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脚踏泥，为他们撑腰》 序章-尘土 2027年9月14日上午十点，江东省监狱管理局的大门在陶爱民身后合上。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是舍不得，是腿软。 狱医的诊断书就揣在他怀里，纸很薄，字很冷：肝硬化失代偿期，糖尿病足截趾术后，高血压三级，预后极差。翻译过来就是——放他出来，是让他 找个地方去死。 二十年刑期，他只服了五年。 五年里他学会了很多事。学会了在四米高墙底下走路不抬头；学会了把一个馒头掰成三顿，不是因为饿，是监狱食堂的馒头有碱味，那股碱味让他莫名安定；学会了在医务室排队的时候，隔着铁栅栏看外面的杨树，一看能看一个钟头。他还学会了夜里不发声音地哭——狱警查房两次，第一次是十一点，第二次是凌晨三点，这两个间隙里的哭，没人听得见。 他没能学会的只有一件事：睡觉不出声。他会说梦话。同监舍的人说，他梦里翻来覆去念叨的从来不是钱，也不是官，是数字。灌溉渠的公里数，饮水工程覆盖的人口，参保率，巩固率。念得最多的一句是：“这个数不对，再核一遍。“ 同监舍的人说，这人疯了。 管教干部不这么看。管教干部在减刑材料上写过一句评语：该犯五年来坚持撰写产业政策建议，共四十一份，累计二十六万字，多次通过管教渠道递交。落款永远是同一行字：一个犯了罪的人，戴罪之身，言或不听，记或不存，都不要紧。 没有一份有过回音。他也不在乎有没有回音。他在乎的是，手不能停。手一停，他就得去想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一想，就是整夜。 二十年刑期，他只服了五年。2021年11月，一审判决书念了四十七分钟，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有期徒刑二十年，没收全部财产。法槌落下的那一声，他记了五年，隔着牢房的墙都能听见。 没有人来接他。 前妻没有来。他风光的时候身边围着的那几百个人，一个都没有来。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十分钟，把那张新补办的身份证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上的人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五十五岁，看着像七十。他不认识那个人。 去哪儿，他想了一路。想来想去，只有临江。 他后来在省里干了十几年，市委常委、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一步没落，也一步没再往上走。常务副省长的权力不小，可他心里清楚，那把椅子离正位永远隔着半步——就是这半步，让他后来豁出去抓钱、抓项目、抓一切能抓住的东西。他在省城待了那么多年，临江的每一条街他都走过。可长途汽车进了站，他站在出站口，看着满街的车灯，忽然发现自己无处可去。省会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留给一个保外就医的贪官的。 头三天，他蜷在临江火车站前的台阶上。夜里冷，他把判决书叠好垫在腰下——那是他仅有的家当里最厚的一张纸。饿了两天之后，他终于学会了一件事：把手伸出去。 手伸出去比判二十年还难。 二 第四天傍晚，一个馒头递到了他面前。 半个馒头，掰开的，断口上还沾着一点碱面的白。递馒头的手很糙，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机油，虎口一道一道的裂口，是几十年和扳手、链条磨出来的。 “吃吧。“那人说，“凉的，顶饿。“ 陶爱民抬起头。一个老头，八十九岁上下的年纪，腰板却挺得很直，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卷两折。老头身后支着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盏灯，一个打气筒，一个铁皮工具箱，箱上的红漆掉得只剩下几个字：光明里修车。 “我不要钱。“老头看他不动，又说了一遍，“就是看你在这儿蹲了三天了。年轻人，脸皮薄，我懂。我年轻时候也蹲过火车站——1960年，去逃荒。“ 陶爱民接过那半个馒头。 馒头是干的，碱味很重，剌嗓子。他三口就吃完了，然后蹲在地上，肩膀开始抖。三十多年了，他吃过省委食堂的狮子头，吃过一顿饭三万八的私人会所，吃过香港老板从太平山空运来的海鲜。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样东西，是眼前这半个凉馒头。 老头叫周长贵，住光明里十七号，十八平米的棚屋。老伴1992年走了，唯一的儿子1979年在边境上牺牲，那年儿子二十一岁。老头把他领回家，在床边给他支了块门板，铺上稻草，说：“住着吧。我儿子要是活着，比你还大两岁。“ 那七天，陶爱民睡了五年来的第一个整觉。 屋子小，一进门就是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蜂窝煤炉。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摆着相框：一张黑白的，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跟老头一个模子；一张彩色的褪成了灰的，老两口站在天安门前，老头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相框旁边挂着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军装，领口和袖口都磨白了，但一颗扣子都不缺。 白天老头出摊，他就帮着递递扳手，补补胎。老头的手艺好，眼也准，一条内胎破了眼，浸在水盆里转两圈，冒出一线气泡，手到擒来。他教陶爱民：“补胎不能急。锉要锉匀，胶要晾透，你糊弄它一分，它过三天就还你一分的漏气。“ 陶爱民蹲在旁边看，一蹲一上午。老头以为他找不到活干心里烦，其实他是在听。听老头跟街坊说话：谁家媳妇生了，谁家老人走了，巷口粮油店的大米又涨了两毛，对面楼里下岗的小伙子去送快递了。一条巷子一千多户的日子，全在这一个修车摊前头流过去。 这比他当常务副省长时批过的任何一份内参都真。内参上的铅字是要挑着看的，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报到哪一级为止，全有讲究；修车摊前头这些话不用挑，好的赖的、活的死的，一条巷子的日子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太阳底下。 晚上两个人守着一台旧收音机听新闻。收音机的壳裂了，用胶布缠着。十月里有一天，播江东省的新闻，说本省上半年 gdP增速排到了全国倒数第三，有两个县刚摘帽又滑到了返贫边缘。老头听完，把收音机关了，半天说了句：“倒数第三。“ 就这三个字。陶爱民坐在门板边上，低着头，没敢接。 那个数字里，有他二十年常务副省长攒下的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批文、每一栋立在他任上的玻璃大楼。他当年在**台上念报告，念的也是倒数，但那时候念得抑扬顿挫，底下掌声很齐。 老头没再说什么，起身给他掖了掖门板上的毯子。掖毯子的时候，老头那只全是裂口的手在他额头上碰了一下，很轻。 “睡吧。“老头说，“天塌不下来。天真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 夜里老头睡熟了，他睁着眼躺着，听老头的呼吸声。屋里有一股机油味、樟脑味、旧棉絮的味。他忽然想，自己在临江当了那么多年领导，离光明里最近的距离是车队路过巷口，五十米，时速四十公里。 车窗是防弹的。防住了外面的东西，也防住了他自己的眼睛。 三 第八天清晨，推土机开进了巷子。 没有公告。没有协议。没有补偿方案。前一天下午墙根刚刷上一个红漆的“拆“字，漆还在往下淌。 跟着推土机进来的，是二十几个外乡口音的年轻人。清一色的黑T恤，光头、平头，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胳膊上纹着青一块黑一块的花绣，手里拎着钢管。为首的那个叼着烟，把烟头往地上一碾：“开发商请我们来做扫尾的。识相的，自己搬。不识相的——“他用钢管敲了敲路边的墙，“东西就全在里头了。“ 这不是什么正规的拆迁队伍。正规的拆迁队伍有公告、有协议、有穿制服戴工牌的人上门谈补偿。这一伙人是混子，是这家开发公司老板养了多年的一帮打手，专门干这种“扫尾“的活——哪片有钉子户，就放他们进去，三天之内保证“清干净“。本地人都管他们叫“黑衣队“，隔着几条街听见钢管敲墙的声音，就有人关门。 他们一户一户地踹门。踹开了，往里扔东西。桌子、柜子、饭锅、被褥，从窗口、从门洞往外飞，砸在巷子的石板路上，碎的碎，滚的滚。有个老太太扑上去抱自家的樟木箱子，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拖到一边，箱子被抬起来摔在地上，散了架。 周长贵冲出去的时候，鞋都没穿好。 “你们有文件吗？“老头堵在自家门口，声音不大，但很稳，“征地要有公告，拆迁要有协议，补偿要有方案。我一个字都没见过。“ 没人答话。两个人上前拖他，老头抱住门框，像三十年前抱住那口装着儿子遗物的木箱一样，不撒手。 然后是一钢管。 钢管打在腿上，声音很闷。老头倒在门边的碎砖里，那条腿弯成一个不该有的角度。他没有哭，也没有骂，他仰起脸，朝着满天的粉尘喊了一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陶爱民从门板上爬起来的时候，推土机已经拱到了屋檐。 后来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冲过去的。他记得的是粉尘——漫天的粉尘，呛进喉咙里是甜腥的，落在头发上是滚烫的，那是砖头、瓦片、床板、饭碗、一个人五十六年的日子被碾碎之后的味道。他跪在碎砖上，把周长贵抱起来，老头的腿在他胳膊底下轻轻地颤。 “老人家，您别怕。“他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周长贵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牙齿上全是灰：“小陶，你别管我。你才多大。“ 小陶。七天了，老人一直这么叫他。老人不知道这个满手老茧的中年病汉姓什么，只知道他补胎的手艺不错，吃馒头的时候会掉眼泪。 推土机最终停了。巷口围了人，有人举着手机在拍。下午来了车，把这片没来得及签字的人拉到一个临时安置点，体育场馆改的，地上铺一层塑料布。 夜里下雨了。 塑料布顶上，雨点砸得又密又响。陶爱民挨着周长贵躺着——老头的腿上了夹板，医生说接得回来，得躺三个月。老头睡熟之前跟他说了一句话：“小陶，等我能下地了，你还来帮我修车不？“ “来。“他说。 老头睡着了。他没睡。他从怀里摸出那半个馒头——晚饭时老头省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吃完，已经干得像一块石头。他攥着那半个馒头，攥了一夜。 雨越下越大。塑料布上开始积水，一滴一滴，砸在他的手背上，凉的。他把那半个馒头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雨声里，他想了很多。想起他签过的第一份收钱的协议，两万块，装在一条中华烟里；想起他批掉的那条为省两千万而改线的饮水管道，管道沿线三个乡的人至今喝着高氟水；想起看守所里检察官问他的最后一句话——“你年轻时想当什么样的人？“ 他年轻时想当什么样的人？ 他想当一个能修自行车摊后面那种门框的人。有人抱着门框喊老天爷的时候，他一伸手，就能把钢管拦住的人。 他这一辈子，批过的文件摞起来能有几百米，签过的每一个字底下都压着几万人的日子。可等到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躺在碎砖里喊“谁能帮帮我们“的时候，全临江市，没有一个人应声。 权力这个东西，他攥了三十七年，攥到最后才明白：攥在手里的时候不觉得重，撒手了才知道，底下压着的全是人。 我吃了一辈子百姓的税粮，可我从来没给他们撑过一次腰。 这句话他在心里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说完，他感觉怀里的馒头硌着心口，一下，一下，还热——不是馒头热，是他还有一口没咽下去的气。 要是能重来—— 黑暗里，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五十五岁，肝硬化，断了腿的恩人，回不去的仕途，重来？拿什么重来？ 可那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摁不下去了。它在雨声里长，越长越大：要是能重来，他不去追那些数字了；要是能重来，他从最底下那层干起；要是能重来，他要让每一个抱门框的人身后，都站着一个管事的人…… 他困了。这是七天来他第一次觉得困——人认了命，反而就困了。他把那半个馒头抱紧了一点，最后想的是：下辈子，要是真有下辈子…… 他把眼睛闭上了。 黑暗里，雨声慢慢变了。变得很远，又很近；砸在塑料布上的声音，一点一点，变成了砸在瓦上的声音。 再后来，他听见了鸡叫。 一声，两声。 是乡村清晨的那种土鸡，嗓音沙哑，隔着三十几年和一千八百公里，准确地落进他的耳朵里。 第1章：六月六 再睁眼，头顶是蚊帐。 发黄的蚊帐，顶上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针脚很密——那是母亲的手艺。蚊帐外一点微光，天还没亮透。竹子席凉丝丝地贴着后背，竹片被人睡得发亮，有一股淡淡的、混着汗味的竹子清香。 公鸡在叫。第二遍。 灶间传来风箱的声音，呼——嗒，呼——嗒，节奏很稳，还有柴火的噼啪声，和一样铁器碰锅沿的轻响。稀饭的香味顺着门缝钻进来，混着一点咸菜的酸。 陶爱民躺着，一动不动。 他先动了动手指。手指很灵活，不疼。他又动了动脚趾。脚趾也在。左脚的五根脚趾，一根不少，一样长长地、完完整整地都在。 那只脚在三个月前刚被截掉第三根脚趾。 他慢慢地、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手，举到眼前。晨光里，那是一只十八岁的手：骨节还没长开，虎口有薄茧，是握笔和割稻子磨出来的。没有老年斑，没有针眼，没有输液留下的淤青。 他盯着这只手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疼。 很清晰的、火辣辣的、年轻人才有的那种疼。 他猛地坐起来，一把掀开蚊帐。三斗桌，竹椅子，墙上钉着一本挂历——1990年，6月，画的是一塘荷花。桌角压着一张纸，白底红字，边角很新。 准考证。 姓名：陶爱民。考点：清源县红旗中学。考试时间：1990年6月7日至9日。 今天是6月6日。 高考，明天开始。 陶爱民坐在竹子席上，把那张准考证拿起来，看了很久。他的手在抖。纸上的铅字在晨光里一点点清晰起来，像什么东西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弯下腰，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荞麦皮的，母亲的手艺，枕套上有皂角的味。 他在那股皂角味里躺了十分钟。十分钟里，他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敲夯。他没有哭出声。五十五岁的身体里那个病残的老头在哭，十八岁的身体把他摁住了。 十分钟后，他坐起来，开始盘点。 这不是梦。梦里掐大腿不疼，梦里闻不出荞麦皮的皂角味，梦里的稀饭不香。他回来了。从2027年10月17日夜里的塑料布上，回到了1990年6月6日凌晨的这张竹子席上。 中间隔着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里，他考砸过一次数学，复读了一年，糊里糊涂读了大学；他赶上过国库券、认购证、老八股，又眼睁睁看着机会从指缝里漏光；他进了县委办公室，给领导写了七年材料；他一步一步往上走，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每一步他都记得是哪一年，穿了什么衣服，在哪个会场，跟谁握的手。 他也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收钱的。1995年，两万块，装在一条中华烟里。那天晚上他把钱塞进床底，一夜没睡，第二天照常上班。第三个月，他就习惯了。 再往后的事，不用回忆，就长在身上：法槌那一声，牢房墙皮的味道，狱警喊他编号的声音，还有周长贵抱着门框时，那声朝着天上喊的“老天爷啊“。 厨房的风箱声停了一下，又接着响起来。 陶爱民把准考证放回桌角，用一只钢笔帽压住。他赤脚下床，走到三斗桌前拉开抽屉最底层——那里有一个铁皮饼干盒。他记得这个盒子，前世的这个盒子里，装着全家的存折、粮本、父亲的工资条，和母亲攒了半辈子的一对银镯子。 盒子还在。存折也在。 他翻开存折，就着窗口的光看。最后一行，1990年5月26日，结余：137.60元。 一百三十七块六。 这就是陶家在1990年6月的全部家底。红星机械厂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棉纺织厂上个月扣了互助金。屋里还有三百来斤稻谷、一头留着过年的猪、一对不能动的镯子，和明天就要高考的一个儿子。 陶爱民合上存折，把它放回饼干盒，把饼干盒放回抽屉，把抽屉推上。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开始做第二步：稳住。 心不能乱。他见过太多人一夜暴富之后三年败光，也见过太多人身处高位之后一夜发疯。他自己在2020年9月被留置的那个凌晨，就是靠着在心里一条一条默背《刑事诉讼法》，才没有瘫在椅子上。人这一生真正靠得住的，不是运气，是遇到大事的时候，心里那套压舱的东西。 他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又从床头的书包里翻出一个作业本，翻开新的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 明天的事：一、准考证、两支钢笔、垫板、墨水。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负号。三、别太快，检查两遍。 写完，他看着第三行，停了一下，又添了一行： 四、考完再说别的。 前世就是这一天晚上，他失眠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下午数学考砸了。错的不是不会——是最后一道大题，他把一个负号抄丢了，丢了七分。就那七分，他从重点线掉了下来。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去信用社贷了八十块钱，给他交复读班的学费。 这一世，那七分，他要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爱民——起来了没？饭好了。“ 母亲的声音从灶间飘进来，带着永远操不完的心事，“卧了鸡蛋的，趁热。“ “来了。“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他低头清了清嗓子，把作业本合上，塞进书包，然后拉开房门。 灶间的热气扑出来。杨世玲站在灶台边，三十七岁，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额前的碎发被热气熏得贴在脸上。她刚下夜班，眼睛下面两团青，手上的动作却不停：一碗稀饭，两个卧鸡蛋，一小碟切得细细的萝卜咸菜。 “你爸上早班走了，“她把碗推过来，“走前交代，让你别熬夜。我说他，儿子明天考试，他倒好，凌晨五点半就撵着厂里班车走了，家里的事一句话没撂。“ 陶爱民坐下，喝了一口稀饭。 米的味道。新米的味道。 他忽然鼻子一酸，赶紧低头，把那个卧鸡蛋夹开，蛋黄溏心的，正好。 “妈，你也吃。“他把另一个鸡蛋往母亲碗里拨。 “我不吃那个，“杨世玲把鸡蛋拨回来，“厂里食堂中午有。你吃，考前提神。……别怕啊，考不上也不要紧，你爸说了，实在不行复读一年，家里的钱……“ “妈。“他打断了，“我吃完了就去看考场。您睡一觉，夜班下来不能熬。“ 杨世玲看着儿子。十八岁的儿子今天有点不一样，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坐得直了，说话稳了，连喝稀饭都不出声了。她想说点什么，又觉得儿子好像一下子大了十岁，轮不到她说了。 “去吧。“她最后只说，“早点回来。“ 陶爱民出了门，站在院子里。 六月的早晨，天刚放亮。院角的猪圈里那头猪哼了两声，墙头外的水田一层一层地亮起来，白鹭一只一只地落下去。远处，红旗山的轮廓从雾里露出来。 他认得这里的一切。陶家湾，红旗镇，清源县，汉丰市。他后来去了临江，去了北京开会，去了香港招商，去了十几个国家考察。他人生的原点，是这十几步见方的一个院子。 屋里，母亲收拾碗筷的声音轻轻响着。里屋的门没关严，他路过的时候，听见母亲压低了的、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她是在跟谁商量，其实屋里没有别人： “……他爸说猪还没肥，卖了亏六十块……亏就亏吧……要不，把我那对镯子……“ 陶爱民站住了。 他站在门口，听着母亲一个人在灶间算账，算一头猪亏六十块要不要卖，算一对镯子能当几个钱，算来算去，为了儿子九月开学的学费。 三十七年后，这个人会在电视机前看儿子宣誓就职省长的直播，看完只说一句：当官了别忘了咱家也是排队买过便宜米的。 他抬手把门帘轻轻放下，转身出了院子。 先考试。 考完，再算钱。这一回，轮到他来算——给这个家算，给红旗镇算，给往后三十三年算。 蚊帐外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一九九〇年六月六日，这一天刚刚开始。 第2章：一百三十七块六 上午九点，陶爱民把红旗镇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看考场是幌子。红旗中学他就读了三年，哪间教室门歪、哪张桌子缺角，他闭着眼都数得出来。他要看的，是1990年6月的红旗镇——用三十七年后的那双眼睛，重新看一遍。 镇子就一条主街，两里地长。供销社刚开门，营业员在用鸡毛掸子掸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的确良衬衫、暖水瓶、搪瓷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七十六元。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红纸：化肥供应通知，尿素每担上调一元二。 粮站在供销社西边。院子里停着三辆拖拉机，几个农民蹲在树荫下抽烟袋，等着交定购粮。过磅员扯着嗓子唱秤，唱一声，记账员在册子上划一道。 信用社在粮站斜对面，一扇绿漆铁门，门口小黑板上是粉笔字：六月国债（国库券）到期兑付启事。 陶爱民在黑板前站住了。 来了。他这一趟出门，真正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 他推门进去。营业厅很小，一张柜台，两个窗口，开着一个。柜台里的女营业员三十来岁，正低头拨算盘。 “大姐，问个事。“他把声音放得客气，“国库券，咱这儿能买吗？“ 女营业员抬起头，上下打量他：“买那个做啥？又不能吃不能喝，压三年才到期。“ “上海能卖不？“ “卖？“女营业员笑了，像是听见什么稀罕事，“小伙子，咱镇上去年有个老师，家里攒了两千块国库券，急用钱，拿到县城人民银行去兑，人家告诉他，只收兑到期的，不到期的想变现，得去上海的转让柜台——你猜怎么着？他大老远跑了一趟上海，两千块的券，卖了二千一。“ “多卖了一百？“陶爱民问。 “是啊，你说怪不怪。“女营业员把算盘一推，“咱这儿人人把它当死钱，上海人倒拿它当宝。前年还有人拿国库券抵电风扇钱，抵得比现金还少两成——你说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陶爱民没答。他心里那个数字，比这位大姐清楚一万倍。 1990年，全国的国库券不许流通，只许到期兑付，可各地的转让价格是两回事。像合肥、南昌这些地方，现金饥渴，国库券七八折就肯往外卖；上海资金充裕，转让价贴着面值走，好的时候还能溢价。一张面值一百块的国库券，从合肥拿到上海，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二十块。 七八年后在台上做报告，他能把这段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无风险套利，杨百万们靠一辆自行车和一个麻袋完成原始积累。可是讲归讲，他从来没往自己身上想过——那时候他已经不屑于挣这种辛苦钱了。 不屑于挣辛苦钱的人，最后进了监狱。 “大姐，“他又问，“去上海的火车，从哪儿坐？“ “清源县城，火车站。一天两班过路车，凌晨一班，下午一班。“女营业员狐疑地看着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小伙子，你问这个干啥？你看着像个学生啊。“ “明天高考。“陶爱民笑了笑，“考完了，想出去见见世面。“ 出了信用社，日头升高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街口突突地开过去，卷起一路黄土。 粉尘腾起来的那一瞬间，陶爱民僵在了原地。 那股味道——干燥的、呛人的、带着一点砖腥味的土——劈头盖脸地罩下来。眼前的主街没了，供销社没了，他看见的是一条挤满推土机的巷子，一个抱着门框的老人，一条弯成奇怪角度的腿，和满天的、落在头发上滚烫的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喂。“ 有人拍他的肩膀。陶爱民一回头，一只灌满凉水的军用水壶递到他面前。 “中暑了？“李正律站在他身后，方脸，浓眉，个子不高，肩膀宽得像半扇门板，“大晴天站在路中间发什么愣。“ 陶爱民接过来灌了一口。井水，凉得激牙。他把水壶还回去，呼吸慢慢匀下来——一，二，三……他在心里默数到十，把那条巷子、那个老人、那声喊，重新压回三十七年之后。 “想考试的事。“他说。 “想考试的事会想出汗？“李正律不信，但也没追。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卷子，卷角都翻毛了，“政治的最后三道大题，我押了三个方向，你要不要看看？“ “你押的什么？“ “一个物价改革，一个沿海开放，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李正律扳着手指头，指关节粗大，“我押了三个月了，每天背到十二点。我爸说我是魔怔了——魔怔就魔怔，我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陶爱民看着他，忽然笑了。 李正律，红旗镇李家坳人，跟他同一年生，同一个村小，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坐了三年前后桌。这个人从十岁起就是这样：全班都记不住《中学生守则》，他能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全班都怕他，因为他连老师板书写错一个字都要举手；全班又都服他，因为谁家有事，出力最多的也是他。 九岁那年，陶爱民和两个伙伴偷了生产队地里的西瓜，是李正律去告诉的看瓜老汉。三个人挨了各自家长一顿好打。第二天上学，李正律把自己书包里仅有的一块干粮掰了一半，塞给饿着肚子的陶爱民。 “你举报我，又分我吃的？“那时候陶爱民不解。 “偷瓜是偷瓜，饿是饿。“九岁的李正律说得理直气壮，“两码事。“ 两码事。这三个字，这个人认了一辈子。 “正律，“两人并肩往学校走，陶爱民忽然问，“志愿想好了没有？“ “早想好了。“李正律连磕巴都不打，“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出来进检察院。“ “为什么是检察院？“ “因为检察院管官。“李正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咱们镇上，官要是好官，老百姓的日子就顺一半。官要是坏官，神仙也救不了。我想当那个——谁犯了法，我就查谁的那个人。“ 他说得平平常常，像在说明天要交几张卷子。 陶爱民侧过头，认认真真看了他的发小一眼。前世，这个人从县检察院的书记员干起，一路干到省纪委书记，三十三年里查过的案子摞起来比人高。而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的那句话——“哪天你有问题，第一个来找你的就是我“——要到四年后，在县公证处的一张桌子前，才会正式说出口。 但有些种子，1990年的这条土街上，已经埋下了。 “行。“陶爱民说，“到时候你查案，我干活，咱们一个抓坏的，一个办好的。“ “谁跟你咱们。“李正律把水壶甩回肩上，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先把数学考及格再说。全校就传你语文全市第一、数学全校第十七——第十七，陶爱民，你要是这次数学再砸了，就跟我一起进复读班，我给你占座。“ “不占。“陶爱民说，“这次砸不了。“ 下午回到家，母亲在补一件衬衫，父亲五点半下班进门，身上带回来一股金属切削液的味道。他的手指缝是黑的，指甲修得极短——八级钳工的手，二十年都是这样，肥皂洗不掉那层黑，那是长在手纹里的。 晚饭是稀饭、咸菜、韭菜炒鸡蛋。一碟鸡蛋，母亲大部分拨进了儿子碗里。 饭桌上，父亲陶援朝总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厂里这批水泵，赶月底要交货。“——这是说他自己的。 第二句：“吃菜。“——这是说给全桌的。 第三句是放下筷子之后，看着儿子说的：“笔带两支。别慌。“ 说完他就出门了，去院里侍弄那几分菜地。月光底下，一个沉默的男人蹲在垄沟边，一根一根地给豆角搭架子，搭得比别人家的都直。 夜里，陶爱民把书包收拾好了：准考证压在最底层，两支钢笔灌满蓝黑墨水，垫板，直尺，橡皮。做完这些，他从书包夹层里摸出两张纸币——母亲下午趁他不注意塞进来的，两块钱，一张一块的、一张一块的，都是连号的新票，是母亲在棉纺厂一个月九十来块的工资里，一张一张攒的。 前世，他收下的第一笔钱是两万块。 两块和两万，隔着三十七年，中间隔着一张判决书。 陶爱民把那两块钱原样放回夹层，压平，拉上拉链。 这一回，他要从一个只够吃两顿饭的数字开始。 第3章：清河的水 傍晚，陶爱民去了清河边。 出门的时候母亲让他带伞，他没带。六月的傍晚，天边堆着云，云底下是压得很低的绿色，那是清河两岸三千亩稻田。稻子正在拔节，风一过，一整片一整片地伏下去又立起来，像有什么东西在田间走。 清河在镇的北面。他沿着田埂走过去，远远就看见那道河堤——说是堤，其实已经不像堤了。堤顶被人踩出了路，堤坡上种着黄豆，河道从堤中间流过去，窄的地方一步能跨过去，水浑黄，流得很慢。 十七年没疏浚过的河，就是这个样子。 河床一年一年地淤高，河道一年一年地变窄，汛期一来，上游下来的水没有地方走，就漫过堤顶往田里灌。红旗镇的老人都知道：清河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去年秋天那场水，淹了三千一百亩，最深处齐腰，晚稻绝收。 前世，他也是站在这样的堤上看这条河。不过那是四年后，1994年的夏天，他刚回镇上报到，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河堤跑了一整天。那时候他看着淤成一条水沟的清河，心里想的是：这镇上连一条河都治不起，我在这儿能干出什么名堂。 两年后，他干出来了。以工代赈，受益户投劳，河道砂石收益抵工程款，十七点四公里，八万六千个工日，总造价三百四十万，财政只掏了一百三十万。再往后，1998年夏天，那场大水冲垮了周围所有的堤，只有红旗镇的清河，零溃口，零死亡。 但那是后来的事。后来的事里还有一件，他不想细想，又不能不想——1998年8月，三十米的溃口出现在上游邻镇，洪水扑向红旗镇的方向，是一个镇长和一个派出所长，在堤上守了十一天十夜之后，跳进了水里。 堤还在，河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来。 陶爱民脱了鞋，把裤腿卷到膝盖，从堤坡走下去，一脚踩进了清河里。 水凉。 六月的河水，凉的成分很复杂：上游山塘放下来的水，地下水渗出来的水，还有河底那种常年不见天日的、阴凉的淤泥。脚底下是卵石，圆的，滑的，硌得脚心发麻。水流过小腿，一层一层地推，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扒着。 他在水里站了很久。 三十七年了——他这一辈子，从十八岁到五十五岁，摸过**台的天鹅绒，握过几十万人的手，端过国宴的酒杯，也戴过冰凉的手铐。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的两只脚，站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 水是实的。石头是实的。凉是实的。 “三十七年，“他对着河面轻轻说了一句，“头一回觉得脚底下是实的。“ 河面上飞过一只白鹭，落在对岸的浅滩上，歪着头看他。 “陶爱民。“ 堤上有人喊他。李正律坐在堤顶的老柳树底下，两条腿悬空晃着，帆布书包抱在怀里，“我说到处找你，你跑河里站着干什么？又不是鱼。“ “凉快。“陶爱民从河里出来，在石头上蹭脚上的泥，穿鞋。 李正律从堤上溜下来，两人并肩坐在堤坡上。夕阳把河水照成一条金红色的带子，远处村子里升起炊烟，一条狗在田埂上跑，惊起一片蛙声。 “明天第一天，“李正律说，“语文加数学。你最怕哪门？“ “都不怕。“ “吹吧。“李正律从书包里摸出两个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塞给他一个，“我妈煮的，说是给你考试的。我跟她说了，陶爱民语文全市第一。我妈说，第一不第一的，孩子可怜，爹妈都是苦人。“ 陶爱民捏着那个鸡蛋，蛋壳上还沾着一点柴灰。 “正律，“他忽然问，“你说，咱们念完书，图什么？“ 李正律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从陶爱民嘴里问出来，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罕。往常这个人问的都是“这道题第二种解法是什么“。 “图什么……“李正律认真地想了想，“我妈说，图个跳出去，别再脸朝黄土背朝天。我自己想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进检察院，管官。“ “管官图什么？“ “图个公道。“李正律说得很慢，但一个字一个字都很稳，“去年冬天，镇粮站收粮，压咱李家坳的水分，一百斤扣八斤。同样的稻子，河西的粮站就只扣三斤。我爹去讲理，让人轰出来了。后来才知道，河西粮站的站长，跟村支书是连襟。你说这叫什么事？没人管，就这么过去；有人管，就得改。我想当那个管的人。“ 陶爱民没说话。 这个道理，他用了三十七年、搭上一条命才弄明白。而身边这个十八岁的人，坐在河堤上，吃着一个鸡蛋，就说出来了。 天黑透了两人才回家。到家时父亲已经吃过了，母亲给他留着饭，锅里温着。他扒完饭，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准考证，两支钢笔，垫板，一小瓶蓝黑墨水，两块钱。 夜里十点半，他躺下了。 竹子席，蚊帐，窗外蛙声一片。他在黑暗里睁着眼，把明天下午的数学在心里过了一遍——不是过题目，题目他闭着眼都会；他过的是自己：拿到卷子先写名字；从第一题做起；大题演算两遍；最后留二十分钟，专查负号、小数点、抄写。 前世那道坎，就在明天下午。 一道大题七分。七分，让一个十八岁的农村青年多读了一年补习班，让他父亲多抽了一年的烟。再往后那三十七年的第一步，就是从丢掉这七分开始的——一步慢，步步慢，慢到最后，他用一辈子的力气去追，追成了一条歧路。 这一次，一分都不能丢。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十一点前就睡着了。 半夜，他被极轻的脚步声弄醒——不是醒，是那种半睡半醒之间，身体先于意识的感觉。 有人进了屋。是父亲。 陶爱民没动，匀着呼吸。父亲走到床边，替他把踢开的毛巾被角掖进席子底下，动作很重的人，这一下却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掖完被，父亲没走，就站在蚊帐外面。 月光从窗棂里漏进来，能看见父亲站着的样子：赤着膊，肩膀因为三十年的台钳和锉刀，比常人厚一圈、斜一角；手垂在身侧，右手的食指习惯性地微微屈着——那是长期握锉刀留下的形状。 父亲站了能有半支烟的工夫，一个字没说，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传来“沙、沙、沙“的声音，不紧不慢，很有耐性。 那是磨刀石的声音。父亲在院里磨那把旧镰刀——那把镰刀开春刚磨过，根本不钝。 第二天清晨五点，陶爱民起床，推开院门。磨刀石上躺着那把镰刀，刃口在晨光里泛着一道新雪一样的白。而猪圈里，那头留着过年的猪，食槽里多了一层压实的豆饼——父亲把家里攒着喂到冬至的豆饼，全提前喂进去了。 猪要催肥。肥了，才能卖上价。 陶爱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还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但他已经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一辈子说不出一句软话的男人，从今天凌晨起，就在用他全部会的办法，给儿子凑学费了。 第4章：作文题 6月7日，早晨七点四十，红旗中学。 校门口的两排白杨树上蝉声大作，操场上拉了一条横幅：热烈祝贺我校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去年挂的，红布晒得发白，没人摘。树荫底下支着一张乒乓球台，台上摆着一口大茶桶，桶身上用红漆写着“考生用水“，漆字缺了两笔。 陶爱民到得早。他在校门口的树荫里站了十分钟，看人。 看考生的脸。紧张的、麻木的、故作轻松的；有父亲送来的，一路替儿子背着书包，到了门口把书包递过去，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有自己骑车三十里来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进了考场掏出毛巾先擦桌子；还有个女生，在校门口把一本书塞给陪考的母亲，说了句“妈你拿着，别看“，脸就红了。 这些脸他都认识。不是认识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认识这种神情。三十七年里，他在无数个会场上见过同样的神情，只是把准考证换成了汇报材料。人这一辈子怕的东西会变，怕的样子不变。 八点整，开考。 第一场，语文。 发卷之前，监考老师验准考证，一个一个对照片。教室是初三（2）班的，木课桌，桌面上刻着字，桌腿不平，前排的考生往桌脚底下垫了半块橡皮。粉笔槽里还留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着四个字：沉着冷静。 卷子发下来，先写作文——这是陶爱民的习惯，也是他三十七年后带出来的规矩：先把最难的事办了，心里就定了。 作文是材料题。 材料说：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不多会儿，一个小姑娘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坏地方，每朵花下面都有刺。另一个小姑娘过一会儿也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好地方，每丛刺上面都有花。 要求：就第二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六百字的议论文。 考场上响起一片吸气声。 陶爱民盯着这段材料，看了足足三分钟。 这段材料，他这辈子忘不了。前世这一天，他写的是最讨巧的路子——世上既有花也有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得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分数。后来他才知道，那年全省这篇作文拉开的差距，比一道数学大题还大。 十八岁的人，只能看见刺上有花。 可他已经不是十八岁的人了。他见过一个省最漂亮的新区和这个省最黑的下水道；见过**台上讲廉洁的人家里搜出成箱的现金，也见过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把半个馒头掰给一个乞丐。他这五十五年活明白了一个理：花和刺长在同一棵树上，这不难懂；难的是看见了刺，还肯弯下腰去种花的人。 他提起笔，蘸了墨水，在稿纸上写下题目： 《种花的人》 第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看见刺而转身走掉的，是游客；看见花而不怕刺、俯身下去侍弄的，是园丁。玫瑰园年年有花，不是因为园里没有刺，而是因为总有人不怕刺。“ 往下写，他写得极稳。论点不玄，论据不空：从种树的说到治水的，从一个人的手艺说到一方水土的日子，最后一段收在一句话上—— “一个地方的道理和一座花园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没有人挑刺就不再长刺，却会因为没有人种花而从此无花。挑刺的人尽管挑，种花的人不能停。“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数了一遍，六百八十字，超出要求。他通读了一遍，没有改一个字。 放下笔的时候，他心里忽然一动。 这一段话，十八岁的陶爱民写不出来。这不是靠背诵和聪明能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在漫天粉尘里跪过的人，才写得出来的东西。 阅卷老师会给这篇作文多少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他两辈子写的第一句真话。 上午的考试结束，下午两点半，数学。 这一场，才是他真正等了三十七年的。 午休时他在树荫下没吃饭——只吃了母亲煮的两个鸡蛋，喝了半碗井水。前世这一天中午，他紧张得吐了，吐完脸色煞白地进考场，拿到卷子手抖了十分钟。这一世，他闭眼靠在白杨树上睡了二十分钟，铃响前五分钟醒来，去水池边洗了把脸。 卷子发下来。他先在卷首写了名字，然后从第一题做起。 稳，慢，准。每道大题，演算一遍，验算一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省，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多耗——其实没有不会的：三十七年过去，当年卡住他的那道解析几何，此刻在他眼里像一条走熟了的路，哪里有坑，哪里要拐弯，闭着眼都清楚。 他甚至有一瞬间觉得恍惚：原来知识这个东西，在时间里是不会钝的。钝的是人心。前世这个时候，压垮他的不是那道题，是家里的一百三十七块六、是复读班的学费、是“考不上就跟我回去种田“的后路。一个背着全家口粮上考场的人，负号不丢也会丢别的。 最后一道大题，他做完，验算，答案对上了。他放下笔，抬手看表：还剩二十一分钟。 他没有提前交卷。他用这二十一分钟，从头到尾查了第三遍。查到第二面中间，他的笔尖停住了—— 第三道大题的第二问，他把草稿上的“?3“，抄成了“3“。 一个负号。原样、同一个位置、同一种抄法，三十七年前的那个负号，又回来了。 陶爱民盯着那个数字，几秒钟之内，手心出了一层薄汗。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板上方挂着的石英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走。他低下头，拿起笔，把那个数字改了过来，然后在旁边，把这一问从头到尾重新演算了一遍。 答案没变。负号扶正了。 五点整，铃声响了。 “全体考生停笔——“ 监考老师收卷的时候，陶爱民坐在座位上，看着自己那张卷子从桌面上一页一页离开。他的右手放在课桌上，轻轻地、几乎察觉不到地抖。 不是因为难。是因为这道坎，他迈过来了。差的那七分，这一世，一分都不会丢了。 走出考场，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远处有雷声。校门口人挤人，李正律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把抓住他：“对答案。最后那道大题，你第二问得多少？“ “不对答案。“陶爱民说。 “怕什么？“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没答。 怕什么？不怕错。怕的是三十七年前那个从考场里走出来、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的自己。对答案这种事，是给心里没底的人准备的——他现在心里有了底，底就不需要别人给。 “要下雨了，“他说，“走，回家。“ 两人刚出校门，雨点就砸下来了。他们跟一群人挤到供销社的屋檐下躲雨，人堆里有两个粮站的职工，穿着雨衣，靠着门柱抽烟闲聊。 “……下午县里开会说了，今年秋粮议购价要往上放一放。“瘦的那个说。 “放多少？“ “没说死。反正化肥先涨了，粮价不放，农民就真没账算了。“ 瘦的那个吐了口烟，又补了一句：“尿素养猪的人家，今年怕是要多卖两圈猪。“ 雨声很大，这句话说过去就过去了，没人接茬。屋檐下所有考生都在议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只有陶爱民站在人群最后面，把这句闲话里的三个词——议购价、化肥、猪——轻轻地记下了。 雨幕里，十八岁的陶爱民眯着眼看这条被浇透的主街。他心里过的已经不是分数了。 分数之后的事，是一件从三百斤稻谷开始的、更大的事。 第5章：三百斤稻谷 6月9日，下午五点二十，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响了。 “全体考生停笔，把笔放在桌上——“ 铃声落下的那一秒，红旗中学三十几个考场里，同时响起一片长长的、如释重负的呼气声。有个考场的考生带头鼓了下掌，掌声稀稀拉拉，没人好意思接。 陶爱民把钢笔帽套好，笔放进笔袋，把卷子理齐，等监考老师收走。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隔着窗户看外面——雨后第三天，天彻底放晴了，白杨树的叶子绿得发亮，蝉叫得比第一天更凶。 三天，六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 都考完了。 他慢慢走出教学楼。操场上的样子，他后来记了一辈子：有人在墙根下蹲着哭，哭得肩膀一耸一耸，书本摊在膝盖上；有人把三年的卷子撕了，扬起来，纸片落在茶桶里；一个赤膊的男生爬上乒乓球台躺着，四仰八叉，晒得黑亮的肚皮一起一伏；卖冰棍的老头推着白色木箱车进了校门，五分钱一根，被围了三层——有个女生买了一根，先跑到树荫下，塞给了陪考三天、晒得脱了皮的母亲。 十八岁的人生里最大的一件事，结束了。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人生里真正大的事，从这一天才开始。 校门口，陶爱民看见了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包，后座上垫着一块叠成方形的蛇皮袋。 父亲来了。 陶援朝是请了半天假来的。厂里这批水泵正赶工期，车间主任本来不批，他没吭声，把自己手里的活提前两天干完了，今天中午交检合格，下午跟车间主任说了一句“我去接儿子“，蹬上车就走。三十里地，骑了一个钟头零十分。 “考完了？“父亲问。 “考完了。“ “上车。“ 陶爱民侧身坐上后座，蛇皮垫子晒得发烫。父亲蹬上车，出了镇街，上了那条通往陶家湾的土路。土路两边是稻田，稻子已经封行了，绿得沉甸甸的。 父子俩一路无话。链条转动的声音、车轮压过石子的声音、风的声音。陶爱民看着父亲的背影：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肩胛骨随着蹬车的动作一左一右地动，那个厚了一圈的右肩，把衬衫顶出一个常年洗不回去的形变。 走到清河堤下，父亲忽然捏了闸，下了车。 不是车坏了。他推着车，沿河堤慢慢地走，走了能有半里地，一句话没说。到那段河面最窄的地方，他停下来，看着河，忽然开口： “我小时候，这河能走船。“ 陶爱民一愣。 “运煤的船，从县城上来，两条桅杆。“父亲眯着眼看那条浑黄的、一步能跨过去的水，“你爷爷在船上扛过活。那时候河宽，水深，汛期水涨上来，老远就能听见响。现在——“他顿了顿，没有把后半句说完。 后半句不用说完。现在，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淹的是田，赔的是种田人的血汗。 “爸，“陶爱民看着那条河，说，“这条河，早晚有一天要清淤。“ “清一条河要多少钱，你知道吗？“父亲看了他一眼，“去年镇里报过一回，上面没批。没钱。“ “总有一天会有钱。“陶爱民说，“也总有一天，会有个管这个事的人。“ 父亲没接话。他重新跨上车。陶爱民坐回后座，风从耳边过去，他扭头看了一眼那条河——三十七年里他修过的最大的项目是三百公里的沿江公路带，可这一刻让他心里发沉的，是眼前这条十七点四公里的小河。 到家时，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真真正正的一顿好饭：韭菜炒鸡蛋，豆角焖面，煎了两条小鲫鱼，还有一瓶攒着没舍得喝的橘子汽水。 “考完了就好，考完了就好。“母亲一边盛饭一边念叨，眼圈红红的，却笑着，“不管考得咋样，先吃一顿饱的。“ “考得咋样？“父亲问。 陶爱民扒完了一口豆角焖面，放下筷子。 他知道父母在等什么。等一个“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等一个能让他们踏实的答案。这个答案，他给得起——但他说出口的不是这个。 “爸，妈，“他说，“我估了分。六百八往上，发挥正常的话，能到六百八十五。“ 筷子掉在了桌上。母亲的。 “全、全省前十？“她的声音都变了调，“爱民，你不是说梦话吧？前三模你最高才六百四……“ “模考是模考，“陶爱民说，“这次题顺。“ “题顺也不能顺出四十分……“母亲还在抖。父亲的筷子也停了，他把儿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像在检查一件刚出车的活儿有没有暗伤。看完，他没说话，端起碗，扒了一大口饭——陶爱民认得这个动作。这是父亲高兴到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唯一的表达。 等到母亲的情绪落回地面，陶爱民把话头接了下去。 “分是分。还有一件事，我跟你们商量。“ 他说了。从信用社的黑板报说起，说到国库券在合肥七八折、在上海贴着面值；说到一趟能挣一成到一成五，四天一个来回；说到等分数、等通知书的这一个多月，别的考生在家歇着，他要出去跑——先去县城、再去省城，摸清行情，然后去上海。 “家里的稻谷，卖了吧。“他最后说，“再跟舅借点钱。凑四千二，我做本。“ 屋里一下子静了。 灶膛里的火还没熄透，噼啪响了一声。 “不行。“母亲第一个炸了，“那叫什么？那叫投机倒把。前年供销社的老李倒卖化肥指标，抓起来游街，你没看见？你一个学生——“ “妈，国库券是国家发行的，银行的柜台贴着公告。“陶爱民不急不恼，“低价的地方买，高价的地方卖，一不偷二不抢，票据过的是银行的柜台。您不信，明天我去问信用社的主任，让他给我讲政策。“ “政策政策，“母亲的声音低下去，“万一亏了呢？四千二，你爸不吃不喝也得挣一年半。“ “不会亏。“他说，“价差是明摆着的，我算过三遍。最坏的情况，国库券捏在手里到期，国家还本付息，一年百分之十几的利息，比存银行高。“ 母亲看向父亲。 父亲一直没说话。他坐在桌边，手指在桌面上慢慢地敲——那是他在车间里琢磨一个难活时的动作。敲了足有一支烟的工夫，他开口了，问的不是“亏不亏“，问的是： “四千二，你都算进去了？路费、住宿、被偷被抢，算了吗？“ 陶爱民心里一热。 这是个好问题。全红旗镇，只有这个八级钳工，问出了生意人的问题。 “算了。“他说，“所以第一趟我只带一半本钱。摸清了路子，再跑大的。钱缝在裤腰里，夜车不睡死。“ 父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父亲站起来，说了今晚的第三句话： “睡觉。明天再说。“ 这一夜，里屋的灯亮到很晚。父母压低声音的商量，隔着板壁一句一句传过来——母亲说风险，父亲基本不吭声，偶尔一句“他从小算账没错过“，母亲说舅舅家也不宽裕，父亲说“我明天跟他去“。后来说什么听不清了，只剩母亲一声长一声短的叹气。 陶爱民躺在床上，睁着眼，没有去听。 第二天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他被院里“哗啦“一声响弄醒。推开窗—— 父亲在院里。天井的青石板上，整整齐齐码着六条鼓鼓的蛇皮袋。墙根靠着那杆大秤，秤砣搁在秤盘里。父亲弯着腰，把最后半箩稻谷倒进第六条袋子，扎口，动作利落得像在装配一台变速箱。 听见窗户响，父亲直起腰，抬头看了他一眼，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说了一句话： “过完秤了。三百一十二斤，一粒没少。“ 灶间飘来稀饭的香气，母亲在拉风箱，风箱的节奏比平时快。过了一会儿，她隔着院子喊，声音哑哑的，带着浓重的鼻音： “爱民，把你舅家的地址找出来——吃过饭，你爸带你去你舅家！“ 陶爱民站在窗口，看着那六条蛇皮袋，看了很久。 四千二百块，是要从三百一十二斤稻谷开始攒的。 他转身回屋，从抽屉最底层拿出那个铁皮饼干盒，取出存折，翻开第一页——137.60元。他合上存折，把它装进贴身的衣袋里，然后从书包夹层里，把母亲塞的那两块钱，也一并装了进去。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日，早晨五点二十分。 第6章：借条 六月十一，天没亮透，陶援朝从队里借来的板车已经套上了绳。 六条蛇皮袋码在车板上，绳子勒了三道。陶爱民在后面推，父亲在前面拉，出陶家湾的土路还带着夜里的潮气，车轱辘压出两道深印。 “粮站几点开门？“他问。 “七点半。“父亲头也不回，“赶早，不赶集。“ 不赶集——今天不是集日，交议购粮的人少，过磅快，价钱也问得清。这个安排没有一个人跟父亲商量过，是他自己定的。陶爱民在车后头推着，心里想：这个家里，路数最清楚的人，从来不是说话最多的那个。 七点四十，红旗镇粮站。 司磅员姓侯，六袋稻谷一袋一袋上磅，唱秤的声音又高又长。最后合计，三百一十二斤，一斤不差——父亲在家过的秤，跟公家的磅准得严丝合缝。 “议购价四毛五。“开票的会计拨着算盘，“三百一十二斤，“ “一百四十块零四毛。“窗口外头，陶爱民接了一句。 算盘珠子停了半拍。会计抬起头，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两手空空，连个算盘都没拿。他低头把最后一档拨完，票据从窗口推出来，正好一百四十块零四毛。 “小伙子，在哪儿学的算盘？“ “没学过。“陶爱民说，“老师教得好。“ 付款窗口数出钱来：四张大团结，剩下的是一块两块的票子，还有一把用纸条箍着的毛票。父亲接了，点了两遍，卷进手绢塞进贴身衣袋，再把六条空蛇皮袋一抖一抖叠好，动作跟收拾工具一样。 九点半，镇食品站。 猪在板车上叫了一路，进了院子倒安静了。验级员围着它转了一圈，捏了捏脊背上的膘，报价：“毛猪，一块五。“ 过磅，一百七十六斤。 陶爱民站在一边，看那个数字落在单子上：二百六十四块。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再养两个月，催到两百二十斤，能卖三百三十块，差价六十六。前几天夜里，母亲跟父亲算的那笔“亏六十块“，就是这笔账。 父亲蹲在墙根点了一支烟。猪被赶进圈的时候，他没看。 养了两年的猪，他没看。 中午，清源县城。 舅家在铁西农机站家属院，三间平房，院里搭着棚，棚底下摞着两台拆开的手扶拖拉机，零件按拆下来的顺序一溜排开，每个螺钉都穿在纸板上，写着序号。 舅舅杨立冬从棚子底下直起腰。四十五岁的人，手掌摊开来比父亲的还糙，指甲缝里的机油洗了二十年也没洗掉。他看了看外甥，又看了看姐姐姐夫，把手在褂子上蹭了两把：“进屋。“ 饭桌上，陶爱民把话说明白了。只说了一遍，从信用社的黑板报说起，说到上海柜台的价格，说到一趟能挣几成，说到四千二百块的本钱从哪儿来。 桌上的空气沉了一阵。 舅妈先开的口。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爱民，不是舅妈说你。你刚考完大学，好赖还不知道，就要跑这个？街上人都说这叫倒腾——前年供销社老李倒腾化肥指标，咋样？游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妈眼睛还要不要了？“ 这话说得不客气。陶援朝的脸沉了一半，被陶爱民在桌子底下按住了手背。 “舅妈担心得对。“他不急不恼，从书包里取出三页纸，推过去，“您先看看这个。“ 三页纸，是昨晚在煤油灯底下写的。第一页，行情：本县和邻近几个县，国库券私下转手贴两到三成；上海柜台挂牌收购，贴着面值走——中间的价差是多少，一笔一笔列着。第二页，本钱：家里能凑多少，缺口多少。第三页，风险和退路：钱怎么带、怎么缝、夜车怎么办；最坏的情况，券卖不出去，捏在手里到期，国家还本付息，年息一分多，比信用社存款还高——这一条下面划了道横线，写着四个字：底线在此。 杨立冬一页一页看得极慢。他是农机站的修理组长，看惯了图纸，这三页纸在他手里，跟一张装配图没两样。看完，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券要是丢了呢？“ “钱分三处。贴身一处，包底一处，鞋垫底下一处。不走夜路，不住大店，车上不睡死。“ 第二个：“上海的价，要是落了呢？“ “我收进来不超过八折。落到九十二以下我不出手，把券带回来，捏到期兑本息。“陶爱民说，“所以最坏不是亏，是少挣。“ 第三个问题，杨立冬问得最慢：“你要是挣钱了，是你家的。你要是折在外头呢？“ “借条上写着。“陶爱民说，“本和息，我一个人还。跟我爸妈没关系，跟您和舅妈也没关系。“ 屋里静了。舅妈端着碗没动筷子。杨立冬盯着外甥看了半天，忽然扭头冲里屋喊：“卫东，去把柜子里的存折拿来。“ 存折上，两千一百块。那是这个家十年的家底，里头有一千八，是给表弟杨卫东过两年说媳妇用的。 杨立冬把存折拍在桌上，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出去了。半个钟头后回来，手里攥着一沓钱——他去站长家借了一千五，站长连条子都没让他打，他回来自己按着桌子写了一张，压在存折底下。 三千六百块，凑齐了。 借条是陶爱民写的，一笔一画：今借到杨立冬人民币三千六百元整，月息一分，自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一日起息，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本息一并还清。落款，陶爱民。 “要什么息。“杨立冬把借条折了折，塞进抽屉，“自家骨肉。“ “亲兄弟明算账，舅。“陶爱民说，“您的钱也是一把扳手一把扳手挣的。利息一分不能少——这也是这条上划横线的事。“ 杨立冬看了他一眼，没再推。临出门，他送父子俩到院门口，忽然站住，指了指棚子底下那两台拆开的拖拉机：“爱民，你懂的那个行情，能不能看看农机？站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我这手艺，县里一半的手扶拖拉机是我修的，可修理部就是挣不着钱。“ “舅，机械修理往后是大买卖。“陶爱民说，“眼下还不行，光有手艺，没有本钱，没有路子。等我读完这两年书，咱们爷俩坐下来，好好算这笔账。“ 杨立冬咂摸了一下这句话，点点头，没再多问。 傍晚回到家，母亲把父子俩堵在堂屋，从怀里摸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五十八块钱。 “镯子呢？“陶爱民问。 “城关老银匠那儿押着。“母亲说，“人家说了，六十天内去赎，原价赎回。“ “妈，我说过镯子不能动。“ “你舅都把存折拿出来了。“母亲的声音不高，可一个字都不让，“你爸把猪卖了，妈连对镯子都拿不出来？五十八块，六百块整，你舅三千六——四千二，一分不差。妈不能让你揣着个零头出门。“ 陶爱民看着那五十八块钱，看了足有十秒钟，伸手接了。他知道，这种时候推回去，伤的不是他的心，是母亲的。 夜里，煤油灯下，他把作业本翻开新的一页，一行一行往下写： 存折，一百三十七元六角。稻谷，三百一十二斤，四毛五一斤，一百四十元零四角。毛猪，一百七十六斤，一块五一斤，二百六十四元。镯子，五十八元。家里小计，六百元整。舅舅，三千六百元。合计，四千二百元。 写完，他从上到下又核了一遍。加总没错，一笔都没错。 他吹灯躺下，在黑暗里睁着眼。这四千二百块，一半是父亲拉了三十年板车的腰，一半是母亲当了嫁妆的手腕。是债，也是种子。 第7章：红榜 报志愿那几天，家里来过三拨人。 第一拨是班主任张老师。他骑着自行车跑三十里，进院门的时候后背全湿了。他把志愿草表摊在八仙桌上，手指头点着第一栏：“北大。文科全省前三的分数，不报北大，天理不容。“ “张老师，我报东江大学，经济系。“ 张老师以为自己听岔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东大？爱民，东大是好学校，可你报的是经济系——那系去年才建的，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你的分数，北大历史、人大新闻，随便挑。“ “正因为新。“陶爱民给他倒水，“新开的系，用的是最新翻译的教材，教课的老师也是全省新调来的。学新东西，我宁可去新的地方。“ 这套话他在心里过了三遍。说得有理有据，句句是一个十八岁优等生说得出口的理由。至于真正的理由——他要留在江东，他有三十三年的账要在这个省里算——这个，他谁也没说。有些话，说早了不是路，是话柄。 第二拨是校长。校长没进院，在校门口碰见了从厂里回来的陶援朝，两人蹲在门口说了一个钟头。校长说全省第三出在他手里，是他一辈子的招牌；说北大的门牌一挂，子孙三代都硬气。父亲从头到尾没接几句话，末了只回了一句：“娃自己的事，娃自己定。“校长走的时候，冲屋里喊了一嗓子：“老陶，你儿子有主意，你享福在后头。“ 第三拨是父亲。 那天晚饭后，父亲在院里磨镰刀，磨了半个钟头，忽然开口：“为啥不去北京？