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么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有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窜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到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后半句话，却说的我满怀忧伤，结束了这场野餐。
这一年，我开始上网，也开始写小说。我尝试把最初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历史有关。几乎每篇小说，我都会事先拿给卡佳看一眼。她总是又快又认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说，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边，又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随手拿出一本《远大前程》或《青年近卫军》。她有时候说很好，有时候拍案叫绝，有时又会大骂狗屁不通。
她用红笔划出一个段落，告诉我要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虚词、副词、形容词全部删除！不会损害你要表达的意思，千万不要啰唆，不要追求语言上的华丽，那些都是女人的涂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张真正的脸，哪怕是个像我一样的老太婆，但这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简单，直接，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对了，你必须多读海明威。有朝一日，当你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明白更多。
卡佳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底下的双眼，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奥尔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来看书的在邮局上班的后生，我能这样告诉她吗？
把你的手交给我。卡佳向我恳求。
我伸出手，在老妇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软又暖和，就像我小时候的外婆，但有些老茧和很粗的纹理，看来干过不少体力活，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层薄膜，将我紧紧包裹起来。
HONEY，格奥尔基是卡佳的糖纸头里的甜心。
第二天，我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也不会有后遗症，就是可能记忆出了些问题。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帮她洗去沙发和书架的灰尘，买了医生关照可以吃的东西。告别的时候，她在身后叫我。格奥尔基！记得来看我。
我回头，看着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点头说好的。
为什么我会承认自己是格奥尔基？欺骗一个记忆错乱的老太太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因为，在为卡佳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从床头柜里找到个相框，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说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桥，横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悬索桥，许多人在桥上自杀而闻名。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闭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虽然颜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过去的我——也许是上辈子？也好像是我穿越过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镜子。
所以，我是格奥尔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这张照片里，来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无法反驳她，无法向她辩解，哪怕隐藏或烧掉照片，但格奥尔基的这张脸，就在她的心里头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这张脸，格奥尔基就会生动而鲜明起来。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让她对我产生更多的依赖，但隔了两个星期，我还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回来，穿着颜色鲜艳的羊毛衫，花白的头发被染黑了，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祝贺你，格奥尔基同志，你终于成功了！
