修建了铁路网、运河和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如斯特拉斯堡的新城区） 只是这种“经济胡萝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阿尔萨斯及洛林地区的底层民众的不满，但无法抵消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疏离感…… 至始至终，瓦尔特背部挺直的坐在扶手椅里，没有摇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静静的充当一名听众，时不时的，也会点头附和一下主人的观点， 不久，伯爵重新抬手整了整马甲的领口，把自己从某种家国情怀的情绪里重新拉回来。似乎感觉不解气，他忿忿的补了一句：“那些德意志叛徒，目前都关押在政治科的审讯室。如果我是法官，一定会送他们上绞刑架！” 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柏林警察局的政治科属于警察系统的核心部门之一，是一个权力很大、令人畏惧的机构。它主要针对被视为“国家公敌”的社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外国间谍等进行监控和镇压。 主人重新回到座位时，端起了咖啡杯，书房里安静了片刻。壁炉里的木柴又塌了一下，瓦尔特主动上前，向壁炉里添加了几根新的木材，很快火焰中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显然，瓦尔特的此举并非客人的行为，更像是下属为上级提供的服务。 伯爵扫了瓦尔特一眼，放下杯子，会意的笑了笑，说，“那个女仆莉泽，也是在前天晚上被秘密警察带走了，对外宣称是回斯特拉斯堡探亲。如今的伯爵府里，除了我与管家之外，没人知道她的真实下落。” 伯爵说完这句话，便没再继续，伸手把桌面上一只信封朝瓦尔特推了过去，“这是你的奖金，一千帝国马克。” 瓦尔特说了声“谢谢”，接过装有现金的信封放在大衣内袋。至于莉泽去了哪，是审讯室，还是牢房，完全不在瓦尔特可以过问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打算过问。 瓦尔特抬起眼，直视着书房的主人。他说：“伯爵阁下，我考虑清楚了，您的邀请我愿意接受。不过，我还有三个条件，希望能得到您的通融。” 伯爵微微颔首，示意这位新部下继续说下去。 “第一，我尽量不参加任何需要离开柏林的外勤行动。今后，我明面上的工作范畴，基本是在柏林警察局的法医办公室，偶尔的也会前往柏林候补军官学院，完成每年8周的服役期。因为分身乏术，在夏洛特医院那边的工作，我将会在这几天选择主动离职……由于我基本不参与外勤，但会认真处理送到我面前的指令和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我的分析及结论。” 伯爵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打断面前的瓦尔特。 “第二，我不需要固定的值班时间，也不希望在威廉大街76号打卡坐班。您什么时候有东西需要我看，派人送到红堡的法医办公室，或者提前一天通知我，我会安排时间处理。平时我不会出现在威廉大街，也不会参加任何外交场合的各种宴会、酒会，尽可能的减少我在公众面前的曝光次数。” 说到这里时，瓦尔特微微抬起他那基本残疾的右手，摸了摸。这个高度足够让伯爵看到，并理解自己的苦衷。 “第三。”瓦尔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秒，然后看着伯爵的眼睛，“我的身份不变。对所有人，柏林警察局聘用的助理法医，预备役军医官。至于在外交部的情报工作，暂时还不便于公开。” …… 第36章：阶级的跃升 壁炉里的火光在伯爵的脸上跳动了一下，他安静的听完了瓦尔特提出的全部三点。 伯爵说，“科勒博士，你提的这三个条件，恰好都是我希望看到的。” 听到这里，瓦尔特的心情立刻由紧张转为轻松，左手也微微松了松。 “事实上，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在马路上跑腿的信使，也不是一个需要在会客室里陪人喝茶聊天的绅士。”伯爵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看着大街上来往的马车，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看懂复杂报告里，那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的人。一个能从几十页看似无关的记录里，拼出某些特定机构行动轨迹的人。这些东西不需要你出柏林，更不需要你身穿燕尾服去赴宴，甚至不需要你定期来我这儿报到。” 伯爵转过身来，目光落在瓦尔特身上，“你需要继续做你已经在做的事。至于你在外交部的身份，将归于保密档案。” 瓦尔特沉默片刻，然后站起身来，朝伯爵微微欠了欠身，一如上次在会客室里那样。但这次欠身的幅度比上次略深了一些。没有多余的言语，也不必说明，那是一个下属对上级的敬意。 既然双方建立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冯·埃伯施泰因伯爵也随即给瓦尔特，分配了接下来的工作部署。 他说，“你接下来的第一项任务，是作为外交部的秘密代表，前往克斯滕街的政治科，了解审讯法国间谍的最新进展。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配合秘密警察的审讯。一周之内，我会以外交部名义致函政治科警监冯·克莱斯特，并告知你的真实身份。未来的工作，会有专人与你对接。” 他停顿了一下，那是在确认最后一件事是否交代清楚了。他补充了一句，“另外，你的薪资与外交部门里的中级文职相当，每月五百马克。至于补助、津贴与奖金，另计。” 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颔首。不得不承认，帝国外交部出手比起柏林警察局要阔绰的多。区区一个中级文职，月薪就多达五百马克。 要知道，在如今的柏林，这500帝国马克，相当于一个中等公务员两个多月的薪水，比他在夏洛特医院和柏林警察局两处加起来的收入，高出了两三倍。 不过转念一想，这倒也寻常。 毕竟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架构里，外交部与首相府很多时候都是合署办公，包括现任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同时也兼任外交部长。 确切地说，是帝国国务秘书。首相亲自掌舵的部门，国家层面的预算方面，自然宽裕得让其他衙门无比眼红。 单单这每月五百马克的固定薪水，还有每个季度，单独发放的绩效奖金和补助津贴，已足够让瓦尔特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 在1904年的柏林，月薪两百马克的中级文职人员，已经算是“体面的小市民”，能够租一套像样的公寓，偶尔去趟剧院，维持不拮据的日子。 而月薪五百马克以上，则意味着瓦尔特的一只脚，已悄无声息的踏入了上流社会的门槛。那不是活着，是很好的生活。 如今的瓦尔特，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柏林西区，夏洛滕堡区的那种宽敞的、带多个房间的高级公寓，客厅里铺着波斯地毯，窗台上摆着瓷瓶，门厅里通常会雇佣一两名全职佣人，一个负责打扫和洗衣，一个负责做饭和采购。 只要瓦尔特愿意，他甚至有了出入剧院包厢的底气，可以邀请某位贵族小姐，并在宫廷歌剧院订下固定的座位。等到散场后，两人还可以去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高档餐厅，用一顿三、五道菜的晚餐。 如果经济再宽裕一些，比如说瓦尔特成功迎娶了某位自带不菲嫁妆的女性，他还能考虑租用一辆专属马车，或是选择一辆非常时髦的奔驰汽车，而不必再在雨天的街角，等候那永远不准时的公共马车，或是人挤人的有轨电车。 除了这份高额薪水，外交部门的文职还意味着拥有丰厚的退休金承诺，国家补贴的住房津贴，以及…… 虽然伯爵没有明说，但瓦尔特心里清楚.那些隐形但真实存在的资源，譬如子女进入贵族学校就读的推荐名额，高级俱乐部的入会资格，某些场合不需要排队的长长走廊。 当然，他也清楚地知道另一件事。德意志帝国不会永远像此刻这样稳固，欧洲大陆上的火药桶，准确的说是巴尔干半岛火药桶的引信正越烧越短。 万一将来有一天，德国在那场许多人已经在悄悄议论的欧洲大战中落败，那么此刻五百马克的月薪，还有瓦尔特在商业银行里的数千帝国马克的存款……全部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废纸。 那个时候的柏林，一个面包会卖到五十万马克，人们推着一整车纸钞去买一磅黄油，钱袋里塞的再多也抵不过半筐土豆。 当然，这是针对普通德国人而言，对于知晓历史走向的瓦尔特，他已经悄悄的为自己安排好的后路。 …… 毫无疑问，经过改良的瓦尔特大脑，就宛如一颗多核CPU，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多重任务。因此，即便他脑海中正经历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与伯爵上司，面对面时的从容对答。 尽管他尚不清楚自己将以何种身份，与克斯滕街的政治科警察共事，但他依然毫不迟疑地接下了这项任务。那是从亚历山大广场到克斯滕街，步行也不过七八分钟的路程，根本不费劲。 至于与政治警察的合作，他倒觉得是无所谓了。眼下的政治科虽然行事乖张，但终究不是三十多年后那个令人闻风丧胆，草菅人命的盖世太保。更何况，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会隐藏在暗处行事，只要不头脑发热，主动去抢风头，就不会惹上太多麻烦。 更重要的是，这是直管领导第一次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必须办得漂亮，绝不能搞砸。曾作为东大“体制内”一员的他，对这条生存法则深谙于心。 当所有问题敲定，瓦尔特已考虑在是不是要主动起身告辞之际，伯爵忽然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天马行空的谈及了另外一个话题。 …… 第37章：日俄战争的影响 “前几天，驻东京使领馆那边递上来一份情报，是关于远东的。上面说，日本人在朝鲜半岛调了不少船，而俄国的谈判代表也还在满洲，双方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军都没有撤。外交上谈着，军事上僵着。你怎么看？” 这段时间，柏林各大报纸几乎天天刊登日俄谈判的消息，头版标题隔两日就换一个花样。那是从俾斯麦时代开始，德国人习惯于向外看，对国际上的事尤其上心，咖啡馆和酒馆里最常见的就是几个人围坐一桌，摊开报纸争得面红耳赤。有人说俄国在满洲修了铁路不会轻易退让，有人反驳日本的海军会把旅顺口堵死，谈判桌上绝无让步余地…… 听到上司的询问，瓦尔特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手中捧着的咖啡，看着热气在杯口上面慢慢散开，脑海里快速“回顾着”即将开启的日俄战争的过程及后果。 “一定会打，而且是日本率先偷袭！”瓦尔特笃定的说。对于这类“即将发生的历史”，他自然是信手拈来。而且伯爵之前就供职圣彼得堡使领馆，对于俄国人的傲慢与愚蠢，比起其他欧洲人都要熟悉三分。 伯爵笑着问道：“现在日俄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虽说谈得不怎么愉快，但你怎么知道会打，而且是日本人率先偷袭。” 瓦尔特猛地抬起头，此刻的他已决定不再低调了，必须在这个时候，显露出常人难以匹及的情报分析能力。 “日本的偷袭属于上千年的传统，其中就包括上一次的日清战争。对于国土狭小、资源贫瘠的日本而言，‘主动偷袭’早已不是一种单纯的战术选择，而是深深烙印在他们战略思想里的路径依赖。” 他顿了顿，眼神中透出洞悉一切的锐利：“当一个体量弱小的国家在尝到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甜头后，便会形成致命的惯性。面对如今远东错综复杂的局势，日本高层绝不会选择堂堂正正的阵地消耗战。他们一定会故技重施，在外交斡旋的掩护下，寻找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节点，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此刻，日本需要时间来完成最后的战争动员。同样的，俄国的谈判代表也只是在拖时间，等待来自俄罗斯本土的增援。 毫无疑问，俄国的最大问题是距离。从欧洲往远东运兵，西伯利亚大铁路单程需要一个月，全线还是单轨，运力有限。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兵力满打满算不到十万，欧洲部分的部队要调过来至少两个月。 与此同时，日本的海军已经完成了集结，陆军动员也基本到位。如果现在不打，等俄国人把铁路全部修完，海陆两边的增援都到了，旅顺要塞加固完毕，那么实力弱小的日本，就再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伯爵没有说话，安静的看着他。 瓦尔特继续说道：“而且俄国人自视太高，他们觉得日本是黄种人，国力、工业、军力都不足为虑。这种轻敌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我可以大胆预言，日本一旦开打，目标很明确： 依然是海军先动手，偷袭旅顺港的俄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陆军在朝鲜和辽东登陆，把旅顺围起来……与十年前的日清战争如出一辙。 制海权一旦落到日本手里，俄国的远东舰队就被困在港里出不来，陆军的海上补给线也就断了。剩下的只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一条单线，弹药、粮食、增援全靠它往里送，只要沿线的桥梁和隧道被破坏，前线的供应随时会出问题。至于圣彼得堡折腾的太平洋第二舰队，伯爵您应该比我更清楚。” 听到这里，伯爵的目光凝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日俄谈判会破裂，两国战争会爆发，这是外交部认定事实。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如此肯定俄国会输？ 毕竟，两国的体量相差太大了，俄罗斯在欧洲也属于列强，并非愚昧不堪的清国。一旦将战争拖延两三年，国小势弱的日本首先会撑不住。” 似乎是感觉自己泄露天机太多，瓦尔特不再正面回答，随即抛出自己的杀手锏，一个令德国外交官无法反驳的理由。 他说：“让俄国在远东和中亚的扩张行为受挫，这是英国期待的结果！如今的英国，虽说打赢了第二次布尔战争，但实力已严重受损，无法独自应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所以它一定会在‘光荣孤立’和‘严守中立’的外衣下，行全力支持日本，遏制俄国之实。 一旦日本重创了沙俄在远东的势力，俄日双方承认英国在华的特殊权益。然而最麻烦的，是战败之后的俄国，其战略重心势必会转回东南欧和近东，继而对我们传统盟友，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蚕食，还有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地区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关键的是，英法两国将会明里暗地，支持俄国在上述地区的扩张，作为圣彼得堡在远东地区的损失补偿。” …… 第二天，瓦尔特那番关于日俄战争的判断，便以简报形式，由冯·埃伯施泰因伯爵亲自送到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的书桌上。 简报篇幅不长，行文干练，只列了三条结论： 一、日俄谈判将在入夏前破裂； 二、日本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海陆攻势，夺取制海权后封锁旅顺； 三、俄国未来极有可能战败，并丢掉满洲南部，以至于俄国会将战略重心转向欧洲方向，并在巴尔干和黑海方向，加大对德国的传统盟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压力。 至于瓦尔特在临走前，以极其笃定的语气提出的那几项应对远东局势的方略，身为情报主管的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在斟酌再三后，并没有将其列入呈递给高层的正式简报中。 这并非出于轻视，而是源于一种老派官僚特有的审慎与顾虑。在伯爵看来，瓦尔特的推演虽然令人叹服，但在这份即将送达帝国首相府和总参谋部的绝密文件中，任何未经多重验证的“激进预判”都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政治地震。 更何况，将一名年轻幕僚的越级建言堂而皇之地写进官方报告，不仅会触怒那些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将军们，更可能让瓦尔特本人提前暴露在各方势力的审视之下。 …… 第38章：拒绝树大招风 等到瓦尔特离开后，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到书房，在写字台坐下，将之前自己与瓦尔特的对话，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全部记录下来。 只是在形成最终报告的时候，这位外交官修改了好几遍，瓦尔特说的那些话，还一句、一句的反复在他脑子里过，却迟迟没有落笔，最终定稿。 比起前面那三条，关于日俄战争走向的判断。瓦尔特说得笃定又具体，条理清晰，逻辑环环相扣，身为情报主管的他几乎找不到可以反驳的地方。尤其是伯爵亲眼见识过俄国人身上那种傲慢自大的坏毛病，的确会毁坏这场战争。 瓦尔特曾反复强调：由于英国拉上法国在背后做推手，日俄两国的战争不会达成持久战，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会倒向德国，反而会成为帝国的敌人。 办公室里，伯爵把自己记录下来的这些话反复过了几遍。瓦尔特说“不指望未来的东大站到德国一边”，这个判断倒是清醒。东大面积太大，人口众多，但当下的内部分裂过于严重，短期内不可能成为德意志的可靠盟友。 瓦尔特强调要扶持东大的民族主义者，目的是鼓励他们在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不断的消耗俄国和日本的实力。 俄国在远东多花一分精力，在欧洲就少一分力气。日本在华多投一分兵力，在太平洋方向就少一艘军舰。至于英国，它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最多，东大一旦乱起来，最先受损的是英国商人。 道理对，逻辑也通，只是现阶段的操作层面存在有很大的漏洞。 首先，俄国皇室和德国皇室之间毕竟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威廉二世与他的表兄弟，尼古拉二世关系一直不错。包括这一次的日俄冲突，柏林就一直站在圣彼得堡的立场。万一走漏了风声，外交上没法交代。 就在前几天，政治科总监，冯·克莱斯特向自己通报了一件事，那是皇帝威廉二世直接要求秘密警察们，严查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的反俄秘密结社。那是多名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波兰人弗朗齐谢克·特拉巴尔斯基等9人），长期非法向沙皇俄国运送各类政治宣传品…… 不仅如此，一旦这份建议以书面的形式，直接出现在内阁首相的简报中，就再也不是外交部的两名情报官员，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这么简单了。尤其是对一个靠低调和谨慎，在夏洛特医院、柏林警察局和安全科之间游走的瓦尔特来说，不一定是件好事。 所以，瓦尔特临走前，反复恳求伯爵上司，第四点建议要等到日俄战争最终结束之后，再单独向首相汇报。 想到这里，伯爵把笔拿起来，蘸了墨水，然后在简报的末尾签了字。当然，他最终也删掉了最后一段，就是关于扶植东大民族主义者的那部分建议，没有出现在送往首相府的正式文件中。 “有些陈述，还是点到为止即可。”伯爵决定将瓦尔特的那番石破惊天的见解，暂时压在心底，作为自己应对突发危机的备用底牌。有时候地位不高的人知道得太多，反而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最终，简报刊登的三条结论，只限于日俄战争的走向预判：谈判入夏前破裂，日本先发制人，俄国战败后重心西移。措辞克制，语气保留，没有署名具体提出者。上述文件，是他亲自送到帝国首相府。 比洛亲王把简报看了两遍，搁在桌面上，没有做任何的批注。 次日上午的幕僚例会上，有关日俄战争的分析报告被提出来。讨论了一圈。与会者一致认为日俄开战不可避免，因为伦敦那边在背后不断给日本撑腰打气，俄国在远东又迟迟不肯让步，两边谁都没给自己留台阶，仗迟早要打。 但对于俄国战败并将战略重点转回欧洲的推论，幕僚们普遍不买账。有人当场反驳说，俄国在远东投入了十几年的心血，旅顺港和东清铁路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丢了这些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法向国内交代。那是俄国的上上下下都能接受一位残暴的沙皇，但绝不会容忍一个失败的君主。 另有人指出，即便日本的偷袭可以在初期占便宜，俄国只要撑过第一波，靠体量和纵深就能把战争拖成消耗战，到时候实力弱小的日本先撑不住。 更有幕僚当场裁定，这份简报的作者对俄国的战争潜力严重误判，建议情报部门重新核对数据来源。 比洛亲王从头到尾没表态，只是在讨论结束前，转过头，对着一旁的机要秘书说了一句“归档吧”。简报被夹进文件夹里，和其他一摞材料一起锁进了柜子。 …… 第39章：告别夏洛特医院 数日后，瓦尔特听完伯爵转述的内阁讨论结果，脸上没什么变化。 他微微一笑，说：“三派意见各说各的，最后等仗打完了才知道谁对。我只是提个参考，不指望现在就有结论。” 伯爵看了下属一眼，没多说什么。瓦尔特随即站起来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等俄国人丢了旅顺，他们自然就想起来了。” 说完推门出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威廉大街77号那边，首相幕僚们的集体反对意见，其实正中瓦尔特的下怀。他早在说出那些判断的时候就知道，在日俄正式开打之前，没有人会真的把他的预测当成定论。 德国官僚系统的运转方式他很清楚，一份没有署名来源的简报最多只能引起注意，不可能改变决策。他要的就是这个，先让伯爵上司和帝国首相记住自己曾经的情报分析，或是大胆预言。 等到旅顺港真得被日本偷袭了，等到俄国舰队真得被困住了，等到满洲南部的战线真的开始往后退了，等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俄国将军们主动求和了……那些今天在会上争论不休的内阁幕僚们，自然会重新翻出自己的这份简报来读。 到那个时候，瓦尔特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普通军医官的个人看法，而是被战局验证过的预判。这个权威一旦立住了，后续那些关于远东民族主义者的建议就有了落地的土壤。 等俄国在远东吃了大亏，内阁的那群人就会开始认真考虑“东大方向”这个选项。等他们开始考虑的时候，瓦尔特再开口，份量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他那时提议德国逐步减轻在华的租界负担，把这些地方的政治包袱甩掉，转而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从中国换取钨、锰、镍这些战略金属，还有大豆、猪鬃、桐油等工业原料。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一建议就不再是“异想天开”，而是可行的战略转向了。 …… 周二上午，瓦尔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重新出现在夏洛特医院二楼的走廊里，很是顺利的找到了刚刚结束巡房的哈塞医生。 此刻的哈塞医生，正站在台前翻阅一份病历，看见是瓦尔特，脸上立刻浮出笑意。 “科勒医生，你怎么来了？今天好像不是你轮班的日子。”他把病历合上，搁在台面上，顺手把钢笔帽旋紧。 瓦尔特站在护士台前，在沉默了一小会儿，这才开口说：“老师，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 哈塞医生注意到他话里的停顿，脸上的笑意收了一些，但表情仍然温和：“可以在这里说。” 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他说：“我可能要辞去夏洛特医院的工作了，最近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嗯，是替政府做一些事情，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好细说，但时间上会占用得比较多，恐怕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定期来医院值班了。” 他没有说“外交部”，没有说“情报”，只说了“替政府做一些事情”。这个措辞是他提前想好的，也算足够模糊，又不至于让哈塞医生觉得他有意隐瞒什么不光彩的事。 在1904年的柏林，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医生离开临床岗位去“替政府做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那些医学背景的人出现在行政、军事甚至外交部门里，这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少见。 事实上，德国的文官制度源于其本土深厚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普鲁士时期（17至18世纪），由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等人建立。 普鲁士文官制度的核心特点，是强调专业化、考试选拔、绝对服从，以及终身制。这套制度是德国自身行政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英国更早实现了专业化和制度化…… 哈塞医生听完后，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哦，这样啊。”哈塞医生慢慢点了点头，然后笑了一下，是那种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笑， “说实话，我感觉有点惋惜。你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做事仔细，病历写得清楚，大家都说你医术高、脾气好。这样的好医生可不好找。” 瓦尔特没有接话，他的内心是非常感谢哈塞医生，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是眼前的老师帮助了自己。不仅如此，哈塞医生还顶着来自柏林医学院高层的压力，坚持聘用右手残疾的瓦尔特，成为夏洛特医院的实际住院医师。 哈塞医生继续说，语气里多了一分理解。 “既然是为政府做事，那肯定是正途了。你还年轻，趁着现在多试试不同的路，也不是什么坏事。” 说着，他把护士台上那本病历重新拿起来，随手翻开了一页，又匆匆的合上。然后哈塞抬眼望着瓦尔特，说了一句让瓦尔特感动的话。 “你以后要是哪天想回来了，夏洛特医院这边随时给你留着位子。助理医师办公室的钥匙我暂时不收回，你什么时候有空，想过来看看都行。” 瓦尔特呆呆地站在原地，他原本预备好了一大段感谢之词，但哈塞医生的最后那句话，却让他把那几句词咽了回去，唯有重重的点了点头。 “谢谢您，老师！” 哈塞医生摆了摆手，低头重新翻开病历，“去吧，忙你的事去吧，记得有时间也回来转转。” 两分钟后，瓦尔特默默的回到助理医师办公室，他把白大褂脱下来叠好，放进一旁的衣柜里，换上了来时穿的那件深灰色大衣。 踏出夏洛特医院，瓦尔特在门前台阶上停住了脚。他转过身，仰头望向那方熟悉的门廊，灰白砂岩上，“夏洛特医院”几个字静静嵌在那里。 返回宿舍的路上，腹中饥饿的瓦尔特在街角一家面包铺前停下了脚步。 柜台上摆着新烤好的碱水扭结面包，表面撒着粗盐粒，泛着一层油润的褐光。他推门进去，花了5芬尼买了一个温热的扭结面包。 面包的表面酥脆，瓦尔特轻轻咬了一口，慢慢嚼着，盐粒在齿间散开，带着一股朴素的麦香。他真是饿极了，随后的三两口便将整磅的面包吞下。 这味道，的确好极了。 …… 第40章：一次医疗意外？ 事实上，就在面包房的隔壁，还开着一家法式蛋糕店。 尽管法德两国在政治上互为世仇，但德国有产阶层对法式甜点的钟爱却从未因此打折扣。 橱窗里，香甜诱人的奶油蛋糕、闪电泡芙和焦糖布丁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价格也算公道，一块通常在20到120芬尼之间。 