“ 陶爱民把水盆放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 “爸，我学的是经济。“他说，“北京不缺我一个。江东穷，江东缺。我留在江东，离家近，妈有个头疼脑热，我一天就到了。“ 磨刀石停了。父亲低着头，看那把刃口发亮的镰刀，看了很久，重新蘸了水，又磨起来。 再没提这事。 七月二十六，出分。 那天晌午热得狗都趴在阴沟里吐舌头。下午三点多，张老师的自行车铃在巷口就响成了一串。他人没进院，声音先进来：“老陶——六百八十七——爱民，六百八十七，全省文科，第三——“ 车都没支稳，人先蹿进了门。分数条是从县招办抄回来的，复写纸誊的两份，一份给学校，一份塞进陶爱民手里，另一行小字是单科：语文一百零九，全市单科第一，作文据说在阅卷点被传着看了；数学一百二十。 满分。 陶爱民捏着那张纸，看的时间最长的是数学那一行。前世那道丢了负号的大题、丢掉的七分、蹲在院里抽了一夜烟的父亲、信用社那八十块钱的复读贷款——一百二十，一分不差，全找回来了。 他没出声。母亲在围裙上擦着手，擦了一遍又一遍，忽然转身往灶间跑，说要炒花生，跑两步又回来，把分数条要过去看了一遍，确认“六“字后面跟着的是“百八十七“，又跑了。父亲站在当场，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又蹭了两回，最后憋出一句：“我上我那屋躺会儿。“进屋，半天没动静。 镇上炸了。 当天傍晚，有线广播的喇叭念了一遍红旗中学的录取情况，念到“全省第三“四个字，播音员的调门都变了调。第二天一早，红旗中学门口贴出红榜，红纸黑字，围了三层人。镇政府来了干事，厂里来了工会**，供销社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跟买肥皂的顾客把这事讲了整整一天。县报记者骑着自行车来了，要给“全省第三“拍张照。 陶爱民把父母拉到镜头里，自己站在边上，对记者也只说了一句：“老师教得好，家里供得起。“ 门里门外的人都说这孩子稳，出名了都不飘。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是少年老成——是他三十七年里上过的镜、剪过的彩、应付过的场面，比这条街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前世三十九岁他第一次以市长身份面对满堂镜头，说的开场白，也是这七个字的路数。镜头这个东西，他打心眼里敬畏：它给出去的东西，早晚要连本带利收回来。 李正律的分数也出来了，五百六十一，过重点线九分。全校上线的一共五个人，红榜上两个名字挨着。李正律挤在人堆里看榜，看了半天，回头第一句话是：“你数学一百二？陶爱民，你上回模考数学才九十八。“第二句是：“行，你欠我的那半个西瓜，不要了。“ 那半个西瓜，是九岁那年偷瓜事发之后，李正律掰给他的半块干粮换的说法——他记到今天。 真正绷不住的，是父亲。 八月头上，厂里、镇里、亲戚家的恭贺攒成了三桌酒，摆在院子里。厂里车间主任来了，跟父亲一人一句“应该的“，喝了三个满杯。陶援朝平时二两的量，那天被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到了底朝天。人散了，桌歪着，碗筷没人收，他还在院里坐着，红着脸，眼睛发直。 陶爱民去扶他，被他一把攥住手腕。那只手劲大，攥得他生疼。 “爱民。“ “哎。“ “你爷爷，一辈子最远到过县城。“父亲的舌头大了，可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我，最远到过汉丰。你——“他停了停，像是在脑子里找全省最好的地方，“你往后，是要去大地方的。“ “去多远的地儿，“陶爱民架着父亲的胳膊，“也是您儿子。“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忽然又正色，凑近了压低声音，跟说什么机密似的：“北大咋不去？啊？是不是家里钱不凑手？爸还能干二十年——“ “东大好。“陶爱民说，“我留在江东，有账要算。“ 父亲没听懂这句。他也不需要懂。他顺着自己的酒劲往下说，说他十四岁进厂当学徒，一年罚站几百个小时；说师傅传手艺那天讲的“活儿要往骨头里做“；说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一张没扔，都拿报纸包着，压在樟木箱子最底下，“潮天要拿出来晒的“。 说到一半，他吐了。陶爱民把他的头扶正，拍背，打水，擦脸，折腾到半夜。最后父亲靠在门框上睡着了，一百六十多斤的人，肩膀塌下来，整个人的分量都挂在那个门框上。 陶爱民架着他往屋里走的时候，忽然停了半步。 门框。 三十七年后，另一个老人抱着另一个门框，也是这样，把一辈子的分量都挂了上去。 他把父亲安顿好，掖了被角，站在屋里看了一会儿。父亲睡着了还在笑，眉眼舒展得像个孩子。前世，这个人七十四岁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的是那枚擦得锃亮的厂牌，和一张他站在**台上的报纸照片。 这一世，都还来得及。 他轻手轻脚地出来，带上门。院里月色正好，母亲在灶间刷碗，哗啦，哗啦。他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个作业本，翻到写着账的那一页，就着月光，在“四千二百元“底下，又添了一行小字： 数学一百二。前世欠的，这一世先还上第一笔。 第8章：通知书 八月二十九，上午，邮递员的绿自行车停在了陶家门口。 “陶爱民——东江大学——经济系——“邮递员是故意喊的，一条巷子都听得见。他把那个印着红字的牛皮纸信封递过来，非要看着本人签收，签完还盯着看了一眼：“就是全省第三那个？我这条邮路上干了八年，头一回送这么分数的信。“ 母亲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手才敢接。接过来，不拆，先举到门口的光底下，正着看一遍，反着看一遍，然后小心递给父亲。父亲也没拆，看的是信封上的字，看了三遍，才用裁纸刀挑开封口，动作比装配精密件还慢。 录取通知书。经济系，四年制，九月十四、十五日报到。 消息半天就传遍了整条巷子。下午，门槛差点被踏破。隔壁的婶子端来十个鸡蛋，说给孩子路上吃；后街开代销店的拎来两瓶麦乳精，说什么都不肯往回拿。母亲手足无措，一边让人坐、一边给人散烟，烟是平时待客的那两毛钱一包的，这天散掉了小半包。 傍晚，农机修配厂的三个老师傅结伴来了，为首的齐师傅跟父亲搭了二十多年台子。他往椅子上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推到桌角：“厂里弟兄们的一点意思，三十六块。爱民这孩子，是咱们全厂的孩子。“ 父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没伸过去。 陶爱民替父亲接了话。他先给三位师傅一人倒了一碗凉茶，然后把纸包原样推了回去，推得很稳，一点都不扭捏：“齐叔，这份情我们全家领了，钱不能收。我爸的规矩，你们知道的——台子上的人情，从来不走钱。“他顿了顿，“不过我求叔叔们一件事。我走以后，家里就我爸妈两个，我爸那台老钻床要是再犯毛病，麻烦齐叔多过来看一眼。这个忙，比钱重。“ 齐师傅愣了愣，看看父亲，又看看他，忽然笑了，一巴掌拍在桌上：“老陶，你这儿子，说话办事，比厂里管供销的那位还周全！“纸包揣回怀里，茶一饮而尽，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钻床的事，包在我身上。“ 母亲送人回来，看着儿子，半天说了一句：“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 陶爱民没答。前世他坐在**台上，台下坐的是几百个齐师傅这样的人。散会的时候人人鼓掌，可他知道，掌声是给那把椅子的，不是给他这个人的。这一世他坐在自家炕沿上，一碗凉茶、一句托付，就把人情做成了——原来这本事他前世也会，只是用错了地方。 当晚，通知书被母亲用报纸包了两层，压进铁皮饼干盒最底下——压在了存折原来的位置上。存折已经空了，那个位置，现在轮到它镇着。 八月三十，家庭会议。 炕桌上摊着陶爱民画的表格，一格一格，是这一个月里他一笔一笔记下来的账。 “东大是公费，学费不要钱。“他指给父母看，“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一年七拼八凑，六七十块。学校每月发助学金，十九块五。也就是说，我上这个学，一年跟家里要的，满打满算，一百块封顶。“ “那一百也不该你出。“父亲说。 “这一百，从我这两个月挣的里头出。“陶爱民说，“四千二的本钱，一分不动。“ 屋里安静下来。这两个月，他没有闲着。分数出来之前的整个七月，他跑了三趟县城、两趟汉丰，把国库券的门道摸了个底透：哪个储蓄所门口有人私下转券，转什么价；票贩子收几折、卖几折；上海那边的行情，他托信用社的人问了三回，得到的都是一个数——柜台挂牌收购，贴着面值走。 这些，账本上都有。父母看不太懂，可他们看得懂最后一行：头一趟的本钱两千，四天一个来回，稳当的利，一到两成。 “钱，明天我给你缝上。“母亲说。她没有再提投机倒把，也没有再提老李。她的儿子是全省第三，她说不过他，她只想给他把针脚缝密一点。 八月三十一，白天，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去镇中学开介绍信。出门住店要介绍信，学校给他开了一张“本校学生赴沪办理入学事宜“，盖了章。张老师把信纸吹了吹，说：“本来我该再劝你一回。想通了——你的路，你自己攥着呢。“ 第二件，把两千块缝进裤腰。母亲缝的，针脚密得像纳鞋底。剩下两千，一半缝进他背的帆布包夹层，一半压回饼干盒——“家里藏一半“，这一条是他定的，写在那三页纸的第二页上，父亲看过的。 第三件，画路线图。一张纸，三条线：清源到汉丰，汉丰到上海，上海回清源。每一站的车次、钟点、票价，都标着小字。他跟父亲交底：“头一趟，我先在汉丰地面上收货，两天。收够了，夜车去上海，出手，当天回。四天。“ 父亲听完，只问了一句：“跟谁学的这一套？“ 陶爱民顿了顿。他能说是跟往后三十七年那些成千上万份可研报告、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学的吗？ “跟您学的。“他说，“您干活，从来不干没数的活。“ 傍晚，李正律来了。 他也拿到了通知书——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就在临江。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沿着田埂走到清河边，在草坡上坐下。河水浑黄，一步能跨过去，晚霞把水面染成一片铜色。 “以后你在大城市学经济，我在大城市学法律。“李正律拔了根草叼着，“毕业了，你挣你的钱，我当我的检察官，谁也别沾谁的光。“ “行。“陶爱民说，“不过我先跟你把话放在这儿——往后我要是干了违法的事，你别讲情面。“ 李正律斜他一眼：“呸。好好说话。“ 两人笑了。远处村子里的广播喇叭隐隐地响，说的是亚运会的圣火，再有二十来天，要在北京点起来了。 夜里，陶爱民睡不着，一个人又走到了院里。 三十七年前的这一个月，他也在等通知书。那时候等来的是什么？是父亲省下的烟钱，是母亲缝在被子里的三十块钱，是一个少年背着一床新弹的棉絮，惶惶地进了省城的校门，从头到尾攥着拳头，因为两手空空。 这一世，他也两手空空地站在这个院子里。可这一回，他兜里有两千块缝在腰上，脑子里有三十七年——哪一个省哪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哪一条政策会在哪一年落地，哪一条河会在哪一年发大水，他都知道。 他抬眼看了看天。没有雨，满天星斗，银河斜斜地挂在红旗山的山脊上。 序章里那场雨，下在三十七年之后。他现在站的地方，离那场雨隔着一整个人生。 “从头来。“他对着院子说了一句，声音很低。 九月一日，凌晨三点四十。 父亲把帆布包捆上板车，检查了两道绳。母亲往包侧兜里塞了一布袋煮鸡蛋、一包炒花生，塞完了又摸一遍针脚。 过路车四点二十进站。站台上就七八个人，一盏白炽灯，灯下飞着蛾子。陶爱民背着包，站在白线里头，回头看了父母一眼——母亲在抹眼睛，父亲冲他抬了抬下巴。 汽笛响了。 绿皮车进站，慢下来，车门打开。陶爱民踏上踏板的时候，心里念的是路线图上的下一站： 汉丰。 第9章：慢车 四点二十的过路车，七点半到汉丰。 出了站，陶爱民没在站前逗留，先绕到广场东边的国营饭店，花两毛钱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一个烧饼，把路线图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汉丰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比清源县城大三圈。他这一趟的活儿分两天：今天，市里两个集市；明天，郊县一个镇。收满两千块的面值就走——不贪多，不恋战，这是他在家里就定好的数。 上午九点，东风路集市。 集市的西南角是储蓄所，门口的梧桐树下，站着几个抱胳膊的人。陶爱民溜达过去，耳朵先支起来。 “……八五年券，一百的，七十五。“ “七十五？老周你也下得去手。人家急等钱用——“ 说话的是两个票贩子，三十多岁，穿的确良，袖口卷着，手腕上一块表盘锃亮的手表。他们蹲在树荫底下，面前不着货，货都在怀里。陶爱民听了一刻钟，把行价听明白了：票贩子收券，七五折往下砸，急用钱的认栽；转手七八折卖给下家，下家凑整了走长途贩到上海去。 他没搭话，走到储蓄所边上的公告栏前站定，看那张兑付启事。看了一会儿，身边来了个中年人，犹豫着搭腔：“同志，你收券不？我这里有八九年的一百块——“ “您说个价。“ “票贩子给七十五。我看你像个念书的，实在人……七十八，行不？“ “八十。“陶爱民说。 中年人愣了，反复看了他两遍，才把钱数出来。陶爱民接过券，对着太阳照了照水印，点了数，从包里数出八十块，一笔一笔记在作业本上：八九年券，面值一百，八十元收。 第一笔，成了。 这一天下来，他收了面值九百六十块，本金去了七百六十八块。价钱从八十开到八十二，都是明价，一分钱不还，也一分钱不占人的便宜。到了下午，不用他开口，有上午卖券的人领着邻居直接来找他——集上很快传开了：储蓄所门口有个学生伢，价钱公道，不挑不拣，现钱。 收摊前，树荫底下那个叫老周的票贩子踱了过来，绕着他走了半圈，皮笑肉不笑：“学生伢，行情挺熟啊。哪位师兄带的道？“ “没人带。“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记上账，才抬起头，“报纸上念的。人民银行发的兑付办法，广播里也念，七月底还登了报。周师傅要是有空，也该去念一念——您那个七十五，压得太狠了，迟早把客人压到别处去。“ 老周噎了一下。压价压到什么数，是票贩子吃饭的本事，也是外人摸不着的底；这话从一个学生嘴里出来，等于被人隔着衣服点了穴。他盯着陶爱民看了半天，忽然换了副面孔，递过来一根大前门：“兄弟，个人物。往后汉丰地面上有事，东风路找我。“ 陶爱民接了烟，别在耳朵上，没点。他清楚，这种人得罪不得，也交不得——接烟，是给面子；不点，是留分寸。 晚上，他住进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大车店，五毛钱一个通铺。屋里横七竖八睡了十几个跑脚的，汗味刺鼻。他把两千块面值的券分作三处：一沓缝在裤腰里，一沓塞进帆布包夹层，最后一沓用油纸包了，塞进枕头套里自己脖子底下。前世的行李从来不用自己操心，这一世他睡通铺，头一挨枕头就睡着——心里有数的人，觉都沉。 第二天，他换到了郊县临湖镇的集上。 照旧在信用社门口，照旧八十二上下的价。上午顺当，收了面值七百多。晌午出了岔子——一个精瘦的汉子挤到他跟前，眯着眼上下打量：“小兄弟，哪条道上的？谁带你来的？“ 周围卖券的人往后缩了缩。陶爱民认得出这种人，不是黑道，是地头蛇，混口饭吃的。他把作业本合上，声音不高不低： “大哥，我是学生，临江念书的，跑一趟挣个学费。“他顿了顿，把话替对方说破，“您收七五，我出八十二，货往我这儿流，您心里不痛快，这个我懂。可这买卖没有道，只有价——您往后出八十四，我扭头就走，这个集让给您。“ 精瘦汉子盯着他看了半天。这话软中带硬：价钱上让不出破绽，话里又给足了台阶。他忽然咧嘴一笑，抬手拍了拍陶爱民的肩膀：“会说话。收你的。“转身挤出了人堆。 下午三点，本钱两千整，收进面值两千五百块。八七、八八、八九年的券都有，最大的一笔是个老太太，孙子上中专等学费，三百块面值的券，八十四折让给他，他数钱的时候多留了两块在台面上，没说话，老太太愣了一下，把两块钱捏起来又放下，作了个揖才走。 当天傍晚，他没在汉丰过夜多耽搁，进站，上了去上海的夜车。 汉丰到上海，硬座，二十四块八。 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出差的干部，探亲的军人一家子，麻袋摞到行李架上的倒爷，还有一帮跟他年纪相仿的学生。车灯昏黄，烟味、汗味、茶叶蛋的味混在一处。陶爱民靠窗坐着，裤腰里那一圈硬硬的纸贴着肚皮，随车身一颤一颤。 他不跟人搭讪，也不闭眼。三十七年坐火车的规矩，他又捡了起来：东西贴身，背靠车厢壁，脸朝人多的方向，困了眯一刻钟，醒一次，摸一次腰。 邻座是个跑单帮的，五十来岁，看他一路警醒，乐了：“小兄弟，出门带的啥金贵物件？“ “学费。“陶爱民答。 “学费随身带两千？“对方撇撇嘴，显然不信，也就不再问。 车过苏州，跑单帮的泡了一缸子浓茶，话匣子打开了。他跑了六年券，芜湖、合肥、武汉都走过，讲起各地的行情如数家珍。陶爱民不多话，只是听，偶尔递一句：“合肥真有六八折的价？“老头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挂牌是有，可人家一天放两百个号，天不亮去排队，排在后头就白搭一天。本地黄牛跟柜台里的人熟，号都被他们把着——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他说着摇头，“这碗饭，吃的是腿，更是人头熟。“ 陶爱民点点头，把这些话一句一句收进心里。他前世分管过金融，知道柜台后面也是人，是人就有规矩、有缝隙。合肥的路怎么走通，等到了合肥再说——先把脚下的路走稳。 夜里十一点，车过一条大江，桥很长，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车轮的声音变成轰隆隆的一片。对岸的灯火铺开来，一眼望不到头。 上海快到了。 陶爱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在心里把账又算了一遍：两千五的面值，上海柜台要是挂九十七块五，就是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挂九十五，是两千三百七十五；就算砸到九十二，也还有两千三百——本钱两千，路费饭钱六十块，怎么算，这一趟都亏不了。 这笔账他算过不下二十遍。可他还是又算了一遍。前世审过的可研报告里，凡是拍着胸脯说“稳赚“的，他都要打回重做——世界上没有稳赚的买卖，只有把最坏的情况算清楚了的买卖。 车轮的声音慢下来。广播里的女声报出站名，普通话，末了又用上海话报了一遍。 车停了。人潮涌向车门。 陶爱民最后摸了一次腰，把帆布包的带子勒紧一扣，随着人流下了踏板。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清晨五点五十，上海。 第10章：九十七块五 出了上海站，天刚亮。 陶爱民在站前的大饼摊上花九分钱买了三只大饼，边走边吃。他没坐公交，按图上画的，步行加电车，一毛钱，四十分钟，到了西康路。 那家证券门市部门脸不大，两开间，铁栅栏门刚拉开一半，门口已经排了二十来个人。队伍里什么人都有：穿中山装的、穿工装的、穿西装的，还有几个蹲在墙根抽烟的，脚边各摞着一条鼓鼓囊囊的麻袋。 麻袋里是什么，陶爱民清楚。是全国各地流到上海来的国库券，一麻袋一麻袋，按面值论百万计。蹲在麻袋旁边的这帮人，往后有个统称——“百万“。 他没急着排。他先沿着队伍从头走到尾，又走到门市部另一侧，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行情牌，墨迹未干： 收购：八七年券 九十七块五／百元。八八年券 九十七块／百元。八九年券 九十六块五／百元。 卖出：九十八块五起。 陶爱民站在牌子前，把这三个数看了两遍，心里那杆秤落了地。他两千块的本钱，收进来的是八七、八八、八九年的混券，平均八折。照这个牌价出手，混着算，大约在九十七块一——两千五百面值，两千四百二十多块。 毛利四百出头。这一趟，成了。 他排进队尾。排队的工夫，他不闲着，耳朵照旧支着。前排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常跑的老客，正跟人闲聊：“……合肥那个价是邪乎，省里门市挂牌收，六八、七零的折都有，就是收得少，一天放两个钟头的号，排到天黑也未必轮得上……“ 六八折。陶爱民把这个数收进心里。合肥的货源贴水更深，比汉丰还要低一成多——只是收得少，要排号，要耗时间。他默默记下：第二趟，合肥。 他排进队尾。排队的工夫，他不闲着，耳朵照旧支着。前排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常跑的老客，正跟人闲聊。聊着聊着，那人回头瞥见陶爱民，一身洗白的蓝布衣裳，学生头，忍不住搭话：“小兄弟，学生子？念大学的？“ “嗯，去上海办点事。“陶爱民答得客气，“头一回跑这条道，跟您几位学学。“ 老客姓马，跑合肥线跑了两年，见这学生说话不油不怯，倒起了谈兴：“学什么学，这条道没学头，就一个字，熬。“他掰着指头讲：合肥的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楼上，一天放两百个号，天不亮就得去排；本地黄牛跟柜台里的人人头熟，号把了一大半；外乡人硬排，排上了，收货还限数，一人一天只收两千。“我上个月在合肥蹲了五天，收了六千面值，刨去吃住车费，落了一百八。“老马叹口气，“这条道，越来越挤喽。“ “马叔，那您还跑？“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马笑笑，“挤是挤，总比在厂里拿死工资强。“ 陶爱民陪着笑了两声，心里把这笔账拆开了算：老马的错处不在腿上，在章法上——他一次只带小本钱，收到就出手，出手了再回去收，一个来回半个月，利钱全耗在路上和柜台上。这不是跑买卖，这是给铁路和旅店打工。要破合肥的号，靠排是排不来的，得找到把号的人，把几趟的货并成一趟走。 这笔账，他没说出口。交浅言深，是大忌。 八点半，开门。 队伍往前涌了一截。柜台里三个人，一个验券，一个点钞，一个复核。轮到陶爱民，他把布包放上柜台，一沓一沓把券码出来，按年份分了三堆。 “多少？“验券的抬眼皮。 “八七年券，一千一；八八年券，八百；八九年券，六百。合计两千五。“他说，“麻烦您点。“ 验券的手停了一下。跑这柜台的人多了，能进门就把券按年份分好堆、报数报到个位的，不多。他重新看了这学生一眼，拿起券，一张一张过手，对着光验底纹，验完一堆递过去点钞。点钞的刷刷点完，复核的再过一遍——两千五百块，一张不差。 “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里头报数。 陶爱民点头：“对得上。八七年的一千一乘九十七块五是……一千零七十二块五。八八年八百乘九十七，七百七十六。八九年六百乘九十六块五，五百七十九。加起来，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 柜台里三个人都停了停。复核的老法师从老花镜上沿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把钱推出来：一沓沓点过的钞票，纸条上写着数。 钱一入手，陶爱民在柜台边上就干了一件事：四百块放进内衣口袋当盘缠和备用金，两千块现钞原封不动捆好——这笔钱他要带回去，一分都不动。柜台旁边就有一个卖出窗口，九十八块五能买进，可同一块牌子底下，收购价是九十七块五——在这里买券，一进一出先赔一块。划算的买卖不在这两米的柜台上，在他来的路上：合肥的货源六八折。对下一趟来说，最好的货就是现金。 出了门市部，日头升高了。他没有急着走，沿街慢慢走了一段，走到外滩。 江风扑面。他站在防洪墙上，往西看，是外滩那一排石头洋楼，钟楼的指针慢慢在走；往东看，是烂泥渡，是成片的芦苇滩和低矮的仓库，几根烟囱冒着烟。 一九九〇年四月，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这五个字眼下还躺在报纸的角落里，上海人自己都还没咂摸出味来。满滩的芦苇，往后会变成陆家嘴，变成全世界租金最贵的一片天际线——那根烟囱的位置，三十七年后是一座四百多米的高楼。 他在防洪墙上站了十分钟。前世，他来过外滩十几次，开会、考察、招商，车队直接开进江底隧道，没有一次是站着看它的。这一世他是走着来的，兜里揣着两千块的券，看了十分钟。 值。 身后传来渡轮的汽笛。一艘满载的摆渡船正从北京东路码头离岸，船舷擦着浑黄的江水，往对岸的烂泥渡去，甲板上黑压压站满了自行车和上班的人。一毛钱一张的摆渡票，把浦西的人摆到浦东去，再摆回来，一天几十个来回。陶爱民看着那条船想：往后摆这些人过江的，就不是船了。 中午，他花一毛五吃了一碗阳春面。原打算在上海住一夜、看看行情再走，可货出手得比预想顺，赶得上当天的回程车——大车店那三角订钱，就算交了学费。他进站，上了回程的车。 还是靠窗，还是不闭眼。车过江桥的时候，他掏出作业本，就着车灯，把这一趟的账从头合了一遍： 本钱两千，收进面值两千五百。上海出手，得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毛利四百三十七块五。刨去来回车票四十九块六、四天吃饭住宿八块八，净——三百七十九块一。 他笔尖顿了顿，在底下又添了两行： 第一趟：净三百七十九块一。 第二趟：合肥。 写完，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车厢摇晃，麻袋客们东倒西歪地睡熟了，鼾声此起彼伏。两千四百多块现钞捆成两处，贴身的那一包缝在裤腰里，硬硬的一圈，随车身一颤一颤。 四千二百块的本钱，去的时候是六条蛇皮袋、一张存折、一对镯子、一张借条。回来的时候，是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的现金，加上这四天里摸熟的一条路。 差着三万六千块呢。他在心里说。不急。 车窗外，江南的黑夜一大片一大片地退过去。他数着远处零星的灯火，忽然想起白天那个复核的老法师看他的那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别的，就是一个跟数字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看见另一个会把账算到个位的人时，忍不住多看的一眼。 这一眼，比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还值钱。 第11章：六十天 九月四日夜里，陶爱民到家的时候，院门还开着。 母亲坐在门槛上等。听见脚步声，她站起来，第一件事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伸手去摸他的衣角——从肩摸到腰，从腰摸到裤脚，摸完了，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堂屋里，煤油灯拨亮了。陶爱民把裤腰里那一圈解下来，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又从帆布包夹层里取出两沓，也码上去。点完，他翻开作业本，把账念给父母听。 “本钱四千二。上海出手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回来的车票、四天的饭钱、零用，五十八块四毛。“他笔尖点在最后一行，“净落三百七十九块一。眼下家里，四千三百七十九块一毛。“ 屋里静。灯花爆了一下。 母亲先动弹，伸手往桌上去摸那沓钱，摸到了又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再去摸。父亲没看钱，看的是儿子的脸。 “瘦了。“他说，“黑了。“ 第二天一早，陶爱民去了一趟县城，城关老银匠的铺子。 去之前，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赎镯子这件事，他盘算了三个晚上。按生意的章程，这六十块钱此刻不该花——它躺在账上，是滚动的本钱。可他最后还是把算盘推开了：账是死的，娘的手腕是活的。有些账不能只算利钱。 镯子在柜台最里头的木匣子里躺着，用红绒布包着。老银匠六十多岁，眼皮耷拉着，把镯子取出来，对着门口的光转了一圈。 “东西给你留着。可你过了日子了。“老银匠慢悠悠地说，“六月十一押的，讲好六十天，八月十号为限。今儿都九月五号了。“ 陶爱民站着，没辩解。规矩是人家的规矩，理亏的是他。他把镯子接过来，双手捧着看了一遍——接口处那道细细的錾痕还在，是外婆传给母亲时就有的一道纹。 “该多少，您说。“ “过期一天加一毛，你这都二十多天了。“老银匠扒拉了一下算盘，又摆摆手，“算了，街里街坊的，看你是个学生。加两块，凑六十块。往后当东西，记着日子。“ 陶爱民数了六十块钱放在柜台上，又多放了一毛：“那二十六天，一天一毛，是二十六天的规矩。该给的是该给的。“ 老银匠捏起那一毛钱，抬头重新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收了。 镯子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晒被子。她看见那个红绒布包，手在被子上一按，人就不动了。半晌，她接过来说：“又乱花钱。赎它干什么，押着就押着。“ “说过不能动，就是不能动。“陶爱民说，“妈，戴上。“ 母亲背过身去，好一阵才转回来。手腕上，镯子贴着晒得发红的皮肤。她把手腕抬起来看了看，说了句“和面的时候磕手“，就去灶间了。那天晚饭，她多切了半碗咸鸭蛋。 赎完镯子，账上剩四千三百一十九块一毛。 当天夜里，陶爱民把八仙桌擦了三遍，铺开一张两毛五分钱买的全国交通图，用铅笔在合肥的位置上画了个圈。 “第二趟，走合肥。“他对父母说，“上海柜台收九十七块五，合肥私下转手，七块、七二折都有，比汉丰还低一成。中间差着二十多个点。“ “那为啥便宜？“母亲问。她现在学会问行情了。 “因为合肥的柜台收得少，一天放两百个号，排到天黑也轮不上。“陶爱民说，“货捏在号贩子手里，出不去，只能贱卖。“ “那你排得上？“ “我不排。“他说。 灯下，他把老马在火车上说的那些话，一条一条写给父母看：号是排不来的，是分好的；本地黄牛人头熟，把号拿死了；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 “号贩子图的什么？“他自问自答，“图安稳。他们收了券，要么自己跑上海，担风险、耗工夫；要么加两个点卖给大户，赚个辛苦钱。既然有人肯出两个点买他们的安稳——我就当那个买安稳的人。我不去抢号，我去买他们的货。柜台价他们收，我加两个点全拿，他们不用挪窝，我不用排队。“ 这套话他说得很慢，说到最后，父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听不懂。“父亲说，“可听着像那么回事。“ “一句话，“陶爱民说，“他挣他的跑腿钱，我挣我的路脚钱。谁也不碍谁。“ 九月六号下午，李正律来串门。 他也快走了——江东政法学院九月十六号新生报到，就剩十天。两个准大学生坐在门槛上，一人捧半个西瓜——李家自留地最后一茬的瓜，不甜了，沙瓤，起沙。 “临江，“李正律啃着瓜，含混不清地说，“我打听了，政法学院在城西，你们东大在城东，隔着一条江，坐电车得四十分钟。“ “嗯。“ “四十分钟，“李正律把瓜皮往墙根一扔，“也就是说，你跑我那儿蹭饭，一个月顶多两回。“ “两回足够了。“陶爱民说，“多了你也供不起。“ 李正律笑骂了一句，忽然正经起来：“陶爱民，我上回那话不是玩笑。往后你要是干了违法的事，我不会讲情面。你是要下海的人，我先给你把警戒线画这儿。“ “记得。“陶爱民说，“我也把话放这儿——往后你要是看见什么事不该发生，别管对方是谁，把你的法条用足。咱俩，一个管住自己，一个管住别人，一辈子就这么分工。“ 李正律愣了愣，伸出沾着瓜汁的手。两只手握了握，很用力。前世，这只手最后一次握他，是在双规宣布的会议室门口，隔着一张桌子——那只手把一份文件推过来，眼睛看着别处。这一世，这只手带着瓜汁，热的。 当天傍晚，他做了半天准备。三页纸写好：第一页，合肥的地名、车次、旅馆；第二页，本钱四千二百四十八块，车饭钱六十三块，全带上——算下来，身上只剩八块钱的富余；第三页还是那四个月前写过的四个字：底线在此。最坏的情况写在底下：券出不了手，捏到期，国家本息照付，一分不少。 母亲把四千多块钱缝进裤腰，针脚比上一回更密。缝完了她又拆开，往里衬多垫了一层布——钱厚了，硌人，她怕儿子走夜路硌得慌。 九月七号凌晨，父亲又套了板车送他到镇口。晨雾里，班车顶棚上捆着鸡笼，车灯照出两条土路。 “这一趟几天？“ “四天。“ “四天。“父亲重复了一遍，把帆布包递上车，“到了，拍个电报回来。三个字就行：到了，好。“ 陶爱民从车窗里探出头。父亲站在路边，个子不高，背有点驼，晨雾从他肩膀两边漫过去。 车开了。他在心里过最后一遍账：四千二百四十八块本钱，四个点让出去换一个整批，车饭六十三块，底线九十二块以下不出手。 合肥。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这一趟要是顺，十一月，他就不用再数着本钱干活了。 第12章：号 九月八号上午，合肥。 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二楼，楼梯口的铁门九点才开。陶爱民七点就到了，没上去，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 他第一天不买东西，只看。 八点刚过，队伍就排出来了。他从头走到尾，不看队，看人。排在最前头的十几个，年纪都不大，十五六岁到二十出头，穿得单薄，人人空着手；队中段是些提着旧提包的中年人，包不鼓；真正的货，不在排队的人身上。 他的眼睛落在马路牙子上。那儿蹲着四五个抽烟的，不排队，也不走，就蹲着。有人从银行里出来，跟他们点头；有人往他们手里递烟。九点开闸，队伍里那些半大孩子一人一个号，鱼贯上楼，半个钟头后又空着手下来，走到马路牙子边上，把一张一张纸条递过去。 把号的，是这几个人。 陶爱民看了整整一上午，认出了头。那人四十多岁，脖子上一道旧疤，蓝布褂子的扣子扣到顶，别人递纸条都要弯腰，他坐着不动，只伸出手。周围人管他叫宋头。 中午，宋头在街口的小饭馆吃面。陶爱民跟进去，在他对面坐下，也要了一碗面。 宋头抬眼皮看了他一眼，继续吃。 “宋师傅。“陶爱民把面碗往边上挪了挪，“我从汉丰来，跑了趟上海，回程听说合肥的价，绕过来看看。“ “看什么？“ “看您。“陶爱民说，“您的号，是自己排队排来的，还是楼里楼外那些人替您排来的，我不管。我只问一件事——您柜台里收的货，出给谁，什么价？“ 宋头吃面的筷子停了。 “我收七十，转手七十二卖给你们这样的，“他放下碗，眯起眼，“这是行价。你个小年轻，张嘴就砍到我心口上了。“ “我不砍价。“陶爱民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报纸包，打开，四千二百多块钱，在桌角码成一摞，“我加两个点，七十二，全要。现钱。您两天能从柜台上收多少，我吃多少。“ 宋头盯着那摞钱，又盯着他，忽然笑了：“学生伢，你口气比钱大。楼里那些大户，出七十一都没这个口气。“ “大户的钱不现，人也不稳。“陶爱民把钱包回去，“我加一个点，买您两样东西。第一，现钱，当面点清；第二，长做——这个月我来，下个月我还来。您手里六个孩子的号，一天两千面值，两天四千。跑上海的路您不用走，风险您不用担，两个点稳稳落袋。我多出一个点，买的是往后。“ 饭馆里人来人往。宋头把那碗面吃完了，汤都喝干，才开口：“明天上午，带钱来。先试一单。“ 第二天上午，二楼柜台。宋头的人收货，陶爱民站在柜台边上验券：对着窗户的光看底纹，指腹过水印，一张一张点。八七年、八八年、八九年的券，合计面值五千九百块。他按七十二折，付出四千二百四十八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当着宋头的面点三遍。 宋头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不说。临出门，他忽然问：“你多大？“ “十八。“ “十八。“宋头咂了咂嘴，“我十八的时候，还在码头上扛包。“他顿了顿，“下个月来之前，拍个电报，两个字：要货。“ 当天下午的夜车去上海。第三天一早，西康路门市部，还是那块行情牌：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陶爱民把五千九百块面值的券按年份分三堆码上柜台，报数报到个位。 点钞的还是上回那个姑娘。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来了。“ “又来了。“ 五千七百三十一块八毛五。这一趟，刨去车饭钱六十三块，净落一千四百二十块八毛五。账上，五千七百三十九块九毛五。 九月十号夜里到家。他在镇上邮局拍了一封三个字的电报：到了，好。父亲在邮局门口等着拿的，捏着那张电报纸回家，让母亲找了个相框裱起来——裱的不是电报，是里头那个“好“字。 在家歇了两天，九月十三号，陶爱民动身去临江，报到。 东江大学在城里东边，一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走到头，就是南大门。经济系的新生报到点支在操场边上，桌子后头坐着高年级的学生，喇叭里放着歌。他排在前头，材料一样一样递过去：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转移证、团员档案。 辅导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老师，姓方，翻着他的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陶爱民？全省第三那个？“ “是。“ “经济系今年就冲你多要了两个名额。“方老师在名册上勾了一下，“住宿八人间，铁架床。能习惯吗？“ “能。“他说，“我睡过更挤的。“ 宿舍在五号楼三层。八张铁架床，他分到靠窗的上铺。 同宿舍到了五个，云州的、铜山的、临江本地的，口音南腔北调。本地那个姓吴，热络，挨个问家境。问到他，他说：“清源农村的，种田。“小吴“哦“了一声，把刚掏出来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又塞回箱底——那收音机两白来块，够清源一家人小半年嚼谷。陶爱民看在眼里，没说话。分寸这个东西，不是装穷，是别人亮什么，你不眼热；你有什么，也不亮。 铺褥子的时候，他把帆布包塞进床里侧，行李箱上了锁。箱底压着那个作业本，本子的布封皮是母亲用旧布重新包过的，四角缝了线。助学金的申请他也在辅导员那儿交了——一等，每月十九块五。这不是贪，是章程：家里收入在那个线底下，够格。够格的补助不要，那是矫情；不够格的去争，那是无耻。 九月二十二号晚上，北京亚运会开幕。整栋楼的男生都挤到一楼门房的电视机前，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人摞人。陶爱民站在最后头，看不见画面，只听得见声音——解说员的嗓门、人群的欢呼、《亚洲雄风》的前奏，一浪一浪从人堆里涌出来。 他前世看过这场开幕式，看得清楚，座椅是软的，屏幕是巨大的。这一世他站在最后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几十个后脑勺，听见身边人的欢呼。 散场往回走，同宿舍的本地学生问他：“哎，陶爱民，你们县里，看上电视的人多吗？“ “不多。“他说，“一个村一两台。“ “那你今儿算开眼了。“ “嗯，“他说，“开眼了。“ 夜里，楼道安静下来。他躺在铁架床上，身子随着床架偶尔一声轻响。窗外是临江的路灯，一盏一盏，比清源的亮，比上海的密。 这座城，前世他住了二十年，闭着眼都认得每一条街。这一世，他要用四年，重新把它认一遍——从上铺认起。 熄灯前，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 十月底，临江线，第一趟。 第13章：两门课 大学的课，比陶爱民想的紧，也比他想的松。 紧的是时间表。一年级上学期，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导论、经济数学、会计学、英语、体育，六门课排满上午；松的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多半是自习，晚上教室开到十点。他把课表抄了两份，一份贴在床头，一份折起来放进账本，然后用铅笔，在课表的空当里，一格一格填进了另一份“课表“。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教室；九点到十点，回宿舍的路上绕两站路——储蓄所门口、邮局边上，看看，听听，不动手。周六下午课后，动身。周日夜车，周一早晨七点二十进教室。 买卖嵌进课表里，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严丝合缝，但一根毛刺都不露。 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阶梯教室一百多人。老师五十多岁，姓程，讲商品的两重性，讲到一半，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复利题：本金一百，年息一分，复利计算，十年之后几何？ 教室里翻书包找笔的声音响成一片。陶爱民没动笔——这个数他不用算。旁边伸过来一个脑袋，一张草稿纸拍在他桌角，纸上已经列好了算式，一列到底，得数写在最末，还画了个圈。 那是个瘦高个，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支笔，镜片后面的眼睛不看你，只看数。 “二百五十九块三毛七。“那人说，“你算的呢？“ “一样。“ “你没动笔。“ “背过。“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像验一张钞票的水印。然后他把草稿纸抽回去，在角上写了三个字递过来：周文远。 下课铃响，程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路过他们这排，看了一眼周文远的草稿纸，又看了一眼陶爱民，什么也没说，走了。 从那天起，周文远就和陶爱民坐一块了。 周文远是云州下面一个县的人，父亲在粮站管秤。他有个毛病，见什么都记数：食堂的菜价，他记了一个月的流水，白菜豆腐三毛，肉片五毛，结论是每周二打菜最合算，因为掌勺的师傅周二换班，手抖；课堂到宿舍的路，他量过步数，一千一百二十步，抄近道省八十步，一学期省下的时间“够睡六个懒觉“。 “你记这些干什么？“陶爱民问过他。 “数不会骗人。“周文远推了推眼镜，“人会。“ 陶爱民没接话。这句话，前世他在多少份报表、多少个汇报材料里验证过——数字本身不撒谎，可数字是可以被喂大的：注水的增速、藏起来的坏账、只报喜的简报。他后来在无数个会议室里练出一双耳朵，谁报数的时候声音发飘，他就让谁把数掰开了重报。这样的人，眼前就坐着一个，只是这一个是用数管自己的。他只是把这句话记下了——这个人，值得处。 十月底，第一趟临江线。 临江的货比汉丰好收，也比汉丰贵。省会地面，机关工厂多，持券的人多，私下转手七九折上下——比合肥高了七个点，可他省下了四天的长途，一夜火车一个来回，不缺一节课。 第一笔是在纺织厂门口收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攥着一张五十块面值的八八年券，在厂门口转了三天——儿子定亲，女方要一百块钱的“见面礼“，家里差四十。信用社不办提前兑付，票贩子只给三十五。陶爱民给了他三十九块五，七九折，老师傅捏着钱，手直抖，连声说“学生伢你亏了亏了“。 不亏。陶爱民收券，从第一天起就立了三条规矩：不收急红了眼的——人家等着钱救命，七九折也是趁人之危，他不挣这个；不跟地头蛇抢定点——他隔天换地方，蜻蜓点水；不抬价抢客——价钱开出去是多少就是多少，爱卖不卖。头两条是良心，第三条是脑子：他一起头，临江地面就会有人学，价钱一抬，这条路大家一块儿死。 他收得极有章法：不蹲集市，不定点，储蓄所门口、厂区夜市、邮局台阶，隔天换一个地方，每处不超过半个钟头，价钱开七九，明价，现钱，不还价也不抬价。 验券的手法，他也是在纺织厂门口那几天练出来的。老师傅们递过来的券，有的在棉袄里层捂了一冬，潮乎乎的，有的折了又折，折痕快断了他的办法是三步：先对着日头看暗记，八七年券的暗记在左下角，迎光斜过来一个虚影；再用指腹捻纸，真券是专用纸，涩中带韧，报纸的仿品一摸就发绵；最后点数只点一遍，一遍用心，胜过三遍走神。有一回一个小贩模样的递来两张拼接券，两边都是真的，中间接的——他捏着那道接缝，没说破，只把券退回去：“这张我不要，换一张。“对方脸红了一下，换了。他不揭人短——做这行的，脸就是本钱，撕破一回，结下的就是仇。 两个星期，零零碎碎收进面值七千二百块，付出五千六百八十八块。 十月二十七号，周六，下了课直奔车站。夜车，十月二十八号清早五点半到上海，七点半门市部开门，他排在头几个。三千六百块面值的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三千五百一十；两千一百六十的八八年券，九十七，两千零九十五块二；一千四百四十的八九年券，九十六块五，一千三百八十九块六。合计六千九百九十四块八。 当天下午的车返程，周日夜里过汉丰，周一早晨六点五十到临江，七点二十，他坐进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室，身上还带着一股绿皮车的煤烟味。 下课的时候，周文远抽了抽鼻子：“你周末回家了？“ “嗯。“ “你家是汉丰的吧。来回四十几块，“周文远心算了一下，“你家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 “五十六。“ “车费占十六块。“周文远盯着他看了两秒，“坐月台票能省两块。“ “省两块要多站六个钟头。“陶爱民说，“不划算。“ 周文远想了想，点头，认了。他没再问下去。有些人问话像拆包裹，一层一层非拆到底；周文远不，他见了数就收手，数之外的事，他当作别人的口袋，不翻。 夜里，宿舍熄了灯。陶爱民在被窝里翻开账本，就着手电的光，把这一趟合了账： 本钱五千六百八十八，出手六千九百九十四块八，车饭钱四十五，净落一千二百六十一块八。账上，七千零一块七毛五。 从四千二百块起步，四个月，本钱翻了将近一倍。他看着这个数，没有多想高兴的事，笔尖在底下又添了一行： 临江的货源，快见底了。市面上抬价的人多起来了——十一月，合肥。 第14章：电报 十一月，两趟。 第一趟，十一月十号，还是临江线。情形和陶爱民账本上预料的一样——临江地面的价钱抬起来了。不是他要抬，是别人替他抬的。 储蓄所门口，原先开七九折的散客，如今开口就是八零。他听了半天听明白了：有几个生面孔，学他的样子收券，价钱开得比他还高一折。票贩子不傻，见他一个学生伢能连收两个礼拜，就有人跟着学。 他没争。价钱抬到七九他收，抬到八零他也收——但每收一笔，他心里那本账就往“临江线到此为止“的方向写一行。一条路的利，是走的人多了走没的；抢着抬价，是把路走死最快的方式。他不再加价，收多少算多少，两个星期收进面值八千九百块，付出六千九百四十二块，七十八折。 上海出手，八千六百四十六块三毛五。刨去车饭钱四十五，这一趟净落一千六百五十九块三毛五。账上八千六百六十一块一毛。 回来的车上他就想定了：临江线，一年为期，就此打住。他不在一条瘦下去的路上跟人挤。 第二趟，十一月二十四号，合肥。 出发前一天，他去了趟邮局，拍一封电报。电报按字算钱，三分五一字。他拟了很久，删得只剩八个字： 要货。两天。老价。 宋头回电也是八个字，第二天中午到的： 要来。价涨一点。勿怪。 涨一点。到了合肥才知道，上海下来的大户多了两个，都盯着柜台这块肉，宋头的货不愁卖，七二已经是给他的老脸。 “七三。“宋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就说了一个数，“一万个点子，我一天能收五千面值的号。别人出七二，我给你七三，看的是你来过两回，钱干净，话算数。“ 陶爱民没有还价。 他蹲下来，跟宋头平视，说了一句话：“七三，可以。但我也有一个条件——从下个月起，上海那边的行情，我每十天给您拍一封电报。牌价多少，哪家门市收得高，哪个年份的货走得快，八个字以内，我给您写到明白。“ 宋头眯起眼：“你要换我什么？“ “不换什么。“陶爱民说，“您拿到行情，收货的年份就能挑着收，出手就能赶着卖，一天两千面值的号，一个点就是一个点。我多付的一个点，买的是您别断我的货。您拿到行情多挣的点，是您自己的眼力钱。各挣各的，谁也不欠谁。“ 宋头抽了半根烟，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了：“成。“ 当面点货：两天，面值一万一千七百块，七三折，付出八千五百四十一块。夜车上海，出手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六块五毛五。车饭钱六十三。这一趟，净落两千七百六十二块五毛五。 账上，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块六毛五。 四千二百块起步，不到半年，翻了快两倍半。这个数放在账本上，不吵不响，可陶爱民知道它的分量——前世他签过的一纸批文，动辄就是以这个数的千倍万倍计。那时候数字是印在纸上的，如今这些数，是他一趟车一趟车、一个点一个点抠回来的。 十二月上旬，还出了一桩小事。 辅导员方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倒了杯水，绕了两个弯，问到正题：“有任课老师反映，你周六下午总是第一个走，周一早自习来得最晚，身上一股火车上的烟味。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这话问得有水平——不是查岗，是给台阶。陶爱民接台阶，但不接错：“老师，我舅在汉丰做农机修理，我周末过去帮工，搭夜车来回，不耽误课。家里确实紧，我在想办法。“ 前一半是真话，后一半也是真话。他没有一个字撒谎，也没有一个字多给——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撒谎，是底色；全托出，是蠢。方老师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末了说：“一等助学金批下来了，每月十九块五。另外，图书馆勤工俭学有个名额，整理报刊，一个月八块，我给你报了名。“ “谢谢老师。“他说。勤工俭学整理报刊——他心里动了一下。这个活，跟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合订本，只隔一道门。 十二月头上，学校收发室的信箱里，他收到一封家信。信是父亲托人代笔的，字歪歪扭扭，统共五行：家里都好；猪圈空着，开春再抓猪崽；你舅捎话，问你可缺棉裤；村东头通了电，你妈把电灯拉到了堂屋，比煤油亮；勿念。 信封里没有夹钱。他知道，是母亲想夹，父亲不让——儿子在外面挣钱了，家里不能再给他添一分钱的口实。他把信读了三遍，折好，夹进账本，就夹在写着“四千二百“的那一页。 十二月八号，他又跑了一趟临江。这一趟，是他十一趟里挣得最少的一趟——市面上的价被他起的头抬到了八一折，他只收进面值七千块，付出五千六百七十，上海出手六千八百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净落一千零八十五块五。 利薄了，路窄了，跟在他测算里一分不差。 回程的夜车上，他靠着车窗，把账本摊在膝盖上。车厢昏黄，对面的工人啃着烧鸡，酒气熏人。他写下十二月的累计——一万二千五百零九块一毛五——然后笔尖悬着，停了很久。 窗外黑黢黢的原野上，偶尔闪过一两点灯火。他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一件小事：有一晚他从储蓄所门口收完券回学校，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人。他拐进一家国营饭店，在亮堂堂的大堂里坐了一刻钟，喝了一碗汤。再出来，那个人没了。 也许是错觉。也许不是。 他把现金的习惯改了。原来两千块缝在棉毛裤腰里，如今拆成三处：贴身一处，鞋垫底下一处，账本夹层里压着两张五十的——那是“丢得起的钱“，真有人下手，第一处给出去，还有两处能保他回到家。夜里上车，他不坐靠窗，专挑离列车员室近的过道座，行李搁在上铺，绳子在手腕上绕一圈。这些事前世用不着他操心——前世走到哪儿，自然有人把一切安排好；如今没人给他安排，他就自己给自己当警卫员。 前世在台上，他听过一句牢骚话，是位老公安说的：钱这东西，放在明处是数字，放在暗处是祸。那时他点头，如今他懂了——账本上的一万二千五百块，是数字；棉毛裤腰里的那一沓，是祸。让数字归数字，让祸离身子越远越好，这是他给自己上的第一堂课，比政治经济学要紧。 他在账本上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像写给自己的： 钱一过万，就不是钱的事了。 第15章：夜车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号，晚自习后，周文远在教室门口拦住陶爱民，往他怀里塞了一沓油印卷子。 “会计学期末的题，我从助教那儿磨来的。“周文远说，“还有十天，你一天到晚神出鬼没，挂了科，我可不借你笔记。“ “挂不了。“陶爱民接过卷子，“考完我请你吃饭。“ “记下了，“周文远推推眼镜，“三角钱的标准。“ 夜里，陶爱民在储蓄所关门前取了钱。 八千块整。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数——身上带的钱，从今往后，不超过八千。剩下的，存折上趴着，一分不动。一月十四号开考，他给自己留的日程是：五号走，七号回，八号到十三号，六天，两门课一门数学，够了。前世他主持过多少个连夜赶出来的紧急材料，缺的从来不是时间，是把时间切碎了用的本事。 一月五号夜里的车，临江开合肥，硬座。 春运前的车，已经挤出了样子。过道里塞满人，行李架上冒着编织袋的尖，厕所门口站着打盹的。陶爱民靠窗坐着，裤腰里那一圈硬硬的纸贴着肚皮，帆布包抱在怀里，包带在手腕上绕了两圈。 上车的时候，他就留意到了那两个人。 两个男的，一个三十多岁，脸上有粉刺疤；一个年轻的，高颧骨。他们原本坐在车厢另一头，车过一个站，换了座位，换到了他这一排的斜对面。又过一个站，又换。换座位的时候，眼睛不看窗外，不看报，只扫人的行李。 陶爱民心里那根弦绷起来了，脸上一丝没露。他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闭上眼，装睡，脑子里把车厢的地形过了一遍：列车员室在下一节车厢连接处；两节车厢之间是茶炉间；这两人换了两次座，说明他们也在等，等一个所有人都睡熟的时辰。 夜车过半，车厢里的鼾声一层一层起来。粉刺疤果然动了，他没过来，是高颧骨先过来的，慢慢挪，手里卷着一张报纸，报纸卷里藏着东西，在过道的人缝里一寸一寸地蹭。 陶爱民在那一瞬间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喊？车厢里全是睡熟的、被惊醒会炸窝的人，那两人狗急了跳墙，刀片也是刀。跑？往哪儿跑，跑就是告诉全车厢：这人身上有货。打？他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对面是两个惯犯。 他把这三条路一条一条划掉了。剩下的那条路，是他三十七年里用惯了的——找管这段秩序的人。 他动了。不是躲，是站起来，抱起包，大大方方地、慢慢往车厢连接处走。高颧骨一愣，报纸停在半空。陶爱民没看他，走到连接处，敲开了列车员室的门。 “同志，我找您说个事。“他的声音不高，但稳，“我是东江大学的学生，家在汉丰农村，去合肥给我爸办事。“ “什么事？“ “我裤腰里缝着八千块钱。“他说，“家里卖了猪、卖了粮、跟亲戚凑的，本钱。车厢里那两个人，从临江站就跟着我，换了两次座位，有个高颧骨的刚才拿报纸卷着东西往我这边蹭。我不惊动他们，也不给您添乱——我就求一件事，让我在这门口坐到合肥。“ 列车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师傅，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遍，转身就去了乘务室。几分钟后，列车长来了，身后跟着乘警。 陶爱民又把话原样说了一遍：身份，去向，钱数。说到钱数的时候，他没有往小里说。他清楚，这种时候把数说小，等于把事说小；把事说小，人家就只当你是胆小的学生。 列车长听完，看了看他，问：“钱怎么带的？“ “缝在裤腰里，分三处。“ “八千块缝裤腰，“列车长皱眉，“你这学生，胆子倒大。钱怎么不汇过去？“ “汇的钱取不出来急用。“ 列车长没再问，朝乘警抬了抬下巴。乘警没去抓人，就做了一件事：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在车厢里慢慢走了一个来回，走到那两个人跟前，站住，掏出烟，慢慢点着，抽完一支，才走。回来以后，他往车厢连接处一站，就站在陶爱民斜对面，不说话。 乘警四十来岁，脸膛黑红，一站定，像半截铁轨。过了两站，他忽然低声开了口：“看出来了，你不像头一回出门。“ “不是。“ “那你该知道，“乘警眼睛看着车厢那头，“干我们这行的，最怕的不是贼，是出了事没人吱声。贼再横，他怕的就是穿这身皮的走过来。你不喊不闹，走到这儿站着——你这一站，比喊十嗓子管用。“ 他说完，掏出烟盒，自己叼了一支，想了想，又递给陶爱民一支。陶爱民不抽烟，接了，别在耳朵上。这个动作他熟——汉丰东风路的老周递过大前门，他也是这样，接，不点。给面子，留分寸，这个规矩走到哪儿都一样。 前方的站，那两个人下车了。下车的时候，高颧骨回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天亮前，列车长巡车路过，见陶爱民还醒着，扔下一句话：“下回出门，钱存银行开汇票。缝裤腰，一回两回是运气。“ 陶爱民点头：“记下了。谢谢您。“ 道谢道得实心实意。他心里清楚，这一夜人家没有义务管他——八千块是学生自家的本钱，跟铁路不相干；列车长多走一趟，乘警多站两个钟头，全凭一念。这一念，就是这节车厢里所有人的秩序。他前世批过那么多文件，盖过那么多章，如今才在一列绿皮车的连接处，把“公家“两个字看明白了——公家不是章，是这一念。 合肥，宋头的货等着。两天，面值一万零八百块，七三折，付出七千八百八十四块。夜车上海，出手一万零四百九十二块二毛。刨去车饭钱六十三，这一趟，净落两千五百四十五块二毛。账上，一万五千零五十四块三毛五。 一月七号夜里回程的车上，他没睡，靠着车窗想事情。 前世，他出行是软卧，有秘书订票，有站台上的接站。没有人敢盯着他看第二眼，更没有人敢拿报纸卷着刀片往他身边蹭。可那一节节硬座车厢里的人，一世又一世，就是这么过来的——钱缝在裤腰里，觉睡一半留一半。 那天夜里他悟出来的道理，比两千五百块钱重： 护得住一个人的，是权力；护得住一车厢人的，是秩序。他前世握了半辈子前一样东西，后一样，他这一世想要。 一月八号早晨六点五十，临江站。他背着包出站，寒气扑面，裤腰里那一圈还硬硬地贴着。七点二十，他坐进了教室。周文远扭头看了他一眼，把一沓笔记推过来。 “五天。“周文远说，“行不行？“ 陶爱民翻开书。 “行。“ 第16章：期末 一月八号到十三号，六天，陶爱民把自己按在了教室里。 周文远后来跟人形容这六天，说陶爱民像个还俗的和尚——不是出家像还俗，是还俗了才发狠念经的那种。早晨六点教室，夜里十点熄灯，中午趴在桌上睡二十分钟，闹表都不用，到点自己醒。 卷子做完了对答案，对完答案再从头做。经济学的论述题，他答得极有分寸——懂十分，写七分，锋芒收着。这不是敷衍，是他想明白的一件事：十八岁的年纪，答出一个四十岁人的老辣，不是本事，是破绽。前世三十年单位写材料的功夫，这一世要压在舌头底下，用到该用的地方。 一月十四号开考，连考五天。 经济数学那一场，他提前四十分钟交卷。走出考场，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冬天的太阳照在水泥地上，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前世——前世那道丢了负号的大题，那个蹲在院里抽了一夜烟的父亲，那八十块钱的复读贷款。这一世，数学一百二十，满分，卷子答完还检查了两遍。 有些账，两辈子才算得平。 成绩出来，全系张榜：第一名，周文远，平均九十一分四；第二名，陶爱民，平均九十一分一。两个人差零点三分，输赢全在会计学的一道分录题上。 周文远在榜前站了半天，回宿舍的路上，一路都在算那道分录题。走到五号楼底下，他忽然站住，转过头来。 “陶爱民，你暑假留校吗？“ “留。怎么了？“ “下学期有统计课。“周文远说，“我要提前学。你最好也提前学。零点三分，下学期我要再赢你一次，赢得干净。“ 陶爱民笑了。这一世，能有一个人为一个零点三分较劲，是福气。 一月十九号，考完最后一场的第二天，他回家了。 临行前，他把信用社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一万一千多块，连本带息。列车长那句“一回两回是运气“他记着，钱过万不上身、分处缝藏、白天车、直达票，三样一样不落。棉衣里侧、裤腰、帆布包夹层、鞋垫底下，四处。一路上他没合眼，不是怕，是睡不着——钱太厚了，硌得慌。 春运的车上，人挨着人。对面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哭一阵睡一阵；旁边一个跑年货的贩子，麻袋里露出冻梨的光。陶爱民把包抱在怀里当枕头，眼观鼻，鼻观心，一路念账——不是怕忘，是念账能让人醒着。前世他出长差，列车包厢里一宿一宿睡不着的毛病，是闲的；这一世他睡不着，是兜里驮着一个家。 到家已经是夜里。堂屋的灯亮着——电灯，十五瓦，父亲信里说的那盏。母亲在灯下等着，桌上扣着一只碗，碗里是留给他的两只荷包蛋。他一口气吃完，连汤都喝了，母亲就在旁边看着，看完把碗收了，又把他棉衣上四处针脚挨个捏了一遍——她缝的地方，她都记得。 第二天上午，他摊账。 一万五千零五十四块三毛五，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码了半张桌子。作业本翻开，从六月十一号那页起，一页一页翻给父母看：借条三千六，卖粮一百四十四零四毛，卖猪二百六十四，镯子五十八，赎镯子加两块；十一趟车，每一趟的本钱、出手、净落，笔笔到底。 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才敢去碰那摞钱。她一张一张地数，数到一半数不下去了，抬起头：“爱民，妈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数不下去，是因为数着数着想起来的东西太多。她后来跟父亲说，数到第三沓的时候，手就抖了——不是为钱，是想起六月里他揣着镯子出门那天，天没亮，她站在村口看儿子的背影，那时她以为家里塌了半边天；数到第五沓，她想起儿子这一冬天，一趟能挣回她和父亲一年的工分钱。