她拿出两个搪瓷杯子，倒了些饮料要跟我碰杯庆祝。
什么成功了？我不明白。
时间！
哦？你说什么？我懵懂地与她干杯，喝尽似乎是过期了的饮料。
你不记得了吗？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带着我坐地铁来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卫国战争以后废弃的兵工厂，方圆几公里内荒无人烟，废墟的最深处有个舱门，你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这个门，拉着我走进一条地道。
你要说什么？
当卡佳说到这些，我是有些害怕的，徘徊在她的沙发背后，随时准备逃出门外。
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地道最深处，却有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那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难以形容是什么，还有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仿佛通往地球的心脏，我真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不断有阴冷的风从地底涌上来。你说这是地狱之洞，能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未来和过去。
时间？
对啊，格奥尔基，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你回答说是基地。你说，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有个七十多岁的总工程师，原本是核物理学家，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被开除出了军事部门，才分配来你们厂里。总工程师对于核武器不感兴趣，但他一直在秘密研究时空旅行，用了整整半辈子。但这是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到处都是克格勃密探，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一定会被抓起来流放到哈萨克共和国或北冰洋的小岛。总工程师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你格奥尔基！因为你是中国人，人际关系最最简单，而且你单纯而可靠，有着忠诚和沉默的品质。而你也很聪明，非常善于学习。对啊，是你告诉我的，你自学了物理学和量子力学还有相对论。虽然，你只是个实习电工，但你的脑子里却装着所有最前沿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你还跟我说过黑洞和虫洞理论，就算我基本听不懂，但我相信你。
很遗憾，我不是格奥尔基，很遗憾，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我真的很想大声说出来，却压抑在喉咙口无法言说。最后，我却点着头说，是啊，相信我，我们就是时间的一部分。
卡佳的身体蜷缩起来，仿佛躲藏在秘密基地的深处说，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我父母在国内叛逃的消息，我真的很恐惧，将会因此而跟你分离。你应该记得啊，我突然问你，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会先死去怎么办？
我会穿越时间，找到那个过去的你，或者是未来的你。
刹那间，我的脑子像被一盘录音带灌录了，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句话，来不及思考，便已脱口而出。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啊，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了，对你来说也许只是昨天，或者是上个月，对吗？
老天爷，我居然说对了？刚刚那真是1958年格奥尔基对卡佳说的话吗？我无言以对。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郊外森林地下的秘密基地，格奥尔基，你告诉我时间是可以穿越的，但暂时还没有找到控制的方法。你无法决定是穿越到1900年还是2000年。但，只要能保存一根头发，里面藏有我的基因信息，就会引导你来到我所处的时空。
所以，你拔了一根头发留给我。
卡佳猛点头！抚摸着她特意染过的满头黑发。那根头发还在你手里，对吗？我二十多岁的头发，那时发质很好，又黑又亮，粗粗的也不分岔，苏联女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头发？我只能随便编了个理由。时空隧道里无法保留下那根头发，否则我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了，很遗憾。
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我能看到你，摸到你的脸，就很满足了。
在她的手触摸到我之前，我退到门口说，卡佳，今天太晚了，你早点睡吧。
