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还停在街角，排气管冒着白气。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那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朝我走过来。她短发，没戴围巾，脸被风吹得有点红，脚步很稳。她在我面前停下，掏出一只手，黑色羊毛手套。
    “我是陈婉清。”她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郑总让我来的。”
    我打量她一眼。三十八岁上下，眼角有细纹，不是笑纹，是长年盯着事情看留下来的。她也在打量我，目光直接，更像在确认一件货物的型号对不对。
    “周明远呢？”我问。
    “他回省城了。”陈婉清说，语气平淡，“以后江城的事，我负责。”
    我侧身让开路：“进来说吧，外头冷。”
    店里刚生上煤炉，火旺起来，炉盖被烤得发红。陈婉清走进来，没摘手套，先环顾了一圈。她的目光从货架上的搪瓷杯、塑料脸盆、花毛巾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柜台后面的账本上。
    “开业多久了？”她问。
    “没几天。”
    “第一天流水多少？”
    我犹豫了一下。她看我，眼神里没有催促，只是等着。我说：“八十七块五。”
    她点点头，然后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清单上列着：省城产的保温杯、搪瓷杯、毛巾、肥皂。数量、单价、总价，清清楚楚。
    “郑总给你的条件，你可以慢慢考虑。”她说，“但有一批货，三天后运到江城。你接不接？”
    我低头看那张纸。价格比阿黄的温州渠道低一成。质量我暂时看不见，但省城的货，一般不会太差。
    “先看看货。”我说。
    “可以。”她收回纸，动作利落，“三天后，早上八点，货车到你店门口。验完货再决定。”
    她转身往门口走。我叫住她：“陈姐。”
    她回头。
    “郑东海为什么派你来？”我问，“周明远干得好好的。”
    她站在门口，背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说：“郑总用人，各尽其能。周明远善谈，我善做。”她顿了顿，“我不谈感情，不谈过去，只谈生意。”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吉普车引擎响起来，碾过薄冰开走了。
    她走路很快，出了门就不看两边，目不斜视，像是习惯了这条路她说了算。
    三天后，早上七点五十，我就站在店门口等。
    赵强来得更早，蹲在门口抽”大前门”，烟头在晨雾里一明一灭。“炜杰，你真要接他们的货？”
    “先看看。”我说，“不签字，不算接。”
    八点整，一辆东风货车拐进巷子，柴油机的声音清早格外响。车在店门口停下，司机跳下来，“炜杰百货？”他问。
    “是我。”
    “货在后头。”
    他打开车厢门，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纸箱。他搬下一箱，我蹲下去看——保温杯是省城”红星”厂的，搪瓷杯印着牡丹花，毛巾是纯棉的，边锁得严实。我拿起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内胆是镀铜的，对着光看了一圈，没砂眼。
    赵强也拿起一条毛巾，抻了抻，点点头。
    “质量不错。”我说，“数量对得上？”
    司机递来单子：“你点。”
    我挨箱数过去，二十箱，一箱不少。签字的时候，陈婉清从驾驶楼下来了。她换了件灰色大衣，手里夹着一只烟，没点。
    “验得很仔细。”她说。
    “习惯。”我在送货单上写下名字。
    “好习惯。”她把烟别到耳朵后，转身拉开车门，“这批货卖完，下一批七天后到。要的话，提前两天告诉我。”
    车门砰地关上，货车掉头开出巷子。
    赵强看着车尾的扬尘：“这女人，走路带风啊。”
    我没说话，看着那批货，心里算账。比温州渠道便宜一成，这一批多赚八块多。但接了这批货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清楚。
    下午，我把店交给赵强看一会儿，去了医院。
    江城第一医院，走廊长得看不见头，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老化了，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灯光昏黄，把人的脸照得像旧照片。地上是水泥地，被拖把拖得发亮，角落里堆着几个铁皮垃圾桶。
    苏晓棠坐在长椅上，手里攥着一本旧杂志，封面是九零年一期的《大众电影》，纸边卷了。她看见我，站起来，杂志从她膝盖滑落到地上。
    “叔叔怎么样？”我问。
    “大夫说要做手术。”她声音沙哑，“腿里的骨头有问题，不能再拖。八十块不够，还得再交一百。”
    我从口袋里掏钱。我全身家当也就一百二十块，刚那批货的钱还没回笼。我数出一百块，递给她。
    苏晓棠没接。她眼睛下面是青的，几晚上没睡好。
    “我不要。”她说。
    “不是给你的。”我把钱塞进她手里，手指碰到她的掌心，冰凉，“是给叔叔的。”
    她低头看着那几张十块票子，沉默了很久。长椅那头，一个护士推着药车走过去，车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咔啦咔啦的响。
    “我会还的。”苏晓棠终于说，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一分不少。”
    “不急。”我说。
    她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东西在动，但不是感激，更不是别的什么。是一种确认——确认我是那种说话算话的人，确认她可以接受这笔钱的底气。
    “你店里忙，先回去吧。”她说，“我在这儿守着。”
    我没再逗留。走到走廊尽头，回头看她，又坐回长椅上，背挺直，手里攥着那一百块钱，像攥着一块烙铁。
    出了医院，天已经擦黑。
    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潮气，往脖子里灌。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快步往店里走。
    路过街口的小卖部，里头亮着十五瓦的灯泡，门口的电话机突然响了。那是一台黑色的转盘电话，放在窗台上，铃声响得又急又脆。
    小卖部老板老王是个胖子，正坐在柜台后头听收音机里的评书。他慢悠悠站起来，抓起话筒：“喂？找谁？……炜杰？等会儿啊。”
    他探出头，正好看见我路过，喊了一嗓子：“炜杰！电话！”
    我愣在原地。谁会给我打这个电话？赵强在店里，有事会来找。阿黄在温州。我爸厂里虽有电话，但从来不会打到这里。
    我推门进去，接过话筒。老王识趣地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的声音立刻填满了小店。
    “喂？”我说。
    “炜杰。”是李老头的声音，沙哑，急促，背景里有风声，“出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提：“什么事？”
    “你的店……”李老头喘了口气，像是一路跑过来的，“被人砸了。”
    我的手僵在话筒上，塑料壳子被我攥得咯吱响。
    “我刚经过，”李老头的声音断断续续，“看见玻璃碎了，货架倒了，货撒了一地。你快回来。”
    “看清是什么人了吗？”我问。
    “没。我路过的时候已经没人了。”
    我放下电话，转身冲出小卖部。老王在后头喊：“炜杰！咋了？”
    我没回答。我在街上跑起来，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店。我刚进的货。我的摊子。
    谁干的？
    是郑东海的人？我给他的答复还不够快？
    还是——顾明远？“明远百货”的老顾，有尊严的老商人，不会干这种事。
    张德才？“老张家杂货铺”——他看我不顺眼很久了。
    又或者是……那些被我抢了生意的流动摊贩？
    我不知道。但我跑到巷子口，远远看见店门的时候，心已经沉到了底。
    橱窗的玻璃碎了一地，在路灯下闪着碎光，像撒了一地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