她的儿子十八岁，别人家的十八岁在球场上撒欢，她的十八岁在夜车上抱着包睁眼到天亮。 “往后的钱，妈不数了。“她把剩下的钱推回去，站起来去灶间烧水，走到门帘边又回头补了一句，“妈只管一件事——你身上，不许再缝那么多钱。“ 父亲没数钱。他抽完了一支烟，把烟头摁灭，问了一个问题。 “啥时候是个头？“ 屋里静了。这个问题，母亲不会问，舅舅不会问，周文远不会问，只有父亲会问。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的人知道，再好的转轴，也有转不动的那一天。 “跑到开学。“陶爱民说，“开春就不跑了。“ “为啥？“ “行情变了。“他把账本转过去，指着给父亲看，“您看，汉丰收八折，临江如今八一、八二；合肥七三、七六，一天一个价往上抬；上海的卖价呢，九十七块五，三个月没动过。买的人越来越多，卖价不涨——中间这条缝，一天比一天窄。“ 他顿了顿：“现在收手，这条缝还是钱。等缝合上了再收，压在手里的券就成了死钱。爹，挣钱这个事，跟开车床一个理——活儿干到最顺的时候，就得想着停车，等冒烟了再停，就晚了。“ 父亲盯着那本账看了很久。他看不太懂每一笔，可他看得懂那个趋势：收进来的折数，一列比一列高。 “行。“父亲说，“听你的。“他又抽出一支烟，点着了，忽然又问，“那——挣多少算够？“ 陶爱民沉默了一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明年二月的上海，在那张三十块钱一张的纸上。可这话现在说，谁信？说了，父亲第一个把他锁在家里。 “够我们全家过河的。“他说。 夜里，他睡在自己屋里。迷迷糊糊听见堂屋有动静，起来看，是父亲在磨刀石上磨菜刀——快过年了，要备年货了。在灯影里，父亲弓着背，一下，一下，磨得很匀。 陶爱民站在门帘后面看了一会儿，没出声，回去睡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他叫住，从怀里摸出一个旧布块包，一层一层打开——有三百块钱，和新的票。 “嘿，这是我们厂里的年终奖嘞，加我三个月攒的。“父亲把钱往桌上一放，“仔你拿去，入个股吧。“ 陶爱民看着那三百块钱，看了足有五秒钟，然后把旧布块包推了回去，连钱一起。 “爸，本钱够了。“他把包布的四个角替父亲折好，“您的钱，留着。“ “嫌少？“ “不是嫌少。“陶爱民说，“是开春我有大用场，到时候，我要跟您和妈商量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比这三百块大得多——您把钱攥好，一分都别乱花。“ 父亲愣住了。磨了一辈子机器的手，捏着那个手绢包，半天，问：“多大的事？“ “过了年，“陶爱民说，“我就知道多大了。“ 第17章：年关 一月二十四号，腊月十九，第二趟合肥。 父亲执意送到汉丰站。候车室里人挤人，广播里的女声一遍一遍报着加开的临客。父亲把帆布包替他背上，检查了三道带子，末了，从怀里掏出一双新棉鞋——母亲做的，千层底，鞋帮絮得厚厚的。 “车上冷。“父亲说，“到了就换上。“ 陶爱民接过来，掂了掂，很沉。他没推辞，他知道这双鞋推出去，母亲要在灯底下坐多久。 “八千块？“父亲问。这是他出门前，父亲问的唯一一个问题。 “八千。“陶爱民说，“其余的都在家，饼干盒里，您和妈看着。“ 这是他给自己立的又一条规矩：人在线上，钱分两头。家里存的这一半，是底仓；身上带的，是弹药。弹药丢了，底仓还在；都带在身上，一回就是全军覆没。 车上挤，他站了半程，靠着一万五千块里的这八千多块钱——确切地说，是缝在棉衣内袋里的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块，这一趟，他要办的是两天的并货，本钱得带足。 合肥的行情，果然变了。 国债服务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宋头的位置还在这儿，人却多了两个新面孔——上海下来的大户，把柜台的货价抬到了七六折。楼梯口的墙根底下，新添了两辆嘉陵摩托，车把上挂着大哥大似的黑皮包，其实里头是现钞。本地的小黄牛们围着摩托车转，一天能倒两三手。 陶爱民在街对面站了半个钟头，看明白了：大户收货不进柜台，就在马路上收黄牛手里的号，一手钱一手货，收完连夜发上海。柜台的号，反倒被挤得七零八落——散户排队拿了号，出了门就被摩托车截住。 宋头见到他，把烟往鞋底上一摁，摊开手。 “看见没。七六，人家一口价，我连还价的份都没有。“宋头说，“你还要老价七三？兄弟，不是我翻脸，是这个世道一天一个样。“ “七六，我拿。“陶爱民说。 宋头一愣：“你不还价？“ “不还。“陶爱民蹲下来，掰着指头给他算，“七六收，上海出手，混着算九十七块一毛五；刨去车饭钱，我十趟还剩二十个点。二十个点，撑得住。您给我两天并两天的货，量给足，价我认七六——但有一条，明年二月里我再来一趟，您得还我七二。“ “凭啥？“ “凭春运一过，上海那两个大户就得回去。“陶爱民说，“他们是腊月里闲钱闲人才下来的，正月一过，各回各的行当。到那时候，合肥地面上出得起整批现钱的，就剩我。宋师傅，短价是一锤子买卖，长价才养人——这话是您教我的，九月里，您说大户的钱不现，人也不稳。“ 宋头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笑得脖子上的疤都红了。 “你小子，把我这话记到今天。“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两天，两万面值的号，我给你凑。七六。正月里你要来，七二，我认。“ 两天，面值一万九千六百块，付出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块。夜车上海，这一回货大，他分了两家门市出手，一家一半，整整一个上午。 分开出手，是他跟自己磨出来的章法。头一家门口，他排在队里听动静——前头一个中年人出三千面值，柜员点完，报了个数，中年人围着柜台数了两遍才走。轮到他，他把货和一张写好面值清单的纸条一起递进去，柜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见过把券按年份分好捆、还自带清单的。第二家如法炮制。两家之间隔了半个城，他坐电车过去的，帆布包搁在腿上，手一直没有离开包带。年关的上海街上，人人拎着年货，人人步履匆匆，没有人看他一眼——大隐隐于市，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人看不出你跟这个年有任何不同。 合计一万九千零四十一块四毛。刨去车饭钱九十二，净落四千零五十三块四毛。 一月二十八号到家，腊月二十四。账上，一万九千一百零七块七毛五。 到家那天夜里落了雪。第二天一早，父亲拿扫帚扫院子，扫出一条道，从堂屋门口一直通到院门。这条道，是年前为着走亲戚的人扫的；今年走在这条道上的，多了一个揣着账本、把一年家底翻了两番的儿子。 到家第三天，舅舅杨立冬来了，拎着两条鱼。 炕桌上，舅舅喝了口酒，绕了半天圈子，绕到正题上：“爱民，舅听说，你这一冬，翻了不止一两番？“ “还行。“ “舅这里，“舅舅放下酒盅，“还有三千块。卫东过两年才说媳妇，这两年，闲着也是闲着。你要用，拿去，利息照你那个章程算。“ 陶爱民把筷子放下了。 他知道这三千块意味着什么——那是表弟杨卫东的媳妇本，是舅舅家未来两年的底气。舅舅不是贪利的人，他是看着他一冬天挣出来的，动了心。 “舅，不行。“他说。 “咋？嫌少？“ “不是嫌少，是够不着您这份钱的用处。“陶爱民给他满上酒，“您这三千，是卫东的媳妇本。卫东的媳妇，两年内就要办；我的买卖，开春就收摊。钱进来转一圈，三四个月，挣的那点利头，抵不上您心里担的惊。舅，钱是挣不完的，卫东的媳妇，只有一个。“ 舅舅端着酒盅，没喝，半晌，说：“你这孩子——发财的路子送到手上，往外推。“ “再说借条。“陶爱民从账本里取出一张纸，推过去，“三千六，去年六月十一起的息，月息一分，到今年八月三十一号本息还清。这上头我另写了一行：八月十一号，我提前二十天还，整十四个月，利息五百零四，本息合计四千一百零四块。舅，这钱我已经单包出来了，就在家里饼干盒底下压着。“ 舅舅捏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纸上的字一笔一画，日期、利息、合计，清清楚楚。他忽然把纸折起来，揣进怀里，端起酒盅一口干了。 “行。“他说，“舅不跟你计较这个。就问一句——你这一冬天，起早贪黑挣的这一万多，往后到底要干啥？“ 屋里静了一瞬。灶间，母亲在剁饺子馅，刀声笃笃。 “现在不能说。“陶爱民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请您和舅妈吃顿饭。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说。“ 舅舅盯着他看了半天，把最后一句酒话咽了回去，换了一句：“腊月里，还跑不跑？“ “跑。“陶爱民说，“南昌。价问好了，七零折。“ “多远？“ “四百多公里。“ 舅舅把酒盅往桌上一顿：“我陪你去。“ “不用。“陶爱民说，“人多了，目标大。舅，您要真帮我——正月里，帮我盯着家。“ 第18章：南昌 二月二号，腊月十八，南昌线。 这一趟是十一趟里最难的一趟。 难在票上。春运正紧，汉丰往南的票，窗口排一宿也未必买得着。他学了乖，提前五天托镇上跑供销的老关系，在铁路上议价弄了一张硬座——不算犯法，是加钱买辛苦，五块钱的茶水费。父亲那句话他记得：到了，拍电报回来。 难在路上。车厢里人贴着人，脚底下塞着人，他去打了一趟开水，来回四十分钟，人是侧着身子一寸一寸挪过去的。夜里不敢睡，不是怕贼——春运的车上贼也挤不动——是怕睡着了，怀里抱的包被人流挤散。他就那么睁着眼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脖子里全是汗碱。 车过长江的时候天蒙蒙亮。桥很长，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桥下是化冻的浮冰，一排一排往下游走。对面一个抱小孩的大嫂问他去哪，他说南昌，看亲戚。大嫂说南昌冷，是湿冷，“冷到骨头缝里的那种“，让他多穿点。他想起母亲塞在包底的那双棉鞋，到了南昌才换上——果然，那冷跟江北不一样，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 难在买卖上。南昌是生地面。 宋头的条子揣在他怀里，写给他南昌的一个同行：万寿宫邮票社的涂老板，纸包纸裹的几行字，落款是宋头的名号。陶爱民寻过去的时候，涂老板正就着炉子烤火，五十来岁，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绿色——盘了几十年邮票的人。 涂老板接过条子，看完，抬眼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 “宋头条子上说，“涂老板把条子折好，“你一个月走两趟，趟趟现钱。我看你不像。“ “哪里不像？“ “太年轻。“涂老板往炉子里添了块炭，“年轻人做买卖，十个里头九个半，钱一到手就飘。你这个行当，飘一回就沉底。“ “涂老板，“陶爱民不接他的话茬，从包里取出一个本子，翻开，推过去，“这是我从九月到现在的账。哪一趟，什么价，收了多少，出了多少，您过目。您要是看完觉得我飘，我马上走，条子还给宋头。“ 涂老板愣了一下。他见过验钱的，验货的，验路子的，头一回见主动把账本递过来验人的。他拿起本子，一页一页翻，翻得极慢。屋里只有炭火的哔剥声。 万寿宫这一带，是南昌地面上最杂的地方，邮票社、钱币摊、代写书信的铺子挤在一条巷子里。涂老板盘了三十年邮票，练的就是一双验人的眼。可他翻这本账，翻到第五页的时候，手指停了停——九月十号那页，一笔出手，五十九百面值，得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后面还跟了一个括号：含卷角券两张，柜台上砍了一块，记账存照。 一笔一块钱的出入，都记了账。 涂老板合上本子，还回去，看他的眼神变了：“腊月的合肥，七六，你也敢整批吃？“ “算过，吃得下。“ “南昌的价，“涂老板伸出一只手，“七零五。三天，两个集，我能给你凑两万六七千面值。比合肥还低——为啥，你想过没有？“ “想过。“陶爱民说，“南昌离上海远，跑的人少，货就压得深。低，是低在路远上。我多花的两天车钱、一夜瞌睡，买的就是这五个点。“ 涂老板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学生伢，你这账，算到人心里去了。“ 三天的集市，陶爱民算开了眼界。江西的散客跟安徽的不一样：安徽人卖券，多是等钱用，捏着券在市面上一趟一趟比价；江西人卖券，很多是替单位跑腿的会计、采购，一出手就是几十张，卷在报纸里，用麻绳一勒。头一天他站在涂老板摊子后头看，第二天就帮着验券点数。涂老板起先不让外人碰他的秤，第三天，默许了——因为他验得快，还不出错。集市上人来人往，卖券的个个有故事：有个中学教师模样的，卖完券在摊子前站了半天，忽然问他这券最后流到哪里去；他说上海，柜台。教师点点头，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国家借钱，总得有人信。“这句话陶爱民记了一路。 三天的集市，散货一笔一笔收拢。最后一日下午结总账的时候，出了一道岔子：涂老板的伙计来报，说是集上有别的客出了七一收价，把两个大散户的货截走了。涂老板搓着手，有些讪讪地看他，那意思是行情变了，价要不要重谈。 “涂老板，“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头也没抬，“条子是您写的，价是您许的。我今天多出一个点，明天就有人出两个点，这买卖就死了。我认七零五，也认您这个人——下个月，我还来。“ 涂老板脸上的讪讪收了，换上来的是一种打量的神色，打量了半天，说了句：“你这学生……不像学生。“ 面值两万六千九百块，七零五折，付出一万八千九百六十四块五。当着涂老板的面，一张一张验、一遍一遍点，点完装箱。 回程绕上海。出手两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块三毛五——货大，他分了两天、三家门市出，出一家，存一家，当天把大头存进银行，开了汇票贴身带，身上只留车饭钱。这是列车长教他的，他记着，也用上了。 刨去这一趟的车饭杂费一百零五块，净落七千零六十三块八毛五。账上，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 这是他挣钱最多的一趟，也是他离家最久的一趟——四天，腊月二十二才到家。四天里他没睡过一个整觉，眼窝陷下去一圈，可脚步比来时轻——货出了，钱进了银行，身上只有一张汇票和几十块车饭钱，人像卸了货的船，浮得高。 夜里进村，老远就闻见年味了。谁家在蒸年糕，糯米粉的甜气一团一团地漫在冷空气里；再走近，零星的爆竹声，一声，又一声。村口的路上，家家门口挂了灯。 陶爱民背着包，一步一步往村里走。他数着那些灯：第一盏，代销店的；第二盏，五叔家的；第三盏—— 第三盏是他家的。灯不高，十五瓦，可门口立着个人影，裹着棉袄，缩着脖子，看见他，那影子一下子直起来了。 是母亲。她没喊，就那么站着，等他走近了，才伸手接他的包，摸到包带上的霜，说了一句： “棉鞋穿了没有？“ 前世，2027年那个冬天，临江光明里的夜里没有灯，没有一扇门为他开。这一世，村口第三盏灯底下，有人给他留着门。 陶爱民鼻子一酸，低着头，把那口气咽下去了。 “穿了。“他说，“妈，暖和。“ 第19章：除夕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号，除夕。 年夜饭摆在堂屋，八个菜，中间一条整鱼，头朝着东。父亲烫了一壶米酒，给陶爱民也倒了一盅——这是他头一回在年夜饭的桌上有一盅酒，十八岁，成人了。 这一桌菜，母亲从腊月二十六就开始备。鱼是整的，头朝东，“有余“；丸子炸了两锅，一锅肉的，一锅糯米的；海带炖肉底下压着白菜，白菜底下垫着粉条——日子要过得有层次，这是母亲的说法。桌上多出来的这几样荤腥，是儿子一冬天一趟一趟夜车换回来的，母亲嘴上不说，盛菜的时候，勺子比往年重了三分。父亲喝一盅，就看一眼儿子，再看一眼儿子面前的酒盅，酒盅满着，他就安心。 饭吃到一半，表弟杨卫东提着两个灯笼来了，给姑父姑母拜年。吃完饭，两个年轻人到院里放炮，卫东点着了捻子就跑，捂着耳朵看二踢脚在半空炸开，笑得直跺脚。 放完了，卫东蹲在磨盘边上，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哥，你那个买卖……过完年，带带我呗。“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十六岁的表弟，眉毛胳膊都还没长开，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收了。“他说，“开春不跑了。“ “为啥啊？“卫东急了，“我听我爸说，你一个冬天挣了……“ “卫东。“陶爱民打断他，没让那个数出口，“你知道我为啥收吗？“ 卫东摇头。 “因为这条道，走的人多了。“陶爱民看着他，“腊月里，合肥的价从七三抬到七六，十天抬了三个点；临江更邪，八一、八二，都是跟着我学的人抬起来的。一条路，头一个人走，是路；第十个人走，就是墙。我在墙砌起来之前走，才出得来。等我带着你走——墙已经砌死了，你我都得撞在上头。“ 卫东似懂非懂，蹲在地上抠砖缝。 “那……那我去干啥？“ “你自己的路。“陶爱民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插在卫东的棉袄口袋上——英雄牌的，他特意在县城百货大楼挑的，三块六。“开春去学拖拉机。你爸站里那两台，拆了装、装了拆，你从小看到大。学会了，考驾照的钱我出。想学手艺，还是想去当兵，过完年跟哥说，我给你一条一条盘算。“ 卫东捏着那支钢笔，半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哥，“他把钢笔的笔帽摁紧了，又问，“学拖拉机，真能行？“ “能行。“陶爱民给他把话落到实处，“你爸站里那两台，一台东五四，一台手扶。东五四年纪大了，毛病你都见惯了；手扶是新添的，往后地分到户，家家都得用。学修，比学会开更值钱——车是死的，会修的人少。三年后，镇上修农机的，一只手数得过来，你就是那只手。“ 卫东的眼睛又亮了。半大小子听不进大道理，可“你就是那只手“这五个字，他听进去了，攥着钢笔回去找他那帮敲锣的伙伴了。 守岁到子时，全村的爆竹响成一片。硝烟腾起来，白蒙蒙的，在院子里积了薄薄一层。硝味呛进鼻子的一瞬间，陶爱民恍惚了一下——那味道太像了，像三十七年后那个早晨，推土机过后漫天的粉尘。他攥了攥拳，指甲掐进掌心，回过神来。 眼前的火光是真的。窗纸上映着父母的影子，是真的。 母亲在包初一的饺子，一个饺子里包了枚分币，谁吃着，谁一年顺当。父亲坐在灯下，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喝得很慢。陶爱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灶膛前替母亲看火，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 “爱民，“父亲抿了口酒，忽然开口，“你爷要是活着，看见今儿这个年，得哭。“ “为啥？“ “五八年那会儿，你爷带着全家熬荒，年三十的晚饭，是一锅胡萝卜。“父亲盯着酒盅，“他咽气前跟我说，往后的日子，是娃们的了，让他们往前奔，别回头。“ 灶膛里一根柴“啪“地爆了个火星。 “爸，“陶爱民往灶里添了根柴，“我记下了。往前奔。“ 守岁守到一半，卫东他们一帮半大小子在村道上疯，铜锣咣咣地敲。母亲忽然从兜里摸出两张崭新的两毛票，塞进他手心——压岁钱。十八岁的人了，按规矩早过了收压岁钱的岁数。 “妈——“ “拿着。“母亲把钱按在他手心里，不由分说，“只要你没成家，过年就有压岁钱。这是老规矩。“ 两张两毛票，边角挺括，是母亲特意去信用社换的新票。陶爱民捏着，捏了很久。他的账本上记着几万块的流水，可这两毛钱，他没记——这一笔，不进账。 “爱民。“母亲忽然开口，“你挣的这些钱，妈不问了。妈就问一句——够不够你办你想办的那件大事？不够的话，妈这还有……“ “够了妈。“他说，“还差一点的脚程，不差本。“ 母亲“嗯“了一声，没再问。她包她的饺子，一个褶一个褶地捏，捏得很密，像缝他裤腰的针脚。 夜里，一家人睡了，陶爱民在自己屋里点起灯。 账本摊开。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这是年前的数。他另起一页，写正月的计划： 正月十五，双线：合肥、南昌各半。正月二十五前，临江收官一趟。目标：三万五以上。 写完，笔停了停，又添一行： 三月初，收摊。此后两年，读书。 写完这页，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一张报纸，从上海带回来的，叠得整整齐齐。他翻到中缝，那儿有一条豆腐块大的消息，短得不能再短：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研究新股发行办法，酝酿面向社会发行认购凭证。 统共两行字。在满版的行情、社论、副刊中间，小得像一粒灰。 去年腊月他在上海的候车室里，用铅笔在这两行字外头，框了一个框。 他把报纸凑到灯下，又读了一遍。读完，把它折好，夹进账本最后一页，用一根橡皮筋箍紧。 窗外，爆竹声稀了，村子渐渐睡熟。 三十块钱一张的纸，明年二月见分晓。他吹了灯，躺下，在黑暗里睁着眼。 钱的事，过完年就办完了。往后的路，他知道在哪儿——不在上海，不在合肥，也不在这三万块钱上。在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落灰的合订本里，在往后两年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会议、每一条政策的字缝里。 时间差。政策里的时间差，比国库券里的，大一百倍。 第20章：最后一趟 正月十六，二月十九号，双线。 先到合肥。宋头说话算话，腊月里许的七二，正月里真给留了。上海下来的两个大户，果然正月一过就没了影——春运一散，各回各的行当，跟陶爱民算的分毫不差。 “你小子，“宋头蹲在马路牙子上，把两天的号拢在一起，“跟会算命似的。“ “不是算命。“陶爱民蹲下来，跟他一块点货，“是他们那个行当，闲钱闲人才干得成。年一过，钱不闲了，人也回去了。宋师傅，我跟您交个底——这是我倒数第二趟。往后，这条道我不走了。“ 宋头点货的手停了停：“不干了？“ “干不动了。“陶爱民笑了笑，没把真话说全，“利薄了，我要回去念书。“ 两天，合肥并进面值一万六千块。转南昌，涂老板那儿再并一万三。合计面值两万九，七二折，付出两万零八百八十块。这一趟他破例留了五千块的家底没压上去——双线并货，变数多，把子弹打光的仗，他不打。 南昌这一头，涂老板的告别比宋头体面。最后一笔货点完，涂老板把他让进里屋，从樟木箱底摸出一盒茶叶，井冈山的云雾，用毛边纸包着，麻绳十字捆。 “给你的。“涂老板把茶往他包里塞，“不是谢你买货——是谢你那本账。我盘了三十年邮票，头一回见着账能记到你这个份上的。往后你不跑了，这条道上少了个正经人。“ “涂老板，正经人还是会有的。“陶爱民说，“利差合上前，这条路还能让人走一阵。您比他们看得远，该收的时候，也收。“ 涂老板捻着他为数不多的头发笑：“你这学生，临走还给我上课。“ 回上海分两天出手，两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块五毛。刨去车饭杂费一百三，净落七千一百六十三块五。账上，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五块一毛。 正月二十五，三月一号，收官的一趟，临江。 这一趟的行情，把“收手“两个字，钉死了。 临江地面上，如今收券的比卖券的多。票贩子们学了他一冬天，学了个七七八八：明价、现钱、不还价。可他们学不来上海的门道，也没有跑长途的胆子——于是临江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他没想到的局面：票贩子们收了货，反过来找他。 储蓄所门口，他刚站定一刻钟，就有人凑过来，手里捏着一沓券，压着嗓子问：“收不收？八二。“ 一天半，面值三万三千块，八二折，付出两万七千零六十块。货太齐整了——都是票贩子替他从散客手里敛来的，他连价都不用讲，只验货、点数、付钱，像个坐堂的。 第二天下午，来了个熟人。汉丰东风路的老周，票贩子，去年九月被他点破过压价行规的那位。老周拎着一个人造革提包，从包里取出两千块面值的券，往桌上一放。 “学生伢，“老周叼着烟，打量着这个被他坐大的同行，“如今是你喽。八二，我亲手送上门。“ “八二。“陶爱民验完货，点了钱，顿了顿，多推过去四十块，“老周，这两千面值，按八四算。头一回在汉丰，您给我指过路——东风路找我，这话我记着。“ 老周捏着那四十块钱，愣了半天，忽然笑了，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后生。往后要是回汉丰地面，言一声。“ 三月二号，上海，出手三万两千零五十九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四十五，收官一趟，净落四千九百五十四块五。 账上，三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六毛。 十一个月，十一趟，从四千二百块，到三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六。他在上海站候车室的长椅上，把这个数写在账本最后一页的右上角，看了很久，在底下画了两道横线。 回程之前，他在候车室的邮局柜台，买了信纸，趴在条凳上写了三个钟头。收信人：合肥宋头，南昌涂老板，一封一封。信里写了三样东西：上海各家门市的牌价规律，哪年券走货快、哪年券压秤；验券的口诀，对着光看什么、指腹摸什么；最后一页，写的是什么时候该收手——收价抬到八折往上，就别跑了，缝要合上了。 写完他想了想，又给老马也写了一份，寄到老马留的芜湖地址。四封信，邮费八分一封，三毛两分钱。他在账本上记了这一笔：三毛两，散伙钱。这一行写完，他把“国库券“三个字的台账翻过去，翻到新的一页，页首空着——留给下一个名目。 一个星期后，学校收发室，他收到一封回电，芜湖老马打来的，四个字： 后生可畏。 三月三号，开学。到家的前一晚他已绕回清源，把钱分了三份：还舅舅的四千一百零四块，用红纸包好，压进饼干盒最底下，红纸上写着“八月十一“；给家里留的五千块，另包一包，交到母亲手上——这一回，母亲没推。母亲点完钱，却从里头抽出一张五块的，又摸出一毛，凑成四块五，塞给他：“你爸念账本，胳膊伸得越来越长。开春赶集，配副老花镜。“他没推辞，接了，回头在账本外页添了一行小字：爸，眼镜一副，四块五，儿子出。剩下的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块六毛，全部带回临江，存进储蓄所，存了整整一年。 三月四号，开学第二天，他没去教室。 他去了图书馆三楼，报刊室。管理员是位戴套袖的老先生，见他要一九九〇年全年的《金融时报》《经济日报》合订本，又添了一摞《上海证券报》创刊号以来的每一期，给他搬了三摞，指了指靠窗的桌子。 “同学，看报纸的，你是头一个。“老先生给他倒了杯水。 “不看报纸。“陶爱民说，“抄报纸。“ “抄什么？“ “抄政策。“ 老先生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回柜台去了。临走丢下一句：“抄坏了要赔的，铅笔来，别用钢笔。“ 上午的太阳斜进来，落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版面上。十二月十九号那张的头版，他停留得最久——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照片上一面锣。他记得前世报纸上登过这面锣，也记得后来多少人念叨这一声锣响。可他现在要看的不在照片上，在字缝里：锣响之前，纸面上写了什么；锣响之后，又添了什么。他从铅笔盒里抽出铅笔，在自带的白纸上，一行一行地抄。 国库券的事，到今天为止。他对自己的账本说。 从今天起，找政策的时间差。 第21章：球场 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 陶爱民从图书馆报刊室出来，怀里抱着抄了半本的政策索引，穿过操场回宿舍。球场那边锣鼓喧天——春季系际篮球联赛，法律系对工管系，四进二的关键一场。 他本没打算停，走到球场边，人潮里一声闷响让他停下了。 那是一场胶着的比赛。第三节末，记分牌上五十八比六十，法律系落后两分。深色球衣的高个子是法律系的主力中锋，上半场一个人得了十六分，工管系换上来盯防的，是个下巴上有道疤的替补——换人的时候，工管系教练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场内，一个穿深色球衣的高个子刚跳起来投篮，落地的时候，底下一个工管系的队员一收脚——垫脚，最脏的一招。高个子落地踩空，整个人横着摔出去，后脑磕在地板上，半晌没起来。 哨子没响。 裁判摆摆手，示意继续。看台上法律系这一边“轰“地炸了，替补席上几个人抄起毛巾就往外冲，工管系那边也有人站起来往前拥，两边的骂声绞在一起，中间隔着半场，一步一步往一块压。 眼看着就是一场群架。 陶爱民把怀里的本子递给旁边一个看热闹的老师，从人缝里往前走。他没冲进场，也没喊，绕到了记录台边上，对着记录员和裁判长站定，开口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送得到： “老师，我要按规程提请登记。“ 记录员愣了：“登记什么？“ “《篮球竞赛规则》，一九八九年审定版，“陶爱民说得很稳，“关于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第七章。落地动作中收撤脚步致使对方失去落点，属恶意犯规，应判罚取消比赛资格，而非不判。方才那一次，我全程看着——起跳时防守人双脚在位，落地前一瞬左脚后撤半步，收脚的动作，收得很清楚。“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他看球的时候顺手记的，时间、号码、动作，一行一行，跟他记的账一个格式。 “另外，“他翻到第二页，“提请登记之后，按规程，应由裁判长会同双方队长合议认定。两位队长都在场上，两分钟就能办完。现在场内有二十几个人正往前挤——是等规程走完，还是等打完了再走，就这两分钟的事。“ 裁判长是个体育组的中年老师，额头上全是汗。他盯着那个小本子看了三秒，又抬头看了看场内越压越近的两拨人，一挥手：“两队队长，记录台！“ 合议两分钟。工管系的队长起先不认，说收脚是习惯动作。裁判长问记录员：该队员上半场两次犯规，均是移动中的阻挡——习惯，还是习惯性的收脚？工管系队长没话了。 判罚宣布：恶意犯规，罚出场。法律系罚球两次。 一场眼看要见血的群架，散了。罚球线上，受伤的高个子一瘸一拐地站上去——他缓过来了，后脑贴着一块胶布——两罚全中。法律系赢了四分。 散场的时候，那个人一瘸一拐地拦住了陶爱民。 高个子比他高出半个头，汗还没干，后脑的胶布翘着一个角。他伸出手来，手劲很大。 “同学，谢了。“他说，“我在场上听得清楚——你报的那页那章，一个字没错。你学法律的？“ “经济系，一年级。“ “可惜了，“那人咧嘴一笑，“你该学法律。“ “你是——“ “法律系，二年级，刘警戒。“他说到自己的名字，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警戒的警，警戒的戒。我爸是刑警，生我那天他在执行警戒任务，我爷爷说，就叫这个。从小到大，外号'警戒线'——谁跟我一队，谁后头保险。“ 陶爱民没笑。很多人第一次听这个名字都要笑，他没笑，刘警戒注意到了。 “好名字。“陶爱民说，“警戒线立在那儿，不是为了拦人，是为了让人知道界在哪儿。“ 刘警戒怔了一下，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大笑起来，笑得后脑的胶布都颤：“经济系一年级，陶爱民——全省第三那个？行，这话配得上你这名字。走，我请你吃红薯。“ 球场边的炉子上烤着红薯，一毛钱一个。两个人蹲在炉边，掰开滚烫的红薯，白气腾起来。 “我问你，“刘警戒啃着红薯，“方才那个球，全场四百多人看着，裁判没吹，我们系替补席三十来号人，第一个反应全是冲上去干他。就你一个人——去找规程。你怎么想的？“ “我方才要是冲上去，“陶爱民说，“现在咱们俩就不是蹲在这儿吃红薯了。“ “那是。“刘警戒嘿嘿一笑，“可为什么不能冲？“ “因为拳头只打得赢一个人。“陶爱民看着炉膛里的火，“那个收脚的，你今天揍他一顿，他明天还收；你把规程立起来，罚下去，他往后每回落地之前，都得先想想那只脚。打赢一场架，出的是一口气；立住一条规矩，救的是往后每一个跳起来落地的人。“ 刘警戒不说话了。他把红薯吃完，连皮都嚼了，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 “我爸干刑警二十多年，“他忽然开口，声音低了下去，“抓回来的人里，一半当年都是'冲上去'的。审讯记录我小时候偷看过几份，开头都差不多——'一时没忍住'。就这五个字，后头跟的是好几年。“他把红薯皮里最后一点瓤抠出来吃了，“我爷爷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让我记住我爸立在什么地方。你方才在记录台那一站——说实话，比我这个学两年的，还像那么回事。“ “我就是个记性好、看账本的。“陶爱民说。 “记性好的人多了。“刘警戒摇头，“可紧要关头，能想起本本上第几章第几条的，只有把本本当真的人。“ “陶爱民，“他说，“下礼拜我们系模拟法庭，我演公诉人。你来不来？“ “来。“陶爱民也站起来，“我给你们当被告。“ 刘警戒愣了一秒，大笑，笑声惊得炉边的麻雀飞起来。两个人一路笑到了岔路口。 回到图书馆还书的时候，天擦黑了。陶爱民把那本借了一冬的《金融时报》合订本放回架子，抽出来的是一本《经济研究》。翻开扉页，借书卡上，前一个名字是钢笔写的，字迹清瘦： 农学院园艺系，一年级，苏晓晴。 他看了一眼，没多想，把书夹在腋下，走进了暮色里。有些人的一辈子，要很多年以后，才会和另一辈子碰到一起。 第22章：模拟法庭 三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法律系模拟法庭。 教室被改成了法庭的格局：讲台是审判席，左右各一排桌子，一边公诉人，一边辩护人。旁听席坐了七八十号人，走廊上都站着人。刘警戒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胸前别了个纸牌子，上头写着“公诉人“三个字。 陶爱民坐在被告席上。他面前也有一块纸牌，写着“被告“。旁边的罪名栏，刘警戒用毛笔写了四个字：投机倒把。 案情是编的——一个倒卖粮票的个体户，低买高卖，赚了八百块，被举报了。刘警戒要给他定罪，陶爱民要给自己辩护。 刘警戒站起来的第一句话就很重：“一九八八年，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倒卖国家计划管理物资，情节严重者，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粮票，属国家计划分配凭证，倒卖粮票，就是投机倒把。“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旁听的法律系学生微微点头——这个开场，法条引用准确，定性清晰。 陶爱民没急着说话。他在被告席上坐着，把刘警戒引用的那条法规，在心里过了一遍。前世他签过不知多少份文件，每一份都要过法制办的审核。他知道法条不是死的，法条后头还跟着解释、细则、判例，以及——立法的本意。 “审判长，“他站起来，声音不高，“公诉人引用的条例，我认可。但我想请公诉人注意一个时间节点。“ 刘警戒挑了挑眉。 “一九八八年九月，国务院发布该条例。本案虚构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三月——条例尚未发布。“陶爱民说，“法不溯及既往，这是基本法理。公诉人不能用后发的法规，去追溯此前的行为。“ 教室里“嗡“地响了一声。旁听席上有几个人交头接耳。 刘警戒愣了两秒，随即笑了一下——他没慌。刘警戒的特点就是不服输，输了也不认，他会从另一个方向再杀回来。 “好，那我不追溯条例。“刘警戒翻了一页材料，“一九六三年，国务院《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倒卖票证属于投机倒把行为，这一条，六三年就有。“ “六三年的指示，“陶爱民点了点头，“我同意。但请注意，六三年指示针对的是'转手加价倒卖'。我的当事人是粮票的合法持有人，他持粮票到集市上交易，不是转手倒卖，是持有人之间的自愿转让。这中间有一个关键区别——他不是粮贩子，他是一个多分了粮票、想把多余的换成钱的普通市民。“ “多分了粮票？“刘警戒追问，“粮票是国家按人头定额发放的，多分了，本身就有问题。“ “多分了的原因，“陶爱民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他准备的材料，“是他的大女儿出嫁，女方家退回了一部分粮票。这是习俗，不是违规。公诉人如果认为退粮票也是投机倒把，那全国每个嫁女儿的家庭，都是被告。“ 旁听席笑了。 刘警戒也笑了，但他没停手。他换了一个角度：“被告，你赚了八百块。八百块，在当时是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你用粮票换了这个数，这中间的价差，是不是暴利？“ “是不是暴利，不取决于数字大小，取决于价格是怎么形成的。“陶爱民说，“我的当事人按照集市上的通行价格交易，没有囤积，没有欺行霸市，没有伪造票证。他只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公诉人要惩罚的，应该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不是利用信息差获利的行为。否则——“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旁听席。 “否则，国营商店跨地区调货赚差价，算不算投机倒把？“ 教室里炸了。 刘警戒站在公诉人席上，手里攥着那支英雄钢笔，半天没说话。他知道这个论点不好驳——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叫投机，什么叫经营。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吵了三十年，到一九九一年也没吵明白。 “休庭合议。“审判长——一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敲了一下桌子。 合议结果：被告无罪。 刘警戒输了，但输得服气。散场的时候，他搂着陶爱民的肩膀，在走廊里走了很久。 “你这脑子，“刘警戒说，“真不该学经济。“ “经济学和法学，“陶爱民说，“到最后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规则该怎么定，才能让最多的人过得最好。“ 刘警戒站住了，盯着他看了半天：“你这话，不像十八岁的人说的。“ “我老成。“陶爱民笑了笑。 “你不是老成，“刘警戒摇头，“你是老。“ 这句话说出口，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刘警戒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个字，挠了挠头，岔开了话题。 “下回你再当被告，我给你换个罪名——贪污。“ “贪污？“陶爱民挑了挑眉，“那你得先给我个职务。“ “行，“刘警戒拍了拍他的背，“等你当了官，我第一个来查你。“ 这句话在走廊里回荡着，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满不在乎。陶爱民笑了笑，没接话。 他知道刘警戒是开玩笑。可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了他心里。前世他第一次伸手，收的是两万块。两万块，从那个数开始，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保外就医。 走出法律系教学楼，三月底的夜风还有凉意。路灯底下，他看见一个人影从图书馆方向走过来，怀里抱着一摞书。 走近了，是个女生，个子不高，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外套。她怀里的书摞得太高，挡住了半张脸，走路的时候头微微歪着，从书摞边上看路。 两个人在路灯下擦肩而过。 她怀里最上面那本书，掉了。 陶爱民弯腰捡起来。书是翻旧了的，扉页上盖着图书馆的章，书名《植物生理学》。他递过去的时候，看见了她借书卡上露出来的半行字—— 农学院园艺系，一年级，苏晓晴。 “你的书。“他说。 “谢谢。“她接过去，把书重新码好，头也没抬，走了。 陶爱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她的背影走进女生宿舍楼。他想起上次在图书馆借《经济研究》时，那张借书卡上的名字。 同一个名字。 他没多想，转身往经济系宿舍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了一下。夜风里，他闻到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从那摞书里带出来的，是农学院试验田的味道。 这个味道他很熟。三十七年前，他蹲在清河边的田埂上，就是闻着这个味道长大的。 第23章：政策的缝 四月的风从报刊室半掩的窗户灌进来，带着操场那边梧桐花的甜腥味。 陶爱民坐在角落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三份报纸：《金融时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前两份是他自己订的，后一份是报刊室架子上取的。 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 一支圆珠笔，一个硬皮本，一行一行地抄。不是抄全文，是抄标题和关键段落。日期、版面、标题、核心数据。硬皮本用了大半，封面磨出了毛边。 报刊室的老先生戴着套袖，灰布的，袖口洗得发白。老先生每天八点开门，五点关门，中间除了翻报纸不干别的。陶爱民来了一个多月，两人渐渐熟了。 “小陶，今天又是头一个来的。“老先生把一摞新到的报纸放在他桌角。 “谢谢张老师。“ 老先生不姓张，姓什么陶爱民至今没问过。但他发现叫“张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老先生都答应得自然。老年人不在乎这个，在乎的是有人陪他看报纸。 陶爱民翻开《金融时报》，目光停在第二版的一条消息上。 “财政部决定提高一九九一年国库券利率，三年期年利率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四，五年期由百分之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四点五。“ 他把这条消息抄下来。笔尖在纸上停了三秒。 百分之十四。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银行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多少？百分之八点二八。国债比定期高了将近六个百分点。 这不是一点半点的差距。 他翻到《经济日报》第三版，有一篇关于国债流通市场的报道。上海、武汉、广州，几个试点城市的国债转让柜台开始活跃，价格在涨。有的柜台面值一百元的国库券，已经报到一百零五元。 陶爱民把硬皮本翻到前面几页，找到三月份抄的上海和临江国债柜台报价，对比了一下。 三月：面值一百，上海柜台报价一百零二，临江一百零一点五。 四月：上海一百零四，临江一百零三点二。 价差在缩小。但趋势一样——在涨。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操场上几个人在跑步，绕着跑道一圈一圈地跑。阳光打在他们身上，影子在地上一长一短。 国债市场刚放开流通，老百姓还不认这个。多数人手里的国库券，要么是单位摊派买的，要么是工资里扣的，拿到手就想脱手。卖的人多，买的人少，价格压得低。 但利率提上来了。 利率一提，新买的人就多了。买的人多了，价格往上走。再加上转让市场放开，流动性上来了，价格还会继续涨。 这个逻辑不复杂。复杂的是时间。 他面前的定期存单是今年三月存的，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元六角，一年期。到明年三月到期。如果现在提前支取，利息按活期算，只有百分之一点八。 他算了一下损失。按定期到期算，利息是两千四百一十七块多。提前支取，只能拿几十块利息。等于丢了两千三百多块。 两千三百多块，够他一年半的伙食费。 但他算的不是这个账。 如果拿这两万九千多块买国债，百分之十四的利率，加上价格差，到年底收益率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提前支取损失的利息，两个月就能赚回来。 问题在于，他得确认趋势。 他又翻了几份报纸，找到一篇关于国债流通试点的分析文章，刊登在《经济研究》上。他没订这本杂志，但报刊室有。 “张老师，那本《经济研究》能借我看一下吗？第三期的。“ 老先生从架子后面翻出来，递给他时多看了他一眼。“你一个一年级的，看这个？“ “看着玩。“ 老先生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陶爱民翻到那篇文章，是一篇关于国债流通市场定价机制的论文。作者用了一套数学模型，推导国债转让价格与利率、期限的关系。公式他不细看，他看结论。 结论里有一句话他画了线：“当国债利率显著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时，转让市场将出现持续性价格上扬，直至利差收窄至合理区间。“ 和他的判断一致。 他把文章的关键数据抄进硬皮本，合上杂志，还给了老先生。 “看完啦？“老先生接过杂志，“看懂了没有？“ “看懂了一半。“陶爱民说，“另一半得再去查查数据。“ 老先生点点头。“做学问就得这样。我在这里看了二十年报纸，就服你们这些肯下功夫的学生。“ 陶爱民笑了笑，没接话。 他把硬皮本收进书包，起身准备走。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报刊室——三排铁架子，架子上的报纸按日期码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吊兰，叶子耷拉着。 这个房间，他太熟了。 粉尘的味道，报纸的油墨味，铁架子被翻动时的吱嘎声——这些气味和声响嵌在身体里，比任何记忆都深。他一走进报刊室，整个人就自动切换到另一种状态：安静、专注、每根神经都绷着但不外露。 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油墨味，老纸张的碱味，窗外飘进来的梧桐花味道。 变了又没变。这个时代的报纸还带着铅字的墨味，油墨还没换成后来那种胶印的清淡味道。 他出了图书馆，往宿舍走。路上经过储蓄所，停了一下。 储蓄所的门是墨绿色的铁门，门框上刷着“人民储蓄为人民“的白漆，漆皮起了皮。透过玻璃看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营业员，在打毛衣。 他推门进去。 营业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把毛衣塞进柜台下面。 “存钱还是取钱？“ “取。“陶爱民从口袋里掏出存单和身份证，放在柜台上，“定期，提前支取。“ 营业员拿过存单看了一眼。“三月存的，一年期。这才一个多月就取？利息按活期算啊。“ “我知道。“ “损失不少呢。“营业员把提前支取申请单推过来，“你填一下。“ 陶爱民拿起柜台上的圆珠笔。笔杆是红色的，笔帽上被咬出了牙印。 他在申请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陶爱民，三个字。 营业员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拨了几下，报了个数：“本金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元六角，利息按活期算，到今天是四十三块七毛八。合计两万九千二百二十九块三毛八。“ 他点头。 营业员从柜台下面数出钱来。大票先数，一百的一叠，然后五十的，然后十块五块的，最后是零头。数了两遍，推过来。 “点点。“ 陶爱民没点。把钱装进信封，塞进书包里。 营业员多看了他一眼。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取两万九千多块钱，面不改色。 “小伙子，你这是——“ “家里寄来的学费。“陶爱民说，“家里让取出来存到别的银行，说那边利息高一点。“ 营业员“哦“了一声，不再追问。 出了储蓄所，他站在路边，看着对面街上的梧桐树。四月午后的阳光把树叶照得透亮，地上的光斑一块一块地晃。 两万九千多块钱。在信封里也就几毫米厚。 但在他心里，这笔钱已经开始生利息了。 他转身往学校走，步子比来时快了一些。书包里的信封贴着后背，他能感觉到那叠纸的厚度——不厚，但沉。 走到校门口时，他停下来，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定期取出来了。下一步，买国债。 但不是今天。他得先去证券柜台看报价，对比上海和临江的差价，找一个合适的买入点。 急不得。 但也不能太慢。国债价格每周都在涨，晚一天进场，就多花一天的成本。 他迈步进了校门。身后的街道上，一辆公交车喘着粗气开过去，排气管喷出一股灰烟。 灰烟里有股碱味。 他吸了一口，没咳。 第26章：三句话 十月。二年级开学了。 夏天过了，水退了。华东水灾的后续还在报，但从“灾情“变成了“重建“。报纸上开始出现“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字眼。 陶爱民的国债还在手里。六月底买的，买入价一百零四左右。到十月份，柜台报价涨到了一百零八以上。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 但他没卖。水灾后的新债还没正式发行，趋势没走完。等到新债出来，利率确认上调，旧债的价格还会再跳一跳。十二月前后是高点。他打算十二月卖。 不急。 十月中旬。经济学原理课。 教室在三教二楼，能坐五十个人的阶梯教室，坐了四十多个。左边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操场，有几棵梧桐树开始落叶了。 程教授站在讲台上，灰布中山装，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他今年六十三，明年退。在这个讲台上站了快三十年，带出来的学生有的进了部委，有的去了高校，有的下了海。他一概不提。每学期第一堂课，他只说一句话：“我叫程守正，教经济学。规矩就一条——不许迟到。“ 他讲课不看教案。带了一本翻烂了的《资本论》，搁在讲台上，从来不翻。偶尔有人问他某个观点的出处，他伸手一指：“第一卷，第一百七十三页。“翻开来一看，对的。 今天他讲到了一个新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在这几个字上停了一下，扫了全班一眼。教室里有人开始记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这个词，现在学术界在讨论。上面还没正式提——但迟早会提。“程教授说话慢，每个字咬得清楚，像是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吐出来，“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四个字体现在哪里？ 粉笔灰簌簌落下来，落在他的袖口上。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 “谁来说说？“ 教室里安静了。 四十多个学生，低头的低头，翻书的翻书。前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翻了半天书没翻到能用的段落。后排几个男生假装在思考，其实在本子上画小人。有人使劲翻书，哗哗响，好像翻得越快越显得用功。 周文远坐在陶爱民右边，第三排靠走道。他在本子上写了一串公式——边际效用、帕累托最优、洛伦兹曲线——写了半页纸，笔没停过。但没举手。他写的公式不是给老师看的，是自己推导着玩，推到一半卡住了，在洛伦兹曲线的拐点上反复算，眉头越皱越紧。 程教授等了一分钟。没人举手。 “不敢说？还是不会说？“程教授语气平淡，“都想好了再说，也没错。做学问的，宁可不说，不要瞎说。但今天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后你们工作了也会遇到。到了那时候，没人替你们想。“ 他转身准备往下讲，拿起粉笔。就在这个间隙里，有人站起来了。 椅子腿蹭地面，响了一声。不算大，但教室安静，听得清楚。 陶爱民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侧。他没翻书，没看本子，目光平平地看着黑板的方向，不看程教授，也不看同学。 程教授转过身来，看着他。“你叫什么？“ “陶爱民。经济系一年级。“ “哦。“程教授记得这个名字。上学期期末考试卷上，那个答得最干净的学生。论述题不啰嗦，计算题不跳步，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多写了一行备注——“此结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立，现实中需考虑制度约束。“一个一年级学生，在考卷上自己加了约束条件。当时程教授在那行备注旁边画了个圈。 “你说说。“ 陶爱民没有翻书，也没有看本子。 “我觉得，'社会主义'四个字体现在三句话上。“ 他停了一下。不长，大概两秒。 “第一句：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 教室里有人抬起头。前排一个女生翻书的手停了。 “第二句：再分配，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 程教授的手放在讲台边上，没动。他的手指微微收了一下，又松开了。 “第三句：有些东西，不能全交给市场。教育、医疗、水、路。这些东西要是也拿去赚钱，这个社会就不叫社会主义了。“ 说完，他不急不慢地坐下来。 教室里安静了。 不是那种窃窃私语的安静，是真的没人说话。安静了大概半分钟。有人翻了一页书，声音响得刺耳。后排一个男生碰了碰旁边人的胳膊，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周文远停下了手里的笔，扭头看了一眼陶爱民。他的表情不是惊讶，是在确认。他跟陶爱民同桌一个多月，知道这个人肚子里有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今天知道了。 程教授站在讲台上，看着陶爱民的方向。他的目光不是审视，是在辨认——好像在确认刚才那几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说出来的。 “这三句话，“程教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半个调，“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没看到。自己想的。“ 程教授沉默了两秒。教室里更安静了。能听见窗外梧桐树叶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片一片的。 “嗯。“他点了点头，“好。“ 他没有展开评论。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转过身，拿起粉笔继续写——在“初次分配“后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效率“。“再分配“后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公平“。“不能交给市场“后面他没有画箭头，画了一个圆圈，圆圈里写了一个字：“底“。 然后放下粉笔。 “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 学生开始收拾东西。教室里嗡嗡响起来。有人小声议论，有人站起来伸懒腰。几个学生围到陶爱民桌前，想问什么，但看他收拾东西的动作不快不慢，不太好插话，站了两秒就散了。 “陶爱民。“程教授在讲台上叫他。声音不大，但教室不大，听得清楚。“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陶爱民把书装进书包，站起来。 周文远凑过来，压低声音。“你那三句话哪来的？我推了半天洛伦兹曲线都没推到那个结论。“ “以后跟你说。“ “你今天怎么回事？“周文远盯着他，“平时课上你不吱声，今天站起来就放了三炮。“ “想好了就说。不想好了就不说。今天想好了。“ 周文远看了他一眼，没追问。他了解陶爱民的脾气——不说的事不问，问了也不会说。但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数据敏感的人，对逻辑也敏感。他听得出那三句话不是即兴说的，是早就想好了的，憋在肚子里，就等一个场合说出来。 两人出了教室，在走廊分头。周文远去食堂，陶爱民往三楼走。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后面有人叫了一声：“陶爱民。“ 他回头。是同班的赵卫东，胖子，家里是临江市政府的。赵卫东跑过来，喘着气，压低声音说：“你刚才那三句话，胆子真大。市场经济这词上面还没定调呢，你就敢在课堂上说。“ “程老师让说的。“ “程老师是让你讨论，没让你下结论。“赵卫东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我是提醒你——这种话，说了就有人记着。好的记着，坏的也记着。“ 陶爱民看着他。赵卫东这人平时吊儿郎当，但关键时刻总能说出点有分量的话。家里是政府大院出来的，耳濡目染，嗅觉比一般人灵。 “谢了。“陶爱民说，“我心里有数。“ 赵卫东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晚上食堂见。“ “嗯。“ 陶爱民往三楼走。走廊上人不多。下午四点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地上的水磨石照得发白。他一步一步往上走，书包在背上轻轻晃。 办公室在三教三楼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经济学教研室“。门虚掩着，程教授已经到了，在桌上摆茶杯。透过门缝能看到里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塞满书的书架。 陶爱民走到门口，敲了两下门框。 程教授抬了一下头。“进来。“ 他进去了。 门在身后关上了。 第24章：苏晓晴 五月上旬。图书馆二楼阅览室。 陶爱民在查国债的资料。钱取出来了，但他还没买。他在等一个更好的进场点。 国债柜台的价格还在涨，但涨幅在收窄。他不急。 阅览室里人不多。中午十二点半，多数人去食堂了。 他面前摊着《中国金融》杂志，翻到一篇关于国债回购市场的文章。看了一半，听见隔壁桌椅子响。 有人坐下了。 他没抬头。这种时候图书馆来人正常，吃完饭来看书的不少。 过了一会儿，一股味道飘过来。 泥土的味道。不是花盆里那种干土的味，是湿的、带点青草气息的泥味。 他翻了一页杂志，目光没动，但鼻子在分辨那个味道。 水稻田的泥。他认得。 插秧季节的稻田，水漫过泥面，日头一晒，表层那层泥就发酵出一股微酸的湿味。这股味道和旱地的土不一样，旱地的土偏碱，闻着发干、发涩。 他终于抬头看了一眼。 隔壁桌坐了个女生。短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面前摊着一本很厚的书，封面写的是《植物生理学》。 她在低头写字，右手握笔，左手压着书页。左手腕上沾着泥，指甲缝里也有，像是刚洗过但没洗干净。 她写了两行，抬头去翻书。翻到一页，看了几秒，又低头写。 陶爱民收回目光，继续看自己的杂志。 又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隔壁桌响了一声。不是椅子，是书。她合上书站起来，往书架那边走了。 他扫了一眼她留在桌上的东西：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包口没拉上，露出半截铅笔和一把小剪刀。还有一张借书卡，卡面朝上放在桌上。 他没去看。 三分钟后，女生回来了，怀里多了一本书。她坐下，把书翻开，开始往笔记本上抄。 陶爱民在抄国债数据，她在抄植物生理学笔记。两人隔着一张桌子各忙各的。 安静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 陶爱民起身去书架找一本书——《社会主义财政学参考》，上次来时看到过，在第三排架子中间层。他走过去，手指划过书脊，找了几排。 找到了。但书旁边空了一格。他记得上次来时，空格那个位置放的是《国债理论与实务》。 他伸手摸了一下那个空格。灰不大，说明借走的时间不长。 他站在书架前想了一下，转身回到座位，翻开《中国金融》杂志的目录页，找了一下关于国债的论文索引。有一条：陈共等编《国债理论与实务》，财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是这本。 他起身往借阅台走。路过隔壁桌时，帆布包上的借书卡又映入他眼帘。他这次看了一眼——不是故意的，目光自然扫过去的。 卡上打印着借书人信息和借阅记录。最近的一条是一周前，借的是《果树栽培学》。 他到了借阅台。 “请问，《国债理论与实务》还在吗？陈共编的。“ 管理员翻了翻卡片盒。“借出去了。“ “什么时候到期？“ 管理员抽出借书卡看了一眼。“五月十五号。“ “好，谢谢。“ 他转身往回走。经过隔壁桌时，那女生正抬头看他。不是看他这个人，是看他刚从借阅台走回来这个动作。 “你刚问的那本书，“她开口了，声音比他预想的小，“《国债理论与实务》？“ 陶爱民停了一步。 “嗯。“ “我借的。“她低头翻开帆布包，那本书就在里面，夹在《植物生理学》和笔记本之间，“我下周就还。你要用的话——“ “不急。“陶爱民说，“你先看。“ 她看了他一眼，又低头了。“哦。“ 安静了一会儿。 陶爱民回到自己座位坐下，继续看杂志。但他没有翻页，在想别的事。 她借了《果树栽培学》，又借了《国债理论与实务》。两个方向完全不搭。 过了几分钟，她又开口了。 “你是经济系的？“ “嗯。“ “那本书我看不太懂，就是觉得目录里有几个概念挺有意思。什么'国债负担率'。“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借它是为了查一个数据。果树投资周期长，跟长期债券有没有可比性。“ 陶爱民看了她一眼。这个思路虽然粗糙，但不是外行能想到的。 “你是农学院的？“ “园艺系。一年级的。“她把手边的书合上，露出封面，“你是怎么——哦，我是看你在看《中国金融》。“ 陶爱民没说话，目光落在她左手腕上。泥迹还在。 “你刚从试验田过来？“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嗯。水稻试验田，帮师兄做取样。“ “水稻田的泥，“陶爱民说，“洗了也不容易干净。指甲缝里留着呢。“ 她下意识把手指蜷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点意外。 “你怎么知道是水稻田的？“ “闻得出来。“ 她盯着他看了两秒，忽然笑了。不是客气的笑，是真的觉得好笑。“你是经济系的，还会闻土？“ “小时候下过田。“陶爱民把目光收回来，翻了一页杂志，“水稻田的泥偏酸，旱地的土偏碱，味道不一样。“ 她没有再问。但安静了半分钟后，她说了一句：“我叫苏晓晴。园艺系。“ “陶爱民。经济系。“ 她点点头，重新打开《植物生理学》，继续抄笔记。 陶爱民也继续看他的杂志。 阅览室又安静下来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挪了一寸。她的笔尖在纸上沙沙响，他的杂志翻页时哗啦响一下，然后又归于安静。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话了。没抬头，像是在跟自己的笔记本说。 “其实我考农学院，不是冲着农学院来的。“ 陶爱民没接话，但也没翻页。 “家里种果树。种了二十多年了，一直种不好。我爸说土壤不对，我妈说品种不对，他们吵了十几年也没吵明白。“她的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考过来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不对。“ “搞清楚了吗？“ “没有。第一年什么都搞不清楚。“她翻了一页书，“但我在试验田里待着比在教室舒服。教室里讲的那些东西，到了田里全不是那么回事。“ 陶爱民没说话。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书上写的和实际发生的，永远是两回事。这个道理，课本上学不到。 “所以你借《国债理论与实务》？“他问。 “想看看人家怎么算长期投资的账。“她合上书，把笔记本也合上，“果树从种下去到挂果，三到五年。这中间全是投入没有产出。我想知道这种长周期的投资，有没有什么规律可以算。“ “有。“陶爱民说，“但不是在国债那本书里。国债讲的是流通和定价，不讲投资周期。你要找的是项目评估的东西——净现值、内部收益率。“ 她抬起头看他。“这些词我没听过。“ “经济系大三的课。“陶爱民说，“回头我帮你找本书。“ “好。“她说得干脆。 下午一点半，她开始收拾东西。把书装进帆布包，铅笔插进去，拉上拉链。站起来的时候，她把借书卡塞进了包的侧袋里。 “那本《国债理论与实务》，我周五还。你下周一来借应该能借到。“ “好。谢了。“ 她走了。帆布包在肩上晃了一下，脚步声往楼梯口去了。 陶爱民坐在原地没动。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刚才那一眼——她借书卡上的借阅记录，他全记住了。 不是刻意去背的。是看到了就记住了。 《土壤学》，四月十五日借。 《果树栽培学》，四月二十八日借。 《植物生理学》，五月三日续借。 《国债理论与实务》，五月五日借。 四本书。两个方向——一个园艺，一个金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住了这些。也许是数据敏感。也许是别的什么。 他把杂志翻到下一页，继续看。 但那几行借书记录，像表格里的数字一样，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 一个字都没漏。 第25章：水灾 六月。 雨从二号开始下，断断续续下了二十多天。不是噼里啪啦的暴雨，是绵的、闷的、黏在身上不肯走的梅雨。 陶爱民每天早上去报刊室。雨天报刊室人比平时多，有些人不来看报，是来躲雨的。张老师不赶人，谁来都行，只要不弄湿报纸。 六月中旬开始，报纸头版换了一个主题。 水灾。 先是安徽。寿县、霍邱、六安，淮河干支流全线超警戒水位。然后是江苏。太湖、里下河地区，内涝严重。再到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一片一片地淹。 报纸上的数字在涨。 六月十五日，受灾人口三千万。 六月二十日，四千万。 六月二十八日，超过五千万。 陶爱民把这些数字抄进硬皮本的时候，手很稳。 但心里不稳。 不是因为五千万这个数字。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灾后重建需要钱。大量的钱。修堤坝、修路、修房子、恢复生产。这些钱从哪来？财政拨款是一部分，不够。不够就得发债。 财政部会发新债。新债一发，为了吸引购买，利率还得提。旧债的利率优势会变得更明显，转让市场的价格会继续涨。 他手里有国债。六月底在临江证券柜台买的，两万九千多块，买入报价一百零四左右。现在涨到一百零六了。 但他没卖。不急。水灾的行情还没走完。 学校在这之前组织了一次募捐。 六月二十号下午，各班在教室集合。辅导员方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一个手提式扩音喇叭——教学楼那套扩音设备坏了，借的体育队的。 “同学们，华东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安徽、江苏的灾情特别严重。学校号召全体师生伸出援手。多少不限，一分钱也是心意。“ 方老师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第一个塞进讲台旁边的募捐箱。箱子是纸糊的，上面贴着红纸，写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学生一个一个上去捐。五毛、一块、两块、三块。也有人捐五块的，那是家里条件好的。一年级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十五到二十块，捐五块已经咬牙了。 轮到陶爱民。 他站起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走上前。信封没封口，他把信封塞进募捐箱的口子里，转身回座位。 没说话。没署名。 方老师站在旁边，看到了那个信封的厚度。白色的信封，里面装的是纸币，鼓起来一块。比三块五块的厚不少。 方老师没当场说。 散会后，学生陆续走了。陶爱民收拾书包，最后一个出教室。 “陶爱民，你等一下。“ 方老师在讲台后面叫他。 陶爱民停下来。 方老师走过来，把教室门带上了。教室里只剩他们两个人。 “你刚才捐了多少？“ 陶爱民看着方老师的眼睛。方老师四十出头，女，短发，说话干脆利落，管学生管得细但不招人烦。 “五十。“ 方老师没说话，看着他。五十块。一个一年级学生，一个月助学金十九块五，勤工俭学八块，加起来不到二十八块。五十块是将近两个月的全部收入。 “我家里遭过水。“陶爱民说，“小时候的事。“ 这句话不是真的。他家里没遭过水。但方老师不需要知道这个。她需要的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这五十块钱的分量不那么扎眼。 方老师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行。你先回去吧。“ 她没有再多问。 陶爱民出了教室，往宿舍走。走廊空荡荡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闷闷地响。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忽然站住了。 不是走神。是有什么东西涌上来了。 水的味道。 不是雨水的味道。是洪水。黄浊的、带着泥腥和腐烂植物气息的洪水。他的鼻腔深处忽然被这个味道填满了，像有人把一碗浑水灌进了鼻子里。 堤坝。 他看见了堤坝。不是学校的堤坝，是河堤。灯光在黑暗中晃动，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沙袋堆。有人在喊号子。号子声和河水拍堤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调子走形的歌。 他站在堤上。穿着雨衣，雨衣里面全是汗。脚下是松软的泥，每踩一步都往下陷。手里拿着手电筒，光柱照着水面上漂浮的东西——树枝、塑料布、不知道是什么的黑色物体。 水面上有一股味道。不是泥腥。是碱味。洪水退了以后的碱味。像石灰，又像烧过的灰。 他在那道堤上待了十一天。从到达的那天起，到撤离的那天止。中间没换过衣服，没睡过一个整觉。 “同学？同学？“ 有人拍他的肩膀。 陶爱民回过神来。一个学生站在面前，矮个子，戴眼镜，不认识。 “你站这儿有一会儿了，没事吧？“ “没事。“他动了动肩膀，“在想事。“ 矮个子学生“哦“了一声，绕过他下楼去了。 陶爱民站在楼梯口，手扶着栏杆。栏杆是铁的，凉。 手掌心里全是汗。 他深呼吸了三次。油墨味、雨腥味、走廊里来苏水的消毒水味——这些味道把他拉回来了。 他继续走。步子比刚才慢，但稳。 回到宿舍，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周文远在对面床上算数据，笔尖在纸上刷刷响。 “老陶，你脸色不好。“周文远头也没抬。 “没事。淋了点雨。“ “伞呢？“ “忘带了。“ 周文远“嗯“了一声，继续算。 陶爱民从枕头底下抽出硬皮本，翻到国债数据那一页。 上海和临江的国债柜台报价，一条一条排着。价格在涨，涨幅在收窄。 水灾一来，涨幅会重新拉开。 他把硬皮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接下来几天，他每天去报刊室追着看灾情报道。别人看灾情是看新闻，他看灾情是看行情。 他在硬皮本上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演。 水灾直接损失——农田淹没、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毁——报纸上还没有汇总数字，但按受灾面积和人口推算，少说上百亿。上百亿的重建资金，财政拿不出来。发债是唯一的选择。发多少？怎么发？利率定多少？这些他不知道，但方向是确定的：利率会往上走。 他翻到前面抄的数据，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六月底买入，报价一百零四。现在报价一百零六。涨了两块钱。水灾的消息一出来，七月中旬的报价可能跳到一百零七以上。十二月新债正式发行前后，可能到一百一十。 到一百一十卖掉，两万九的本金，收益将近两千块。加上利息，总收益在两千以上。 他把笔搁在硬皮本上，闭上眼，想了一会儿。不是在想赚多少——是在想最坏的情况。万一政策变了？万一国债流通市场关了？ 不会。这个方向不会变。国债流通市场刚放开，关不了。利率已经提上来了，不会降回去。趋势在那儿摆着。 七月上旬，淮河第三次洪峰过了。报纸上登了航拍照片，整个寿县以南一片汪洋。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报纸的边缘。 铅字的油墨蹭到指肚上，黑的一道。 他想起堤坝上那个碱味。水退了以后，地上会结一层白碱。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小陶，你最近看的报比谁都勤。“张老师一边整理架子一边说。 “家里有亲戚在安徽。担心。“ 张老师叹了口气。“今年这水，百年不遇。“ 百年不遇。陶爱民没接话。他知道这不是百年不遇。一九五四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八年。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来一次，国债就涨一轮。 但这一次他赶上了。不只是赶上了——他提前布了局。 七月中旬，报纸上的灾情报道开始减少。重建的消息多起来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些词出现在标题里，频率一天比一天高。 陶爱民知道，财政部的新债快来了。 果然。 七月二十号那天的《经济日报》，右下角一条不起眼的消息： “据悉，财政部拟于下半年发行一九九一年国库券，利率较此前有所上调，具体方案正在制定中。“ 陶爱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五秒钟。 他把这条消息抄进硬皮本。抄完之后，在旁边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三个字： 已买入。 第27章：教授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一台老式台扇。书架上塞满了书，中文译本挤在一起，把隔板都压弯了。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落款是程教授自己的名字。 程教授坐在桌子后面，陶爱民坐在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两杯茶。 搪瓷杯里的茶叶梗竖在水里，像一根针。 程教授没有马上说话。他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然后看着陶爱民。看了有十来秒。 “陶爱民。你哪年生的？“ “一九七二年。“ “今年十八。“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三句话——“程教授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不像是十八岁的人能说出来的。“ 陶爱民没接话。 “我不是说你抄了谁。“程教授说，“我是说那三句话的分寸。第一句讲效率，第二句讲公平，第三句讲边界。三句话不多不少，每句都在点子上。这不是书读得多就能说出来的——这是有阅历的人说的话。“ 陶爱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梗。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见的多了。“ 程教授盯着他看了几秒。 “我教了四十年书，“程教授说，“见过聪明的学生、刻苦的学生、背书背得快的。但你这种——“他想了想，“你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不像学生。“ 陶爱民没说话。 “我不是要盘问你。“程教授笑了一下，皱纹在眼角堆起来，“我是想了解你。你愿不愿意说，是你的事。“ “程老师，“陶爱民把茶杯放下，“有些事我没法跟您说清楚。但我可以保证一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想明白的，不是背来的。“ 程教授看了他半晌。然后点了点头。 “行。我信你。“ 他伸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推过来。纸上印着几行字，是学校的红头文件：“东江大学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竞赛通知“。题目方向写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这个竞赛，十二月初截稿。你写一篇论文参加。“ 陶爱民看了看通知。没有马上答应。 “题目大。“他说。 “大题小做。“程教授说，“你今天说的那三句话，扩展开来就是一篇论文。别写空的，写你自己的观察。你有观察。“ 陶爱民想了一下。“我可以试试。“ “不是试试。是写。“程教授语气不重，但不留余地，“你这个脑子，不写可惜了。“ 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像是在强调什么。 “你这个脑子，将来要么去做官，要么去做学问。“ 陶爱民手一顿。 “做官的话，“程教授端起茶杯，“记住你今天说的那三句话。“ 陶爱民看着他。程教授的眼睛浑浊，但里面有东西——是四十年教书生涯练出来的那种穿透力。不是锐利的穿透，是慢的，像水渗进土里。 “做学问也行。“程教授接着说，“但做学问的人，嘴巴上要多一层把门的。今天你当着全班说那三句话，没问题——这里是学校，说什么都行。以后到了外面，说每一句话之前都得多想三秒。“ 陶爱民站起来。“程老师，我记住了。“ “坐着。“程教授摆了摆手，“茶还没喝完呢。“ 他又坐下来，端起杯子。 两个人喝了一会儿茶。没说话。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在程教授的花白头发上，发丝边缘亮着一圈银光。楼下操场有人在喊什么，隔着窗户听不真切。 “程老师，“陶爱民开口了，“那个论文竞赛，我想写一个方向。“ “说。“ “计划与市场的边界。不写理论，写案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写，写到乡镇企业，再到现在的国债流通市场。每一个案例里，计划退了一步，市场进了一步，但退到哪里、进到哪里，是有边界的。“ 程教授放下茶杯，看着他。 “国债流通市场？“他问，“你研究过这个？“ “看过一些数据。“ “什么数据？“ “上海和临江的国债柜台报价。从今年一月抄到十月。“陶爱民说得很平，“价格在涨，但涨幅在收窄。水灾以后涨幅重新拉大了。“ 程教授沉默了几秒。 “你一个一年级学生，在抄国债报价？“ “抄了快一年了。“ 程教授又看了他几秒。这次看得比刚才长。 “好。“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写。数据我来帮你把关。“ “谢谢程老师。“ 陶爱民把茶喝完，站起来告辞。 “论文的事，你放心写。“程教授也站起来，送到门口，“写完拿来给我看。别拖到截稿前一天。“ “不会。“ 他出了办公室，下楼。 楼梯间的光从天井里漏下来，四四方方的一块，打在水泥台阶上。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做官。程教授说他适合做官。他确实适合。这一世打算做官。但这次，要做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在那三句话里。 不是今天想出来的。 是很久以前，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想出来的。一张铁床，一个塑料桶。三年里什么都想过，最后想明白的就是那三句话——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再分配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有些东西不能全交给市场。那三句话，是用半辈子的教训换来的。 今天他说出来了。在一间大学的教室里，对着一群十八岁的学生和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教授。说得比在那间屋子里想的时候还平静。 他走出教学楼。十月的阳光打在脸上，暖的。 然后他想起来——国债。国债价格的高点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水灾后的行情，会在年底到顶。他得在十二月卖掉。不是现在，再等一个月。 回到宿舍，他从枕头底下抽出硬皮本。翻到国债数据那一页，上海和临江的报价一条一条排着，最新的数据是上周抄的——一百零八点五。 七个月，从一百零一抄到一百零八。两万九的本金，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到十二月卖掉，总收益可能到两千以上。这是他第一笔真正的投资收益——不是靠工资攒的，不是靠勤工俭学抠的，是靠判断力赚的。 他从笔袋里抽出一支笔，在国债数据那一页的空白处画了一个圈。 圈住的不是某一个数字。是整页。 这页上的数据，他看了大半年了。从一百零一到一百零八，一条一条，像潮水涨上来的水痕。 周文远从上铺探头下来，看了一眼。“老陶，你在画什么？“ “画个圈。“ “什么意思？“ “到时间了。“ 周文远“哦“了一声，缩回去了。他没问“什么到时间了“。知道问了也白问。 陶爱民把硬皮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躺下来。 那三句话不是今天才想出来的。是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对着天花板想了三年才想明白的。这次，他要在还没走进那间屋子之前，就把那三句话记住。 窗外有人在喊：“陶爱民——陶爱民——电话。“ 他翻身下床，趿着拖鞋下了一楼值班室。 值班室老头递过听筒：“经济系的，说是你辅导员。“ “喂？方老师？“ 方老师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杂音。“陶爱民，你上次募捐的事——学校想推一个救灾先进个人，你考虑一下。“ “不了，方老师。真的不了。“ “你考虑考虑。“ “不考虑。“他停了一下，“方老师，我捐那五十块钱不是为了评先进的。评了就不是那回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行。“方老师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把听筒放回去。值班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播新闻——灾后重建进展，某某省拨付多少救灾款。 灾后重建。拨付。救灾款。这些词太熟了。 他转身回楼上，拖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啪嗒啪嗒响。 回到宿舍，他没再翻硬皮本。躺下来，闭上眼。 脑子里转的不是国债。也不是程教授。 是苏晓晴借书卡上那几行字。四本书，两个方向。一个种果树的姑娘，在借国债的书。 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回头我帮你找本书。“ 他还没还这个承诺。 明天是周一。她说周五还书。今天周五。 那本《国债理论与实务》，该还回来了。 第28章：国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临江落了入冬头一场雪。 雪不大，落地就化。报刊室的炉子烧得旺，管理员宋大姐往里添了两块蜂窝煤，嘟囔今年煤紧，要省着烧。 陶爱民把当天的报纸理顺、插架，回到桌角，翻开自己那本小账。 国债行情，他记了七个月。九十七块五吃进三万面值那天，他在本子上画了一条线，线后头写了一行小字：一百零五，走。不贪。 十一月，临江证券业务部门口的小黑板上，九一年国库券挂牌价爬到一百零三。十二月上旬，一百零五。他没有动。 那几天营业部门口总聚着一堆人，围着小黑板议论。一个戴皮帽子的说，年底能看到一百一；旁边人笑他没根，两人差点吵起来。陶爱民站在人堆外头听了两句，走了。 行情这个东西，越有人喊价，越要走自己的线。 十九号那天，黑板擦过，粉笔字换成了：一百零七。 他中午又去看了一遍，确认没看错。第二天一早，去了柜台。 “同志，出。“他把三万面值的国库券从挎包里取出来，码进铁栅栏底下的凹槽。 柜台里的姑娘抬眼看了他一下。学生模样，出手就是三万面值，这种客人一年碰不上几个。她抽出放大镜，一张一张过：看水印，摸版纹，又抽了两张对着窗光照。 验完，点钱。没有点钞机，全凭手。一百张一沓，皮筋扎好，一沓一沓从栅栏底下推出来。 点到最后，姑娘多嘴了一句：“不再等等？看着还要涨。“ “落袋为安。“陶爱民说，“涨上去的，是别人的了。“ 三万二千一百块。 他把钱贴身装好，包带勒在肩上，走出营业部。街上化雪，泥水混着煤渣。他一步一步走回学校，没逛街，没下馆子。 成本二万九千二百五，到手三万二千一百，账面利润两千八百五十块。七个月，百分之九点七。 不算厚。 跑国库券那两年，一趟合肥一趟南昌，挤车、蹲站、睡浴室，利润比这厚。可那时候缺本钱，挣的是腿钱。如今本钱攒起来了，就该换一种挣法——挣趋势的钱，挣信息的钱，不挣辛苦钱。 出手那天晚上，同宿舍的赵德海问他：“都说到年底能涨到一百零八，你急什么？“ “我定的线是一百零五。“陶爱民说，“多出来的两块，是别人运气，不是我的本事。“ 赵德海撇撇嘴，没再问。问也问不出更多——这人的账，从来不给人看第二页。 元旦后他又去了一趟营业部，黑板上一百零八了。他站了半分钟，转身走。心里像有人拿小钩子挠了一下，挠完就过去了。 券卖完了，人没闲着。 合肥有个宋头，圈里人叫他把号头子，手底下七八个乡下收券人，货散，价低，凑不成大数。南昌万寿宫有家邮票社，涂老板开着，门面上卖邮票，后屋收国库券，手里压着现钱，专吃大单。 这两个人，是他跑了两年腿攒下的交情。一个有货没钱，一个有钱没货，中间差的，就是一条信得过的线。 十一月中，他去邮电局挂了个南昌长途。长途要排队，轮到他，手心里全是汗。 “涂老板，我给你搭个桥。合肥有货，面值一万上下，价钱你们两家自己谈。我不管价，只抽面值的三个点。货你验，钱他点，我不沾手。“ 电话那头沉了一会儿。“小陶，你人不到场？“ “我不到场。人到场，这钱我就不好意思抽——我抽的不是跑腿钱，是保人的钱。宋头的货，两年了，出过一张假券没有？“ “……两个点行不行？“ “不行。“陶爱民说，“三个点里，一分是给宋头手下人喝茶的，一分是电报和长途的茶水钱，落到我手里的就一分。两个点，这条线我搭不下来，你也得另找人。“ “你这嘴。“涂老板在电话那头笑骂，“发货。“ 回来路上他进了趟储蓄所，存两万，活期。留一万二千一百在手边——做中介要垫电报费、周转头寸，现金不能压死，也不能全露白。这习惯是跑券那两年养下的：钱分两处，一处生息，一处办事。 第一趟，面值一万，成了。汇款单上三百块佣金，附言栏空着。 第二趟出过一点岔子。宋头发货迟了三天，涂老板那头不悦，来信的话头很硬。陶爱民两边各去了一封信，给涂老板说迟的三天里行情没动、货一两不少；给宋头说下批货再误期，这条线他只好另搭别人。两头都回了软话，货照走，钱照结。 到一月，前后搭了六趟。面值从八千到一万二不等。最大的一单，涂老板压价压得凶，宋头拍来电报骂娘。陶爱民两边各去了一封信：给宋头的信里，自己让出半分佣金；给涂老板的信里，添了一句“下批货比这批齐整“。两头都落了面子，单子成了。 事后宋头写信来问那半分是什么意思。他回了七个字：路长，不挣最后一分。 六趟佣金，合计一千八百块。电报费、长途费、信纸邮票，他都记进成本栏——一毛五一个字的电报，六趟下来花了九块多。做中介看着不动腿，动的是纸和墨，一样是本钱。 第七趟，他没有搭。他给宋头去了封信，说年后这条路要收一收。宋头回信骂他死脑筋，有现成的钱不挣。骂完，照旧寄来一包芜湖瓜子。 他看得明白：转让市场一放开，差价一年比一年薄，这碗饭吃到头了。饭吃到头，人情不能吃到头——线留着，路以后再说。 报刊室的勤工俭学，八块一个月，他领了十一个月，八十八块。钱薄，可这是学校发的，干净，记账的时候单列一栏。 一月中旬的一个夜里，他在宿舍合账。 现金、存款、汇票兑开的，拢共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块。 这一年的增量，他用铅笔在底下拉了一道横线：国债，两千八百五十；中介，一千八；勤工俭学，八十八。合计，四千七百三十八。 他盯着这行数看了半天，又添了一行小字：比跑十趟车少，但不动腿、不缺课、不担险。 写完，合上账本，塞回褥子底下。 腊月里报刊室清闲。他照常值班，把积压的旧报纸一份一份理出来，按月捆好。翻到一摞《解放日报》的时候，手停住了。 十一月底的一张，中缝，铅字小得要贴到纸上才看得清，夹在一条修锁广告和一条征婚启事当中： 上海将发行股票认购证，每张三十元。 他把这行字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又倒回来，看了第三遍。 三十块，一张。一个工人小半个月工资，换一张纸。这张纸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一个“可能“。 他想起九十七块五那天。当时营业部门口也是一片观望声，都说国库券是死钱。后来呢？ 头顶的灯泡嗡嗡响。他把报纸照原样插回架子上，坐回桌角，往炉膛里添了最后一块煤。 窗外，雪又下起来了。 第29章：家信 一九九二年一月，期末。 系里贴出考试安排，经济系的走廊里一夜之间全是背书声。陶爱民考得省力，功夫都在课外，课上那点东西，他闭着眼能画出框架。 政治经济学那场，最后一道论述题，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他笔顿了顿，把知道的三成写了上去，规定动作，一步不多。阅卷老师想看到的，是课本上的话；课本外的东西，写多了招眼。 成绩出来，年级第二。第一名是二班的方蕾，一个把教材抄了三遍的女生。赵德海替他不平，说你要是全发挥出来第一是谁还不一定。他说，第二挺好，第一要上台领奖，要照相。 收发室的窗口一周开三次。十五号那天，门房老张头隔着一摞报纸喊他：“经济系，陶爱民，两封。“ 一封是父亲的。信封用供销社的账纸糊的，邮戳是清河公社。 父亲的字，铅笔写的，一笔一划，像在账本上落数。信不长： “家里都好。你寄来的钱，我拿四块五配了副老花镜，戴上看账本清楚了。你妈起先说我糟蹋钱，后头见我把今年的账念得顺顺当当，又说这钱花得值。地里麦子浇了冻水，长势不赖。你在学校吃饱，别省。“ 陶爱民把信读了两遍，折好，插进床头的搪瓷缸里。 上个月他寄回去二十块，一半是孝敬，一半是想让父亲把家里的账立起来。账立起来了，钱才守得住。父亲这些年跟着他分红，手里有几个钱，没个账，钱是糊涂钱。 另一封是弟弟卫东的。字不是他的，是县农机站会计代笔，写得周正，还带着公文的腔： “哥：我拖拉机学完了，考证那天倒车一把进库，教练说了不起。镇上修农机的活，我接了三单，一单两块，钱都交给妈了。你在大学好好念，别惦记家。“ 两块钱一单。陶爱民算了一下：六块钱，弟弟要在冬天的镇上蹲三个下午，手泡在柴油里。 他没打算在回信里夸卫东。夸多了，人就飘。他只回了一句：修的是柴油机还是汽油机？下次信里说说毛病出在哪。 腊月二十前，同村贩姜的老乡来省城进货，捎来舅舅一句话：问爱民还跑不跑买卖，不跑了也吭个声，舅舅手里压着两万块闲钱，搁着也是搁着。 陶爱民请老乡在学生食堂吃了顿饭，一斤馒头，两份大锅菜。老乡吃得满头汗，一边吃一边说：你舅舅那铺子如今红火，年前光红糖就出了十几箱，腊月里他还在念叨你，说这外甥两年没走岔过一步。 “他真这么说的？“ “当着我的面说的。他还说，“老乡扒了一口馒头，“你要是不跑买卖了，可惜了。“ 陶爱民笑笑，给他添了半勺菜。 临走，他只托回去一句话：年后给舅舅去信。 回宿舍，他在小账本最后一页开了个新栏，栏头两个字：可借。底下记了一笔——舅舅，两万，闲钱。 认购证的事，他一个字没往外提。 道理他想得很透：事没落地之前先张嘴，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成了，别人看见的是钱；不成，别人记住的是你这个人不牢靠。买卖没落袋，不说话。 他给家里回了信。写了半页，撕了；再写，又撕了。最后一稿，五行： “都好。期末考了年级第二名。寒假留校看书，路远，省下路费买书。给妈称了两斤红糖，随包裹寄出，查收。勿念。“ 五行，够了。多一个字，母亲就要多想一夜。留校这话，他去年说过一回，家里已经惯了。 第二天他去邮局。邮局里排队，前头一个老太太寄一双棉鞋给北方的儿子，填单子的时候手直抖。轮到他，红糖两斤，柜台用牛皮纸包好，麻绳十字捆扎。包裹单上“内装何物“一栏，他一笔一划写：红糖，两斤。 营业员称重、盖戳，把回执从铁窗底下递出来：“给家里寄的？“ “给我妈。“ “孝顺。“营业员说，“这年头，学生娃往家寄东西的，少见。“ 他把回执收进贴身口袋，走出邮局。街上响起零星的炮仗，年关近了。 考完最后一门，校园一下子空了。 成绩单是留校的学生代领的。他看了一眼，折起来，收进抽屉。第二名，跟他说的一样：第二挺好，第一要上台领奖，要照相。 腊月二十八，他去系里给程教授拜了个早年。教授家里一屋子书，桌上一盆水仙。程教授问他寒假怎么安排，他说留校看书。教授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几页讲义目录，手抄的，递给他：“开春的论文竞赛，题目我先给你圈了个范围。别误了。“ 他接过来，说记下了。出门的时候，教授送到门口，又添了一句：“少花心思在课外那些事上。“他应了一声“好“，没辩解。有些事，做成了再说，比说了再做稳当。 送同学上车的路上，赵德海问他：“过年真不回？“他点头。赵德海又问：“一个人守楼里，不冷清？“ “冷清好。“他说，“冷清的时候，脑子最清楚。“ 家信是腊月二十六到的。还是父亲的字，更短： “钱和红糖都收到。你妈让我写：红糖舍不得吃，锁在柜里，来客了才冲一碗。腊月里杀了年猪，一半卖了，一半腌上。卫东交的六块钱，你妈缝在他枕头里，说给他将来娶媳妇。家里勿念。“ 信封里另有个小布包，针脚缝死的。他拆开——一双棉鞋垫，千层底。 白布包边，针脚密，一针挨着一针，纳底的红线在脚心处盘了个小小的疙瘩。是母亲的手艺。他记得这双手，一到冬天就裂口子，裂了，缠一圈胶布，接着纳。 宿舍里就他一个人。楼道的水管冻上了，走廊尽头的窗玻璃破了一块，风灌进来，呜呜的。楼管孙大爷查夜，看见他屋里亮灯，隔着门喊了一句：“小陶，炉子封好再睡。“ 他应了一声。 他把鞋垫托在手里掂了掂。很轻，压手。 母亲不识几个字，这双鞋垫就是她的信。一针一针，纳了不知道多少个晚上。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煤油灯底下，母亲纳鞋底，他趴在桌上看账本样的小人书，谁也不说话，就听见麻绳勒过千层底的吱吱声。 他脱了棉鞋，把鞋垫垫进去，抚平，重新穿上，系紧鞋带，在水泥地上来回走了两趟。 脚底下是实的。 他坐回桌前，把台灯拧亮，摊开账本。账本第一页，四千二百块的旧数字还在。他翻到最新一页，笔尖悬了一下，落下去，写：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 写完，他低头看了看床前的棉鞋。 外面的炮仗声密起来了，一阵接一阵。他把账本合上，塞回褥子底下，脱衣，熄灯。 黑暗里，他把脚往被窝深处收了收。 鞋垫在床前的棉鞋里，明早还要穿。 第30章：周文远 寒假第三天，宿舍楼空了大半。 水房的水管冻上，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暖壶的滴水声。陶爱民每天七点半起床，去教学楼三楼那间大教室——假期开放的两间教室之一。教室里生不起炉子，全靠一身棉衣扛。 教室里通常只有一个人：周文远。 周文远家在云州山区，来回车票加两趟转运，要十四块。他说得直白：“十四块，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书在哪都能看。“ 两个人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各占一头。 周文远在看统计学。下学期的课，他提前自学，教材从图书馆借的，假期只准借七天，他抄。不只抄公式，书上的例题，他一道一道重新算过，算完在页边标上日期。陶爱民瞟过一眼，三十多道例题，没有一处涂改。 陶爱民抄的是政策合订本。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社论、价格调整的文件，他把里头带数字的段落全摘下来，按行业分栏：粮、棉、油、煤、运。 两个人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中午一起去食堂，打饭，回来接着干。傍晚去水房抬一趟水，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也不怎么说话。 有一回抬水，周文远忽然开口：“你们那的雪，落地就化？“ “临江靠江，湿冷。“陶爱民说，“云州的雪呢？“ “能积一冬天。“周文远说，“我小时候最高兴下雪——下雪粮站不进出库，我爸能在家歇一天。“ 水桶在扁担上晃，两个人的白气在路灯底下缠到一起。 “过年不回，家里不惦记？“陶爱民问。 “我妈不识字，我妹替她写信，一封信一个礼拜。“周文远说，“我留校挣家教的钱，开春给我妹交学费，我妈能高兴一正月。“他顿了顿，“你呢？“ “家里知道我留校，信里都交代过了。“ 周文远点点头，没再问。走了几步，他忽然又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留下不是看书。看书的人，眼睛在书上；你的眼睛，一半在账上。“ 陶爱民笑了一下，没接。雪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 有一回陶爱民抬头，看见周文远在页边画格子。横格竖格，数字对得整整齐齐。 “账本格式？“他问。 周文远头也不抬：“我爸的格式。“ 就是那天下午，周文远说了他家的事。 他父亲在镇粮站管秤，一个月工资六十二块，养一家四口。母亲在缝纫社踩缝纫机，妹妹读初中。周文远打小帮父亲记账，九岁会打算盘，十一岁能把一个季度的进出库单据誊清楚。 “粮站的账，进出库，笔笔要有单据。“周文远说，“我爸的规矩：单据不过夜。当天对，当天清。“ 他说了个事。 有一年腊月，粮站封账，账面比库房短了两斤粮。两斤，按收购价一毛两分一斤算，短的东西不值两毛钱。按理，写个损耗说明，站长签个字，就翻篇了。 他父亲没签。 搬了铺盖住进粮站，三天。把当年的进出库单据翻了一遍——不对。又翻第二遍——还是不对。第三遍，一笔一笔用秤复核。最后查出来了：一只麻袋浸了水，受潮，称重的时候平白多了斤两。 “后来呢？“陶爱民问。 “麻袋拆下来晒干，重新过了一遍秤。账平了，才封。“周文远说，“我爸回家那天是大年三十下午，我妈把留给他的那碗肉又热了一遍。“ 他手里的笔没停。 “两斤粮食，不值一毛钱。可我爸说，秤上的事，差一钱都不行。“ 教室里很静，窗外的雪光照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 陶爱民没接话。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见过的那些账——会议室里的、文件上的、报纸中缝里的。数字越做越大，毛病越做越小，小到最后，谁也看不见。多少亿的口子，就是从“差一钱不算事“这句活上，一点一点撕开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账本，翻开，推到桌子中间。 “你看看这个。“ 周文远放下笔，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国债的进价出价，六趟中介的佣金，勤工俭学的八十八块，每一笔后面都注着日期和事由。翻完，他把账本推回去。 “记成这样，不像学生。“他说，“像粮站。“ “你爸那种粮站。“陶爱民说。 周文远笑了一下，低头接着抄他的例题。 抄了一会儿，他忽然又开口：“你天天算账。算什么？“ “算一笔买卖。“ “开春做的？“ 陶爱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周文远也就没再问。这是周文远的好处——他的好奇心长在数字上，不长在别人身上。 大年三十，留校的学生拢共十几个，食堂加了两个菜，还包了饺子。 下午两个人提早去了食堂，帮大师傅包饺子。周文远包的饺子，褶子捏得一边十二个，齐齐整整立在案板上，像等着过秤。大师傅看了直乐：“小周，你这手该去点心店。“周文远说这算什么，他家过年包饺子，他奶奶要求一盖帘上不许有两个重样的。 白菜猪肉馅，皮厚，实在。大师傅给每人多舀了半勺醋，说大过年的，都吃好。 十几个人拼了两大桌。有个数学系的老博士生，三杯酒下肚，带头唱起了歌，跑调跑得厉害，一桌子人跟着笑。 周文远从铺盖底下摸出半瓶山芋干酒，家里带来的，本来是给他爹的。他爹让他带上，说到了大学敬老师。没敬出去，留着过年。 两个搪瓷缸，一人倒了小半缸。 酒很冲，一线火从嗓子烧到胃里。周文远呛了一下，脸涨红。 窗外有人放炮，稀稀拉拉。远处宿舍楼上，不知谁挂了只灯笼，风一吹，一晃一晃。 三杯酒下去，周文远的话多起来。说他妹妹数学比他好，可惜是丫头，家里咬着牙供，供到哪年算哪年；说他爸的手上全是茧，握秤杆的那道沟最深；说云州的冬天比临江冷得多，雪能下到膝盖。 说到后头，他忽然停下来，盯着陶爱民看。 “陶爱民。“ “嗯。“ “你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佩服的人。“周文远说，“但你也最让我看不透。“ “账给你看过了。“ “账不是人。“周文远摇头，“你上课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是三句。你天天记账，花钱比谁都省。你十八岁——“他顿了顿，端起缸子又抿了一口，“十八岁的人，不该像你这么沉。“ 食堂的灯泡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远处又一阵炮仗，密起来，是接年了。 陶爱民没接话。 有几句话，他喉咙里滚了一下。说早了，是负担；说错了，是隔阂。他咽了回去。 他端起碗，喝了口饺子汤。 汤是热的，烫嘴。他小口小口地咽，一直把那口汤咽完。 第31章：年终盘点 大年三十夜里，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化开的雪又冻住了，路面结着一层薄壳，一步一响。 楼道没灯，他打着手电上楼。宿舍就他一个人，周文远住三楼另一间，晚饭后各自回了屋。 他从床板底下拖出木箱，开锁，取出三样东西：现金一沓，存折两个，账本一本。 先点钱。一百张一沓，皮筋扎紧。手指头冻得发僵，点到第三沓才顺过来。点完现金，再把两个存折的数目用铅笔抄在草稿纸上，跟账本对。 合计：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块。 从四千二百块起家，一年半，八倍。 中间的坎，账本上一笔一笔躺着：头一回跑券挣的三百六十，后来一趟一趟的腿钱，模拟法庭那阵子落下的一个月勤工俭学，还有买国债时咬牙填的那张提前支取单。数字是死的，可每个数字后头都有一夜没睡好的觉。 他对着这个数坐了一会儿，没什么得意。这钱在临江是笔巨款，够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挣三十年。可放到他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用三十块钱一张纸头赌明年的地方——不够看。 真正的本钱，是腊月里从报刊室那张《解放日报》中缝带回来的消息。 那个年假，他跟宋大姐借了报刊室的钥匙。宋大姐要回娘家过年，把一串钥匙交给他：“炉子别熄，报纸别乱，初十我来。“就这么两句话。 十二天，他天天在空荡荡的报刊室里坐六个小时。 炉子烧着，旧报纸一摞一摞往桌上搬。屋里冷，墨水冻得下水慢，他就把钢笔揣怀里焐着，写几行，再焐。中午不回宿舍，两个冷馒头，就一搪瓷缸开水。最冷的那两天，他把母亲纳的鞋垫多垫了一层——脚不冷，人才坐得住。 宋大姐初十回来，看了一眼理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架，又看了看他冻裂的手背，说了一句：“你小子，比我还守屋。“ 抄出来三个本子。 第一个本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九号开业，开业时八只股票，人称老八股。开户的条件、交易的品种、每天允许的涨跌幅度，一条一条抄。涨跌的幅度小得很——钱不是飞上去的，是爬上去的。爬得慢，才爬得高。这一条，他抄了两遍。 第二个本子，已上市股票的走势。延中实业、真空电子、豫园商场，从报上的旧行情倒着往前捋，一个月一个月捋，捋出一根根歪歪扭扭的线：真空电子，一年出头，股价翻了几倍。这不是炒出来的，是挤出来的——钱往一个门洞里挤，挤出来的高度。 第三个本子，认购证的规则。三十块一张，不记名，不挂失。全年有效，分批摇号，中一签，按规则认购新股。发行量多少，报上没说，只说“面向社会公开发售“。 抄到“不记名“三个字的时候，他把笔停住了。不记名，就意味着这东西是货——能攥在手里的货，丢不了账，也赖不了账。这一条比什么宣传都实在。 三个本子摞在一起，砖头厚。 点着手电，他在草稿纸上推演。 买两千张，成本六万。中签率按一成算——发行量没公布，一成是他拍的，往上不敢想，往下，他就当它一成——能中两百签。每签按规则认购新股，新股上市，溢价按三倍到五倍算，这是从老八股的走势里推出来的，不算凭空。 三种情形，他各写了一行。 最坏：中签率不足一成，新股溢价低于预期，六万块缩水一半。这一行底下，他画了道横线，注了四个字：能否承受。答案是：能。舅舅的闲钱、家里的底子、自己的本金，这个亏法伤肉不伤骨。怎么填？暑期再跑两趟券，能挣八百到一千；明年转让市场放开前，中介还能再做半年——两年，能把窟窿填回来。他连填窟窿的顺序都排好了：先舅舅，再父亲，最后自己。 居中：中签一成，溢价三倍，翻番有余。他在这一行后头落了个数：六万进去，十二万上下出来。写完他自己盯了半分钟，把这个数也划掉了——纸上不留盼头，盼头写在纸上，人就想入非非。 最好：不写。他不让最好的那个数出现在纸上。纸上只留算得出的，算不出的，留给自己熬。 六万从哪来？ 自有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差两万六千多。 能开口的路，他一条一条过。 同学，不行。都是助学金养着的人，三百五百凑起来，是人情，也是把柄。老师，更不行。程教授那样的人，钱一沾上，话就说不成了。社会上借，高利贷那种，碰都不碰——利钱能吃人。 过到最后，剩下两条。 舅舅，两万，闲钱，年前托人带过话。账本“可借“一栏里记着，等着。两年前跑券的起家本钱，就是舅舅借的，一分二厘的息，去年连本带利还清了。底子是打过的。 家里，五千。这两年他往家里交过几回钱，父亲一分没花，全存在信用社。他在心里估过，家里能拿出这个数，不伤筋动骨。 为什么只借五千，不借一万？他也想过。五千，是父亲不问就能拿出来的数；到了一万，父亲就得问，问完还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完，两个人夜里都得翻身。借五千，是钱的事；借一万，就成了全家的事。买卖是自己的，不该让全家陪着熬。 还有一层：这半年，钱是死的。认购证攥在手里，现券不能压钱，中介的周转也得停。等于赌桌上押了注，桌下的营生全停摆。他把这一条也写进了最坏的那一行底下。 加起来，两万五，加上自有的，接近六万。 借不借？他把手电关了，在黑暗里坐了十分钟。 风险他清楚：认购证要真成了废纸，这三笔钱就是三座山。可他也清楚另一头——那种墙一样的行情，一辈子未必撞上一回。撞上了不去挤，往后每一个年三十，他都得跟自己算这笔账。 手电重新打开。 他翻到账本最新的一页，笔尖顿了顿，写下两行字： 借两万，凑六万。 两行字下面，又添了一个日期：正月初八前，钱到手。 写完，他把账本和三个本子摞在一起，放回木箱，落锁。钥匙拴在一截棉线上，挂进贴身的衣领里。木箱推回床板底下，他弯着腰，在黑暗里又摸了一遍锁扣——锁上了。 躺下，把被子裹紧。 窗外的炮仗声从稀落变成一片，零点到了。有人在楼下喊过年好，声音在空楼里荡了很久。 他睁着眼，听了半宿。 第32章：三十块一张 正月初六，邮局一开门，他就去了。 日子是他算好的：初六寄信，初七到舅舅手里；舅舅性子急，最迟初八必有回音；钱若顺当，初十前后到手——开学在正月十六，前后不耽误。借钱这种事，跟赶车一样，得把每一站的钟点都排进去。 给舅舅的信，他在宿舍写了三遍。头一遍写了“上海“两个字，撕了——地名一出，舅舅要问，问了他就得编。第二遍写了“稳赚“，也撕了。最后一遍，落笔是这样的： “舅舅：年好。我手头有个稳当的投资，本钱凑不齐，想借两万，半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利息照旧。买卖的路数，等钱到手当面给您说囫囵。外甥爱民。“ “稳当“两个字他掂量了很久。稳当不是稳赚。他不骗舅舅，也不把话说满——话一说满，就成了卖假药的。 信封好，他又把信拆开看了一遍，把“路数“改成了“章程“。路数是江湖话，章程是买卖话。舅舅吃买卖话。 初八，电报到了。 邮电局的绿柜台上，电报纸推开，他一眼扫到底，八个字： 钱在，人来拿钱，勿误。 落款是舅舅的名字，电报挂号底下还压着一行小字：加急。 当天下午，他坐上长途汽车。四个钟头，土路，车窗插销坏了，一路漏风。车厢里挤着挑担的、抱鸡笼的，他把棉袄抱在胸前，靠着椅背装睡，谁搭话都只应一个字。 到邻县县城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舅舅的南北货铺子还没打烊。老头儿围着蓝布围裙，正在上门板，柜台上摆着一把油亮的老算盘，玻璃罐里装着桃酥和水果糖。看见他，把门板往墙上一靠：“吃了没？锅里有面。“ 面里卧了两个鸡蛋。舅妈在灶间探出头，说了句长高了，又缩回去看火。 吃完面，舅舅从里屋的樟木箱底下取出一个报纸包。报纸揭开，两万块，十块面额的，一沓一沓码得整齐。 “点点。“ 陶爱民没点。“舅舅点的，我信。“ “点。“舅舅把脸一沉，“亲兄弟明算账，这是你的规矩，也是我的。“ 他点了。两百沓，一沓一百。点完，他从书包里取出写好的字据：借据两联，利息一分二，半年为期。舅舅接过去看了半天，忽然骂了一句：“见外。“ 骂完，还是签了字，按了手印。 “利息我不要。“舅舅把字据收进抽屉，“我要你半年后回来，把这桩买卖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你打的什么算盘，赔了拿什么还，都得说。“ “行。“ “你就不怕我问，现在不说？“ 陶爱民摇头：“现在说了，您这钱就得掂量一晚上。掂量完，八成还是借我，但您要担一夜的心。何必。“ 舅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笑了：“你这个人，借钱先说赔，连让人操心都替人省了。怪得很。“ 夜里睡在铺子阁楼上，木床，褥子薄，他听得见楼下上门板的响动，还有舅舅和舅妈压低声音说话——听不清，也不用听清。 临走，舅妈往他挎包里硬塞了两包桃酥：“路上吃。跟你妈说，铺子里都好。“舅舅站在门口，最后说了一句：“买卖上的事，胆子可以大，尾巴要收干净。“ 他点点头。这句活，比两万块还沉。 第二天一早，坐头班车回临江。 初十，他给父亲去了信。 这封信更难写。给舅舅借的是买卖钱，给家里张口，动的是父母的底。 “爸：开春我有一件大事要办，需要家里支援五千块。这是最后一次跟家里借钱，往后只有往家拿的，没有往家要的。事成之后，我当面说给全家听。儿，爱民。“ 信寄出去第五天，汇款单到了。邮政汇款，五千元整。 他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隔着铁窗，营业员点了五沓“大团结“推出来，他当场又点了三遍，一张不差。五千块揣在贴身的布袋里，走回学校的路上，他一只手一直没离开过胸口的那个位置。 附言栏里，父亲的铅笔字，就三个： 汇票，拿好。 没有多一个字。没有问干什么用，没有问稳不稳。 陶爱民捏着那张汇款单，在收发室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知道家里那个存折的分量——那是父亲跟秤杆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一两一两攒出来的。五千块，是从里头割下来的一块肉。 父亲不问，不是不心疼。是不问——问了，怕儿子为难。 周文远的钱，是正月十四来的。 那天傍晚，周文远从三楼下来，手里攥着个手绢包，放在他桌上，打开——三沓钱，还有一张存款单。 “三千。“周文远说，“两年攒的。助学金、家教、抄写的活，都在里头。本来想买台计算器，再给家里捎台缝纫机。“ 陶爱民看着他，没伸手。 “你那个投资，让我看着学。“周文远把钱往前推了推，“不要利息。就这一个条件。“ “账你随时看。每一笔。“陶爱民说，“但丑话在前——亏了，算我的，我打欠条，两年还清。“ “你打什么欠条，“周文远皱眉，“我是入伙。“ “你这三千，是学费，不是本钱。“陶爱民把钱收了，取出账本，当着他的面记了一笔，“学费我认。入伙我不收——你的钱来得比我苦，不能跟我一起押上去。“ 周文远张了张嘴，到底没争。他盯着账本上那一行字看了半天，点头：“行。学。“ 过了两天，他又下了趟三楼，把一沓纸放在陶爱民桌上——是他自己整理的上海各报刊关于证券的报道摘要，按日期排的，末尾一行小字：猜的。猜错了我只当练字。 陶爱民看完，把那沓纸收进自己的抽屉，什么也没说。两个人都懂：不说是规矩，猜是本分。 开学前一晚，宿舍里就他们两个。 桌上摊着一张纸，陶爱民一笔一笔合账：自有，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 合计：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他把数字圈起来，然后把针线包从抽屉里取出来——母亲寄鞋垫时夹在包裹里的，针、顶针、一轴白线，还有一小截红蜡。 钱分成两份。厚的一份，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用白布裹了，缝进棉袄里襟。针脚学着母亲纳鞋底的走法，一针一针，线在红蜡上拖一遍再走，涩，结实。缝到一半，针尖扎了手指，他把指头含了一下，接着缝。 薄的一份，两万二，缝进后腰的夹层。 缝完，他把棉袄穿上，对着窗玻璃侧身照了照。看不出来。 “去哪？“周文远问。 “上海。“ “干什么的买卖？“ 陶爱民把灯关了一半，只留床头一盏。 “到了上海再说。“ 第33章：上海 二月中旬，临江站，十九点十分的车。 硬座，靠窗，七块五。出门前，他把十五块零钱缝进了裤腰——盘缠和本钱，从来分两处装。这是他跑国库券第一天就立下的规矩，两年没破过。 棉袄里襟贴着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后腰压着两万二。上了车，他把挎包抱在怀里，一夜没敢深睡。 车厢里烟雾缭绕，混着脚臭和鸡笼的味道。对面是个跑供销的，五十来岁，一路嗑瓜子，瓜子皮吐在过道上。他递过来一把：“小伙子，出远门做生意？“ “看亲戚。“陶爱民捏了两颗，谢谢两个字说得客气，人往后靠。 “上海亲戚？做什么的？“ “退休了。“ 供销员讨了个没趣，转头跟过道的人聊起钢材指标，声音很大，一路聊到后半夜。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车到上海。出站，一股湿冷扑面，跟临江的干冷不一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冷。他买了两分钱一份的《解放日报》，边走边看中缝。 坐电车过外滩，江面上停着驳船，汽笛一声一声，闷得很。他隔着车窗看了一眼，没下车。 上海话他听不太懂。售票员报站，一串音过去了，他一个字没抓住。第二天他就学乖了：上车先看站牌，把要下的站写在手心，数着站数下。三天下来，他记住了几个音——阿拉，侬，晓得。够了，够问路、够买菜、够不露怯。 住处是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旅社，通铺，一块二一晚。同屋五个客商，打呼的、算账的、用无锡话吵架的。他把挎包塞进枕头底下，枕着睡，天亮前必定醒一回，摸一摸枕头底下，再接着合眼。 上午九点，西康路。 证券业务部门面不大，木门框，上头一块牌子。门口已经聚了七八个人，围着看一张新贴的公告。他挤进去，从头看到尾： 股票认购证，每张三十元，不记名，不挂失，全年有效，分批摇号，中签者按规定认购新股。发行时间，二月十九号起。 旁边一个穿呢子大衣的中年人，看着公告，眉头拧着，半天不动。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四十来岁，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手上一枚旧的上海牌手表——银行的做派，坐柜台的手。 那人察觉了，侧过头：“小伙子，也看这个？“ “嗯。“ “打算买？“ “看看。“ 中年人笑了一声，不是嘲讽，是苦笑。“我是银行做储蓄的，姓陆。跟你说句实话——这东西不好说。可能中，也可能不中。三十块一张，万一打水漂呢？老百姓一个月工资才几个三十块。“ 陶爱民说：“打水漂也是扔石头试深浅。我不怕扔三十块，我怕的是将来后悔没扔。“ 姓陆的愣了一下，上上下下重新打量他：“口气不小。你是做什么的？“ “学生。“ “学生？“陆先生笑了，“学生敢扔这个石头？“ “扔得起一个，扔不起一百个。“陶爱民说，“所以我先算，后扔。算得过来，才扔；算不过来，一个子儿不碰。“ “那你怎么算？“ “三笔账。“陶爱民伸出三根手指，“发行量和中签率，一笔；新股上市的溢价，一笔；我自己能亏多少、亏了拿什么翻身，第三笔。前两笔报上有影子，第三笔在我兜里。三笔都算得过来，我就扔。“ 陆先生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不瞒你，我们银行内部也在议论这东西，猜不透发行量到底多少。“ “猜不透的，我按最坏的算。“陶爱民说，“最坏的都兜得住，剩下的就是赚多赚少。“ “小伙子，贵姓？“ “陶。“ “陶同志，“陆先生把手揣回大衣兜里，“你这话我记住了。摇号那天见分晓——但愿你我都没白扔。“ 两个人点了个头，各自走开。 接下来的两天，他把上海跑了个半熟。 电车换电车，兜里一个小本子，见到营业部就下车。门面几间，柜台几个，门口人流多不多，离哪路电车站近，一条一条记。报摊的老头都认得他了，主动搭话：“又在打听认购证？这两天问的人多了。“他说，连报摊都开始打听——风起来了。 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任何一个点，开口不超过十句。问路两句，买报两句，剩下的听。听来的比问来的多，还不出破绽。 两天下来，跑了七个点，本子上记了满满四页。 最后圈了三个：西康路，老字号，人多，信息快；武夷路，中等门面，队不长不短；天平路，偏，在徐汇那头，本地散户少。 鸡蛋不搁一个篮子。人多的地方消息灵，人少的地方队伍短——买的时候一天一个点，三天走完，谁也不盯着他一个人看。 二月十九号，认购证发行第一天。他没买。 不买，比买还难熬。头一天的风声最乱，什么说法都有，最容易上头。他把揣在身上的钱按住，只当自己是来看戏的——看别人怎么买、买多少、什么样的人在犹豫。 他蹲在三个门口各数了半个钟头的人头。西康路排出六十多人，有个从苏州赶来的中年人，棉袄里揣着几百块，说请了三天假专门来买。武夷路门口，一个女人买了十张，捏在手里跟同伴念叨：就当买彩票，中了是运，不中认命。 每个点几点开始排队、一天大概走多少张，他都记在小本子上。本子上还多记了几栏：每个点附近最近的邮电局在哪条路，最近的公共电话亭在哪个口——万一要发电报、要传消息，别到时候抓瞎。 晚上回到旅社，就着灯把三页纸重新誊了一遍，撕掉底稿，纸屑塞进炉膛。 二月二十号，天没亮。 外面下着毛毛雨，路灯还亮着。他棉袄里襟贴着钱，出到街上，先坐头班电车去武夷路——队已经排了四十几个，伞挨着伞。他站在马路对面数了一遍，记下，走。 再换车去天平路。三十几人，队尾是个拎着菜篮的老太太，篮子里一把青菜。他又数了一遍，记下。 最后回西康路。 天蒙蒙亮，队从木门口拐出去，顺着墙根排出去百十号。前后的人在小声议论：有人说认购证要发一百万张，中签率低得很；有人说银行内部都没人买，肯定不成气候；还有人干脆说，这就是变着法儿圈钱。 陶爱民听着，不插话。 卖茶叶蛋的摊子支起来了，煤炉的火光一跳一跳。他走到队尾，站定，把挎包从左肩换到右肩，隔着棉袄按了按里襟——针脚还在，钱还在。 三个队，他都排上了 第34章：两千零六十六 二月二十号，七点整，西康路营业部门口。 天蒙蒙亮，队伍已经拐过墙角。前头几个是搬着小板凳来的，棉大衣裹到下巴，一看就是排了半宿的。有个从南汇赶来的老者，跟旁边人介绍经验：买东西要赶头一天，头一天的货足。 陶爱民站在队尾往后的第三个，不前不后。太靠前，扎眼；太靠后，耽误事。 八点半，木门开了，队伍往前挪。轮到他，柜台里的办事员抬头：“买多少？“ “七百张。“ 办事员的手停了一下，扭头朝里屋喊了一声：“老张，点钱。“后头队伍起了点骚动，有人踮脚往前看，有人小声嘀咕：学生仔，七百张。 他早上出门前，从棉袄里襟拆出两万一千块，其余的原样缝好。钱从铁栅栏底下递进去，办事员和老张两个人点，点了四遍，每一遍他都跟着在心里数。 认购证从栅栏底下推出来——一沓一沓，牛皮纸封面，油墨味冲鼻子。 七百张。 他挪到墙根，一张一张数了两遍，包进白布，塞进挎包夹层。每一张的角上都有编号，他把首尾两张的号码抄在小本子上——不记名、不挂失，丢了没处报，抄号只为清点，数得心里有底。 走出营业部，门口排队的人还在看他。他没回头，在街口买了两个大饼，边走边吃。 当晚回旅社，就着灯，把七百张又清点了一遍。三十块一张，不多不少。他把它们分成两处：四百张缝回棉袄里襟，三百张压在挎包底。缝完那晚他睡得很沉——钱进了针脚，比搁在枕头底下让人踏实。 同屋一个无锡客商问他：“小阿弟，你买那个纸头做啥？我看了三天，看不懂。“ “替单位买的。“他说。 “单位？单位买这个？“客商摇头，“看不懂，看不懂。“翻个身睡了。 第二天，武夷路。 这个点门面挨着一家裁缝铺，队伍从营业部门口排到裁缝铺的玻璃窗底下。裁缝在里头踩缝纫机，头也不抬——这几日，她什么阵仗没见过。 这个点队短，八点四十就轮到了他。还是七百张，两万一千块。办事员是个年轻姑娘，数完钱，随口问：“同志，买这么多？“ “给单位代买。“他说。 姑娘笑：“这两天说这话的有十几个了。“ 他也笑了笑，不接。接了，就要往下编；编多一句，多一分破绽。 第三天，天平路。 这是三个点里最偏的一个，队也最短。早上出门，他在旅社把家底拆开数了一遍：缝在棉袄和后腰的钱，还剩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八。能买多少，他心里有数。 九点开门，他排第七个。前头的老太太回头看他一眼：“小青年也买这个？“ “买一点。“他说。 “我买五张。“老太太说，“给我孙子压岁。中不中的，图个念想。“ 轮到他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照在柜台的玻璃上。 “六百六十六张。“ 办事员愣了一下：“多少？“ “六百六十六。“ 后头一个老头乐了：“小青年，六百六十六，图个顺。“ 他没解释。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八，除以三十，就这么多——他兜里的钱，只够这个数。顺不顺，是白捡的说法。数字到了这一步，剩多少买多少，一分不留，也不多借一分。 点钱，交割。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块。 他把认购证抱在怀里走出营业部，站在台阶上，就着太阳把最后这一摞数了一遍。 三天，三个点。西康路七百，武夷路七百，天平路六百六十六。 