你去哪里？
1959年，莫斯科。我回答，新乐路东正教堂的地窖，那里连接着莫斯科森林里的隧道。我必须回去，总工程师还在等我。
你还会回来吗？
一定会的，但我每次穿越时间，到你身边不能超过十二个小时，否则我就会在时间中消失，这个理论很复杂，就好像我们不应改变历史一样。
好的，下个星期，我等你！晚安，格奥尔基。
转身离开卡佳，冲下黑暗的楼道，回到铺满落叶的思南路上，我竟直奔新乐路的东正教堂，仿佛要回到1959年的莫斯科。阴冷的上海黑夜，仰望天蓝色的拜占庭式圆顶，我决定成为格奥尔基。
但他是一个电工，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好在我爸爸也是电工，我在家里重新学习了电工知识，还有爸爸书架上那些厚厚的工具书。我跟着爸爸爬上爬下使用各种工具，万用表、电笔、十字和一字螺丝刀、斜口钳……
我恶补了许多科学资料，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虫洞理论、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那一年，我在榕树下论坛，担任了科幻版的版主，第一次读到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和《全频带阻塞干扰》。我还写了个短篇小说《夏娃的密码》，投稿给第一届倪匡科幻奖，虽然入围，但没得奖。
冬天，我作为格奥尔基从莫斯科穿越而来，穿上以前爸爸厂里的工作服，带着所有工具。我告诉卡佳，她的这间顶层屋子，年久失修有电路危险。我装模作样帮她检查电线，还真的排除了两个隐患。她问我，这些电器都是在1959年以后发明的，我怎么会那么精通呢？
卡佳，我还去过很多时代呢！1968年的越战春季攻势，1979年的伊朗革命，1991年的苏联解体……但这些秘密我都守口如瓶，要知道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虽然没有人敢相信苏联会在三十年后不复存在，但克格勃还是会把我抓起来的。
你回到过过去吗？
嗯，回去过，比如1945年的柏林，1917年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815年的滑铁卢。
格奥尔基，你能回到1958年的上海吗？
干什么？
你知道的，我是怎么离开莫斯科的？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
嗯，如果你能在1958年的秋天，在上海阻止我的爸爸妈妈叛逃去香港，让他们安心留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就不会被迫离开莫斯科了。那样的话，我的命运，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再也不用分离那么多年。我会嫁给你的，在1959年的莫斯科，我们将是一对红色夫妻，学成归国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的爸爸妈妈，等到文化大革命还是会逃跑或自杀，或被抄家后一无所有。但我会跟你走的，格奥尔基，跟你去你的老家，去你们单位，哪怕放弃电影导演的梦想，哪怕只做个俄语教师。但我们会幸福的，我还会为你生一大堆孩子，可以吗？
一个老太太这样对我说，我紧张地从沙发上摔下去，还得拼命掩饰慌张，后悔刚才的牛皮吹太大了。
不……不可能的……
你不愿意？
不是，我愿意，但我做不到！我绞尽脑汁地和上次的谎言衔接上，免得有什么前后矛盾。对了，我不是说过吗，虽然，时间旅行可以实现，但无法选择准确的时间点。我不能设定具体哪一年哪一个地方。
胡说，格奥尔基，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每周一次雷打不动？
她真的着急了，手舞足蹈的说话样子，很像苏联电影里的人物。
因为，你的头发可以给我定位指路啊。说完我就想狠狠掐自己，因为我说过那根头发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但我还得圆谎。哦，你留给我的那根头发，虽然消失在了时间隧道里，却给你留下了时空坐标，让我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但我找不到你的父母，更去不了1958年的上海。
格奥尔基，可你为什么现在才找到我？
老太太说到这里，眼眶又红了一圈。是啊，为什么要等到红颜白发呢？为什么不在1960年？哪怕二十年前也好啊。
对不起。我无法再编下去了，自己的泪腺也有些控制不住。
别说对不起！我从来……从来没有抱怨过你。格奥尔基，这一切，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何干？
得抓紧机会转移话题，我抛出第二个不可能的理由——卡佳，我可以穿越时间，但不可以改变历史。
去他妈的历史，老太太淡淡地说了句脏话，最好全都给我改变了。
要是如你所愿，你没有在1958年离开莫斯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的话，那么今天坐在这里的你，就一定会消失的！
那就让我消失吧！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就是为了等到这个机会。不然的话，三十年前，我就已经死在了苏州河里……你不懂，那时候自杀很容易的！
我懂的。
哎呀，我见不得女人哭，更见不得老妇人哭，我忍不住伸出手指，抹去她脸颊上的眼泪。
你不懂！
