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陆军疗养院3号楼时，已是晚上八点多。
楼道里灯火通明，人声比白天热闹了不少，各地来开会的作家、评论家们大多已安顿下来，正三三两两聚在走廊里聊天。
司齐刚走到206门口，就听见隔壁不远204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和一个带着浓重京腔的洪亮声音：“……所以说啊，这'寻根'不能光往山沟沟里寻，咱燕京胡同里也有根儿。”
是李坨。
阿城推开门，朝里面点点头：“陀爷，人齐了？”
司齐跟着阿城走进204房间。
房间不大，已经挤了五六个人，烟雾缭绕，一个穿着旧军便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门口，挥舞手臂说得起劲就是李坨。
旁边床上坐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是《上海文学》的主编周介仁。
靠窗的椅子上，一个年纪更轻、看起来三十左右的清瘦男子正微笑着倾听，复旦大学的陈思合，近几年在文坛非常活跃的评论家。
阿城和李坨关系极为密切，1983年底，阿城在李坨家中吃涮羊肉时，向李坨、陈见功、郑万笼等人讲述了《棋王》的故事。
李坨等人听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并极力鼓励阿城将其写成。
李陀甚至表示“阿城你写完一定要让我看。”
当《棋王》被《燕京文学》以“写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为由退稿后，李陀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将稿件推荐给了《上海文学》的编辑，最终促成了《棋王》的发表。
“哟！阿城回来了！这位是……“李坨转过身，看到阿城身后的司齐，声音顿了一下，锐利的目光在司齐脸上扫过，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
“这位就是海盐的司齐同志，《墨杀》的作者。”阿城简单介绍。
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一下，几道目光齐刷刷聚焦在司齐身上。
惊讶、好奇、探究，什么都有。
司齐今天穿着一件半新的蓝色运动衫，脸上还带着点舟车劳顿的倦意和年轻人的青涩，怎么看都像个在校大学生，实在很难和那篇笔法老辣、思想沉郁的《墨杀》联系起来。
“哎哟喂？”李坨最先反应过来，一巴掌拍在自己大腿上，声音洪亮，“你就是司齐？好家伙！我一直以为写《墨杀》的得是个……得是个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家伙呢！没想到是个毛头小子！厉害啊！”
周介仁扶了扶眼镜，站起身和司齐握手，语气温和：“司齐同志，你好。我是《上海文学》的周介仁。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墨杀》我们编辑部也讨论过，很有特点。”
陈思合也走过来握手，笑容亲切，带着学者式的严谨：“我是陈思合。你的我仔细读过，尤其是叙事手法的探索，很大胆，也很有成效。”
司齐赶紧一一问候，心里有点打鼓。
这阵仗，有点像论文答辩现场。
李坨今年45岁，周介人42岁，阿城35岁，最年轻的陈思合也有三十岁，这里面前两个在外头，他都得喊一声叔。
压力有点大！
他瞄了一眼，房间里连个空椅子都没了。
“坐这儿坐这儿？”李坨看出他的窘迫，一把将自己坐着的椅子拉出来，自己一屁股坐到了床沿上，动作麻利，“别拘束！开会嘛，就是大家伙儿凑一起聊聊。小司啊，你那《墨杀》结尾，怎么想的？”
这话问得直接，也点出了当时争论的关键。
周介仁和陈思合也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司齐定了定神，在椅子上坐下，组织了一下语言：“李老师，结尾……最初是觉得，那样更符合人物的命运逻辑。硬加个光明的结局，感觉又有点假。不过后来《西湖》的祝编辑提了意见，我也做了一些修改，才有了现在的结局。”
陈思合眼睛一亮，“那个结尾我琢磨了，是妥协，但也是更高明的坚持。司齐同志，你这处理很见功力啊！既不违背自己的艺术追求，也照顾了发表的现实。这比硬加一个'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结尾，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李坨也摸着下巴点头：“确实，那方墨，是好是坏，说不清，但东西还在那儿，有意思！”
话题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
从《墨杀》的象征体系，谈到叙事视角的创新，再到“寻根“到底应该寻什么。
司齐起初还有些紧张，但说到自己熟悉的创作，也渐渐放开了。
周介仁也点头：“我们编辑部的编辑也是这样认为的，结尾戛然而止就挺好。对了，《上海文学》一直非常关注年轻作家。司齐同志，以后有好的稿子，可以直接寄给我看看。”
这话几乎就是约稿的明确信号了。
司齐心里一热，连忙答应：“谢谢周老师，我一定努力。”
嘴上虽然如此说，但司齐想来近些时间不大可能了。
《上海文学》也是非常不错的杂志，而且今年会设立《上海文学》奖，这个奖在国内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是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权威奖项之一。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十点多。
楼道里渐渐安静下来，其他房间的灯也陆续熄了。
李坨意犹未尽地打了个哈欠：“行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明天还得开会呢。小司，不错！有机会再聊！”
司齐回到房间。
洗漱躺下，窗外是西湖的夜色，室内的司齐嗅着床单暴晒后残留的舒服香味，却有点睡不着。
想起刚才那些热烈的讨论，这个年代，开会是真的在“会”和“聊”。
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没有等级森严的座次，大家因为文学聚在一起，质朴，热烈，带着点理想主义，却也纯粹得让人感动。