对于如今的瓦尔特而言，这点开销自然不在话下。那是他已重新入职预备役军医官，不仅欠下的所有外债统统归零，银行存款更是超过了三千马克，这份底气，可以让他毫无负担的享受这一份精美的法式甜点。 然而，瓦尔特也仅仅是看了一眼，随即克制住了对甜食的欲望。那是他想起了甘纳特那大腹便便的肚子，暗自决定绝不能重蹈覆辙。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调养，原本身体羸弱的瓦尔特，已彻底恢复了元气。身高1米82的他，体重已从最初的不到60公斤，一路飙升到了80公斤，整整多了20公斤的肉肉。 依照后世的健康指数，BMI为24.1，属正常范围内。可如果不受节制的暴饮暴食，体重再增长4公斤，就属于不健康的超重范畴。 毫无疑问，瓦尔特的身高已基本定型，所以体重绝不能再往上涨了，否则沉重的脂肪会给心脏带来负担，甚至引发其他代谢上的毛病。 若在以前倒也无所谓，年轻力壮，代谢旺盛且肢体健全的瓦尔特，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高强度的运动，来快速消耗掉体内多余的热量。 可现在，哪怕是速度稍快点的奔跑，缺乏平衡感的他都有不慎跌倒的风险。 由此可见，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能做的，唯有严格控制饮食。在咽下阵阵口水后，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自己的目光，从橱窗里那些精致的糕点上挪开。 …… 快到阿尔布雷希特街时，一辆马车从后面悄无声息的跟上来，并在他身侧放缓了车速。车帘忽然掀开半边，老药剂师弗朗茨·卢策探出了半张脸，只是面容憔悴，头发有些乱。 老卢策压低了嗓子，对着一旁发愣的瓦尔特说道：“快，快上来！” 刚来到车厢，还来不及坐下，老卢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手心让人感觉冰凉。 “今天上午，我的儿子，费利克斯被你们第五分局的警察带走了。人是直接带走，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来得及问。事后打听，说是警察们给他按上的罪名，是乱开处方药致人死亡。但具体是什么，我现在还没搞清楚。” 他说完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又接着说下去：“瓦尔特，你知道的，奥拉宁药房的方子都是经我的手教的。费利克斯同样也是医学院毕业的，拿过药剂学的博士。他配过的草药，每一到工序，每一种材料，他自己都背得下来。我知道，他不会犯这种的低级错误。瓦尔特，我可以拿命向你担保。” 算起来，瓦尔特认识老药剂师卢策五六年了，他从没见过老卢策把一段话说得这么用力。与其说是在说服对面的人，不如说是在说服他自己。 见到瓦尔特一直沉默无语，老卢策随即松开手，他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只大信封，不容分说的塞进瓦尔特手里。 他说：“这里有两千马克，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你看着用。不够的话，随时可以派人来药店里拿钱。我只求你一件事，帮忙把费利克斯完好无损的带回来。” “钱，我先收下了。只是现在不能给你任何的保证，但至少我会把整件事情搞清楚。”瓦尔特也不客气，把装有钱的信封收进自己的怀里。 “你先回去等等消息，我去红堡那边了解情况。嗯，坐你的马车不方便。”他拍了两下车厢壁，车夫勒住马，他跳了下去。 30分钟过后，瓦尔特来到柏林警察局，他首先找到了已正式调入A科的甘纳特。这家伙正趴在桌子上翻阅一大堆的卷宗， 瓦尔特拉了把椅子坐下，对着老朋友说道：“帮我查一下，犯罪嫌疑人，费利克斯·卢策，今天第五分局抓的，罪名是乱开处方药致人死亡。” “奥拉宁药房的？”甘纳特放下卷宗。 “是。他开的方子是黄龙胆配洋甘菊，治肠胃不适。两种草药都无毒，配比也没问题。不可能死人。” 甘纳特没立刻接话，解释说：“一般而已，来自地方分局的案子，我们总局这边是不会主动插手。要么分局那边主动向我们申请援助，要么是有大人物，至少是警监一级因为某种特殊缘由，下令我们去复核督办。” 说道这里，他看了瓦尔特一眼，笑了笑。 “当然，也不用这样麻烦，你完全可以直接找阿多诺博士。身为柏林警局的首席法医，他有权对全柏林法医的验尸报告，进行全面复核。换句话来说，只要他点个头，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案子，都能调过来复核。” “谢了，下次请你吃大餐！”一脸兴奋的瓦尔特，忍不住拍了拍胖警察的肚子，厚实的软肉在掌心下颤了颤，继而转身下就到地下室的法医处。 下午4点，首席法医办公室的门已经打开，里面一股味道先漫出来，那是福尔马林的糟糕气味混着威士忌的甜香，两样东西搅在一起，在暖气片上烤了一整天，钻进鼻子里让人后脑勺发闷。 此刻，阿多诺就坐在办公桌后面，头发白得差不多了，手里攥着一只扁平的银色酒壶，拧开盖子抿了一口，拧上，搁在桌角，桌面还摊着好几份没有签字的验尸报告。 瓦尔特在门框上敲了两下，也没等里面应声，直接走了进去坐下。 “什么事？”阿多诺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有个案子，想请博士您出个面。” “说。” 瓦尔特把老卢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儿子费利克斯现在第五分局抓了，罪名是乱开处方药致人死亡，死者是个植物园工人，名叫奥托·克劳泽，死于昨天中午，法医鉴定是中毒后心脏骤停。 阿多诺听完，没接话。他把银酒壶重新拧开，又抿了一口， “那副药的主料是什么？” “黄龙胆和洋甘菊。” “嗯。很安全的，普通人就是喝上一桶，也不会造成中毒。”阿多诺点了一下头，接着话题忽然一转，又问：“老卢策到底给了你多少？” 瓦尔特直言不讳的说：“有两千马克。现在就可以分您一半。嗯，要是不够，这两千马克都可以是您的。”…… 第41章：柏林植物园 阿多诺哼哼了两声，他的脑袋微微摆了摆，笑道：“钱，我不太需要。但这次是你欠下我一个人情，等到我哪天开口了，你必须答应下来。” 瓦尔特警惕的望了老酒鬼一眼，赶紧又补充了一句，说：“帮忙当然可以，但违法犯罪，或是违背良心的事情，我可不干。” “成交！” 阿多诺站起身，从衣帽架上取下那件深色的外套披上，一边系扣子一边往外走。“你在这儿等着。”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阿多诺推门进来，来到办公桌旁边。 “受害人的遗体还在殡仪馆，而第五分局那边我也打了招呼，他们会在明天早上八点之前，将尸体送到红堡停尸房。” 阿多诺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复检我来主刀，你在旁边看着就行。” “谢谢。” “行了，记得是你欠我一个人情！” …… 第二天一早，瓦尔特早早的来到验尸房，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平躺在平台上，皮肤呈灰白色，眼窝深陷，嘴唇微微张开。 不多时，瓦尔特与阿多诺一道，穿好了橡胶围裙，戴上了护目镜。至于橡胶手套，那是绝对没有的。这个时代的验尸官，都是喜欢惊险刺激的“徒手拆骨玩家”。 身为首席法医的阿多诺，仔细检查了死者的面部、口腔和颈部，又摸了摸腹部的皮肤。 “……死亡时间大概在48到60小时之间。体表无明显外伤，没有骨折痕迹，也没有溺水或窒息的典型特征。” 毫无疑问，一旁的瓦尔特就成了验尸报告的记录员。 阿多诺继续翻看死者双手，发现手指甲完好，没有挣扎或抓痕。不一会儿，这位首席法医眉头一皱，似乎发泄什么端倪。 “嗯，我现在需要查看死者胃内容物。”阿多诺说。 瓦尔特会意点了点头，转身就端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两件器皿，另外还有一支细长的玻璃吸管和一排干净的小试管。 随后，阿多诺便将取出的胃内容物，随手作了简单的化学检测。当他把稀释后的胃液，慢慢滴入一小杯清澈的试剂瓶后，透明的液体立刻就变成了深绿色。 首席法医直起身来，面色沉了下来，那是生物碱反应出现了异样。 此刻的瓦尔特也盯着试管，喃喃自语起来：“这是典型的强心苷类反应，但不应该啊，黄龙胆配洋甘菊的草药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毒性成分，而且还是见血封喉的剧毒。” 阿多诺走回停尸台前，再次检查死者的遗体。仔细扒开左眼睑，发现眼角膜上有微弱的黄染痕迹，又用镊子翻开死者的嘴唇，观察牙龈和舌底。 “出现了轻度发绀。”首席法医低声说。 瓦尔特把所有的数据记录在纸上，仔细地收好。那是他忽然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只是这玩意不应该出现在德国，尤其是温带大陆性气候的柏林。 “看来，需要我去现场验证一下。”想到这里，瓦尔特转向阿多诺，说道：“博士，我需要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案发现场，柏林植物园。” …… 柏林植物园位于城市西南郊的达勒姆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四轮马车走了三十多分钟才到。沿途的街道从密集的砖楼，逐渐变成稀疏的别墅和花园，空气里煤烟味淡了，草木的气息浓起来。 瓦尔特在植物园大门前下了车，此刻是冬日，植物园里面游人稀少，只有几个园丁在远处修剪枯枝。他亮出柏林警察局法医处的工作证件，门口的守卫也没多问，便放他进去了。 负责接待瓦尔特的，是植物园的一名叫施密特的主管，约莫五十出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施密特叹了口气，把瓦尔特让进办公室，关上门。 “没错，克劳泽在我们这儿干了七年了。他是园丁，专门负责暖房里的热带植物。那天下班前，他在西区的夹竹桃丛旁边休息，喝了一杯自己泡的草茶，然后就倒下了。” “当时有人在场吗？”瓦尔特心下一动，脑海里立刻有了目标。 施密特主管推了推眼镜，回应道：“有的，是有个修理工，叫海因里希·贝克尔。他负责修剪植物，离克劳泽大概三米远。贝克尔说，克劳泽喝完茶没多久，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发白，他冲过去时，人已经说不出话了。” 瓦尔特记录下这些信息。“贝克尔今天在吗？” “在。后院的工具房那边。” 不久，瓦尔特口沿着园中小径向西走去，来到暖房植物区。忽然，他发现一株夹竹桃丛在一面砖墙前生长。虽然此时已是冬日，但整个暖房内部，依然维持在10摄氏度以上，所以夹竹桃始终保持着暗绿色。 瓦尔特留意到，地面上散落着修剪下来的各种枯枝，有一棵比较大的夹竹桃，它的下端有几处新的切口，断面呈浅黄白色，木质已不怎么湿润，显然是一天前被剪断的。 他掏出一把小刀，在断口附近切下一小片树皮，收进随身携带的密封玻璃瓶中。 然后他看了看地面，夹竹桃下方的泥土是松软的，被踩踏过的痕迹清晰可见。大概率是贝克尔在修剪时留下的脚印。而就在这棵夹竹桃的根部旁边，有一块微微凹陷的区域，泥土的颜色比周围略深，像是曾经放过什么东西的痕迹。 瓦尔特试了试，如果一个人坐在那里，背靠着，恰好就在这棵夹竹桃的正下方。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软尺，测量了一下夹竹桃断口到地面的垂直距离，以及从树根到那块凹陷区域的水平距离。然后在笔记本上画了个简图。 做完这些，他便向后院的那间小的工具房走去。 贝克尔正坐在一条长凳上，手里握着一把修枝剪，正在磨刀刃。他是个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红脸膛，手指上满是泥土和油脂。 “你就是那天和克劳泽在一起的修理工？”瓦尔特问。 贝克尔点了点头：“是的，先生。” “你能把那天的事再说一遍吗？” 贝克尔放下修枝剪，擦了擦手。“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我在修剪西区的夹竹桃。那个灌木太密了，有几根老枝已经枯了，要剪掉。克劳泽就坐在旁边，说他歇一会，泡了杯茶。” 说道这里，他顿了顿，“我剪了一会儿，准备回工具房休息的时候，就听见克劳泽闷哼了一声，回头一看，他从凳子上滑了下来，捂着胸口，脸色铁青。” “克劳泽当时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发不出声。我赶紧跑去叫人，等施密特主管赶来，他已经没气了。” …… 第42章：费利克斯获释 瓦尔特想了想，问道：“你修剪的时候，夹竹桃的汁液有没有溅出来？” 贝克尔微微一怔，随即笑着解释：“汁液？自然是有的。那些老枝瞧着干枯，其实脆得很，剪刀稍一用力，断口处便会渗出汁水来。这也不稀奇，夹竹桃本就是三十多年前，帝国刚建立那会儿，我们的老皇帝特意从意大利引进的观赏树种。说白了，这种常青树除了花开得好看些，实在没什么别的用处。” 德国人称颂的老皇帝，有且只有一位，就是赢得法普战争的威廉一世。 瓦尔特没有立刻接话，他盯着贝克尔的眼睛，对方没有丝毫的躲闪，只有一种工人特有的、对植物习性的熟稔与漠然。 现在，瓦尔特总算是明白了，那是柏林植物园的工人，还有他们的主管，居然都不知道这种原产于环地中海地区的夹竹桃，属于一类剧毒植物。几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夹竹桃不过是一丛开花的灌木，和路边的冬青、墙角的常春藤没什么两样。 “你看到汁液滴到的克劳泽茶杯里了吗？”瓦尔特继续追问。 贝克尔的眉头一皱，想了很久，才不确定地说：“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他的茶杯就放在地上的，我也没有注意。不过那杯茶杯，等我跑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打翻了，里面的草药洒了一地。” 回到植物园的办公室，瓦尔特向施密特主管借阅了克劳泽在过去一周的工作日志。日志上显示，克劳泽的确在事发当天下午，被安排在暖房外的西区作业，刚好就是夹竹桃丛旁边的位置。 他在日志里夹了一张纸条，是克劳泽的笔迹：“胃不舒服，午休请假去一趟药房。” 瓦尔特收好日志，此刻，他的脑海里有几件事已经逐渐开始清晰： 第一，死者胃内容物中含有强心苷类毒素。 第二，死者生前曾坐在夹竹桃丛下，上方正好有新鲜修剪的断口。 第三，植物园有夹竹桃，属剧毒，尤其是其汁液，更是见血封喉。 第四，修理工贝克尔承认，修剪时有汁液渗出，此刻死者就在树下。 第五，可能性：夹竹桃汁液及叶片，落入装有草药的茶杯中。 瓦尔特还需要一个佐证：那杯茶里确实混入了夹竹桃的叶片或汁液。他再次来到植物园西区的夹竹桃丛下。 此时的园子里没有别人。他蹲下身，一寸一寸地搜索地面。 几分钟后，在一片松软的泥土上，他发现了目标，那是一片指甲盖大小的暗绿色叶片，边缘微卷，背面侧脉清晰可见，完整度很好，有被热水浸泡的痕迹。 他小心地用镊子夹起，放进玻璃瓶。紧接着又找到几片，最大的一片约有两厘米长，散落范围恰好覆盖了茶杯放置位置半径半米之内的区域。 他发现那一小片的泥土都略微的凹陷了，而且与周围的泥土相比，深了一层似的。这显然不是水渍的痕迹，而更像是某种油脂印痕般的留下了。他用纱布反复擦拭几下，纱布上留下一个淡淡的黄色印记，凑近再闻，隐约就有了一股刺鼻的气味。接着，他把纱布也收集到另一只玻璃瓶。 这两样东西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叶片和脂痕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天修理工修剪夹竹桃时，新鲜断口渗出的白色汁液和细碎叶片，正好落进了克劳泽放在脚边的那杯草茶里。 可怜的克劳泽在毫无察觉之际喝下了那杯茶，很快的，夹竹桃的强心苷在体内迅速吸收，作用于心脏，导致心律失常，进而引发心脏骤停。 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两分钟。 确定了死因，接下来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在故意为之？ 不过，这不是瓦尔特需要操心的事了，至少整件事情与奥拉宁药房的药剂师无关。他再次找到施密特主管，借用了对方的办公室，给柏林警察局打了两个电话，分别向首席法医和霍夫曼警长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大约一个小时后，霍夫曼警长带着甘纳特等警员赶到植物园，依照瓦尔特提供的线索开始逐一调查取证。 在此之前，米勒督察和阿多诺博士的联合推动下，柏林警局高层已同意由红堡全面接管第五分局的案子。 第二天，在阿多诺见证下，瓦尔特于警局的法医实验室里做了进一步的检验。 他从植物园取回的夹竹桃叶片和断口树皮中，经过处理的提取液在生化试剂作用下呈现出了强心苷类物质的阳性反应，与死者胃内容物的反应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他又做了一组对照实验：从植物园其他位置采摘了两种不同品种的植物，分别取同等重量进行提取和测试。对照组均无反应。 结论很清楚：死者体内检出的强心苷与夹竹桃所含的强心苷成分一致。 瓦尔特在这份尸检报告上，写下最后一段话： “可以确认，死者奥托·克劳泽死因为摄入夹竹桃属植物毒素所致。该毒素来源极有可能为克劳泽事发当天所饮用的草茶中，因夹竹桃修剪作业导致枝叶碎屑与汁液落入茶汤……此系意外事件，与费利克斯·卢策所开具的草药方剂无关。” 第二天的下午五点，沉冤得雪的费利克斯·卢策从看守所被释放。他走出铁门时，提前收到消息的老卢策已经等在外面了。 就在费利克斯无罪释放的当天，瓦尔特已收到了弗朗茨·卢策的盛情邀请，那是他们全家请恩人瓦尔特在周六，前往到奥拉宁药房楼上的寓所用晚餐。 瓦尔特抵达的时候，费利克斯也在。 这个“年轻人”比瓦尔特年级更大一些，大约三十岁的模样，瘦高个子，深色头发梳得整齐，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但精神已经恢复了大半。 晚餐摆在一张铺着白色亚麻桌布的圆桌上，餐具是成套的，盘沿印着奥拉宁药房的徽章。那是卢策太太特意定制的，每逢重要场合才会拿出来用。 头盘是一道清炖牛尾汤，汤色澄澈，浮着一层薄薄的金色油花，表面撒了切碎的欧芹。配着刚出炉的黄油面包，外皮酥脆，掰开时冒着白汽。 瓦尔特喝完汤时，卢策太太已经端上了主菜：一整只填了栗子和苹果的烤鹅，外皮烤得焦黄油亮，盘边围着一圈焦糖化的胡萝卜和小洋葱。鹅肉切下去，肉汁从刀口处缓缓渗出，栗子的甜香和苹果的微酸混在一起，在蒸汽里弥漫开来。旁边还有一碟用黄油煎过的土豆丸子，表面略带焦色，入口绵密。 …… 第43章：入股博士公司 老卢策开了一瓶价格不菲的雷司令，淡金色的酒液倒进高脚杯里，香气清冽，和烤鹅的油脂恰好相互抵消。 他给瓦尔特倒了满满一杯，又给自己和儿子倒上，然后举杯对着瓦尔特微微晃了晃，没有说话，但那眼神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差不多了。 瓦尔特点了点头，既没有邀功，也没有谦虚。因为他接受过老卢策的两千马克的好处费。在不违法犯罪的前提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双方情分两清，只是精明的生意人从不会把关系停在“两清”上。 等到主菜撤下，最后一道甜品“奶油布丁配糖渍樱桃”摆上桌时，卢策太太主动起身离座，还带走了厨娘和女仆。 此刻，客厅里就留下老卢策和费利克斯父子，还有客人瓦尔特。显然，男人们准备要商议一件大事。 费利克斯将手中的酒杯轻轻搁在桌面上，目光先是不动声色地掠过父亲，随后转向瓦尔特，语气郑重地开了口：“科勒博士，有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同您谈谈。” 瓦尔特闻言，大大咧咧的拿起餐巾，擦过嘴角边，随后等候着他的下文。 “相信您之前也有所耳闻，我和父亲目前正在筹建一家医药公司，准备专门向普鲁士与帝国军部供应药品、绷带和外科器械。父亲当年买下这座药房时，曾拿到过皇家殖民部队的后勤供应合同，而眼下的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越来越多，而军部的需求是之前的5倍以上。一旦遇到欧洲本土的战争，需求量直接会暴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哦对了，这家公司注册名叫博士制药厂，目前公司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厂房已经租好了，在城北的莫阿比特区，第一批设备已经付了定金，但还差一笔周转款。” 博士制药厂？这名字够霸气，也属于实至名归。毕竟，卢策和费利克斯父子是医学博士，而科勒也同样如此。 瓦尔特靠在椅背上，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口一问，“缺口有多大？” “一万马克不算多，一千也不算少。”费利克斯的表述含糊其辞，但瓦尔特听得出他不是在藏话，而是在等自己先出价。 瓦尔特放下酒杯，他刚刚核算过自己手头能动用的现款，包括好几次办案攒下的酬劳，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和冯·施特滕上校的奖金，夏洛特医院和医学院实验室的各种津贴，差不多有了五、六千马克。拿出大部分用于投资，自然是绰绰有余。 毫无疑问，这笔生意的回报前景值得跟进，卢策家族在医药供应上的根基深厚，一旦投产，利润不会低，而且属于百分百赚钱。 另一发面，瓦尔特心里跟明镜似的，卢策父子之所以竭力拉拢他投资，绝非因为缺钱。事实上，以卢策家族在柏林经营多年的深厚人脉关系，随便去找一家商业银行，都能轻松贷出一大笔帝国马克，而且利息绝不会高。 他们真正看中的，是隐藏在瓦尔特医生身份背后的庞大关系网：柏林医学院、夏洛特医院、柏林警察局、帝国外交部，未来或许还能算上普鲁士军队。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已颁布实施多年的《帝国官员法》与《普鲁士官员法》等核心法规，其初衷正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并保证公务精力。因此，德意志法律明文禁止公职人员“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 但另一方面，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公职人员仅作为股东占有股份，属于个人财产投资行为，并不等同于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与管理。这一解释的法律依据，是1870年的《新公司法》及1884年改革后的体系。 法律规定，股东与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必须严格分离：股东享有投票权、分红权等权益，但公司的日常业务领导权由执行董事掌握。因此，公务员仅作为投资者持有股份，只要不插手公司的日常运营与决策，便不构成违规。 换言之，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体制内一员”的瓦尔特·科勒博士，只要仅仅是博士制药公司的股东，而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比如说不担任董事、监事、高管，或不参与日常决策，那么在法律上就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是否参与了日常决策，在这个没有录音与录像设备的时代，只要瓦尔特自己不承认、不乱签字，相关机构便无从查证。 瓦尔特直接问道：“如果我拿出五千马克，能得到多少股份？” 费利克斯与父亲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正色道：“百分之二十五，尽管公司起步不久，但发展很快，尤其最近，我们还得到了拜耳公司的生产授权，能够生产包括阿司匹林等畅销药物。如今，整个账面估值已超过5万马克。 嗯，如果是账面上做简单计算，五千帝国马克可以换10%的股份，但我们愿意给你25%的股份！那是如果没有您，我现在还在看守所里，估计要变卖大部分家产……所以多余的那15%，是卢策家族给您的特别溢价。” 老卢策也在旁边点了一下头，表示认同。 瓦尔特低头盘算着一下，随即也不在矫情，大手一挥，说：“那好，我就用五千帝国马克，换取博士制药厂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数周前，瓦尔特还打算用这笔钱在夏洛滕堡区，租下一套宽敞的，有佣人的，且带多个房间的高级公寓。不过现在，享受计划推迟了，赚钱更重要。 下一刻，费利克斯主动伸出手，与瓦尔特左手握住了。两只手在铺着白桌布的圆桌上方悬停了两秒，众人随即举起酒杯，“祝我们合作愉快。” 三只杯子碰在一起，继而发出清脆的声响。 酒杯放下来之后，费利克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草拟的股份协议，递给瓦尔特浏览，上面条款写得清清楚楚。 瓦尔特接过来翻了翻，条款简洁，每一条都写在明处，没有坑。 尽管如此，生性谨慎的瓦尔特表示说拿回去再看一遍，明天下班后就签好字，带上现金，亲自送过来。对此，卢策父子自然也没有异议。 …… 第44章：克斯滕街的政治科 说起来，柏林警察局政治科的历史不算晚，其雏形诞生于1809年。随着普鲁士施泰因男爵推行行政改革，柏林警察局正式成立，为了应对拿破仑战争后动荡不安的局势，警局内部专门设立了负责政治事务的部门。 早期的政治科，主要是模仿法国秘密警察的模式，在内政部警政署下设立安全局并派员从事地下情报收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政治侦防”，重点收集政治情报并打击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柏林政治科迎来了制度化的关键转折。普鲁士当局为了应对革命带来的冲击，对警察系统进行了现代化重组，正式确立了“政治警察”的独立建制。 到了1851年，柏林市警察局局长进一步将原有的安全局正式改制为“犯罪调查部”。这一改制不仅将卧底侦查的范围，从单纯的政治侦防拓展到了普通犯罪领域，也让政治科开始系统性的的监控自由派、民主派及无政府主义等组织。 进入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壮大，柏林政治科的规模逐年膨胀。特别是在1878年至1890年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期间，该机构成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等政治异见者的核心机器。 也是在这一时期，政治科建立起庞大且严密的线人网络，职能也从最初简单的情报收集，全面升级为“预防”、“侦办”和“管控”三位一体。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社民党和工会外，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波兰民族主义者等各类政治团体，也都被纳入了他们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之中。 两年前，普鲁士内政部终于批准了一份文件，准许政治科从亚历山大广场的总局大楼里搬出来，迁到不远处，克斯滕街上一栋带有地下室的独立三层建筑里，表面上的理由是“办公空间严重不足”。 事实上，这倒也不算假话，政治科原来的办公室最多塞下三十张桌子，而政治科在迁址前已有上百名的正式雇员，外加数十名临时工和线人。 当然啦，更深层的原因，知情者都是心知肚明的：那是政治科的工作性质与普通警务明显不同，它需要更独立的运作空间，更灵活的资源调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更少的行为及道德约束。 克斯滕街的那栋楼原本是一家倒闭的纺织厂仓库，砖石结构，墙面灰暗，窗户狭长，从外面上看就像一座小型要塞。 政治科入驻前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做了改造与翻修：一楼是接待处和档案室，二楼是文职办公室，三楼是主管官员的套间和会议厅，地下室则被改造成了审讯室和临时关押间。 整栋楼的楼梯间加装了铁栅栏，每层楼的门都装了锁，只有持有特定权限的人才能在楼层之间自由通行。 表面上看，政治科仍然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个下属部门。其负责人，冯·克莱斯特的正式头衔是“柏林警察局政治科警监”，他的任命由帝国国务秘书兼内政部长，阿图尔·冯·波萨多夫斯基-魏纳签发，工资也由市财政拨付。 但实际运作中，政治科早已经是自成体系。 这其中：它的庞大经费中，很多直接来自普鲁士内政部的特别预算，不受警察总局的财务审查；它的行动指令常常越过柏林警察的高层，直接由内政部或更上层的人发出；它的档案库独立于总局的档案系统，里面存着什么，以及存了多少，红堡那边根本无权过问。 于是，有人曾私下调侃：政治科是“柏林警察局里的警察局”。这个说法不算夸张。通常来说，柏林警察局的执法范围限于帝国首都，只负责柏林市区的治安、交通、户籍、卫生检查等事务；而政治科的执法范围，包括普鲁士王国，并扩展到整个德意志帝国疆域，各地殖民地，甚至国外。 所以，政治科有自己的线人网络，自己的行动小组，自己的交通工具，甚至有自己的医生（或法医）。名义上，政治科还是与警察总局在共享资源，但实际操作中，他们更倾向于找信得过的私人医生或外聘专家，而不是走总局的官方渠道。 