卡佳躲开了我的手，她把头埋在膝盖里，断断续续说着对不起……有个秘密，我一直藏了四十多年，始终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我想要是有朝一日，你真的出现在我面前，该不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卡佳，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没关系，就当我不知道。
不，我必须要说，否则对你不公平。你看，我只是个老太婆，除了你以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也没必要继续藏下去，听我说——1958年，在莫斯科，你带我去过森林里的秘密基地以后，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个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家酒店，只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才可以享用，有特供的葡萄酒和里海鲟鱼子酱，有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奢侈品。你还记得阿廖沙吗？我跟你说过，也是我们中国留学生，他的爸爸当时位高权重，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是他邀请我去那家酒店，我们普通的留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明白了，我原谅你，卡佳。
格奥尔基，你不能原谅我！你必须不原谅！绝对不能宽恕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我！也绝对不能宽恕阿廖沙！如果，我还在你心里的话。
嗯，我不原谅。
阿廖沙请我吃了顿大餐，我们一起喝了些伏特加。你不知道，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的酒量能喝倒大多数苏联男人，在你面前我却滴酒不沾。阿廖沙说，上头已经决定了，让我从莫斯科电影学院退学，立刻送回国内。但只要我答应跟他在一起，他就可以通过他爸爸，解决所有的问题，就算不会宽恕我的父母，至少可以宽恕我本人——只要我写封公开信与父母断绝关系。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留在莫斯科读书，还有机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女导演。前提是我成为他的情妇，搬到他在郊外的别墅。
听起来挺诱人的。
嗯，我同意了。
卡佳已哭得泪水涟涟，像个丢失了糖果的小姑娘。看着她老去的容颜，冬日阳光底下银色发丝，我不知该说什么。
对不起，格奥尔基，1958年，那个莫斯科的冬夜，在酒店的高级套房里，我陪伴阿廖沙度过了一夜——不，干吗那么文绉绉的？说大白话嘛，就是陪这个男人睡了一晚上……
可是？
我知道你的疑问，第二天，我改变了主意，我感觉身体很脏，打心底里厌恶自己。我对阿廖沙反悔了，拒绝做他的情妇。因为，就算这样留在莫斯科，我也不可能再见到你了。我会变成一只笼中之鸟，被他用完后再抛弃。如果是这样的我，你还会要吗？你先别说！不管你会怎么想，但我不能接受，怎么可以再把这个身体交给你？那是委屈你了啊，无辜的格奥尔基，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那天晚上，是我的第一次。
卡佳……卡佳……卡佳……
我轻声呼唤她的名字，但她摇头说，我本来是要留给你的，可我却为了自己，为了能留在莫斯科，为了……
别再说下去了。
我真的，很想抱着她，安慰她，我的卡佳，我是电工格奥尔基。
所以，我要和你说对不起，我该恨谁呢？阿廖沙？我的爸爸妈妈？我自己？还是……那瓶高烈度的伏特加？
这也是你后来讨厌酒精的原因？
她深呼吸了一口气。十多年前，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阿廖沙，他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头发都掉光了，是西北某省的一家大企业的总工程师，正在大会上畅谈思想政治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一点都恨不起来。
虽然，我很担心卡佳的情绪，但我要回去了，1959年莫斯科森林里的秘密基地还在等我。
等一等，格奥尔基，你还记得吗？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当我沉默着不知如何回答，她抢先说，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门口，眼前是冰封的莫斯科河，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我清楚地记得时间：1958年12月30日。几天前下过大雪，刚好到这天放晴。我们坐在台阶上，脚下白茫茫一片，远方是各种建筑物的天际线。接近傍晚，天边的晚霞很漂亮。
是啊，我记得。
那时候，我说等我回国以后，每个周末都会邮寄明信片来莫斯科给你的。
卡佳，我一直都收到的。
我还对你说，格奥尔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等你老了，我还会来找你的。我想，如果我是格奥尔基，我会这样回答。
卡佳点了点头。是啊，我很高兴，你也记得那么清楚——等我老了，你还会来找我的。现在，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格奥尔基，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吧。我已经把秘密告诉了你，就算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配不上你，何况当我老了？记得下次穿越时间，可以去1950年的上海，那会儿我还是个拖着两根辫子的少女，我会喜欢上你这个电工的。
