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西湖》编辑部。
    文书拿着一份电报，快步走到编辑祝红生的办公室：“祝编辑，海盐文化馆回电了！”
    正埋头看稿的祝红生“嚯”地抬起头。
    “哦？”他接过电报，目光飞快地扫过上面寥寥数字：“电悉。即赴杭。”落款是“海盐文化馆”。
    祝红生捏着电报纸，舒了一口气。
    “好！好啊！司齐这小子，终于要来杭州了！”他自言自语，拿着电报就兴冲冲地往主编办公室走，脚步轻快得像是年轻了十岁。
    “老沈！海盐回电了！你看看！”
    祝红生门也没敲稳就推门进去。
    沈湖根被吓了一跳，扶了扶老花镜，皱着眉头拿起电报。他看得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电悉。即赴杭。”
    看完，他眉头只是略有舒展，但没有完全舒展开，“就这？”
    沈湖根放下电报，抬眼瞅着祝红生，“‘电悉’？‘即赴杭’？完了？这……这也太简短了！这司齐，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同意修改了？对咱们提的那些意见，他怎么看？是心悦诚服还是憋着一肚子不情愿？这电报上，可是一个字都没提啊！”
    沈湖根越说越觉得不踏实，“红生啊，这年轻人，尤其是有点才气的，往往心气高，固执得很！他这‘即赴杭’，别是心里不服，跑来跟咱们当面辩论的吧？到时候在编辑部吵起来，那成何体统？”
    祝红生一听，刚放下的心又提起来一半，但他还是倾向于往好处想：“老沈，你也太能琢磨了！人家电报费不便宜，一个字一毛多呢！能省则省嘛！‘即赴杭’三个字，意思还不够明白吗？人家愿意来，就是最大的诚意！大老远从海盐跑到杭州，难不成是来游西湖的？肯定是为了改稿子来的！愿意来，就说明愿意谈，愿意谈，就有商量修改的余地嘛！”
    “哼，我看没那么简单。”沈湖根摇摇头，手指点着电报，“这小子，笔头子那么刁，心思能简单了？你看他里那股子拗劲儿……我看，稳妥起见，咱们再给他拍个电报！把修改的核心要求，比如结尾必须加‘光明的希望’这一点，再明确一下，问他是否同意！让他有个明确答复，咱们也好提前有准备。”
    “还拍电报？”祝红生眼睛瞪大了，“老沈！这电报可不是随便拍的！一个字一毛多，加急更贵！咱们上一封过去，人家这封回来，一来一回，好几块钱没了！再拍一封？就为了问个‘你同不同意改结尾’？这……这成本也太高了！财务那边又要念叨咱们编辑部开销大了！”
    一提钱，沈湖根也像是被戳中了软肋，气势顿时矮了半截。他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叹了口气：“唉！说的也是……这该死的电报费！真是……让人说话都不能痛快说！”
    他无奈地挥挥手，“算了算了！那就……等他来了再说吧！是骡子是马，拉到西湖边溜溜就知道了！红生，他来了，你先跟他谈！摸摸他的底！”
    “行，包在我身上！”祝红生干脆应承下来，拿着那张简短得让人心悬的电报，退出了办公室。
    他心里琢磨着：这司齐，到底是来个痛快修改的，还是个来“踢馆”的倔驴？
    看来，等这位“即赴杭”的年轻人到了，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啊。
    ……
    小百花越剧团。
    自从把那封藏着少女心事的信塞进邮筒，陶惠敏的心就像被那小小的绿色铁皮箱子给吞掉了一块。
    头一周，她排练时脚下生风，唱腔清亮，眼角眉梢都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笑意。
    路过传达室，总要装作不经意地瞟一眼信架。
    同台的何赛飞拿胳膊肘碰碰她，打趣道：“慧敏，这两天练功咋这么带劲？是不是海盐那边有信儿了？”
    陶惠敏脸一红，啐道：“瞎说什么呢！”心里却像揣了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信架上的信来了又走，就是没有那个熟悉的、来自海盐的落款。
    她心里的那点热气，一点点冷了下去。
    排练时，一个简单的身段，她竟走了神，差点崴了脚。
    休息时，她也常一个人坐在练功房的把杆旁，望着窗外发愣，手里的水杯凉透了都忘了喝。
    姐妹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慧敏，别等了！我看那个司齐，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阿飞’！写两篇文章就了不起了？瞧把我们慧敏给愁的！”董柯娣心直口快，一边帮她压腿一边愤愤不平。
    “就是！男人都这样，嘴上抹了蜜，转头就忘！咱们慧敏这么好的姑娘，还愁找不到更好的？”何英也凑过来帮腔。
    “说不定人家回了海盐，早把西湖边的事儿给忘了呢！”有人小声嘀咕。
    陶惠敏听着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声讨”，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她用力摇摇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执拗：“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她想起西湖边那个傍晚，司齐说起时眼里闪烁的光，想起他递过桂花糕时笨拙又真诚的样子。
    她自觉是了解他的，那个看似散漫的青年，骨子里有种不一样的东西，绝不是姐妹们口中那种轻浮的“负心汉”。
    可她心里的委屈和失落，却像杭州梅雨季的潮气，挥之不去。
    为什么没有回信？
    哪怕只有只言片语……
    她哪里知道，就在她独自黯然神伤的时候，文化馆的宿舍里，司齐正抓耳挠腮，就着昏黄的灯光，给她写一封长长的回信。
    信里，他不仅回应了她的牵挂，分享了《寻枪记》引发的风波，更重要的，是用一种强压着兴奋的语气写道：“……惠敏同志，不日我或将赴杭改稿。届时，西湖畔再见。”
    这封承载着约定和期待的信，被他郑重地贴上邮票，投进了邮筒。
    然而，它只是一封最普通的平信。
    它或许在某个繁忙的转运站，被粗心的分拣员塞错了邮袋，踏上了南辕北辙的旅程；或许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从破损的邮包缝隙中滑落，静卧于某段无名公路的尘土里；又或许，它安然抵达了杭州，却静静躺在剧团传达室某个积满灰尘的角落，被一份过期的《余杭日报》默默覆盖……一趟阴差阳错的旅程，隔开了两颗彼此靠近的心。
    而此时的陶惠敏却不知道司齐写了信，只是信没有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