两千零六十六张，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块。 他摸了摸棉袄里襟——拆开的针脚里，还剩下八块钱。 八块。 他在营业部外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台阶是凉的，太阳是暖的，两样一起落到身上。怀里厚厚一摞认购证，油墨味还没散，每一张，都是三十块钱。 他想起两年前头一回跑国库券。出发那晚，他把八块钱缝进衣角，火车上整夜没合眼，手一直按着那块地方。那时候，八块钱是他的全部底气。 现在，八块钱又回到了他身上。中间隔着的，是这两千零六十六张纸头。 也是三个人的家底。舅舅的两万，是从樟木箱底下取出来的；父亲的五千，是秤杆子下一两一两攒的；周文远的三千，是两年助学金和抄写活里省出来的。他连着这三笔账，一笔都不敢当自己的钱花。 有人路过，看一眼他怀里的东西，又匆匆走开。他不着急，就这么坐着。 这不是赌。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赌，是不看牌就下注。这副牌，他看了三个月。政策——报纸中缝那行铅字，后头是交易所开门一年多的动静，钱在往一个门洞里挤；规则——三个本子，从开户到摇号，一条一条抄过；概率——中签率往一成估，是他压着算的；涨幅——老八股一年翻几倍的行情摆在那里。每一项，他都算过。算不出的，用最坏的那一行兜底。 四张牌都翻过来看了三个月，才把六万块推出去。 中午，他在邮电局拍了封电报。电文稿纸上，他先写“买好了，等“，数了数字数，把那个逗号划掉——电报按字收钱，标点也是钱。 电文四个字：买好了等。 收报人：东江大学经济系，周文远。营业员核了地址，问：“就四个字？“他说就四个字。收了他几毛钱的电报费，他从小柜里数零钱付了。 回到旅社，他闩上门，把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摊在铺上，分成三份。 八百张，用白布裹了三层，缝进棉袄里襟——贴身，最近的路丢不了它。七百张，缝进后腰夹层。剩下五百六十六张，装进挎包暗层，外头压着两件换洗衣裳和那摞旧报纸——路上让人翻，先翻到的是报纸。 针脚照旧在红蜡上拖一遍再走线。缝完最后一针，他把针插回针线包，收进挎包侧袋——回程拆线，还要用它。他对着窗户的玻璃侧身照了照，棉袄鼓了一点，看不大出。 裤腰里还缝着盘缠，剩六块多。他去车站买了回临江的夜车票，十点四十，硬座，五块二。 票攥在手里，纸是软的，边角硬。 去车站的路上，他又经过了西康路那家营业部。队还排着，比早上更长了，顺着墙根拐出去看不见尾。三天前他站过的那个位置，现在站着一个穿解放鞋的年轻人。 他放慢脚步看了一眼，又走开了。 窗外，上海的霓虹一盏一盏亮起来。他把票收进贴身口袋，背起挎包，出门，朝车站走。 脚底下是实的。 第35章：等待 三月初的临江还冷着。陶爱民从上海坐了一夜硬座回来，脸上带着那种长途车特有的灰。他没先回宿舍，绕到学校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一卷宽胶带和一叠旧报纸。 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六万多块钱的纸片，得分三个地方藏。这是他在火车上就盘算好的。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是他见过太多人把东西搁在一处，到最后连根拔起。 宿舍在三楼，四人间。他的铺位靠窗，下铺。趁室友都不在，他把床板掀起来。五百张认购证用报纸裹了三层，外面缠上胶带，压在床板下面。床板放回去，铺上褥子，看不出异样。他用手按了按，没声。 图书馆报刊室在二楼东头。管报刊室的老先生姓孙，六十多岁，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整天坐在窗边打瞌睡。陶爱民这半年常来帮他整理报纸，分类、装订、编号，手脚利索。老孙头嘴上不说什么，但上学期末往他手里塞过两个茶叶蛋。 这天下午他拎着书包进去，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八百张。他没多说话，把纸袋搁在报刊室角落那个铁皮旧柜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一摞过期的《经济日报》。 老孙头抬了抬眼皮。 “孙老师，这摞报纸我先存着，回头帮您裁剪。“ 老孙头“嗯“了一声，把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又闭上了眼。 陶爱民知道这个“嗯“是什么意思。不问，不看，不管，但也不赶你走。在机关里待过的人都明白，这种沉默比任何承诺都可靠。 最后七百六十六张，他放到了火车站旁边的邮局寄存处。一个绿色铁皮箱，钥匙挂在寄存处老大姐腰上。交了三个月租金，十二块钱。老大姐登记的时候瞟了他一眼：“存啥贵重物品？“ “几本杂志。“他笑了笑。 回到宿舍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去食堂打饭。油菜炒肉，二两米饭，一碗紫菜汤。一块二。他坐在靠墙的位置慢慢吃。 周文远端着盘子过来，一屁股坐到对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上海的事。“ 陶爱民扒了一口饭：“还有二十天。“ “二十天。“周文远叹了口气，用筷子在桌上划了一道，“我算过了，三月三十一号摇号。今天是三月十号，二十一天。“ “那就还有二十一天。“ “你倒沉得住气。“ 陶爱民没接话。他把肉片挑出来吃了，油菜剩下半盘。周文远看着他吃，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三千块钱，对周文远家来说不是小数目。他出了三千，让陶爱民“看着学“，但到现在连一张认购证都没摸过。 第二天，周文远从文具店买了一个新笔记本。硬壳的，一块五。他在第一页写上“倒计时“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表格：3月11日，距摇号21天。 此后每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本子上划掉一个数字。20。19。18。有时候陶爱民早上醒过来，看见他趴在桌上对着本子发愣，就知道他又一夜没睡好。 陶爱民照常上课。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原理、大学英语。他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画重点，偶尔举手回答问题。老师点他名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习惯性的认可——这学生不是顶聪明，但稳。 同寝室的赵鹏飞有回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晚上翻来覆去的。“ “没有。枕头高了，睡不踏实。“ 赵鹏飞没再问。他翻了个身，继续打呼噜。 下午两点去报刊室，这已经成了半年的习惯。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各订了一份，他翻得仔细，尤其关注股市版面。三月中旬之前，报纸上关于认购证的消息很少，偶尔一行字带过。到了三月中旬，开始密集起来。 三月十五号，《解放日报》第二版登了一条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认购证摇号定于三月三十一日举行，届时将公开摇号，电视台现场录播。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三月底举行首次股票认购证公开摇号……“ 消息不长，夹在一版右下角，豆腐块大小。陶爱民把它剪下来，夹进笔记本。 校园里的反应很平淡。大部分人不关心。关心的人里头，大部分不看好。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两个会计系的男生在聊。 “三十块一张，谁买？“ “听说有人买了几十张，脑子进水了。“ “打水漂还听个响呢。认购证连响都没有。“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 周文远倒是听见了，脸涨得通红，拽他袖子：“他们说谁呢？“ “说他们自己。吃饭。“ “你就不在意？“ “在意有用的话，我天天在意。“陶爱民夹了一筷子油菜，“把饭吃了，下午还有课。“ 周文远闷头扒了两口饭，又抬起头：“你说实话，到底有几成把握？“ 陶爱民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周文远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贪婪，是怕。怕那三千块钱打水漂，怕跟错了人，怕自己胆子太大。 “把握这个东西，“陶爱民说，“我说十成你信吗？“ “不信。“ “那就对了。我不说几成，我说一个数——三月三十一号之后，你看结果。“ 三月二十号，刘警戒来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式军绿外套，头发剃得很短，精神头比上学期好。一进门就往陶爱民对面坐下来，盯着他看。 “听说你买认购证了。“ “听谁说的？“ “别管谁说的。你把钱都扔进去了？“ 陶爱民把茶杯推过去：“喝点水。“ “我不喝水。我问你话。“ “我没扔。“陶爱民说，“我种了。“ “种了？“刘警戒皱眉。 “种子和垃圾的区别是——种子会发芽。“ 刘警戒看了他半天。他学法律的，脑子转得快，但这句话他嚼了一阵才咽下去。 “你借了多少？“ “该借的借了，不该借的没借。“ “你爸那边呢？“ “五千。他知道。“ 刘警戒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你小子。“他拍了拍桌子，“要是赔了，我替你写遗书。“ “不用。赔了我自己去搬砖。“ 刘警戒笑了一声，走到门口又回头：“水我倒了，不喝白不喝。“ 陶爱民笑了笑，把杯子拿回来续上热水。 三月二十五号，周文远的倒计时本上写着“6“。 三月二十八号，“3“。 三月三十号，“1“。 那天晚上陶爱民没去自习室。他坐在宿舍床上，窗户开了一条缝，外面的风还凉着。室友都睡了，周文远在隔壁寝室跟人借收音机——他说明天要听新闻。 陶爱民从枕头底下摸出笔记本，翻到夹着剪报的那一页。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看了不下二十遍。今夜又看了一遍。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窗外有猫叫。远处火车鸣了一声笛，拖得很长，像是在提醒什么。 明天。 第36章：第一轮 三月三十一号是个晴天。临江的春天来得晚，但那天太阳很好，照在宿舍楼的水泥地上，白晃晃的。 陶爱民没有去上海。他想过要不要去现场看摇号，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去不去，该中的会中，不该中的站到摇号机跟前也没用。他把该做的事做了，剩下的交给概率。 上午两节课，货币银行学。他坐在第三排，记笔记。字迹工整，跟往常一样。老师在讲利率传导机制，板书写了满满一黑板。他抄完最后一行的时候，下课铃响了。 周文远没来上课。 中午陶爱民去食堂，路过周文远的宿舍，门开着。他探头一看，周文远坐在桌前，收音机开着，调到上海台，滋啦滋啦地响。 “听了多久了？“ “早上八点就开了。“周文远眼睛没离开收音机，“还没播。说下午两点摇号，三点公布。“ “那你先吃饭。“ “吃不下。“ 陶爱民没劝。他知道这种时候劝人吃饭没用。他打了两份饭回来，一份搁在周文远面前。周文远没动筷子，但过了半个小时，端起来扒了几口。 下午三点十分，收音机里开始播新闻。 播音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天气预报：“今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股票认购证公开摇号，共发行……中签率为百分之二点七……“ 百分之二点七。 周文远的手抖了一下。他飞快地在纸上算：2066乘以百分之二点七，等于五十五点七八。取整，五十六张。 “五十六张。“他声音发干，“你中了五十六张。“ 陶爱民嗯了一声，端着饭盒继续吃。 “你怎么这个反应？“周文远几乎要跳起来，“五十六张，你中了五十六张。“ “我听见了。“陶爱民把饭盒放下，“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两千零六十六张里中五十六张，大致是这个数。不意外。“ 周文远愣了一下：“不意外？“ “第一轮中签率低是正常的。发行量大，盘子摊薄了。“他擦了擦嘴，“但这个数字不重要。“ “什么意思？五十六张中签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面三轮。“ 消息在校园里传开是第二天的事。经济系有人买了二十张认购证，一张没中。隔壁会计系有个老师买了五十张，中了一张。食堂里议论纷纷，有人说“还不如存银行“，有人说“三十块买张纸，亏到姥姥家“。 周文远打听到一个消息：系里有个研究生买了整整一百张，只中了二张。 “一百张才中两张。“他跟陶爱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复杂，既庆幸又担忧，“你的中签率比他高。“ “运气。“陶爱民说。 但他自己知道不全是运气。他买了两千零六十六张，基数大，中签的绝对数量自然就多。这是数学，不是玄学。那些买十张二十张的人，中签率再高也是零点几的期望值，不中才是常态。 没有人知道他买了多少。他从来没跟外人说过具体数字。周文远知道他买了不少，但也没想到是两千多张。在所有人眼里，他不过是个借钱买了几十张认购证的大学生，运气好中了十几二十张。 当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算了一笔账。 五十六张中签证，每张对应一个新股认购权。第一轮中签的股票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等几只，发行价从四五块到十几块不等。每张中签证可认购的股数各不相同，平均下来大约三五百股。 但中签只是拿到了“买的资格“。要真正拿到股票，还得按发行价追加认购款。平均每张中签证追加一千多到两千块，五十六张加起来，得再掏七八万。 他没有七八万。 更重要的是，他算过另一笔账：第一轮中签的新股，上市后涨幅有限。这些股票盘子小、质地一般，上市首日涨个一倍两倍撑死了。与其自己掏钱认购、等上市、再卖掉，不如直接把中签证卖给黑市上的人——那些想买新股但没中签的人，愿意出钱买中签证。 差价不会太大，但省时间、省资金、省风险。 他把账算完，合上笔记本。 周文远在旁边看着，忍不住问：“你打算怎么弄？“ “卖。“ “卖？卖中签证？“ “对。不认购，直接卖中签的资格。“ 周文远张了张嘴。他想过认购、想过等着上市，唯独没想过卖中签证这条路。在他看来，中签是好事，为什么要卖？ “第一轮的股票一般，“陶爱民说，“上市涨幅不会太大。我手里的资金不够全部认购，硬凑的话得借高利贷。不如把中签证卖了，落袋为安。“ “那后面三轮呢？“ “后面三轮才是重头戏。“他顿了顿，“第一轮中签率低，大家觉得认购证不值钱了，会有人把认购证扔掉或者贱卖。到了第二轮、第三轮，参与的人少了，中签率反而会上去。中签率上去了，认购证就更值钱。“ 周文远沉默了好一会儿。“你早就想好了。“ “嗯。“ “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你会急。“ 周文远没话说了。他确实会急。这三个月他急得嘴上起泡，每天翻倒计时本，比当事人还紧张。 “还有一个原因，“陶爱民说，“第一轮中签率低，说明认购证总量不大。总量不大，后面三轮的中签率就会被摊高。这不是我猜的——你看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意味着一百张里中不到三张。很多人买了十张二十张，全军覆没。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把认购证扔了。到了第二轮，池子里的认购证少了，中签率自然就高了。“ “你怎么知道后面中签率会高？“ “我不确定。但概率上是这个趋势。“ 陶爱民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上海买认购证时从一个黄牛手里顺来的。那人姓李，在静安那个营业部门口倒票，专门收中签证。当时陶爱民多给了他一根烟，换了这个号码。 “我现在打电话？“周文远问。 “晚上打。白天打不通，营业部人多，他不在电话旁边。“ 晚上九点半，陶爱民走到教学楼一楼的公用电话旁边。投了两毛钱硬币，拨了那个号码。 忙音。 再拨。还是忙音。 第三次，通了。那头嘈杂得很，有人在喊什么，碗筷碰撞的声音。 “喂？李师傅吗？“ “谁？“ “东江大学的，姓陶。上个月在静安营业部买认购证的时候，您给过我电话号码。“ 对方沉默了两秒。“哦，想起来了。那个学生。什么事？“ “我第一轮中了五十六张。想出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然后那个声音说：“你等着，我明天给你回话。“ 第37章：傻子 四月的临江终于暖和了。梧桐树冒出嫩叶，校园里到处是花粉的味道。 李师傅的回话来得比预想的快。第二天下午他就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怕人听见。 “五十六张，我全收。一千七一张，不还价。“ 陶爱民没还价。这个价格在他预期之内。第一轮中签的新股质量一般，发行价四五块，上市后涨幅有限。黑市上收中签证的人不傻，他们算过账，留出自己的利润空间，才肯出手。 “怎么交？“ “你把中签证寄过来，我验完打款。或者你跑一趟上海，当面交。“ “我不过来。寄过去，你验完打款到这个账号。“陶爱民报了一个银行账号。那是他专门开的一个户头，跟买认购证的资金分开。 “行。你信得过我？“ “李师傅，您在静安营业部门口做了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对方笑了一声：“你个学生伢，倒懂行。“ 中签证是纸质的，盖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红章。陶爱民把五十六张仔细理好，用挂号信寄出去。挂号费两块八，保价费另算了五块。周文远看着他把信封递进邮局的窗口，手心全是汗。 “万一他拿了不认账呢？“ “挂号信有回执，保价了。他敢赖，我就去找营业部。这种事他不会干，砸自己招牌。“ 四天后，银行通知到账。九万五千二百块。 陶爱民坐在宿舍的床上，把存折翻过来看了三遍。数字没变：95200.00。 六万一千九百八的投入，第一轮收回了九万五千二。净赚三万三千二。手里还攥着两千零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等着后面三轮。 他把存折夹进笔记本，锁进抽屉。 周文远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靠在椅背上：“回来了。本金回来了。“ “回来了。“陶爱民说。 “那后面三轮——“ “都是赚的。“ 但学校里没有人知道这些。 在别人眼里，陶爱民借了几千块钱买认购证，第一轮摇号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大概率全军覆没。即便中了几张，也就是毛毛雨，回不了本。经济系的走廊里开始流传一个说法：那个大二的学生，把学费都搭进去了。 最先叫他“傻子“的是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叫张什么来着，陶爱民记不住名字。那天在食堂门口，张某某故意提高嗓门，跟旁边的人说：“听说经济系有个傻子买了认购证，三十块一张的纸片，全打水漂了。“ 旁边的人笑。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身边走过。没停，没看，没说话。 周文远跟在后面，脸涨成猪肝色。“你听见了吧？他们叫你傻子。“ “听见了。“ “你就这么算了？“ “不然呢？冲上去打一架？“陶爱民坐下来，把盘子放好，“打完了他们还是叫我傻子。打不完。“ “那也不能——“ “等第二轮摇完再骂，才是本事。“陶爱民夹了一块排骨，“现在骂我傻，是因为结果还没出来。等结果出来了，不用我开口，他们自己会闭嘴。“ 周文远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陶爱民吃排骨的时候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不，应该是将来的某个时候。他坐在省委常委会的会议室里，对面一个厅长当面质疑他主导的一个方案，话说得很难听。他也是这么坐着的。听，记，不辩。后来那个方案落了地，效果出来了，质疑的人自己来找他道歉。 他当时说了一句：“不用道歉，你说的有道理。“ 那厅长愣了半天，后来成了他最铁的支持者。 不过那些都是以后的事了。眼下他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坐在食堂里啃排骨。排骨一块五一份，比油菜炒肉贵三毛。 四月中旬，系里传出一个更难听的消息。有人说他“年底要退学“，因为“欠了一屁股债还不上“。还有人说图书馆的老孙头看见他整天泡在报刊室，“不好好上课，净看些乱七八糟的报纸“。 辅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办公室在三楼，一壶茶泡得发黄。辅导员姓吴，三十出头，说话喜欢绕弯子。 “爱民啊，最近学习怎么样？“ “还行。上学期排名班级第六。“ “第六。“吴老师点点头，“有同学反映你在外面搞什么……认购证？“ “买了点。用自己的钱。“ “别影响学业就好。家里知道吗？“ “知道。“ 吴老师又绕了几句，无非是“以学业为重““别走弯路“之类。陶爱民一一应着，态度诚恳，表情平静。出了办公室他看了一眼手表，两点十分，下午的课还来得及。 陶爱民听到那些闲话的时候，正在报刊室里帮老孙头装订过期的《经济日报》。老孙头坐在窗边打瞌睡，阳光照在他的花镜上，反射出一道白光。 他没跟老孙头解释什么。解释是最没用的事情。把事做成了，比说一万句都管用。 周文远倒是替他着急，隔三差五就来宿舍找他。“你就不怕他们真把你怎么样？辅导员都找你谈话了。“ “找我谈话又不是处分。他也是走流程，有人反映了他不能不管。“ “可你天天在报刊室看报纸，人家说你不上课——“ “我哪天旷课了？你帮我数数。“ 周文远数不出来。陶爱民的出勤率是全班最高的之一。他只是把课余时间全泡在报刊室里，别人看他不自在，觉得这人有问题。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陶爱民说，“重要的是你手里有什么。“ “我手里就三千块钱，还在你那儿压着。“周文远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得有点苦，“别人是拿闲钱看我笑话，我是把家底押给你了。“ “押对了。“陶爱民说，“到年底，连本带息，一分不少。“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他在《文汇报》第四版看到一条消息。 消息很短，只有两行字：上海证券交易所拟于五月上旬调整股价涨跌幅限制，具体方案待定。 他看了两遍。把报纸放下，又拿起来看了第三遍。 涨跌幅限制。调整。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有一个数字跳了出来——六百一十六。另一个数字跟在后面——一千二百六十五。 那是他记忆里的东西。模糊的，像老照片褪了色。但数字还在。 他睁开眼，把那条消息剪下来，夹进笔记本。 他把笔记本翻到前面几页，看见三月中旬剪下来的那条豆腐块消息，旁边的空白处写满了数字——中签率、发行价、认购倍数。现在他又添了一行：五月，涨跌幅限制调整。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老孙头翻了个身，继续睡。 第38章：四百块的老周 五月二号，陶爱民正在宿舍里看书，赵鹏飞从窗口探出头喊他：“底下有人找你。“ 他往楼下看了一眼。宿舍楼前的水泥地上站着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穿一件灰扑扑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黑包，包的拉链坏了，用一根布条系着。他在原地转来转去，像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老周。 陶爱民愣了一下，下楼去开门。 老周看见他，咧嘴笑了，露出一颗缺了角的门牙。“学生伢，找到你了。“ “周叔，您怎么来了？“ “坐了一夜火车。“老周拍了拍身上的灰，“汉丰到临江，十一个小时，硬座。“ 陶爱民把他带到宿舍。室友都不在，赵鹏飞去打球了。他倒了杯水递过去，老周接过来一口气喝完，又倒了一杯。 “周叔，您来临江有什么事？“ 老周把人造革包放在桌上，解开布条，从里面摸出一个信封。信封没封口，他倒出来一沓钱。十块、五块、两块、一块的都有，皱巴巴的，像被手心攥过很多遍。 “四百块。“老周说，“我攒了三个月。“ 陶爱民看着那堆钱，没动。 “报纸上我看了，上海那个认购证，三十块一张。我算了，四百块能买十三张。“老周搓了搓手，“学生伢，你帮帮忙。我不会弄。“ “您想买认购证？“ “嗯。我在汉丰听人说，上海那边买认购证能发财。我想试试。“ “周叔，您知道现在第一轮摇完了？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 “我知道。我不急，后面不是还有三轮吗？“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老周的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地凸出来，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他是个票贩子，在汉丰东风路集市上倒腾粮票、油票、布票，挣的是分分钱。四百块对他来说，可能是半年的积蓄。 “您坐一夜火车来找我，就为了买十三张认购证？“ “别人我不信。“老周低头看着那堆钱，“东风路上那些人，嘴上说得天花乱坠，真到掏钱的时候全缩了。你不一样。你那回买粮票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靠得住。“ 陶爱民想起第一次见老周的场景。东风路集市，粮票一毛三一斤，他一口气收了两百斤。老周蹲在摊子后面，拿一杆秤，手稳得很。那次他多给了老周二斤粮票的价，老周愣了一下，后来逢人就说他“做事公道“。 “行。“陶爱民把信封推回去，“钱您先收好。我帮您规划。“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老周凑过来看了一眼，看不太懂，但不影响他盯着那些字看，好像字里头藏着什么宝贝。 “十三张，分两轮买。六月份第二轮，买六张。九月份第三轮，买七张。不要一次全买在一个营业部。六张分两个营业部买，三个和三个。“ “为啥要分？“ “鸡蛋不放一个篮子。万一一个营业部出了什么岔子，不至于全搭进去。“ 老周点了点头，虽然他大概没完全听懂。 “买了之后别急着出手。“陶爱民继续说，“中签了不要卖中签证，自己认购。每张中签的认购证，到银行交钱认购新股，发行价几块钱一股，您先准备三百块的认购款。“ “三百块？我只有四百块。“ “先把认购证买了。认购款等中签了再准备。如果中签了，您给我打电话，我帮您想办法。“ “那要是不中呢？“ “十三张，分两轮，中签概率大概百分之十到十五。运气好的话中一两张，运气差的话可能一张不中。但认购证留着，后面还有机会。“ 老周听着，嘴唇动了动。“学生伢，你自己买了多少？“ 陶爱民没正面回答。“我买得早，赶上了第一轮。“ “赚了没？“ “够吃饭。“ 老周笑了一下，没再追着问。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飞马烟，抽出一根递过来。陶爱民摆手。老周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宿舍的光线里绕了一圈。 “我跟你说个事。“老周夹着烟，声音低了下去，“我婆娘不让我来。她说我疯了，四百块钱拿去打水漂。为这个跟我吵了三天。“ “那您还是来了。“ “不来不甘心。“老周把烟灰弹在空罐头盒里，“我倒腾了十年票，粮票油票布票，分分钱挣。这辈子就想干一回大的。要是成了，我婆娘就不说了。要是不成——“他顿了顿，“不成就认命。“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钱重新装进信封，塞进夹克内兜，拍了拍胸口。那动作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 “学生伢，你是个好人。“ “周叔，这不是好不好的事——“ “我要是发了财，忘不了你。“老周站起来，眼眶有点红，鼻子吸了一下，“你这趟帮我的忙，我记着。你是第一个没嫌弃我、还肯帮我盘算的人。“ 陶爱民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有些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反而轻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把规划写清楚——哪个营业部、几月份买、买几张、买完怎么藏——折好塞进老周的手里。 陶爱民送他下楼。老周走的时候步子很快，夹克的后摆被风吹起来。他走到校门口又回头，冲陶爱民摆了摆手，然后拐上了那条通向火车站的路。 陶爱民站在宿舍楼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 四百块。十三张认购证。坐了十一个小时硬座。 他想起一个画面。不是这一世的画面，是更早的——他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桌比这张课桌大三倍。桌上摆着红头文件，签字笔搁在笔架上。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某县的扶贫报告，上面写着一个数字：人均年收入三百二十元。 他签了字。批了拨款。然后材料进了档案柜，下一份文件递上来。 三百二十块。四百块。差不多的数字。但坐在办公室里看一个数字，和看着一个瘦小的中年人把皱巴巴的钞票倒在课桌上，是两回事。 前者是数据。后者是人。 他以前在汇报里汇报过无数遍“为百姓服务“。五个字，笔画清楚，含义明白。但写了三十年，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正看见过这五个字长什么样。 今天他看见了。就长那样——一个缺了门牙的票贩子，提着一个拉链坏了的人造革包，坐十一个小时硬座，攥着四百块钱来找一个大学生。 风从梧桐树叶子的缝隙里吹过来。五月的阳光很暖。陶爱民在楼下站了很久，直到上课铃响了才回过神来。 他想起第一次在东风路集市上见老周的那天。那天也是这样，有风，有阳光。老周蹲在摊子后面，手里拿着秤，抬头看了他一眼。 “买粮票？“ 第39章：前夜 五月二十号晚上，周文远从隔壁寝室冲过来，手里攥着一张报纸。 “你看这个。“ 陶爱民接过来看。上海《文汇报》，头版右下角，加粗的黑体字：“上海证券交易所五月二十一日起全面放开股价涨跌幅限制。“ 他看了两遍。把报纸叠好，放在桌上。 “你——“周文远盯着他的脸，想找到一点兴奋的痕迹，“你就这个反应？“ “你想让我什么反应？“ “跳起来？喊一声？哪怕是笑一下？“ 陶爱民把椅子拉出来坐下，从枕头底下摸出账本。蓝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他翻到最近的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回翻。 周文远站在旁边，看着他翻账本，急得搓手。“明天要涨了，你不准备买，不准备卖，在这儿翻账本？“ “翻账本就是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时候卖。“ 周文远愣了一下。“还没涨呢，你就想着卖？“ “涨不是本事。“陶爱民翻到一页，用笔在某个数字上画了个圈，“知道什么时候卖，才是。“ “你还没涨呢，就想着卖了？“ “涨完了不卖，等于没涨。“他继续翻。账本上的字迹很工整，每一笔进出都有日期、金额、来源、去向。三月初买认购证的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块，四月份卖中签证收回的九万五千二百块。剩余未中签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借款明细：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 “你有没有想过，“周文远在他对面坐下来，声音压低了，“明天涨多少？“ “不知道。“ “猜一下呢？“ “不猜。猜了也没用。涨多少是市场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我能决定的是——涨到什么位置我走。“ “那你打算涨到什么位置走？“ 陶爱民没回答。他翻开笔记本的一页新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周文远歪头看了一眼，没看懂——那行字不是关于价格的，是关于时间的。 时间比价格重要。这是他很多年后才想明白的道理。 “你借的钱该还了吧？“周文远看见那一页。 “不急。舅舅和爸的不催你。你的三千，等第二轮摇完一起算。“ “我不是催——“ “我知道你不是催。“陶爱民把账本合上，靠在椅背上，“我是在算，如果明天涨了，后面会涨多少，涨多久，什么时候该走。“ 宿舍里安静了一会儿。赵鹏飞和另外两个室友去自习了，屋里只有他和周文远。窗外的路灯照进来一块黄色的光，落在地上，像一张旧报纸。 陶爱民想起一个人。 不是这一世认识的人。是他记忆深处的——一个省厅的厅长，姓什么来着。好像是姓方。方厅长。 那年牛市来了，方厅长手里有点闲钱，跟着风进了市。先买了两万块，赚了。又加了五万，又赚了。到了年底，账面上滚到了两百多万。人人都说方厅长眼光准。 方厅长也觉得自己眼光准。身边的人劝他落袋为安，他说“再等等“。再等一等，还能涨。 后来熊市来了。从高点往下掉，一开始是慢跌，方厅长说“回调正常，再等等“。后来是急跌，他说“已经到底了，再等等“。等到他想卖的时候，两百多万变成了三十几万。 再后来，有人把方厅长在股市里的进出记录送到了纪委。公款炒股，违规。方厅长被免职，降为副处级调研员，提前退休。 退休前他跟人喝过一次酒，喝到最后说了一句话。不是“我运气不好“，也不是“我不该炒股“。他说的是—— “我不是输给了运气。我是输给了'再等等'。“ 陶爱民当时坐在旁边，手里端着茶杯。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现在他十九岁，坐在大学宿舍的硬板床上，手里攥着两千零一十张认购证。明天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所有人都在说“要涨了“。他的账面利润可能翻倍、翻三倍、翻十倍。 但“再等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行字： “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写完他把纸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 “写的什么？“周文远凑过来。 “纪律。“ “什么纪律？“ “卖出的纪律。“陶爱民把枕头放好，“涨的时候人最容易犯一个毛病——觉得自己能卖在最高点。没有最高点。只有该走的点。“ 周文远坐到对面的床上，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这些道理，从哪儿学来的？“ “书上看的。“ “什么书？“ “很多书。“ 周文远显然不信，但也没追问。他跟陶爱民相处大半年了，知道这个人有些东西解释不清楚。不是不愿意说，是说了也不一定信。 晚上十一点，宿舍熄灯了。陶爱民躺在床上，闭着眼。赵鹏飞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来了，一高一低，像锯木头。 他没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不是明天的涨幅。他在想另一件事：五月二十一日之后，认购证的黑市价格会怎么走？未中签的认购证会涨到多少？第二轮摇号的中签率会变成多少？如果中签了，追加认购的钱从哪儿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大都已经想好了。但想好和做对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他见过太多想好了却没做对的人。方厅长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他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某市的一个副市长。牛市最高点的时候，账面盈利过了一千万。身边人劝他清仓，他说“不到顶，再等等“。后来跌下来，一千万变成了两百万。两百万的时候他撑不住了，割肉离场。再后来，那批他卖掉的股票又涨了回去，创了新高。 这个副市长最大的问题不是运气差，是不知道自己要多少。不知道要多少的人，永远在“再等等“。 他知道自己要多少。 窗外有风。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了一阵，又安静了。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枕头底下的那张纸条硌着他的手。硌着好。硌着才能记住。 五月二十一号。早上六点半，陶爱民醒了。他穿上衣服，洗了把脸，去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杯豆浆。吃完他走到教学楼一楼的收音机旁边，调到上海台。 七点整，新闻开始。播音员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念一条普通的消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起全面放开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开盘后，各只股票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 陶爱民站在收音机旁边，手里端着豆浆杯，一动不动地听完了整条新闻。 周文远跑过来的时候满头汗：“开了？“ “开了。“ 第40章：六百一十六到一千二百六十五 五月二十一号那天，上海疯了。 陶爱民没有在现场。他在临江，在学校教学楼一楼的收音机旁边，听着上海台的播报。播音员的声音到后来明显快了，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像是在追着什么跑。 “开盘后十五分钟，综合指数突破八百点……延中实业涨百分之三百……真空电子涨百分之二百……“ 周文远站在旁边，嘴张着合不上。 “三十分钟，指数突破一千点……“ 食堂打饭的刘阿姨端着搪瓷盆从走廊经过，停下来看了一眼收音机，又摇摇头走了。她大概以为里面在播什么电视剧。 到了中午，消息传遍校园。不是从收音机里传的，是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里传的。学校里有上海籍的同学，家里在营业部上班的、在工厂做工人的，纷纷往家里打电话。打不通。打通了也是忙音。再打。终于通了，那头喊得嗓子都哑了。 “涨了。全涨了。翻倍了。翻了倍了。“ 下午的时候，更确切的消息来了。上证综合指数从前一天的六百一十六点，直接跳到了一千二百六十五点。翻了一倍多。有个同学说他表哥在上海营业部门口看见有人当场晕倒，被抬上了救护车。还有人说有人在营业部大厅里哭，哭完了笑，笑完了又哭。 “一夜之间变百万富翁了。“周文远计算着，“要是手里有五千股真空电子，今天就——“ “别算别人的账。“陶爱民说。 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也报了。陶爱民和周文远挤在教工食堂的电视机前面，跟十几个老师一起看。画面上，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门口排着长队，队伍拐了三个弯，从营业部大门一直排到街角。有人拿着报纸，有人攥着身份证，有人搬着小板凳坐在地上等。 画面一转，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对着镜头说：“我昨天买了两百股飞乐音响，今天翻了一倍多。翻了倍了。“他笑得满脸褶子，声音发颤。 旁边一个老太太没笑。她举着一张认购证，对记者说：“我买了十张，一张没中。现在涨价了，买不起了。“ 陶爱民看到那个老太太的手。粗糙的，指节粗大，攥着那张三十块钱的纸片。 他走回收音机旁边，把音量调小了一点。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他不想站在这里当风景的一部分。 回到宿舍，他翻出账本。 两千零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在五月二十号之前，黑市上的未中签认购证基本没人要——第一轮中签率太低，所有人都觉得后面几轮也差不多。有人三十块买的，想二十块出手，都没人接。 但五月二十一号之后，一切都变了。 股价翻了一倍。新股上市后的涨幅预期暴涨。这意味着后面几轮中签的认购证，中签后的利润空间大大增加。认购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中签率是多少“，而是取决于“中签后能赚多少“。 他算了一笔账。第一轮中签的新股，上市后平均涨了一倍到两倍。但五月二十一号之后上市的新股呢？涨幅可能是三倍、五倍甚至更高。因为整个市场的水位抬高了。 这个逻辑，黑市上的人很快也会想明白。 果然。五月二十二号，他给李师傅打了个电话探口风。 “老李，现在未中签的认购证什么价？“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手里还有？“ “问问。“ “昨天还是三十块没人要。今天——“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味道，“今天有人出到八十了。还在涨。“ 八十。 三十块的成本，黑市价八十。翻了一倍多。但这只是开始。 五月二十五号，黑市价一百五。陶爱民在报刊室里翻《解放日报》，看到有人刊登收购认购证的小广告。以前这种广告连版面费都赚不回来，现在排着队登。 六月一号，两百。周文远每天去邮局门口转一圈，回来报数。临江不是上海，黑市不大，但也能感觉到水温在变。邮局门口多了几个生面孔，蹲在那里抽烟，看见学生模样的就问：“有认购证没有？收。“ 六月三号，两百五。学校里开始有人后悔。那个买了一百张只中了两张的研究生，把剩下九十八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以五十块一张的价格卖了。卖了四千九。他算自己止损了，没亏太多。 到了六月中旬，未中签认购证的黑市价稳定在了三百块上下。那个研究生如果拿着那九十八张到今天，价值两万九千块。 六十万。 周文远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手抖了。“六十万。你手里的纸片值六十万。“ “纸片不值六十万。“陶爱民说，“值六十万的是它们后面代表的认购权。“ “那你卖不卖？“ “不卖。“ “为什么不卖？六十万。你把认购证全卖了，六十万到手——“ “卖了之后呢？“陶爱民看着他，“六十万到手，然后呢？存银行？买国债？还是花掉？“ 周文远说不出话来。 “后面三轮摇号还没开始。第二轮中签率会比第一轮高——因为很多人把认购证扔了。中签率高了，认购证就更值钱。现在三百块一张，到第二轮摇完可能五百、八百。“ “万一跌呢？“ “万一跌，我就拿着。认购证有效期到年底。四轮摇号，我还有三轮的机会。“ “你就不怕——“ “怕什么？“ “怕出事。万一政策变了呢？万一不摇了呢？“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政策不会变。这东西是国家定的，证监会刚成立，正在立规矩。立规矩的人不会自己拆台。“ “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写的。你去翻三月以来的《解放日报》，每一期都在讲规范化、讲制度建设。这个方向不会变。“ 周文远坐在床上，半天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你比我爸胆子大。我爸这辈子最大的一笔钱是卖了家里的猪，一千二。“ 陶爱民笑了一下。 六月十号晚上，他翻出一个旧笔记本，找到一页上面记着李师傅的电话号码。旁边还记着另一个号码——他当初卖五十六张中签证的时候，李师傅提过一嘴，说有个买家专门收第一轮的中签新股，手上有不少货。 他当时没在意。现在他在意了。 他想知道一件事：第一轮中签的那些新股，五月二十一号之后涨了多少倍。 这个数字，决定了他第二轮中签后的策略——是卖中签证，还是自己认购。 他拿起电话，投了两毛钱硬币。 “李师傅，我问你个事。上次我那五十六张中签证，你转手卖给了谁？“ 第41章：第二轮 六月中旬，第二轮摇号的消息见报了。 这次没有第一轮那么轰动。第一轮是新鲜事物，报纸登头版。第二轮只是例行公事，消息夹在第三版中间，跟一条关于防汛的通知挨着。 但陶爱民知道，这一轮才是真正的肉。 第一轮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大部分买了认购证的人全军覆没，失望之下把认购证扔了、卖了、忘了。到第二轮摇号的时候，池子里的认购证数量大幅减少。认购证少了，中签的绝对数量不变，中签率自然就上去了。 他算过：如果第一轮有四百万张认购证参与摇号，第二轮可能只剩两百万张甚至更少。中签的股票数量如果持平，中签率至少翻一倍。 结果出来那天，他在收音机旁边站了二十分钟。 “……第二轮认购证中签率为百分之十五点二……“ 百分之十五点二。 两千零一十张乘以百分之十五点二，等于三百零五点五二。取整，三百零五张。 他在心里把零头抹掉，按三百张算。 “三百张。“周文远在旁边算，“你中了三百张。“ “大约三百张。以实际公布为准。“ “三百张中签。“周文远的声音在发抖，“第一轮才五十六张。“ “中签率上去了。我说过会涨。“ 周文远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三百张。三百张。“他反复念了两遍，忽然抬起头，“那你得追加多少钱？“ “五十四万。“ 周文远的手从头上放下来了。他张着嘴，半天没说话。 “五十四万。“他终于开口，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哪来五十四万？“ “卖一部分认购证，再借一部分。“ “借？跟谁借？“ “涂老板。南昌万寿宫那个。“ “借多少？“ “三十五万。“ 周文远猛地站起来。“三十五万？你借三十五万？月息多少？“ “两分。三个月还清。“ “利息就是两万一。你——“ “我知道。“陶爱民把账本翻开，指着一行数字给他看，“你看，这是认购款的计算。三百张中签，每张认购三百股，发行价平均六块。三百乘三百乘六，五十四万。“ “这我懂。我问的是，你怎么还？“ “新股上市后卖掉。上市价至少是发行价的四到六倍。九万股，平均发行价六块，上市后就算只涨四倍，一股二十四块。九万乘二十四，两百一十六万。扣掉认购款五十四万、借款三十五万、利息两万一，净赚一百二十几万。“ 周文远的手又开始抖了。 具体的中签名单要过两天才公布。但大数已经定了。三百张。 当天晚上，他在账本上算了一笔账。 第二轮中签的新股质量比第一轮好。有几只后来很有名的股票在这一轮发行——属于那种盘子适中、行业前景好的。发行价平均六块钱左右。每张中签可认购大约三百股，需要追加认购款一千八百块。 三百张乘以一千八百，等于五十四万。 他手里有多少钱？ 卖第一轮中签证收回九万五千二，扣掉这几个月的生活开销和杂项，账上还剩九万四。活期利息可以忽略不计。 九万四。 五十四万减去九万四，还差四十四万六。 四十四万六。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是天文数字。一九九二年，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块。四十四万六等于三百七十多年的工资。 但他有办法。 第一，卖一部分未中签的认购证。黑市价两百五到三百之间波动。他选了两百五这个价——不贪最高，快速出手。卖五百张，十二万五。 九万四加十二万五，等于二十一万九。 还差三十二万一。这个缺口，靠自己填不上了。 第二，借钱。 他手里能借的渠道不多。舅舅的两万、父亲的五千、周文远的三千，全压在认购证里没动。亲人的钱不能再借第二回——借过了就不好开口第二次，何况这次的数目，谁家也拿不出。 但有一个人可以找。涂老板。 南昌万寿宫邮票社的涂老板，门面上卖邮票，后屋收国库券，手里常年压着现钱，专吃大单。从去年腊月头一回把账本递过去验人，到后来六趟搭桥做中介，再到临别那封写着行情规律的告别信——两年交道，一笔一笔，全是现钱结清的信用。涂老板说过一句话：“往后你不跑了，这条道上少了个正经人。“ 现在，他要去验证这句“正经人“值多少钱。 他挂了个长途到南昌万寿宫。涂老板接的，那头有算盘声，噼里啪啦。 “涂叔，我是陶爱民，东江大学的。“ “哦，小陶啊。什么事？“ “想跟您借点钱。短期，三个月还。月息两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借多少？“ “三十五万。“ 又是一阵安静。然后涂老板笑了：“你一个学生借三十五万？做什么用？“ “认购新股。中签了，需要追加认购款。“ “你确定能赚？“ “不确定。但概率上赚面大。如果亏了，我慢慢还。“ 涂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小陶，头年腊月你把账本主动递过来验，我盘了三十年邮票，头一回见后生这么做买卖。你做事靠谱。这样吧，三十五万，月息两分，三个月还清。你写个借条，找个保人。“ “保人——“ “找个正经人。有名有姓、有工作、敢签字的。“ “行。明天我把借条送过来。“ 挂了电话，陶爱民靠在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三十五万到手了。加上自己的二十一万九，总共五十六万九。减去五十四万的认购款，还剩两万九的余量。够了。 第二天他去找刘警戒。 “你给我担保？“ “你借了多少？“ “三十五万。“ 刘警戒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他张着嘴看了陶爱民十秒钟，然后说了三个字：“你疯了。“ “没疯。三个月还清。“ “万一还不上呢？“ “还得上。“ “你怎么知道还得上的？“ 陶爱民把账本翻开，推到他面前。上面的数字一行一行排得整整齐齐。 刘警戒看了五分钟，合上账本。“我签字。但你要是还不上，我替你扛——扛不动的话，你也别想跑。“ “跑不了。“陶爱民笑了笑，“我往哪儿跑。“ 他做了两件事：把五百张未中签认购证交给李师傅在黑市出手，两周内到账十二万五；找刘警戒签了担保，从涂老板那里拿了三十五万。 追加认购款五十四万一到位，他就去银行办了手续。三百张中签证，每张认购三百股，总共九万股新股。发行价平均六块，总认购款五十四万。 办完手续那天是六月二十八号。 他走出银行大门，外面太阳很大。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天。 新股还没上市。上市日期没定，银行的人说大约七月中旬。 他得等。 第42章：上市 七月十二号，第一批新股上市。 陶爱民是在报刊室里看到消息的。《解放日报》第二版，半个版面全是行情表。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行一行地找，找到自己认购的那几只。 他看了很久。 发行价六块一的，开盘二十八。发行价五块八的，开盘三十二。发行价七块二的，开盘三十五。最猛的一只，发行价五块五，开盘直接报到四十块。 平均下来，上市价是发行价的四到六倍。 他把行情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抄进笔记本。抄完之后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老孙头在窗边打瞌睡，花镜滑到了鼻尖上。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吹得桌上的报纸翘起角来。 他睁开眼，开始算账。 九万股新股，平均发行价六块，总认购成本五十四万。上市后平均价三十块左右。九万乘三十，等于两百七十万。 两百七十万。 他又算了一遍。数字没变。 手里还有一千五百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减去黑市卖掉的五百张。黑市价现在两百块一张，一千五百一十乘两百，三十万零两千。 加上之前卖五百张认购证到账的十二万五，以及认购后剩的两万多零头。 总资产，三百一十万出头。 扣掉涂老板的借款三十五万本金，加上三个月利息两万一，净负债三十七万一。 净资产，两百七十多万。 两百七十多万。 这个数字搁在一九九二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不到三千块。两百七十万等于他九百年的工资。 他坐在报刊室的旧藤椅上，面前摊着账本和行情表。电风扇转到他这边的时候，纸页被吹得哗啦啦响。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喊，没有笑。他拿起笔，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把账本合上。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算债。 账本摊开，他一条一条列：涂老板，三十五万，月息两分，三个月到期，九月连本带息三十七万一千——生意人的钱，一天都不多欠；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这三笔是家里的钱，不急，但年底前必须清，清的时候要带息，要让借钱的人体面。 股票还没卖。账面上的两百七十万是纸面的，纸面的钱不等于手里的钱。他给自己排了顺序：第三轮摇号一出，先清涂老板；股票分批出完，再清家里。家里的钱欠着不是利息的事，是心事。 排完，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债不过年。“ 写完，他在这行字旁边记了一笔周文远的：三千，年底本息同结。 “我那三千……“周文远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忽然问，“要不要现在抽回去？你周转得开吗？“ “不抽。放年底，连本带息给你算清。“ “我不要利息。三千是我该出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陶爱民说，“你的钱在我这儿压了小半年，急也替我急了，夜也替我熬了。急，也是有成本的。“ 周文远没说话。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周文远是傍晚来的。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抄着新股的上市价格。他一进门就往陶爱民面前一推：“你看，涨了。全涨了。跟你算的差不多。“ “嗯。“ “你赚了多少？“ 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账本翻开，翻到最后那页，推到周文远面前。 周文远低头看了一眼。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他看了两遍。抬头看陶爱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他跟陶爱民相处了大半年。从去年冬天国债市场上的第一笔交易，到后来买认购证、被人叫傻子、等了四个月、扛了四个月。他见过陶爱民着急的样子——没有。他见过陶爱民兴奋的样子——也没有。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平静。 但今天这行字，让他第一次从陶爱民身上感觉到了一种东西。不是兴奋，不是得意。是一种很深的、压在底下的东西。像河水流过石头，表面看不出什么，但你知道底下有力量。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想了半天，脑子里冒出来一个词：敬畏。 “你早就计划好了。“周文远说。 “计划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运气。“ “你运气好。“ “运气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在该等的时候等了，该走的时候会走。“ “那你现在走不走？“ 陶爱民摇了摇头。“新股刚上市，还在涨。但涨到一定位置会回调。我不会卖在最高点，但也不会卖在最低点。“ “什么时候卖？“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 学校里的风向也在变。那些叫他“傻子“的人不叫了。不是因为他证明了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赚了多少。而是因为五月份股价暴涨之后，认购证突然成了香饽饽，所有人都知道“三十块一张的纸片“值钱了。再叫人傻子，就显得自己傻。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那两个会计系的男生换了话题：“早知道当初也买几张。““现在三百块一张，买不起了。““就是，当时三十块都嫌贵。“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跟四个月前一模一样。 周文远跟在后面，小声说：“他们不叫你傻子了。“ “嗯。“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说什么？'我早告诉你们了'？“ “不是。就是——“ “没什么好说的。“陶爱民坐下，把盘子放好，“他们没做错什么。换了他们站在我的位置，也会这么干。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也一样。“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条——三个月前写的，“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纸条已经皱了，字迹还在。 “那次你听了自己的话。“周文远说。 “那次听了。这次也想听。但这次的节奏不一样。“ 他把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新字。周文远凑过来看： “七月不卖。八月看情况。九月第三轮摇号。“ “你一股都不卖？“ “一股不卖。“陶爱民把纸条折好，重新压回枕头底下，“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一股不卖。九月，看第三轮。“ 周文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满了叶子，密密匝匝的，把路灯的光挡得只剩零星几块落在地上。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脚步声一下一下传过来，很轻。 陶爱民坐在床上，把账本放在膝盖上。他翻回前面几页，看见三月份写的那些数字——六万一千九百八十，两千零六十六，百分之二点七。那时候这些数字是计划，是赌注，是一张张三十块钱的纸片。 现在它们变成了两百七十万。 他合上账本，关了灯。 黑暗里，他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后——不，是很早以前。他坐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省政府的院子。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某个县的经济总量数据。他看了那个数字，没什么感觉。 现在他知道了。数字没有重量，人才有。六万块是数字，六万块买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是计划，扛着两千零六十六张纸片等四个月是人。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 明天还要上课。 第44章：第三轮 9月15号，第三轮认购证摇号。 消息是涂老板从南昌打过来的长途电话。他在邮电局排了四十分钟队，声音断断续续：“中签率……百分之二十……比上一轮高了五个点。“ 陶爱民站在学校传达室的电话机旁，手里攥着听筒，线路里全是杂音。百分之二十。他心里过了一遍数字。 他手里还有1510张未中签认购证。1510乘以百分之二十，约302张。 “老涂，中签的黑市价多少？“ “涨了。“涂老板的声音里带着兴奋，“上一轮中签证三千五一张，这轮直接蹦到四千。有人喊四千二了。“ 四千一张。 陶爱民没说话。听筒里杂音嗡嗡响，他闭了一下眼。 听筒里杂音嗡嗡响，像夏天的蝉鸣。他闭了一下眼。那个念头又翻上来了——不是想出来的，是身体里某个地方自己冒的，像骨头里长出来的东西：该走了。 “老涂，帮我个忙。“ “你说。“ “这回中签的证，我一张不留。全部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全部？“ “全部。“ “你不追加认购了？上轮你追了五十四万的。这轮中签率高了，新股上市涨幅也大——“ “不追了。“ 涂老板又沉默了几秒。陶爱民听见他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行。你说了算。我找人接盘，四千一张，302张，一百二十万零八千。手续费我帮你谈，不超过两个点。“ “谢了。“ “别谢我。我就是跑腿的。“涂老板笑了笑，“不过说句实话，小陶，你这步棋我看不懂。别人抢着要中签证，你全抛了。“ “看不懂就对了。