好啊，我答应你。说着说着，我已退到门口。
1958年，最后一天的早上，我踏上了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从此以后，我没有过你的消息。你可知道，格奥尔基，我去过你以前的单位，还去过你的家乡，见到了你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但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他们都说你被派遣到苏联实习电工，但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你大概是消失在时间隧道里了吧？
也许，你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而我的时间只过去了四个月。
说到时间，已进入2002年。这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我很想拿给卡佳看看，虽然首印只有五千本。但我想到在她面前，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中国电工，而不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喜欢写作的邮局职工。所以，我不能解释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只能强忍着不告诉卡佳——如果她没有被助动车撞过，如果她的记忆没有混乱，她一定会为我而高兴的！说句题外话，这本书在几年后翻译成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了，得到了一个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的评点。我匿名地给她邮寄过一本，不知道她看过没有。
从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时间旅行者格奥尔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个周末，我都会陪伴她两个小时，帮她阅读书架上她最爱的书，跟她说说我杜撰的世界新闻，比如美帝国主义行将崩溃，古巴和朝鲜人民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偶尔也带她到复兴公园里走走，让她回忆起莫斯科的公园和森林。
有一天，还是在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当我为卡佳胡诌穿越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遇见丹东和路易十六时，听到了敲门声。
平常除了我，不会有任何人来敲她的门。是我替她开门的，外面是个老头，估计有七十岁了。他报出了卡佳的真实姓名，问这是她家吗。
是的。
太好了，你妈妈在家吗？当他摘下眼镜，我才明白，他把我当做了卡佳的儿子。不过，我妈妈可比卡佳年轻二十岁呢。
是谁啊？卡佳出现在了门后。
他看着她，一句都没有说。
她也看着他，皱起眉头，咬着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说出这个名字。
你是谁？
卡佳问他。老头的眼角抽动，强忍着不在我面前失态，轻声回答，格奥尔基。
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把门口的灯都打开，想看清楚老头的脸，发现他很像一个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这个老头，仿佛四十年后的我。
他就是格奥尔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欢过的男子，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实习的中国电工。
但我很紧张，慌张地躲藏到墙角，注视着卡佳的表情，她看出来了吗？
卡佳依旧沉默不语，盯着老头的脸盘，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镜了。
老头站在门口问，卡佳，你还好吗？
卡佳不响。
他接着说，1958年，你离开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两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他才卷铺盖回国。那时候，我们国家紧缺技术工人，因为在苏联的发动机工厂工作过，他被调去了军工系统。在西北沙漠的深处，生产第一代弹道导弹。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仅次于原子弹，所有人都不能与外界来往，家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联系不到卡佳。后来他成了工程师，成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结婚，生了一对儿女，一直干到光荣退休。去年，他的妻子过世，儿女也结婚了，他自由了。于是，老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这里。