1904年的时候，政治科的正式雇员已经超过了两百人。这栋三层砖楼从早到晚都亮着灯，每层楼都有嘈杂的声音在响，每隔几天就有新的面孔出现在一楼接待处。有的是来报到的新人，有的是被逮捕的“嫌疑人”，有的是来领报酬的线人。 大楼的门厅里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只刻了一行字：“柏林警察局政治科”。没有任何装饰，没有徽章，没有抬头。 路过的行人看一眼，多半以为是什么普通的政府机构，不会多作停留，也不会知道这栋楼里每天都在发生恐怖事情。 瓦尔特第一次听到“政治科”这个名字，是与霍夫曼的一次闲聊中。那位警长只说了一句：“别管那个鬼地方，不是我们能碰的。”尽管叙述者语气平淡，但瓦尔特依然能感受那种平淡底下压着的一丝恐惧。 后来，他在警局档案室翻阅旧卷宗时，偶尔会看到一些被标记为“转交政治科”的文件，页码被撕掉，内容被涂黑，只留下一行简短的转办说明。 直到外交部情报司的主管，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拉着他“入伙”，瓦尔特才真正意识到，那栋不起眼灰砖楼即将于自己发生某种关联。 就在与卢策父子达成合作，入股博士医药公司的第三天傍晚，从警局准备回家的瓦尔特，打算在附近咖啡馆简单对付一顿晚餐。 刚刚点了餐，就发现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径直走到自己面前，并在对面坐下。那人没有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科勒博士，我受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委托，告知你的相关工作事宜。” 瓦尔特没有说话，等他往下说。 那人声音不大，吐字清晰。“柏林警察局政治科那边，需要一位外聘医生。每周至少去三次，为关押的犯人做常规检查。那位医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信，二是不会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鉴于你曾在夏洛特医院的工作经历，加上在柏林警察局担任法医的背景，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 第45章：初入审讯室 信使停顿了一下，从大衣内袋取出一张对折的硬纸，推到桌子中央。那是一份正式签发的特殊任命书，上面印着政治科的徽章，以及政治科警监冯·克莱斯特亲笔签下的名字，有效期标注为一个月。 “任命书已经办好了，你明天就可以开始。到了之后去三楼找冯·克莱斯特警监报到，他会安排具体的事项。” 瓦尔特拿起那份任命书看了看，没有立刻收起来。“我的公开身份是外聘医师，为政治科关押的犯人看病？” 男人左右扫视一眼，低声回应道：“这只是掩护，除了外交部关心的那几个法国间谍外，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也不该做。给你安排这个位置，不是要你去查什么，只是让你能够正常出入那栋楼。至于到了里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心里有数就行。” 瓦尔特把任命书收进外套内袋，点了点头。 来人迅速站起身来，在他经过瓦尔特桌边时停了一下，低声说了一句：“科勒博士，你在那栋房间里的任务，未来有，且只有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和克莱斯特警监知道。其他的，你一律不用理会。” 说完，信使推门走了出去。 …… 从上午到下午，法医办公室那边，暂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突发案件，瓦尔特也乐得逍遥自在。他先是翻了几页报纸，又把前一天的报告归档，等到首席法医上班之后，他便起身离开，与霍夫曼警长打了个招呼，拎起医生包，提前下班。 走出红堡大门，瓦尔特沿街走了差不多七八分钟，拐进克斯滕街的那栋灰砖楼，“柏林警察局政治科”。 他在门口站了几秒，向门口警卫亮出了通行证，推门走了进去。 大厅里，政治科接待处的格局和普通的政府机构差不多：一张长柜台，后面坐着两个穿灰色制服的职员，墙上挂着一座挂钟，指针指向下午3点06分的位置上。 瓦尔特再度出具了通行证，柜台后面的办事员拿过去看了一眼，没有多问，递给瓦尔特一只硬质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表格，封面上印着“临聘人员登记表”一行字。 “冯·克莱斯特警监之前已留下话，请您直接前往医务室，到岗工作即可！”这名办事员说了一句。 然后，瓦尔特被领着经过一道铁栅栏门，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拐弯，下了台阶，进入地下室。楼道里的灯，都是那种颇为奢侈的100瓦大功率白炽灯，把楼梯间照得如同白昼。 说白炽灯奢侈，倒不是价格很贵（也不便宜），是因为灯泡的寿命不长。由于如今的灯芯材料主要为碳化竹丝，当下只能维系一两个月的时间。即便是费劲的给灯泡抽了真空，使用时长也不会超过三个月。 地下室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门口没有编号，只嵌着小小的观察窗，玻璃很厚，从外面看进去影影绰绰，什么也看不清。 随后，瓦尔特被引领进了地下一层的专用门诊室内。房间不大，摆着一张金属支架的桌子、一把椅子、一只洗手池和一个小药柜。洗手池的水龙头开始生锈了，金属表面留着一圈圈干涸的水渍印。墙角放着一只灰色的铁皮柜，柜门半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几卷绷带、几盒药品、几只空玻璃瓶，还有一瓶碘酒…… 整个诊室没有窗户，只有头顶的一盏大功率的白炽灯，灯光点亮了整个房间。 很快，瓦尔特就知道了，这栋楼的地下部分不止一层。他所在的那间诊室是最浅的一层，再往下还有一层。那里没有诊室，只有一排铁门紧闭的隔间和一条更窄的走廊。 此刻，他没有被允许进入那一层，但他偶尔站在楼梯口时，能感觉到冷风从下方涌上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混着铁锈和漂白粉的气味，隐约还传来一两句时有时无的哀嚎声。毫无疑问，这个地下二层就是审讯室。 瓦尔特站在诊室里，把医生包搁在桌面上，打开，取出听诊器和体温计，然后坐下来等。门外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很轻，显然发现医务室开了门，特意放慢了步伐，在经过门缝时，影子在外面看了一下，又快速的移走了。 与他之前去过的所有警察局相比，这里的气氛让人感到格外不一样。那些地方虽然各有各的腐败和拖延，但至少还是守纪律，尊法律的国家机器。 而这栋大楼所代表的势力，有它自己的独特运转方式，根本不受外面那些法律规章，以及社会道德的约束。 在医务室里面干坐了半个小时，瓦尔特有些后悔没有带一本书籍，或是报纸什么的。正当他想着去一楼大厅借阅今天的报纸打发时间，但下一刻，外面来人了。 有人敲了敲诊室那半开的门，没有推门进来，只在门外说了一句：“医生，下面有个人，需要您看一下。” 瓦尔特拎起医生包，跟在那人身后走过楼梯间，下了一层。空气骤然凉了一截，白炽灯的光线也似乎更冷了一些。 走廊两侧各有一排铁门，门板很厚，靠近顶端的部分开了一个巴掌大的观察窗，铁栅栏从内侧焊死了。走廊尽头那间房间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说话声，粗重而短促，夹杂着几声闷响。 瓦尔特走进去，看到房间正中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或者说，那姿势看起来像是在地上蜷着。他的衬衫被撕开了大半，左边的肩胛骨和背部露在外面，皮肤上一片一片的红紫色淤痕，有些已经肿了起来，有些呈暗褐色，边缘不规则，显然是被钝器反复抽打过。 旁边站着两个穿便服的秘密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捏着一只卷起来的皮带，拿皮带的那只手背上青筋暴起。另一个则站在墙角，正低着头点烟，火柴划过砂纸的时候发出短暂的一声响，然后火光亮了一下，又灭了。 似乎是不太愿意看到医生到来，那个拿皮带的魁梧汉子，对着地上的犯人，狠狠的踢一脚，犯人简单低哼了一声，身体没有动。 见状，瓦尔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说：“你们最好先停一停，再打下去，估计就要出人命了！” 拿皮带的秘密警察瞪了多管闲事的医生一眼，但把目光投向一旁的同伴，后者微微摇了摇头。 毕竟，秘密警察们需要的是犯人嘴里的情报，而不是一具冷冰冰的无法开口的尸体。至少是对方交代完所有口供之前。 …… 第46章：调教政治警察 瓦尔特把左手的医生包放在地上，蹲到那人旁边，伸手捏住他的下颌，把脸侧过来看了一眼，左眼眶肿了，嘴唇开裂。 犯人还活着，呼吸很浅，压在胸腔里，隔几秒才稍微深一点，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要把那口气从很深的地方拽上来。 看到拿皮带的秘密警察又要凑上前来施暴，瓦尔特赶紧起身制止，说道：“人已经快没呼吸了，你们是想彻底打死他，还是让我来处理？” 房间里安静了两三秒，点烟的那个行刑者显然是两人中的头儿，他把火柴梗丢在地上，用鞋底反复碾了几下。 “好吧，你是医生，先就听你的！” 瓦尔特蹲下去，小心地翻了一下那人的身体，听他胸腔里的声音：一侧肺部的呼吸音很弱，可能肋骨断了一根，还刺到肺膜。 因为自己右手不方便，瓦尔特在两名行刑者的协助下，用了大约四十分钟完成了初步处理：清创、止血、固定肋骨、包扎伤口。那个人的呼吸渐渐稳了一点，但还是昏迷着。瓦尔特让人把他抬到楼上的临时关押间，送了一张干净床单，在床头搁了一杯水。 做完这些，他转身回到了诊室，头顶的白炽灯依然在亮着，不停的发出嗡嗡声，令人生烦。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瓦尔特发现自己衣服上溅有污血，估计是刚才沾染上的，随即起身，向水池那边走去。 此刻，之前在监牢里喜好抽烟的秘密警察忽然推门进来，反手把门带上。他没急着开口，先走到椅子前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火柴捏在手上，没点烟，就那么含着。 与大部分政治警察一样，来人没有身穿普鲁士警察制服，而是深色西装、长款呢子大衣，佩戴有领结，随身携带了一只怀表。如果外勤，还要加上一定深色的软呢帽或圆顶硬礼帽，压低帽檐以遮挡面容。 “科勒医生，”这位不请自来的秘密警察开始介绍起自己，“我是弗兰茨·费舍尔，行动3组的主管督察，刚刚与红堡的朋友聊过几句，那边有人提过你，说你医术不错，分析能力更强，已经协助警方破了不少案。” 瓦尔特正在洗手，水龙头哗哗淌了一阵，他关掉水闸，转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毛巾擦了擦手，没有看向对方，更不打算接话。 费舍尔把烟从嘴里拿下，继续说道：“地上那个家伙，不是普通的政治犯。昨天他和一群暴徒在东区伏击了我们两个同事，一个死了，另一个还躺在医院里抢救。今天上午，我们通过眼线，这才活捉到他…… 因为死伤了两名兄弟，上面压得很紧，我们得从这人的嘴里掏出其他同伙的落脚点。前面审了几轮，但犯人油盐不进。“ 瓦尔特把毛巾挂回去，淡淡的说道：“我是医生，伤口我能缝，嘴我撬不开。”他记得伯爵的话，但凡与法国间谍无关的事情，尽管不要主动插手。 听到这里，费舍尔干脆把烟塞回烟盒里。 “你不需要撬，红堡那边的人说你有一种本事，能从别人身上看出东西来。衣服上的褶子、手上没洗干净的印子，这些东西在你眼里都有用。你帮他处理伤口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他没有回话，直接走到诊桌前面，把刚才用过的器械，摆回托盘里。止血钳、缝针、镊子、弯盘，每一样放回原位。 这位政治警察依然不依不饶，他上前一步，说道：“科勒医生，半个柏林的人都知道，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是你协助警察，把他送进监狱里的。现在外面有风声，那位男爵已经在黑市上放话，要用五千马克来换你的另一只手。 没错，普通的柏林警察管不了这种黑市买卖，但我们政治科可以。往一个快死的人身上栽个通敌的罪，容易得很。男爵只要挂上这个罪名，他在牢里等着上绞刑架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闭嘴，不可能再有什么花钱买凶的念头。不仅如此，我们也能够冻结死刑犯在银行里面的所有资金账户，” 毫无疑问，这位自称弗兰茨·费舍尔的督察主管，刚刚提出的交易条件，是瓦尔特无法拒绝的。于是，后者开始回忆之前…… “他左边内衬口袋有一枚铜纽扣，边缘磨得厉害，是东区纺织厂工人制服上用的那种。右靴底沾了红泥，施普雷河下游旧砖厂附近才有的那种土。” 费舍尔没有打断瓦尔特的描述，还把身体微微前倾。 瓦尔特把托盘端起来放进消毒柜里，关上柜门，并继续描述道：“另外，他的手腕内侧有一道烫伤，形状像个不太完整的‘K’字，存在的时间不短。他习惯用左手，但右手食指和中指的茧很厚，是长期把持某种细工具留下的。衣服上有机油味，不是从机器上沾的，是保养工具用的那种轻质机油。我猜他以前做过钟表匠，或者修表工什么的。” 秘密警察稍稍激动起来，急切的追问道：“还有职业证据吗？” “他右手虎口靠下有一块老茧，茧面平整，不是握枪磨出来的。握枪的茧在虎口内侧和食指根部，位置不一样。他的茧在虎口靠下，更靠近手腕，像常年握镊子或者刻刀，这类细工具的人才会磨到那个地方。指甲缝里有黑褐色的东西，不是灰泥也不是油泥，比灰泥细，比油泥干，像是长期接触某种金属碎屑之后渗进指甲根部的，洗不干净。 另外，左小腿内侧有一条裤子缝线开过又缝上的痕迹，线头是深灰色的线，缝得不算整齐，应该是自己补的。不过，他用的是运河区小裁缝铺常用的那种灰色棉线，而别的地方买不到同号的。” 说着，瓦尔特转过身来，靠在消毒柜边上。 “我基于上述的推测，犯人经常在克罗伊茨贝格区附近活动，靠近运河那一带的老楼，有三层或者四层。帮手至少两个，多半是他在纺织厂的工友，加上一个对他有影响的人，可能是好友或者亲人。” “咦，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此刻，警督弗兰茨·费舍尔显露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语调也比刚才高了整整一个八度。 …… 第47章：调教政治警察（续） 瓦尔特走回诊桌旁坐下，这才慢悠悠的开了口，继而打破室内的沉寂。 “刚才给犯人缝肩膀时，他疼得发抖，左手却死死攥着内衬口袋的位置。人疼到极点不会演戏，口袋里的东西对他一定很重要。他脚上的泥是不久前踩的，砖厂那边的红土遇水变黏，干了以后极难脱落。还有手腕上的烫伤，形状虽不完整，边缘却十分整齐，那是烙铁刻意烫出来的，绝非意外，也许是某个团体内部成员的一类标识。” 诊室里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秒针在一下、一下的走着。 瓦尔特望了费舍尔一眼，继续说道：“至于我提及克罗伊茨贝格，缝裤腿用的灰色棉线，只有运河区那几家铺子才卖。缝口不整齐，说明缝的人不常做针线活，大概是在附近随手拿的线。这暗示他住的地方旁边就有裁缝铺或杂货店，而克罗伊茨贝格区那条街上，正好挨着运河有几家这样的铺子。” 很快，在这位秘密警察的脑海中，迅速梳理医生这一番分析的逻辑链条。 首先是犯人的本业，瓦尔特判断犯人是钟表匠或修表工，依据有四： 虎口靠下的老茧是长期握细工具留下的；指甲缝里嵌着极细的黄铜或齿轮合金碎屑，而非普通铁锈；右手食指与中指指腹的茧，是捏镊子和螺丝刀磨出来的；再加上他身上那股修表专用的轻质机油味，而非修枪或修锁用的重油。他的虎口老茧位置很特殊，是长期抵着桌面、用指尖发力压住细小零件留下的，这是钟表匠独有的握姿。 那些负责逮捕与审讯的秘密警察，自然是知晓犯人的真实职业，然而初来乍到的瓦尔特，没有询问一句，没有看过任何资料，仅凭一些细节，就能精准推断出了对方的职业背景和工作区域，确实令人惊叹。 其次是那枚特殊的铜纽扣，它毫无疑问属于东区纺织厂工人的制服，缝在左内衬口袋上，是后来加上去的。纽扣磨损严重，说明被犯人随身携带了很久，而且还是经常触摸。它或许就是某个非法组织内部，快速辨识成员的证件，类似警察的警徽。 由此，合理的推断便浮出水面：这枚纽扣不是犯人自己的，而是某个对他至关重要的人留下的。纽扣被磨得发亮，说明他不仅随身带，还经常在紧张或思考时下意识地摩挲它。 再结合手腕上的“K”字烙印，放在之前，那是老派行会里师傅给学徒打的出师印，瓦尔特推测此人可能是他的亲人朋友，或是对他影响极深的人。进而可以推断，犯人的帮手当中，很可能有纺织厂的工友。 “纺织工人”这一判断，实际上是对犯人社交圈子的圈定。 事实上，瓦尔特已向面前的秘密警察行动组主管，指明了其他帮凶的藏身地点：就在在克罗伊茨贝格区（东区）的纺织厂附近，或是工友聚居的区域，且附近有售卖灰色棉线的裁缝铺或杂货铺。 …… 费舍尔警督没有说话，慢慢站了起来。那根自始至终都没能没点的烟，又被他从口袋里又摸出来，在手里捏了捏，最终还是没有点燃，放回了口袋。 “多谢了！”秘密警察也没再多问一句，转身离开了医务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桌前，把“运河区裁缝铺”、“铜纽扣”、“东区纺织厂工人”等几个关键词，逐一写在纸条上，折了两折塞进口袋。 出门的时候，费舍尔在走廊上碰见一个刚交班的老部下，他把此人拉到一旁，话递过去，让对方去东区那片转转，问问当地的情报线人有没有发现符合这些特征的人与团伙。 交代完毕后，本想直接回家的费舍尔警督在走到大厅时，又鬼使神差的重新折返，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凌晨两点左右，密探来到警督的办公室，那是他的线人捎回来一个重要情报：东区纺织厂后面那片工人宿舍，第三排尽头那间屋，里面灯还在亮着，窗台上晾着一件同样缝了灰线的裤子，而且…… 费舍尔当机立断，连夜调了行动队的人，十二个人，分三组，从巷子两头包过去。破门之前门缝里漏出一线光，里面有人说话，听不清在说什么。 费舍尔抬手示意，两个队员抬着破门锤撞了一下，门框上的木头裂了，第二下门板往里倒进去。里面的人从椅子上弹起来往窗户跑，被守在窗外的人堵了回来。 整个抓捕过程不过两三分钟，全部4个人按在地板上，手都铐上了。带回政治科的时候，天已蒙蒙亮。简单审讯后得知，上述4人都是东区那家纺织厂的工人，平时在车间里上班，这两天才凑到一起。 跟钟表匠犯人关系最近的是他的表兄，比他大两岁，在纺织厂工作，领班级的，厂里的排班表和出勤记录他都能拿到手。审讯的时候此人硬气的狠，一句话都不说，倒是其他3人纷纷扛不住，断断续续吐出些东西来。 这个组织内部层级分明，策划、侦查、后勤互不统属，平时严禁集会，全靠人力传信。然而“钟表匠”的突然被捕，立刻打破了平衡。为了等一个结果，其他人被迫压下恐慌，聚在一起，还将撤离柏林的行动推迟了24小时。 借助犯人们的口供，那场刺杀秘密警察的伏击中，参与人数实为六人。四人被俘，一人是审讯室里的“钟表匠”，而剩下的最后一人，那个全程蒙面的家伙，才是最大的谜团。没人见过他的真容，也没人查清过他的来历…… 费舍尔把审讯记录翻了一遍，其中一页上那行字，看了几秒钟：“除一人是钟表匠，4名暴徒都在一家纺织厂上班，同属一个组织。此外，还有一个谁也不知来历的神秘人？” 然后，他合上本子，站起来，信步走到窗边。 窗外，天色已大亮，街对面的面包房照常开了门，热气从门缝里冒出来。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拿钢笔在案件报告的第一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据一干嫌疑人供述，另有上层联络人（组织者？）一名，身份需待查。” 他把报告放下，把钢笔帽扣回去，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决定自己先眯一小会儿。 …… 第48章：审讯？没有人比我更懂！ 到了早上十点，醒来的费舍尔就在盥洗间，用凉水抹了一把脸，对着墙上的镜子把领带正了正。镜子里的人眼窝有点陷，下巴上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胡茬没来得及刮。 这位行动3组的主管督察，拿手背蹭了两下，算了，不刮了。估计在这个点里，头顶的大佬应该从内政部回来了，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报纸。 费舍尔出了盥洗间，顺着楼梯上了三楼，很快就在顶头上司，冯·克莱斯特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敲了两下门。 里面应了一声，费舍尔推门进去。冯·克莱斯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旁边摊着一份早报，头版头条赫然刊登有关日俄战争的最新消息。 那是1904年2月28日，日本在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偷袭了停泊于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当然，这属于帝国首相府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需要操心的事，与内政部和政治科关系不大。 费舍尔在桌前站定，把昨晚行动的经过汇报了一遍。抓捕地点、人数、过程，还有缴获的物品，以及初步审讯的结果，简短明了，没有多余的废话。 警监冯·克莱斯特靠在椅背上听，始终没有打断。等费舍尔说到被俘4人的口供基本对得上，至少有三份证实了彼此之间的组织关系时，警监才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拿起钢笔在便签纸上写下一行字。 就在部下准备转身离开时，冯·克莱斯特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口问了一句，“你刚才说，首先提供有价值情报的那个医生，就是红堡法医处的瓦尔特·科勒？” 费舍尔回应道：“是的，就是科勒博士。” 警监点了点头，随即指示说：“后续如果审出了上线，也许会牵涉到其他部门，你必须第一时间报过来，不要未经审批就私下采取行动。” 至于瓦尔特在外交部的真实身份，冯·克莱斯特还不想政治科的第三人知晓。 费舍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依照惯例，科勒法医官的上午，通常会待在红堡地下室的法医处值班。不过，一个突如其来的紧急电话，将他从柏林警局，叫到了政治科三楼。 瓦尔特敲门进来之际，警监冯·克莱斯特站在窗边，手背在身后，望着楼下的院子。听见脚步声，这才转过身，走回桌子后面坐下，示意瓦尔特关门。 “请坐，”冯·克莱斯特抬了一下下巴，示意瓦尔特在对面那把椅子上坐下。随后瓦尔特拉了椅子，坐下。 警监没有绕弯子，开口说：“东区那桩袭警案，你是帮了大忙。费舍尔督察把详细经过报上来了，包括之前的钟表匠，总共抓了五个人，已有3个人的口供对上了。” 此刻瓦尔特正以下属的身份，安静的坐在椅子上，等待上司继续往下说。 冯·克莱斯特接着说道：“你在红堡那边做的事情，我也大致知道。法医鉴定和现场勘查、还有一些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警察总局那边对你评价很高。政治科这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不仅缺人手，更缺知识丰富、头脑灵活的专业人士。你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常来这边。” “什么性质？”瓦尔特问。 不拿钱的白干活儿，现在的他可不太乐意。自从将全部积蓄投到博士医药公司后，他的银行存款再度回到了两位数。虽说日子还不至于过的窘迫，但瓦尔特希望能赚到更多的帝国马克，好给自己在腓特烈大街附近买套房子。 没错，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东大人与生俱来的固执。 “顾问性质，也不必天天坐班，有案子的时候随时过来帮一把，其他时间在红堡或是这边待着都行。嗯，薪酬按案件单独结算，跟你在法医处拿的补助不冲突。这次协助办案的报酬，已经在走财务程序，三天内会发给你。” 听到这里，瓦尔特自然是要感谢领导。但很快，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摊报纸上的旅顺港照片上，足足停了两秒，这才移开。 “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嗯，也算是一个建议吧，” “说。” 瓦尔特抬起头看着警监，他说：“我认为，政治科的审讯方式可以改进一下，我在地下室看到的受审犯人，身上全是严重的外伤，拳脚、棍棒与皮带，这些东西打在身上容易出人命，关键是不能及时拿到想要的口供。就像之前抓到的那13名法国间谍，现在还能正常说话的不过一半，这个损耗也太大了。” 冯·克莱斯特没有说话，等着医生继续往下说。 “我也不是希望彻底废除肉体上的拷问，但对于某些硬骨头，可以换上一种更有效率的办法。嗯，人体的有些地方不需要打碎骨头，也能让人开口，而且不会留下永久性损伤……至少看上去文明一点，” 政治科警监眯了一下眼睛：“比如说？” 瓦尔特暂时了片刻，那是他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会把自己从一个普通医生，演变成秘密警察的帮凶。不过，他既然已经坐到了这里，也就不打算再往回退缩了。 起因是外交部情报主管，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再度派人传话，催促着自己赶紧配合政治科，拿出相应的成绩来。 “比如说，大腿的根部，我们叫做腹股沟区，就是一个极佳的施压点。这里的皮下脂肪非常薄，股神经丛直接贴近表层，对外力的痛觉传导极其敏锐。只要避开内侧的股动脉，仅对神经干施加精准的重压，就能瞬间激发出山崩海啸般的撕裂剧痛。这种纯粹的难以忍受的神经痛，足以让人丧失反抗意志，却又不至于造成致命的大出血……” 医学上，通常使用0等到10分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来评估疼痛程度，而大腿根部的这种疼痛等级，大约是在七到九级，相当恐怖了。需要说明的，妇女分娩宫缩最剧烈时，以及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属于九到十级。 上述几类的疼痛感，很难被身体适应，也不会像拳打脚踢那样因为肌肉疲劳而逐渐麻木。每一次刺激都是独立的，新鲜的，身体不会习惯，疼痛体验不会衰减。 …… 第49章：这是我的奋斗！（上） 至始至终，瓦尔特在描述其专业领域时的语气，就像是医学院里的讲师介绍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清创手术步骤。 “当然，我还知道一种极不道德的‘水浴’酷刑，也可以对付那些冥顽不灵的外国间谍。最多制需要两三轮的操作，就可以让很多铁打的汉子快速屈服。简单来说，就是用湿毛巾盖在犯人脸上，缓慢加水。‘水浴’的核心机制，就是利用水来引发人类最原始的溺水窒息恐惧。但至始至终，受到摧残的身体不会留下明显的伤痕，反复几次，绝大多数人都扛不住。” 事实上，这种“水浴”在欧洲出现很久，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有过用水刑来迫害异教徒的记录；而两百年前的英国海军，也经常用它来惩戒充当逃兵的水手。 只是这种酷刑的致死率太高，随着19世纪后期欧洲左派运动的迅速崛起，已少有国家暴力机构在使用“这种不留外伤，但极度痛苦的残忍行为”…… 冯·克莱斯特听着心中一阵暗喜，看起来自己是挖到宝了。只是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简单的问了一句：“你有过实际操作吗？” 对此，瓦尔特自然是急忙摇头，他解释说：“我是医生，不是行刑者，当然没有。这不过是我在医学临床期间，对成百上千名病患观察后的结论。 不仅如此，我也查阅过大量医学文献，包括好几篇是来自美国，曾有医生对溺水时的生理反应和人体耐受极限做过系统研究。改进后的‘水浴’理论上完全可控，致死率也不会高……如果需要，我可以亲自演示一遍。比如说，在那几个不怕死的法国间谍身上实验一下。” “哦，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面前的上位者似乎很感兴趣。 “有很多，一次说太多没什么用，还是先试一试‘水浴’的效果吧。”瓦尔特赶紧刹了车，不愿意透露太多的天机。 事实上，要不是伯爵那边逼得太紧，他也不想充当秘密警察的“帮凶”。好在他主动要求审讯那一批法国间谍，自己的心理负担也不会有太多。 毕竟，德法两国早就互为死敌，哪怕是柏林的极左翼社民党，也不敢公然包庇这批外国间谍。否则，愤怒的柏林民众会将他们撕碎。 警监故作沉默了片刻，他看着瓦尔特问道：“嗯，也好，外交部那边也在催促了好几次？就明天吧，费舍尔警督会在明天上午，将那几名法国间谍押解到地下室的审讯室，嗯，你负责提供现场指导。” “好的，那我先走了，”瓦尔特随即起身，把椅子轻轻推回。 “去吧，记得明天上午9点！” …… 甘纳特注意到瓦尔特时不时出入于克斯滕街方向的政治科，已经好几天了。 最先是一个礼拜前，他在走廊里碰见瓦尔特从政治科回来，手里夹着一只密封的文件袋。甘纳特当时没往深处想，毕竟，政治科那边有时也有法医的活要出，临时找了科勒医生过去搭把手。 