“陶爱民说，“看得懂的事，挣不了大钱。“ 挂了电话，他在传达室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学校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发黄。 他没有追加认购。这个决定不是临时起的。 第二轮的时候他追了五十四万，借了三十五万，赌的是中签率高、新股涨幅大。赌对了。但那是因为第二轮之前市场还在上升初期，容错率高。第三轮不一样了。指数从616涨到1400，翻了一倍多。越往上走，容错率越低。一根针扎下来，气球就破了。 他不能把所有筹码压在越来越薄的容错率上。 卖了中签证的钱，涂老板用了五天才全部到账。302张，分四批出手，每批七八十张。买主有南昌的个体户，有从景德镇来的绸布商人，还有两个涂老板不肯说名字的人。四千一张，一分不让。涂老板在电话里说：“抢着要的人排着队呢，我挑的都是现款。“ 到9月20号，120.8万全部到齐。陶爱民第一时间把35万本金和2.1万利息汇给了涂老板，本息三十七万一千，一次结清。涂老板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小陶，你这人做事太干净。别人欠我钱我都追不回来，你借了钱恨不得第二天就还。“ “欠着不踏实。“ “你这脾气，以后做不了大生意。“ 陶爱民没接话。做不做大生意，不是脾气决定的。是时机决定的。 还完钱的那天晚上，他在蓝皮本子上把“借款“两个字划掉了。旁边画了个勾。这是这十个月来，他心里压着的一块石头。三十五万，月息两分，每天利息两百三十多块。从他借钱的那天起，这个数字就像一根细绳，勒在他脖子上，不紧，但一直在。现在绳子解了。 回到宿舍，周文远正趴在桌上抄笔记。看见他进来，抬头问：“钱到了？“ “出了。中签率百分之二十。“ “那咱那1510张——“ “大概302张中签。“ 周文远眼睛亮了：“302张？一张四千的话，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零八千。“ “老天。“周文远把笔放下来，手有点抖，“加上你手里那些股票——“ 陶爱民从枕头底下抽出蓝皮本子，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他把本子放在桌上，一条一条给周文远念。 “第二轮认购的9万股股票，7月上市，均价三十。这两个月涨了一截，现在每股三十三左右。9万股乘以33，市值297万。“ “中签证302张，黑市价四千，120.8万。“ “剩余未中签认购证1208张，现在黑市价一百八，21.7万。“ “加在一起——“ “439.5万。“陶爱民说，“约440万。“ 周文远愣在那里，半张着嘴。 440万。这个数字在宿舍的安静里显得不真实。窗外有人打篮球，球砸在地上一下一下的响。 “但是，“陶爱民接着说，“借款要还。三十五万本金，三个月利息，月息两分，两万一。本息合计37.1万。从卖中签证的钱里扣。“ 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写： 卖中签证：120.8万 还借款本息：-37.1万 剩余现金：83.7万 股票市值：297万 未中签认购证：21.7万 净资产：约402万 他把笔放下。 周文远盯着那张纸，喉结动了一下。“四百零二万。“ “嗯。“ “你5月份的时候——“ “四千二。“陶爱民说。 周文远长长吐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好半天没说话。 窗外的篮球声停了。有人在楼下喊谁的名字，喊了两声没人应，也就不喊了。 “你不追加认购，我理解。“周文远终于开口，“但中签证你也全卖了？一张不留？万一新股上市涨得更多呢？“ “万一跌呢？“ 周文远被噎了一下。 “你想的是涨。“陶爱民说，“我想的是跌。做决定的时候，先想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你能扛住，再做。扛不住，就别碰。“ “那你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新股上市破发。中签证砸在手里，一文不值。“ “这不太可能吧？现在行情这么好——“ “行情好的时候才最容易出事。“陶爱民把铅笔搁在桌上，“你记着，所有崩盘都是在涨得最好的时候发生的。没有一次例外。“ 周文远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你说话有时候不像个十九岁的人。“ 陶爱民没接这句。他拿起蓝皮本子，翻到前面几页。5月、6月、7月的记录整整齐齐，每一笔进出都有日期、价格、金额。八个月的账目，一页一页翻过去，像翻一条河。 “你打算怎么办？“周文远问。 陶爱民合上蓝皮本子。动作很轻，像合上一扇门。 “接下来不是挣钱的事了。“ 他看着周文远的眼睛，一字一字说：“是保住钱的事。“ 第46章：收音机 12月初，最后一批认购证出手了。 1208张未中签认购证，黑市价已经从一百八十块跌到了五十。陶爱民没有犹豫，全部清掉。6.04万，一分没留。 周文远在旁边看着，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他记得两个月前这些证还值一百八。跌成这样，说明市场在退潮。 陶爱民把最后一笔钱记进蓝皮本子，放下铅笔。 蓝皮本子摊在桌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从第一页排到最后一页。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卖股票：306.75万 卖中签证（第三轮）：120.8万 卖未中签认购证：6.04万 总收入：433.59万 减去借款本息：37.1万 减去手续费、车费、经纪费：约3万 净资产：约390万。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今年2月份记的。上面写着：自有资金4200，舅舅借款20000，父亲5000，周文远3000，其他收入27788。合计61988。 从61988到390万。十个月。六十三倍。 陶爱民把纸条折好，夹进蓝皮本子最后一页。 窗外有人在喊。不是喊他，是喊楼上的谁。声音穿过梧桐树，带着兴奋和急切。学校里关于股票的议论从来没断过。赵红军上个月又去了一趟上海，据说赚了三千块。经济系大三的钱明退了出来，说“太吓人了“。大四的孙浩还在里面，越投越多。 整个校园都在躁动。食堂里、操场上、宿舍走廊，到处有人谈论指数、谈论新股、谈论谁谁谁赚了多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腥的味道，像熟透了的果子快要落地。 陶爱民把蓝皮本子压在枕头底下，拉了拉被角。 然后他做了一件这十个月来从未做过的事。 他躺下来，闭眼，睡了。 枕头底下压着蓝皮本子和那张泛黄的纸条。后脑勺碰到枕头的那一刻，脑子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指数、股价、中签率、手续费——像水一样退了下去。退得干干净净。 走廊里的脚步声远了。隔壁的笑声远了。窗外梧桐树的沙沙声也远了。世界缩小到一张床的宽度，棉被的重量盖在身上，像一只手按住了他。 这一觉睡了十六个小时。从下午三点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中间没有翻身，没有做梦。身体像一台关了机的机器，彻底断了电。 这十个月，他没有一天真正放松过。5月20号之前，他反复推演行情走向，把认购证的数量、中签率、新股涨幅算了不下二十遍。6月摇号，他借了三十五万，月息两分，每天利息两百多块，压在胸口像块石头。7月新股上市，他盯着股价波动，涨了不敢喜，跌了不敢慌。8月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他咬着牙一股不卖。9月卖中签证、还借款。10月、11月分批出货，每一批都要算价格、算批次、算时间差。 每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后面全盘崩。 现在，盘清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宿舍里没有人。周文远大概是去上课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亮线。他躺了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泡旁边，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河。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昨晚没散尽的墨水味，和棉被晒过太阳之后特有的干燥气息。这十个月来，他第一次在醒来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去想数字。 他坐起来，穿上鞋，下了床。 第一件事不是洗脸，不是吃饭。他从褥子底下摸出三十六块钱，揣进口袋，出了宿舍楼。 学校后门有条小街，卖水果的、卖煎饼的、修自行车的挤在一起。街尾有一家五金杂货铺，门口挂着一排收音机。陶爱民走进去，指了指最里面那台。 红灯牌。棕色塑料壳，两个旋钮，一根天线。标价三十六块。 老板拿下来说：“要电池还是插电的？“ “插电的。宿舍用。“ “行。我送你一根天线接头，别弄丢了。“ 他把收音机夹在腋下，走回宿舍。周文远正好回来，看见他抱着个纸盒子，好奇地问：“买的什么？“ “收音机。“ 周文远凑过来看了一眼。“红灯牌？三十六块？“ “嗯。“ “你……“周文远欲言又止。他知道陶爱民手里有多少钱。三百九十万。花三十六块买台收音机，这个反差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有那么多钱了，为什么买这么便宜的？“他还是问了。 陶爱民把收音机放在桌上，插上电源，拧开旋钮。滋啦一声，电流声充满了宿舍。他慢慢调频，从一个台跳到另一个台，最后停在了人民广播电台。 播音员的声音沉稳、清晰，正在播报新闻。 “钱不是我要的东西。“陶爱民说。他没看周文远，眼睛盯着收音机上的刻度盘。“信息的时间差才是。“ “什么时间差？“ “政策从制定到传达，从传达到执行，从执行到见效。中间每一步都有时间差。“他把音量调低了一点，“谁先听到，谁就先动。先动的吃肉，后动的喝汤，最后动的洗碗。“ 周文远愣住了。 “这个时间差，在政策里。“陶爱民说，“收音机听的不是新闻，是风向。“ 他靠在椅背上，收音机里播音员正在念一条关于农业生产的消息。声音嗡嗡的，像远处的雷。 周文远站在那里，忽然觉得眼前的陶爱民有点陌生。不是那种“有钱了变了“的陌生。是另一种。像是站在一座楼前面，以为只有三层，忽然发现还有三十层。 “你以后不炒股了？“周文远问。 “不炒了。“ “那你要干什么？“ 陶爱民没回答。他伸手调了一下频道，播音员的声音换成了另一个台，又在滋啦声中切回人民广播电台。 “先听。“他说。 从那天起，陶爱民每天晚上八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半小时，不早不晚。他坐在桌前，蓝皮本子翻开，听到什么重要的就记一笔。记日期，记原话，记关键词。 周文远起初觉得他多此一举。图书馆有报纸，为什么不看报纸？ “报纸是昨天的。“陶爱民说，“广播是今天的。差一天，差很多。“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收音机里播了一条新闻。 播音员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中央会议建议，将于近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一九九三年经济工作方针。会议将重点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以及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陶爱民把铅笔停在半空。 1993年经济工作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 他把这二十几个字逐字记在蓝皮本子上，在后面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画得很重，铅笔尖几乎把纸戳破了。 第47章：涨潮之前 12月，第四轮摇号的结果出来了。 中签率百分之二十五。比第三轮又高了五个点。按理说这是好事——中签的人多了，能认购的新股也多了。但陶爱民在报刊室翻报纸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收窄了。 第二轮认购的新股，7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两百。第三轮的新股，11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一百二。到第四轮，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新股破发“的可能性。 涨幅在缩。速度在慢。水还在涨，但潮头已经平了。 陶爱民把报纸合上，没有多想。他手里已经没有认购证了，十二月初全部清干净了。第四轮跟他无关。 但跟别人有关。 学校里，暑期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命运开始分叉。赵红军赚了三千多，国庆后及时退了出来，逢人便说“见好就收“。钱明没赚没亏，本钱拿回来了，算是白忙一场。大四的孙浩还在里面，投了八千块，账户浮盈一千多，但他没卖——他说“等涨到两万再走“。 然后是黄伟。 黄伟是经济系大三的，跟赵红军同班。人瘦，话少，戴一副黑框眼镜，成绩中上。暑假里赵红军拉他去上海开户，他犹豫了三天，最后把自己攒了一年的八百块生活费投了进去。 八百块。一年的饭钱。 他买了一只化工股，七块二进的。涨到八块五没卖，跌到六块八没割，跌到五块三的时候他终于卖了。八百块变成五百六。亏了两百四。 加上来回车票、开户费，实际亏了将近四百。 但这些数字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他后来又借了四百块补仓。补在六块一的价位。然后又跌了。 到12月中旬，黄伟的总亏损超过了八百块。一年生活费，全没了。 那天晚上，陶爱民在图书馆看完书回宿舍，路过三号楼的时候听见楼上有动静。有人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把脸埋在枕头里。 同楼层的人站在走廊里，小声议论。 “黄伟喝多了，半瓶白酒。“ “他亏了多少？“ “八百。一年的生活费。“ “操。“ 陶爱民站在走廊里，听了一会儿。哭声断断续续的，中间夹着干呕。有人进去递了杯水，被推开了。 他想了想，转身下了楼。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袋馒头和一壶热水。他敲了敲黄伟宿舍的门，开门的是黄伟的室友。 黄伟躺在床上，脸朝墙，肩膀在抖。地上倒着一个白酒瓶子，空了。空气里全是酒精味和汗味。 陶爱民把馒头和热水放在桌上，没有说话。他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 黄伟没回头。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走廊里的脚步声来来去去，有人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黄伟。“陶爱民开口了，声音不高。 黄伟的肩膀抖了一下，没回头。 “你现在亏的，是学费。“ 黄伟慢慢翻过身来。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痕和酒渍，头发贴在额头上。 “将来你会赚回来。“陶爱民说，“但记住这个滋味。“ 他没有说“别难过“，没有说“钱没了可以再赚“，更没有掏钱替黄伟补窟窿。给钱是最简单的事，也是最坏的事——它会让人觉得亏损能被轻易抹平，下次还敢赌。 他只说了那两句话，然后站起来走了。馒头和热水留在桌上。 黄伟后来确实赚回来了。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名基金经理，以风格稳健著称。他管理的基金，从未在任何一年亏损超过百分之五。业内人士问他秘诀，他说：“我记着一个滋味。“ 这是后话。 12月下旬，期末考试。陶爱民照常去上课、考试、交卷。政治经济学九十一分，西方经济学原理八十五分，会计学基础九十三分，统计学八十八分。成绩不好不坏，中上水平。 考完试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去了图书馆三楼。三楼靠东边有一张长桌，平时没人坐。他把蓝皮本子摊开，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翻。 2月。自有资金4200。舅舅借了两万。父亲给了五千。周文远出了三千。合计61988元。 3月。买入第一批认购证。 5月。第一轮摇号。未中签认购证从三十涨到三百。 6月。第二轮摇号。中签率百分之十五。卖五百张未中签证，借三十五万，追加认购五十四万。 7月。新股上市。九万股，市值两百七十万。 8月。一股不卖。 9月。第三轮摇号。中签三百零二张，全部卖出。一百二十万零八千。还清借款。 10月。开始分批卖股票。 11月。清仓完毕。 12月。清掉剩余认购证。 从4200到390万。 他把蓝皮本子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掌按在封面上，深蓝色的布纹摩挲着掌心。 390万。这个数字放在1992年的中国，能买下临江市中心一整条街的铺面。能在云州港边圈几十亩地。能让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成为整个省最有钱的人之一。 但他忽然觉得这个数字很轻。 不是因为不满足。是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终点。三百九十万是一个数字，但数字后面还连着很多东西——政策、时机、人脉、格局。这些东西比钱重得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是他上午从传达室拿的，学校的信纸，淡绿色格子。 他拿起笔，写了一封家书。 信很短。 “父亲、母亲安好。 儿在校一切平安，本学期功课顺利，期末成绩尚可。课余做了一点投资，运气不错，本金已翻倍。请勿挂念。 天冷了，父亲的腿要注意保暖，别再下田。母亲的药按时吃，别省。 儿过年不回了，留校看书。开春再回。 儿爱民敬上“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贴了八分钱邮票。信封上写的是江东省汉丰市清源县红旗镇陶家湾，收信人陶援朝。地址他闭着眼都能写，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给父亲写信，写了十几年。 “本金已翻倍“。他写的是这四个字。不是翻了六十三倍。 翻倍，在父亲听来已经足够惊人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四千二百块钱翻一倍变成八千多，够买一头牛了。父亲会高兴，会担心，会在村里人面前忍不住说两句，但不会吓到。 六十三倍。三百九十万。这个数字如果传回村里，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他不想冒那个险。 他把信揣进口袋，明天一早投到邮筒里。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图书馆三楼的灯还亮着，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一声，像叹息。 第43章：喧嚣 8月的临江像个蒸笼。 教学楼走廊的吊扇坏了三台，电工说零件要从省城调，得等。陶爱民把报刊室靠窗的位置占住了——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到。 报刊室在图书馆一楼东侧，十五平方米，三排铁皮架子，搁着十几种报纸和几本过期杂志。平时来的人不多，进了暑假更少。但这个八月，推门的次数明显多了。 上海股市疯了。 7月底上证指数还不到1200点，8月中旬冲过1300。报纸上隔两三天登一次行情，豆腐块大小的表格，数字一天比一天大。陶爱民把每一期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翻出来，用铅笔把收盘指数抄在蓝皮本子上。 616，1005，1208，1342。 数字往上走，他的字越写越小。 8月20号那天的《文汇报》登了一篇通讯，四个字标题：炒股专业户。说上海杨浦区一个工人，姓陈，四十三岁，辞了钢铁厂的铁饭碗，专门炒股。三个月赚了两万块——相当于他以前八年的工资。 报刊室里炸了锅。 “两万块？真的假的？“ “报纸登的还能有假？“ “我舅妈上个月去上海，说交易所门口排队排到马路上去了，队尾的人在发牌子。“ 说话的是经济系大三的赵红军，嗓门大，人仗义，围着三四个人。他拍着报纸说：“我琢磨着凑点钱去上海开个户，你们谁一起？“ 旁边站着的钱明推了推眼镜：“六千块够吗？火车票来回就一百多。“ “够了。先开个户，买两手试试水。“赵红军扭头看见陶爱民正合上报纸，“陶爱民，你是搞经济的，你说说，这行情还能涨不？“ 陶爱民停下脚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几张脸。赵红军是兴奋，钱明是犹疑，大四的孙浩是急切。三种表情，一种心思。 “我看不懂。“他说。 赵红军愣了：“你看不懂？你不是天天来翻报纸？“ “翻报纸是翻报纸，看懂是看懂。“陶爱民把蓝皮本子塞进裤兜，“现在的行情我看不懂。看不懂的钱，我不挣。“ 说完就走了。没多解释一个字。 走廊里热浪扑脸。他走了几步，听见赵红军在身后说：“他胆子小，别问了。咱们自己干。“ 陶爱民没回头。 胆子小。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掂了掂。 那股熟悉的念头又翻上来了——不是想出来的，是闻到报刊室那股霉纸味的时候，身体里某个地方自己冒出来的。他见过太多胆子大的人。九十年代初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十个里面活到2000年的不超过两个。有的套了牢，有的跳了楼，有的倾家荡产老婆跑了。胆子大不叫本事。活下来才叫本事。 这念头从哪来的，他说不清。像是骨头里长出来的，每次都准。 到了宿舍楼下，碰见周文远。周文远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前天抄的行情数据。 “爱民，豫园商城都四十几块了。“ “嗯。“ “你不觉得高？“ “高。“ “那你还拿着？“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周文远跟了他三个多月，知道他手里有股票，但不知道具体多少股，更不知道借了多少钱。分寸一直卡得刚好。 “我看好。“陶爱民说，“但我更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看好和能挣到，中间隔着纪律。“ 周文远没听懂，眨了眨眼。 陶爱民靠在梧桐树干上，树荫把脸切成明暗两半。他想了想，换了种说法：“炒股最难的不是买，是知道什么时候走。走早了亏时间，走晚了亏本金。你十块钱买的，涨到十五没卖，跌回十一你卖了，亏不亏？“ “亏。“ “涨到二十你没卖，跌到八块你割肉，亏不亏？“ “更亏。“ “所以卖的话比买难。买只要有钱就行，卖要跟自己的贪心作对。大部分人做不到。“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什么时候卖？“ “还没到时候。“ “啥时候才到时候？“ “等我能看懂的时候。“他说，“现在看不懂，所以不动。看不懂的时候动，叫赌。我不赌。“ 周文远点点头，又摇摇头。大概明白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行情好得不能再好，怎么就看不懂了？ 陶爱民没再往下说。有些话讲到七分就够了，剩下的让人自己悟。话说太满，一来轻浮，二来把底牌亮了，日后被人捏着短处，想收都收不回来。这个习惯不是学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回了宿舍，他把蓝皮本子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8月20日，沪指1342。涨势未止，但速率加快。 “速率加快“四个字下面画了道横线。涨得越快的阶段，离见顶越近。不是马上就跌，但风险在堆。就像河水涨得越急，离漫堤就越近。 枕头底下还压着另一张纸条，5月20号晚上写的，字迹泛黄：5月21日不卖。5月25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他没撕掉那张纸条。留着它，提醒自己：他不是不会错。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有看不清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报刊室的人越来越多。不光经济系的，法律系、中文系的也来了。有人看报纸，有人来聊天。话题十有八九绕到股票上。走廊里、食堂里、操场上，到处有人议论指数涨了多少点，谁谁谁赚了几千块。 赵红军真的去了上海。三人凑了六千块，坐绿皮火车去开了户。回来时红光满面，说买了一只新股，三天涨了百分之十五。 “六千变六千九了。“他在走廊里嚷。 陶爱民从旁边经过，没吭声。 六千九。扣掉来回车票、开户费、过户费，净赚不到八百。三人分，一人两百多。赵红军觉得这是大生意。陶爱民知道这是学费。 这笔学费后面变成多少，取决于赵红军什么时候走。走早了算他命好。不走——他见过太多不走的人。 8月底，上证指数突破1400点。报纸上开始出现“牛市“两个字。有人预测年底能到1800点，有人说能到2000点。 整个夏天，陶爱民没动过手里的股票。九万股，纹丝未动。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还没到时候。“ 有人问他还涨不涨，他说：“我看不懂。“ 所有人都觉得他变了——三个月前那个算得精准的陶爱民，怎么突然缩手缩脚了？赵红军在食堂里跟人说：“他啊，钱多了反而怕了。穷人翻身，手软。“ 这话传到陶爱民耳朵里，他笑了笑，没接。 周文远替他不平：“赵红军懂什么？他六千块钱就算赢了？“ “他赢了。“陶爱民说。 “他赢什么了？“ “他赚了两百块，他很开心。这就是赢了。“陶爱民把饭盒里的青菜扒完，“每个人挣自己能挣的钱。他挣他的两百块，我等我的机会。各走各的路。“ 周文远不说话了。 9月1号开学。陶爱民报了到，交了学费，领了新课表。经济系二年级的课排得紧——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基础、统计学。他每门课都去上，坐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 没有人知道他手里攥着将近三百万的资产。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一个日子。 9月。第三轮摇号。 第45章：卖 9月底，陶爱民开始卖股票。 不是一次性卖。九万股，一口气砸出去，盘子上看得到，价格会被自己压下来。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是身体里刻着的本能。大单出货要分批，每批不超过两万股，间隔三到五天，让盘子自己消化。 涂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海本地的经纪人，姓吴，四十来岁，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个门面，专门帮人跑交易所。涂老板在电话里说：“老吴从上交所开张那天就干这行，靠得住。手续费千分之五，跑腿费另算。“ 陶爱民把第一批两万股的指令传过去：卖。能卖多少卖多少，不限价，但别低于三十。 吴经纪人回话很快：“今天开盘三十一块二，我帮你分三笔出，均价三十块八。“ 第一批，两万股，30.8元。到账61.6万。 陶爱民在蓝皮本子上记下日期、股数、价格、金额。字迹工整，一笔一画。 第二批在国庆节后。国庆那几天他没闲着，在图书馆翻了三天报纸，把上海各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全看了一遍。股价还在涨。豫园商城突破四十块，延中实业到了三十六。报纸上说“金秋行情“，有人喊“沪指年底见一千八“。 10月8号，他让吴经纪人出第二批。这回卖了一万五千股，均价32.5元。到账48.75万。 10月的校园比夏天更躁。新学期开学了，消息传得更快。经济系有人办了个“股票沙龙“，每周三晚上在阶梯教室碰头，交流行情。赵红军是积极分子，每次都带一份手抄的行情表。他逢人就说：“指数年底到一千八，稳了。“ 陶爱民没参加过一次沙龙。他照常上课、去报刊室、回宿舍记账。该卖的时候打电话，不该动的时候不动。 “价格在往上走，“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你确定不等一等？再过两周，可能更好。“ “不等了。照计划卖。“ 第三批，10月中旬，一万五千股，均价34.2元。 第四批，10月底，两万股，均价35.6元。这一批出的时候，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今天盘面很活跃，买单排了好几排。你的两万股分五笔出的，没砸动价格。“ 第五批，11月初，一万股，均价37.1元。 每一次卖出，他都在蓝皮本子上记一笔。数字一行一行往下排，像台阶。 每次打电话给吴经纪人，他都去学校传达室。传达室的大爷认识他了，看见他来就指指最里面那台电话：“打长途的，右边那台。“电话费五毛三分钟，超时另算。他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指令简短，不废话：卖多少股，什么价位以上，什么时候出。吴经纪人问要不要看看盘再定，他说不用。看好就出，不看好就不出。看什么盘。 周文远偶尔会问：“今天又卖了？“ “卖了。“ “多少钱？“ “记着呢。“ 他不报具体数字。不是不信任周文远，是习惯。钱的事，越少人知道具体数目越好。那个念头又自己冒上来——他见过太多因为露富而出事的人。九十年代的几百万，跟后来的几千万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消息传得快，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麻烦就跟着来了。 到11月中旬，手里还剩一万股。 这时候上证指数已经过了1450点。报纸上的声音越来越乐观。有人写文章说“牛市刚到半山腰“，有人预测春节前能到1600。吴经纪人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陶先生，最后这一万股，我建议你再拿一拿。现在每天都在涨，一天一个价。“ 陶爱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 “吴叔，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觉得这个市场，会一直涨上去吗？“ 吴经纪人没吭声。 “我是说，永远涨，不停。“ “那……不会。“ “那就行了。“陶爱民说，“最后一万股，这周出掉。“ 11月20号，最后一批。一万股，均价36.8元。到账36.8万。 九万股全部清仓完毕。总卖出金额： 61.6万 + 48.75万 + 51.3万 + 71.2万 + 37.1万 + 36.8万 = 306.75万。 均价约34元。 陶爱民把最后一笔数字写进蓝皮本子，放下铅笔，合上本子。封面是深蓝色的布纹，边角已经磨毛了。 他没有卖在最高点。最后一万股出手的时候，股价还在涨。如果再等两周，也许能多卖三四万。也许。也许也会少卖七八万。 周文远那天晚上问他：“你为什么不等到最高？“ 陶爱民坐在床沿上，鞋脱了一半，光脚踩在水泥地上。地面凉，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走。 “最高点是回头看才知道的。“他说，“站在当下，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最高。“ “但你不是——“周文远咽了半句回去。他本来想说“你不是算得很准吗“，但想起陶爱民不爱听这种话。 “我不是神仙。“陶爱民把另一只鞋也脱了，“我是人。人就要有人该挣的钱。神仙的钱，我不挣。“ “那你怎么定什么时候卖？“ “靠纪律。“他说，“我给自己定了规矩——12月之前清仓。不管涨到多少，12月之前必须清完。到了日子就走，不留恋。“ “为什么是12月？“ 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拉过被子，侧过身去。 有些事他没法解释。比如他为什么知道1993年2月之后会暴跌——不是知道，是那个念头自己冒出来的，像梦里看见的东西，醒来只剩一个轮廓。他看见一个数字：1558。然后是下跌。很长很长的下跌，跌到看不见底。 他能做的，就是在下跌之前走干净。不贪最后一分钱。 “睡吧。“他说。 宿舍熄了灯。走廊里有人在外放收音机，播音员在念新闻，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内容。隔壁宿舍有人在笑，笑得很大声。不知道在笑什么，大概是谁又在股市里赚了钱。所有人在这个时候都是高兴的——年底了，指数还在涨，账户里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大。没有人觉得这会结束。 所有人都很高兴。 他把蓝皮本子压在枕头底下，跟那张泛黄的纸条放在一起。闭上眼之前，他在心里把数字又过了一遍。 卖股票：306.75万 卖中签证：120.8万 未中签认购证：还在手里，1208张 剩下的，还有两件事要做。 一件是把手里的认购证清掉。另一件，他还没想好怎么跟周文远说。 明天再说。先睡。 第48章：该走的路 1993年1月，寒假。 学校空了大半。宿舍楼里只剩下走廊尽头还亮着灯，食堂关了一半的窗口，图书馆二楼以上都不开了。梧桐树的叶子落尽了，枝干在灰白色的天空下叉开来，像干裂的血管。 陶爱民没有回家。 他跟周文远说：“我留校看书，开春再回。“周文远原本也要留，被他劝走了。“你回去过年。你妈想你了。“ 周文远走的那天，陶爱民送他到校门口。周文远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一个人在学校，行吗？“ “行。我又不是头一回一个人过年。“ 周文远走了。校门口安静下来，只剩风声。 陶爱民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蓝皮本子。他翻到最后一页，把该还的账目理了一遍。 第一件事：还钱。 他通过涂老板，把钱分三笔汇出去。 第一笔，汇给舅舅杨立冬。两万本金，加两千块利息，共两万二。他在汇款单附言栏写了四个字：“舅舅收好。“ 第二笔，汇给父亲。五千块。附言栏写：“爹，买头牛。剩下的存着。“ 第三笔，交给周文远。三千块本金，他另外硬塞了五百块。周文远不收利息，说“我又不是放贷的“。陶爱民说：“这不是利息，是学费。你这半年跟着我，听了看了学了不少东西，这五百块是学费。你不收，就是不认我这个老师。“ 周文远拗不过他，收了。 三笔账还完，加上之前付给涂老板的代持费和各项杂费，手里还剩约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放在1993年的临江，能买下半条商业街。 第二件事：开户。 这事儿他琢磨了很久。他自己是大学生，按当时的规定不能开证券账户。就算能开，一个十九岁的在校生名下挂几百万的资产，太扎眼。 他找了涂老板。 涂老板在电话里听完他的想法，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要用我的名义开户？“ “对。代持。我出资产，你出名字。“ “代持费怎么算？“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涂老板算了算，三百六十万的百分之一是三万六。他吸了口气，“小陶，你这手笔越来越大了。“ “老涂，这事你要是不方便，我找别人。“ “谁说我不方便？“涂老板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我跟你处了快一年了，你什么人我清楚。这事儿我接了。合同我找人写，你过目。“ 1月10号，涂老板飞到上海，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开了证券账户。户名：涂建明。密码只有陶爱民知道。代持协议一式两份，各执一份，涂老板请了个律师做了公证。 三万六的代持费，陶爱民当场付清。涂老板收了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把账户卡和密码条递给陶爱民。 “小陶，我说句实话。“涂老板点了一根烟，“这一年你赚了多少钱我大致心里有数。你今年多大？“ “十九。“ “十九。“涂老板吐了口烟，摇了摇头，“我四十三了，挣的钱没你这一年多。“ 陶爱民没接话。他把账户卡放进内衬口袋，扣好扣子。 第三件事，最花时间。 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图书馆三楼，带两个馒头、一壶水、一支钢笔、一摞信纸。图书馆寒假只开三楼东侧的阅览室，暖气烧得不旺，他穿着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他从报刊室借出了1992年全年的《百姓日报》和《经济日报》。合订本，每月一册，总共二十四本。摞在桌上，半人高。 他开始抄。 不是全文抄。他抄的是社论和头版头条。每一篇，逐字逐句，连标点都不漏。抄完一篇，在末尾标注日期和版面。 《人民日报》的社论，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他抄了九十七篇。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他抄了一百一十二篇。 还有一些零散的：国院文件摘要、领头人讲话节选、经济数据公报。他挑重要的抄，不重要的跳过。 整整二十天。从1月5号到1月25号。每天抄八到十个小时。手指磨出了茧子，钢笔用干了三瓶墨水。 抄完之后，他到校门口的文印店，花十五块钱装订成三个本子。牛皮纸封面，棉线缝边，厚厚的三摞。 他把三个本子摞在桌上，翻开了第一本。1月6日的《百姓日报》社论，标题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着自己抄的字，逐字默读了一遍。 他不是在练字，也不是在做学问。他在找规律。 政策从提出到落地，从落地到见效，中间有节奏。什么问题先提，什么问题后提，什么问题反复提，什么问题提一次就不提了——这里面的讲究，比股票K线图深得多。 他抄了二十天的报纸，理出了一条线：1992年的政策重心是“发展“。***南巡讲话之后，“发展“两个字贯穿了全年的社论。但到了第四季度，“调控“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发展“和“调控“，一松一紧，像呼吸的节奏。 1993年会是收紧的一年。他嗅到了这个味道。 这个判断不光来自报纸。他脑子里还有一个数字——1558。 这个数字是几个月前自己冒出来的，像梦里看到的画面。上证指数会冲到1558点，然后掉头向下。掉多久？他不确定。但那个“掉“字，是实实在在的。像脚底踩空的感觉。 所以他不碰股市了。一手指头都不碰。账户开好了，放在那里。钱在里面躺着，不买一股。 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在股市之外。 1月25号晚上，他从图书馆回宿舍。路过传达室，大爷叫住他：“陶爱民，你的信。“ 是家里来的回信。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作业本纸上。 “爱民吾儿：来信收到。翻倍的事莫再提，钱乃身外之物，平安是福。牛已买，母牛，能下崽。你妈的药按时吃了，腿也见好。过年不回就不回，莫挂念家里。自己保重。父字。“ 陶爱民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蓝皮本子里。 他坐到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地图。中国地图，一米二乘零点九米，学校发的，新生入学时人手一张。边角已经卷了，他用手掌压平。 地图上，长江从西向东蜿蜒，穿过半个中国。上海在入海口，一个圆点。沿着长江向西，经过南京、芜湖、铜陵、安庆，再往西—— 他的手指停在了一个位置。 临江。长江南岸，距上海直线距离约四百公里。老城区有十几条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商铺街，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城里人都说“破得不像样“，但位置好——港口、码头、铁路交汇处。 他的手指继续往西移，停在了第二个位置。 云州。长江北岸，临江对岸。有一大片荒地，靠着港区。前年省政府批了“云州港扩建工程“的文件，但资金没到位，工程搁着。荒地还是荒地，芦苇长得比人高。 陶爱民盯着地图上这两个点。 临江的商铺。云州的荒地。 他拿起铅笔，在两个位置上各画了一个圈。 然后他把地图折好，压在枕头底下。跟蓝皮本子、跟那张泛黄的纸条放在一起。 窗外起了风。冬天的风从长江方向吹来，穿过校园的梧桐树干，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关了灯，躺下来。闭上眼之前，脑子里最后一个念头不是股票，不是认购证，不是三百六十万。 是一个画面：长江边的荒地上，芦苇在风里弯下去，又直起来。 第49章 ：一千五百五十八 1993年2月，临江的冷像从地底下渗上来。 东江大学四舍水房，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砸在搪瓷盆底。陶爱民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蹲在墙角，红灯牌收音机贴着耳朵，音量拧到最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整点新闻，女播音员声音清亮。 “……上证综合指数今日收盘，一千五百五十八点九五，再创历史新高。“ 他把收音机从耳边拿开，搁在膝盖上。水房灯管嗡嗡响，白光发青。 一千五百五十八。 这个数字他记得死死的。不是从报上读来的那种记法，是另一种——深得多，也冷得多。一千五百五十八后面是什么，他一清二楚。一年半之后，325点。近八成的市值蒸发干净。那些数字像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搁在脑子里，沉甸甸的，拿不掉。 水房的门哐当响，宿管老陈头提着痰盂进来，看见他蹲在墙角，吓了一跳。 “小陶？怎么了，水管子炸了？“ “没有，听广播。“ “又是股票？“老陈头凑过来，脸上有笑，“我儿子说现在买什么赚什么——“ “陈叔，让你儿子手里留点现金。过年用得上。“ 老陈头不以为然，提着痰盂走了，嘴里嘟囔：“年轻人胆子小。“ 胆子小。他咂摸着这三个字，没觉得不好。 从水房出来，走廊里热闹。三一二寝室的门敞着，几个经济系的同学围着听收音机，有人念报纸上的行情表。 “飞乐音响四十多块了吧？“ “豫园商城翻了五倍。“ 陶爱民从门口走过去，脚步没停。 食堂里更热闹。打饭窗口排着长队，大半的人不看菜价看报纸。角落黑板上不知道谁拿粉笔抄了一段行情，字歪歪扭扭。他打了二两米饭、一个炒白菜，坐到角落。隔壁桌三个人在议论，其中一个压低嗓子。 “经济系赵老师你们知道吧？把存折全砸进去了。“ “赚了多少？“ “四成。两万进去，快变三万了。“ 说话的人脸上带着羡慕，又带着几分活泛，好像赵老师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陶爱民低头扒饭。白菜没油水，米饭也凉了。他一口一口嚼着，吃干净了才起身。 赵老师他认得，教投资学的，课讲得不错，人也本分。一个本分人在这时候把存折全砸进去——那就说明最后一波人正在进场。 最后一波人。接盘的人。 下午，周文远来了。他这阵子在法律系办公室帮忙，帮刘警戒整理卷宗。看见陶爱民在宿舍楼前石阶上坐着晒太阳，凑过来挨着他坐下。 “听说了没有，经济系赵老师赚了快一万。“ “听说了。“ “你没反应？“ “什么反应？“ 周文远摸出一支烟，没点，夹在指间转着玩。“你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股没买。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不买。“陶爱民说。 “为什么？“ 他坐直了身子，从兜里掏出半截铅笔和巴掌大的本子，翻开。本子上贴满了剪报，铅笔批注密密麻麻。 “我说三个理由，你听。“ 周文远把烟别到耳后，正了正身子。 “第一，股票涨得太快了。飞乐音响去年这时候十几块，现在四十多，涨了三倍。但飞乐音响的利润涨了三倍没有？没有。一个企业利润没涨，股价涨三倍，说明买的人不是为了分红，是为了等涨了再卖给下一个人。这种买法，最后总有人接不出去。“ 周文远点头。 “第二，你发现没有，食堂打饭都在聊股票了。菜场卖菜的大妈都问你要不要认购证。人人入场的时候，就没有新的人来接盘了。后面没人接，前面的人就得跑。跑慢了的，套住。“ “第三。“他翻开本子，指着剪报，“去年十二月《人民日报》的口径还是'发展证券市场，引导社会投资'。今年一月变了，叫'理性参与，注意风险'。这个月好几家地方报纸在登提示风险的读者来信了。政策面在变，方向在变。“ 他合上本子，收回兜里。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会跌到多少？“ “我不预测点位。“ “那你判断呢？“ “我的判断是——现在进去的人，十个里头八个要亏。“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不做那八个。“ 周文远看着他，总觉得这家伙不像十九岁的人。说三个理由条条分明，一个多余的字没有，那腔调倒像在机关里坐了十几年。 “行，听你的。反正我手里也没钱。“ “你手里有钱也别碰。“ “知道。“ 周文远走的时候，陶爱民叫住他：“回去跟刘警戒说一声，让他宿舍那帮法律系的也悠着点。买了的，能出就出。“ “你直接跟他说不行？“ “我说的话他会当回事，也可能觉得我显摆。你说的话你跟他一个系，他不会这么想。话的分量，看谁嘴里说出来。“ 周文远愣了一下，笑着摇头：“你才十九，说话比我们辅导员老到。“ “被生活磨的。“他说，没多解释。 周文远走了。陶爱民在石阶上又坐了一会儿，太阳偏了，影子拉长。操场上的跑步声停了，换成傍晚的广播体操音乐。他站起来往图书馆走。 他得把今天的报纸看了。 2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篇证券市场报道，措辞不温不火。同一版右下角一条小消息，引了证监会一位负责人的话——“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不长，二十几个字。但他知道这种话的分量。 2月17日、18日，地方报纸转载。 2月19日《经济日报》第二版发表署名文章，标题四个字——《冷静为上》。 2月20日《解放日报》转载。 2月21日《文汇报》转载。 2月22日。 陶爱民在图书馆报刊室翻到了当天的报纸。头版右栏，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加粗，五号字——《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不是读者来信，不是署名文章。是评论员文章。 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措辞严厉，字字斟酌。文章里头一次出现了“投机过热“四个字，头一次出现“泡沫“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加强监管“的表述。 他把报纸放回报架，站在那儿，手指轻轻敲着木头架子。 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把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日期、报纸名称，工工整整抄上去。字小，铅笔削得尖。 报刊室管理员老太太端着搪瓷缸从里间走出来，看了他一眼。“小陶，又来抄报？你那本子快抄满了吧。“ “快了。“他笑了笑，“再抄一年就满了。“ 老太太摇摇头走了。在她看来一个大男孩每天来抄报纸，不是怪人就是书呆子。但她不知道，那三个本子里抄的东西，是一张图——往哪儿走，哪儿有坑，哪儿能落脚，都标着呢。 陶爱民合上本子，出了图书馆。天擦黑了，路灯还没亮，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他裹紧军大衣朝宿舍走。 脑子里没有兴奋，也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判断——风向变了。 从今天起，这张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市场翻来覆去地解读。有些人会听懂，有些人不会。听不懂的人，会留在山顶上。 他走过操场，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煤渣跑道上。远处宿舍楼灯火通明，有人唱歌，走调了，唱的是《一无所有》。 他把手插进兜里，拇指擦过本子粗糙的封皮。 第50章：何建平 3月，上海。 陶爱民坐了八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上海，处理涂老板代持账户的最后手续。账户里还有几百股零头，不够一手，得去营业部柜台办清零。 涂老板的人姓宋，在万国证券一个营业部门口等他。三十来岁，灰色夹克，不怎么说话，递了根烟过来。 “陶老板交代过了，手续你签字就行。“ “宋哥，户头上的事你经手的？“ “经手了。去年开户就是我跑的。“ 他点头。走进营业部大厅，人不多。跟去年那种排队挤破头的场面差远了。墙上挂着电子行情板，红绿交替，红的还是多一些，但绿色的那几行数字在跳动，跳得人心慌。 柜台办完手续，几百股残股清了。钱打进去，又转出来。一笔一笔的，签名按手印。他签的是涂老板的名字——有委托书，有公证，手续齐全。 办完最后一笔，他把单据收进牛皮纸信封，折了两折，塞进大衣内兜。 转身要走的时候，听见旁边有人打电话。 声音大。很大。 柜台右侧的电话机旁边站着一个人。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一根一根服服帖帖。左手夹着烟，右手攥着话筒，嗓门压不住。 “放心！你那十万，月底连本带利还你！涨了老子翻倍给你，不涨——哪有不涨的？“ 对方不知说了什么，他笑起来，肩膀抖。 “你听我的，现在就是底。外面多少消息了？说二季度还要上一波。二千点挡不住的。你信不信？不信你看着，等我说中了你请我吃饭。“ 陶爱民站在原地没走。 他看着那个人。侧脸。颧骨高，下颌方，眉毛粗，中间连着，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左边耳垂上有一颗痣。 他认得这张脸。 不是见过面的那种认得。是另一种——深得多，也远得多。这张脸后来出现过很多次。在**台上，在文件里，在新闻画面里。开会，念稿，做报告，讲的是党风廉政建设。再后来，通报上的措辞他记得清清楚楚——“严重违纪违法““丧失理想信念““把公权力变成谋私工具“。 那张脸的主人叫何建平。名字连带着那张脸一起浮上来，像水底的石头翻了面。 但此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何建平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他。 陶爱民走过去，在那人身边站了一会儿。皮夹克的烟味冲鼻子。他等了几秒，等那人挂了电话，才开口。 “兄弟。“ 那人转过头，上下打量他。一个穿军大衣的学生，年纪不大。 “什么事？“ “杠杆是催命符。“陶爱民说，声音不高，“见好就收吧。借高利贷买股票，赚了还得上利息，亏了连本都翻不回来。“ 那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善意的笑。 “哪来的学生？“他把烟灰弹到地上，头都没怎么抬，“滚一边去，懂什么。“ 陶爱民没生气。他看着那人把话筒重新拿起来，又开始拨号。手指夹着烟，烟灰要掉不掉的。烟雾缭绕里那张脸和记忆深处的另一张脸慢慢重合了，轮廓一样，神态一样，连那种不把人放在眼里的劲儿都一样。 他转身走。营业部大厅水磨石地面反着光，皮鞋踩上去哒哒响。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何建平还在打电话，一只手比划着，腰板挺直。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意气风发。 出了营业部，宋头在外面等着。两个人走到街口，宋头拦了辆三轮。 “陶老板，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吃了，赶火车。单据我拿着，别的你收好。回头我让涂老板跟你对账。“ 宋头点头。陶爱民上了三轮，回头看了一眼万国证券的招牌。二楼窗户亮着灯，看不清里面的人了。 回到临江是第二天傍晚。 他去找了刘警戒。法律系的办公室在四舍一楼东头，刘警戒一个人坐在里面翻案卷，桌上放着半杯凉茶。 “回来了？上海那边办完了？“ “办完了。“ 他在刘警戒对面坐下，想了一会儿措辞。 “警戒，有件事你帮我记一下。今天我碰到一个人，二十三四岁，在上海的营业部。姓何，好像叫何建平，也可能我记错了。穿皮夹克，戴金丝眼镜，左边耳垂上有颗痣。在借高利贷买股票。“ 刘警戒把茶杯放下来。“你要查他？“ “不查。你帮我留意就行。如果这个人将来进体制——不管是考公务员还是别的途径——你跟我提一声。“ “为什么？“ “直觉。“ 刘警戒看着他，没追问。两个人认识快两年了，他知道陶爱民说“直觉“两个字的时候，背后一定有理由，只是不说。 “行，我记着。何建平，皮夹克，金丝眼镜，左耳垂有痣。“ “对。“ 陶爱民站起来要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 “警戒，这个人如果真进了体制，将来说不定能走到挺高的位置。“ “你怎么知道？“ “他身上有那股劲。胆子大，会来事，脸皮厚，不怕输。这种人在体制里有时候走得比谁都快。“ “也摔得比谁都重。“刘警戒接了一句。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这句话比刘警戒自己想的还要准。 他走出法律系办公室。天黑了，走廊里的灯泡昏黄，墙皮剥落了一块一块。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 走到宿舍楼前的石阶上，他坐下来。 火车是下午的，他在车上坐了八个多小时，靠着窗户，看窗外的田地一截一截往后退。他在火车上想了一路。 何建平。二十三四岁，借高利贷炒股。贪婪，不知道怕。 那种贪婪他太熟了。 不是在别人身上见过。是更深的地方——手伸出去的那一刻，心里清楚不对，但就是收不住。后来收住了。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收住，代价也不小。 那种贪婪跟何建平身上的一模一样，像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区别只在于——他收住了，何建平还没有。而何建平将来会不会收住，他不知道，也管不了。 石阶上凉。风从江面吹过来。他把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远处宿舍楼的灯亮着，有人在喊谁的名字，声音拖得老长。操场上有个人在跑步，影子被路灯拉成一条线。 他摸出口袋里巴掌大的本子，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何建平。1993年3月。上海。杠杆。“ 写完看了看，又在后面加了三个字： “待观察。“ 本子合上，塞回兜里。他站起来拍拍裤子，往宿舍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黑黢黢的操场。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路灯的光圈里几只飞虫在打转。 何建平的脸又浮上来了。金丝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亮的，野心勃勃的。 他转回头，继续走。 第51章：不动产 3月底到4月，临江的雨下了一场又一场。梧桐叶子冒出来，嫩绿的，打着卷儿。 陶爱民坐在涂老板南昌的茶馆二楼，桌上摊着一张临江老城区的地图。地图手绘的，比例尺不太准，但每条街、每个巷口都标得清楚。他拿铅笔在上面画了三个圈。 涂老板坐对面，喝着茶，没问他要干什么。 “涂哥，帮我办三件事。“ “你说。“ “第一件，临江老城区临街商铺。我看了几个位置，这一片——“铅笔点了点三个圈，“十七间。不用连着，分散着买。大的贵小的便宜，平均下来一间大概六万。十七间，一百零二万。“ 涂老板放下茶杯。“商铺？现在商铺没人要。老城区都喊着要拆。“ “那条街不会拆，我查过规划了。“他指了指地图上一个标记，“明年市政府的工作报告里要提老城商业带改造，临街铺面以后值钱。现在买，是抄底。“ 涂老板看了他一眼。这个少年人说“抄底“两个字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那种赌徒的兴奋，平平静静的，像在说今天吃什么菜。 “钱从哪出？“ “从我那笔资金里出。用你的名义买一部分，另用宋头的名义代持一部分。名字不写我的。“ 涂老板点头，没多问。他知道规矩。 “第二件。“铅笔移到地图另一侧，“云州。这里。云州港东边的滩涂地。“ 涂老板皱了皱眉。“那地方全是芦苇荡，荒的。“ “对。我要的就是荒的。“他翻开本子，上面记着几个数字和一个人名。“涂哥你在云州有个关系，镇上的。姓方，方德贵。“ “方德贵，我老战友的连襟。镇上的，管过土地。“ “通过他，以农业开发的名义租下这片滩涂。三百四十亩。租期三十年。一次性付租金。“ “租金多少？“ “三十万。“ 涂老板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三十万租三百四十亩荒地三十年？“ “一亩不到一千块。三十年。涂哥你自己算。“ 涂老板算了算。一亩一年不到一百块。三十年。荒地。 “这地方能干什么？“ “现在什么都干不了。芦苇荡，烂泥滩。但十年以后——“他停了一下，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十年以后云州要规划保税区，这件事他不能说。“涂哥，你信我。这块地将来值钱。不值小钱，值大钱。“ 涂老板看着他，沉默了一阵。两年来这个少年人做的每一件事，事后看都没有走眼的。股票是，认购证是，连摇号中签率都算准了。 “行。我帮你办。“ “第三件。剩余的钱，大概两百二十万。不投资了。存银行。定期，大额存单。分三家银行存。你的名字一家，宋头一家，还有——老周，周文远他爸，能不能借用一下？“ “老周？周文远他爸？“ “对。清源粮站的老周，管了一辈子秤，人靠得住。周文远帮过我不少忙。用他的名字存一笔，到期利息归他，算是谢他儿子的。“ 涂老板点头。三件事，清清楚楚。 “涂哥，费用你定。代持费，手续费，跑腿的辛苦钱。“ “跟你还算这个？“ “亲兄弟明算账。你帮我做了这么多事，不能让你白忙。“ 涂老板笑了，摆了摆手。“行，到时候再说。“ 从南昌回临江的火车上，他靠着窗户算了一笔账。 三百六十万。分三块。 第一块，商铺一百零二万。十七间。按现在的租金行情，一间月租三百块左右。十七间一个月五千一，一年下来六万出头。回报率百分之六，不高。但商铺会增值。他等的不是租金，是增值。 第二块，滩涂地三十万。三百四十亩，三十年。这块地现在的价值是零。但十年以后——他太清楚了。那片滩涂被征用的时候，补偿标准按工业用地算，一亩少说也得十几万。三百四十亩。这个数字他不敢在脑子里多算，算了会乱心智。 第三块，定期两百二十万。这是保底。年息按百分之十算，一年利息二十二万。加上商铺租金六万，一年光利息和租金就有二十八万。够他做很多事了。 但钱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些资产，一张纸上的名字都不是他的。涂老板、宋头、老周。三个人。他的名字不出现在任何一张纸上、任何一个登记簿里。将来有一天需要把这些资产全部转出去的时候，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不留痕迹。 回学校第二天，周文远来了。 他带了两包花生米，坐在陶爱民对面的床上，剥着吃。看见桌上摊着的地图和本子，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 “你在搞什么？“ “买了点铺子。“ “铺子？“周文远嚼着花生米，“你不是炒股挣的钱吗？怎么不接着炒？“ “不炒了。“ “为什么？“ 陶爱民把地图收起来，本子合上，搁进抽屉。靠在椅背上看着周文远。 “股票是水，流来流去。地是根，扎下去就不动了。我要的是根。“ 周文远嚼花生米的动作慢了一拍。他看着陶爱民，总觉得这话不像是十九岁的人说出来的。 “你是怕跌？“ “不是怕。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去年清仓到现在，指数又涨了不少，但那不是我的钱。我挣不到最后一个铜板，也不该挣。“ “那你还买铺子干嘛？收租？“ “收租是顺手的事。买铺子是为了把水变成根。水会蒸发，根不会。“ 周文远不说话了。他不太懂这些，但他看得出来陶爱民不是在跟他商量，是在通知他一个结果。这种语气他熟悉——每次陶爱民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事情已经定了，没有转圜的余地。 “行吧。“周文远把花生米壳扫进垃圾桶，“反正你做什么我都信。你比我有主意。“ “你也有你的长处。“陶爱民说，“你以后的路跟我不一样。我往实业走，你往别的方向走。