他是格奥尔基，而我是格奥尔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着卡佳，准备悄悄溜号，让他们两个人独处，毕竟已互相寻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却摇头说，我不认识你。
她说的那么冰冷而决绝，让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
卡佳，不要这样对我，不要……
老头才说了半句话，卡佳就赶他走了，大声叫喊起来：你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格奥尔基在这里——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说什么？这个年轻人是我？
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不然我打电话报警！
话音未落，卡佳已强行关上了房门。
而我不知道说什么，她一个人缩在沙发里，随意地翻着几本书，连眼镜都没戴上，想是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我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老头仍然徘徊，不断抬头仰望这扇窗户。
第一次，我觉得卡佳不但刻薄，而且残忍。
再见，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别卡佳，我冲到思南路，看着那个四十多年后的我。我那架势像是要打人，但他并不害怕，挺直胸膛看着我。我羞涩地说，对不起，她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你是谁？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亲切，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冒牌货，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头从兜里掏出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根女人的头发丝，说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后送给他的东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说说吗？也许，她会想起来的。
哎，不必啦，谢谢你。
谢我什么？
老头摇摇头，不声不响，离开了。
我想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调动了，因为写作引起领导关注，我被调离基层的邮政局，来到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在机关里编写邮政史和企业年鉴。
对于卡佳来说，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奥尔基，突然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
也许，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很残忍，但我不能再继续伪装下去了。
隔了半年，进入盛夏时节，漫长的“非典”灾难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我不是她的格奥尔基。
但家里没有人。我到处找她都没有消息，邻居说她失踪三天了，许多老年人就是这样走失的。我有个表哥叫叶萧，是个很厉害的警官。通过他的帮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证被人使用过，购买了上海飞兰州的机票，刚入住当地一家宾馆。难道有人盗窃了她的身份证？还是更可怕的事？叶萧帮我询问兰州警方，确认入住宾馆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电话到宾馆房间，恰好她接起电话，告诉我，他死了。
谁？
格奥尔基。
我的脑中掠过那张四十多年后自己的脸。
原来，卡佳是去参加葬礼的。
我去找她，也买了张飞机票去兰州。参加追悼会的有老头的子女，已是儿孙绕膝，还有军工企业的领导，多年的老同事们。但没有人认识卡佳，她独自穿着黑纱，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风吹湿了她的眼睛，遗体被推去火化时，卡佳远望着他窃窃细语——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对她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么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
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
她被烧毁过很多次
她在废墟中长大
树木向天空伸展
因为它们相信天空
而天空相信热情
相信这善意的大地
阿列克桑德拉 阿列克桑德拉
什么在我们面前飘动
这是岑柳在马路边
用华尔兹的舞姿播撒着种子
岑柳用它树木的婆娑
谱成动听的维也纳圆舞曲
它们将破土而出 阿列克桑德拉
呼吸莫斯科的空气
花楸树装点着莫斯科
橡树绅士般站立
还有排排的岑柳茁壮地成长
莫斯科期盼着被树荫覆盖
莫斯科会让每棵小树
都有生长的地方
——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主题曲《亚历山德拉》
