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威尼斯利多岛。
电影宫三楼露台，亚得里亚海的夜风，裹着咸涩的水汽。
把香槟杯壁上凝结的水珠，吹成细斜的泪痕。
颁奖礼结束两小时了，楼下的鸡尾酒会还没散场。
谢晋独自站在露台边缘，背对那扇通往喧哗的法式长窗。
他把金狮放在石栏上。
不到二十厘米高的金属雕像，在夜色里泛着幽暗的光。
狮子面朝大海，看不见表情。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不是皮鞋，是软底布鞋，踩在大理石上的那种轻而稳的声音。
成荫走到他左边，同样把双手撑在石栏上。
六十岁的人了，从北京飞罗马，转威尼斯。
经济舱十一个小时，落地时膝盖肿了一圈。
他没提。
“老谢，”
成荫望着海面，“你上台的时候，我看见你在发抖。”
谢晋没否认。
“不是紧张。是那个话筒太高了。我踮了脚，膝盖就响了。”
成荫沉默了几秒。
“1968年冬天，你蹲在牛棚墙角堵风，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站不起来，是我把你拉起来的。”
“你那时候手也是抖的。”
谢晋没接话。
成荫也不需要他接话。
两鬓斑白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从中山装内袋摸出一包烟。
大前门，过海关时买的，一条两块八。
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老凌呢？”
“在里头和意大利人比划。他比划的是武术动作，对方以为是太极拳。”
谢晋也笑了一下。
很浅，比亚得里亚海的风还浅。
但这是今晚他第一次笑。
露台的门被推开，凌子风端着一杯香槟出来。
六十岁的延安电影团老导演，领带歪到锁骨，袖口沾了一块红酒渍。
他把杯子往石栏上一顿。
“那些意大利人问我，中国导演怎么学会拍这种镜头。我说，不是学会的，是没忘掉。”
成荫把没点燃的烟，从嘴里拿下来。
“忘掉什么？”
“忘掉你妈怎么教你拿筷子。”
凌子风看着谢晋。
“老谢，你上台说那句话的时候，全场没一个人听得懂。但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他顿了顿。
“你知道为什么吗？”
谢晋没回答。
“因为他们都有妈。”
夜风停了片刻，又起了。
利多岛的十一号码头，最后一班水计程车已经收工。
只剩几艘贡多拉系在桩上，随浪起伏。
成荫终于划燃火柴。
火光照亮三张脸。
皱纹，白发，眼角，都埋着同一个时代的灰。
“老谢，”
成荫吐出一口烟，“这片子，回国怎么交代？”
谢晋没说话。
他把金狮从石栏上拿起来，握在掌心。
狮子底座硌着他的虎口，那道红印还没褪。
“不交代。”
“不交代？”
“嗯。”
谢晋看着海，“八十万港币，香港来的钱。剧本我自己写的，演员不拿片酬，周师傅义务出镜。这片子从娘胎里，就没吃过公家一粒米，我向谁交代？”
成荫把烟叼回嘴里，没点。
“你向自己交代就行。”
凌子风把空杯子放下，“老谢，你知道这片子在内地叫什么吗？”
谢晋转头看他。
“他们给这片子起了个名，叫：谢晋的宫外孕！”
凌子风说，“上周北电七八级的学生，偷偷放了一场。放映室塞了一百多人，过道都站满了。放完没人说话，有个女生哭了半小时。后来他们给这片子起了个外号，叫‘谢晋的宫外孕’。”
他顿了顿。
“孩子是活的。足月，健康，七斤六两。就是没长在子宫里。”
谢晋没说话。
凌子风继续说：“可那帮学生说，宫外孕也是孕。活下来的孩子，也得认。”
成荫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指尖。
“局里怎么说？”
“没说法。”
凌子风摇头，“不提，不批，不讨论。就像这片子没存在过。”
他看向谢晋。
“老谢，你后不后悔？”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小放映室里。
银幕上，周师傅用粉笔，在楠木板边缘写下“永宁镇”三个字。
“不后悔。”他说。
成荫把烟收进烟盒，烟盒揣回中山装。
“那就行。”
露台的门又开了。
这次不是意大利人，不是翻译，不是侍者。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穿着一件在威尼斯地摊买的薄毛衣。
深灰色，领口有点起球。
他站在门边，没立刻走过来。
谢晋转身看着他。
隔着五米距离，隔着八个小时时差。
隔着1949到1981这三十二年，隔着金狮奖杯底座那道反光。
赵鑫走过来。
他没有祝贺，没有寒暄。
他走到谢晋面前，站定。
“谢导，”他说，“信收到了吗？”
谢晋没回答。
他把手伸进中山装内袋，摸出那封1979年12月20日写的、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泛黄，边角磨毛。
没贴邮票，没写地址。
收信人一栏只有两个字。
“阿母”。
赵鑫看着那封信。
“您不是让我存着吗？”
谢晋把信放回内袋。
“等土壤准备好了，你再替我存。”
赵鑫没问等多久。
他从毛衣内袋里掏出另一封信，白信封，没封口。
“谢导，威尼斯之前，新加坡陈参赞来电话。”
他把信封放在石栏上，搁在金狮旁边。
“李光耀先生问，《家的生物学》愿不愿意去新加坡放。”
谢晋没接，也没看。
“放一场还是放一周？”
“不是一场，不是一周。”
赵鑫说，“是进国家博物馆的常设放映厅，和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片名不叫《家的生物学》，他们翻译为另一个名字：《哺乳者的历程》。”
成荫的烟，悬在半空。
凌子风把空杯子握紧。
谢晋看着石栏上那个白信封。
“条件呢？”
“条件是，”
赵鑫顿了顿，“谢晋导演本人，每年要去新加坡做一次大师班，连续五年。机票食宿他们出，讲课费没有。”
“为什么没有？”
“李先生说，给您讲课费，是对母亲的不尊重。”
谢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个白信封收进中山装内袋。
“我今年六十三了。”
“李先生六十一。”
赵鑫说，“他说，他们这代人还活着，有些话得当面讲。等这代人走了，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谢晋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冬天，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
成荫把《家庙》的油印本，推到他面前。
“老谢，这个本子你怎么看？”
“我用眼睛看。”
“敢拍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那时候不知道答案。
现在他知道了。
“八月二十号，”他说，“钱到上影厂的账。”
“八月二十一号，我打电话给周师傅。”
“周师傅？”
“北京西单，修表店的。周永和。他父亲1942年死在槟城，牌位背面刻了十六个名字。”
谢晋顿了顿。
“我问他愿不愿意出镜。他说愿意。”
“我又问他，您父亲叫什么？”
“他说，周永泰。1942年死在槟城。没回来过。”
“我再问他，您恨不恨？”
周师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谢导演，我已年过半百，今年五十四岁。恨一个人恨三十九年，太累了。我现在只想让他知道，永宁镇还在。虽然我回不去，但镇子还在。”
谢晋把资助函叠好。
收回内袋。
和金狮并排放着。
“我想让那块牌位，被看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