第二次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甘纳特路过报摊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科勒医生的名字。他顺着声音看过去，看见瓦尔特站在街角，对面站着一个穿深灰大衣，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 红堡附近，穿这套装束的人，十有七八属于政治警察， 而那位秘密警察，甘纳特他自己也认得：政治科行动3组的主管，弗兰茨·费舍尔督察。那是刑警科与政治科有过好几次联合行动。 不过，米勒督察对于这位同僚的评价并不高，说此人心眼快，脑子好，但心高气傲，做事心狠手辣，为达目的几乎不择手段。 但在那天，费舍尔不仅主动走近，还伸手拍了拍瓦尔特的肩膀，两个人站在路边说了好一阵子，走的时候，费舍尔朝瓦尔特挥了一下手。至于两人说了句什么，甘纳特根本没有听清，但透露的语气听着就不像是公事。 类似费舍尔这类阴险狡诈，终日见不得光的秘密警察，能够让他在大街上主动打招呼，拍肩膀，称兄道弟的，估计整个柏林也找不出几个。 对此，甘纳特没有吭声，只是在心里记下了。 然而就在一刻钟之前，甘纳特接受米勒督察交代的任务，前往政治科那边递送一份警务材料。准备返回时，他居然在楼梯口遇到了瓦尔特，后者是从三楼某个房间出来，而房间主人却是秘密警察的大佬，警监冯·克莱斯特。 甘纳特先是开了口，说：“真巧了。” 然而，瓦尔特并没有说话，先是做出一个收声的手势，还朝着楼梯方向偏了一下头，意思是“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下去之后再聊。” 两个人下了楼，一前一后出了政治科大门。 今天的天气不错，不热也不冷。过了街角后，瓦尔特拐进亚历山大广场侧面的一条巷子，巷口第二家是一家咖啡厅，门面不大，里面的座位空着几桌。 瓦尔特在靠墙的位子坐下来，把随行的医生包放在桌角，抬手朝里面的老板招了一下。 “老贝克，上两杯黑咖啡，一杯加奶和两份糖，另一杯不加奶不加糖。嗯，再来一份甜点。好吧，甜点是三份!” 此刻，甘纳特已在瓦尔特对面坐下，还把警帽摘下来搁在桌面上。 瓦尔特直言不讳的说：“这里说话会比较方便一些，这家咖啡店老板的小儿子，是我在一周前，从政治科的拘留所里保释出来的。” 甘纳特“哦”了一声，没有接话，对面的瓦尔特则继续自言自语。 “那个叫奥托的小家伙，就像我们刚上大学的那副模样，拼学业、喝啤酒、唱民歌、谈恋爱，当然，血气方刚的我们有时还热衷于政治，认为自己的做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是有利于这个国家，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如果不是老贝克恰好认识了我，他的儿子奥托此时还待在政治科的拘留所里反省。” 1904年的德意志帝国内部，柏林的政治警察对于被视为“不安分”的大学生，尤其上过“黑名单”的左翼分子，采取一套严密且严厉的管控体系。其手段涵盖了秘密监视，行政处罚，预防性逮捕，甚至是暴力镇压。 …… 第50章：这是我的奋斗！（下） 毫无疑问的，政治警察会为政治活跃的大学生建立各种详细档案，记录其家庭背景，政治倾向，以及社交团体等各类信息。此外，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政治性集会，都会被安插的线人立刻制止，或是向上通报。 一旦发现有越界行为，政治警察会联合柏林警局，迅速动用行政与法律手段，进行惩罚。而学校层面也会出台相应的处分通知，警察局这边会实施预防性的逮捕与起诉。当然，上述措施更多的属于恐吓性质，就是让头脑发热的大学生在拘留所里呆一呆，清醒了再回去。 唯有等到监视和行政等所有手段失效之后，带着任务的政治警察就会毫不犹豫的使用各种武力……这一阶段，普通的柏林警察通常是不主动参与的。 “但你也不能和政治警察走的太近了。之前，费舍尔在大街上拍你肩膀的事，我看见了，霍夫曼警长也知道了。所以，他希望我找个机会来劝一劝你。”直来直去的甘纳特还是忍不住了，低声告诫说。 瓦尔特笑了笑，没有过多解释。虽说柏林政治警察的声誉的确不怎么好，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自从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一场车祸之后，自己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与世无争，对人毫无防备的大学生了。 老板亲自端了两杯咖啡过来，一杯纯黑的放在瓦尔特面前，另一杯加奶加糖的放在甘纳特那边，还有三份打包好的甜点。回到柜台之前，老贝克关上了咖啡馆的大门，并且挂出“暂停营业”的水牌。 瓦尔特低下头，默默看着杯子里冒着热气的咖啡，似乎不知道说什么。 此刻，对面的年轻刑警开了口，他说：“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做事办案与我们很不一样。那里面的水太深，你一个法医主动掺和进去不合适。而且，霍夫曼警长私下让我告诉你，秘密警察的路子野，你今天帮他们把案子结了，明天他们就会把你当自己人用。可一旦成了自己人，你再想退就很难办了。” “是的，我知道。”瓦尔特淡淡的回应道。 甘纳特抬起头看着他，一字一句的说：“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就说费舍尔那个人吧，米勒督察和霍夫曼警长给他的评语是聪明但阴险，身为政治警察的他，不会无缘无故与一个外人走的亲近，他在利用你。 另外我自己也想跟你说，你在红堡干得好好的，法医办公室的阿多诺博士器重你，米勒督察那边也认可你，我和霍夫曼警长也支持你。所以，你犯不着去蹚那边的浑水，与政治警察走的太近。” 瓦尔特把咖啡杯轻轻放回到桌面，略微停了一下，才开口说：“澄清一下，我跟费舍尔之间的公开联络，不是他来找我，是我故意现身去找他的。所以真实的情况，不是他在向我示好，而是我想方设法的让他主动走过来。” 甘纳特听到这句话时，人立刻懵了，问道：“为什么？” 瓦尔特的目光落在桌面那杯黑咖啡的热气上，过了几秒，这才慢慢说话。 “恩斯特，我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不一样，你父亲在监狱里当了近二十年的典狱长，你叔父在普鲁士内政部出任秘书。他们都是体制内，嗯，是政府里手握权力的中层。 所以，身处柏林的你不管走哪条路，不管犯下什么样的错误，都有人在你前面替你遮风挡雨，为你清扫障碍。但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孤儿，没有你拥有的这一切！” 瓦尔特说完这些话，随即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他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继，似乎开启了一番喃喃自语的独白。 “是的，也许你永远无法体会，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的自卑与懦弱。中学时代，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的他，是如何在同学的嘲讽声和老师的冷漠目光中度过。他唯一的发泄，就只能在没有人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做无声哭泣。 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在柏林医学院读书的他，依然要起早贪黑的去打一份零工，才能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开销。这还是要感谢预备役军医官的身份，为这个孤儿减免了全部的学杂费，此外还有一笔生活费。 从柏林医学院的学习，到夏洛特医院的实习，再拿到一份行医执照，并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整整七年的苦难奋斗，我总算是拼命熬了下来。 当时，我就心想着能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外科医生，或是开个有名望的诊所，有身份、有地位、更有钱，可以在帝国的首都出人头地！” 不经意间，瓦尔特的右手便慢慢伸了出来，在甘纳特的注视下，他的手套都被他拆了下来，露出那只筋骨俱伤的残疾手的狰狞模样。说这句话的时候，瓦尔特的语调异常的平稳，像是随口描述一件跟自己又不大相干的小事。 “半年前，就是这只手，在为急性阑尾炎病人手术时，只需22秒，就能精准切掉发炎的阑尾。要知道，急性阑尾炎的手术致死率通常高达20%到30%，而我的手术可以控制在5%以下，比起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高明。 可是现在呢，我的灵巧手已经彻底废掉了，外科医生与我彻底无缘，要不是机缘巧合之下，我能为柏林警察局办点事，临时充当验尸官的角色，或许我就要永久的待在夏洛特医院，做一个助理医师。 可即便是这样，我依然生活在恐惧中。还记得我们在车夫赫尔曼·舒尔茨家里的发现吗？当初我请求你和我一起选择了隐瞒真相，但那些人依然阴魂不散，时不时潜入我的住所，收集各种信息。所以，我需要有自保的实力。” 甘纳特摇了摇头，继而问道：“你就没想过换个地方？去慕尼黑、汉堡，或是德累斯顿也行，换个部门也好。” 瓦尔特直言不讳的说，“我当然想过，但换了又能怎样？你知道是哪个权贵，一心想着要置我于死地吗？” “于是，你选择了与政治科合作？”甘纳特暗叹了一口气。 “当然，幕后的权贵或许不怕柏林警察局的人，但他们绝不会主动招惹秘密警察。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安静，没再遭遇有过偷窥者。”说到这里，瓦尔特故意略去了自己入职外交部情报科的事实。 甘纳特坐在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帽子拿起来戴回头上。他说，“你说的我懂，无论你最终选择了什么，我们还是朋友。” 听到这里，瓦尔特随即回应道：“谢谢了，我的朋友！虽然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会牢牢抓住每一次向上攀登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哪怕稍有松懈，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是的，这是我的奋斗！” …… 第51章：圣玛利亚大教堂 在咖啡馆的谈话，比起瓦尔特预想的最坏结果，要好一点，至少他本人与甘纳特的那份兄弟情谊，并没因为这件事，而走向彻底终结。 至始至终，甘纳特都不认为自己的好友，成为政治警察的一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最终，他还是共情了瓦尔特的种种不幸遭遇，两人继而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那种属于兄弟间的默契依然存在，只是彼此之间，终究是横亘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缝。 目送甘纳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瓦尔特在桌边又枯坐了一会儿。他让老贝克端上第二杯咖啡，耐心的等到杯壁不再烫手之后，才端起来一大口喝完。 放下杯子，瓦尔特慢悠悠地起身，推门走入柏林的街头。 不久，瓦尔特已独自站在亚历山大广场的钟柱旁边，内心陷入了长久的犹豫，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一边是红堡的柏林警察总局，一边是克斯滕街的政治科。 下午的阳光从云层后斜斜地照下来，把石板路上未干的积水晃得刺眼。周围尽是行色匆匆的过人和辘辘驶过的马车，这喧嚣的景象令瓦尔特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烦意乱。他索性在路口拐了个弯，顺着一条平时极少涉足的小巷朝南走去。 巷子并不长，两侧是公寓楼的后墙，墙面上爬着一簇簇藤蔓植物。穿过那段逼仄的通道，瓦尔特的视野豁然开朗起来，一座红砖砌成的哥特式教堂，正赫然立在他的左手边。 这是圣马利亚教堂，柏林的几座老路德宗教堂之一。 门口立着一尊铜像，马丁·路德左手按着德语书写的《圣经》，右手攥着一卷纸，神情严肃地望着街对面。 瓦尔特站在铜像旁边看了一会儿，然而他不是教徒，上一辈也不是。无论是死去的原主，还是现在的自己，重生以来的他，似乎还没有进过任何一座教堂的大门。无论它是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的，还是东正教的。 但另一方面，瓦尔特心中也明白，在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依然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宗教氛围。 如今的柏林市区，人口约为两百万，而170万新教徒和22万天主教徒就占据了绝对多数。与此对应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公务员，被视为社会道德和良好秩序的“楷模”，通常会按时参加教堂的礼拜日的活动，至少每周一次。 毕竟，教堂的钟声在每个礼拜日早上准时响遍全城，很少有人能够避开。这不仅是个人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展示自身良好品行的“社交属性”，充分体现“政治正确”。 之前在夏洛特医院工作的时候，身为医生的瓦尔特，受到老师哈塞医生的深刻影响，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不会参与各类宗教活动，更不会跑去教堂做礼拜。 如今的柏林，最为反对宗教的除了社民党和左派工人团体外，再就是医生、教授与学者，后者属于理性、冷静、基于科学的反宗教角色。 只是今日不同往昔，已作为“体制内一员的瓦尔特”，如果长期不去教堂，或者在重大宗教节日缺席，很可能会被上级及同僚认为“缺乏道德约束”，或是“思想偏于激进”，继而会影响未来的晋升，以及同僚对自己的信任。 更何况站在教堂门口的老牧师，卡尔·穆勒已经看到了自己，远远的对着瓦尔特挥了挥手。两个月前，老牧师穆勒曾因为急性肠炎住进过夏洛特医院，恰好正是瓦尔特接的诊。 老牧师前后在病床上躺了六天，等到退烧之后，恢复意识的穆勒便一直鼓动年轻的医生，一定要前往自己所在的圣马利亚教堂，参加礼拜日（主日）活动，继而“重新回到主的怀抱”。 毫无疑问，能引一名医生归入上帝的怀抱，其功德，远胜过感化千百个凡夫俗子。 那个时候的瓦尔特只是礼貌的笑了笑，既没有满口答应，也不会当面拒绝，直到老牧师出院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在自家教堂门口迎面撞上，穆勒哪里肯轻易放瓦尔特离开。老牧师快步迎上前，他一把攥住医生的手腕，压低嗓音道：“迷途的羔羊，是万能的主指引你到这里。”这话猛然扎进耳朵，令瓦尔特感觉头皮发麻。 但最终，这头“迷失的羔羊”还是没有拒绝对方的勇气，只好顺着老牧师的手势，朝着教堂大门走去。 两人走进主厅的时候，一个穿黑色长袍的助理牧师拦下来了老牧师，并在后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穆勒面色微变，随即回头朝瓦尔特抱歉的抬了一下手，示意他可自行前往主厅，然后跟着助理牧师走向侧廊尽头的屋子。 瓦尔特在主厅入口处站了片刻，但老牧师那边的事情看起来，一时半会儿是结束不了。随即，他沿着侧廊走了几步，但没有到祭坛前面去，在旁边靠后，一处不引人注意的长椅上坐下来。 前方祭坛上，黄铜烛台托着几支未点燃的白蜡烛，洁白的亚麻桌布垂落如雪。阳光透过巨大的尖拱形彩绘玻璃窗射了进来，将红、蓝、金交织的光斑投射在祭坛前的地面上，整个教堂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残蜡气味，以及旧木头散发的幽香。 不久，教堂里的钟声在头顶上响起，铛铛铛了几声，余音在拱顶下盘旋了一阵，这才慢慢散去。 由于今天不是礼拜日，所以教堂里的人并不多，前面好几排都是空着的，只有零散几人坐在位置上，低着头，合掌祈祷。 或许是连日来的疲惫终于在此刻决堤，瓦尔特靠在冰冷的椅背上，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最后干脆是躺在长椅上。 以至于忙完手头事务，重新回到主厅的老牧师，左右扫视了几眼，却没能发现“那头再度走丢的羔羊”，此刻正躺在一条橡木长椅上，蒙头大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教堂的侧门“嘎吱”响了一声。 接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穿着浅色外套，头发在脑后编成一根大辫子，用深色一根的绸带系着。 …… 第52章：初遇伯莎·克虏伯 正面上看，女人的年纪不大，脸颊还有一点没褪尽的圆润，但脸色白得不太正常，嘴唇也干得起了皮，感觉是她接连几天都怎么没睡好觉。 年轻女人的脚步很轻，她来到右侧一座小祭坛前，在一根烛台旁边跪了下来。只是当她跪下的时候，动作有些费力，一只手撑着膝盖才稳住自己的重心，另一只手在胸前简单的画了一个十字。 很快，她用埃森-鲁尔一带的德国口音进行着祈祷，虽说声音压得很低，但教堂里显得太安静了，虽然隔过好几排座位，但女人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传进不远处，瓦尔特的耳朵里。 “……我的父亲，请您保佑伯莎，保佑我们的家族！”忽然，女人在此停了一会儿，声音变得更低了，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是的，今天陛下就在城市宫，当着我与母亲的面，提出了联姻要求。但我的内心，并不想，想嫁给那个，比我大了整整十六岁的老男人……” “该死，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左右不过打了个瞌睡！”此刻的瓦尔特，已经吓得一动不动。 那是他在无意中，偷听到顶级财阀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秘密。毋庸置疑，那名祈祷的年轻女子就是克虏伯集团的唯一继承人，伯莎·克虏伯。 埃森的克虏伯，那是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军火支柱。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姓氏在普鲁士的报纸上出现的频率，仅次于皇帝威廉二世。 两年前，克虏伯的家主，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因自己的一桩丑闻，遭遇左翼社民党的《前进报》持续曝光，最终在无尽的羞愤中选择自杀，留下16岁的独生女儿伯莎·克虏伯来继承庞大的产业。 尽管伯莎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财产，但这只是法律与名义上的。 此时的德国主流社会依然固执的认为，一个庞大的、与军工命脉紧密相连的商业帝国，根本不适合交给一为年轻女性来掌控。 即便是伯莎的亲生母亲兼临时监护人，玛格丽特·克虏伯也持有相同的观念，“伟大的克虏伯家族，需要一个优秀的男性领袖来领导。” 鉴于克虏伯集团是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军火供应商，德皇威廉二世自然绝不允许这个“战争机器”的控制权旁落，或是出现任何不稳定因素。因此，及早为伯莎安排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成为德意志帝国一件“头等大事”。 一小时前，就在柏林的城市宫里，德皇威廉二世接见了伯莎，还有她的母亲玛格丽特。期间，德意志皇帝将霍恩索伦家族的旁系，34岁的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当众介绍给了18岁的伯莎·克虏伯。 皇帝的用意相当的明显，他希望古斯塔夫以类似“入赘”的方式，进入克虏伯家族，从而名正言顺地接管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管理权。对此，母亲玛格丽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是要求古斯塔夫必须改姓为“克虏伯”…… 毫无疑问，瓦尔特刚刚在无意见偷听的消息，属于帝国皇室和顶级豪门之间的绝密。作为一名“体制内”的小角色，根本犯不着往这种旋涡里卷。 于是，瓦尔特悄悄的将身体蜷缩一团，隐藏在长椅之下，努力不让任何人发现自己。否则，这位少尉军医官明天就将乘坐一艘远洋轮船，前往德属非洲殖民地。 等了一会儿，听到伯莎的祈祷声低下去，似乎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瓦尔特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随即连滚带爬的要逃出教堂。 出门没两步，瓦尔特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倒在了地板上，他的脚步停了下来。转过头，瓦尔特看见那根烛台旁边的地面上，伯莎已经离开了跪垫，整个身子歪倒在石板地上，此时的她闭着眼睛，面色苍白。 犹豫了片刻，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还是折返回来，他快步走到伯莎面前，蹲下身。她的呼吸还在，但浅而快，脉搏摸上去细弱。 医生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没有反应。额头不烫，反而偏凉，两侧颞动脉的搏动不规则，很弱，明显是供血出现了问题。 就在这时教堂正厅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长的女人和一个穿深灰外套的中年男人从侧门跑进来，远远看见地上的人便喊出了声。 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手袋，男人则直奔过来，俯身看向伯莎，满脸焦急，从装束上看，他们应该是伯莎的随行仆役兼保安。 很快，中年男人已摸到腰间的手枪，警惕的望着瓦尔特，后者也很是乖巧的退到一旁。至于那个女人已经在教堂里大喊大叫起来，“来人啊，这里有没有医生啊！” 女人的尖叫声立刻引来了五六个人，其中就有老牧师，当穆勒看到地上的女子时，脸色顿时大变。 老牧师直起身来，在几步之外的人群中扫了一圈，最终看到了被手枪逼到一旁的瓦尔特。他先是愣了一下，赶紧快步走过来。 老牧师对着掏出手枪的男子解释说：“别紧张，这位是夏洛特医院的科勒医生，他是来帮忙的！” 听到老牧师的担保，持枪保安这才点了点头，同意医生上前施救。 瓦尔特也没有推辞，他刚才就已基本判定晕倒的伯莎，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此时，他决定再检查一遍，于是半跪着，重新翻了一下伯莎的眼睑。黏膜苍白得几乎透明，甲床也毫无血色，指甲边缘脆薄，有几处已经断裂到了根底。 他问向那个高声尖叫的女仆：“她平时吃什么？” 女仆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医生会问这个问题。随后想了想，说道：“主要是白面包和土豆，伯莎小姐的胃口一直不太好，也很少吃肉……” “蔬菜呢？” “有的，但是吃得少。大小姐不太喜欢青菜。” 瓦尔特点了点头，又问：“她最近是不是常常头晕，站久了眼前发黑？而且生理期也是在这两天来了？” 女人急忙点头说：“是！生理期是前天开始的，在酒店里就晕过一次，但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 瓦尔特把伯莎的手腕松开，摸了摸颈侧的血管，又翻开衣领看了一眼锁骨上方的皮肤。再结合她年龄和症状，最终可以确定是缺铁性贫血。 …… 第53章：初遇伯莎·克虏伯（续） 十八岁的成年女孩，身体依然在发育，月经来潮的时候会消耗大量铁元素，偏偏这位性格固执的克虏伯继承人，又是以吃白面包为主食，而且肉类与蔬菜的分量极少。 依照现代医学的观点，这会导致体内的血红细胞浓度下降，携氧能力不足，从坐姿到站立稍微快一些，脑部供氧就跟不上，人就可能会晕倒。 再度确定了自己诊断的没错，瓦尔特随即起身，他对满脸焦虑的老牧师和旁边的仆人说：“你们可以放心，病人的昏厥现象只是短暂的，不会造成任何的生命危险。嗯，你们可以先把她平抬着，放到长椅上。对，就这样。记住，保持平躺姿势，不要扶她坐起来，还要头低脚高，最好是垫个东西在脚下。” 说完，瓦尔特开始下意识的寻找随行的医生包，他这才发现是自己落在了咖啡馆，其中也包括医生的专用处方单。 瓦尔特随即转过头，对众人问了一句，“你们谁带了纸和笔？” 一旁的女仆急忙从自己的手袋里，翻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递上前。 瓦尔特接过来，翻到空白页，用左手写了一行字：硫酸亚铁糖浆，每日服用两次，每次硫酸亚铁含量为10毫克，饭后服用。接着，他又想了想，在下边补了一行：每天硫酸亚铁的服用总量，不得超过30毫克。 签完署名，瓦尔特将纸条递给男仆，嘱咐说：“我的医师处方签没在身边，你现在拿着这张单子，就去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奥拉宁广场14号，找到奥拉宁药房，让药剂师弗朗茨·卢策照开一个处方签，再配药。嗯，就说是瓦尔特·科勒医生让你去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眼下的坏事似乎在慢慢变成好事，自然要雨露均沾，分给博士医药公司，还有瓦尔特的合伙人。毕竟，不是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能与德意志帝国的顶级豪门，克虏伯家族搭上关系。 负责丽莎安保的那位男仆，看到另外两名保安已赶了过来，他向他们交代了几句，自己则拿着医生开具的纸条出了教堂。 与此同时，瓦尔特又在小记事本上撕下一页，上面写了几行字： “从即日起，病人需要适量的食用猪牛羊等红肉及动物肝脏，至少保证每日一餐；另外，含铁量的蔬菜，诸如菠菜、西蓝花、芹菜，以及香菇、口菇等，也必须一日三餐的搭配食用。切记，病人不得有任何的挑食行为！” 瓦尔特写完之后，把纸条递给那个女仆，说“除了按时吃药，食物也必须严格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放心吧，最多两周，病人的病症就能明显减轻，但想要彻底康复，不再有贫血症的现象复发，日后的调理时间可能会有点长。” 说道这里，医生低头检查了伯莎的身体状况，虽然人暂时还没有醒过来，但心率正常，呼吸平稳，所有身体机都在正常运作，瓦尔特对着一旁的女仆嘱咐道：“现在，你可以去给她倒一杯水。” 女仆转身往侧廊尽头的一张茶几走去，那里放着一只水壶和几只还算干净的杯子。等到她把水倒满端回来的时候，平躺在长椅上的伯莎，双脚被垫高了一截。女仆特蹲在伯莎旁边，把杯沿贴着她的下唇，慢慢倒了一点点水进去。 不一会儿，伯莎的喉咙里动了一下，水也顺利咽下去了。又过了两三分钟，这位克虏伯继承人的眼皮动了动，随后，眼睛慢慢的睁开了一条缝。 一开始，伯莎的眼神还有点涣散，她的目光就在穹顶和水晶灯间，游移了几秒之后，这才慢慢的聚拢。 瓦尔特微微垂下头，稍稍触及对方的耳边，轻声问了一句：“你能够听得到我说话吗？” 伯莎没发声，微微点了点头。 一看到帝国的女继承人醒了，状态也在慢慢恢复，一旁众人心中的悬石总算是安全落下，女仆甚至激动的转过身，捂住嘴，那是在喜极而泣。 “嗯，我是科勒医生，你刚才起身的时候忽然晕倒了，初步诊断是贫血症，但问题不大，而且我已经派人去药店给你买药了。等一会儿吃了药，你就会好一些。还有，你不要急着坐起来。对的，继续平躺着就好。” 说道这里，瓦尔特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又说：“我已经问过了，你每日进食的过程中存在有一些营养问题，这是导致你的身体缺铁的主因。大部分时间里不会发作，但在某个特定时期，也就是缺铁症严重时，就会致人晕厥，与你刚才那样。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之前已经说过，缺铁症很容易解决，但必须依照医嘱吃药、吃饭。” 此刻，伯莎慢慢的眨了一下眼睛，嘴唇也似乎动了动，只是发出的声音很轻。瓦尔特隐约听到了一点内容，但不准备凑近倾听。 他随即站起身，对旁边的仆役说：“病人现在已经醒了，继续平躺30分钟左右，中途喝点少量清水。等到药物回来之后，就给她服用一次。药物必须连续服用两周以上，身体才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想要标本兼治，彻底杜绝缺铁症的复发，日常食物必须严格依照我的规定。” 说完，瓦尔特对着长椅，后退了半步。在一干众人的千恩万谢中，医生只是摆了摆手，转身朝大门的方向走去。 经过老牧师身边时，对方忽然拉住瓦尔特的袖口，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了！”瓦尔特只是笑了笑，也没有回话，继续往大门走。 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张望了一下。伯莎依然慵懒的躺在长椅上，脚垫着保镖身上的外套卷，似乎再与女仆低声说着什么。 不过，她的脸色依然苍白，但比昏倒时呈现的灰青色，要好了一些。 瓦尔特仅仅在教堂大门处逗留了一两秒，随即推开门走了出去。 