尤·维兹博夫/词；谢·尼基津/曲
第8夜 上海爱情故事
所谓恋爱啊，只要参加了就是有意义的，即使是没有结局。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那一霎，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这都将会变成你活下去的勇气，而且会变成你在黑暗中的一线曙光。我一直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
——赤名莉香
中学时，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功课很好，尤其理科，完爆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但他超爱看《东京爱情故事》，强迫我们叫他丸子，弄来一套大大的风衣，摆出日剧里织田裕二的范儿，开头闭口都是赤名莉香。
后来，听说他考进了重点大学，跟赤名莉香一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七夕前一天，同学会。他重新出现，已是一家上市游戏公司的部门经理，年薪五十万，持有价值千万的公司股票。他独自在角落里抽雪茄，不理睬其他老同学们谄媚的搭讪，看着窗外夜色中的黄浦江。
女同学们说要早点回家了。最近流行变态杀人狂的传说，已经出了好几起凶案，都是深夜独行的女子，遭到神秘男人尾随强暴，作案手段极其凶残，简而言之，就是先奸后杀，再奸再杀，再杀再奸……
忽然，他缓缓吐出一团臭臭的烟雾，侧脸对着我说，我遇见莉香了。
我看到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摇头，算了吧。
嗯。
你说的莉香是谁？
A面
莉香就是莉香。
她叫莉香，湖北人，九零后，二十四岁，笑起来，眼睛与眉毛细细弯弯的，就跟年轻时代的铃木保奈美几乎一样。但她不知道铃木保奈美是谁，她只知道，偶尔有人说她像日本人；她又不知道，也有男同学私下议论她像某个新出道的AV女优。
念中学开始，她就讨厌自己的名字，凡是带个“莉”字，带个“香”字，都被认为庸俗不堪，而她居然叫“莉香”，简直乡气得要命。高中毕业的暑假，她去派出所改名字，想了个韩剧范儿的名字：恩善，却被户籍警拒绝。后来，当她看到《来自星星的你》，还想过改名颂伊。
大学毕业，她拿着广告专业的本科文凭，坐火车来到上海。
第一天，她搬进中远两湾城的群租房，留给她的空间只有五个平方米。
第二天，她逛了陆家嘴，指着最高的一栋楼说：我要在这里上班！
第三天，她在招聘网站投出几十份简历，然后去了“欢乐谷”游乐场。
莉香玩了高速弹射的“天地双雄”，过山车“绝顶雄风”，还有古典的“谷木游龙”与“矿山历险”……依然不过瘾，最后去了鬼屋。
从小，她就是家里的胆大鬼，她想知道还有什么能吓住她。
玩了十来分钟，她觉得鬼屋好无聊啊，正要离开的瞬间，身后出现一个真鬼。那是个披头散发的判官，脸上抹着猩红的鲜血，吐出条长长的舌头，还伸出乌黑的手，抚摸她耳朵后面的头发。
莉香的心脏差点支离破碎，面色煞白，几乎小便失禁，破门冲出鬼屋，倒在花坛边吓哭了。
离开游乐场，回家路上，她才发现，手机丢了。
苦逼。
当她换了新手机，接到的第一条信息，是她投过简历的游戏公司让她去面试。那家公司刚上市成功，最有名的一款游戏，是经常蹦到你桌面上来的女神联盟。
没过几天，莉香就去这家公司的市场部上班了。
试用期月薪五千，转正后八千。但她依然住在群租房，每天早上起来挤地铁。从中潭路坐三号线轻轨再换乘九号线。出门前，她会精心打扮一番，远看像韩剧里的女白领，近看都是七浦路的货色。早晚高峰，这份优雅就打了对折，地铁里挤满人，必须用包包挡住胸口，以免被色狼偷袭。夏天还没过去，她不太敢穿裙子，常热得双脚捂出痱子，因为亲眼看到，有人拿手机偷拍裙底。
不像那些漂亮却懒惰的女同事们，总是把脏活累活扔给男同事，自己整天没事逛淘宝下订单，要么躲在角落补补妆发微信，或者学文艺狗捧一本村上春树作装饰。莉香上班很卖命，经常主动留下来加班，为了写市场部的文案，在办公室熬到深夜——为什么不带回家去写？是她不想漫漫长夜在又臭又挤隔壁还有做皮肉生意的女人的群租房里度过。
但是，最近流传本市出了一个变态杀人狂，专捡深夜独行的年轻女子下手，先奸后杀，再奸再杀……
她原本不相信这种传说，早上出门，发现路边有大群人围观，数辆警车闪灯，刚有一具女尸被发现。死者是住在隔壁小区的夜总会小姐，凌晨三点，下班回家路上被杀，凶手之残忍就像屠宰场的劳动模范。
莉香惶恐不安地到公司，发现所有人都在传这件事，女同事们都说再也不敢加班，就连有GAY倾向的男同事也相约要一号来护送回家。
当她打开电脑台的抽屉，发现多了一部手机。
奇怪，这是她刚来上海时的手机，在欢乐谷的鬼屋里丢的。
它是怎么回来的？
但是，莉香不需要它了。她早已用转正后的月薪，给自己买了台IPHONE5。眼前这台穷逼的山寨机，大四那年买的，只花了五百块。她取出SIM卡，删光手机里的信息，扔进了垃圾箱。
新手机收到一条语音微信，打开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莉香，今晚我送你回家好吗？
发来微信的名字叫万治，是公司技术部的程序员，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廉价的T恤，在她来上班的第一天，就隔着三十六个格子间，遥遥痴望她的宅男。
不过，莉香并不讨厌万治。
他并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家伙，相反还带有技术宅特有的羞涩，在谈恋爱追女孩这个技术活上，完全是白痴的级别。他是山东人，属于读书最刻苦，高考分数放到北京可以进清华，但在山东只能进二本的那种。他拿着两万块的月薪，但要往老家寄一万五，给赌钱的老爸还债。他完全过着屌丝生活，每天中午去公司楼下吃丸子米线。