但不管走哪条路，手里的东西得攥住，别被水冲了。“ 周文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送走周文远，陶爱民关上门。 他拉开大衣口袋的拉链，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纸本子。这不是抄报纸的那个本子，是另一个——记账用的。每一页记着不同的数字：股票的、借款的、还款的、代持的。密密麻麻，铅笔字。 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 他掏出铅笔，削得尖尖的，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 “1994年6月之前，处理完所有。“ 写完看了两遍。把本子合上，塞回大衣内兜。 窗外天黑了。雨又下起来了，打在窗玻璃上啪啪响。走廊里有人在洗漱，水声哗哗的。隔壁寝室收音机开着，放的是天气预报，说明天有中雨。 他坐在桌前没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清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商铺——过户手续走涂老板和宋头的名义。每间铺子单独签租赁合同，租金走现金不走银行。现金不留痕迹。 滩涂地——租约上方德贵的名字。三十年，一式三份。一份涂老板存着，一份方德贵存着，一份他自己拿着。将来要转的时候有据可查，但据上没他的名字。 定期——三笔，三家银行。存单各自保管，密码分开记。老周那笔到期后连本带利取出来，利息留给他，本金收回。 清清楚楚。一丝不乱。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十九岁的手，指节还没长开，手背上有一道冬天冻的裂口，结了痂。但握笔的力气够。 1994年6月。那个日子后面连着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清楚。 他站起来，把窗帘拉上。台灯的光圈照在桌面上，本子的位置留着一道浅浅的压痕。 雨声大了。他关了灯，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三百六十万的根，已经扎下去了。下一步，等。等风来，等地稳，等时间走完它该走的路。 第52章：破千 五月十四号，系办公室的长途电话找到陶爱民。传达室老头扯着嗓子在楼下喊了三遍，他从四楼跑下去接，话筒里是宋头的声音，隔着几百公里，有点哑。 “破一千了。“ 四个字，说完就是电流声，滋滋啦啦。 “营业部里空得很，行情板上一大片绿。上个月还有人喊着抄底，这个月没人吭声了。“宋头顿了顿，“涂老板让我跟你说一声。账上没你的东西了，就是报个信。“ “知道了。谢谢宋哥。“ 挂了电话，他站在传达室门口没动。五月的太阳照在水泥台阶上，白花花的一片，晃眼。 一千五百五十八，跌到一千。四个月，跌掉三分之一还多。 他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贴满剪报的本子，翻到二月中那页。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抄在正中间，《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他从这一页往后，用铅笔拉了一张表，三栏：日期，报纸怎么说，指数在哪里。 二月十六，一千五百五十八，历史新高。 二月二十二，评论员文章，第一次出现“投机过热“，第一次出现“泡沫“。 三月，“加强监管“的提法见了三回报。 四月，地方报纸开始登股民来信，标题都是现成的——《我被套牢的一百天》。 五月十四，破一千。 表拉完，铅笔搁下。他对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又把本子往前翻，翻到去年抄的那些版面。一个字都没抄错。 字在先，数在后。报纸上的字是风向，指数是船。船头调过来总要比风慢半拍——可只要风换了，就没有不转的船。 食堂那块抄行情的黑板还在老地方，粉笔字停在四月中，没人再往上写。一半的字被袖子蹭花了，剩下的几个数字孤零零地挂着，像退潮后搁在滩涂上的几条鱼。 打饭的时候他碰见了赵老师。教投资学的赵老师排在队伍中间，端着搪瓷缸，打了二两饭、一个素菜，菜只要了半份。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赵老师点了点头，很快把头别过去了。三月份的时候，赵老师账户上是三万快四万。他没打招呼。这种时候，不打扰就是体面。 晚上路过宿管室，老陈头隔着窗户招手，叫他进去，压着嗓子，脸上有点挂不住。 “小陶，你上回说的……我儿子，套住了。“ “套了多少？“ “三万六。“老陈头的两只手在膝盖上搓，“媳妇跟他吵，吵得回娘家了。他还不服，说再借点钱摊低成本，跌一块补一块，总有一天补回来。“ “陈叔，让他先回答三个问题。“陶爱民说，“这钱三年之内用不用？借来的钱还不还得起？再跌一半他睡不睡得着？三个问题里有一个答不上来，就一个字——停。“ “停了，钱能回来吗？“ “停了，就不会更坏。“他说，“套在里头的，是市场的账；再往里填的，就是自家吃饭的账了。两本账不能混。“ 老陈头叹了口气，连连点头，末了又看了他两眼，觉得这话不像二十岁的人说的。到底没问。 黄伟也来问过一回。六月初，天热了，他摇着蒲扇进寝室：“跌成这样，是不是底了？我想抄一把，把去年亏的那三个月补回来。“ “去年亏的三个月生活费，补回来了吗？“ 蒲扇停了。“……还没。“ “那就别想抄底。“陶爱民说，“底是给手里有粮的人猜的，不是给借粮的人猜的。窟窿没堵上的人，先补窟窿。“ 黄伟张了张嘴，没词，摇着扇子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那你说，这市场到底谁挣钱？“ “守规矩的人。“ “守什么规矩？“ “拿得起，放得下，亏得起。三样占全了，才轮得着说挣钱两个字。“ 黄伟站在门口琢磨了一会儿，觉得这三个“得起“，比一学期的《证券概论》都硬。 期末前一周，程教授把他叫到办公室。旧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桌上摆着他的成绩单，三年了，名次一直在前头。 “论文选题定了吗？“ “定了。“他从书包里抽出一页纸，双手递过去。题目是他誊过两遍的——《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思考》。 程教授接过去看了很久，抬眼：“现在做证券的题目时髦，材料多，好发表，答辩也讨巧。你这个题目，数据少，口径乱，吃力不讨好。“ “数据少，说明这一块被忽视了。“陶爱民说，“被忽视的地方，才有真问题。“ “你想过它为什么被忽视吗？“ “想过。“他停了一下，“因为分蛋糕的人，不太愿意让人算蛋糕。“ 风扇吱呀吱呀。程教授把那页纸对折，压到镇纸底下，看着他，看了足有半分钟。 “跟我读研。这个题目，给你三年，做得像样。“ “我明年就工作。“ “工作了也把这个题目记着。“程教授说，“哪天你真把它算明白了，你写出来的就不该是论文了，是方案。“ 他把这句话带出了办公室。方案两个字，比论文重。 六月底，毕业生楼前天天有人拍照。啤酒瓶子晚上从台阶上滚下去，叮叮当当响到后半夜。有人在走廊里唱歌，唱着唱着就哭了。 刘警戒来找他，手里捏着一张纸，隔着老远晃了晃。 “定了。汉丰市局。先下清源县刑警队，锻炼一年。“ “清源。“陶爱民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怎么，你去过？“ “我家就在清源。红旗镇。“ 刘警戒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那敢情好，地界上见！“他左右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些，“我爸说了，县里那地方人情大过天，下去头一件事，把'不'字练好。“ “练好'不'字，比练好枪法难。“陶爱民说，“枪法天天有人教你，'不'字没人教，得自己教自己。“ “你又来。“刘警戒笑骂了一句，忽然收了笑，正色道，“对了。你去年让我记的那个何建平——上海那边，出事了。“ 陶爱民站在台阶上没动。夏天的风从梧桐叶子里穿过来，热烘烘的，带着一股晒蔫了的青气。 金丝眼镜后面那双亮的、野心勃勃的眼睛，他闭着眼都能想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几天。“刘警戒说，“听说是爆仓了。明天细说，我今天还得去系里办手续。“ 刘警戒走了。陶爱民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抬手摸了摸口袋里那个巴掌大的本子。 本子上有一页，写着“何建平，1993年3月，上海，杠杆“，后面跟着三个字：待观察。 现在，观察出结果了。 第53章：站台 第二天上午，陶爱民先去系办公室回了涂老板的长途。 “没大事。“涂老板在电话那头说，嗓音混着南昌茶馆的嘈杂，“是宋头报的一件事，我觉得你该知道。上海那个穿皮夹克的——就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爆了。“ “怎么爆的？“ “五月里被平的仓。他那个户头，前前后后借了十五万，月息五分，光利息一个月七千五。指数破一千二的时候他就补过保证金，破一千一的时候又补，最后破一千，券商把他平了。股票跌剩四万多，先还了利息，本金还欠着七八万。“ 陶爱民握着话筒，没说话。 “放贷的天天堵在营业部门口。他把手表押了八百块，皮夹克当了四十。“涂老板顿了顿，“营业部把他列进了不受欢迎的名单，进去看行情都不让。听户头上的人讲，这小子原先是个大学生，九二年休学出来炒股票的，家里人跑来上海找过两回，拖都拖不走。“ “人现在呢？“ “听说要回老家了。“涂老板说，“有人问他还炒不炒，他说不炒了，回去考公务员，换个弄钱的法子。“ 换个弄钱的法子。 陶爱民在心里把这七个字过了一遍。不是收手，是换个法子。赌桌上输光的人，想的是换一张桌子。 “涂哥，谢谢。这事我知道了。“ “你要不要见见他？“涂老板问，“宋头能找到人。“ “不见。“陶爱民说，“现在见他，他只会在心里记恨。等他哪天自己想明白，不用人见。“ 挂了电话，他在系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走廊里毕业生来来往往搬行李，网兜里的搪瓷缸叮当作响。 他掏出本子，翻到那页，在“待观察“三个字后面添了一行： “1993年6月，平仓离场。市场教了他第一课。第二课，得等他进了门再说。“ 写完，合上本子。心里没有半点快意，只有凉。那张脸是他自己的影子——影子摔碎了，本体还在走。将来这个人在哪个门口出现，谁也说不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今天这行字记牢。 傍晚，刘警戒办完手续回来，两个人在宿舍楼前的石阶上坐着。晚霞烧了半边天，知了在头顶叫。 “月息五分，一年就是六成利。“刘警戒说，“我查过资料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摆在那儿——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法院不予保护。他那个五分利，一大半在保护线外头。“ “也就是说，放贷的收得没道理。“ “收得没道理，可收得着。“刘警戒说，“借高利贷的人，等不到上法院那一天。人家有别的办法。“ 陶爱民点点头。这话是对的。规矩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落到人身上是另一回事。何建平借钱的时候，司法解释就摆在那里，白纸黑字，他一个字没看；现在人家堵门了，他想起法律来也晚了。 “你说他回去考公务员，能考上吗？“ “能。“陶爱民说得很肯定，“这种人考试不一定行，但面试一定行，办事一定快。上头要的就是快的。“ “那不挺好吗。“ “快有两种。“陶爱民看着远处暗下来的操场，“一种是路熟，一种是不看坑。“ 刘警戒咀嚼了一下这句话，没接。两个人在石阶上又坐了一会儿，天黑透了才上楼。 七月二号，刘警戒走。 行李前一晚就捆好了：一床铺盖，一只木箱，一网兜书。宿舍里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床板上贴着的名字条撕掉了一半。 站台上，陶爱民递给他一个纸盒。 “什么？“ “英雄一百。你在你们系写字好，去了县里写材料，笔要跟手。“ 刘警戒拆开，钢笔是墨绿色的，笔帽上崭新。他拿在手里掂了掂，忽然转身从背包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回来。 “我也有东西给你。“ 陶爱民拆开。里面是几页纸，手写的，字迹板正——是去年模拟法庭那份“判决书“的底稿。被告陶爱民，罪名投机倒把，本庭宣判：无罪。末尾的日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你留的是复印件还是这个？“ “复印的那份我带走。“刘警戒说，“这份给你。等哪天正本用得上了，我再来写一张。“ 陶爱民把那几页纸折好，收进上衣内兜，贴着那个记满数字的本子放着。 站台广播响了，检票的队伍开始往前涌。绿皮车窗一扇一扇摇下来，探出各式的脑袋。 “我走了。“刘警戒背起铺盖卷，走了两步又回头，“爱民，省城不留？“ “看分配。“ “省委办公厅那种地方，挤破头。“ “好地方。“陶爱民说，“太好了。“ 刘警戒盯着他看了两秒，笑了：“行。清源见。“ 他上了车，把铺盖卷塞上行李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哨声响了，车身晃了一下，开始动。 “陶爱民！“刘警戒在车窗里喊，“案子我记着！人我也记着！你等着！“ 车走远了。陶爱民在站台上站到广播换了下一趟车次，才慢慢往外走。 出了站，七月的太阳当头砸下来，柏油路面软的，空气里一股热橡胶味。他没打车，也没坐公交，沿着站前大街走了两站地，把汗走透了，心里那点黏糊糊的东西才散了。 回到学校，寝室里只剩他一个。大三大四的都出去实习了，楼里空得很，走廊尽头水房的水滴声一下一下，听得清清楚楚。 他在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纸。 纸头上写了六个字：暑假，两件事。 第一件，看厂。 涂老板上半年递过话，临江城郊有两家食品厂找活钱。一家是同福糕点厂，老字号，做桃酥和云片糕，在城里有点名气，缺一笔钱换烤箱，账目据说干净。另一家在城北三十里，罐头厂，做出口订单，口气大，来钱急。 “钱是水，得有个东西接着。“涂老板在电话里说，“铺子是接水的盆，厂子也是。你上回说要看厂，我给你约。“ 他提笔在纸上下行写：同福，看三样——账，库，人。罐头厂，同样三样。看完再说话。 第二件，他想了想，写：给家里报个平安，就说暑假在学校补课。 其实不补课。有些事，做的时候家里不知道最好。 写完，他把纸对折，压在台灯底下。窗外知了叫成一片。他望着窗外那棵老梧桐，树叶一层压一层，绿得发黑。 市场那本账，昨天算是翻过去了。新的一本，还没起头。 笔帽扣上，笔搁下。 看厂去。 第54章：看厂 七月十四号，涂老板到临江，住江边小旅社，一个铺位一天六块。陶爱民去看他，他正坐在床沿摇蒲扇。 “钱的事先说死。“涂老板把蒲扇往桌上一搁，“三家银行，动我名下那笔。提前支取，按活期计息。“ “我知道。“ “你知道个啥。“涂老板从帆布包里抽出一张纸，上头是他抄的存单底账，“你那笔是一年定期，年息百分之十点九八。提前支，这三十万就按活期算，活期百分之二点一六。利差八点八二个百分点，一年少两千六百四十六块。这个损失要记在你账上。“ “记。“陶爱民说，“看厂的代价，一并记。“ 这笔账他头天夜里在火车上算过一遍，和涂老板算的分毫不差。账这个东西，两个人分开算，算得一样，才睡得着。 第二天跑了一上午银行。三十万取出来，二十八万走联营户头，剩两万缝进帆布包夹层，做备用金。三张存单收好，涂老板名下那张改成了一百九十万的单子，他抄底账的纸上同步改了，新旧两个数并排写着，后头注了四个字：已支三十。 晚上他在招待所把这一笔记进自己的本子。支取三十万，损失利差两千六百四十六块一年，投同福十万，投罐头厂十八万，备用两万。一行一行，对得上，才合本子。 第三天看厂。 头一家，同福糕点厂，城南甜水巷。巷口一块黑底老匾，“同福“两个金字剥了漆，还看得清。 厂长姓姚，五十四岁，手背上一片烫疤，是三十年炉子边落下的。他不大说话，领人先进车间。 车间里两台老烤箱，铁皮泛了蓝。师傅们凌晨三点起来和面，这会儿正出最后一炉桃酥。香气混着炉火的焦气涌上来，陶爱民站在门口，愣了一愣神。铁盒装的桃酥，后来在许多会议室的长桌上摆过，没人动。他把这一闪掐掉，往里走。 他不看烤箱，看人。师傅们的指甲缝里是面，不是油；围裙洗得发白；一个小学徒蹲在墙根吃糕，吃的是炉边上烤糊的尾子。他心里有数了三分。 第二样看账。账房先生姓卞，老花镜滑在鼻尖上，账本一页一天，现金进货，笔笔有单据，单据用铁夹子按月夹着，挂在墙边的木板上。陶爱民抽出八月份的夹子，随手点了七张，报个日期，卞先生不用翻本子，张嘴就说出数。 第三样看库。原料库不大，糖、面粉、油，码得整整齐齐，麻袋上的日期一律朝外。姚厂长在旁边说：“先买先吃，后买后吃。放久了生虫。“ 三样看完，回办公室喝茶。茶是碎末子，搪瓷缸烫手。墙上挂着一排奖状，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六三年的，纸黄得发脆。 “缺多少？“陶爱民问。 “换两台烤箱，带安装，九万六。“姚厂长搓着手，“差的，就是这九万六。“ “投十万。“陶爱民说，“多出来的四千，把库房那扇门修修，再添两排货架。联营，不占你的股本，按协议分利，我们要两成。“ 涂老板坐在旁边，名义上他是出钱人。姚厂长看看他，又看看陶爱民，半天说了一句：“两成不多。可利是糕里出来的，糕卖得动，才分得动。行情要是赖了呢？“ “行情赖了，先保工资，保原料。“陶爱民说，“利可以不分，账不能不记。每季度末，我们对一次账。“ 姚厂长伸出手来。手粗糙，握着实在。 协议是涂老板签的名。集体企业，联营按老规矩走，乡企办盖了章。临出门，卞先生追出来，把一包桃酥塞给涂老板，说是新出的炉，让省城的客人尝尝。涂老板要给钱，老头把手背到身后，脸涨红了。 一个星期后，看第二家。 罐头厂在城北三十里，乡里头。厂房是新的，外墙贴白瓷砖，太阳底下晃眼。吕厂长四十出头，分头梳得亮，老远就张开两只手迎上来。 “涂总！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中午的席上有甲鱼，有对虾，本地啤酒管够。乡里还来了干部作陪，一杯接一杯。吕厂长酒到杯干，筷子头点着桌面：“今年出口订单排到年底。明年，翻番！涂总，明年这个时候，我在厂门口给你放挂鞭。“ 涂老板笑，不接茬，把话头递过去：“钱是他出的，事问他。“ 陶爱民不喝酒，以茶代酒，敬了一圈。第二天上午看厂。 车间是新的，糖水味冲鼻子，机器锃亮，地上不见铁屑。走到成品库门口，管库的把钥匙掏出来，又捏在手心里，笑：“吕厂，这库是海关监管的，出口免检，外人不好进吧？“ 吕厂长一挥手：“进进进，看看怕啥。“门开了半扇。陶爱民往里走了十几步，管库的跟在后头，脚步始终不离他三步远。箱子码到房顶，他伸手要开一箱，管库的手先按住了：“封着关印呢，动了要担待。“ 他笑笑，收回手。 中午吃饭，他提出来看看订单合同。拿来的是复印件，纸都发软了，编号一栏空着。他说想看正本，吕厂长拍拍他肩膀：“正本锁在县外贸。要看，改天我带你去。“ 还有一件事，他没问出口。那天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下午他绕到车间，机器停着，工人三三两两蹲在门口打扑克。发工资的日子，车间放假。 钱，还是投了。 十八万，这是他来回掂量过的数。出口这条线，今年是真有肉吃；厂房是新的，设备是新的，就算人心靠不住，东西还在，这是他的底线。他把宝押在纸上——协议里坚持加了两条。 一条退出条款：联营期内账实不符的，联营方有权终止协议，收回本金余额。一条盘点条款：每季度末双方共同盘点，联营方有权随时核查库存和单据。 吕厂长看完条款，笑：“陶同志，你这也太见外了。写这个，伤感情。“ “写清楚了，才不伤感情。“陶爱民说，“白纸黑字放在前头，往后谁也不用猜谁。“ 乡企办的章还是盖了。吕厂长举起茶杯：“合作愉快！“ 十八万分两期。签约付十万，剩下八万，说好秋季原料进厂时再付，由联营方的人押着一起去。 回城的班车上人挤人，鸡笼子在脚边咕咕叫。涂老板靠着椅背打盹，帽檐压着眼睛。陶爱民靠着车窗，把本子摊在膝盖上，写了三行： 一，成品库，不让细看。 二，订单合同，只有复印件。 三，发工资的日子，车间放假。 写完，他盯着这三行看了很久。车过岔口，颠了一下，铅笔尖在纸上戳出个点。 他又添了一行： 账我看了，库存没看。 第55章：空箱 八月底，罐头厂来了电报：秋季原料进厂，协议里那笔第二期款八万，该付了，请联营方到场。 陶爱民跟涂老板商量，钱他亲自押。涂老板说他辛苦，他说正好，三季度盘点也到期了，付款带盘点，一趟办两件事。 动身前一夜，他把协议抄了一份随身带，盘点条款那条用红铅笔画了杠。又列了张单子，点库点三样：箱数，箱重，批次。单子誊了两份，一份给宋头——宋头这回从上海过来给他搭手。 九月二号进的厂。站台上停着三车皮橘子，红彤彤地压着车帮，一筐一筐过磅，是真货。原料验收入库，他把八万块的汇票付了。按协议办事——人家的货到了，该付的钱就得付。吕厂长还是那么热情，中午又是甲鱼。陶爱民把帆布包放在脚边，包带缠在手腕上。 “下午做什么？“吕厂长问。 “点库。“他说，“三季度盘点，协议上写死的。“ 吕厂长的笑容顿了半秒，随即又堆起来：“点！应该点！“ 下午两点，成品库开门。管库的和会计一人抱一本账。 账面上，成品罐头两千一百箱。 陶爱民不看账，先看库。他从门口数起，一行一行，一垛一垛。码在外头的箱子，搬一箱开一箱，里头是罐头，分量压手，批次的喷码和账面对得上。 数到最里头，靠墙那一大片，码得整整齐齐，比外头的还齐。 “这几垛多少？“ “一千二百箱。“管库的说。 陶爱民搬下头一箱。轻的。开箱，空的。再开一箱，还是空的。他让宋头踩着木托盘上去，从垛顶、垛腰、垛底各抽几箱，全开。 一连开了十八箱，全是空的。 外头实的，里头空的，一共点出来八百六十箱。账面两千一百，实点八百六十，差一千二百四十箱。一千二百多只空箱，码得方方正正，像仓库里另起的一座仓库。 库房里静。糖水味、铁锈味、灰尘味，混在一起。头顶一只大灯泡，飞虫绕着转。 吕厂长进来了，先拍胸脯：“误会！天大的误会！这是出口的货，提走了，单据在海关，走了正规手续的！“ “单据拿来我看。“ “海关那边，单据要等结汇才退回来。“ “那报关的底单给我看。提货的运单，也给我看。“ 吕厂长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末了一拍大腿：“陶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信不过我？“ 陶爱民合上本子，语气平平：“吕厂长，协议第九条，账实不符的，联营方有权终止并收回本金余额。今天点库的结果，双方签个字。“ “我不签！“ “不签，也请你在这儿。“他转头，“宋头，再点一遍。“ 第二遍，八百六十箱，一箱不多，一箱不少。 点库记录当场写：某年某月某日，双方共同盘点，账面两千一百箱，实点八百六十箱，短少一千二百四十箱，其中空箱一千二百只。会计念一遍，宋头核一遍，念到“空箱“两个字，会计的声音低了下去。管库的蹲在墙根抽烟，烟灰长了也不弹。 吕厂长不肯签字。乡里企办的一个干事正好在厂里，被他请来做了见证，签了名，写了日期。 那八万块，早上刚出手，下午就成了窟窿里的水。当晚饭桌上，吕厂长让了三次酒，他把帆布包的带子又缠紧了一圈，茶水陪着，滴水不漏。 当晚他住乡里的招待所，点着灯把协议一条一条过。过到后半夜，列了一张清单：已付十八万；短少成品一千二百四十箱，按出厂价折多少；设备折价多少；先退多少，后退多少。一笔一笔写在纸上，写完又誊了一遍，字迹端正。誊完他吹熄灯，躺下，睁着眼到天亮。 第二天，涂老板从南昌赶到，出面约乡里和县工商局的人，三方坐下来调解。 涂老板做了一辈子邮票生意，练的就是不急不恼的功夫。他把协议在桌上摊开，不念亏，不骂人，从第一条念到第九条，念完了说：“我们不为难厂子，就要一个说法。空箱是怎么空的，货去了哪，说不清，就按条款来。“ 调解桌上的话，比库房里的话软，也比库房里的话空。 乡里来的一位干部，话说得很客气。意思是厂子是乡里的利税大户，几百号工人指着它吃饭，事情要往前看；钱可以慢慢想办法退，把厂子搞僵了，对谁都没好处。 工商的同志翻了协议，说条款写得明白，可执行不在他们手上，真要走，得去法院。 陶爱民在县邮电局给刘警戒挂了长途。电话里讲明白前后，刘警戒在那头叹气。 “爱民，我跟你说实话。这是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公安立不了案。骗没骗，得有证据。空箱子只能说明账实不符，说明不了货是谁提走的、提去了哪。你就是报案，也是让你走法院。“ “法院要多久？“ “立案、送达、开庭、判决、执行。顺，一年半。不顺，三年。判决下来，执行还得看地方。“ 他握着话筒，看邮电局墙上挂的价目表，一张一张看过去。 “我知道了。“他说，“你忙你的。“ “哎，等一下。“刘警戒在那一头说，“记住三样：点库记录留好，见证人的签名留好，往后每一回调解都要笔录。派出所管不了，能管到的纸，一张也别丢。“ “记下了。“ 话筒里电流声滋滋啦啦，像那年五月报行情的那通电话。他挂了。 后来又坐了两轮。九月中，先退了四万五，现金，一只旧提包装着，乡里的干部陪着送来的。话也捎到了：设备折价抵清，再退四万，年前给，往后两清。 十八万，收回八万五，净亏九万五。 这笔账他记在本子上。不是笼统记一个总数，是一笔一笔记：十八万，减四万五，减四万，设备折价抵了多少，笔笔注在后头。周文远月底过来对账，两个人用计算器各算一遍，数对上了，周文远盯着那行净亏看了半天，没说安慰的话，只说：“这笔记法对。亏要记细，赚才可以记粗。“ 晚上招待所停电，蜡烛光一跳一跳。他坐在床沿，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头一天进厂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写的条款，都写了。条款他写了，退出写进去了，盘点写进去了，一样没漏。可条款要人去执行，执行要走程序，程序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转。在纸上，钱是数字；在厂里，钱是人心。账查得清，心查不清。 规矩有用，可规矩慢、规矩钝。钝刀子割肉，最疼的是等的人。 这两句话，他没跟任何人说。 从县里回学校，他带了些同福的桃酥，给宿舍楼下老陈头送了一盒。老陈头说香。他说，这家厂的账，我看过三遍。 夜里，他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铅笔削尖，写下两个字： 制度。 两个字后面，空着。 第56章：开题 九月初开学，楼里又满了。大四的课少，人却比往年忙，忙的都是出路。 陶爱民忙的是图书馆。 经济系资料室在四楼，过刊库在三楼，历年的统计年鉴在过刊库最里面一排，蓝布面的，一套一年。管理员是个胖大姐，起先盯着他，怕他把书借丢了——这书不外借。后来见他天天来，占的还是靠窗那张桌子，天黑才走，也就不管了，还给他腾了个玻璃柜放稿纸。 抄数据是个笨活。年鉴里，职工工资总额一栏、国民收入一栏，同样的名目，口径隔几年就换一回，前后对不拢。他就用硫酸纸把数拓下来，再誊到方格稿纸上；算盘打一遍，计算器再核一遍，两下对上了才落笔，对不上就重来。 一个月下来，稿纸摞了半尺高。他把誊好的数汇成一张大表，糊在整张硫酸纸上：横栏是年份，竖栏是几个不同的口径算出来的份额，对不上的格子打了问号，问号旁注了小字。夜里用蜡纸刻版，油印机印了几份，油墨味熏得人头疼。手上蹭的黑，洗三遍才见本色。 算出来的结果不复杂：劳动报酬的份额，十年间降了几个百分点。几个点，听着不大；摊到几亿干活的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山不会说话，所以他得替它把数报出来。 有一回抄到夜里，资料室关门，胖大姐锁门前过来看了一眼他那摞稿纸，问：“同学，你抄这个，能挣稿费不？“ “不能。“ “那图啥？“ “图它该有人抄。“ 胖大姐没听懂，替他把灯拉了。 九月二十几号，开题。 小教室，程教授主持，答辩组还有两位老师。轮到他，他把油印的开题报告一人一份发下去，硫酸纸那张大表挂上黑板，图钉钉了四个角。 他把题目念了一遍：《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思考》。念完讲思路：数据从哪来，口径怎么对，问号怎么处理，打算分四章写，先摆现状，再析原因，后头留一章写对策。讲了十分钟，中间没人插话。 一位姓冯的老同志扶了扶眼镜：“小陶，你这个数据，口径太乱。统计的口径，会计的口径，国民收入的口径，你混着用，数字自己跟自己打架，结论怎么站得住？“ “冯老师说得对，口径是乱。“陶爱民说，“正因为乱，才要有人把它捋直。乱了几十年没人捋，它就一直是笔糊涂账。这篇论文做不了别的，先把糊涂在哪儿写清楚。“ “写清楚了，又怎么样？“另一位老师问，“初次分配，是企业跟工人的事，是市场的事，一篇论文管得着吗？“ “管不着。“陶爱民说，“可总得有人先把数算出来。数没出来之前，说什么都是空的；数出来了，讲道理的人才有的讲。“ 教室里静了一下。程教授端着搪瓷缸喝茶，没抬头，嘴角动了动。 “通过。“冯老同志最后说，“回去把口径注释做细，每个数，注明从哪张表来的。“ 散了会，程教授把他留下，指着黑板上那张表：“这张表留着。往后有用。“ “留着。“他说，“我多印了几份，您留一份。“ 程教授接过去，卷好，用皮筋箍上，放进文件柜最上层——那一层放的论文不多。 十月初，辅导员老甘找他。办公室门关上，老甘压着嗓子。 “跟你透个风。明年的分配，风向要变，说要搞'双向选择'的试点，用人单位挑人，学生也挑单位，具体政策还没下来。“ “还有个事。“老甘看着他，“省委办公厅来学校要人，要应届的，先要了个名额。系里研究了，想推荐你。成绩、材料，都是现成的。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别外传。“ 陶爱民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甘老师，谢系里。“他说，“我考虑考虑，半个月内给回话。“ “考虑什么！这名额多少人做梦都想不着。“老甘摆摆手，“行了，回去吧。“ 出了办公楼，梧桐叶子黄了一层，落在台阶上，扫成一堆一堆。省委办公厅。那栋楼的门朝哪边开，他闭着眼都清楚。太好的地方，太顺的路，顺得让人看不见路上驮着多少东西，也看不见路两边的地是怎么耕的。他心里那本账，去处早写好了，只是还没到时候。 这半个月，他不打算白等。他把那页纸写下两行：一行，把毕业论文的初稿赶出来，这是本分；一行，把家信写了，跟父亲说一声毕业的打算。写完压在台灯底下。 走廊里张贴栏前围着一圈人，看一纸通知，议论纷纷。有人说双向选择好，自由；有人说自由个啥，没人要的更惨。陶爱民路过，看了一眼，没停。风声就是风声，等它落成文件，再应对不迟。 寝室里，黄伟把摊了一桌的外语单词本合上，宣布了一件大事。 “我想好了，考研。“ “考哪？“ “本校。“黄伟挠头，“工作不好找，双向选择一听就吓人。我这成绩，出去拼不过，不如躲两年，读完研再说。“ “躲两年，两年后照样选。“陶爱民说，“不过读书这个理由成立。你自己想清楚了就行。“ “你呢？办公厅那事我听说了点风声。“黄伟凑过来，“真去？“ “没定。“ “你要去了，发达了，别忘了提携兄弟。“ “八字没一撇的事。“陶爱民把话岔开，“先背你的单词。“ 周文远晚上过来，还是带花生米。他帮陶爱民把九月那笔罐头厂的账核完，收好计算器，忽然说了一件自己的事。 “我也想好了。“他说，“考计委系统的公务员。“ “怎么想的？“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对数字放心。“周文远剥着花生米，“数字放在账本里，是死的；放到计划里，才能变成路、变成桥、变成厂。我琢磨着，数字的归宿，是计划委员会。“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这话糙，理不糙。 “好去处。“他说，“进去以后，替我们把数算准一点。“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已经在外头等着验数了。“周文远笑。 陶爱民也笑，没接话。 星期天下午，他照例去图书馆。靠窗那张老座位空着，桌面擦得干净，玻璃柜里稿纸码得整齐。 桌上压着一张纸条。 字他认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上面写着：苗圃的桃苗要移栽了，周末人手不够，来搭把手。——你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 他捏着那张纸条，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落了一片叶子，打着旋下来。 他把纸条夹进本子里，夹在“制度“两个字后面，那一页顿时不空了。 第57章：苗圃 十月中，星期六，陶爱民起了个大早，骑了两个钟头自行车到农学院。 出城的路两边，晚稻割倒了，一捆一捆立在田里晒。露水重，骑到半路人歇了一回，买了两个烧饼，一个垫了肚子，一个揣在书包里。链条上了油，转起来只有轮胎压碎土坷垃的声音。 苗圃在农学院北墙外，两排塑料大棚，几十畦露地苗床。秋天的太阳斜斜照过来，桃苗落了大半的叶子，剩下几片黄的挂在枝上，风一过，哗啦一声轻响。地头立着一排排小木牌，白漆写的编号，一畦一个起头，笔笔直直。 苏晓晴在苗床那头，帆布工作服，两条辫子塞在帽子里，手里一把起苗铲。她直起腰看见他，也不客套，往旁边一指：“正好，先领工具。“ 工具棚里拿出第二把起苗铲、一双手套。她带他到那畦育苗床边，先做给他看：铲子离苗根三指远，斜着下去，抖松了，捏住根颈轻轻一提，根上还挂着土。 “起苗不能硬拔。“她说，“拔断了须根，栽下去缓不过来。“ 他蹲下去试。头一棵起得毛躁，须根断了几条。第二棵就稳了，第三棵，她看了一眼，没挑出毛病。 移栽的坑是前一天挖好的，一畦一行，行距株距都拉着线。他把苗放进去，把土拢上。 “停。“她蹲过来，把土扒开，把那团根抖了抖，理顺了，须根一根一根在坑里摊开，再拢土。“根要舒展，别窝在坑里。窝着，它就长不大。“ 土拢到一半，她又说：“踩。先踩一半，提一提苗，再踩实。“ 他照做。脚掌贴着土，一下一下，不轻不重。栽完一棵，她提着洒壶跟在后头浇定根水，水要浇透，一遍不行，等渗下去了再补一遍。她说这水叫定根水，浇的是给苗吃的一颗定心丸。 “你学东西快。“她拿了记录本过来，在木牌上写编号，“比你抄账快不快？“ “账是死的，这个是活的。“他说，“活的记性差。“ “苗才不记你的仇。“她把木牌插实，“你对它好一分，它长给你看一分。“ 一上午移了两畦。中途休息，两个人坐在田埂上，她从饭盒里分给他一个馒头，咸菜用报纸包着。他把书包里那个烧饼也掏出来，掰了一半给她。她也不推，就着咸菜吃了。远处的稻田割完了，只剩下茬，一群麻雀起起落落。 “这批苗，明年开春见成活，后年挂果。“她说，“我毕业的时候，它们才到嫁接的年纪。课题做到论文交了就算完，苗的事，没有完的那天。“ “跟账一样。“他说，“账结了，厂子还在转。“ “你们经手的钱，跟我们的苗，谁金贵？“ “都金贵。“他想了想，“钱折了能再挣，苗死了要再等一年。这么算，苗金贵。“ 她笑了，说这话公道。 他抓了一把苗床边的土，捻开，凑近闻了闻。 “沙壤，掺过河泥。“他说，“跟你们试验田那块不一样。“ “两年了，还惦记你这手闻土的本事。“她笑了一下，把水壶递给他。 下午做嫁接。剪穗、削砧、对形成层、绑膜。她的手很稳，刀口斜平，一刀成，接穗和砧木的形成层贴得严丝合缝。他削坏了两个穗子，第三个成了，她拿过去对着光看了看：“可以。手上有准头的人，做什么都行。“ “准头是打算盘打的。“他说。 “算盘上没有活物。“她把绑好的接穗插回沙床，“下一刀慢点，刀快不如刀稳。“ 快收工的时候，两个人在新栽的那畦边上补编号牌。她记本子，他插牌。本子上一行一行：编号、品种、移栽日期、砧木、接穗来源。她记得慢，一笔一画，写完一行用手指点着核一遍。 他插牌插得快，插到第三块，被她叫住了。 “牌要朝一个方向。“她说，“回头老师来查，站在田埂上一眼扫过去，牌面齐了，苗行齐了，人心里就先信了三分。“ 他把歪的那块拔出来，转正，重新插实。做账也是这个理——单据朝一个方向码，翻账的人先信三分。这话他没说。 “毕业课题做到哪一步了？“他问。 “数据齐了，就等明春的成活率。“她合上本子，“到时候论文一交，人就该走了。“ “想去哪？“ “县果树站，或者农技推广站。“她说得很平常，“新品种再好，蹲在试验田里就是一株苗。要送到乡下去，嫁接到千家万户的地里，才算数。我想做送苗子的人。“ “好志向。“他说，“苗子下乡，跟账本下乡，是一个理。“ “你呢？“她抬眼看他，“办公厅？听说来要人了。“ “不一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想回自己家乡。临江念了四年书，账要落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才算落了户。“ 她低头把本子的皮筋缠好，缠了两圈，忽然说： “陶爱民，我跟你说个观察，你别恼。“ “你说。“ “你的账本上什么都有。股票、铺子、工厂、条款，样样记得清楚。“她看着他，“就是没有你自己。你替所有东西打算，就是没人替你打算。“ 他愣了一下。 风把苗床上的塑料布掀起一角，啪嗒啪嗒响。他笑了笑，把最后一根木牌插进土里，用脚把周围的土踩实。 “账房先生不兴上账。“他说，“上了账，账就平不了。“ 她没接话，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收工时天已经擦黑。她去棚里挖了两棵一年生的桃苗，根上蘸了泥浆，用湿稻草捆好，递给他。 “拿回去养在窗台上。“她说，“屋里过冬，开春看情况落不落地。养得活，说明你手气还在；养不活——“ “养不活呢？“ “养不活，你就再来苗圃学一遍。“她背起帆布包，往院里走，“根要舒展，记住了。“ 他把两棵桃苗竖着夹在自行车后座边上，用绳子绊好。骑出去一段，回头望了一眼，苗圃的灯亮了一盏，人影还在大棚那头。晚风里有一股湿土和烂叶子的气味，跟老家的果园一个味。 到了校门口分手的地方，她站住了，像是想起什么。 “陶爱民。“ “嗯。“ “等分配定了，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他看着她。她也不躲，看了他两秒，转身走了，辫子从帽子里散出来一截，在路灯底下晃。 他没问。 自行车推着走了十几步，后座上两棵桃苗随着颠簸轻轻碰他的手背。回到寝室，他找出两只旧的搪瓷脸盆，破了半个口的，装上土，把桃苗栽进去，摆在窗台最向阳的那头。 根，他给理得很直。 第58章：东方 十一月下旬，临江落了头一场霜。梧桐叶在前几天的北风里掉尽了，剩下枝子，一根一根指着灰白的天。宿舍楼后的锅炉房烟囱冒白烟，一早一晚，煤烟味压着霜味。 星期一上午没课，陶爱民从图书馆回来，远远看见宿舍楼门口蹲着个人。藏青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脚边两条麻袋，鼓鼓囊囊。是表哥杨卫东。 “哥，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呗。“杨卫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咧嘴一笑，“给你带的花生，妈亲手炒的，说你打小就爱吃这一口。“ 两麻袋，一条少说五十斤。陶爱民掂了掂，先搬到门房，寄在老陈头那儿。老陈头直摆手说使不得，末了还是收了，说搁煤炉边上，潮不着。只是埋怨了一句：“大老远扛这个，火车上多招人眼。“ 招人眼三个字，陶爱民记下了。往后交代涂老板那边，凡走现金，宁肯多跑一趟，也不并成一趟。 中午，两人在校门外的小面馆坐下。两碗阳春面，一碟猪头肉。杨卫东不喝酒，要了碗面汤，吹着热气。 “铺子忙不过来了。“杨卫东说，“秋收那阵子，拖拉机、脱粒机排队修，我带四个人连轴转，最长一回一天一夜没合眼，末了还压着十几台机器。镇里上个月开会，说支持联户办厂，场地能批，信用社贷款有优惠。我想把隔壁门面盘下来，上一台车床，再压一批配件。“ 陶爱民没接话，先问：“去年到今年，流水多少？“ “没细算过。“杨卫东挠头，“反正手里没断过钱。“ “修一台小拖拉机，收多少，料钱多少？“ “收三十上下，料钱十来块。配件加两成卖。“ “欠账多不多？“ “乡里乡亲，记账的多，年底清一回，差不多都能清上。“ “雇的那四个人，工钱怎么发？“ 杨卫东答不上来了。抽屉里一把白条，哪笔是货款、哪笔是工钱、哪笔是垫的油钱，他自己也说不全。 陶爱民把筷子搁下，等面端上来，才慢慢开口。 “哥，铺子是铺子，厂是厂。你要扩大，别在铺子里头扩，另起一个摊子——注册个公司。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东方实业。“ “东方实业？“杨卫东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像在嘴里掂分量。 “三块业务。“陶爱民伸出三根指头，“第一，农机修造，就是你现在干的事，连人带设备搬进公司。第二，配件销售，从县农机公司成批进，明码标价，薄利多销。第三，农忙上门服务队——抢收抢种那二十来天，按村签单，机器开到田头，人跟着机器走，收割、脱粒、耕地，一包到底。这一块方圆几十里没人做，你做得成，做成了就是独一份。“ “服务队怎么收费？“ “按亩算，明码标在村部的墙上。先干活，后收钱，秋后一并结。为什么敢后收？因为你不欠人，人家才肯把地交给你。“ 杨卫东眼睛亮了，随即又暗下去：“启动要钱。场地、车床、库存配件，我夜里扒拉过，没有二十万下不来。信用社那边，没抵押不批。“ “钱我借你。“ 杨卫东一愣，筷子停在半空。 “二十万，立借据。月息一分，期限两年。“陶爱民说得很平，“从下个月起，每月二十号前，利息两千，一文不少；本金到期一次还清。“ “自家人，写什么借据。“杨卫东急了，“妈知道了非骂我不可。“ “亲兄弟明算账，账算清了，情才长久。“陶爱民看着他，“哥，这不是信不过你，是信不过时间和意外。你往后要娶媳妇，要分家，生意有好有坏——账摆得清清楚楚，谁也说不出一句闲话。利息一分，比银行存款高一点，比社会上的拆借低得多。这钱不是白借的，你心里记着这本账，压力就变成了规矩。“ 面馆里人声嘈杂，热气糊了玻璃。杨卫东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你说这话，比镇上信用社主任还周全。“ 下午，两人在校门口文具店买了信纸和印泥，回宿舍写借据。陶爱民念，杨卫东一笔一划写： 今借到陶爱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月息一分，期限两年，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利息按月结付，本金到期一次归还。借款人：杨卫东。 一式两份，各执一份。杨卫东在两份名字上都按了手印，红印泥按得很实，像落在秤星上。 “还有几条规矩，你得立死。“陶爱民把借据折好，“公司一本账，你个人一本账，分开，谁也不许串。雇工工资每月一号现结，一天不拖。服务队给农户干活，钱可以秋后收，账必须当天记。不管到哪一步，不欠工人一分钱，不欠农户一分钱。这两条守住了，公司倒了还能再起来；守不住，赚再多也是沙上盖屋。“ 杨卫东把这几条抄在烟盒背面，抄完揣进棉袄内兜，隔着布拍了拍。 “还有一句。“陶爱民说，“镇里支持是好事，但支持是有口径的。文件怎么说，你怎么干；文件没说的，先干小的，别干大的。出了风头，头一个挨收拾。“ “记下了。“杨卫东点头，点得很实。 第二天傍晚，涂老板派人到了。万寿宫邮票社的伙计，姓罗，三十来岁，拎一个帆布包，进门先把门关严实。他是来送两笔钱的：一笔是老城十七间铺子第三季度的租金，一间三百，十七间一个月五千一，三个月一万五千三；另一笔是二十万，借款。 罗伙计把报纸包一层层打开。租金是整沓的百元票，十张一沓，一沓一千，十五沓整的，外加三百块零票，五十的、十块的，理得齐齐的。借款那包另裹着，一万一沓，二十沓。 陶爱民点租金，一张不差；让罗伙计也点一遍，还是不差。两遍复核完，写收条：今收到三季度租金一万五千三百元整，十七间，每间每月三百元，共三个月。日期、经手人，一样一样写全。二十万那包，他当着罗伙计的面点了沓数，又抽出三沓拆开点细的，数目对上，原包原裹。 罗伙计收了条子，说赶明早的火车回南昌。陶爱民送他到校门口，塞给他两包花生：“路上吃。“ 第三天一早，送杨卫东去车站。帆布包贴身背着，杨卫东走路都比来时沉。候车室里人挤人，他扛着两条空麻袋回头喊：“开张那天，你来剪彩。“ “我不去。“陶爱民说，“你把账记好，比剪一百回彩都强。到了打电报来。“ 车开了。陶爱民从车站走回学校，霜化了，路面湿的，煤烟味里带一点甜——是有人家在熬糖稀。 晚上，他在记账本上把借据誊清：本金，利息，起止日期，经手人。誊完，笔尖在这一页的页角上停了停，落下一行小字： 东方实业，1994。 字很小，不连着正文，孤零零一行。他看了两遍，合上本子，塞回大衣内兜。窗外的霜又落下来了，沾在玻璃上，没有声音。 第59章：清单 十二月的临江下了场雪，不大，落地就化。夜里上冻，早起路面一层薄冰，走的人多了，亮得像镜子。踩上去咯吱一声，谁也不说话，都赶着去教室占炉子边的座。 涂老板是十二月中旬来的，住火车站旁的小旅社。他捎话让陶爱民过去。房间里的煤炉烧得旺，桌上搁着一个报纸包，四四方方。 “罐头厂的尾款，四万，收齐了。“涂老板把报纸包往前推了推，“对方厂长换了人，新官清旧账，倒是痛快。“ 陶爱民解开报纸。四沓百元的，一沓一万，四万整。他点了一遍，又点一遍，数目不差。掏出记账本，写收条：今收到转来罐头厂联营退款肆万元整。日期、签名，一字不落。 涂老板收了回执。本子上这一页，往上数三行，是八月份记的：首批追回肆万伍仟元。 “投进去十八万，前后追回来八万五。“涂老板说，“净亏九万五。这一单是我看走了眼，跑腿的钱、该拿的费，都从我这头出。“ “涂哥，看走眼的不是你，是我。“陶爱民合上本子，“去年看厂，账看了，人看了，库没点透。账面两千一百箱，实点八百六十箱，差的那一千二百多箱，就差在眼睛没过一遍。九万五买一堂课，学费贵了些。账翻篇，这一页留着。“ 涂老板点点头，没再多说。两人在旅社楼下吃了顿饭，说了说铺子租约和明年开春的行情。城里有人放风，说老城要改造，租客打听续约的事多了。涂老板问要不要趁机涨租，陶爱民说不涨，一年一签，价钱不动——铺子是要出手的东西，租客稳，出手才快。饭钱抢着付，末了还是涂老板付的——他说岁数大的人付钱，天经地义。 送走涂老板，隔了两天，宋头年底托人捎来一句话，也是涂老板转的：上海那个穿皮夹克的，回老家大半年了，白天在县里蹬三轮拉货，晚上看书，备明年春天的公务员考试。那件皮夹克，当票早过了期，没赎，归了当铺。 陶爱民翻开本子，找到六月记的那一页。平仓离场，市场教了他第一课——那行字还在，铅笔写的，没褪。他在底下添了一行： 何建平，1993.12，备考。 写完，笔停了一秒。白天蹬三轮，晚上看书。这个人还是那股劲，只是换了个方向往门里挤。门里门外，隔着一层纸。他合上本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不是快意，也谈不上惋惜，像看一片云从这头飘到那头，天还是那个天。 考试周前一晚，寝室里只剩他一个。黄伟背着书包去教室背书，说要坐到熄灯才回。楼道里静下来，水房的滴水声一下一下，比夏天清楚。 陶爱民把台灯拧亮，铺开三张稿纸，拿墨水瓶压住角。 纸头上五个字：资产处置清单。底下列四栏：资产，名义持有人，处置方式，时限。一项一行，先写第一稿。 第一行：临江老城临街商铺十七间，购入一百零二万。持有人：涂老板、宋头。处置：整体转让或分间出售，只收现款。时限：一九九四年五月底前签约。 第二行：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三十年租约，租金三十万。持有人：方德贵。处置方式一栏，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这块地往后值什么，他比谁都清楚；可正因如此，更不能留。进了那扇门，手里就不能有地，一亩都不能有。他落笔：租约转出，受让人另议，不走涂、宋两头。时限：一九九四年六月初。 第三行：定期存款一百九十万，三笔，三家银行。持有人：涂老板、宋头、老周。处置：老周名下那笔，到期留息还本，登门致谢，当面点清；另两笔提前支取，归入处置款项。时限：一九九四年六月中前。 第四行：同福糕点厂联营款十万，涂老板名义。处置：厂子经营平稳，收回，或折予厂方，明年正月里当面谈。时限：期满即清。 第五行，他先写了东方实业借款二十万。看了看，拿铅笔在整行外头画了个框，框得方方正正，又在框边添了四个字：种子，不在册。 然后另起一行，顶格，字比前头都重： 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名下（含代持）资产清零。 写完，他从第一行读起，读了两遍，在第二行“受让人另议“底下点了个点——这一笔最难，还得再想。他又把稿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两行小字：处置出来的钱，一、清源；二、学校。再往下，具体名目空着，没写。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又下起来了，落在玻璃上，没有声音。 他抽出信纸，给李正律写信。信不长，誊了一遍才装进信封。 “正律兄：见字如面。年终岁尾，有几件程序上的事请教，都是纸面上的功夫，你方便时回信，不方便，开了春也不迟。一、他人代持的房产、存款，委托人拟在限期内全部处置，何种途径最稳妥？公证可做可不做——做了，会不会反倒多一处记录？二、以个人名义向学校设立助学金，或托可靠的人逐年转交，各需什么手续？能否做到不显设立人的姓名？三、机关进人，政审与档案外调，对家庭经济状况查到什么深度？ 另，你说过的话，我记着。等我进了门，头一件事，就是拿它先量自己。 祝冬安。爱民。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是第二天上午寄的，挂号，拿了回执才算完。 年底前两天，传达室黑板上写了他的名字。信，一张贺年卡，信封上的字清秀。拆开，卡片翻开处没有印的花纸，是手画的一枝桃，枝子瘦，骨朵圆，一个都没开。 底下两行小字：桃苗都裹了草绳过了冬，开春见分晓。新年好。苏晓晴。 陶爱民把卡片立在台灯底下，看了很久，炉子上的水壶呜呜响着。末了取一张空白卡，回了几行：新年好。静候分晓。落款只有名字，连日期都没写。写完照例停了停，没再多添一个字。有些话得等分配定了再说——她有一句，他也有一句，都不急，也急不得。 年前最后一天，家里的信到了。母亲的字，比往常潦草，信纸上洇开两小片墨。前头都是家常：腊月腌了鱼；卫东的公司开了张，鞭炮从街头放到街尾；你舅的腰好些了。翻到末尾，最后一句，笔画忽然重了： “你爸厂里今年不行了，工资压了仨月，你别在他跟前提钱的事。“ 第60章：最后一页 一月十号上午，传达室的黑板上写了他的名字。挂号信，上海寄来的，信封上的字他认得，宋头的。 信封里一张回执：股东代码卡，注销。卡号抄在回执上，一长串数字，末尾盖一枚红章。宋头在背面写了两行：手续办利索了，柜台的人问一句想通了没有，他说替人办的。那人笑了笑，没再问。信纸底下还压着一句：户头里的余款几十块钱，捐给了营业部门口修车的摊子，账清了。 陶爱民把回执对着台灯照了照，红章是真的。他从抽屉最里层取出那个牛皮纸袋，把回执放进去，压在最上头。袋子里已经有些纸：认购证的存根，几张交割单底联，一沓过期的委托单。回执一放，正好把底下那些全盖住了。 他把袋口折了两折，放回抽屉。从一九九二年进场，到一九九四年销户，市场上进进出出留下的纸，全在这一个袋里。袋口折上，等于封了口。 封口之前，他把手指在纸袋上按了按。两年前那张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八元的存单，就是从这扇门进去的。进去的时候是钱，出来的时候也是钱，中间那些红红绿绿的数字，如今一句都不必提了。 晚上寝室里没人。黄伟在教室占了个靠暖气的座，考研冲刺，天天坐到熄灯；周文远这几天守着计委的消息，人瘦了一圈。 陶爱民把那本剪报本从抽屉里取出来。三个本子，这是头一本，一九九〇年冬天起的头。牛皮纸封面磨出了毛边，四个角卷着，橡皮筋箍了两道。 还剩最后一页。 当天的报纸他中午就看过了。第三版右下角，一篇行情报道，不长。指数收在八百点下方，成交清淡，文末引了营业部里一句闲话：大厅里空得很，打牌都凑不齐一桌。 他把铅笔削尖，在最后一页抄：日期，版面，标题。末了把打牌凑不齐一桌那句也抄了上去。抄了三年点位，最后抄的是一句闲话——点位千千万，闲话里才有人心。 抄完，笔尖挪到下一行，落下一个字： 完。 没有句号，没有落款。他把铅笔搁下，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从最后一页往回翻。纸页哗啦哗啦，一页页翻过去，像风从头刮到尾。 翻过一九九三年二月，那页贴着《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的剪报，标题底下他自己画的三个圈还在。翻过一九九二年，认购证中签的名单抄了整整两页，数字密得像蚂蚁。再往前，纸色一点点黄上去，铅笔字一天天瘦下去。翻到第一页。 第一页上贴着一小条报纸中缝，三年前那个除夕的。中缝里那条公告的四边，用铅笔框了框，线是直的——那年他借了同学的尺子，趴在床板上画的。框角外一行小字，笔画比现在的瘦： 明年二月见分晓。 一九九一年二月，认购证见了分晓。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也都见过了。如今又到了年关跟前，分晓全见完了，答案写满三个本子，钱变成了铺面、滩涂和存单，纸变成了这一个牛皮纸袋。他把第一页轻轻抚平，合上本子，重新箍好橡皮筋。三个本子摞齐，码进抽屉，和纸袋放在一处。抽屉推上的时候，他站着没动，听抽屉轨子在木头里滑到底，磕了一下，稳了。三年，从这一格抽屉里起头，也在这一格抽屉里收尾。 考试周过完，校园一下子空了。这是最后一个寒假。 湖面结了薄冰，扫出来的一条条小路白亮。公告栏贴出毕业生分配的前期通知，红纸让北风掀起一个角，啪嗒啪嗒响。路过的人看一眼，走过去了，谁也不多站。 走的前一天傍晚，他去教室看了一趟黄伟。靠暖气那个座上，书摞得比人高，英语政治专业课，分三摞码着，每一摞上都插着自做的标签。黄伟摘下眼镜擦了擦，说：考上考不上另说，这半年我得给自己一个交代。陶爱民把一包花生放在书堆顶上，没多说话。有些人往前走是靠算，有些人往前走是靠熬，熬的更值得敬。 二十一号，周文远来告别。铺盖捆好了，网兜里塞着搪瓷缸和两本书。 “回老家等消息，计委的章程要开春才定。“周文远说，“黄伟不回了，说跟考研死磕到底，让我给他留一挂鞭，考上那天然。“ “你自己路上当心。“陶爱民把半袋花生塞给他，“我妈炒的，车上吃。剩下的半袋我带回家。“ 周文远拎着花生走到楼道拐角，又回头：“爱民，毕业以后，不管分到哪儿，咱们几个五年聚一回，行不行？“ “行。你定地方。“ 二十二号午后，他上了回清源的火车。票是三天前排队买的，学生票，硬座，排了一个多钟头。春运起了头，站台上的队伍排到广场，行李卷顶着行李卷，孩子的哭声、卖报的吆喝声、广播里报车次的女声，搅成一锅。绿皮车进站，车皮上的霜化了一半，往下滴水。他扛着行李，抱着半袋花生挤上去，硬座，人贴人，行李架早满了，麻袋只能搁在腿上。 对面坐着一对小夫妻，抱着孩子回娘家，孩子睡得熟；旁边是个出差的，上车就低头理一沓发票，一张一张用浆糊贴好。再过去是个跑供销的，一路在算盘上拨拉账，拨一阵，往小本上记一笔。车开了，临江的站台慢慢往后退，煤烟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呛人。没人关窗——车里比外头还挤，还热。 过道里过一次水，全车厢的人都要把脚收起来。列车员喊着借过，声音哑的。这一趟车要走一天一夜，谁也不指望舒服，只指望正点。 车轮撞击铁轨，一下，一下。他闭上眼，把寒假要办的三件事，从头过了一遍。 第一件，父亲的厂。工资压了仨月，母亲交代了，不许提钱。不许提钱，有不许提钱的办法——先看，看厂里到底怎么了。账上的事、人心的事，各是各的症候，看清了再出手。 第二件，卫东的东方实业。开了张一个多月，账立没立住，规矩守没守住，得去一趟。看，不出声地看，只带眼睛，不带嘴。 第三件——他在心里停了停。苏晓晴说过的那句话。等分配定了，她才说。分配的信，开春就到。开春，桃花也就开了。 火车忽然减速，车身一晃。轮子撞上了铁桥的钢梁，声音变了，一下一下，空而沉。 过江了。 汽笛长鸣一声，在江面上荡开去，很久才散。 第61章：年关 腊月二十二，从临江动身，火车坐了十九个钟头硬座，到清源县城是上午九点。再倒班车到红旗镇，最后八里土路靠腿。化了一半的雪在路面上冻成壳，一脚下去嘎吱一声。陶爱民背着帆布包，拎两个网兜，走到陶家湾村口，先看见自家的烟囱。烟是直的，天冷，风小。 镇上正逢年集。街两边的摊子比往年稀，卖鞭炮的占了多半，肉摊前排队的人攥着肉票似的攥着钱，一斤一吊地割。供销社门口挂出一批降价的确良，喇叭里放着《恭喜发财》，声音在冷风里发飘。陶爱民拎着网兜从人缝里穿过去，没多停。 院门虚掩。母亲在灶间拉风箱，听见脚步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愣了两秒。 “咋不拍个电报。进京赶考也没你这么突然的。“ “车上能睡着，不遭罪。“ 母亲接过网兜，掂了掂，嘴上埋怨乱花钱，手却把最沉的那个拎得稳稳的。屋里比往年素净。墙上新糊了报纸，八仙桌擦得发亮。年货在里屋搁着：往年两条腌鱼，今年一条；两斤猪肉，一袋冻豆腐，一挂小鞭。北屋那两口冻丸子的脸盆，摞在一起，是空的。 晚上母亲才说：“明天小年，丸子减一半。你爸牙口不好，硬的嚼不动，炸多了搁坏。反正你回来了，菜够吃就行。“ 陶爱民应了一声，没接话。 父亲是天黑透到家的。三十里地，顶风骑了一个半钟头。进门先拍棉帽上的霜，再脱大衣，大衣下摆扫过门框，带下来一层灰。他比秋天瘦了，颧骨支起来，棉袄空出一截，只有那双手还是老样子——虎口的茧，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饭桌上话不多。母亲说他瘦了，他说车间冷，多耗人。 饭吃到一半，母亲从五斗橱里拿出几张纸，推过来，像出示什么证据：“你看看。厂里打的条子，盖着红章。三个月了，月月发六成，剩下的打这个，说是开春补。“ 纸上盖着红星机械厂财务科的章，数字清楚：应发二百七十一元，实发一百六十二元六角，欠发一百零八元四角。 父亲瞥了一眼那几张纸，扒了口饭，说：“条子也是章。厂里难，赖不着谁。“ “章能顶馍馍吃？“母亲声音低下去，“腊月里跟人家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章。“ 父亲不吭声了，把碗里的饭扒完，又添了半碗。 “咱厂还算好的，好歹发六成。“母亲把条子收回去，压进橱底，“我那个棉纺厂，压了半个月，主任说过了年一块儿结。“ 陶爱民点点头，只问了句年三十家里还忙什么，别的没问。这些母亲信里都写过，信末还嘱咐过：别在他爸跟前提钱。 夜里他睡在自己那间屋，还是走前的样子。窗玻璃上结了霜花。苏晓晴放假前说过的那句话，他又想了一遍，没想透，先搁下。 腊月二十六，去舅舅家送节礼。 舅舅杨立冬家在红旗镇街面上，两间门脸打通的院子。院门口挂了块新牌子，红底黄字：东方实业公司。牌子是喷漆的，字边上还留着描字的粉印。院里新盘了炉子，炉筒子伸出房檐，八个工人正往屋里抬一台旧车床，号子声混着笑骂。卫东出来迎，烟先递过来，自己嘴里也叼着一根，人胖了一圈，皮夹克领子立着。 “公司刚挂牌，腊月里先接了两单修泵的活，开春还有农忙服务队的排期。“卫东说这些的时候嗓门不小，院里干活的都听得见。 舅妈端出一盆刚炸好的丸子，肉丸子，油汪汪的，还烫手。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冻梨，还有一包带玻璃纸的糖。母亲坐在炕沿上跟舅妈说话，两个老人都说钱难挣，调子却不一样：一个说完难处就叹气，一个说完难处，又说起了开春的打算。 回家路上，母亲说：“你卫东哥借的那二十万，你舅逢人便说是亲戚凑的，没提你。“ “嗯。就这么说。“ 腊月二十八，父亲去厂里结账，陶爱民跟着走了一趟，捎两瓶酒给齐师傅。 厂在县城郊。厂门上的标语掉了一个角，末尾那个字只剩半边。传达室生着炉子，看门老头认识父亲，抬抬下巴放了行。车间那边稀稀拉拉几个人影。齐师傅在钳台边上，七十一了，退休证揣在兜里，人被返聘回来看设备，一个月八十块。 老钻床还在转。皮带换了新的，床头擦得发亮，跟周围几台蒙着苫布的机床不是一码事。齐师傅收酒，推让了一回，收了，拿报纸包好，搁在工具箱上。 “你爸那台钻床，去年秋天大修，我盯着弄的。“齐师傅拍拍床头，“返聘回来没事干，就看看这几台老家伙。年轻人不待见它们喽。“ 陶爱民问厂里开春的活多不多。齐师傅把烟在鞋底上磕了磕，半天说了一句： “厂里就剩这点活，还值得动真手艺了。“ 说完往车间那头努了努嘴。那头静悄悄的，玻璃天窗上落着雪。 年三十上午，陶爱民把母亲叫到灶间，从贴身兜里掏出两千块钱，一沓十块的，纸筋捆着，放在案板上。 “妈，这是铺面的租金。“ 母亲擦着手，没去碰。 “去年开春我跟同学在临江合买的那个小铺面，您信里问过的。去年冬天租出去了，一年四千多，这是先到的一半年钱。“他把话说得慢，“房子在银行正经过的户，租金是我一笔一笔存的。干净钱。“ 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遍。“你留着。你下学期大四，往后用钱的地方多。“ “助学金够我吃饭。这是铺面挣的，不是跟家里要的。“他把钱往前推了推，“儿子给家里过年钱，往后年年有。“ 母亲又推回来一回。第三回，她没推。她数都没数，拿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进了里屋。里屋没点灯，父亲坐在黑地里，正擦那个装卡尺和锉刀的木匣子。帘子掀开又落下。从头到尾，里屋没有一点声音。 第二天清早，陶爱民买给父亲的那双翻毛劳保皮鞋，穿在了父亲脚上，鞋带系得整整齐齐。饭桌上父亲说了一句话：“钱跟收条，叫你妈收进饼干盒。“就这一句。 年夜饭是三口人。丸子半盆，鱼一条，白菜炖粉条，一瓶本省的白酒。父亲倒了第一杯，敬祖宗；第二杯敬他，说娃大了。第二杯喝到一半，父亲把杯子放下，再没拿起来。四年前红榜那回，三桌酒喝到了底朝天；这一回，一瓶酒封着，只下去两杯。 零点，鞭炮响成一片。父亲出去放完自家那挂小鞭，没回屋，一个人在院里站着。陶爱民在窗户里看，父亲的背影缩着，烟头的光一明一暗。母亲在屋里擀皮包饺子，说别管他，让他站会儿。 那支烟抽了很久。 初三清早，天没亮透，院里有动静。父亲在推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工具包。 “爸，初三人家的厂都歇着。“ “轮着我值班。初五一开工有批急活，得先把机床校一遍。“父亲紧了紧闸线。 “我跟你去。“ 父亲愣了愣，扭头看他。 “厂里冷。“ “我不怕冷。“ 第62章：车间 初三，天没亮。 父子俩各骑一辆车出村。父亲把上班那辆让给他，自己骑了旧的。三十里地，路面冻得梆硬，车碾过去，土壳裂开的响声一路跟着。天蒙蒙亮时上了河堤，父亲说这几天水小，别的一句没有。 七点二十到厂。厂门开着，传达室的炉子刚生起来。看门老头朝车间那边偏了偏头：“老陶，就你一个。“ “嗯。带儿子看看。“ 车间大门是铁的，推开的时候发出很长一声。里面高、空、冷，说话有回音。