他平躺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被月光勾勒出的、模糊的斑驳痕迹。白天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反复上演……
这些不再是杂志上铅印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为了文学，从四面八方聚到西湖边，他忽然想起了海盐，想起了文化馆那间堆满旧书的宿舍，想起了和余桦、陆浙生他们胡吹海侃的夜晚……
一种强烈的、想要写点什么的冲动，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就是一种……必须此刻、立即记录下来的倾诉欲。
他悄悄地坐起身，借着月光，摸索着穿上外套，坐到靠窗那张旧书桌前，拧亮了那盏绿色的台灯。
灯光“啪”地一声亮起，划破一室黑暗，也仿佛在他内心点亮了一簇火苗。
桌上有会议发的信笺，纸质粗糙，却足够用了。
他拧开钢笔，吸饱了蓝黑墨水。
写什么呢？
一个名字，几乎是本能地，跳进了他的脑海——树先生。
笔尖落下，发出沙沙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写下标题：Hello!树先生
他不再犹豫，思绪像开了闸的洪水，顺着笔尖倾泻而出。
他写北方的冬天，写那种干冷干冷、能把人鼻子冻掉的空气，写光秃秃的枝桠像无数只伸向灰白天空的、绝望的手。
他写一个叫“树”的男人，排行老三，有点怂，有点窝囊，在村里像个透明的影子，谁都可以开他的玩笑，谁都可以支使他干活。
他写树的哥哥，很多年前因为“搞破鞋”被父亲失手勒死，那棵歪脖子树，成了树心里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
他写树的“通灵”。
那不是真的有了什么神通，而是在现实里被挤压到极致后，精神发生的一种奇妙“错位”。
当他开始胡说八道，开始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时，那些曾经欺负他、看不起他的人，反而开始怕他，敬他，求他“算命”了。
是人心里那点对未知的恐惧，对运气的渴望，让一个傻子成了“半仙”。
他写树的爱情，那段短暂得像冬天里呵出的一口白气的温暖。
他写小梅，残疾的聋哑女孩。
只有在她面前，树才不是“树先生”，才是个普通的、会害羞、会想要保护别人的男人……
写着写着，司齐仿佛不再是坐在西湖边的宾馆里，而是走进了那个东北小村，变成了树先生。
窗外的天色，由浓墨般的漆黑，渐渐透出些鸭蛋青的亮色。
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和清洁工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
司齐终于停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跑完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他数了数稿纸，竟然写了厚厚一叠。
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还有涂改，但一股鲜活、生猛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没有明确的结局，树先生挥舞着那双无处安放的手，蹒跚走向了那片通向名为“未来”的铁路。
他的背影，像个滑稽的指挥官，又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司齐在最后一行写下：“那一刻，在树的眼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树的模样，在寒冷的北中国天空下，相互问候着：Hello!树先生。”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他放下笔，感觉浑身像被抽空了一样。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不知何时，天色竟已大亮。
一股疲乏感袭来，司齐重重的躺在了床上。
第二天上午九点，杭州陆军疗养院的小会议室里，“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座谈会准时开始。
长条桌旁坐满了人，烟雾缭绕，茶香混合着烟味。
沈湖根作为东道主《西湖》的代表，坐在主位，旁边是《上海文学》的周介仁、李坨、郑万隆等京沪来的大家。韩少宫、阿城、李航育等青年作家分坐两侧，陈思合等评论家也在座。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
然而会议开始了快半小时，沈湖根的目光却不时瞥向门口，眉头微微蹙起。
他凑近身边的祝红生，压低声音：“红生，看见司齐没有？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祝红生也早就在人群中搜寻了好几遍，心里正纳闷：“怪了，我昨天明明跟他说了九点开会，他……不会是睡过头了吧？”
“不至于，年轻人贪睡也不至于这样。”沈湖根摇摇头，“是不是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或者……怯场了？”
考虑到司齐的年龄，以及他县文化馆的身份，还真有可能。
这小子竟然这样“上不得台面”？
倘若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不该邀请他过来了。
“要不我让人去他房间看看？”祝红生提议。
“再等等，也许去厕所了。”沈湖根摆摆手，但心思已经有些不在会议上了。
会议继续进行，可沈湖根和祝红生却都有点心不在焉。
下午。
沈湖根看看手表，再看看门口，心里嘀咕：“都下午4点了，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可别出什么岔子……第一次参加这种会就缺席，给人印象多不好？”
沈湖根把祝红生拉到一边：“怎么回事？下午了都没到？中午吃饭也没人？”
祝红生也急了，“这小子，总不能不打招呼就溜出去玩了吧？找他那个对象？上次忘了问他对象在哪里工作了？”
“会不会是去编辑部找徐培了？”沈湖根猜测。
“不能吧？会前我跟徐培通过电话，没听说司齐要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