莉香觉得他有种天然呆。
这一天，恰是七夕，她还没想好，要不要答应万治。
等到下班，市场部经理突然袭击，邀请她共进晚餐。莉香有些忐忑，不知是要准备“啪啪”还是“啪啪啪”。但她还是答应，皮包里装着一包防狼喷雾剂。
农历，七月初七。
看不到银河，更没有鹊桥，倒是街上有牛郎出没。
俯瞰黄浦江的日式包厢，三十多岁的经理，抽着浓浓的雪茄，看起来较年轻，目光迷离地打量着她，怔怔地说：你知道吗？莉香，我最喜欢你的名字。
才不呢！这名字老土死了！她实话实说。
你不知道赤名莉香吗？
她是谁？
忽然，莉香邪恶地心想，难道是经理喜欢的AV女优？
没人跟你说过《东京爱情故事》？
我只看过《北京爱情故事》，电视剧和电影都看过，最喜欢“橙子”了，她回答。
经理莫名地苦笑，你们这些九零后啊。
而在他的青春期，是看着“东爱”长大的，曾经最爱的，铃木保奈美。
于是，他跟莉香述说了赤名莉香的故事——
赤名莉香是个平凡的女白领，在新同事完治到公司的第一天，莉香去接机就爱上了他，从此一直叫他丸子。而丸子在东京有两个同学，分别是花花公子三上与乖乖女里美。这个四角关系是这样的：莉香热恋丸子，丸子初恋里美，里美暗恋三上，三上玩弄里美。但是啊，莉香就算知道丸子的心事，仍然一门心思女追男。当两个人终成正果，里美却跟花心的三上分手，回头又来找丸子。这回，里美成了万人厌的小三。但，丸子终究还是回四国老家去找初恋，而与莉香错过。三年后，当丸子与里美早已成为夫妇，在东京的大街上偶遇莉香。里美识相地回避，莉香在天台上对丸子说——
不是常常有机会遇到可以爱他一生的人的，不过喜欢上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很珍惜爱过你的一切回忆，我真的这么想哦！爱过你的回忆，被你爱过的回忆，一直都好好地在这儿（心口）。不是能想着明天爱情会变得怎样而谈着恋爱的，就是有那时候的我，才有现在的自己，我真的能够对自己这么说：你做得真好。不管在做什么，我就是我自己。
丸子被感动，还想挽留她，莉香却拒绝。告别时，两人相背渐远，莉香突然回头喊：“丸子！”挥手，转身，大步，离去，永别。
经理说到这里，居然眼角渗出泪滴，他说，电视剧的最后，在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陪伴下，丸子回到了妻子身边，莉香则独自微笑着漫步在东京街头。
忽然，眼前的莉香递给他一块手帕。他下意识地要抓紧玉手，莉香迅捷地抽手回来，起身说，谢谢经理请我吃晚饭，但我要回家了。
经理不知所措地看着她走出餐厅，刚要追出去却被服务生拦着结账，转头再也找不到莉香了。
七夕，上海的夜。
她没有打出租车，而是钻进地铁，飞驰在深深的隧道。疲倦地靠着车门，回想着经理刚才的话，脑中全是另一个莉香。
打开手机，看到万治发来的微信：莉香，你在哪儿？晚上回家小心。
丸子。
情不自禁，心底跳出这两个字。
于是，她回了微信：你能到苏州河边的中潭路桥来接我吗？
末班地铁出来，她步行回家。
深夜，沿着无人的苏州河畔，四周摇晃着夹竹桃林，河水扬起阵阵腥味。
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
还有，呼吸。
男人的声音。
想起今天早上，苏州河对岸，那具悲惨的女尸，难道，那个……就在……那个……
有没有搞错啊，七夕夜了，人家去开房，你却来奸杀？
莉香猛然回头，惨白路灯下，身后果然有个男人，露出一张判官般的脸。
她似乎见过这张脸？
鬼屋？
刹那间，她从包中掏出防狼喷雾剂，全都喷在男人的眼睛里。
她不敢看对方怎样，只顾着飞快向前跑，却迎面撞在另一个男人怀中。
丸子？不，是万治。
他面红耳赤地搂着莉香，问她怎么了。
送我回家！
莉香始终缩在他怀里，安全地回到群租房的小屋。
七月初七的夜……
第二天，万治和莉香一起坐地铁上班去公司。路上收到手机报的信息，说是昨晚深夜，连环变态杀人狂落网，被巡逻的民警抓获。
忽然，她明白了，那个杀人狂，已经盯着她好久了——判官！
从欢乐谷的鬼屋开始，他扮演成判官，变态地摸她头发。后来，又把她遗失的手机，还到办公室抽屉里，那根本就是个警告！而她并未在意，直到昨晚，他终于要对自己下手。
好险啊，要不是那支防狼喷雾，要不是及时出现的万治，恐怕现在的莉香就躺在法医面前了。
莉香把头靠在万治肩上，柔声说：丸子。
B面
杜笔安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欢乐谷的鬼屋里扮鬼。
在此之前，他已连续三个月没找到工作了。他是贵州人，在北方读的大学，一所民办学院的计算机专业。他梦想要成为一个NB的程序员，至少也能开发出一两个IOS程序。但是，那些网络公司的HR主管，看到他的毕业证书，就摇摇头让他滚蛋了。
扮鬼的第一天，杜笔安换上判官的装束，戴上长长的假发，脸上抹着鲜血样的红颜料，舌头里贴着一根红带子垂下来，就像吊死鬼。他的任务是躲在客人背后，突然跳出来吓唬别人。如果对方不是个壮汉或是大妈，没有被客人打断腿的危险，就可以摸人家头发或耳朵，制造恐怖的效果。
他摸的第一个客人，就是莉香。
在她的尖叫声中，杜笔安痴痴地看着，那张恐惧时迷人的脸——刹那间，他忘了自己正在扮鬼，穿着判官的衣服，脸上流着血，仿佛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他以为还在大学校园里，偶遇某个如你一样的女子。
他相信自己遇见了女神。
女神被判官吓跑了，杜笔安才发现地上的手机。他急忙抓起手机，穿着判官服冲到外面，吓倒一大片女生。但是，女神已离开游乐场，再也找不到了。
他闭上眼，指间留香，难以磨灭。
杜笔安回家查看手机里的内容，每一条短信，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联系人。
他知道了她叫莉香，知道她的老家在哪里，知道她读了什么学校，也知道她在大二那年，谈过一个男朋友，但只三个月就分手了。
最后，杜笔安找到了她住的群租房楼下。