半明半暗里，一排排机床罩着苫布，布上的灰厚得能看出褶子。墙上的红漆标语褪成了粉的，“质量第一“四个字缺了一撇。更衣箱一排靠墙，箱门上用粉笔写着各人的姓。只有顶头那一小片亮着灯——父亲开了自己那一排的灯，先给炉子添煤，再打了一桶水，拿起棉纱。 陶爱民在车间门口站住了。 他没进去。他把棉帽的耳扇放下来，靠着门框，看。 父亲先擦那台老钻床。棉纱蘸了煤油，一寸一寸地走，床身、导轨、立柱，最后是主轴。擦完钻床擦钳台，台面上的划痕都顺着同一个方向。台虎钳的丝杠上抹了薄薄一层油，摇起来不见一点滞。然后父亲从木匣里取出游标卡尺，先校卡尺本身，校完开始干活——年前留下的那批水泵壳体，孔距要校。卡尺的爪子卡进去，停一停，父亲眯起眼看刻度，有时凑到灯底下。有一件拿百分表顶上了，表针稳下来，父亲的手指在壳体边上轻轻敲了敲。超了的，他拿油石一点一点磨，磨完再上表，再敲。 那个动作陶爱民认得。八级钳工的手艺，是拿零点零一毫米说话的。 炉子那边传来摔牌的声音。三个值班的老师傅围着火炉打扑克，输了的鼻子上夹木夹子，笑声在空车间里荡出很远。有个老师傅冲这边喊了一嗓子：“老陶，过来暖和暖和，三缺一都凑不齐。“父亲摆摆手，说手上有活。喊的人也不恼，缩回炉子边去了。没人过来，父亲也不看那边。 “冷不冷？“父亲头也没抬。 “不冷。“ “炉子边有凳子。“ “我站这儿。“ 机油味漫上来，混着煤油、铁屑和煤烟。陶爱民靠着门框，忽然觉得这个味道他闻过——在更高更大的厂房里，一样的机油味，底下却是另一种安静。那样的车间他见过：机床停着，配电柜贴着封条，天窗玻璃碎了几块，麻雀在横梁上做窝；一群人蹲在厂门口，人手一辆自行车，车筐里捎着白菜；有人把自家的工具箱捆上后座，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就骑出去了，看门的没拦。他还记得一个人，蹲在厂门口支摊卖早点，摊子收了那天，把玻璃罩子擦了又擦，像交还一件公家的东西。 那样冷清下去的厂，他见过几十个。他知道眼下这种安静再往下走，会走到哪一步。 他把耳扇掀起来，让冷风吹了吹脸。 门口这一站，他顺手数了数。这一跨车间，机床少说五十台，罩苫布的四十多台，通着电开动的，只有父亲那一台。料架上的成品码到半人高，标签还是前年中秋的批号。地上用白漆划的走车线，磨得只剩几道印子。 站在门口这一个钟头，他看清的东西，比报表能给的多。 产品是老三样：三英寸水泵、五英寸水泵、农机配件。图纸是十几年前的，材质和工时都松，成本压不下来。同样的水泵，江浙那边的乡镇企业报价低两三成，人工便宜，牌子不响就靠价格走量，订单一年一年往南边滑。销售科的人腊月里还在外面跑，跑的是要账——农机公司欠厂里的货款，厂里欠钢厂的钢材款，钢厂又欠着矿上，一圈三角债缠下来，谁的流动资金都动不了。成品仓库码得整整齐齐，出不去；原料库倒是空的。 厂里也不是没人着急。年前车间开过一次会，说要上新品种，讨论了半天，卡在两件事上：改设备要钱，钱在账上趴着动不了；等配套的铸件，铸件厂也指着收回欠款才肯开工。会上吵，会后散，散了各干各的。一线的老师傅心里都有一杆秤，嘴上不说，手上的活松了半分——反正干得再好，工资也是六成。 再看人。全厂两千一百口人，加上退休的，工资、医疗、养老金，哪一样都省不下来，哪一样也不该省。设备呢，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好几台还是皮带传动的老车床，精度全靠师傅的手找补。手艺最好的一批人眼看要退了；年轻人进不来，技校分来的，蹲了两年也跑了。 厂子病在哪，他看得清楚。病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这样的病，他在别处开过药方，也知道药有多贵。 十点多，父亲直起腰，捶了捶背，把最后一件壳体码进料架，卡尺擦净，归匣。 “回吧。“父亲说。 “再站会儿。“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问，拎起水桶去换水。日光从天窗斜下来一柱，照着苫布上的灰。陶爱民在门口又站了一刻，把这一车间的东西，连人带机器，往心里收了收。 回家路上，父亲问：“看出啥了？“ “机床擦得比人穿得都齐整。“ 父亲蹬车的腿顿了半下，没接话，一路骑回了村。 夜里，陶爱民在自己屋里把台灯拧亮，铺开纸。窗外的风刮着电线，呜呜地响。 他原本要算的是另一笔账：寒假剩下的日子，厂里的事、卫东的事、自己的事，各占几天。可笔落在纸上，写下的却是另一行字。 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往下算。工资，人均月工资二百六十，一年六百五十五万；养老金和医疗，按工资四成估，一年又是二百六十万；往后若是改制，工龄补偿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光这一项就得上千万。再往下，设备、厂房可以做价，能折出几个钱要看了实物才知道；库存和欠款一进一出，三角债里能收回几成，没人说得准；退休的老工人、工伤的、家属工，后头都排着队。算到第三张纸，铅笔秃了，每一项后头都拖着新的项，越往下数目越大，大到从纸上漫出去。 他没有停，也没有撕。他把几页纸对齐，压在台灯底下，看着最上头那行字，看了很久。灶间的风箱声早停了，父母那边也熄了灯，全家就剩他这一盏。 然后他拿起铅笔，在那行字底下另起一行，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写得很慢。 写完，他把台灯关了。 第63章：工牌 初三那夜写下的那行小字，陶爱民没给父亲看。初四一整天，他帮母亲劈了一下午柴，斧头落下去的声响里，听见里屋的父亲翻了两次身。母亲拉他到灶间添水，压低声音说：“你爸这两晚睡不实，后半夜起来，摸黑把那双劳保皮鞋擦了又擦。你买的那双。“ “擦就擦吧。“ “他不是擦鞋。他是心里搁了事，手闲不住。“母亲把水舀进锅里，“你别问他。问了他也只说厂里难，赖不着谁。“ 陶爱民点点头。这话他在年三十那几张条子上见过——父亲说“章能顶馍馍吃“，说的话硬，腰是弯着的。 初五厂里开工。父亲说要去趟厂里，把年前那批壳体收收尾，让他别跟着。陶爱民说：“初五您一个人值班，我去搭把手。“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拦。 他不站门口了。他进了车间。 苫布还是那些苫布，灰还是那层灰。父亲把他那台钻床周围清出一小块亮地，钳台、工具箱、地上的铁屑都用扫帚归到一角。炉子生着，水开了，蒸汽顶得壶盖突突响。陶爱民搬个凳子坐在炉子边，看父亲干活。 干活的间隙，他起身在车间里慢慢走。五十来台机床，罩着的四十多台，开动的还是只有父亲这一台。更衣箱一排靠墙，粉笔写的姓还在：陶、齐、赵、孙、钱……最末一个箱子空着，门半开着，里头落了灰，粉笔字被蹭掉了一半，认不出姓什么。 他在一个车工床位前站了会儿。台面上摆着个搪瓷缸，缸身磕掉了一块瓷，露出生铁底，里头剩半缸浑茶。墙上贴着张娃的奖状，“三好学生“，纸角卷了边，是被手摸毛的。 “那是小赵的位子。“父亲在背后说，“赵宏，二十三，技校分来的，跟我学过对丝杠。“ “咋不在？“ “媳妇在棉纺厂，也压着工资，半岁的孩子离不了人，他回镇上伺候月子去了。“父亲顿了顿，“这孩子手不赖，就是沉不住。前阵子说想走，厂里扣着档案，走不了。“ 陶爱民没说话。他想起自己大三，档案还捏在学校手里，毕业分配前谁也动不了。可小赵不一样——小赵的“分配“早定下了，定在了一个往下走的厂里，定在了一张六成的条子上。 转到车间另一头，碰见钳工班的老孙。老孙四十七，跟父亲同批进的厂，手背上全是烫伤的疤。他蹲在台子边磨一个铰刀，见陶爱民过来，停了手。 “小陶吧？老陶的儿子。“ “孙叔。“ “我这铰刀磨了一上午，差一丝火。“老孙指了指墙上贴的工序图，“这图我闭着眼都能画，可画出来没活干，图也是死的。厂里没活，可手不能生——手生了，这辈子就交待了。“ 他说起儿子，去年考上省城的大学，学费一年两千八。厂里发六成，媳妇在食堂帮工，俩人攒半年，刚够一学期。老孙说这话时笑着，眼角的褶子里却没什么欢喜。 在门口又碰见齐师傅。老人揣着退休证，手里拎个铝饭盒，见他点点头：“你爸那台床子，我今早来校过一遍。“齐师傅拍拍工具箱，“厂里返聘我，一个月八十块，干不干都这数。可我不来，这几台老家伙就没人管了。“他叹口气，“老陶的手艺，厂里独一份，可惜没人接。年轻人不待见这些铁疙瘩喽。“ 陶爱民在车间转了将近一个钟头，把能看的人都看了。老师傅们围炉子打牌，输了的照旧夹木夹子；有个管供销的老钱蹲在墙角算账，铅笔头咬在嘴里，面前的纸上画了又划。陶爱民凑过去看了一眼，纸上写的是“农机公司欠货款“几个字，后面跟了一长串数字，最底下划了三道杠。 “老钱叔，这账好要不？“ 老钱抬头认出他，是老陶的儿子，摆摆手：“小陶啊，你爸那手艺，厂里独一份。我这账，没法跟你讲。“ “我就问问。“ “农机公司欠咱一百三十万，咱欠钢厂八十万，钢厂欠矿上，矿上欠谁——一圈转下来，钱都在路上，没进谁的兜。“老钱把铅笔搁下，“往年这时候，销售科早把明年春季的活排满了。今年一张订单没有，跑出去的人，跑的是要账。“ 陶爱民点点头。这跟他昨夜在门口看明白的，是一回事。账上的钱动得了，厂子就转；账上的钱动不了，机器再好也停着。 下午父亲带他去看自己的更衣箱。箱子旧，绿漆掉得只剩边角，锁鼻锈了，父亲用铁丝拧着。他打开，里头挂着套洗得发白的劳保服，叠得齐整；一个铝饭盒，盖子里贴着张全家福，边角磨毛了；最上头，是块工牌。 工牌是硬纸板压的，正面印着“红星机械厂“，中间一行字：八级钳工。盖着红章。边角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层，磨得发亮。 “八级，省里盖过章的。“父亲把工牌捏在手里，拇指蹭了蹭那层胶，“全厂就三个八级，齐师傅一个，我一个，还有一个老的马师傅，前年走了。“ “您这工牌，比我学生证结实。“ 父亲难得笑了一下，很快收住：“结实管啥用。厂子要黄了，这牌子就是块硬纸板。“ 这句话父亲说完就后悔了，抿着嘴不吭声。陶爱民也没接。 回家的自行车上，父亲又成了那个话少的人。风大，他弓着背蹬，棉帽耳扇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陶爱民跟在后头，看着父亲弓着的背，忽然觉得那块工牌的分量，比他揣过的任何一张存单都沉。 夜里，母亲在灶间拉风箱，父亲在里屋。陶爱民端了碗热水进去，看见父亲坐在黑地里，手里攥着那块工牌，正拿袖子一下一下擦。 “爸。“ “嗯。“ “厂里真有那么难？“ 父亲停了手。黑暗里看不清脸，只听见工牌被攥得咯吱一声。 “难。“停了很久，“可赖不着谁。厂子是自己病的。“ “那……要是真到了那一步，您这双手，还能干点啥？“ 父亲没立刻答。过了半晌，他把工牌塞进枕头底下，声音平平板板： “我师父教我的，除了这双手，啥也没有。手在，活就在。“ 陶爱民退出来，带上了门。 他在自己屋里坐到后半夜。台灯底下压着昨夜那几页纸，“红星厂：二千一百人“那行字还在最上头。他拿起铅笔，在旁边添了一行： 私财几何？ 笔尖停住。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那是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换来的教训：手里攥着钱，人就守不住。 可眼下，父亲攥着的，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工牌。 窗外风停了。他吹了灯，在黑里睁着眼，听见父亲那句“手在，活就在“在脑子里转。 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去看一眼，自己手里的钱，到底能换个什么。 第64章：买厂 初七，陶爱民又去了趟红旗镇，这回不是看父亲，是看卫东。 东方实业挂了十来天的牌子，院子里的炉子天天生着。八九个工人，旧车床两台，一台是卫东自己攒的，皮带换了新的，转起来嗡嗡响。年前进的那批修泵的活干完了，初五一开工，农忙服务队的排期已经写到三月。 卫东见他来，烟递得比上次还勤：“哥，你那二十万顶用，我这不，开春就能再招两个人。“ “别招冒了。“陶爱民说，“活儿没定金，人多了是亏。“ 卫东嘿嘿笑：“你放心，我记着你的话，两本账，工资月结，不欠农户。“ 陶爱民在院里站了会儿，看工人抬一台柴油机进来，号子声混着笑骂。一个叫大春的年轻人，二十出头，正拿刮刀修缸体，刮一下停一下，拿直尺比。卫东压低声音：“大春，县技校分来的，手巧。红星要是散了，这种娃最先跑。跑了的，这辈子跟机床就断了。“ 小公司是真小，八张嘴，一台旧床子，半院子机油味。可它转着，活的。 卫东领他看了这两天接的活：三台抽水机大修，一台柴油机换缸套，都是周边村子送来的。活不大，一架子上的派工单写得清清楚楚，姓名、工时、单价，末尾签字画押。“你看，“卫东指着单子，“干一天结一天，不拖。老百姓信这个。“陶爱民看着那行工整的字，忽然觉得，东方这点小规矩，比红星那本怎么也算不平的账，要干净。 他忽然想到红星厂那五十台机床，罩着四十多台，开动的只有一台。 “卫东，你这东方，要是接红的活，接得起不？“ 卫东愣了下：“哥你问这个……“ “你就说，接得起接不起。“ “接修配的零活，行。可红星那是整厂，两千多号人，我东方八个工人，你让我接，我拿啥接？“卫东挠挠头，“再说人家那设备，比我的好十倍，就是没活。我有活，没设备。这事儿邪门。“ 邪门，也不邪门。陶爱民前世见过太多这样的厂：设备是好的，人是好的，账是死的——死在没订单，死在钱在路上。舢板救不了沉船，不是舢板不使劲。 卫东的“活“，是骑着摩托一家家跑出来的。初五那天陶爱民看见他往三轮车斗里塞了两瓶酒，说是去邻县农机站拜年拉活。大厂不兴这个，大厂的活，是计划下指标、供销科坐等接单，等来的。一个“等“字写下来，就是坐着等死。 他站在院里，看了很久。八个人的小公司，转得动；两千多人的大厂，转不动。转不转得动，和大小没关系，和有没有活有关系。 回家的自行车上，他想起前世看过的一份材料：那几年，像红星这样的老厂，全国成百上千家，靠输血活着的，没一家真活成了。血抽干的那天，照样停。一个厂子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 他也见过反过来的一回。前世有座城，老纺织厂快死了，市里没注资，反倒放了条规矩：允许厂子把闲置厂房租出去，工人们自己组队接外贸订单，税收上给三年宽限。头两年也难，第三年活就回来了，两千多人没散。那回他记了句话：救厂的不是钱，是让钱和活能碰上面的那道缝。 夜里，他把自己屋的灯拧亮，铺开纸。这回不是算自家的账，是算红星厂的账。 能凑的数字，他从老钱、从父亲、从齐师傅嘴里一点一点拼：全厂两千一百人，人均月工资两百六十，一年工资六百五十五万；养老金和医疗，按工资四成估，一年二百六十万。这两样往少了说，一年也得九百多万往外走。还有工龄补偿，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光这一项就是上千万，一次性的。 他把自家的家底盘了一遍，写在纸边上：商铺十七间，一百零二万，收着租；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三十万，荒着；一年定期，一百九十万，那是留着毕业前清零的垫底钱；借给卫东的二十万，立了据，月息一分；罐头厂那笔投了十八万，追回来八万五，净亏九万五；同福糕点厂十万，两成分利，还算顺。全算上，能动的不能动的，拢共三百六十万出头。这数他熟，五一章里自己算过。 三百六十万。 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了三层胶。三百六十万，够买多少块这样的工牌？够买下整个红星厂吗？ 他把三百六十万写在那堆数字底下，像往大江里扔了块石头。 三百六十万，除以九百多万一年，撑不到半年。 这还是只算流水账。厂子欠钢厂的八十万、农机公司欠厂里的一百三十万，一进一出，三角债里能收回来几成，没人说得准。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江浙乡镇企业报价低两三成，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就算他把三百六十万全砸进去，把工资补了，把旧账垫了，机器还是那批机器，人还是那批人，订单还是没有——钱投进去，转一圈，还是停。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前世他坐过更高的位置，见过比这大十倍的厂、亏过比这深百倍的窟窿。他太知道“个人接盘“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不是接了一笔钱，是接了一群人、一摞债、一整套转不动的关系。钱填进去，像往漏底的桶里倒水，倒得越快，漏得越响。 可他不甘心。 不甘心父亲那块工牌，擦得再亮，最后也就是块硬纸板。 不甘心小赵那样的手，二十三岁，技校的第一名，蹲在没有订单的车间里，等一张调不走的档案；不甘心老孙那样的手，磨了一上午铰刀，差一丝火，却连个让手艺派上用场的地方都没有。 他盯着灯影里自己的手。这双手什么都能算，算到分毫不差，却算不出一个厂两千一百人的活路。卫东那八个人他能帮，可两千一百人，他帮不过来——至少，不是靠把手里的钱撒出去帮。有没有一种帮法，不花他的钱，却能帮上忙？这个念头一闪，他没抓住，先搁下了。 他把纸翻过来，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写得重： 若以私财购厂—— 笔尖停住。后头那半句，他没写下去。因为后头无论写什么，算来算去，都是同一个答案。 他前世有个教训，刻在骨头上：手里攥着钱，人就守不住。正因如此，他给自己定了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那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前世那个人。 可眼前这笔账，逼着他问另一个问题： 进体制，是为了什么？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台灯罩轻轻晃。他把那行“若以私财购厂“圈了起来，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今夜算到这儿。他合上本子，知道明夜有一场更大的算，非把那个问号拉直不可。 第65章：七页纸 明夜，陶爱民没点灯前先去厨房灌了壶热水，又找了支削好的铅笔。他知道今夜这笔账长，得一口气算到底，中途断了，气势就散了。 台灯拧亮，第一页铺开。 他先写人。全厂两千一百口，加上退休的，工资、医疗、养老金，哪样都省不下来。他在“两千一百“底下画了道杠——这是昨夜门口站出来的数，也是父亲那块工牌背后，两千一百双手。两千一百，不是账本上一个冷数。他想起小赵的搪瓷缸，老孙磨了一上午的铰刀，齐师傅返聘回来八十块也要来看着的旧床子。每一双手后头，都是一个灶台、一张娃娃的奖状、半缸舍不得倒的浑茶。 他一笔一笔画这些人，不是心软，是算账算到这儿，避不开。前世他坐在办公室批分流方案，名单上是一串数字；这回他站在车间门口，数字是一个个能叫出名字的人。 第二页写工资。人均月二百六十，一年六百五十五万。这个数他昨夜算过，今夜又加了一遍，没错。 第三页写养老和医疗。按工资四成估，一年二百六十万。两项相加，一年九百一十五万往外走。笔尖在这儿顿了顿——九百一十五万，他全部家当才三百六十万出头，连半年都填不满。他拿铅笔敲了敲桌面。九百一十五万，不是天文数字，是九百一十五万个藏在工资条背后的日子——是老孙儿子那一学期的学费，是小赵娃那罐快见底的奶粉。 可真正的窟窿在第四页。工龄补偿。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一人就是二十个月的钱。他拿应发的二百七十算，二十乘二百七十，再乘两千一百——一千一百三十八万。一笔写下来，铅笔尖戳破了纸。 这是一次性的。还没算退休工人的尾巴，没算工伤的、家属工的。 第五页写债。厂里欠钢厂八十万，农机公司欠厂里一百三十万，厂里又欠着料钱、欠着电费。一圈三角债，钱都在路上，没进谁的兜。老钱说得好：往年这时候订单排满，今年一张没有，跑出去的人跑的是要账。能收回来几成？他写了一个问号，又写：乐观五成，悲观两成。 第六页写厂子自己的家底。设备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好几台皮带传动的老车床，精度全靠师傅的手找补；厂房在县城郊，位置偏，做价做不出高价；成品仓库码得齐整，标签还是前年中秋的批号，出不去；原料库倒是空的。这些折成钱，能顶多少？他写了“待估“，又划掉，改“有限“二字。他想起父亲那台钻床，皮带换了新，床头擦得发亮，在一排蒙苫布的机床里像个异类。一台被一个人疼着的机器，和五十台没人管的机器，搁在一个厂里，就是眼下的红星。 第七页，他写总账。 把自己那三百六十万摆上去，填进九百一十五万的年洞，半年见底；再填一千一百三十八万的一次性补偿，连影都摸不着。就算他把定期取了、商铺卖了、滩涂扔了、卫东那二十万提前讨回来，全部家当一把梭，也不过是往漏底的桶里倒了一瓢水。 可钱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就算他把桶补上了，厂子还是没订单。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江浙报价低两三成，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销售科的人在外面跑，跑的是要账不是跑单；改设备要钱，钱在账上趴着动不了，等铸件厂收回欠款才肯开工，铸件厂也在等别人。这是一整条转不动的链，他一个人，拎着钱，站在链子外头，拽哪一头都拽不动。 他前世批过一家比红星大十倍的厂，九千多人，负债九个亿。他签字、协调、注资、分流，折腾两年，最后还是散了大半。那回他明白一件事：厂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制度才买得来。 可他也见过，规矩立晚了是什么样。前世有座厂，毛病和红星一模一样，市里迟了五年才动手改，等想改时，老师傅退光了，图纸丢了，客户早跟别家签了死约。九千多人，散得无声无息。那回他记了句话：制度这东西，早立一年是药，晚立一年是叹气。 放下笔，把七页纸对齐，压在台灯底下。 灯罩烫手。他盯着最上头那行字——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他太知道，一个厂的病，病不在某一个人，也病不在缺一笔钱。病在它处在一个转不动的系统里：市场不认它的产品，链条勒着它的流动资金，而能松这根链条的那只手，不在厂长办公室，在更上头的地方——在政策、在体制、在谁能早几年把“让厂自己转起来“的那套规矩立起来。 他一个老百姓，手里攥着三百六十万，能买下几台机床，买不下一套让机床转起来的规矩。 这个道理，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才熬明白。这一世，他站在父亲的车间门口，一个钟头就看透了。 可看透，和能做，中间隔着一道门。 他定的死线是一九九四年六月前资产清零，干干净净进体制。前世他第一次伸手，收的是两万块，那两万块是他滑下去的起点。他怕自己手里攥着钱，最后又变成前世那个人。 可今夜这七页纸告诉他另一件事： 进体制，若只是为了不变成前世那个人，那叫避祸。 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东西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父亲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擦得发亮。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再巧，巧不过一套不转的链。父亲的手救不了一个厂，得有一套让所有的手都能动的法子——那法子，叫制度。 他前世见过它立起来太晚的代价。这一世，他想试试，能不能早几年。 他前世见过这样的厂，最后一天，老师傅把工牌擦干净，装进抽屉，第二天在厂门口支个摊。那种安静，他这辈子忘不了。这一世，他想让父亲的那块工牌，别走到那一步。 七页纸写满，铅笔秃了。他没有撕，也没有合。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耳扇掀起来，让后半夜的冷风吹了吹脸。 窗外黑着，远处村子有户人家先亮了灯，接着是第二户、第三户。鸡还没叫，天边却已经有一线要亮的意思。 他忽然懂了父亲那句“手在，活就在“的另一层—— 可这一层，他得用另一种方式去接。 风里第一声鸡叫远远地传来。他把窗关上，回到桌前，把七页纸又看了一遍，压在了台灯底下。 第66章：撕账本 清晨，陶爱民把七页纸从台灯底下抽出来。昨夜写满的铅笔字，在晨光里一页页摊开：人、工资、养老医疗、工龄补偿、债、家底、总账。 母亲在灶间喊他吃饭，他应了一声，没动。他重新加了一遍最刺眼的那笔。 第四页，一次性工龄补偿——一千一百三十八万。他把这数在脑子里按三年摊，一年三百八十万，加上工资、养老、医疗的九百多万，一年就是一千三百万打不住。 一千三百万。 他全部家当三百六十万，除以一千三百万一年，撑不到四个月。 他把纸翻到第七页，总账那行还压在底下：三百六十万，填进九百一十五万的年洞，半年见底；再填一千一百三十八万的一次性补偿，连影都摸不着。这还是只算了人。厂子的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江浙报价低两三成，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设备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三角债一圈转下来，钱都在路上，没进谁的兜。就算他把三百六十万全砸进去，把工资补了，把旧账垫了，机器还是那批机器，人还是那批人，订单还是没有——钱投进去，转一圈，还是停。 他前世坐过更高的位置，签过比这大十倍的厂、亏过比这深百倍的窟窿。他太知道“个人接盘“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不是接了一笔钱，是接了一群人、一摞债、一整套转不动的关系。钱填进去，像往漏底的桶里倒水，倒得越快，漏得越响。 那回他签完最后一笔分流方案，夜里睡不着，在办公楼下走了半宿。楼里还亮着几盏灯，是财务在核遣散费，是工会的人在劝老师傅签字。他站在树影里，听见里头有人哭，有人拍桌子，有人闷头不吭声。那一夜他懂了：一个人再大的权，也接不住一个时代的转身。你能把账平了，把人分了，可你接不住那两千一百双手后头的日子。 窗外的天彻底亮了。鸡叫停了，远处村子有拖拉机突突地响，是卫东的东方实业开工了。八个人，转得动；两千一百人，转不动。 他盯着最上头那行字——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这行字后头，是一张张他这几日见过的脸。小赵的搪瓷缸，缸底露着生铁，墙上娃的奖状卷了边；老孙磨了一上午的铰刀，差一丝火，手背上全是被铁屑烫过的疤；齐师傅拎着铝饭盒，说厂里返聘他一个月八十块，不来这几台老家伙就没人管。两千一百人，不是账本上一个冷数。每一个人后头，都是一个灶台、一张娃娃的奖状、半缸舍不得倒的浑茶。 父亲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擦得发亮。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再巧，巧不过一套不转的链。父亲的手救不了一个厂，得有一套让所有的手都能动的法子。 那法子，叫制度。 他前世批过一家比红星大十倍的厂，九千多人，负债九个亿。他签字、协调、注资、分流，折腾两年，最后还是散了大半。后来他明白一件事：厂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制度才买得来。 他也见过规矩立晚了的样子。前世有座厂，毛病和红星一模一样，市里迟了五年才动手改，等想改时，老师傅退光了，图纸丢了，客户早跟别家签了死约。九千多人，散得无声无息。那回他记了句话：制度这东西，早立一年是药，晚立一年是叹气。他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汇报的人说“再研究研究“，他点点头，心里却清楚，这一“研究“，又是三年。 铅笔尖在“红星厂：二千一百人“底下顿了顿。 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前世他第一次伸手，收的是两万块，那两万块是他滑下去的起点。他怕自己手里攥着钱，最后又变成前世那个人。 可昨夜这七页纸告诉他另一件事：进体制，若只是为了不变成前世那个人，那叫避祸。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东西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这一夜，他确定了自己回体制的全部理由。 不是为了躲那两万块。是为了让父亲那块工牌，别在更多的厂里，一遍遍被擦亮、又一遍遍被收进抽屉。 他拿起那七页纸。纸边卷着，铅笔印被手汗洇开了一点。他没有合上，也没有收好。 他两手捏着纸页两边，慢慢撕开。第一页从“人“字底下裂开，第二页、第三页……一页页撕成两半，再撕成四片。铅笔的字在裂口处断成两截，“二千一百“的“千“字被撕成了两半。 碎纸落在桌下，像下了一场小的雪。 撕完了。桌上只剩台灯，和那行他昨夜写在纸边的话：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他没有把那行字撕掉。 看着碎纸，他忽然觉得轻了些。七页纸算的是“我买不买得起“，撕了，是因为答案早就清楚——他买不下一个厂。 他前世见过这样的厂，最后一天，老师傅把工牌擦干净，装进抽屉，第二天在厂门口支个摊。那种安静，他这辈子忘不了。这一世，他想让父亲的那块工牌，别走到那一步。可他更清楚，靠他一个人的钱，走不到那一步。 买不下厂，不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 他想起卫东的东方实业。八个人，活是卫东一家家跑出来的。那点小规矩——干一天结一天，不拖——比红星那本怎么也算不平的账，要干净。一个人买不下厂，可一个人能先帮上几个真正撑不住的人。 他站起来，把碎纸扫进字纸篓。窗外，父亲在院里生炉子，烟顺着风斜过来。母亲的嗓门从灶间传出来，喊他吃早饭。 他应了一声，把台灯拧灭。 这一天，他做了一个决定：能用得上的钱，先花在刀刃上。不是买厂，是帮人。 帮谁，怎么帮，他心里已经有了个数。那笔钱，得走一条别人查不出来的路，落在一群他这辈子都不会露面的人手里。 他想起东方实业那块新挂的牌子。也许，能借它走一趟。 风从窗缝钻进来。他把那行没撕掉的字，又看了一遍。 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这一夜，他撕了账本。也撕清了自己要走的路。 桌上那七页纸的碎屑还堆在字纸篓里。他没有去捡，也没有烧。留着吧——等将来真走到那个能立规矩的位置上，回头看看这堆碎纸，就知道当初为什么出发。 第67章：不留名 初九，陶爱民蹬自行车去了红旗镇。东方实业院里的炉子生着，卫东正跟大春抬一台柴油机进来，见他来，把手上的油往围裙上蹭了蹭。 “哥，稀客。“ “有个事，得借你这东方实业走一趟。“ 屋里没外人，陶爱民把自行车支在墙边，从怀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钳工台上。信封鼓鼓的，压出四角。 “二十七万。你数数。“ 信封压在钳工台上，四角鼓着。这钱来得干净——是他一刀一刀、一趟一趟、一张一张券磨出来的，没有一分来路不清。干净的钱，花在刀刃上，比搁在存折里，值。 卫东没接，先看他的脸：“哥，这数不对。你借我的二十万，利钱按月算着，我还没还你呢。这又二十七万——“ “这钱不是还你那笔。是两码事。“陶爱民把信封往前推了推，“你东方实业的账上，走一道。“ 他慢慢说。红星厂眼下难，工资发六成，困难户里，孩子正上学的不少。他想帮一把，帮的是“上学“这件事——不是救厂，是让几个撑不住的人家，娃的书别先停了。钱要匿名，落进那些人家，不能留他的名，最好连东方实业的名也别露。 卫东听愣了：“哥，你这是……“ “你听好。“陶爱民声音平，“钱从你东方实业的户上出，名义上写成'职工子女助学专项资金'。实际上，你按我给的名单，一家一家送上门，现金，一户一千五。送的时候只说一句话：有人惦记着娃的书。别留姓，别留条子，更别提我。“ 卫东低头看那信封：“二十七万，一户一千五，这是一百八十户。“ “对。名单我写好了，都在上头。“陶爱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铺开，密密麻麻几十个名字，后头跟着门牌、孩子年级、欠了多少学费。“这些人，是老钱叔和我爸零零碎碎说的，红星厂里最紧的那一拨。你送的时候留心，哪家真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多的一户也行，少的你掂量。总盘子二十七万，别超。“ 卫东把名单翻了一遍，手指在某个名字上停了停：“赵宏家？那个小赵，技校分来的，媳妇在棉纺厂也压着工资，半岁娃离不了人——“ “他家算一户。“陶爱民说，“还有老孙师傅，儿子去年考上省城大学，一年两千八学费，他俩攒半年刚够一学期。这种人家，最经不起塌。“ 卫东没再往下念，可指腹摩挲着纸边，把那几十个名字又过了一遍。名单上有的他认得，是厂里老师傅的娃；有的他只在年节碰见过，隔着人群点个头。他忽然明白，这张纸不是随手写的——上头连“欠学费多少“都标了，是陶爱民蹲在灶间听父亲念叨、在车间角落看老钱咬铅笔，一个一个攒出来的。 “哥，“卫东把名单折好，塞进胸前的兜里，“你这名单，比我东方实业的派工单还细。“ “细才送得准。“陶爱民说，“钱就这些，送错一户，就有一户真紧的没轮上。“ 卫东点头。他跟陶爱民从小一块长大，知道这个表哥做事，从来不是一时心软。那年陶爱民倒腾国库券，几千里地跑单帮，回来第一件事是把账算到个位分给每一个人；如今坐在这间刚挂牌子的小厂里，还是那股劲——钱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得先找准。 “哥，我这东方实业刚立起来，账上走这么大一笔，税务上——“ “你只管照实记。钱是你厂里出的'助学'，有名单、有签收，清清白白。将来谁查，你东方实业经得起查。“陶爱民顿了顿，“至于钱哪儿来的，你不用知道，我也不要你知道。你只做一件事：把钱，送到该送的人手里，别留名。“ 卫东点头：“行。我让罗伙计跟着我，一户一户送。签收本我留着，可上头只写'收到助学款壹仟伍佰元'，不写谁送的。“ “签收本你保管，别弄丢。“陶爱民说，“这不是防你，是万一哪天要对账，你东方实业说得清。“ 他站起来，把信封也推过去。卫东双手接了，放进抽屉锁上。 出门时，卫东追了一句：“哥，这一百八十户，能撑多久？“ 陶爱民蹬上自行车，脚撑在地上，回头看他：“一户一千五，够一个娃一年书本校服住校的紧要处。撑一年。一年之后——“他停了停，“一年之后，靠的不是我这点钱。“ 他没说完。蹬车走了。风里飘着镇上爆竹的残药味，年还没过尽。 往后半个多月，卫东和罗伙计照着名单，一趟趟往红星厂的家属区跑。有的是傍晚敲门，有的是收工时候在厂门口递过去，都是现金，都是那句“有人惦记着娃的书“。没人问是谁，问了也不说。有几户人家要留他们吃饭，卫东摆手就走；有一回老孙师傅认出他，攥着钱的手直抖，非要问恩人是谁，卫东只说“厂里一个老相识，不叫留名“，转身钻进了巷子。 陶爱民一次没露面。 他只在初十那晚，去卫东那儿对了一遍进度。卫东翻开签收本，已经送出去四十来户，没出岔子。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收到助学款壹仟伍佰元“，后头按着红指印，有的还歪歪扭扭写了个“谢“字，又被划掉——卫东交代过，不能留谢，可庄稼人不会写字，按了印还觉得欠着什么，偷偷描那一笔。 “剩的一百多户，月底前能送完。“卫东说，“哥，我多嘴问一句——你这钱，是打算一直帮下去？“ “不打算。“陶爱民说得干脆，“二十七万，是这一回。往后我进体制，手里的钱得清零，帮不了这么多了。“ 卫东怔了下：“那你折腾这一回——“ “这一回，能让孩子多读一年书，就多一年。“陶爱民看着签收本上那些歪歪扭扭的“收到“二字，“我买不下一个厂，可我买得起一百八十个娃的一年。这就够了。“ 他想起头几户送出去时的情形。卫东回来跟他说，有一户开门看见钱，女人先是不敢接，以为是借的高利贷，听说是助学不要还，手抖得接不住，把孩子从里屋拽出来，对着空气鞠了个躬。还有一户，男人下岗后一直没脸进厂，听见敲门，以为是催债的，开门看见卫东手里的信封，愣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这世道，还有人管我们“。 陶爱民听卫东说这些，没接话。他前世在位置上，听惯了“感谢领导““政策温暖“的套话，反倒这一句没经过排练的“还有人管我们“，让他胸口闷了闷。 这闷，不是难受，是提醒他——他要推的那个“法子“，推成了，这样的“还有人管“，才不该是稀罕事。 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救不了一个厂。他现在做的，是让一百八十双手后头那一百八十个娃，书先别停。 这是他能做的事。在更大的那个东西立起来之前，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月底，一百八十户送完。卫东把锁着的签收本和空信封一并交到他手里，只说了一句：“都送到了，没留名。“ 陶爱民接过来，没打开看，直接塞进自己那个牛皮纸袋，和股东代码卡注销回执、商铺租契、罐头厂的收条搁在一处。 袋口封上。他这一回帮的人，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知道，钱是从谁手里出来的。 他也没打算让他们知道。 第68章：那双手 正月里，陶爱民在家待了十来天。二十七万送出去那夜，他睡得比年前踏实些。 父亲还是话少。初十往后，厂里零星的活不多，他每日清早去车间转一圈，回来把那双劳保皮鞋擦了，坐在门槛上晒太阳。陶爱民帮他劈柴、挑水，爷俩不怎么说话，可空气里不冷了——年前那种“章能顶馍馍吃“的硬，软下来些。 有天傍晚，父亲把那只铝饭盒搁在桌上，忽然问：“你往后咋办，想好了没？“ 陶爱民知道他问的是毕业。他嗯了一声：“想好了。进体制内干。“ 父亲没抬头，手里的鞋刷停了：“公家人？“ “算是。“ 父亲把鞋放下，端起缸子抿了口：“你爷那辈，盼着后代跳出农门。我这辈，也这么盼。你考上东大那年，我喝多了，你记得不？“ “记得。三桌酒。“ “现在看，你比我想的走得远。“父亲顿了顿，“可公家人不好当。厂里头那些坐办公室的，我见得多了，有的真替工人说话，有的——“ 他没往下说，摆了摆手。 陶爱民在他对面蹲下，看着那双劳保皮鞋。鞋底纳得密，鞋帮洗得发白，是母亲早年做的。他忽然想起，这双鞋是他考上东大那年，母亲连着三晚就着煤油灯纳的，鞋底针脚比厂里的图纸还齐。父亲穿了四年，底没开胶，帮没破，只是白得更透了。 “爸，我进体制，不全是为了跳出农门。“ “那为了啥？“ 陶爱民想了想，没说那七页纸，也没说撕了的账本，更没提二十七万。他说的是另一句，平平的：“我算过一笔账。像您这样的厂，全国多的是。光靠一个人掏钱，救不回来。得有一套让厂自己能转起来的法子，早几年立起来。“ 父亲没听懂，可听出分量。他看着儿子：“你说的那个法子，是上头定的？“ “得有人去推。“陶爱民说，“我进去了，就干这个。“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点点头，把鞋拿起来，用袖口把鞋尖又蹭了蹭：“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 这句话，父亲说完自己都意外。他一辈子不会说这种话，更不会在儿子面前露软。可那年儿子站在车间门口，看他擦了一小时机床，没说一句“您歇着“，他心里那点硬，早就松了。 夜里，陶爱民又看见父亲擦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八级钳工的红章还清晰。父亲擦得极慢，像在跟一个老伙计话别，又像在攒着什么。 那块工牌，是三十年前省里统考盖的章。那年父亲二十出头，车钳刨铣样样考了头名，全厂三个八级，他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珍藏了大半辈子，擦了又擦，如今厂子要黄，这章也快成了摆设。陶爱民站在门口看，忽然懂了父亲为啥总擦它——不是擦亮给别人看，是擦给自己看：这双手，曾经是厂里独一份的。 他忽然说：“爸，您这工牌，我记着了。“ 父亲抬头：“记它干啥。厂子要黄，它就是块硬纸板。“ “硬纸板也记着。“陶爱民说，“记着这上头的人，手都在。手在，活就在——可光靠手不够。得有人让这些手有活干。“ 父亲怔了下，没接话。他把工牌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看不清。 “您写啥？“ “写给我自己看的。“父亲把工牌塞回枕头底下，“你别问。“ 陶爱民没问。他退出来，带上了门。 他在自己屋里坐了会儿。台灯底下压着那行没撕掉的字：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不，是“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他拿铅笔，在“回事“后头添了两个字：从今。 从今，这条路，他走定了。 可他也清楚，这条路长。二十七万帮了一百八十户一年，救不了一个厂，更救不了千千万万个厂。真正能救的，是父亲说的那个“法子“——可那法子，不是他一个人能立起来的，得他进到那个位置，一点点推。 他想起卫东的东方实业。八个人，活是跑出来的。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卫东证明了：手在，还得有活，活得来，人才能活。 那一百八十户娃的书，他先给续上一年。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那个他要去推的“法子“。 窗外的风小了。远处有零星的爆竹声，年快过尽了。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 苏晓晴。 年前她托人带过话，说等他分配定了，有句话要跟他说。那时候厂里的事压着头，他没顾上回。如今账撕了，路定了，那句话，也该去听了。 他从抽屉里翻出她年前寄来的那张贺年卡。卡上只有一行字：静候分晓。 他笑了笑，把卡压在台灯底下。 正月十六，镇上来了返程的客车。陶爱民背起行李，跟父母道别。父亲没多说，只把那双劳保皮鞋又看了一眼，像是确认儿子穿得周正。母亲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熟鸡蛋，说路上吃，背过身去抹了下眼角，又转回来把他的衣领翻整齐：“到了学校，饭要按时吃，别省。“ 父亲在院门口站着，手里还攥着那块擦鞋的布，没上前，只朝他点了下头。陶爱民看见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最终没出口。他猜得到——父亲这辈子，送他上学、送他进厂、送他远行，从没说过“路上小心“之外的话。可那块工牌，那双手，早把该说的都说了。 他上车，找了个靠窗的座。车开动时，他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院门口，手搭在眉上挡光，身板比年前直了些。 车拐过镇口的老槐树，父亲的影子没了。 陶爱民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凉，外头是熟悉的田野，麦苗返青，渠水新涨。 他闭上眼，听见父亲那句“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和七页纸撕开时的轻响，叠在一处。 这一程，他要去听苏晓晴那句话。听完，就该回学校，等着毕业，等着分配，等着走那条从今开始的路。 车窗外，田野一垄一垄退过去。他想起年前站在这条路上，还是个揣着存单、算着利差的后生；如今存单还在，可心里那本账，已经换了个算法。父亲那双劳保皮鞋，他穿在脚上，鞋底纳得密，踩在车票屑和泥土里，一步步，往该去的地方去。 他忽然懂了父亲那句“手在，活就在“。父亲的手，护的是一家人的活；他这双手，往后要护的，是更多像父亲这样的人家的活。两双手隔了三十年，攥的是同一个理。 而那条路上，第一站，是让父亲那样的手，有活干。 第69章：那句话 回到学校，春末的梧桐已经封了行道。离毕业还有阵子，食堂门口贴着就业指导的海报，路上碰见的同学都在说分配。有的想留省城，有的托人往机关挤，陶爱民都不掺和，只把铺盖摊开，先把论文最后一遍校对完。 程教授看了，只批了四个字：落到地上。 陶爱民琢磨这四个字。他的论文写初次分配，通篇是数字和公式，可程教授要的“地上“，是田埂上、车间里、账本外头那群活人。他想了想，在结语加了一句：分蛋糕的人，得先看见吃不上蛋糕的人。 四月里一个晴天下午，他去农学院后山。去年苗圃里那两棵桃苗，是她教他移的，他一直记着。试验田边，她蹲在田埂上，正给一垄新栽的桃苗培土，裤脚卷到膝盖，手上全是泥，额角的汗把刘海黏了几缕。春风一过，漫山都是新叶的味。这垄田，正是去年她带他移栽桃苗的地方，那时她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他记到现在。 “陶同学。“她抬头看见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年后家里那摊事，处理妥了？“ “妥了。“他在田埂上坐下，“你那两棵桃苗，我搁窗台养着，活着。“ 苏晓晴笑了一下：“活着就行。我去年说的那句话——等分配定了，有句话跟你说。现在你分配定没？“ 陶爱民摇头：“没定。快了，也就这俩月。“ “那就等定了再说？“ “你说的是等分配定。可我估摸着，我这分配，定下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他看着她手上的泥，“我大概率不去省城，得往底下走。苦，也未必有成绩。“ 苏晓晴把锄头搁下，在他旁边蹲好：“你跟我说这个，是怕我那句话你说不出口？“ 他没答，等她说。 风从田里过来，带着新翻泥土的潮味。苏晓晴忽然不笑了，很认真地看他：“陶爱民，我第一次见你，是图书馆借书卡，你前头那个人。后来球场边，你一个人拿着规则手册去找裁判，全场就你一个。再后来苗圃里，你算账算到分毫不差，却算漏了你自己。“ 她把这些年份串起来，像在给一株苗掐须：“我观察你不是一天了。你这人，对别人算得清，对自己算得狠。可感情这回事，你越算，越容易把真心算丢。“ 她顿了顿。 “我这话不绕了。我喜欢你。不是同学那种，是想跟你过日子的那种。你别急着回，听我说完——我知道你要进体制，要走一条难的路，可能去很苦的地方，可能很多年没消息。这些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你把我当没长大的小姑娘，替我做了决定，不问我。“ 陶爱民听着。他前世见过太多人在位子上，替别人做决定，做得人连话都没处说。眼前这个姑娘，蹲在泥里，把话摊得明明白白，倒比许多厅局里的汇报都干净。 他前世也见过另一种人——在位子上，拿一句轻飘飘的许诺，拴住别人一辈子，到头来自己升了、调了、忘了，留人家在原地等。那种亏，他这辈子不想让人吃，更不想让眼前这个人吃。 他沉默了很久。 “苏晓晴。“他叫她全名，“你那两棵桃苗，我养在窗台，是真养着，不是客气。你借书卡排我前头那回，我就记住你名字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那你有数，就给句准话。“ “准话我给不了。“他说得平，“我这条路，前头看不清。分配没定，定了也不一定稳。我要是现在跟你许了什么，将来走不动了，害的是你。“ 苏晓晴盯着他：“你这是拒我？“ “不是拒。“陶爱民看着她的眼睛，“是不骗你。我喜欢你，真的。可我喜欢你，就不该拿一句空话把你拴在一条我不知道通到哪的路。“ 风停了一瞬。远处有布谷鸟叫。 苏晓晴忽然笑了：“你这人，算账算到分毫不差，唯独这事，算得比我见过的谁都笨。“ “笨点好。“他也笑了一下，“笨点，不出错。“ 她伸手，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沾了点泥：“行。那我也给你句准话——我等你分配定。定了，苦的远的，我都认。你要是真走不动了，我也不会赖你。可你要是平白无故把我甩了，我饶不了你。“ 陶爱民把手收回来，泥印子还在：“这个准话，我接了。“ 两人都没再往前一步。田埂很窄，俩人蹲着，中间隔着一垄刚培好土的桃苗。布谷鸟又叫了两声，苏晓晴站起来，拍了拍裤腿的泥。 “苗圃里我跟你说的，账要平，苗床也要平。“她背起锄头，“你那本账，平不平我不管，可你人得平。别把自己算丢了。“ “记着了。“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陶爱民。“ “嗯。“ “那句话我说完了。你那句准话，我也收着了。剩下的，等你分配定。“ 她朝山下走去，围裙在风里飘了一下。 陶爱民在田埂上坐了很久。手背上的泥印子干了，他用指甲抠了抠，没抠掉。 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没护住自己。苏晓晴方才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跟他撕账本那夜想的事，是一个理——他进体制，是为了让更多的手有活干，可别到头来，把自己那双手也算没了。 傍晚回宿舍，他把窗台那两棵桃苗浇了水。苗活了，抽了新叶，嫩绿得扎眼。他盯着那点绿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趟回来，身上多了两样沉甸甸又轻飘飘的东西：父亲那句“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和苏晓晴那句“我等你分配定“。一个从根上来的，一个往远处去的，把他夹在中间，反倒稳了。 论文最后一页，他写的是“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这回他信了——不是信纸上的理，是信田埂上那个沾泥的姑娘，和车间里那块擦亮的工牌。 夜里，他把那张贺年卡翻出来，压在论文上。卡上“静候分晓“四个字，如今有了着落：分晓不在他嘴上，在他要走的那条路上。 他忽然觉得，这一趟回来，肩上轻了，心里却重了——轻的是没了那笔买不下厂的执念，重的是真要去做的事，一件件都压在日程上。苏晓晴那句准话，他收着；父亲那块工牌，他记着；这两样一前一后，够他把前半程走稳，也够他提醒自己，别在半道上把人算丢了。 分配，就在这俩月里。 他把抽屉关上。夜很深了，窗外梧桐的影子投在墙上，晃了晃，又静了。这一章，先到这里；下一章，是跟舅舅的那场谈话，是把三百三十多万，一笔一笔，交出去的头一道关。 而资产清零的那张清单，还压在抽屉最里头，等着他一笔一笔去勾。 第70章：清单上的人 五月，毕业季的味道浓了。宿舍楼下的布告栏贴出就业方案上报的通知，班里人忙着跑关系、托门路。陶爱民不去凑，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摊开一张纸。 纸是从年前就写起的，叫《资产处置清单》。第一稿写在一月，那时母亲来信说厂里工资压了仨月，他第一次把“清零“两个字落到纸上。上头一行字：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名下包含代持的全部资产，处理干净。 他拿铅笔，把每一项又过了一遍。 临江老城区商铺十七间，一百零二万，收着租。那是他二十一岁跑单帮攒下的第一笔大钱买的，靠的是合肥、南昌、上海三地价差的八个点，每一间都沾着火车硬座上的灰。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三十年使用权，三十万，荒着——他知道那片地将来有用，可现在，先用不上，得先交出去。一年定期，一百九十万，那是留着毕业前清零的垫底钱，八个月前提前支取三十万付了厂子参股，利差他算过，一年少进两千六，他眼皮都没眨。借给卫东的二十万，立了据，月息一分，一笔能收回的债——可他心里清楚，这钱卫东还不上之前，他或许已经进了山沟，到时候这笔债，算谁的？同福糕点厂十万，两成分利，还算顺，老师傅们守规矩，年底能分个两万。罐头厂那笔，投了十八万，追回来八万五，净亏九万五——那回他守规矩，对方不守，吃了哑巴亏，这笔他早认了，认的是自己看人看浅了。 拢共，三百六十万出头。每一笔，他都记得怎么来的。 他在这串数字底下，另起一行，写：已支出，二十七万，不留名。 那是正月里走东方实业送出去的，一百八十户娃的一年书。这笔不在清单的“待处置“里，因为它已经处置完了——花在了刀刃上。 剩下三百三十多万。六月三十日前，要一笔一笔，归零。 铅笔尖在“归零“二字上顿了顿。前世他攒到过比这多百倍的家底，可那都是公家的、单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一世，这三百万出头，是他一刀一刀、一趟一趟、一张一张券磨出来的，干净。干净的钱，干净地来，也得干净地去。 他太知道前世那两万块的教训。手一伸，就守不住。所以给自己划了死线：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 可真正难的，不是“留不留“，是“怎么交出去，交得清清白白“。 他前世见过太多“捐赠“变成利益输送的戏。钱出去了，名留了，账却经不起查。这一回，他不能重蹈。得有人见证，得有法律文书，得每一分都说得清来路、去路、用途。 他想了想，要谈的人有四个。 舅舅杨立冬。当年借他四千二起家，后来追加两万，是这趟买卖最早的合伙人。三百六十万怎么散，得先跟舅舅说清楚——不是请示，是交代。舅舅问“你留一千万谁能说你什么“，他得答得回去。 周文远。粮站世家出身，跟了他一路算账，三个本子、十一趟、认购证、国债，没有周文远的数字，他走不到今天。这笔账散了，得让周文远知道，不是不信任，是这条路只能他一个人走。 李正律。法学院同窗，当年模拟法庭上他说“等你当了官，我第一个来查你“。将来若有人要查这笔钱的去向，李正律就是那个查的人。得让他从头到尾看明白，经得起查。 还有一位，大学里的导师。论文落地的人，也是看着他从“倒腾价差“转到“想弄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分钱“的人。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导师比谁都清楚他为何要走。 四个人，四场谈话。每一场，都是一次把“干净“二字，钉死在纸上的过程。 他盘算过顺序。先跟舅舅谈——老人家攒了一辈子钱，最听不得“散“字，得让他明白，这不是败家，是归位。再跟周文远谈，周家是粮站世家，最讲“账要平“，这笔账散了，得让周文远亲手核过，才肯信。然后找李正律，走法律文书那套，公证、代持、捐赠，一步不能省。最后见导师，把这条路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说一遍——导师若点头，他这辈子就不慌。 这四场，没有一场好谈。可正因不好谈，才得谈。前世他见过太多人，钱临到头了，要么舍不得，要么交得糊涂，最后两样都落空。他不想给自己留那种遗憾。 他把清单折好，塞进那个牛皮纸袋。袋里还有股东代码卡注销回执、商铺租契、罐头厂收条、东方实业的签收本。一样一样，都是他这两年攒下的“痕迹“。清零那天，这些痕迹，得有个去处。 窗外蝉开始叫了。毕业典礼定在七月头上，分配方案六月中下旬下来。他给自己留的时间，不多。 他想起撕账本那夜。七页纸算的是“我买不买得起“，撕了，是因为买不起。可买不起厂，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二十七万帮了一百八十户一年，是能做的；进体制去推那个“法子“，是更该做的；而这三百三十多万干干净净归零，是必须做的——为了不变成前世那个人，也为了将来站在那个位置上，腰杆是直的。 父亲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他这辈子大概带不走那块牌子，可他能把“让这样的手有活干“这件事，带进体制里去。 苏晓晴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和父亲的“手在活就在“，其实是一句话的两头。他进体制，是为了让更多的手有活干；可若把自己算丢了，那双手，也就没了主心骨。 他摸了摸窗台那两棵桃苗。新叶舒展开了，绿得扎实。苏晓晴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他这人本分，倒比苗床更难平——前头是父亲那样的手要顾，后头是苏晓晴那样的人在等，中间还夹着三百三十多万的干净去向。 六月的风，很快就会吹到。清单上的人，他要一个个去谈。公证处的门，他迟早要进。 而那个“让能救厂的规矩早几年立起来“的念头，从撕账本那夜起，就钉在了他要走的那条路的最前头。 他合上袋口。牛皮纸袋沉甸甸的，装的不是钱，是他这两年攒下的全部痕迹，和一份不肯含糊的干净。 离六月三十日，还有四十来天。四十天，说长不长。可要把三百三十多万交代得清清白白，四十天，刚刚好——不赶，也不拖。他这辈子最怕的，从来不是没钱，是钱到了手，人却守不住。这一回，他要把“守不住“三个字，从自己身上彻底抠掉。 第71章：交代 五月的风已经带点燥。陶爱民把那张《资产处置清单》折好，塞进衬衫口袋，搭了趟过路车去县城。 舅舅杨立冬的院子还是老样子。煤炉、藤椅、一墙的农具图样。舅舅早年在镇农机站干过，修一台柴油机能蹲三天，工分算到毛；后来自己鼓捣小生意，卖过农资、倒过木料，赚的每一分都数得清。他信一句话：钱是辛苦的影子，人勤影子才长。见外甥来，老人先递了根烟，没点，就夹在耳朵上。 “毕业的事定没？“舅舅问。 “快了。“陶爱民在藤椅上坐下，“舅，今天来，不是报喜的。“ 他把清单摊在膝头，念了第一句：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名下包含代持的全部资产，处理干净。 舅舅的烟从耳朵上掉下来，落在膝头。 “你念叨这半年了，“老人皱眉，“我当是年轻人说大话。你真要散？“ “真要散。“ “三百六十万，你一刀刀跑单帮、一张张券磨出来的——全散？“ “全散。“陶爱民说得很平，“二十七万已经花出去了，不留名。剩下三百三十多万，一笔一笔，交出去。“ 舅舅猛地站起来，藤椅腿在砖地上刮出一声刺响。“你脑子让门夹了？我当年把棺材本都搭进去，借站长那千五、后来追加的两万，哪一分不是咬牙应的？你倒好，攒够了，说散就散？“ 陶爱民没急着辩。他前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一个人攒了一辈子，最听不得“散“字，因为那字后头挂着“白干“两个字。他等舅舅骂完，才慢慢说：“舅，这不是败家，是归位。“ “归位？“ “这钱，本来就不是我的。“他说的是实话，也是他这两年才越想越清楚的事，“是我赶上了价差那几年，是政策的时间差赏饭。钱到了我手里，我得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去。留在名下，它就不是底气，是捆我的绳。“ 舅舅不懂这些弯弯绕，只听出一个意思：外甥要把到手的金山银山推出去。“你图啥？“ “图个干净。“陶爱民看着老人的眼睛，“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这一步走歪了，后头三十年都歪。“ 他说这话时，脑子里浮起前世第一次伸手的情形。那回有人把两万块塞进他抽屉，他推了半下，没推开，后来就习惯了。再后来，抽屉变成了保险柜，保险柜变成了账户，账户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他见过那颗种子长成的模样：先是信封，后是存折，再后是账上怎么也算不平的一团。每一次伸手，都比上一次容易一点；每一次容易，都离“自己“远一点。等他站在全省最高的那张椅子上，回头一看，底下站着的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肯为一户娃的书蹲半夜的陶爱民了。那一跤摔得狠，摔醒了，也摔没了。这一世，他要在种子发芽前，连土一起刨了。 舅舅在他对面坐下，良久，问：“你跟我说这些，是怕我拦你？“ “不是怕拦。“陶爱民说，“是得跟你交代。当年借我四千二起家的，是你；后来追加两万、没立借条只要了利息的，是你。这笔买卖，你是最早的合伙人。我散，不是不认你，是这条路，只能我一个人走。“ “一个人走？“舅舅冷笑，“你前面十一趟，哪一趟少了我那两万撑的底气？“ “所以更得跟你说清楚。“陶爱民把清单翻到背面，那是他一笔一笔记的来路。他说得慢，每一笔都带着画面：商铺十七间，头一年收租，十七张汇款单钉在墙上，他一张张数，像数自己跑过的十一个省；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他只去过一次，荒草比人高，风一吹全是沙，可他认准那片地将来的用处，咬牙留着；一年定期一百九十万，提前支取三十万付厂子参股时，利差一年少进两千六，他眼皮都没眨——那时他就知道，有些钱，花在刀刃上比躺在存折里值；借给卫东的二十万，立了据，月息一分；同福糕点厂十万，两分成利；罐头厂那笔，投了十八万追回来八万五，净亏九万五——那回他守规矩，对方不守，吃了哑巴亏，他认。 “你看，“他指着那些字，“每一笔我都记得怎么来的。干净的钱，干净地来，也得干净地去。舅，你教我的——借你那千五，我记了四年，连本带利还清的那天，你退回一半红包，说利息收了情不能全收。这道理我记到现在：钱过了手，得清。“ 舅舅沉默了。他这辈子没读过几本书，可他认得“清“字。外甥说的“清“，他懂。 “你真想好了？“老人最后问。 “想好了。撕账本那夜就想好了。“ 舅舅站起来，背着手在院里走了两圈，又回来，把那根没点的烟从膝头捡起，重新夹回耳朵上。“你从小到大，主意比谁都正。我拦不住。“他顿了顿，“可你记着——这世道，肯往外掏钱的，不是傻子就是圣人。你别让我外甥当傻子。“ “不当傻子。“陶爱民也站起来，把清单收好，“舅，过两天我还来。这趟，得跟你把账，一笔一笔，说清楚。“ 他走出院门，日头偏西。身后舅舅站在门槛上，没再说话，只把那根没点的烟，又往上推了推，像要把什么话，连同那点烟，一起夹住。 陶爱民沿着河堤走了二里地。风把麦浪吹得一层层倒，像谁在远处翻一本大账。他想起舅舅那句“钱是辛苦的影子“——这影子，他自己的三百六十万也有。商铺的影子是火车硬座上的灰，滩涂的影子是荒草里的沙，定期的影子是提前支取时少进的那两千六利差。每一笔都带着来路，带着汗，带着“清“字。舅舅教他的那个“清“，他这辈子头一回，要用全部身家去兑现。 前世那颗两万块的种子，长成了全省最高的位置，也长成了监狱里的诊断书。这一世他宁可把种子按回土里，连芽都不发。不是怕穷，是怕那个“再拿一点“的念头——他太知道，念头一旦长了腿，人就追不上了。 河堤尽头，日头落进麦田。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清单，忽然觉得轻了些。三百六十万散出去，背上反而卸了块石。那块石，前世压了他半生，这世他要在还没压上去的时候，先搬走。 下一站，得跟周文远说。那个跟他算过十一趟、记了三个本子的人，最认“账要平“三个字。这笔账散了，得让周文远亲手核过，才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