伯莎·克虏伯，这个名字他已经记住了，而且还见到了真人。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整件事应该就要到此为止了。 至于伯莎的抱怨，还有大她十六岁的未婚夫，以及皇帝威廉二世的订婚安排……瓦尔特决定在回家之前，统统的遗忘掉。 除非，他真想着去某个德属非洲殖民地，度过未来的十几年。 …… 第54章：“水浴”与法国间谍 第二天一早，瓦尔特照常在红堡“打卡上班”。等快到约定的时间，他在桌上留下一张出行条，便起身前往克斯滕街。 10分钟后，来到政治科的地下二楼审讯室。里面的陈设物品，都是依照瓦尔特的嘱咐提前布置的：一张躺椅，一个水盆，几条叠好的毛巾，一个大水壶。房间有两名充当行刑者的政治警察，以及一名书记员。 另外，角落里的一名法国间谍已被绑在躺椅上，此人大约四十岁左右，是上次抓回来的13名间谍中，还能正常说话的一个。 哦，不对，目前只剩下10名法国间谍了，另有3人已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还有4人尽管还活着，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已经很难正常说话了。 事实上，这名幸运的法国间谍的情况也不算太好。他的脸肿着，左眼眼眶有一圈紫黑色的淤血，嘴角结着干涸的血痂，衬衫领口扯开了，露出来的锁骨上方有一块手掌大的擦伤…… 对于法国间谍，瓦尔特可没有多少怜悯之心，他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 走到水盆旁边，他拿起一条毛巾浸透拧到半干........ 十分钟后，犯人终于是忍不住了，嘴里陆陆续续吐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单词。 此时，速记员已经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笔尖在纸上飞快地划着，记录者他听到的每一个单词，包括：名字、地点、时间、接头方式、安全屋、武器装备、撤退路线、经费来源、联络人的特征…… 这一期间，瓦尔特没有打断，由着间谍说下去。等到那人停下来不再出声了，速记员又等了片刻，也最终停下笔，抬头看了一眼瓦尔特。依照弗兰茨·费舍尔督察的命令，这个审讯室里，医生才是发号施令的主管。 瓦尔特接过速记员的本子大致瞟了一眼，接着，他转过身，弯下腰看了看躺在椅子上的法国间谍。中年男子的双眼依然紧闭，似乎不敢直视面前的恶魔。好在呼吸已恢复正常，胸口在慢慢起伏。一番“水浴”过后，身上除了之前留下的旧伤之外，并没有新增的痕迹。 瓦尔特冲着走廊喊了一声，很快就进来两名壮汉，他们负责将已经招供的法国间谍，带离牢房。 瓦尔特对参与行刑的两名政治警察，补充了几句要点。 他说：“下次就用这个办法，看看多文明，又不流血......” 教学任务结束后，瓦尔特没打算留下来，继续督导审讯工作，而是返回地下一层，那间没有窗户的诊室里。 瓦尔特把门关上，先是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来到水池边，把手伸进水里，洗了又洗。他知道自己刚刚教给行刑者的“水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被这栋大楼里的政治警察们反复使用。 至于是否仁慈，对错与否，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似乎是感觉身心俱疲，瓦尔特索性躺在诊断床上，还顺手将一条湿毛巾盖在面前，遮住了自己的口鼻。 毫无疑问，“水浴”带来的不仅是审讯期间的痛苦，还有强烈的“预期恐惧”。 就是这样几次循环下来，犯人的时间感会错乱，心理防线会彻底崩塌，产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第55章：“水浴”与法国间谍（续） 旗开得胜的政治警察们，随即将针对法国间谍组织的审讯，持续了整整五天。期间，地下二层走廊与审讯室的昂贵白炽灯，就一直没有熄过。 另一方面，混着铁锈、血腥与腐臭的味道越积越重，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自然习以为常了，倒是那些记录员在走进审讯室之前，要先站一会儿才能适应。 每天上午九点，瓦尔特都是准时来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医务室报道。似乎是感觉灰绿色的漆面裂纹过于丑陋，他居然亲自拿着一把大刷子，花了一整天的功夫，把白色的石灰石浆水往墙上抹。 即便是有事做，亲自参与审讯的过程中，他也会带了一本德国当代《布登勃洛克一家》，坐在某个角落里翻书。只要犯人不出事，那么审讯室发生的一切，暂时都与他无关。 第三天下午，一名法国间谍供出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为了核实情报得真伪，审讯也随之暂停。躲在墙角的瓦尔特放下，起身给犯人进行了一次身体检查。 这名间谍血压不稳，嘴唇发紫，瓦尔特便从随行的医生包里拿出一粒药剂，灌了半杯水。30分钟后，等到各项指标基本回稳之际，他才允许政治警察将其带回监牢。 不得不承认，政治科的伙食确实比红堡那边要好很多。每周能吃到炖牛肉配土豆泥，肉炖得很烂，汤汁浇在土豆上，非常下饭。其余几天，不是猪肉香肠或者就是煎肉饼，虽说香肠里掺了不少面粉，但味道也不差。 主食大多数时候是黑面包，偶尔换成煮土豆。如果警监本人也下楼吃饭的话，厨房那边提前会换一次白面包，切得厚，烤过，还要配上黄油。 瓦尔特最开心的，是蔬菜汤每顿都有，卷心菜汤、豌豆汤、土豆汤轮流来，汤底是用骨头熬的，油花浮在面上，喝起来特别有肉味。 如今，审讯的安排基本都固定了。 下午两点回到审讯时，犯人陆续被提上来，这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两个行刑者架着腋窝从铁门后面拖出来，膝盖已经弯不下去，几乎是被人半抬着挪过走廊，直接扔到审讯室的“躺椅”上。 接着，“水浴”开始了。 依照瓦尔特医生教导的方式，秘密警察把毛巾叠好浸水，盖住受刑者的口鼻。水壶倾斜，水渗进棉布，间谍喉咙里发出一种被堵住的闷响…… 闲暇无事的瓦尔特就坐在角落打发时间，有时候会翻上一两页书。 第二天，审讯室里送来提审的是个胖子，三十多岁，面色灰白，一看就是个胆小鬼。刚拖进来的时候自己还能走。上一刻，他还在嘴硬，一句话都不说，可等到“水浴”的第一轮刚开始，他就立刻跪地求饶了。 警察们自然不怎么相信，想着要继续施行，但被瓦尔特阻止了，那是他闻到了一股尿骚味，就是来自受刑者身上。 等到对方交代了所有口供，医生简单检查了血压，发现胖子脉搏很快，他随即推进了一针镇静剂，等了五分钟才允许将人带出审讯室。 到第四天的时候，剩下的法国间谍陆续都松了口，其中一个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年轻间谍交代的情况最为彻底，而且他供出的内容，直接把之前警察们掌握的各个线索，相互验证并串联起来，以至于现场的速记员写满了足足五页。 期间，曾有勇敢的法国间谍为逃避这一场残酷的“水浴”，试图咬舌自杀，但被眼疾手快的警察们按住。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过去检查了犯人口腔，舌面有伤口但不严重，他用镊子夹了棉球压住止血，让人给他灌了一杯凉水。然后医生漠然的点了点头，示意警察们可以继续审，接着用刑。 第五天下午，剩下最后一个法国间谍。这个人至始至终都没有开口，恼羞成怒的秘密警察们，前后使用了五轮“水浴”反复伺候他一人，哪怕是犯人的嘴里已经淌了血，依然拒绝交代。 后来停了泼水，但犯人的头已歪向一边，呼吸变得又浅又急。瓦尔特是在半小时后才匆匆赶来审讯室，他立刻给犯人做了两次心肺按压，手底下肋骨没有活人的弹性，松开时胸廓也不回弹。 最终，他翻开眼皮看了看，站起来，摇了摇头，“没了！” 周五的时候，政治科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审讯法国间谍的汇总报告，依照当初的协议，上述报告也转抄给外交部一份。 瓦尔特没看全部内容，只在冯·克莱斯特警监的办公桌上，瞥见文件封面的标题，厚度差不多有五六十页。 审讯结束的时候，瓦尔特照例，将自己经手的医疗记录，还有值班日志一并交给了费舍尔警督。走出政治科大楼的时候，他还看到几个秘密警察们抬着纸箱往档案室走，箱子里装满了审讯记录和物证袋。 刚回到红堡的法医办公室，许久未见的胖警官甘纳特，却不知从哪里凑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嘿嘿嘿，你知道这阵子以来，政治警察到处出动，据说在柏林抓了不少的法国间谍？” “不太清楚。”瓦尔特心下不为所动，那是他与政治科签署过保密协议。 甘纳特悻悻的看了他一眼，继而说道:“我老爹说，普勒岑湖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为了腾出多余的牢房，还提前释放了那些小偷小摸的坏家伙。据说，这一切都与最近逮捕的法国间谍组织有关。” 甘纳特说的没错，就在瓦尔特协助费舍尔警督审讯间谍之际，柏林街面上的动静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明里暗地的巡逻频率，比平时多了两班，就连负责普通刑事案件的A科，霍夫曼与甘纳特等人也经常被抽调执勤。 期间，柏林的媒体也不是没有报道，但遭遇到严格的新闻管制。作为最大反对党的社民党继续在帝国国会里折腾，继续高呼新闻自由，反对政治迫害什么。 很快，帝国议会的少数派领袖们，如期见到了政治科负责人，冯·克莱斯特，并由后者做了一个小范围的闭门情报通报会。 …… 第56章：间谍案的余波 到了第二天，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左派议员们，纷纷改变了先前的政治立场，或是保持中立。在面对普鲁士内政部、柏林警察总局，以及政治警察，三方联合发起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之际，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集体保持缄默。 另一方面，负责行动的秘密警察们也收到上司的严格要求，不得借题发挥，不得私下逮捕社民党的核心党员，即便是要逮捕，也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并允许嫌疑人有自我辩护，以及律师陪伴的基本权利。 等到大规模逮捕即将结束那天，《柏林日报》等少数报刊被允许连续刊登了几篇短讯： 头一篇，只是陈述了一件既定事实，政治警察“在大柏林地区查获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外国间谍组织”； 第二篇，报道中补充了一些细节，但核心内容依然表述的含糊其辞。 第三篇，正式提及了间谍案与法国情报部门有关，但涉案人数没说。 整个柏林地区，这次大规模逮捕法国间谍的行动，持续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期间抓捕了两百多名嫌疑人，但市面上的谣言却变成了成千上万。 经过一番详细甄别后，最终以涉嫌“通敌卖国”的罪名，而被关进监牢的犯人，也不过五六十号，属于这几年来帝国境内影响比较大的间谍案。不过其后的事情，与瓦尔特关系不大了。 审讯结束的当日，我们的科勒医生将工作重心重新放在红堡那边，不再主动过问“克斯滕街”的任何事情。 事实上，瓦尔特就是想去也去不了了，那是他出入政治科的临时通行证已经失效。所以他关心更多的，是对方承诺过的“巨额奖金”何时能到账。 一周后的下午，“克斯滕街”那边果然打来了电话，接线员宣称是冯·克莱斯特警监，后者希望科勒医生立刻去一趟政治科的三楼。 瓦尔特推开办公室的门，警监正戴着单片眼镜，趴在大书桌上，批阅摊在桌面上的好几叠文件。一见到间谍案的功臣到来，他先示意瓦尔特随便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牛皮纸信封，推到对方面前，示意自行打开。 一只信封稍厚，里面的纸币码得很整齐，估摸不低于2千马克。另一个信封里面，是张对折的硬纸卡片，比之前的通行证略大一圈，左上角印着帝国政治科的徽章，中间是瓦尔特的姓名和编号，右下角标注的有效期，已延续到1905年4月，整整一年。职务照旧，还是医师。 政治科警监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他说：“你的薪酬和奖金加起来，一共有两千三百马克，有几笔是要按补贴计算，财务那边复核过，如果数字没算错的话，待会你出门的时候，先要去财务那边补签一下。另外，之前的通行证已换上新的，每年4月之前可以来我这里续签一次。” 瓦尔特立刻起身，将上述两个纸信封拢到了怀里，“谢谢长官！” “这次收网的成果，政治科、柏林警局、外交部和内政部都有反馈。上面的大佬几次都提到你，说跨部门合作能做到各方都满意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你就是成功运作的功臣之一。” “那是长官们教导有方，我本人也有一点点的运气成分。”两世为人的瓦尔特，将自己的态度摆得很正。 “哈哈，运气？那这运气不少人想有。”冯·克莱斯特笑了笑，低头翻开桌面上其中一份文件。 瓦尔特把信封收了起来，起身说：“长官，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刚走到门口，还没摸到门把手，身后就听到冯·克莱斯特的声音。 “我听说你曾在圣玛利亚大教堂救过伯莎·克虏伯的命？” 瓦尔特急忙转身解释说：“谈不上救命，她不过是缺铁症而已，即便我不在现场，病人也会自行苏醒，我只是恰逢其会，开具了一个药方单罢了。” 作为政治科大佬的冯·克莱斯特，想要了解瓦尔特的日常行踪，实在太简单了。自己确定及肯定，包括圣玛利亚大教堂在内，亚历山大广场周边的所有教堂，无论是路德宗，天主教的，还是东正教的，都有秘密警察的眼线。 见瓦尔特略显紧张，冯·克莱斯特便笑着解释说：“前几天的一场部门晚宴上，内政大臣韦纳伯爵就在我面前，狠狠的表扬了你！嗯，如果克虏伯家族送来的是钱财，你大可以接收。至于其他的，你自己把握。” …… 三月的前两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瓦尔特依然在柏林警局与安全科之间来回跑。闲暇没事的时候，他基本是待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局，这边认识的人多，说话也比较随便。 不过到了饭点，瓦尔特习惯去克斯滕街的内部食堂，那边的伙食确实好一些，最近居然还加了甜点和水果。 单单这一点，让甘纳特羡慕过好几回。瓦尔特曾打趣的问道，要不介绍你来秘密警察这边？甘纳特听完连想都没想，直接摆手说算了，不去。 事实上，甘纳特的叔父目前就在普鲁士内政部任职，还是不大不小的主管。无论是柏林警局还是安全科，都归属于内政部。甘纳特想要成为秘密警察，也就是上面的一句话，一份调令的简单事情。 更何况，瓦尔特早就从甘纳特的身上，嗅到了后者对政治科，对秘密警察有着某种天生的不信任感，甚至是一种厌恶情绪。 大搜捕收了尾，柏林街头的秩序恢复了往常。前阵子闹哄哄的到处缉拿法国间谍的盛大场面已经不见了，连街头巡逻的巡警规模都少了一大半。 但瓦尔特知道，真正的事还没完，后续重点在帝国的“特别总督区”，阿尔萨斯和洛林那边。 这事他从政治科食堂里听来的，那位与自己关系不错的费舍尔警督，一边切肉一边说，冯·克莱斯特警监在昨日签署了一道新令，前后两批，派遣二十几个秘密警察，赶往法德边境的阿尔萨斯与洛林总督区。 至于具体地点在哪里？任务是干什么？负责人是谁？身为行动3组警督的费舍尔，也没有说太多（当然，瓦尔特也不会追问）。 费舍尔只是强调说，上述命令下达挺急的，很多人接到通知后需在1小时内，移交手头工作，立刻结队出发。 …… 第57章：伯莎小姐的礼物 周一的上午，瓦尔特一如既往的，来到红堡的法医办公室打卡上班。 依照他与阿多诺博士达成的一项“君子协定”：每天上午8点到中午的14点之间，瓦尔特基本上要待在柏林警局，或是为警局外出办案；等到下午14点，也就是首席法医阿多诺来上班后，瓦尔特就可以前往政治科那边当值了。 警局大厅里，值班室的人叫住了瓦尔特，并递给他一封公函，说是昨晚才签收到的，公函的抬头，是来自利希菲尔德的“普鲁士王家军校”。 瓦尔特直接拆开看了一遍，信函的内容简单明了：校医务处的军医官勃兰特上尉，由于妻子临盆需要休假三周。 其空缺由预备役军医官瓦尔特·科勒少尉临时接替，公函上要求：瓦尔特少尉必须在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本周六上午九点之前，赶往军校报到。 此外，校务处的布劳恩上尉将负责工作对接。在这份公函的末尾处，还加盖了红章，日期、编号、签名等，一应俱全。 回到法医处，瓦尔特把公函和信封一起锁进自己的抽屉。另外，他顺手翻看了桌面上的日历，今天是周二，离周六还有四天时间。 王家军校位于柏林西南郊的利希菲尔德地区，电车的确能到，但中途需要换乘一次，比较麻烦，因为瓦尔特除了随身携带的医生包外，还会有一个大行李箱。 所以，瓦尔特给房东老韦伯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预定了一辆四轮马车，时间选择在周六早上七点出发，因此九点之前肯定能到。 在前往王家军校“服役三周”之前，瓦尔特要把手头的各项事务先交代清楚。首先，他给法医处的阿多诺博士，A科的米勒督察、霍夫曼警长和甘纳特等人都打过招呼，明确告知周六后的去向，以及自己的未来归期。 至于政治科的冯·克莱斯特，还有外交部的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那边，身为下属的瓦尔特，必须是自己当面汇报一声。 非常不凑巧，冯·克莱斯特警监不在办公室，瓦尔特先是给大佬的秘书说明了情况。随后的，他又找到政治科的老熟人，行动3组的费舍尔警督讲明了情况。 费舍尔大手一挥，说：“长官已经出差了，一时半会应该不会回来。你放心去服役吧，柏林这边也将是风平浪静。如果没意外的话，上半年结束前，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这是上头与议员们达成的秘密协定！” 看到瓦尔特一脸狐疑的模样，费舍尔继续解释说：“当下柏林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只有两个：学校冲突与运河法案。” 所谓的“学校冲突”事件，那是普鲁士政府怂恿柏林市政厅出台了一项新规，意在限制天主教会在公立学校中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这引发了天主教中央党和保守派的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帝国议会上下正围绕“运河法案”，展开了一场激烈拉锯。那是总理比洛极力推动修建一条，连接普鲁士东部农业区和西部工业区的水路，也就是米特尔兰运河，然而这个法案遭到保守派农民和社民党的双重夹击…… 针对上述两个政治事件，政治科这边最多保持有限度的关注，也根本轮不到那几个臭名远扬的行动组和秘密警察们，再度充当“清道夫”。 费舍尔之所以要将时间限定在6月份，那是已经有证据表明，不怎么安分的社民党又在暗地里筹划着搞事情。费舍尔估计，他们会在柏林地区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改善选举制度和工人待遇。 当然，这属于左翼社民党的传统技能了，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但凡这些人不搞大规模的打砸抢，不冲击沿街的各个国家机关，不当众喊出推翻帝国与皇帝的激进口号……那么，就不是什么大事。 一战之前的大部分时候，示威者与镇压者之间，基本上就是做一做样子罢了，皇帝、内阁与各党派之间，会有政治掮客穿针引线，提前商量好。 费舍尔督察的判断，很快在外交部情报主管，冯·埃伯施泰因伯爵那里得到了印证。 “是的，冯·克莱斯特警监已前往帝国总督区，那边闹出了一点小乱子，虽说问题不大，但有点棘手……嗯，再过几天，我也要赶往斯特拉斯堡，准备与法国的情报官员，在两国边境某地，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其中就包括交换双方的被俘间谍。”对于自己的下属，伯爵并没有太多的隐瞒。 临走前，伯爵告诉瓦尔特，他在外交部的薪资和奖金，已在昨日打入瓦尔特在德意志商业银行的专属账号。 傍晚时分，一脸疲惫的瓦尔特，回到他在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所时，发现有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廊里站着一个中年女子，正是那天在教堂里跟着伯莎·克虏伯的女仆。此时的她手里拎着一只藤编小篮，上面还盖着一块厚实白布。 “科勒医生，您好！” 拎着篮子的中年女仆走了过来，她将手中的篮子递给瓦尔特，继而解释说：“这是伯莎小姐让我送来的，是谢谢科勒医生那日在教堂的救命之恩。篮子里有她亲手制作的面包，还有一些不错的水果，请您务必收下！” 瓦尔特犹豫片刻后，还是接过了篮子，但没有立刻打开，他礼貌性的问了一句，说：“伯莎小姐近况如何？” “是的，科勒医生，小姐已经好多了，这些天来，她都按时服用您开的药方，再没有晕厥现象发生。另外，厨娘也是按您说的，每天都给小姐准备了牛肉、猪肝汤与菠菜，她虽然不太喜欢，但也是咬着牙吃下去了。” 女仆说话的语气比在教堂那天轻松了很多，脸上也洋溢着笑意。 “小姐还说了，过两天回埃森之前，想当面跟您道个谢，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的确有点不太方便，因为我过几天也要出远门了。嗯，你让她好好吃饭，按时吃药就行了。”瓦尔特断然拒绝了伯莎·克虏伯的见面请求。 …… 第58章：还是被算计了 临走前，那位支撑安娜的女仆，又从外套内袋里取出一只信封递过来。 “哦，差点忘记了，这是伯莎小姐让我转交给您的。” 信封没封口，上面写有“诊金”两个字，瓦尔特心头一热，立刻抽了出来。定眼再看，发现信封装的根本不是现钞，而是一张银行本票。 只是在看到金额一栏的时候，这位财迷医生的表情颇为失望，所谓的诊金，不过是区区三十帝国马克。 瓦尔特本以为，那张支票的数字，至少是一千，甚至是一万。毕竟，这可是克虏伯，全德国最有钱的财阀，连桀骜不驯的威廉二世见到克虏伯家主，都是客客气气的说话。 哪怕是老克虏伯犯下大忌，德皇也会捏着鼻子，负责搞好善后。 两周前，克虏伯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在教堂里晕倒了，被瓦尔特成功“救治”，而一张看似简单的处方单，解决了困扰伯莎多年的顽疾，现在基本痊愈了。然后，对方女仆送来的诊金，仅有区区三十马克，感觉是在打脸。 一开始，他还认为是自己看花了眼睛，错配支票上的小数点位置。 然而，当不死心的瓦尔特把支票翻过来，又翻过去，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这才最终确定。 是三十马克，该死的！这根本不是帝国顶级豪门该有的手笔。 一回到屋子里的瓦尔特，就忿忿不平的大骂起来。“真TMD的小气，这就是德意志的顶级豪门在打发要饭的？！” 瓦尔特气冲冲的在屋里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扭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只藤编的篮子。一怒之下，本想着把藤编篮子连同里面的东西，统统扔到后院，但最终，稍稍恢复理智的科勒医生还是忍住了。 那是白布下面的面包散发着黄油，糖的甜味，以及水果的香气从布边透出来，感觉还不错。而且无论前世今生，瓦尔特都不是那种随便糟蹋食物的人。 犹豫了一下，他掀开白布看了看，一块圆形的白面包，表面烤得匀称，旁边码着几个苹果与橙子，洗得很干净，果皮上还带着没干透的水珠。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轻轻推开了一半，老房东韦伯的小孙子汉斯站在门口，顶着一头蓬乱的黄头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那个散发香气的篮子。 显然，这个小家伙鼻子灵的跟猎犬一样，大概是闻着味道从后院一路跟过来的。小汉斯在门口站了两秒，却生生的往里走了两步，先是盯着篮子，又看看瓦尔特。 瓦尔特笑了，将桌上的藤条篮子拎起来，在小汉斯面前晃了晃。 “走，一起去你家！” 于是两分钟之后，这个藤编篮子，以及里面的面包和水果，都被转送到老房东的家里。最起码的，瓦尔特没有白白浪费这些食物，不会天打五雷轰。 与此同时，在阿尔布雷希特街上，一辆外表平淡无奇的普通四轮马车静静的停靠在路边，五六名安保人员则分散在马车的四周，警惕过往的路人。 车厢里，伯莎·克虏伯就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刚刚返回的女仆安娜。 安娜一五一十的把整个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从在屋外走廊遇见科勒医生，自己将装有面包和水果的藤条篮交给对方，还有那个装有三十马克支票的信封，再到瓦尔特抽出本票之后的表情变化，每一处都描述得细致。 在最后，安娜很是抱怨说：“小姐您别怪我多嘴，那位科勒医生不仅拒绝见面，还在拿到那张本票时，脸上的表情就明显的不对劲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会说点什么客套话，结果什么都没说，把支票往口袋里一塞就送我出来了。” 中年女仆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在我看来，这个人医术或许还凑合，但人品实在不怎么样。三十马克居然还嫌少，这足够一个五口之家在柏林两个月的生活开销。他大概以为自己碰上克虏伯家族，就能发大财了。” 这一期间，伯莎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接话。她靠着车窗，目光落在街边，那一盏盏刚点亮的煤气路灯上，只是心中想着别的事。 安娜见她没有反应，小心翼翼的补充一句：“小姐，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我们以后还是不要来往了……” 今年32岁的安娜并非简单的女仆，从15年前开始，她就在贴身照顾丽莎的日常生活起居。这些年以来，安娜的工作兢兢业业，深得已过世的老克虏伯，还有母亲玛格丽特的信任，丽莎更将安娜视为亲人，而非仆役。 “科勒医生是嫌弃三十马克太少？”伯莎忽然问了一句。 安娜立刻点头回应说：“这是当然。” 伯莎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摇了摇头。“嫌钱少是肯定的，但其中的缘由应该不止这些。” 安娜愣了一下，追问道：“那是什么？” 伯莎的眼睛从窗外的景色中抽回了神，仍然一言不发。不一会儿，她就轻轻地一笑，似乎对刚刚闪过的趣事，深感兴趣。 她看了安娜一眼，问道：“那日在教堂，我在向上帝，向父亲做祈祷时，关于皇帝、关于自己的婚事、关于我不愿意嫁人的话……他应该都听见了。 因为那天我注意他的时候，他应该就坐在后面第三排。那个位置离小祭坛不到十步，教堂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他要是没听见，之后就不会急匆匆地走。 不过，在看到我忽然昏倒，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回来为我治病，证明这位科勒医生还是有着不错的医德心。等到他诊断结束，开了药方，便急匆匆的转身离开，显然是要与我们克虏伯家族划清楚界线，不想跟这件麻烦事再扯上任何关系。” 安娜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还是觉得牵强。 “小姐，您说的这些，与当下又有什么关系？他即便听到了又能怎么样，难道反过来会要挟我们？在柏林，区区一名预备役少尉军医官，要是惹得皇帝不开心，下场自然也不太好。” 伯莎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了一句。 “我们克虏伯家大业大，钢铁多、大炮多、钱也多，既然这位水平不错的科勒医生喜欢金钱，那就好办了，我可以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数字，前提是他能够为我办好一件事。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说着，伯莎拿出一张事先填有三万帝国马克金额的银行本票，交给安娜，嘱咐道：“现在，你就去找到科勒医生，直言不讳的告诉他，只要能帮我办好这件事，这张下个月才能到期的德意志商业银行远期支票就是他的。可如果办不好，我就会前往城市宫，亲自向皇帝叔叔哭诉，指控他在教堂侵犯了我！” …… 第59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当安娜离开房间时，瓦尔特依然呆坐在椅子上，他压根就不想起身送客，仅是看了对方背影一眼。依照科勒医生当时那种无以复加的糟糕心情，或许有了从背后偷袭，干掉对方的可能性。 当然，瓦尔特的这种狠话、气话，或是小心思，压根就没有什么用。 因为整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是安娜的主人，克虏伯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对科勒医生恩将仇报的病人，伯莎·克虏伯。 不得不说，瓦尔特已经非常后悔了，那天的他就不应该回头看一眼，不应该去救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人，不应该……现在好了，一时的冲动，就惹出了眼下的大乱子，而且还是灭顶之灾。 