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永宁镇，下宅村。
    他七岁离开那里，1962年回去过一次，1980年又回去过一次。
    村子变了，祠堂没变。
    母亲1949年以后，再没回去过。
    她1960年走的时候，床头还放着一张永宁镇的照片。
    黑白的，边角磨烂，用医用胶布粘了三道。
    “阿母。”
    谢晋的声音，从麦克风传遍整个电影宫。
    “汝有看见无？”
    全场肃静。
    翻译没有翻。
    没有人打断。
    “汝教我拿筷子，我学很久才会。”
    “汝讲，不会用筷子，以后娶某没人要。”
    他停顿。
    “阿母，我今年六十三了。”
    “汝留给我的那双乌木筷，1966年被人折断了。”
    “我把它收在抽屉里，断成四截，接不回去了。”
    他抬起头。
    “可是我学会用筷子了。”
    “汝教的那双，我学会了。”
    他握紧金狮。
    狮翼的金属边缘硌进掌心，留下一道深深的红印。
    “多谢汝教我。”
    他没有说“谢谢威尼斯”，没有说“谢谢评审团”，没有说“谢谢电影”。
    他说“多谢汝教我”。
    台下没有人听得懂。
    三百多人站着，安静地听完这段，没有人能翻译的获奖感言。
    掌声再次响起。
    谢晋走回座位时，黒泽明站起来。
    他没有欠身。
    他握住谢晋的手。
    两个都不会说对方语言的男人，隔着翻译机的电流杂音，握了很久。
    黒泽明说了一句日语。
    翻译机沉默了五秒。
    然后耳机里传来英语：
    “你母亲教你的筷子，她也会用。”
    谢晋没有说话。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掌心那道金狮压出的红印，正在慢慢褪成淡粉色。
    像母亲1960年，端给他那碗蛋花汤里，十九朵蛋花中最小的一朵。
    九月十四日，《家的生物学》，获得威尼斯金狮奖的消息，传回亚洲。
    传到北京。
    台北《联合报》影剧版，用半版篇幅，刊登谢晋领奖的照片。
    标题只有一行字：
    “中国导演擒狮”。
    没有“台湾”，没有“大陆”。
    “中国”。
    台北左营眷村，周大山举着报纸，看了很久。
    他七十一岁，1949年从山东即墨来台，三十二年没回去过。
    家里那座水泥庙供着关公、妈祖、杨六郎，都是凭记忆塑的像。
    他指着报纸上那行标题，对孙子说：
    “你看着。有一天，这种消息会越来越多。”
    孙子十四岁，不懂。
    周大山把报纸叠好，放进神龛旁边那只铁盒里。
    铁盒里还有一封，1980年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信。
    信封已经拆开，信纸边角磨损。
    他没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写什么。
    今天他知道了。
    他拿出信纸，拧开钢笔帽，在空白的背面写下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有庙了。”
    九月十五日，北京。
    文化部电影局那位处长，把《家的生物学》获奖的电报看了三遍。
    他拨了一个电话。
    “谢晋同志，《牧马人》送审的流程，局里批了。您可以随时开机。”
    谢晋还在罗马候机楼，不知道这件事。
    他坐在长椅上，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空白的稿纸。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三寸。
    他写：
    “片名：《那双手》”
    九月十六日，香港清水湾。
    谭咏麟从红馆排练回来，看见凤凰木下围了一圈人。
    威叔站在树杈上，举着一把软尺。
    张国荣扶着梯子，白衬衫后背洇湿一大片。
    徐小凤摇着团扇，扇面上那枝牡丹，沾了一滴墨。
    她刚才低头看测量数据，没留意笔尖靠得太近。
    邓丽君蹲在旁边，把每个读数记在小本子上。
    “威叔，到底多少？”
    谭咏麟挤进人堆，仰头看着树冠。
    威叔从树杈上跳下来，膝盖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他扶着树干站稳，咧嘴露出那颗金牙。
    “三点八毫米。”
    他把软尺递给谭咏麟。
    “那粒骨朵，今早三点八毫米了。”
    谭咏麟接过软尺，对着光看。
    刻度上那道细细的划痕，是威叔用指甲刻的。
    旁边写着日期：1981年9月16日。
    他把软尺还给威叔，转身往赵鑫办公室走。
    走了两步，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那棵凤凰木。
    枝头那粒骨朵，顶端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那么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
    九月十七日，上海虹桥机场。
    谢晋走出到达通道。
    徐大雯站在出口等他，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桶。
    他走过去。
    她揭开桶盖。
    里面是一碗银耳羹。
    银耳炖得烂软，红枣去了核。
    莲子浮在汤面上，像一片片微型浮萍。
    谢晋低头看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徐大雯没回答。
    她问：
    “饿不饿？”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他看着妻子的手。
    那只手1968年冬天，把最后一个热红薯，塞进牛棚门缝。
    那只手1976年守在手术室外，握着病危通知书，握了一夜。
    那只手1980年，替他量中山装袖子。
    说“长两寸没关系，放下手看不见”。
    他接过保温桶。
    “饿。”
    “那回家吃。”
    徐大雯转身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
    谢晋跟在后面，拖着一只旧皮箱。
    轮子轧过水泥地，声音像1968年冬天牛棚那扇门。
    推开关上，推开关上。
    走到停车场，他忽然停住。
    “大雯。”
    妻子没回头。
    “我接回去了。”
    徐大雯拉开车门。
    “筷子？”
    “筷子。”
    她坐进驾驶座，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六十三岁的男人，站在停车场中央。
    左手拎着一只保温桶，右手拖着一只旧皮箱。
    眼眶红着。
    嘴角弯着。
    像1957年那天，他拿着《女篮五号》的场记板。
    说“大雯，我要拍电影了”时候的样子。
    她发动引擎。
    “上车上车。银耳羹凉了。”
    1981年9月18日，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封，从上海航空挂号寄来的信。
    赵鑫拆开。
    里面没有信纸。
    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谢晋坐在上海家中那张旧藤椅上。
    藤椅扶手缠着黑胶布。
    他面前的小方桌上，并排放着三样东西。
    一尊威尼斯金狮。
    一双接回四截的乌木筷。
    三份油印剧本。
    《家庙》
    《新世界》
    《如归》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不是“我拍完了”。
    不是“谢谢”。
    是，“小赵，锅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