一刻钟之前，伯莎已借女仆的嘴，非常明确的告诉瓦尔特·科勒，让他在近期务必想出一个办法，好让城市宫的德皇威廉二世收回成命，最终取消伯莎·克虏伯，与34岁的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的婚事。 如无不然，伯莎就将“上告到天庭”，亲自向她可以称之为叔叔的德意志皇帝哭诉，指控瓦尔特那天在圣玛利亚大教堂里，借行医之便，非礼了自己…… 瓦尔特听到这一无礼要求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认为对方在开玩笑，德意志顶级豪门的天之骄女，居然用这类玉石俱焚的“自污方式”，去胁迫自己就范。哪怕他冥思苦想七天七夜，也不可能想出这一个荒诞不羁的故事。 荒唐不荒唐，搞笑不搞笑？ 不荒唐，也不搞笑！ 等到女仆安娜居然将一张写有3万帝国马克的远期支票，放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一贯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科勒医生，终于慌了神。 那是阿珍，哦不，是伯莎居然来真的了！ 这张银行本票此刻就放在桌面上，瓦尔特反复确定了无数遍：金额一栏中，3的后面跟了4个0，是的，没看错，是3万帝国马克。出票行依旧是首屈一指的德意志商业银行，签名栏盖着克虏伯家族的私章，纸面上还泛着银行本票特有的水印纹路。 如果能抛开那种地狱级的任务不谈，眼下的3万帝国马克，会让瓦尔特欣喜如狂。 毫无疑问，在1904年的柏林，3万帝国马克是一笔极其庞大的巨款。此时的德意志正处于威廉二世时期的国力巅峰，不仅经济繁荣，而且还继续实行金本位制。所以，当下的帝国马克，也称之为“黄金马克”。 此时，德国工业、贸易和交通运输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大约在 784到 849马克之间。这意味着在柏林，3万马克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大约 35到 38年的全部工资总和。 即便是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角度来折算，哪怕经过一百多年的货币贬值，1904年的3万马克的实际购买力，依然大约相当于21世纪今天的60万欧元。通俗的说，就是一个普通德国人20年左右的全部收入。 另一方面，这张所谓的现金支票并不能立刻兑现，必须要等到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04年的4月14日。 至于兑现的另一个前提，必须是他成功完成了伯莎·克虏伯小姐的任务。 现在的瓦尔特有一种踩进坑里，欲哭无泪的感觉，自从圣玛利亚大教堂救人开始，每一步都像是被贼老天算计好的。自己在教堂里医治了伯莎只是偶然，但伯莎却不愿意让任何事情停留在偶然。 没错，是瓦尔特有些看走了眼。昔日，那个在小祭坛前，低声祈祷的柔弱女孩，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无依无靠。 后知后觉的他，不禁想到一句后世流传的至理名言：最好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当你不轻易时，就误入了她的圈套。 作为克虏伯帝国唯一继承人，她手里握着的财富和权势，比起大部分德国人想象的都要多得多：数不清的金钱，庞大到恐怖的家业，无与伦比的关系网，还有那种在顶级豪门家族内部长大，从小养成看人下菜、扮猪吃虎的精明。 事实上，摆在自己眼前的这三万帝国马克的远期支票，不是用来哀求瓦尔特帮忙，而是伯莎在通知他，支票是酬劳，也是催命符。 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只是让德皇食言而肥，最终取消克虏伯家族与霍恩索伦家族联姻的可能性，还不如考虑让麻薯拎两提牛奶，前往白宫，说服阿美莉卡的大统领，搞好世界和平；或是现在就收拾细软，准备逃跑，隐居到某个德属殖民地。 似乎是预感到瓦尔特的顾虑，伯莎让安娜在最后一刻，降低了上述任务的难度要求，就是拿出适合的理由，延迟克虏伯家族与霍恩索伦家族的联姻，至少两年以上。 尽管降低了任务难度，在瓦尔特看来想要达成，依然是SSSS级别的。 之前，瓦尔特还对着甘纳特开玩笑，说万一有一天，自己在柏林混不下去了，就去买一张船票，赶往德国殖民地。在非洲或者太平洋那边，找个风景不错、土地肥沃的热带小岛，种椰子、种橡胶、种咖啡…… 现如今，瓦尔特非常清楚，一旦自己拒绝了伯莎的要求，以克虏伯家族的实力，别说去殖民地种椰子，他能不能活着离开柏林，坐上远洋轮船都是个大问题。 且不说，伯莎那种“玉石俱焚，与天齐寿的混账打法”，单单以克虏伯家族的雄厚财力和丰富人脉，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的致命弱点：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一个悲天悯人的君子，却在政治科审讯室里，进行过卑劣行径。 没错，只要伯莎把瓦尔特教导政治警察的残酷审讯方式，暗地里捅给正义感爆棚的那些左翼报社。那么，他从红堡到克斯滕街，曾经无数次走过的路，都会被人清扫出来，重查一遍。 一名医生积极掺和政治科的残暴审讯，这种丑闻一旦公之于众，警察局法医处的职位就没了，政治科的庇护也没了，去监狱服刑的步骤也可以省了。那些隐藏在暗地里的仇家会伺机下手，打包装盒，或许连盒子都不用了…… 整整两个小时，瓦尔特独自待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反复思考。期间，他还找到了老房东，从韦伯的库存里拿了一包香烟。 即将抽完最后一根烟的时候，反复思量，权衡利弊的瓦尔特，最终拿定了主意。他将桌面的那张远期支票揣进怀里，低吼一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给自己打完气，他把半截烟头扔到地板上，踩灭了，推门出门。 …… 第60章：权威的力量 夜里十点过后，煤气灯下的喧闹街道变得安静起来，瓦尔特快步穿过阿尔布雷希特街，驾轻就熟的从后门进入夏洛特医院。 此刻，主任医师办公室的电灯依然亮着，这表明老师还没下班。看见瓦尔特直接推门而入，哈塞先是愣了一下，等他注意到昔日学生的严肃神色后，明白瓦尔特并不是来叙旧的。 “随便坐吧。”老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顺手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瓦尔特坐下来，把相关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没有多余的修饰，陈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包括教堂的偷听与医治，伯莎的身份及对婚姻的排斥，还有对方恩将仇报，针对自己的无礼要挟，以及那一张只能在完成任务之后，于下个月方能生效的，面值3万帝国马克的远期支票等等，瓦尔特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第一次，他对老师没有隐瞒任何的细节。 等说到“如果老师不能帮我的话，那我只能连夜跑到西南非洲”的时候，瓦尔特的声音变得低了一些，但没有停下来。 哈塞看着学生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感觉好气又好笑，随即问道：“说吧，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瓦尔特急忙回应说：“麻烦老师在某个公开场合，大谈特谈缺铁症，就是缺铁性贫血的危险、治疗及康复。尤其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缺铁症的恢复期，比现在医学界普遍认为的要长得多。嗯，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这一期间，病人绝不能随意中断对特定食物的铁质吸取，否则会严重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极端状况下甚至出现畸形儿…… 我需要老师您把上述信息公开说出去，您不仅是夏洛特医院内，也是全柏林最有威望的全科医生，说话有分量，能广泛传开。当然，现场最好有记者在场。” 哈塞看着曾经的弟子，沉默了好一阵，瓦尔特也没有回避老师的目光。 几秒钟后，哈塞的声音打破了房间的平静，他问了一句：“你确定要这么做？这里面的水很深，流速急，旋涡也多。” “确定。”如今，瓦尔特只能依靠无限信任自己的老师，他别无选择。 哈塞没有再问，他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去，先是低头看了看桌上的日程表，随后拿起钢笔，在便签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你的运气不错，明天下午就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在医学院的报告厅。会有不少记者参加，包括《柏林临床周刊》、《柏林医学周刊》等医学专业杂志，另外，《福斯报》和《柏林日报》也可能派记者到场。 原本，交流会的内容是关于住院病人的营养问题，而我之前的题目也是有关脚气病的临床研究。只是当下的脚气病研究，正陷入“细菌派”与“营养派”的学术拉锯，我也感觉到选题的复杂性，一直想着调整一下方向。 此前，我曾研究过缺铁性贫血的临床诊疗与出院随访，其核心结论，恰好与你让我表述的那些话，基本大差不差，仅在数据上略有差异。当然，这也算不上什么事，从保护妇女的角度出发，顶多是夸大一点。另外……” 说道这里，哈塞稍作停顿，感觉他是在斟酌下面的措辞。 “我明天帮了你，你也必须回报夏洛特医院。等到下个月，你手头有了三万马克，需要从中拿出8千马克捐给医院，作为妇女与儿童的救治基金。对了，最好是以某家医药公司的名义，不要以你个人的名义，容易招人嫉妒。” “是的，老师！”尽管散财颇为心疼，但瓦尔特已提前做好了割肉的准备。别说让自己只拿出8千马克，哪怕是1.8万马克也是值了。 下一刻，哈塞招了招手，让瓦尔特坐在自己身旁。接着，他从桌上抽出一叠空白的信笺，又拿起一支蘸水钢笔，命令道：“时间紧迫，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你来配合我，商议着把明天要用的学术稿件敲定了。” 第二天的下午两点，柏林医学院的2号学术报告厅里，已经坐了大约七八十号人。前排几个都是穿着深色外套的记者，来自医学期刊编辑和两家日报。后面坐着学生、年轻医生和一些来旁听的学者。 轮到哈塞医生走上讲台的时候，他的手里就拿了几张卡片，没有讲稿。一开始，哈塞先说了一些关于饮食结构，还有季节性营养缺乏的常规内容，与平时上课没有什么区别。但很快，他的语速忽然放慢了一些，继而谈及了另一个更现实、更紧迫的临床问题。 “最近，我与我的团队，观察到需要引起临床高度重视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在年轻女性群体中的发病率，远高于我们之前的预期，不仅如此，之前常规的治疗方案，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依照当下的临床规范手册，医生们会给患者开出一两个月的铁质补充剂，看着血象恢复正常就停了药物。然后，过了半年不到，之前患者很多又回来，因为症状再次出现。需要说明的，这不是复发了，而是缺铁性贫血没有得到根治。” 哈塞医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扫过前排的记者们，然后继续说下去：“我在我的病例积累中反复验证过一个结论：缺铁性贫血的根治，需要饮食和药物两方面配合。单靠补铁剂是无法完成实质性的生理储备重建。 我和我的团队估算，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让体内铁的储备达到正常水平。如果在这个周期内中断治疗，或者在体内铁储备尚未达标的情况下结婚怀孕，身体的铁会在短时间内被大幅消耗，不仅补不上，还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影响未来的生育能力。” 此刻，前排的七八位记者，一个个低着头，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着，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哈塞医生的讲演，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 结束前，他照例回答现场观众提出的6个问题。但这次有些不同寻常，那是哈塞医生出人意料的，将其中4个机会留给了前排的记者…… 从第三天开始，在《福斯报》和《柏林日报》报纸的副刊，都出现了哈塞医生学术报告中的简要报道，整体篇幅不大，措词也算是中规中矩，只把“缺铁性贫血需要两到三年调养”，作为临床观察的权威结论，刊登了出来。 …… 第61章：一桩小生意 即便是从21世纪的医学角度来说，哈塞在学术研讨会上所阐述的每一条，的确都属于科学道理。缺铁性贫血的恢复期，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调养，在女性身体没养好之前，贸然怀孕确实有相当大的风险。 作为权威的医生，哈塞给出这样的建议是专业的、负责任的。 当然，上述建议的背后，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拿出一个“权威医生说过的”理由，把德皇威廉二世安排的，霍恩索伦家族的旁系，34岁的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同克虏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18岁的伯莎·克虏伯的婚事，暂时往后推一推。 至于最终能推后多久，全柏林最权威的全科医生哈塞，给予的建议“至少是两年”，而且那种特殊的饮食习惯，也必须保留3到5年。 瓦尔特或许不知道一个真相，历史上的伯莎·克虏伯一直抵触这种联姻，时不时的会在公众场合上演“当场昏厥”的古老逃婚戏码，以至于古斯塔夫和伯莎的婚礼，一直延期到1906年10月。 等到伯莎年满20岁之际，这对新人就在埃森的克虏伯庄园，举行了一场盛大婚礼。婚宴之上，德皇威廉二世不仅亲自出席，甚至还以“伯莎的父亲”这一深情称呼，祝酒致辞。 …… 整整4时过去了，伯莎那边没有消息传来。 于是乎，瓦尔特秉持“没有坏消息，便是好消息”的豁达心态，索性将与伯莎·克虏伯的糟糕事情，彻底的抛诸脑后。毕竟，在为期三周的服役期到来之前，他手头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重要事务，实在无暇分心。 首先，是博士医药公司下属的医药及军需品工厂正在筹备，之前谈的几个项目还在有序的推进。由于接下来的几周自己都不在市区，而王家军校那边是不能随便与外界联络。所以生意上的事，也需要提前与合伙人沟通一下。 周三的晚上，瓦尔特去了一趟老卢策的家。 此刻，老卢策正在书房里算账，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面前的账本正摊开，上面列着几排数字。 以前瓦尔特还不明白，现在是清楚了。这个时候的德国精英阶层，之所以酷爱单片眼镜，与其说它是一个视力矫正工具，不如说是一件“权力与品味的配饰”。军人可用它去彰显威严与实用，而生意人和贵族用它标榜阶层与气场。与此对应的，在众多德国人的审美观点中，那些佩戴双框眼镜的家伙，往往与“衰老”、“社会底层”、“书呆子气”或是“身体缺陷”挂钩…… 瓦尔特在进到书房前，向身后的女仆点了咖啡，便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下一刻，他把军校的公函事情说了一遍。 老卢策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说道：“嗯，只有3周，时间不算长。去就去吧，公司这边我们都能应付。对了，费利克斯这些天待在西里西亚，正与厂家商谈一批生产设备，估计要等半月后才能回柏林。哦，对了，我能不能先去趟埃森，与克虏伯那边聊聊医院采购的事情。” 现在的克虏伯集团，不仅拥有五六万名高收入员工，以及以“克虏伯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体系，专门为其庞大的员工及家属，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如此的优质客户，自然是老卢策与博士医药公司疯狂追逐的。 “这件事先放一放，等我服役结束再说吧。”瓦尔特随即转移了话题，谈及前几天老卢策专门向自己询问过的另外一件事。 “那批酒精棉球的采购合同，我看着没什么问题，而且，我已在警局的档案室查过供货商的底细，比较干净。嗯，可以就这样定了。” “行，那我就放心了。” 老卢策把眼镜重新戴上，低头看了几行账目，忽然又抬头，补充说道：“正好你来了，还有件事需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此时女仆送来了热咖啡，而老卢策也将账本收拾好。糖罐子与牛奶就摆在桌上，只是瓦尔特已经很少触碰这玩意，尤其是在夜里。 “上次你提的那个医疗应急包，我依照你提供的名单，先行联络了两个分局。第六分局那边回了信，说有意向，但要先看实物；第二分局那边也表示愿意试试看，说前段时间街头的武装冲突比较多，警员受伤以后现场处理不及时，换药都要跑诊所和药店，很耽误时间，因此对急救包很感兴趣。” 这事瓦尔特记得，之前他和卢策闲聊时提过一嘴，说巡警在街上挨了刀或是摔伤，止血包扎都靠手边的破布条，导致伤口感染的事故不少。 如果博士医药公司能把绷带、止血带、碘酒棉球和一小瓶消毒液打包成一个小布包，让外勤的警察们随身挂着，真出了事，当场就能处理好。 更为关键一点，瓦尔特在柏林警察局这边的资源还非常多。从柏林警察总局，到下属的20多个分局，以及庞大的政治科（秘密警察），还有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等。自然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当时老卢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而且可行，随即就记在了本子上。没过几天，他就将瓦尔特的“创意”，迅速转化成商业上的行动力。 “你算过成本没有？”瓦尔特问。 老卢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上面列着粗略的清单：一卷纱布绷带，两条止血带，六颗碘酒棉球，一小罐止血粉，一把小剪刀，一卷胶布，外加一个防水帆布袋。他把每种材料的进价和加工费加了一遍，最后写了个总数。 “批量做的话，每包成本大约一马克八十芬尼。如果一次订五百包以上，材料还能再压一点，大概一马克四十芬尼。” 瓦尔特接过那张纸，看了几遍，问道：“那售价呢？” “我打算报3.5马克一包，柏林警察局走集中采购的账，这个价钱不算太高，也不能太低，你明白的，必须保证采购专员的好处。 各个分局那边如果直接下单，毛利就在两马克左右。五百包的话，可以保证一千马克的毛利。但如果能谈成全市的统一采购，整个大柏林地区的警察，算上狱警，少说也有5千人，如果是每人配一包，那就是5千包……当然这些都是在试水，我们真正的大客户是在帝国军队那边。” …… 第62章：磺胺类抗生素（上） 20世纪初，整个德意志帝国人口约6千多万，与此同时，德国的死敌法国也不过3900万人口。即便是和平时代，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也保持在50万人左右。如果算上瓦尔特在内的预备役人员，轻轻松松就能上百万。 …… “5千包，备料要多久？”瓦尔特问。 “纱布和绷带我现有的存货能撑800包，碘酒棉球和止血粉需要从供应商那里调，最快一周到货。帆布袋要找裁缝赶工，500个起做，三天能交。如果5千包分批交货，第一批五百包可以在7天之内发出去。费利克斯回来后可以负责跟供应商对接，我在家盯着缝纫与包装。这样一来，效率会大大提升，我估计满打满算，五到六周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老卢策一边说着，再度摘下眼镜，用鹿茸布擦拭了一下，又戴了回去。 瓦尔特想了想：“可以，必须先做好样品，送给第二和第六分局，让他们先试用，最好是几个巡警试试，反馈试用结果，回来再调整。比如止血粉的量够不够，剪刀的尺寸合不合适，布包挂腰带上会不会碍事。这些问题让用的人说了算，咱们坐屋里想没用。 另外，红堡A科的甘纳特警官也需要多塞几包，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甘纳特，是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的典狱长，其叔父也在普鲁士内政部里任职。哦，对了。每次与甘纳特见面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一盒法式甜点。” 老卢策点点头，拿笔把“甘纳特”、“样品”和“甜点”三个字圈了起来。“那我明天就让裁缝打样，先定做小批试试看。还有，我们药店隔壁的蛋糕店质量就不错。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公司的马车可以送你去。” “不必了，你们还是忙生意吧，我已经预定了周六一早的马车。” “嗯，那还有时间，周六之前你再来一趟，我会让裁缝把样包送到工厂，咱们当面装好，你也可以带走两包，或许在军校里也用得上。” 老卢策的确是老生意人了，居然提前想到让面前的军医官在军校里面，推广这种应急医药包。对于这种股东的分内之事，瓦尔特自然欣然接受了。 “哦，还有一点，如果意见反馈不错，生产第二批中拿出200包，送到政治科，那边会有会计负责结算。嗯，好处费和警局那边一样。” 老卢策把这条记在了专用笔记本的空白处，说道：“行，按照你说的去做。” 谈完了事情，从卢策家出来已经过了九点，街上的店铺大部分关了门，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瓦尔特沿着人行道走回去，脑子里盘算着样品包里的每样东西，尺寸、重量、成本，还要考虑布包上的系带是缝死，还是打活结。 这个“小项目”要是最终在柏林警队中落地，博士工厂那边至少小半年的订单就有了保障。当然，更加关键的，是那六十万的德国现役军人。 到家后，瓦尔特他把行李箱摊在床上。两件衬衣，三条内裤，两双袜子，一套换洗的外衣，另外把冬季制服叠好放进了箱子底层，虽然眼下已经三月中旬，但军校那边早晚还是凉，备着总没错。 军校医务室应该有全套器械，但瓦尔特还是把自己的医生包带上了。那只皮质包用了五六年了，尽管边角磨得发白，依然舍不得换新。打开查看，里面有听诊器、血压计、压舌板和几只常用药瓶，还有一只小型医用药盒。 药盒里塞了几支备用注射器、一卷纱布、两只小镊子、一小瓶碘酒和一盒止血钳，盒盖扣带松了半截，用力拧了一下，勉强锁住了。 周四的下午，瓦尔特去了一趟北郊的工厂，此刻裁缝已经把样品布包送来了，两只帆布袋，军绿色，比巴掌大一圈，正面缝了一条横向系带，配两个金属扣，可以挂在腰带上。老卢策把绷带、止血带、碘酒棉球和止血粉按清单装了进去，口收紧，扎了两道。 瓦尔特拿起一包掂了掂重量，不重，大约三四百克，挂在腰上不坠。他打开摸了摸纱布，厚薄适中，剪刀是钝头的，不会扎破口袋。 他点头说：“很好，就是这样了，我先把这两包带走。” 老卢策在出货单上签了字，把另一批收进柜子里备着。 瓦尔特把样包放回桌上，又拿起来捏了捏缝合线。老卢策把出货单收进抽屉，倒了杯水递给他。 瓦尔特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他忽然停住，嘴里还嘀咕了一句，说：“嗯，我们好像还缺一点东西，对的，这个很重要的。” 老卢策抬头，不解的看着他。 瓦尔特把杯子搁在桌上，提醒道：“止血包扎的有了，消毒的也有了，但如果伤口感染怎么办？警员在街上挨一刀，当场处理完了，回去第二天发烧，伤口化脓，还得跑医院。这个急救包只解决了一半问题。” 老卢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你说得对，你打算加什么药物？” “是一种可以有效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嗯，怎么说了，叫做磺胺类的抗生素，口服几片，平时就密封在小纸袋里。是的，柏林医学院有人在研制出这类新药，据说对链球菌和葡萄球菌效果明确。没错，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百浪多息。” 老卢策想了半天后，忍不住问道：“百浪多息？这药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至少柏林药房这边还没怎么见到成品，而且我也没看到哪个医生的处方单里开过这种抗生素。好吧，你打算从哪儿弄？” 瓦尔特略显尴尬的呵呵一笑，说道：“放心，我会找人去做。而且还要抢在拜耳公司拿出成品之前，率先研制并注册百浪多息。” 老卢策看了他一眼：“哦，你找谁做？” “当然是我的老师，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阿尔布雷希特·门策尔。他那边有个实验室，做化学合成和微生物培养的底子都有。我明天去找他谈。” “他会接？” “我之前和教授提及过这类方案，他也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关键是验证抗菌活性和制定标准流程，这些事情，他的团队和他的实验室才能做。不仅如此，这也有利于未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 第63章：磺胺类抗生素（中） 老卢策把单片镜向后推了推，然后掏出笔记本，再度记了一笔。 “4片磺胺药，每片100毫克的百浪多息。嗯，我应该没拼写错吧……密封纸袋，贴标签。对了，你估计成本大概有多少？” “放心，百浪多息的原料都是成熟的化工基础品，硝基苯胺和乙酰氨基苯酚，东区的化工厂那边，都是按照100公斤一桶在卖，不贵。核心的关键，是要在动物身上做一系列的验证实验，还有初期的工艺流程开发。我跟门策尔副教授沟通一下，前期的研发费用我们来出，后面如果量产了再从订单里摊。” “打算出多少？” “我准备向老师允诺一笔项目奖金，先定三千马克吧，给实验室分出三档。如果第一批样品出来，活性数据达标，制造工艺稳定，当场兑现一批。” 老卢策停了笔，抬头看他：“三千马克不算多，但也不少了。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必要的研发开销还是需要的。如果三千不够，可以再追加两千，总预算不要超过五千马克，但是在专利方面，博士公司的占比，不得低于60%。至于设备、原料及耗材的采购等，公司负责实报实销。” 老卢策本人就是一位从业数十年的老药剂师，当然知道知识与专利的价值。而且，一旦拿下这种特效药的大部分专利权，作为公司重要股东的瓦尔特，同样也是受益匪浅。 瓦尔特听后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公司多给钱，专利权就可以占大头，实验室那边没有什么问题。这药一旦做出来，可以跟随应急包打开市场。不止柏林，其他城市的分局也会有需求。成本摊到每一包上，前期投入不算什么。” 下一秒，老卢策已经把“百浪多息片”和“五千马克研发预算”，统统写进了笔记本里，还在旁边画了一个重点符号。 “行，你依照需要，自己安排。只是在核算成本的时候，一定要分摊那五千马克。” 作为拥有后世医学记忆的医生，瓦尔特太清楚近现代抗生素研发的两条路径，那就是青霉素与磺胺。 但在第一时间里，瓦尔特就毅然放弃了针对青霉素的研发之路。那是因为青霉素属于天然提取物，不仅依赖青霉菌发酵，提纯工艺极其复杂，性质更是极不稳定。以20世纪初的工业条件，想要在短时间内攻克它，无异于痴人说梦。至于小日子在二战时期的“土法炼制”，根本就不靠谱。 相比之下，磺胺类抗生素的研发路线，在瓦尔特的眼中，清晰得就像一张可以按图索骥的建筑蓝图。他非常清楚，此此刻就在巴斯夫公司的工厂里面，已经堆满了各种合成染料，而相关的化学试剂和基础成分，同样非常成熟。 另外，从化学合成的角度来看，磺胺类药物的研发门槛非常低。理论上来谈，只需要在试管里，进行各种配方的混合与测试，找到一个最优配方。 不仅如此，瓦尔特的手中还握着一张只有他自己才能把控的特殊王牌，而这张王牌对于其他研发者来说，属于一类非常致命的“陷阱”。同样是这个原因，导致磺胺类药物在真实历史上，被整整埋没了三、四十年。 如果仅仅按照传统的思路，门策尔副教授带着学生在培养皿和试管里做体外抑菌实验，而不考虑在动物体内进行实验，那么他们注定会一次次失败，最终得出“此物无效”的结论，将这项伟大的发现束之高阁。 “所以，我必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去改变他们的实验范式。当然，前提是整个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循我的路线，不得背叛。”瓦尔特暗自下定决心。 两世为人的他，有过十几年的医学院学习经历，自然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磺胺类药物本质上是一种“前体药物”。它只有在进入动物或人体复杂的代谢环境后，才会裂解出真正的有效成分。 基于这个原则，瓦尔特只要把实验对象，从冰冷的试管换成鲜活的动物，这层困扰过后世医学界几十年的窗户纸，很快就会被捅破。 毫无疑问，这决定胜负的“临门一脚”，或者说是未来的“点睛一笔”，必须由伟大、光荣的瓦尔特·科勒博士来完成。或许还能效仿前辈贝林，问鼎一下生物医学的诺贝尔奖。 服役期的前一天，瓦尔特再度来到柏林医学院。 此时，二楼走廊尽头的实验室门半开着，门策尔副教授一如往常，站在工作台前浏览一份实验报告，桌上摆着几只锥形瓶和一叠翻旧了的期刊。 瓦尔特敲了敲门框，门策尔抬起头，认出是他，搁下报告，向他招了招手。 “你之前在电话中提及，说有一个研发项目需要合作，正好我今天下午没课，你可以详细说说看。”门策尔拉了一把椅子过来。 瓦尔特坐下来，没说太多寒暄，直接把研制磺胺类抗生素，百浪多息的合成路线摊开了。他在讲述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隐瞒，选择原料、反应条件、两步偶合的关键控制点，每一点都说得很具体。至于最后的动物体内实验一环，他只字未提。 整个过程中，门策尔都没有打断，只是静静地听到最后。 略加思索后，门策尔点了点头，说道：“从整体路线上，我看不出毛病，但有一点，资金你怎么来解决？”那是雇用实验员，购买原料耗材，采购相关设备等，甚至给学校缴纳管理费，一切都需要钱，而且还不便宜。 瓦尔特没有直接说，他从外套内侧口袋掏出两页纸，递了过去。一页是合成路线和操作流程的简要说明，另一页是关于科研经费及奖励的安排。 他把五千马克分三档的方案写在上面：第一批样品合成完成、操作流程整理成文，给第一档500马克；第二批样品在指定环境中验证有效，给第二档1000马克。 上述两档合计1500马克，都是针对实验室的一干牛马，是跟随导师的研究生们；余下的大头，也就是第三档有3500马克，那是专属于门策尔副教授个人所有。至于购买设备、原料与耗材的开销，由博士医药公司的财务负责实报实销。 …… 第64章：磺胺类抗生素（下） 门策尔看完资料，随后将其搁在桌上。 “我的一部分精力，还是要留在胰腺及糖尿病的研究，所以后续大部分的工作都将由你的师弟们去完成。你这个当师兄的，应该给他们四千马克，至于我本人，就拿一千马克足够了。” 此时此刻，门策尔老师的形象在瓦尔特心目中，再度拔高了几分。于是他也不再细节上反复纠结，点头说：“老师既然决定了，我自然也没意见，那就叫上他们一起，先来开个动员会。” 门策尔随即走出门，对着自己的助理嘱咐了几句。 大约20分钟左右，瓦尔特与门策尔刚刚喝完一杯咖啡，医学院的五个研究生已经聚拢过来。他们看到了大师兄瓦尔特·科勒也在这里，热情的上前打过招呼，然后，规规矩矩的站在工作台旁边。 “瓦尔特，你来说吧！”门策尔副教授很是干脆的交出了话语权。 瓦尔特没有太多的客套话，他拿出一份保密协议，先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看完之后签字，再给他们每人发放了20马克的保密费。 趁所有人喜笑颜开的时候，瓦尔特直接切入正题，把研制磺胺类抗生素，也就是百浪多息的项目内容，重新讲述了一遍。从合成路线，到验证方案，再到奖金安排……条理清晰，责任明确，没有什么废话。 说话的时候，瓦尔特的语速不快，让人听得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像x射线那般，精确扫描面前的助理研究员们。 在谈及针对研究员的项目总奖金，多达四千马克的时候，众人眼中难掩兴奋，仅是嘴角微动，却无人敢出声。显然，这五个医学生的服从性不错。 5个人分掉4千，那么每人就是800马克！即便是在实验室里做牛做马，拼死拼活的干上一年，也是非常值得的，即便不算上每月的固定补助，参与者的总收入，差不多就是柏林大学医学院一名助教，年薪的4到5倍。 在柏林医学院里面，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非常普通，学院大部分的资源都倾向于贝格曼正教授那里。所以，能在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里打零工的医学生，基本都是与瓦尔特背景相似的贫困子弟。 当然，对普通研究员而言，这类磺胺抗生素，或是叫做百浪多息的药物，其专利权就不要奢望了。之前的保密协议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瓦尔特补充道：“具体的分工方面，门策尔教授会负责安排，博士公司或是我本人也会从旁协助。第一批样品和流程文件出来之后，第一笔奖金就将随之到账。你们依照门策尔老师的安排，认真干你们的活，博士公司和我负责后期、验收、给钱。好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矮个子的研究生问了一句：“科勒师兄，你做这个化合物，也许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去验证，万一，我说的事万一，实验室里没有出成果呢？” “哪怕是没有成果，前期的材料费，实验室的消耗品，还有你们的日常补助，依然是由博士医药公司来负责。当然了，项目奖金也只有成品做出来了，接受了验收，才能下发。不过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只要研发的路线没错，实验室里的材料稳定，你们的辛勤付出，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五个师弟互相看了一眼，没再问什么。 见状，门策尔拍了拍手：“嗯，那就开始吧。这几天把工序路线全部熟悉一遍，再预备好各种物料清单，下周一正式开始。瓦尔特，前期实验的开销估计要8百马克，五天内能不能到位？” 瓦尔特点点头，说：“这没问题，待会我就去打电话，联系公司，通知法务律师来实验室签订合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财务部会在下周一，将第一笔资金送过来。” 学生们散了，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位，瓦尔特则在门策尔副教授的办公室里，电话联系到博士公司。 “下午4点之前，公司律师会到场，确定合约的全部细节。”瓦尔特挂断了电话。 门策尔点点头，问道：“后续的生产工艺，还有专利归属的事情，你都考虑过没有？” 毫无疑问，门策尔副教授对于项目奖金什么的，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必须拥有新药的一部分专利权，因为这是他成为顶级科学家，不可或缺的“通天桥”，必须要为自己争取到。 “博士公司目前已获得拜耳的正式授权，并依照该公司流程，正在大批量的生产阿司匹林。如果实验室这边跑通了，博士制药公司就将出面申请专利。至于相关专利的比例分配，等公司的律师来了，我们再具体商议。” 门策尔点点头：“那就行，医学院这边不能落下。” 依照惯例，任何从医学院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成果，医学院这边，无论高低都需要抽取15%的专利权。另外，负责所有研究开销的博士公司占了大头，拥有65%专利权，至于剩下的20%，则属于门策尔教授本人。 原本的打算，瓦尔特还想给自己挤出10%的专利权，但考虑到自己当前的“体制内身份”，实在有点不方便，很容易触犯《帝国公司法》，以及公务员的相关法律规定。要是惹得一身骚，就麻烦大了。 不久，博士公司的法务律师到场，即便是没有太多的纠结，医学院代表，门策尔教授，以及代表博士医药公司的瓦尔特，依然耗费了三个多小时，逐字逐句抠法律条文，最终，三方达成一份公正与公平的协议，继而顺利签约。 其中，博士公司承担全部的研发经费（也包括瓦尔特的技术指导），医学院提供实验室场地，而门策尔教授及团队负责新药的具体研制，三方各自拥有未来研发成果65%、15%、20%的专利权。 在研发开始之前，就完成未来专利权的分配，这是瓦尔特坚持的，就连公司的法务律师也感觉合约里面的各项条款，规定的太细致，也太繁琐了。 那是瓦尔特知道，这一时期的专利纠纷官司，可以打上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瓦尔特才不愿意将精力耗在无休止的专利诉讼案上。 如果不提前在法律层面，把各种漏洞彻底堵死，等到拜耳、巴斯夫、默克等医药巨头大鳄，闻到了血腥味，继而加入这个资本游戏里面，哪怕是20个博士医药公司加起来，也都会被那群超级大玩家彻底搞废了。 …… 第65章：索要勃朗宁手枪 事实上，瓦尔特打算“研发”磺胺类抗生素之前，曾计划折腾一种“速创新药”，也准备委托老师的实验室完成。那就是继续拓宽万能神药的新用途，研发一类用于预防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药，“阿司匹林肠溶片”。 普通阿司匹林与“阿司匹林肠溶片”的核心区别，在于服药时间，还有对胃肠道的刺激程度，后者肠溶片表面有一层特殊的包衣，能让药物顺利通过胃部，到达肠道后再溶解吸收，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抗血栓等。 然而，当下的柏林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发病率，以及死亡率并不算高。即便是有，也主要集中爆发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生活条件优越的阶层，诸如政府高官、富商、企业高管或高级军官。 这些高收入人群的饮食相对较为丰富，如高脂肪、高蛋白的肉类的摄入量都明显高于低收入人群，但同时他们也经常久坐不动、缺乏体力劳动，且社会的各种心理压力也较为高大了许多。 毫无疑问，“阿司匹林肠溶片”在富裕的特定人群中非常受到欢迎。不过，有个涉及到专利权的法律问题，还需要专业人员来负责理清。 “阿司匹林肠溶片”的本质上，是一种药物制剂的改进，其活性成分（乙酰水杨酸）不变，改变的是给药形式，就是通过肠溶包衣使药物在肠道，而非脆弱的胃中释放。 这在专利法上属于“用途发明”或“制剂发明”的范畴。 当然，瓦尔特想要折腾出“阿司匹林肠溶片”，并非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另有打算，只是目前来说，时机还不成熟。 …… 夜深人静的时候，睡不着的瓦尔特点燃了桌面上的煤油灯，拿过笔记本把未来的安排重新检查一遍：应急包的制作，百浪多息的研发，以及跟踪警局、监狱与政治科的相关订单，每条线都有专人在负责跟进。 “嗯，没有什么疏漏了！”他这才合上本子，关了灯。 周六一早，柏林的天还没亮。已经换上军医官制服的瓦尔特少尉，匆匆吃过早餐，拎起医生包朝街面走去。而在他身后，老房东韦伯赶过来搭了把手，帮忙提着一个沉重的大行李箱跟在后面。 此时，路边一辆灰色的四轮马车已经停在了那里，车夫坐在车座上，嘴里叼着半截烟。 等到行李箱和医生包放进车厢之后，瓦尔特这才坐进去，顺手带上了车门。车夫回头问了一句“利希菲尔德？”，他瓮声瓮气的应了一声“是的”。 等到车窗外的街灯和树木纷纷后退，瓦尔特已靠在椅背，闭目养神。 未来三周，军校里的工作，无非就是看点小病，开点药，顶多有摔伤擦伤了。等回到市区以后，相信样品包的反馈也该出来了，到时候跟卢策父子一碰头，警方这边的采购合同就能一路开签，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或许就能打通全普鲁士差不多一半警局的销路。 不知过了多久，车厢里颠簸了一阵，瓦尔特睁开眼，望向窗外，发现还没出市区，随即摸出那本永远看不完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翻到折角的地方。 此刻，天色逐渐泛白之际，街边的房屋也变得稀疏，道路两旁大部分变成了农田。 忽然，前面的路被一辆黑色的四轮马车堵在路中央，瓦尔特的车夫赶紧勒住了马，回头说了一句：“少尉，前面的车可能坏了，需要多等一下。要不您下来，休息一下，这里距离王家军校也不过15分钟的车程了。” 瓦尔特合上书，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刚到8点，时间绰绰有余。 离开马车，瓦尔特发现前面的那辆黑色马车车体宽大，外壳漆得很亮，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只是车厢侧面却没有家徽，估计遇到了一个暴发户。 就在他默默观察的时候，一张熟悉的女性面孔，从车窗里面探了出来。“我靠！”，那是自己的老冤家，伯莎·克虏伯。 瓦尔特看见对方的时候，先是怔了一下，然后下意识的就想要回到自己的车厢。然而，伯莎主动朝他招了一下手，笑盈盈的说了一句：“科勒医生，竟然也能在这里遇到您，真是巧了。” 尽管科勒军医官的反应很是冷淡，伯莎依然发出了邀请。“少尉，我现在有话想与您说一说，可以上到我的马车厢里，坐一会儿吗？” 一开始，瓦尔特是拒绝的，只是那位保安队长故意撩开了外套，露出腰间的手枪套之后，少尉军医官只好乖乖的听命了。 不过，瓦尔特也是有底线的，说话可以，但他拒绝登上伯莎的马车，不想孤男寡女，瓜田李下，搞出幺蛾子来。 “我就站在这里吧，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我要赶时间。”说话的时候，医生也顺便看了看自己的病人，发现对方的精神比在教堂的时候，要好了很多。至少脸颊上有了点血色，而且嘴唇也不再发白。 伯莎没有坚持什么，她微微点了点头，脸上带着歉意的说道：“上次的事，我一直都想当面跟您道歉，那个时候实在太着急了，没有考虑太多。” “没关系，只要那三万马克如期兑现就行。”瓦尔特淡淡的回应道。在他的清醒认知中，眼前的这个女人，还是一个漂亮女人，更是有权、有势、还忒有钱的漂亮女人，最会骗人了。 但另一方面，世界终究是物质的，理性必须回归到现实。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只要女人愿意用钱来砸就行。即便瓦尔特再有原则，也会放弃原则，选择原谅。扣除必须捐献给夏洛特医院的8千马克，还有计划塞给维多利亚护士的2千红包，最后自己也能落得2万马克。 “昨天，母亲看到了《柏林日报》上的报道。哈塞医生讲的那些话，不仅母亲信了，皇帝也信了，他们甚至还找了御医来询问，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现在，母亲主动谈及了我的身体健康，婚事可以先放一放。皇帝那边也是这个意思，估计订婚仪式会推迟到明后年。”伯莎说这些话的时候，蓝色的大眼睛直视着瓦尔特的脸，像在确认对方的反应。 “恭喜你，那就再好不过了。好好调养身体，不要中断特定饮食。该说的，我上次都说了。”说完，瓦尔特准备结束谈话，转身回到自己的马车。 伯莎急忙说道：“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只要我能做到的，您尽管开口就行。” 瓦尔特停下了脚步，他本来想说“不用”，但他的目光扫过不远处，那位两次拿枪威胁自己的保安队长。对方腰间挂着的皮套里，露出的手枪握把是深色的胡桃木，形状紧凑，不像警察配发的鲁格那么长。 对了，这是勃朗宁的半自动手枪，这几年在民用市场刚推开不久，比鲁格短，比左轮轻，正好适合自己这种废柴少尉。 想到这里，瓦尔特伸出手，朝那个保安队长的方向指了一下，嚷嚷道：“就他腰间的那把勃朗宁，如果你真要给点什么，那把手枪给我就行。” …… 第66章：他对克虏伯很重要 毫无疑问，瓦尔特是以这种方式，暗中报复曾经两度拿枪威胁过自己的坏家伙。第一次是在教堂里，对方的枪口几乎是抵在了瓦尔特的脑门上；第二次是在几分钟前，那名保安故意露出腰间的枪柄，继而威胁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庞大且恐怖的克虏伯帝国面前，瓦尔特的小身板显得“娇弱不堪”，只能被动防御。那是他对“疯狂的狗主人”没辙，既啃不动，也拿捏不了。 然而，堂堂的帝国军医官，科勒少尉想要对付“狗主人”身边的一条狗，出出气，还是可以找个机会，明里暗地的欺负一下。 伯莎顺着瓦尔特的手指，看了一眼，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外，她是没想到右手残疾的军医官，居然开口索要一支手枪。 “你要这个？你确定？！” 瓦尔特乐呵呵的说：“确定及其肯定，新款的勃朗宁M1903，弹匣容量大，比起帝国的格鲁制式手枪，要趁手好用的多。” 根据世界上第一部国际人道法，1864年《日内瓦公约》，以及德国军队的条令，军医官属于“非战斗人员”。他们的唯一职责是救治伤员，通常不需要练习手枪的射击技术。 但另一方面，军医官在军队中拥有军官的军衔和待遇。尽管德国军队不向军医官发放手枪或其他火器，但并不禁止军医官拥有自己的防身武器。 伯莎没有立刻接话，她先是转过头，看了不远处有些气愤的保安队长，又将目光拉回到瓦尔特身上。 伯莎语气平淡的说：“这支勃朗宁M1903军用款，已经跟随鲍尔两年，用习惯了；更何况，这把枪还是我父亲生前送他的生日礼物。所以，抱歉，鲍尔绝不可能把这把枪，他的第二生命，交给你。” “哦，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听到对方的解释，瓦尔特耸了耸肩，表现出一脸无所谓的欠揍表情。东西要没要到没关系，关键能让伯莎拒绝自己。 伯莎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她耐心的继续说道：“事实上，M1903军用款打起来后坐力不小，你左手刚练不久，不一定能控制。” 一边说着，伯莎伸手从自己座位下方的暗格里，取出一只扁平的皮盒，打开了，里面躺着一支更小尺寸的手枪，枪管比保安队长那支短了一截，握把也窄一些，紧凑地嵌在皮盒内衬的绒布凹槽里。 “勃朗宁M1906，六发弹匣，比军用的小一倍，关键是放进口袋里面不显眼。而且，你右手不方便，这支枪单手就能操作，拉套筒的力度比M1903轻得多。事实上，我一直就带着它在防身用，比鲍尔那支更适合你。” 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拒绝一把称心如意的武器，尽管眼前这支勃朗宁M1906过于精巧，适合于女人，当想到自己的状况，随即释然了。 瓦尔特沉默了不到两秒，伸手把手枪接了过来。 不得不说，这支M1906握在手里的感觉，由轻又窄，贴合掌心，食指自然搭在扳机护圈外侧，虎口卡住握把的弧形后端，不费力。这比起瓦尔特在柏林警局，时不时玩弄的老式且笨重的德莱赛转轮手枪，不知好上多少。 他左手握了两下，检查了保险的位置和弹匣释放钮，确认了操作方式。弹匣都是满的，他退出来看了一眼，六发子弹排列整齐。 此刻，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瓦尔特，忍不住追问一句。“你的防身武器都给我了，那你用什么？” 伯莎笑了笑，手指不远处的保镖鲍尔，说道：“他就是我的最后防线，另外，我在柏林也待不了几天，准备下周就与母亲一道，返回埃森。” 伯莎说，“子弹不多，但我会让人再送100发，存放在红堡。” 瓦尔特把枪放回皮盒，盖好，然后夹在腋下。 他朝伯莎点点头：“谢了，祝你回归埃森的路上，一路顺风。” 伯莎没有接“谢”这个字，她靠着车窗，看了瓦尔特几秒，忽然换了语气，像是闲聊一样说了一句。 “你到了军校之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发个电报到埃森。虽然军校的事，我插不上手，但转几道弯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 “谢谢，不必了，我只是待上三周就回柏林，权当是给自己放个假。”一听要继续联系这个女人，瓦尔特立刻摇了摇头。 对此，伯莎也没有强求，笑道：“那就三周之后再说吧，等你回到柏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随时来埃森住上几天。” 瓦尔特看了看她，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急忙说道：“先就这样了，我要赶到军校报道了，让你的车夫赶紧挪开马车，这条路太窄，再有马车过来就要彻底堵住了。” 看到瓦尔特离开，伯莎没有再多说什么。瓦尔特的车夫等了一下，见前面的黑色马车已经往路边让了让，便甩了一下缰绳，马车从旁边绕了过去，继续朝利希菲尔德的方向走。 “小姐，我有些好奇，您怎么会如此关注这个右手残疾，不能做外科手术的少尉军医官？”保镖鲍尔回到车厢时，开口就问了一句。 伯莎靠着车窗，看着瓦尔特的马车远去，才将目光转到鲍尔身上。 “数周前，我去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家做客，那天他正在书房里接待他的朋友兼同事，外交部的情报主管，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在聊日俄战争的事。伯爵说，他的部门秘密吸纳了一个叫瓦尔特的年轻人，在开战之前就判断日本会偷袭，俄国会输。 当时我没太在意，只是把那个名字记下来了，瓦尔特·科勒，后来报纸上报道的战争进程，跟他预测的几乎一模一样。很巧，我不久就在教堂里遇见了他。” 这些话，伯莎没有告诉贴身女仆安娜，但对鲍尔和盘托出所有真相，显然不希望自己的保镖，对桀骜不驯的瓦尔特，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 鲍尔皱着眉，琢磨出小姐话中隐藏的含义。 “所以，您是用三万马克在试探他……” 伯莎没有否认，她说：“我想知道他是真的聪明，还是只是恰好猜中了一次。结果他不仅解决了我的麻烦，还借用了哈塞医生的权威，将他的结论变成了公开的医学共识。他没有亲自站出来说话，但所有人都相信了哈塞。” 鲍尔沉默了一会儿，心中依然不解。“所以您觉得他对克虏伯有用？” 伯莎点了点头，语气肯定的说：“没错，在我心中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人对于我们克虏伯的未来非常重要。” …… 第67章：在军校的日子里 过了十分钟左右，瓦尔特乘坐的马车在前方路口，拐了个弯，普鲁士王家军校的围墙就已经映入眼帘了。 因为校方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没有提前登记备案的马车驶入军校。不得已，核验了身份证件后的瓦尔特少尉，只能在校门口提前从马车上下来。 此刻，他的手里只拎了一只公文袋，证件和公函都在里面，至于随行的医生包与行李箱，则是一名在校门口执勤的军校学员，帮长官在后面提着。 几分钟后，瓦尔特在主楼门厅里撞见了老熟人，校务处的布劳恩上尉。 “因为收到一份加急电报，得知妻子可能会提前分娩，所以勃兰特上尉已在前天夜里，提前离开了学校。因此，今天的交接还是我来完成吧。”布劳恩边走边解释。 在前往医务室的路上，瓦尔特想了想，还是将自己携带手枪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告诉了布劳恩上尉。 上尉问了一句，“你有持枪证吗？” “暂时没有，但下个月可以去办一个，不难。” 这倒不是瓦尔特在吹牛，对于普通柏林市民而言，合法的持枪证的确很麻烦。不过，瓦尔特就在柏林警察局工作，走合法的途径不难，但需考证。 当然，瓦尔特也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环节，直接去找政治科的费舍尔督察，办一个秘密警察的专有持枪证，也不是不可以。 布劳恩上尉告诉瓦尔特，说：“学校有面向军官的练习靶场，但凡你有空的话，可以去靶场，找军士官门德尔练习一下枪术。至于你的私人手枪和弹药，我会在总务处进行登记，你自己做好保管。” 尽管瓦尔特已经来过一次，但布劳恩上尉依然尽职尽责的带着科勒军医官，在主楼里转了转，又看了诊室、药房和留观室，负责介绍了医务室的两个卫生员。 施特赖歇尔三十多岁，留着一小撮的小胡子，曾经在殖民地军队里干护理有过七八年，手上的活儿利落，不用瓦尔特从旁盯着； 另一个年轻人叫哈特曼，20岁，从卫生学校毕业不足两年，为人腼腆，话不多。基本就是瓦尔特问一句，他就答一句，手脚倒也勤快。 诊室的桌上摆着一册值班日志，已经休假的军医官勃兰特上尉写得非常规矩，每天的接诊人数、病种分类、用药情况都列了表格。 瓦尔特翻了翻后面几页，大多记录的是训练伤的处置。毫无疑问，扭伤最多，其次是擦伤和肌肉拉伤，偶尔有几例感冒和肠胃不适。 一切都是那么合理的，向来不愿意折腾的瓦尔特，自然是选择了“萧规曹随”，沿着前任军医官勃兰特上尉的路，继续干下去。 他把本子合上，对着施特赖歇尔和哈特曼吩咐了一句，“以后的记录照这个格式写就行，药房每月盘点一次，过期药品单独登记。” 来到学校的头几天，根本没什么事情。事实上，这所普鲁士王家候补军官学校的学员和教官加起来超过了一千人。只是在四月之后，最后两年的高级班照例要前往军营实习。所以这个时期，军校的学员与教职工仅七百人左右。 人数少了，日常病症也不多，也就是几例感冒，两三个训练擦伤。这方面，施特赖歇尔护理员处理外伤的速度，比起仅有左手正常的科勒军医官要快得多，一卷纱布卷在他的手里，转两圈就打好了结。护理员哈特曼，主要是负责早晚测体温和药房整理，闲暇的时候就去给施特赖歇尔打下手。 至于瓦尔特本人，大部分的时间里就是无所事事的状态下，在从旁督导护理员的包扎工作后，他就又有时间，于是回到诊室，继续翻那本永远看不完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一天的某个时候，瓦尔特也会选择在校园里转一圈，在一干领导面前，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或是前往某个教室，以探视伤病员的名义，去看看心目中的那几个“名将之星”。 12岁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瓦尔特来到军校的第三天，非常不幸的又从马背上摔下，腿部骨折了，干脆回柏林修养一段时间。 17岁的曼施坦因，因为就读于高年级，在瓦尔特赶来之前，已前往柏林卫戍部队，主要负责皇室警卫及仪仗任务的近卫军步兵第3团实习。 好在16岁的古德里安还在学校里，如今的他已经具有了创造性的想象力，从不满足于现有的战术、技术、兵种，酷爱战术演习，以及兵棋推演。 在军校的教学楼里转了几圈，回到医务处这边。有时候，无所事事的他偶尔也会勤快一次，把药品柜重新理了一遍，复核一下哈特曼挑选出来的过期药，然后写一张补货清单，交给校务处的布劳恩上尉。 第五天的下午，瓦尔特最终还是前往军校里，打发无聊闲暇时光的好地方，那就是靶场。这还是之前，从布劳恩上尉那里听到的，针对在校军官开放，每一名军官每天可以免费得到10发子弹，如果用多了，那就要自己掏钱去买。 操场东边隔着一排杨树，靶位只有六个，地上铺有碎石子，靶子立在五十米不等的一排木桩上。 靶场的管理员是一名老军士长，门德尔，42岁，柏林本地人，曾在普鲁士军队服役了二十多年，满脸的沟壑纵横，右手食指的老茧磨得发亮。 此刻，门德尔军士长，看见一个穿军医制服的人走过来，先愣了一下。 “少尉，您是要练习射击？”军士长走过来，先是进了一个军礼，上下打量了对方一遍。自然而然的，他疑惑的目光落在瓦尔特垂着的右臂上，整整停留了三秒。 “没关系，我正在练习用左手持枪。”对于军士长的异样眼神，瓦尔特早就见怪不怪了。 听到这里，门德尔也没再多问，他带着少尉军医官到最边上的靶位，把一张二十五米的靶纸钉好。 “左手持枪，手臂伸直，腕关节锁住，屏住呼吸扣扳机，不要猛扣，一点、一点压下去。” …… 第68章：西克特少校 瓦尔特练习的手枪，是他在柏林警局经常摆弄的M1879型帝国转轮手枪。这种属于德意志帝国统一后，装备的第一款制式手枪，单动式设计，转轮分弹巢容量为6发，口径10.6毫米，10.6×25毫米R德国军械弹，空枪重量约1.3公斤。 从一开始，M1879型的单动式枪机就显得过时，笨重且枪管过长，装填方式繁琐，性能平庸，外加零部件脆弱……不久之后，两款更加先进的半制动制式手枪，鲁格P04和毛瑟C96，就将逐步列装到德军军官手中。 不过眼下，M1879型帝国转轮手枪依然是众多普鲁士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基层巡警和刑事警察的主要选择。 …… 身处靶场的瓦尔特左手握枪，拇指扣住握把左侧，食指搭在扳机上。第一枪扣下去的时候，手腕跟着往前冲了一下，弹着点偏了靶面三米多。 门德尔站在旁边没说话，好在第二枪好了一点，偏得没那么远了。第三枪又偏了回去，等到六发子弹全部打完时，总算是有一份子弹“意外”中了靶面。 军士长轻轻摇了摇头，走过来，用右手托住少尉军医官的手腕，往上抬了抬，教导说：“别耸肩，肩膀沉下去，让你的整条手臂力线，从肩关节往下走。记住了，腕关节不能松。” 瓦尔特在给转轮手枪的弹巢，重新压满子弹后，立刻依照军士长所说的方式，调整了姿势，再度试了6枪。 这次还行，至少有2发弹着点来到靶面以内，而余下4发继续偏离靶面。 军士长又一次提醒道：“少尉，你的左手缺乏稳定性，建议你在每天打靶前，先举枪练习15到20分钟，然后再来打十组，每组6发。哦对了，每日60发子弹，扣除前10发免费，记得去教务长补缴五十芬尼的费用。” 依照规则，军官们每次在靶场射击练习，需要多缴0.5马克的子弹费用，这一点小钱钱，对于如今财大气粗的瓦尔特来说，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相对于笨重且填装费劲的M1879型帝国转轮手枪，瓦尔特更希望拿轻便的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来练习射击。但非常不幸的，勃朗宁M1906属于私人购买的高级防身武器，使用的也是 6.35×15.5毫米半底缘自动手枪弹。 这种专用子弹采用特殊的镍铜合金制造，价格昂贵不说，根本就是买不到。无论是在这所普鲁士王家军校里，还是整个德意志，都找不到相关的子弹生产厂家。想要，必须是提前两三个月前往比利时，找FN公司定制。 这种弹夹总共六发子弹，现在的瓦尔特是打一发，就少一发，好在伯莎之前已承诺，会再送一百发勃朗宁专用子弹。至于眼下，只能用“傻大笨粗”但量大管饱的M1879型帝国转轮手枪来练练手。 之后几天里，瓦尔特都是每天下午的固定时间前往靶场。先是举枪练习，然后打光十组，共六十发子弹。起初，弹着点还是分散于靶面之外，等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十发子弹会有五六发能够上靶，散布范围也缩小了一半。 瓦尔特在练习射击的时候，门德尔军士长有时在旁边看上几眼，偶尔会提醒一两句，说“手腕变松了”或者“呼吸停的有点太晚”，然后就转身离开，留下这名手脚不便的军医官，一人在靶场上，继续瞎折腾。 …… 瓦尔特最初看到汉斯·冯·西克特少校，是在学校的操场上。那是周二，也是他来到军校的第四天。 中午11点30左右，瓦尔特如往常那般，从食堂提前吃完了午餐，往诊室走，路过操场，看见一个穿少校制服的军官，那就是汉斯·冯·西克特，就站在队列前面。 40岁不到的西克特少校，身穿一件剪裁修身、领口和肩章带有胭脂红色滚边的黑色呢子礼服，下半身是一条带有两条胭脂红裤线的黑色长裤。 毫无疑问，西克特少校的这种“黑红配色”非常惹眼，即便是预备役的瓦尔特，也能一眼认出，对方来自大名鼎鼎的德国总参谋部。 那个时候，西克特少校没拿教鞭，也没拿讲义，就站在那里，看着面前一排，刚刚挑选出来的中年级学员，目光从左扫到右，一个字也没说。 队列里十几个少年，包括瓦尔特特别关注的古德里安，一个个都站得笔直，没人敢动…… 一旁的布劳恩上尉告诉瓦尔特，这位西克特少校是总参新派来的高级战术教官，负责军校里高年级学员的战术推演。 “高级战术教官？”瓦尔特一听就感觉到不对劲了，那是军校的高年级学员，如今一个个都在外面搞实习。这其中，就包括就读于高年级的17岁的曼施坦因，他目前效力于柏林卫戍部队，主要负责皇室警卫及仪仗任务的，近卫军步兵第3团中。 等到瓦尔特想要再次询问时，那个老滑头就笑呵呵的离开了，不给军医官机会。不用多想，西克特少校一定因为某种原因，被总参“下放到地方”。 不知为何，瓦尔特忽然对这位西克特少校非常感兴趣，那是他在“后世”似乎听说过这个名字，就是不清楚对方究竟有什么丰功伟绩。毕竟，二战时期的德国名将中，瓦尔特是从没听说过一个叫西克特的将领。 既然从布劳恩上尉那里问不出什么，瓦尔特随即从古德里安那里打听。 事实上，第一次来军校报道的时候，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已和瓦尔特认识了。与冯·里希特霍芬、曼施坦因等人的显赫家世不同，古德里安虽然也算得上是“军人世家”，但可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其父不过只是一名陆军低级军官，准确的说，是第二波美安里亚轻步兵营的一名中尉。 或许也是这个缘故，尽管古德里安和他主导的闪电战，在二战时期，为第三帝国立下赫赫战功，但最终没能当上陆军元帅。 家境一般的古德里安为减轻父母压力，在军校内部申请了勤工俭学，包括但不限于在校务处、门卫、医务处等地打杂。上个礼拜六，瓦尔特第二次来军校时，他的医生包及大件行李箱，就是古德里安帮忙搬到医务处。 当然，少尉军医官的打赏也非常丰厚，整整20马克！相当于普通德国工人一个礼拜的薪水。 从那以后，古德里安通常是一到下课时间，就主动来到医务室，帮忙扫地，擦桌子，或是搬运物件什么的…… 第69章： 西克特少校（续） 医务所的治疗室里，古德里安努力的将目光，从一块美味的法式蛋糕上收了回来，他强咽了一下口水，竭力克制自己的食欲，开始给科勒军医官，讲述那位初来乍到的高级战术教官，西克特少校的有关情况。 “是的，先生！不得不说，西克特少校上课的方式跟其他教官不太一样。他的第一堂课就让我们所有人把教材合上，说不准翻书，然后提了一个紧急任务：‘假设一个步兵营在运动途中遭遇敌军骑兵突袭，依照战术条令应当如何处置？’ 我身边的同学汉斯举手站起来，他把教材上的标准答案背了一遍。西克特少校听完，只是点了一点头，继而评价说：‘很好，先生，你麾下的士兵，大概率有七成以上的伤亡率’。” 医务室里，古德里安惟妙惟肖的模仿起西克特少校的语气，为此他还向外张望了几眼，压低了声音，继续描述当时的情景。 西克特少校说完后，刚一开始，整个教室内没人敢出声。但过了一会儿，古德里安也许是头脑发热，居然举了手，请求发言。 得到允许后，他随即反问西克特少校，“既然教材教的不对，那真实战场环境下，我们又该怎么做？” 教官似乎就在等待这句话，他站在黑板前面，把粉笔搁在槽里，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灰，笑了笑。 “是的，军事条令要求你们如果遇到骑兵，就地组织环形防御，用火力逼退对方。只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精明的骑兵指挥官不一定要跟你打。事实上，他们只需要让你的部队停下来，待在原地两到三个小时，等后面的大部队追上来。然后，你们就不是被骑兵消灭的，是被步兵包围的。” 转头在黑板，西克特少校随手画了个草图，就是从侧翼和后方的方向各画了一条箭线。 他解释说：“骑兵的任务不是正面冲垮你的防线，是牵制你、让你停下来，让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前方。等你把所有的兵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正面的时候，那么你的侧翼就空了。 所以，聪明的骑兵指挥官不跟你的机枪阵地硬碰硬，而是绕过你的火力点，去你身后最脆弱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辎重队、通讯组、指挥所。 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你的部队已经被钉死在原地，侧翼被骑兵撕裂了，后方的步兵跟上来直接包抄你的退路。” 瓦尔特就是静静的听着，没有插话。那是他的战略战术止步于热核时代与无人机战术，但憧憬的却是二战时期，那种大开大合，横扫四方的装甲集群。 在古德里安的描述中，西克特少校转头开始反问台下的学生。 少校问道：“骑兵在今天的战场上还有没有用？如果按照教材上的办法，把骑兵当成正面冲击的突击力量，那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了。但如果把骑兵当成高速机动的侦察和侧翼牵制力量，它的价值依然要比教材上写的要大得多。 先生们，请记住！你们面前的教材编写于三十多年前的普法战争，但是你们现在的敌人，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会按照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愚蠢方式去打……” 不得不说，单凭最后一句，瓦尔特就认为西克特少校的军事水平很高，与时俱进，从不保守。 对此，瓦尔特很是纳闷，现在西克特还不到40岁，但二战时期的德军将星中为何却没有他。也许，他没能活到闪击法国吧。 瓦尔特把面前的蛋糕盘子推过去之后，古德里安埋头吃了大半块，嘴角沾着碎屑，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随即放下了叉子，抬起头来。 “那天课上，其实还没完。”古德里安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 等到西克特少校描述了骑兵怎么牵制步兵，教师里再次安静了好一会儿。又有学员举起发言，起身问道：“少校，那您说，步兵营应该怎么消除骑兵的威胁？” 此刻，瓦尔特的好奇心也上来了。那是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按照条令，答案就是环形防御、机枪火力、逼迫对方下马。 但西克特少校刚刚已经把那条否掉了，他要说‘按条令办’，那就是打自己的脸；他如果支支吾吾的糊弄过去，就将威风扫地，枉为人师了。 “他怎么说？”瓦尔特主动追问起来。 古德里安放下叉子，坐直了一点，努力学着西克特少校的样子，抬起右手，用食指在桌面上画了两道线。 回到当日的黑板上，少校将步兵营画成一个方块，然后在前面画了一排骑兵的箭头。接着就问：“步兵遇到骑兵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紧张、是怕，怕骑兵冲进来胡乱砍人。所以你们想停下来，继而围成一圈，把枪口朝外。这个本能是没错，但很多时候，本能并不等于正确的战术。” 然后，西克特少校在方块前面画了一道很粗的横线，说：“如果我是步兵营的指挥官，我不会让部队停下来。我会让第一排就地卧倒，用步枪火力封锁正面的骑兵接近路线，但隐藏机枪，把机枪全部撤到侧翼去，用预备队带着，向两翼展开，寻找骑兵的迂回路线。” 在西克特少校看来，骑兵的优势是速度，但速度的代价是路线可预测。因此，只需要在骑兵可能绕过来的方向上，提前把机枪阵地架好，等它进入有效射程再开火。敌方的骑兵一旦在高速机动中，遭遇我方的交叉火力，严重受惊的马匹会炸群，阵型自然会乱起来，指挥官的控制力瞬间归零。 此刻，第四名学员举手发问。“少校，那正面怎么办？第一排只有步枪，根本挡不住骑兵冲锋。” 西克特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个事实，但随即提出一个疑问。 ‘骑兵为什么要冲击你的正面？在敌方指挥官看来，如果正面硬刚步兵防线面，也许就正中你的下怀。那是你的机枪阵地就摆在正面，对方不傻，不会撞上来。因为这样的伤亡交换比，对于骑兵而言并不值。 所以他会选择绕侧翼，但你就在侧翼等它。当然，如果对方不绕，只是停在远处看你，那你更不用怕。他停着，就是在浪费自己的马力和时间，你的营继续走，走出一两公里，骑兵的牵制就失效了。” 古德里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桌子中央那块已经空了大半的蛋糕盘上。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的话。‘消除骑兵威胁的办法，不是做好防御，而是让骑兵的指挥官觉得，你比他更希望这场战斗在正面发生。’” “什么意思？”瓦尔特感觉自己被绕晕了，随即问道。 …… 第70章：未来的德国国防军之父 也许是对西克特少校的崇拜，古德里安很有耐心的给瓦尔特做了解释。 他说：“少校想要表述的意思，是你必须做出一种姿态，让骑兵指挥官觉得你不是唾手可得的猎物，而是潜在的恐怖猎手。所以，你的部队不要过于收缩，也不要停下来，更不要摆出一副变动挨打的防守队形。 你应该主动向骑兵可能迂回的方向派出侦察组，继而在两翼制造出‘我已经看穿了你的路线’的痕迹。因为骑兵指挥官一旦发现你，正在朝他的侧翼行动路线反推，他就会犹豫，而一旦犹豫了，骑兵的速度就没了。” 古德里安望了瓦尔特一眼，顺手将剩下的蛋糕全吃了。来到普鲁士王家军校快一年，这位16岁少年吃过的蛋糕甜食屈指可数。仅有的一两次，还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过生日，自己才跟着打了牙祭。 在欧洲，“过生日、吃蛋糕”的习俗，源自18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当时仅限于大贵族。19世纪之后，生日蛋糕开始普及到城市中产与有钱人。 过了一会儿，古德里安的声音再度响起。 “那天课后，我们回到了寝室，几个同学还聚在一起推演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少校其实不是在教我们怎么打骑兵，他事实上在教我们用残酷的交换比，来消耗任何一种比你快、比你灵活的对手。不要将自己缩成一个刺猬，就等着对方撞上来，而是把对方的机动路径变成你的射击线。 毫无疑问，步兵对阵骑兵，依然存在天然的短板。所以，优秀指挥官应该考虑的，是在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下，如何给予敌方骑兵的更大伤亡。得到的最终目的，让敌军指挥官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压上，或是全力追击。” “少校说的那些，你都下来了？”瓦尔特问。 古德里安摇摇头，笑道：“当然没记，少校说‘不准翻书’的时候，我连笔都放下了，自然没写在笔记本上。不过，我的脑子非常好用，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嗯，现在不是原原本本转述给你听了吗。” 古德里安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再度向外张望了几眼，神神秘秘的又补了一句：“事实上，我们之前不怎么服气新教官的原因，那是班上有同学的家人也在总参谋部里任职，宣称认识西克特少校。 那位同学曾说过，少校满脑子都是各种的不合时宜，由此在总参内部得罪了不少高层，尤其是小毛奇将军。如果不是某位资深上校给了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递了一句话，或许西克特就要被赶出柏林，而不是调到军校出任教官。 此外，西克特少校的过往履历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亮点。那是他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调入参谋本部服务，因此没带过兵，也没上过战场。按道理来说，应该没资历来教我们打仗。只是那天过后，我们都不说这个了。” 瓦尔特笑了笑，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法式千层酥，也叫做“拿破仑蛋糕”，放在古德里安的面前。当然，这些蛋糕都是军官食堂才会供应的。由于不属于饭菜主食，需要军官们自己掏钱购买，所以是限量供应。 “吃吧，别光看着，这是你应得的奖赏！” 古德里安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拿起叉子，连道谢都忘了，叉了一大块塞进嘴里，腮帮子鼓起来，嚼了两下眼睛就亮了。 瓦尔特看着他的吃相，没有笑。 这年头的德国，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少年，都是无法抗拒法式甜食的，除了瓦尔特自己，那是在前世，他解剖过不少死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 忽然，他在想西克特少校说的那些话。教材只教防正面这件事，在德国军队里不是秘密，毫不夸张的说，普鲁士军事传统的所有条令，就是用来遵守的，但凡有中下级军官质疑该条令，都被视为不守规矩，会受到惩戒。 西克特少校在军校的第一天，就这样明目张胆的教导学生，不要依赖军事教材的言辞。如果传到总参谋部某些人的耳朵里，肯定是不怎么受欢迎的。哪怕西克特说的是对的，但也不能坏了规矩，乱来章程。 之后的几天，瓦尔特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碰到过西克特几次，每次两人擦肩而过，都只是微微颔首，彼此也没有多余的闲话可以聊。 身为军医官的瓦尔特不会主动上前寒暄，只在一次擦肩而过的时候，回头多看了一眼。那个背影并不起眼，但凡走出课堂，他都习惯于保持沉默，不与他人为伍。 对于西克特少校，瓦尔特的兴趣也仅限于古德里安对教官的八卦吹捧。那是他的认知仅限于一战与二战，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那个长达15年的魏玛共和国，瓦尔特了解的仅限于一部经典的德剧，《巴比伦柏林》。而他唯一能记住剧中的高级将领，就是参与政变的黑色国防军指挥官，泽格斯少将。 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黑色国防军”确有其事。属于1921年至1923年间，存在于魏玛共和国的秘密的非法准军事组织。 “黑色国防军”的成立初衷，就是要绕过《凡尔赛条约》的裁军限制。该组织的主要真实指挥官，包括费多尔·冯·博克、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以及汉斯·冯·西克特等。 影视剧《巴比伦柏林》里，有意将上述三人进行了集合与重构，就是那位参与政变的黑色国防军指挥官，泽格斯少将。至于汉斯·冯·西克特，他有一个非常响亮的荣誉称号：“德国国防军之父”。 …… 下午过后，瓦尔特又在靶场浪费了60发子弹。好吧，是消耗，那是他的枪法有了不小的进步，10发中已经有7发，可以成功落到靶面上。 至于总成绩能有几环，那就不要继续深究了。 和往常一样，打靶归来的科勒少尉，开开心心的前往军官食堂就餐。 与士官生学员的千人大食堂不一样，作为军官俱乐部组成部分的军官食堂，完全独立，紧贴军官宿舍区，和学员食堂相隔庭院与通道。 这种军官食堂，仅限于专供授课军官、校部参谋、随军军医用餐，学员不允许进入。不仅内部装修显得精致，其菜单标准也更高，甚至还允许饮用少量的红白葡萄酒、啤酒。当然，也会有各式的甜点。 …… 第71章 ：哪里都有人情世故（上） 士官生的食堂是后勤伙食楼里，那间能塞下近千人的巨型大厅，木头长桌从这头排到那头，十五六岁的士官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相互挤在一起，咀嚼声和笑声混成一片，空气里常年飘着的，是黑麦面包和各种炖菜的味道。 当然，任何形式的酒水，在士官生食堂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穿过士官生大食堂外侧的椴树庭院，那里有一栋独立的小楼，便是军官俱乐部的餐厅。大门上雕有普鲁士的鹰徽，门房守在前厅，负责收纳军官的佩剑与军帽。 军官餐厅远没有士官生大厅那么宽阔，却更为雅致。落地长窗敞开，数张铺着亚麻桌布的方桌错落摆放，黄铜煤气吊灯悬在镶木板天花板下方。 这座小食堂里，军官们也是三三两两的，围坐在一起闲谈。尽管这里没有繁琐的军纪来约束，但所有人都习惯了低声细语。桌面上除了盛有食物的餐盘外，还摆放着斟满啤酒，以及红白葡萄酒的玻璃杯，不过每人仅限一杯。 瓦尔特端着托盘，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盘子里是一块煎得恰到好处的大块黑椒牛排，再配有经典的西蓝花与胡萝卜，主食则是两个土豆。由于是晚餐，军医官就为自己点了半杯啤酒。 毫无疑问，这份军官餐比起士官生食堂的那份例汤，大锅炖肉菜，外加黑面包的配置，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等到落定，瓦尔特刚把刀叉摆好，对面就落下了一道熟悉的影子。 西克特少校把托盘放到桌上，问了一句：“这里有人吗？” 瓦尔特抬起头，疑惑的看了对方一眼，依然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 西克特随即坐定，动作很自然，他把餐巾展开铺在膝上，开始切自己盘子里那块小牛肉，刀法很稳，每切一块大小都差不多。瓦尔特这边倒不用这般费劲，那是厨师已提前为右手不方便的军医官，把牛排切成了一个个小份。 两个人谁都没急着开口，各自忙活着面前的餐食。 不得不说，科勒军医官的进餐顺序，是非常有科学讲究的。作为解渴饮料的淡啤酒自然是一口气喝下，接着便是消灭西蓝花与胡萝卜，等到黑椒牛排全部吃完后，最后才轮到充当主食的土豆。 对面的西克特却是各种食物混在一起食用，那杯红葡萄酒更是夹在中途饮用。不久，瓦尔特就注意到西克特每隔几分钟，就会微微皱一下鼻子，然后偏过头去，用一个很轻的动作掩住口鼻，擤鼻子的声音被压得几乎听不见。 “上校前两天又在信中提起了你，这次还让我向你问候一声。”西克特开口的时候没有抬头，刀叉还在餐盘里慢条斯理的动着。 “冯·施特滕上校？”瓦尔特停下了手中的叉子。 西克特点了点头，他把切好的一块小牛肉送进嘴里，嚼完咽下去之后，才继续说：“上校说你不仅戳穿了那个假冒弗朗茨的骗子，还帮忙找到了他失而复得的亲孙子威廉。” “没什么，只不过是碰巧罢了。”瓦尔特淡淡的回应道。 西克特抬起头看了军医官一眼，说：“碰巧做对了事情的时候，就不只是碰巧了。事实上，我上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想找个机会当面跟你提一声。” 瓦尔特内心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什么。一番尬聊过后，两人又各自吃了一会儿。 此刻，瓦尔特注意到西克特擤鼻子的频率在加快，刚才隔三四分钟一次，现在大约两分钟就要偏一次头。 窗外的风还在吹，那股植物花粉的气息比刚才更浓了一些。瓦尔特记得很清楚，在军校西南方向，有一大片开阔的草地。此刻，西南风正从那片区域吹到军官食堂，里面裹着花粉和草籽的气味，一波接着一波。 “少校最近常去南边的草场散步吗？”瓦尔特忽然问了一句。 “没错，下午没课的时候，我通常会去那边走上一圈。”西克特点了点头，很多军官都喜欢去草场那边散散心，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瓦尔特用左手拨下土豆皮，继续说：“你从坐下来到现在，总共擤了五次鼻子。刚才偏头的时候，而且你眼睑充血的状况，比刚坐下那会儿更明显了。柏林郊区的这个季节里，西南风会把草场上的牧草花粉和油菜花四下吹散。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之前就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而病因很可能就是花粉导致的。现在的症状还算轻，但等到牧草抽穗盛期会更麻烦，严重的鼻塞，还会时不时流泪，晚上根本睡不好，白天注意力也将大受影响。” 瓦尔特接着问了一句，“你之前是否长期使用过滴鼻剂来减缓鼻炎？” 西克特点了点头，说：“没错，是总参谋部的卡尔医生配置的可卡因滴鼻剂，通常是睡前滴两滴，早晨再滴两滴，差不多能管大半天。” 瓦尔特摇了摇头，“这种可卡因滴鼻剂临时缓解可以，但长期用的话，会导致鼻黏膜越来越敏感，你用得越多效果越差，最后治标不成反把本钱赔进去。所以，想控制住鼻炎症状，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首先，这段时间更换条散步路线，朝东走，避开西南方向那片草场和油菜田；其次，每天早晚两次，用常温的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把附着的花粉颗粒冲掉；另外，在风大的时候，需要关闭门窗，或是戴上棉纱口罩来阻隔花粉。” 西克特听完低下头，看了看盘子里还剩一半的小牛肉，叉子在手里转了一圈，然后放了下来，问道：“生理盐水和棉纱口罩？” “嗯，医务室就有现成的，等吃完了饭，我会让医务兵送到你的寝室，等你用完了，可以再来取。口罩也一样，一天至少换两个。”瓦尔特说。 下一刻，西克特端起手边的红酒杯，朝瓦尔特的杯子方向轻轻抬了一下。动作不大，半是致意半是道谢。瓦尔特也端起自己的空杯子，回了半寸。 此刻，在不远处，几名军官的说话声，忽高忽低的飘了过来，瓦尔特似乎没有留意他们在说什么。倒是西克特再度放下手中的刀叉，低声说道：“是的，冯·施特滕上校前阵子又帮了我一次。就在上个月，我在战术研讨会上，讲了一些被认为不该说的东西，很快就传到了小毛奇将军那里。那位很不高兴，打算把我调到阿尔萨斯一个步兵团去当参谋。” …… 第72章：哪里都有人情世故（下） 德军的总参谋部，号称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些是经过战争学院残酷筛选，进入总参谋部的精英，是德军未来的将领好苗子。事实上，在他们留在柏林总参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直接参与帝国级别的战略规划，接触的是帝国皇帝、总参谋长等，这样的核心决策圈。 虽说依照规则，总参谋部的军官通常会在总参谋部、各军及师一级的参谋部、以及部队主官岗位之间轮换，但这种轮换基本都是向上发展的，简单的说是会升官。 如果总参军官突然被一纸调令，“下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边境部队，而不是柏林近郊的王家近卫军体系，通常意味着此人已彻底失宠。 更麻烦的，凭借西克特少校的容克世家身份，以及总参资历，哪怕是贬到地方，最低程度也应是担当团长一级的军事主官，而不是区区一个团级参谋。 …… 西克特在说出那番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与事，至于外面的流言蜚语，根本就影响不到他。 事实上，瓦尔特听力很好，而且他已经知道，坐在不远处餐桌的四五名校尉军官中，有人就在非议初来乍到的西克特少校。 这几名军官正围坐在一起，面前是几杯已经空了的红白葡萄酒。他们的手里捏着粗盐烤花生米，一边往嘴里抛，一边肆无忌惮地高声谈笑。 时不时的，众人还爆发出一阵哄笑，有人笑得前仰后合，用力拍打着桌子，震得玻璃杯里的残酒都在微微晃动。 如果要背后议论他人，怎么说也要避开公共场合，找个稍微私密的地方。然而，那几名军官不紧不避开，而且交谈声音似乎有点大，时不时会飘到这边。 西克特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似乎感觉面前的军医官是一个不错的倾诉对象，随即继续向瓦尔特讲述自己的故事。期间。西克特叉了一块土豆，嚼了很久才咽下去，然后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些。 “没错，是冯·施特滕上校得知此事后，专程找到了施利芬伯爵。最终，总参谋长接受了上校的建议，让我暂时来到这所军校。” 此事此刻，瓦尔特意识到，冯·施特滕上校的人脉是如此广泛，蕴藏能量之大。当日一句话，就能帮助自己恢复军籍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但问题来了，区区一个退役上校，就能办好很多将军都办不好的事情。 西克特很快就揭晓了答案，是冯·施特滕上校所在近卫胸甲骑兵团，两任德军参谋长瓦德西元帅、施利芬伯爵都曾在此服役。不仅如此，前后两位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和威廉二世父子，都是该骑兵团的荣誉团长。 由此可见，退休多年的冯·施特滕上校依然地位显赫，手可通天。别人千辛万苦想要办成的事情，对于老上校而言，不过一句话、一张纸条、一份电报的事情，为此，将军们及总参谋长，甚至是德皇都要卖他几分薄面。 西克特顿了一下，又说：“冯·施特滕上校年轻的时候，在我祖父麾下担当骑兵中队的指挥官。不仅如此，在决定普奥胜负关键的一战的克尼格来茨会战中，他曾为时任参谋的施利芬伯爵挡下了一颗子弹。” 西克特说完这句话，把盘子里最后一块肉吃完，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准备起身收拾托盘的时候，瓦尔特拦住了他，还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等等，待会有人需要你的救治，还会向你致歉。” 西克特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但瓦尔特没有解释，示意少校稍安勿躁。那是不远处餐桌的军官中间，有人要倒霉了。 他放下餐巾，左手掏出了怀表，安静的等待着。一群人在喝酒的时候，居然还以抛洒的方式，炫耀般的吞食花生米，这根本就是取死之道。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酒精会麻醉，抑制咽喉部的神经反射，从而导致人体正常的吞咽保护机制变迟钝，诸如会厌软骨关闭气管。 至于喝酒时人们常喜欢把花生米抛入嘴里，或者在聊天大笑时咀嚼。一旦在吞咽瞬间，发生呛咳或是大笑，花生米就极易顺着气流滑入到气管…… 两分钟不到，不远处就突然传来一声突兀的呛咳。一名上尉军官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双手猛地掐住自己的脖子，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成紫红。 拼命的挣扎中，桌上的酒杯被碰翻，残余的酒液流淌在台布桌面上，然而上尉只能发出嘶哑的，如同破风箱般的喘息声，整个人也从椅子上滑落下去。 那一刻，整个军官餐厅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 当大部分人的请求目光，投向餐厅里面的唯一军医官时，瓦尔特知道自己的表演时间到了。他看了看手中的怀表，认为时间还比较的充裕，随后平静的站起身，然后不紧不慢的，向捂着脖子，倒地挣扎的上尉走去。 与此同时，与上尉同桌的几名军官，有人抓住他的左右胳膊，有人则手用力拍打着上尉的后背，甚至还有人试图掰开上尉的嘴巴，用手将那颗花生掏出来…… 接近两分钟了，瓦尔特已经留意到上尉因为持续缺氧，目前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而且面容、口唇和手指末端，逐渐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青紫色…… 对于两世为人的瓦尔特而言，针对任何一名气道异物梗阻的患者，最正确的做法，是立即采取“海姆立克急救法”。 至于其他人正在使用的拍打方式，早已被证实并无效果。在击打后背数分钟后，上尉的呼吸反而变得微弱，意识也正在丧失。 瓦尔特知道，如果自己再不插手，眼前的上尉即便救活了，也极有可能因为长时间严重缺氧。而陷入脑死亡状态。 基于此，瓦尔特当机立断，指示两人抓住上尉，将其转换为站立方式。下一刻，瓦尔特叫来了一旁看热闹的西克特，让后者站到了上尉的身后，指导他伸出两手臂，延展到上尉的肚脐与肋骨中间的地方。 “记住，是一手握拳，按压在上腹部；一手成掌，捂按在拳头之上，然后用双手急速用力向里向上挤压。嗯，向我这样做就可以。”一旁的军医官在现场教学。 那是瓦尔特因为右手残疾，只能让西克特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去营救刚刚奚落他的那名上尉军官。 在军医官亲力亲为的教导下，西克特反复实施了十多次，最终在两分钟后，上尉终于“哇”的一声，嘴里呕吐出异物，果然是一颗大花生粒！ 此时，围观的众人见上尉得救，纷纷鼓掌庆祝，继而赞颂眼前能够创造奇迹的科勒军医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